偶看新闻点痣能用修复液吗?:廉政在线-治理庸散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7:37:15
整治庸官懒政 “反腐倡廉，既要治贪，又要治庸、治懒，坚决反对拿钱不干活、当官不作为的现象。对占着位子不尽职、不干事的，要果断进行调整，绝不能让我们的事业耽误在贪官、庸官、懒官手中。”这是一位领导同志不久前在讲话中对庸官、懒官发出的义正词严的声音。
在一些政府机关，确实有那么一些官员，包括办事人员，“在岗却不在状态，在位却不在谋事”，“混”字当头，碌碌无为，尸位素餐，而且衙门习气严重。对此，必须雷厉风行地整治，决不让那些“太平官”、“潇洒官”太平、潇洒；不然，必将严重贻误党的事业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利益也必将遭到严重损害。
庸官懒政病例
文 / 康泰克
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反腐倡廉也不断地向纵深推进。我们在严厉反贪反腐的同时，正不断地把目光投向庸官懒政，并采取严厉的措施，严肃整治。
我们知道，庸官必然与懒政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庸官的“产品”肯定是懒政。懒政，恰恰就是勤政的反面，是我们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必须着力加以整治并努力将之遏制的。
在某些人看来，“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之类的现象，是机关通病。而且这种现象不是贪污受贿，也没有失职渎职严重，无非是庸了一点、懒了一点，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小题大做。然而，它的危害，果真不值一提吗？
事实上，庸官的所作所为，是作风建设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具体表现。现在，我们就来诊断一下，庸官懒政到底“生”有哪几种“毛病”。
“守旧病”——墨守成规 故步自封
庸官往往都患有这个毛病。得了这种病的人，表现在学习上，是不喜读书、不喜研究；表现在工作上，是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他们不认真学习理论和知识，不深入思考问题，也不想深入实际，不愿探索实践，习惯于老方式、老办法想问题、想办法，办事安于现状，缺乏创新的主动性、探索的积极性，也缺乏为基层群众服务的责任心。这些人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抱残守缺，习惯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拍脑袋”决策，或是“以前就是这么做”的经验型决策。而且，对年轻的同志往往不很信任，总认为年轻同志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缺乏经验、缺乏能力，然而恰恰是自己，要么经验早已过时，要么能力已不适应新时期新形势的工作需要。
广西钦州市一位教师向媒体反映说：“我接触过不少机关的干部，能够坚持学习的很少，不少干部都认为，不学习照样能够干工作，整天迷恋在灯红酒绿中，穿梭于人际关系里，好于钻营，或者巴结领导，为升迁铺路，从中渔利。一谈到学习就自我开脱，我忙！我累！我没有精力！就是不愿意用心学习。有些干部就算是参加政府部门的学习班，也借口工作忙不去或者敷衍了事。”这种现象，就是庸官对待学习的形象说明。
对此，有位领导严肃指出：“领导干部每天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用崭新的理论、创新的方法去面对、去解决，要把问题处理得合理合法合规律，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续繁荣。不学习就会思想僵化、观念落后，办事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用老套套对待新事物，个人进步也因此而停止，还会患上‘营养不良’症，‘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成为干巴巴的‘空心笋’。”
概括地说，“守旧病”最主要体现在思想上的墨守成规、观念上的因循守旧和精神上的不思进取。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认为，当前官员的主要思想障碍，就是墨守成规、视野狭窄、缩手缩脚，具体表现在改革动力不足、创造精神退化，“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犬儒式“唯上”风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呈蔓延势头。
官员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其结果必然是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事业中无所作为。现实告诉我们，凭书本上的条条框框已无法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仅凭往昔经验也无法帮助群众解决遇到的新困难。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要亡党亡国”，决非危言耸听。
改革开放要继续推进，中国要实现持久进步，就得不断挑战本本与教条、突破僵化与迷信，彻底打破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改革开放已经30年，我们应该让开拓创新的精神和不断进取的思想成为官员们普遍的追求，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责任、勇气与胆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开拓创新，勇于探索实践，这样，才能将我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地推进下去，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情况瞬息万变的新形势下，放眼观察并申时度势地定方针、作决策，从而抓住改革发展中的关键之处，始终把握住工作的主动性。
“懒散病”——和尚撞钟 得过且过
有这一毛病的人，其精神状态，一般说都是既懒又散。比如，对学习没有激情、不感兴趣，对工作只求过得去、不求做得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种人，甚至把上班当休养，在“四季如春”的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乃至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即使在，也是心思不在工作上，要么在电脑上聊闲天、玩游戏、看电影，要么“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应酬回来后，则更是把办公室当休息室，瞌目充懵懂酒醒后，到了应酬时间便又继续“酒肉穿肠过”。即便是参加会议，也当作休息的机会，哪怕是部署工作和整顿作风的会议，照样倒头睡觉。
这种人，最讨厌的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去了解情况，尤其是怕到情况复杂、困难较多的地方去。即使下去了，也是心不在焉，走马观花，往往只在会议室里听听汇报，对情况一知半解便打道回府。
总之，患有“懒散病”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头，或者说提不起劲头，往往是萎靡不振、无精打采。学习、工作，都是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由于平时不注意学习和积累，也没有深入实际，更不了解情况，碰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是束手无策。
最近引起舆论强烈反响的就有会议上官员睡觉的“场景”。今年2月20日，云南省昆明市召开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当讲座进行到45分钟时，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突然发现一名官员正在打瞌睡，他大声责问：“你是来睡觉还是来听讲座的！”
这一“场景”曾一度占据媒体的重要位置，说明人们对某些官员精神懒散的高度关注。
一个负责招商引资工作的领导干部——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居然在有关招商引资的会议上倒头睡觉，哪怕你再强调“客观原因”也是说不过去的。不久，这名副局长被责令辞职。其实，当地曾三番五次强调工作作风和组织纪律，2007年呈贡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7个领导干部睡觉，为此县里曾专门举办培训班。然而，2008年春节收假之初，在召开的全县干部大会上，又有干部睡觉。你可以想象，在多次强调作风和纪律之后，这名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仍在昆明全市的重要讲座上睡觉，其作风和纪律可见一斑。
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有官员在严肃的整顿作风的大会上呼呼大睡的。
今年6月30日，陕西省政府召开处级以上干部大会，通报省林业厅等单位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对相关公务人员的处理决定，同时启动省政府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然而，尽管此次整风会议非常严肃，但是许多官员却毫不在意，有的竟然在会上酣睡，“而且睡相千姿百态，蔚为壮观”。
整风大会变成“睡觉大会”，这确实是一个绝妙讽刺。整风，顾名思义，就是整顿作风、整顿纪律。参加大会的领导干部不可能不知道这次会议的特殊性及其重要意义，知道却依旧睡觉，那就只能说明一点，其作风之懒散早已是司空见惯。有舆论认为，会场上睡觉集中暴露了思想上的动力不足和肉体上的慵懒不堪。这话一语中的。
懒怠自然不只是表现在会场上。
更甚者是上班时间躲进饭店、茶楼搓麻将、打牌，肆无忌惮地进行赌博活动。
居然还有抄袭汇报材料的。今年6月，国务院安全生产督查组对贵州省修文县进行安全检查，县政府向督查组做了相关工作汇报。让人纳闷的是，之前，督查组在邻县息烽县也听到了内容雷同的工作汇报。经了解，两县汇报材料结构一致、内容相同，顺序不变，有15处段落雷同，改动的仅是文中出现的数据。后经查实，这是修文县照搬了邻县的汇报材料。不仅如此，修文县政府在汇报材料中竟有一处称“全市烟花爆竹实行‘禁改限’”，这是他们照搬了贵阳市有关材料的缘故。
这确实令人啼笑皆非且匪夷所思，有关官员作风之懒散也可以说出人意外了。按理说，县政府应该认真写好汇报材料，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本县安全生产的情况。然而，他们竟然连一份汇报材料都懒得起草。这哪里还有一点责任意识和认真精神？完全是敷衍塞责。
更让人忧心的是工作的状态。前不久，中央一家媒体的记者到黑龙江省某贫困县采访，刚刚下午4点钟，记者发现，县政府办公大楼就已空空荡荡，静悄悄的走廊里不见一个人影。透过一间办公室虚掩的门，看见一名工作人员正坐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地“斗地主”。记者亮明身份，并表示希望采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有过预约吗？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呀？”显然，记者的造访令其有些猝不及防。他有些慌乱地关掉电脑，先打了几个电话，又出去了一趟，回来对记者说，领导在开会，得先等会儿。随后，该工作人员也不见了踪影。40分钟后，工作人员陪着一位身材发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这名脸色红润的副县长还没有走近记者，一股浓烈的酒味便扑面而来。也许察觉出了记者的疑惑，副县长一边握手一边强调：“我没有喝酒，真没有喝，脚崴了，擦了点儿药酒。”随着他的一个饱嗝，难闻的酒气在房间里弥漫开来。
“推诿病”——推诿扯皮 效能低下
有“推诿病”的官员，常常表现为全局观念不强、责任意识淡薄，想问题做决策不是从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从有利于维护、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首先考虑部门和个人的利益。这种人缺少责任和效率意识，对上级的决策部署，有利的执行、无利的就拖，对与相关部门有关系的工作，也是如此，有利的抢着干，无利的则能推就推，对于需要协调办理、协调落实的，则往往是推诿扯皮；做工作甚至还喜欢讲条件、打折扣，能够得到奖励或可以拿到好处的，就上心思，而对那些苦的累的工作则讨价还价，遇到问题能绕则绕，遇到矛盾能躲就躲。
之所以患有这一毛病，主要是由于对群众的冷暖漠然处之，是群众观念淡薄、责任心不强的典型表现。
事实上，推诿扯皮、效率低下，也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机关病”之一。广东省在一次群众对机关工作的调查中发现，“百姓最不满干部推诿扯皮”。
在人民群众中间，对“职责不清、推诿扯皮”解释最为生动的话语就是“七八顶大盖帽挡不住问题食品的道” 。其实，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没有人管，从田间到餐桌、从养殖加工到市场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有“重兵防守”：农业、工商、卫生、海关、质检、药监等近十个部门都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职责，然而，就是这么一条严密的监管链条却是一再断裂。一位专家说，“监管部门看似分工明确，但不同部门之间的监管职责实际上并不明确，有费可收、有利可图的事情多家监督、检验，有责无利或责大于利的推诿扯皮。”这不仅增加了食品监管执法成本，也容易造成管理的真空地带，给不合格的食品流入市场创造机会。
推诿扯皮的结果，必然是效能低下，并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广西南宁市有关部门10年前向村民潘雪瑛颁发了一本《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但“土地使用者”一栏将“潘雪瑛”的“雪”填写成了简体字“彐”。2004年，潘雪瑛去办理房产证时，被告知《使用证》和《准建证》上的姓名与她身份证上的姓名不符，不能办理。为了开一个身份证明，她在多个部门间四处奔走，耗时一年仍没结果。
她先到津头乡政府要求查询，结果被告知应到新城区土地管理所查询；到新城区土地管理所，被告知应去南宁市国土资源局查询；到南宁市国土资源局一查，发现档案中她的姓名有的写成“潘雪瑛”，有的写成“潘彐瑛”，有的写成“潘彐英”，工作人员告诉她，必须到津头乡政府更改土地档案中的姓名。然而，当她再次到津头乡政府时，又被告知应到新城区土地管理所；新城区土地管理所又告知她，应去原郊区政府开证明。而此时，原郊区政府早已被撤并。无奈之下，她第三次来到新城区土地管理所，工作人员告诉她要重建档案，并给她开列了办理房产证所需的9个条件。“皮球”就这样被踢来踢去。
对此，这位普通的村民十分不解：“既然是乡政府和有关部门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他们就应该承担责任、纠正错误，为什么还要我为开一个证明来回跑断腿呢？”
河北兴隆县孤山子乡沙坡峪村铅锌厂早在2003年就因为排放有害气体严重超标被当地有关部门勒令停产，然而，一年后人们发现这家企业仍在若无其事地生产。第二年3月，当地150余名小学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肚痛、头痛、厌食、浑身无力等疑似铅中毒的症状。疑似中毒事件发生后，当地群众要求政府解释并调查。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县环保局承认“当时该企业并未执行停产令”，而主管矿业生产的一名副县长更是将之解释为“（该企业）在山区内，比较偏僻，以为是停下来了。”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就这样以一句“以为是停下来了”来搪塞，实在太过轻描淡写，对待工作、对待人民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推诿扯皮、效能低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缺乏必要的责任心，说得再彻底些，就是缺乏一种对人民群众生存状态和切身利益最起码的关心。
“争利病”——唯利是图 吃拿卡要
“争利病”的病症，与“推诿病”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显现的是相同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那就是，一些人地方本位、部门本位和个人本位思想严重，为了地方、部门和个人的权力和利益，该公开的不公开、该放手的不放手，热衷于审批收钱，或者是以收费取代管理，甚至是执法定任务、罚款定指标。更严重的是，对基层、对群众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拿了好处乱办事。
“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是“争利病”最典型的表现。
这些年，由于某些官员“争利病”频发，致使行政的怪象乱象时有发生。
从大的层面看，是行政审批过多过滥，而且行政审批大都伴随着收取费用。当然，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中，需要政府进行相应的规范管理，但问题出在有些部门和个人假借政府的名义和权力，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本应由市场做的事，目的只是为自己牟利提供机会。这其实就是“设租”，一些所谓的“门槛”就是为“寻租”而设置的，特别是表现在不同部门之间，冠冕堂皇或巧立名目地争权夺利。
在山东，许多地方的建筑施工企业都曾面临着一个大烦恼，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和建筑管理部门都对工地的塔机进行安全检测，形成了“重复检测、重复收费”的局面，致使许多施工单位无所适从、疲于应付，也苦不堪言。由于政府部门争权夺利，导致济南市的建筑施工现场发生了七十多次停工事件，直接损失数百万元。直到施工单位强烈反映18个月后，这一争权夺利事件才被制止。
这是部门文件“打架”，企业遭殃，还有部门文件“打架”，百姓遭殃的。
在福建省，这几年教育部门和人事部门一直在为一项中小学教师计算机水平考试的“权属”问题僵持不下。在人事部门看来，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是评聘职称所必需的；教育部门则认为，信息技术全员培训考试内容是专门为中小学教师设计的，所以，尽管考试内容基本相同，但老师们“一个都不能少”，两边都必须参加。虽然双方争夺“考权”的名义都冠冕堂皇，其实背后有着“考试经济”的巨大利益驱动。福建省有34万多名中小学教师，如果每人都把364元的培训费、考试费和教材费交齐，考试费用达1.2亿元。
不仅仅是教师计算机水平考试如此，在许多资格证书的认定和颁发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目前政府部门之间为了争权夺利，都在抢着对劳动者颁发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并且部门之间互不承认对方颁发的证书，致使劳动者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精力和财力的负担日益增大。
至于官员个人的吃拿卡要，也屡见不鲜。
在今年6月23日湖北襄樊市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市委书记披露了几起吃拿卡要的案例：一个单位的领导到一家新近投资的企业检查，被指定到该领导妻子所开的酒店吃饭，收费还十分昂贵；有个建筑老板承建了一项改造工程，4个月来几乎每晚都在请部门吃饭，花费10多万元；还有的单位领导，向企业提出加油等条件……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中西部一些地方调查了解到，当前一些私营企业老板最痛恨的就是官员搞权力寻租，吃拿卡要，以权力配置市场资源，使守法经营的人也不得不接受一些“潜规则”。他们说，企业为此支付的“隐性成本”至少占收入的10％以上。 陕西省一名私营企业老板给记者算了笔账：企业一年的销售额有4000万～5000万元，打点各级官员的“渠道费”至少就要花掉400万～500万元。 最让他痛心的就是公务人员中的一些新人也受到“不给好处不办事”的影响，越是年轻人胆子越大，索取钱财越露骨，甚至无所顾忌。公司一个产品标准要通过某部门的审定，一个大学才毕业不久的公务人员就敢赤裸裸地给他打电话，称“手机欠费，需要3000元充值”，在满足对方要求后，事情才顺利办结。在三峡库区某城市的房地产商陈某的感受也很深刻，“如果你见多了官员吃拿卡要的嘴脸，谁还有好印象？”
重庆某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一名科长，在短短3个月任期内，利用文化行政审批的权力，不仅经常在娱乐场所免费吃喝玩乐，而且收受辖区网吧、印刷企业、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等经营者奉送的“红包”2.5万元。2006年9月27日，一位自称“小罗”的人要求变更网吧经营场所，这名科长在接受吃请后，直截了当索要3万元“好处费”。然而，这名科长这次撞上了“枪口”，“小罗”等人是重庆市委、市政府派出的暗访组人员，这名科长也就此暴露。该科长后来交代说，自己认为索要对方现金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事情。
有投资者甚至编出了顺口溜：“谈判承诺好，来后执行难；前任承诺好，后任执行难；政府承诺好，部门执行难；‘阎王’承诺好，‘小鬼’执行难”所谓“小鬼’执行难”，就是个别政府官员的吃拿卡要。
重庆市一位领导对此深有感触地说，类似情况可以说每一个有审批权、检查权的部门都有一套“潜规则”，都有自己的“专车道”。不知道有多少项目被“埋葬”在这些“潜规则”下，也不知道有多少企业被“拖垮”在这些“专车道”上。
“冷漠病”——缺少感情 作风粗暴
这一病症，表现在一些官员官僚主义严重，缺少对工作、对人民的感情。他们高高在上，不愿深入困难地区、企业和农村调查研究，害怕触及困难和矛盾，也不关心群众的冷暖，不愿意与基层群众接触，不了解实际情况，对群众最具体、最现实、最需解决的问题抱着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态度，不愿也没有能力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他们还自认为高人一等，对基层干部群众前来办事态度冷漠、盛气凌人，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让群众寒心。特别是在对待群众的疾苦上，这些人漠视群众的冷暖，明明知道群众有冤屈、有难处甚至有生命危险仍然麻木不仁、不闻不问，直至酿成大祸，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的，表面看是由一件偶发事件引起的，但从深层次看，“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所引发的，偶然中有必然。瓮安县前县长徐银芳也认为“这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而是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因为“群众心里有股怨气，憋久了就要出事”。在对待家属对学生李树芬的死因存在疑问，以及部分群众出现过激情绪的苗头时，当地的一些官员都没有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当地许多群众都说：“如果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哪位主要领导出面接待上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当时的局面就不会失控，大规模的冲突也不会发生。”
前面所说的“长期积累的矛盾”，就是前几年瓮安在对待群众的切身利益等问题上，存在的态度冷漠、处理粗暴等问题，其中，对在移民安置、房屋拆迁、矿产资源开发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采取的漠然处之的态度，是群众最不满的。
贵州省最大的水电站——构皮滩水电站工程涉及瓮安县内水库移民逾4000人。当时移民局列出的生产安置费约每人1.9万元，村民们普遍认为价格过低，并称移民局截流相关费用。2007年3月底，移民区的村民们都收到乡政府通知，被要求在3月31日前搬迁完毕，“逾期不迁，后果自负”。4月6日，在瓮安县政府负责人带领下，包括县移民开发局和公检法在内，逾百人的队伍开进村里，该村所有房屋被挖掘机强制拆除，拆迁者还将部分木屋点火焚烧。不仅如此，拆迁者锯断了水位线下所有的果树，扯掉了全部的庄稼，未长成的青苗则被喷洒除草剂毒死。“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雨，东西全都被淋湿，人只好随便拉一些油布躲雨。”另外，在土地补偿方面，村民们也认为，按照国家标准，果园每亩补偿1.6万多元，而他们得到的补助是每亩约7000元。对群众的屡次要求，都没有给予满足。
由于开挖磷矿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没有引起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从2002年开始，开矿污染了农村的水源，并导致人畜饮水困难、庄稼绝收。但村民们向政府的投诉得不到回应。更让人吃惊的是，2007年4月29日，县政府通知村民代表前去开会“解决问题”，当天共有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内的14位村民代表前往县政府大楼会议室。会至中途，县公安局突然来人，带走了11名代表。协调会变成了“鸿门宴”。
如此，矛盾的激化就是必然的了。对此，石宗源认为，在处置一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在与瓮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时，石宗源厉声痛斥了当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渎职行为。这是一个媒体广泛报道的细节：“石宗源大声问大家：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不该下课啊？代表委员激动地齐声应答：应该！石宗源说：对！该下课的统统下课，决不姑息！大家热烈鼓掌。”
其他，如河南省虞城县利民镇南关村恶霸郜富强长期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一些村民被迫远走他乡；四川省资中县细心村1千瓦时电价格高达3．79元，一些付不起电费的农民被迫又点起煤油灯……对这些严重侵害和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当地一些官员竟长期熟视无睹、置之不理，直至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出面过问后才得到解决。
更有面对群众的生命危险无动于衷的。2000年5月19日，吉林省乾安县仙字乡动字村村民来到乾安县政府，向有关部门反映与邻村发生的草地纠纷问题。正拥挤间，16岁少年陶汉武昏倒在了地上。村民陶金城说：“我当时抱着孩子，一边掐他的人中，一边大声喊人叫救护车。当时大家身上都没有电话，有村民请求在场的工作人员用手机给120打个电话叫救护车，结果对方回答说‘没手机’。大家又请求用一下固定电话叫救护车，这些人却说‘电话不好使’。孩子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村民们急得直跺脚。最后，有村民跑到大街上找公用电话打了电话。”小孩终于不治身亡。这件事在乾安县引起了巨大反响。群众强烈指责当地个别官员对待反映问题的群众态度恶劣，特别是对群众生命的冷漠态度。
“享受病”——吃喝玩乐 追求安逸
“享受病”所表现的，是一些官员贪图享受、铺张浪费、追求奢华。有的热衷于迎来送往，吃喝应酬；有的浪费严重，办事不讲成本；有的喜欢攀比，讲排场、讲派头、讲面子，与别人比车子、房子和待遇特别上心，就是不比工作干劲和工作实绩。他们信奉所谓的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整天想的不是如何尽心竭力地工作，而是如何地潇洒、如何地享受，在生活上贪图安逸享受，吃讲档次、穿讲名牌、住讲华丽、行讲舒适、玩讲潇洒，表现出令人震惊的奢靡风气。近些年来，许多地方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公款宴请越来越奢侈，因而公款支出也越来越大。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贫困地区的干部，也照样胡吃海喝，哪怕是欠账打白条；甚至还有为了偿还吃喝款，变卖政府“家产”的。安徽省明光市司巷乡属于贫困乡，１９９１年还遭受过特大洪灾，财政一直非常拮据。乡政府原办公楼因为长期拖欠吃喝款，不得不将其卖掉。乡敬老院是用国家下拨的赈灾专款修建的，土地则是农民无偿出让的。但是乡政府为偿还吃喝债，居然“鸠占鹊巢”，把五保老人赶到了一处破厂房。
还有公款吃喝死人的。2004年7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栗全华到沈寨乡检查工作，中午在乡政府吃饭时，遇到了县政法委副书记舒世平带领的工作组,在敬到县公安局副局长申健时，两人发生了点小摩擦，20多分钟内，栗全华和申健连碰5碗白酒。栗终因重度酒精中毒引起脑出血死亡。恰恰就在前一天，遂平县召开全县政法工作会议，贯彻落实驻马店市政法委的“六条禁令”，其中就有“禁酒”的内容。而翌日即发生“斗酒”死人的事，确实反映了一些官员的思想观念和作风操守上存在的问题。
这些年，玩乐也越来越讲究档次、讲求奢华。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严厉批评一些干部不爱学习、玩风过盛，“一天到晚都想坐好车、跑好路，下基层晚上总想着喝茶玩牌卡拉ＯＫ，都想轻轻松松，能干成事吗？能干成大事吗？”广西钦州市一名退休老干部说得更加干脆：“如今，有些干部‘职级跃升、能级未升’，八小时之外疲于应酬、沉溺玩乐，学风不浓、玩风太盛。”
还有一些官员则喜欢攀比——不是比工作、比实绩，而是比谁的“行头”档次高，如相互比较坐的车是帕萨特、别克还是奥迪，是奥迪Ａ６还是Ａ８；比穿着的品牌是梦特娇、鳄鱼还是LV、登喜路，以至于时时讲享受、处处讲档次，甚至把开会当作是最可以冠冕堂皇地享受的机会。
《人民日报》曾刊登读者来信，反映一些会议纷纷到风景名胜区召开的现象，并称这是借开会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来信说：一到适宜旅游的季节，各地的风景名胜区里，往往是各种公务会议应接不暇。信中还举例说，井冈山因为有“革命传统教育”的前提，各种公费会议常常挤成堆；大连因为是漂亮的滨海城市，特别是夏季凉爽舒适，所以一到夏天，会议常常是“络绎不绝”。这类会议，不仅要当地党政机关投入接待力量，安排旅游项目，同时还要在财力上“出点血”。
“还要在财力上‘出点血’”的，还有名目繁多的“对口接待”。旅游景区所在地的部门和单位，接待任务往往特别重，常常是一拔前脚刚走，又一拔后脚又至。最多的是以“学习取经”的名义，往往是拿出一天半天煞有介事地听取“经验”介绍，剩下的时间便是游览。有的干脆把“学习取经”这一节都“删”去了，直奔“主题”，于是接待方就领着一干人马直奔景点，掏钱陪同参观旅游景点。
更令人无法容忍、也因此受到了严肃查处的是山东滨州市工商局在抗震救灾期间用公款组织旅游。今年5月7日，滨州市工商局决定组织部分副科级以下干部分两批赴福建“学习考察”，并交旅游公司具体安排。旅游公司与该局商定了武夷山等地4日游的行程。5月10日至16日，第一批15人赴闽，到武夷山、厦门等地风景名胜区游览4天，而在福州、厦门学习考察总计不足2天。5月16日，福州市工商局提出因有重要会议无法接待第二批赴闽人员，他们居然仍旧执意前往。5月17日至23日，第二批17人赴闽，沿第一批赴闽人员所走过的城市和路线，到风景名胜区游览4天，学习考察总计不足1天。大家知道，5月19日至21日是全国哀悼日，全国人民都在深切哀悼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然而就在此期间，山东滨州市工商局第二批赴闽人员竟在武夷山等地赴宴、游玩。
还有的热衷于“走出去开眼界”。在一些单位，居然把出国（境）当作福利待遇，巧立名目变相公款出国（境）旅游，甚至以假邀请函、假访问日程出国公款旅游。
“享受病”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正如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对滨州市工商局组织公款旅游案件的通报中所指出的，“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
庸官的“为官之道”
文 / 霍香琬
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对那些作风上存在着严重毛病的人“画”了“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 ，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如此等等。
这些“画像”，形象地“描绘”出了一些官员的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对此类人的“描绘”，也就是对庸官所画的像。这一些习气现在仍可以在一些庸官身上找到“影子”。
然而，人们需要高度关注的是，相当一些庸官，现在的日子还远未到不好“混”的程度；在某些部门和单位，庸官甚至还好过得很，往往是如鱼得水、优哉游哉。他们贪“职”不担“责”、领“薪”不用“心”，但照样“吃得开”、“玩得转”、“叫得响”。
庸官，也就是“太平官”、“潇洒官”；但决不是“讲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说庸官是“太平官”，是因为他们常常在机关里安于太平、甘于平庸；说庸官是“潇洒官”，是因为他们尽管自安于太平、自甘于平庸，但往往工作轻松、待遇不差，生活丰富多彩，日子潇洒安逸，特别是不必劳心劳力，前途往往也一帆风顺，只要不出事、不惹事， 到退休“混”个什么什么“长”，一般都能“心想事成”。所以说，这样的官员，常常是最有“生命力”的。
庸官往往都有一套“为官之道”。具体说，庸官的“为官之道”，主要是四平八稳、八面玲珑、善于包装和笑面菩萨。
四平八稳。庸官“为官之道”中最讲究的是一个“稳”字，最擅长做“不倒翁”。他们缺乏理想信念和从政道德，缺乏创新意识、进取精神和责任观念，工作上习惯于上传下达，跟传声筒、复印机一样，唯领导马首是瞻，只知跟在领导屁股后边，按领导意图办事，看领导眼色行事，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主张和主见，常常是领导说对他不会说错，领导说黑他不会说白，领导说这件事这么办，即使明知有错他也决不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过一会儿领导说这件事这么办不妥，应该那么办，他也马上随口附和说领导考虑问题就是辩证、办事就是周全。这种人就是习惯于察言观色、看风使舵，宁可被认为没有水平、没有能力，也不愿违反领导的意图，不按领导的意图办事，更不敢对错误的决定提出自己的正确建议。
同时，他们张口闭口红头文件、上级指示，全然不顾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实际情况，只知套用框框，只知照单全收，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这个红头文件是十几、二十几年前发的，上级领导是随口说说，已经明显不切合实际或与事实不符，也照样一笔一画严格贯彻执行。
这种人，还喜欢随大流，强调工作不冒尖也不落后，所谓不骑快马也不骑慢驴，骑上骡子最自在。他们怕工作冒尖了要被鞭打快马，同时遭人嫉妒；他们不愿太落后，是怕被领导批评，日子难过。
总之，他们唯一考虑的就是“稳”。于是，在“稳”的思想主导下，没有一点探索创新的精神和攻坚克难的勇气，习惯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习惯于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习惯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习惯于观颜察色、见风使舵，习惯于遇到问题绕道走、碰到矛盾不插手。
当然，这种人也往往不喜欢学习、不喜欢钻研，不喜欢下基层、不喜欢接触群众，所以识见有限、水平一般、能力平庸。让他建言献策，他提不出意见、建议；让他独当一面，更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如果真的让他拍板作决策，那可能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八面玲珑。这是一些庸官立身处世的“锦囊妙计”，就是工作不上心思，信奉“少干事、不出事”，习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或者电脑前津津乐道于聊天、聚精会神于游戏；他们最上心思的是四处找关系，八方交朋友，崇尚所谓的“多栽花、少栽刺”的处世哲学，热衷于“你好我好大家好”，喜欢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他们精心营造“拉关系、找后台”的旁门左道，倾情于“朋友是天，朋友是地，有了朋友可以顶天立地”、“后台是风，后台是雨，有了后台可以呼风唤雨”，显现出庸俗的圆滑世故。
他们信奉“潜规则”，工作原则是广结“善缘”，工作重心是广交“朋友”。对有权有势的人，对亲朋好友，对哪怕是一面之交的所谓熟人，即使所要求的事项不符合政策规定，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的，他们也是打“擦边球”予以放行，甚至是大开“绿灯”。因为如此行事，这种人在社会上非常吃得开，时时有人讨好，天天有人请吃，常常是喝酒要排到三天之后，还时常一天之内要赶场子四处赴宴，因此酒气满身饱膈不断，“脸色红润有光泽”，大腹便便一副“福相”。而且他们还是吃喝玩乐样样拿手，既是饭店舞厅的常客，又是麻局牌场的高手。至于个人要办点儿事，因为已经广结善缘、广交朋友，因此非常方便。
对此，老百姓有顺口溜，称之为是“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热热心心办私事，吃吃喝喝了捞票子”。
善于包装。庸官往往工于心计、善于伪装、巧于包装。这种人与四平八稳的庸官有所不同，他们往往表现出特别的进取之心和上进欲望，也就是，喜好投机钻营，并且巧言令色，为了个人私利和仕途升迁捞资本、做虚功、拉关系、搞奉迎，常常把心思和精力用在“造势”和“谋官”上。
提拔要有文凭吗？他们不怕，什么学士、硕士都能“手到擒来”。随便上个什么班，蹭几堂课，然而抄抄弄弄，特别是所谓的毕业论文东拼西凑一下，也就万事大吉，三年两年，烫金文凭赫然到手。
提拔要有政绩吗？也难不倒他们，或者说，弄政绩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最热衷报喜不报忧，或者一分成绩说成十二分，汇报总结材料就像是没有拧过的毛巾，水淋淋的。这是在纸面上做文章。他们也能玩实的，那也是他们擅长的，就是很会做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到一个地方，还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底细，特别是还没有掌握产业的布局，摸准群众的意愿，便提出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尤其是涉及民生的，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动不动就“五项举措”、“十大工程”，思想还“解放”得很，常常是“敢于贷款发展”、“善于负债经营”，结果往往是财政债台高筑，政府工程变成拖欠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工程。更让人吃惊的是，由于“魄力大”、“敢闯敢干”，一年两年，高就了，拍拍屁股抬腿就走之后，当地的干部群众忽然发现，为了这一“奋斗目标”，为了所谓的“五项举措”、“十大工程”，他们要勒紧裤带，而那“五项举措”也已“举”而不“措”、“十大工程”，也已变成了“胡子工程”。
提拔要有知名度吗？善于包装的他们也有办法。为了政绩，他们常常专门有一套“写作班子”，工作就是“总结经验”，为其捧场，甚至不惜欺上瞒下。所以，可以隔三差五地看到他治下的“亮点”和“成就”。如果有“内奸”将“负面消息”捅了出去，那就会“决不姑息”“绝不手软”地加以“严肃处理”，明的不行，就使暗的，给你“穿小鞋”，不给晋级晋职自是必然结果，年终工作评议肯定是不称职，更甚者，找个借口，辞退或者开除。如果有外地记者特别是中央媒体的记者来采访“负面新闻”，那就如临大敌，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实在阻不过、挠不过，便软硬兼施，就是要让“负面新闻”出不了自己的“地盘”。至于他个人，那就更讲究了，最喜欢频频出现于各种新闻媒体，做到所谓的“电视里有影，报刊上有文，广播里有声”，当地干部群众所看到的，常常是他忙碌的身影和亲民的作风，他也终于在当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笑面菩萨。这也是庸官们的“为官之道”。他们对上级阿谀奉承，常常是满脸堆笑；对同事则是热情有加，笑容可掬；对下级更多时候也表现出平易亲切的样子，满脸和气。就是对工作对纪律，常常放松要求，对不正之风不愿管不敢抓，尤其是不想抓党风党纪，认为吃点喝点拿点算不了什么。不仅如此，庸官们自己也常常要吃点喝点拿点。特别是为了群众对自己能有个好评议，或者群众推荐干部时能多得票，常常是逢人笑口常开，到处串门聊天，起劲地“联络感情”。笑面菩萨们的“群众基础”往往都不错，因而在组织考察测评时“口碑”甚好、票数较多，并进而在提拔使用中得到实惠。
但是，不要看笑面菩萨对上级领导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对同事、对下级也亲亲热热、平易近人，当面对群众时可就是另一副面孔了。遇到群众反映问题，往往是哼哼哈哈、一副官腔，或者是面无表情，说话也无精打采。有时，甚至在正常地与群众交流时都会把脸拉下来，冷若冰霜；碰到群众提意见，则脸色更加难看，稍不如意就发脾气、使脸色，甚至骂娘。至于在平时的工作中，更是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和党的群众路线丢得一干二净，作风粗暴、态度生硬，遇事不商量，动辄靠行政命令甚至政法机关去推动工作，结果是矛盾越积越多、工作越做越被动，群众也越来越不满意。于是，机关里的笑面菩萨，在百姓面前终于变成了凶神恶煞，当然群众也对其怨声载道。最终，庸官的这套“为官之道”，在群众面前终于吃不开、叫不响、玩不转。
人民群众痛恨贪官，同样也瞧不起庸官。虽然庸官没有像贪官那样直接贪污受贿，但他们大把大把地花着纳税人的钱，却“有其名”而“无其实”、“在其位”不“谋其政”，同样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伤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说：“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任务更加繁重、形势更加复杂的新的历史时期，庸官的存在，这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危害是非常巨大的，也是不能容忍的。
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去除庸官太太平平、潇潇洒洒地“生存”的环境，特别是改革绩效考核机制、完善选拔用人制度，把好不选庸官的尺度，扬起抽打庸官的鞭子，让庸官丢尽面子、失掉位子、少掉票子，使其日子不再好过、升迁困难重重，使庸官的这套“为官之道”失灵，也失去市场。
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指出，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体现用人导向，关乎党风民意，关系事业发展。因此，我们一定要表扬、鼓励、提拔、重用那些锐意创新、干事创业、作风踏实、清正廉洁的党员干部，使真正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兢兢业业工作的干部越来越多，成为我们党和政府执政兴国的中坚力量，也成为人民群众可信赖可依赖的优秀干部。
整治庸官应动真格强考核
文 / 王传利
当前，一些庸官懒官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他们中有的唯权是图，巧言令色，世故圆滑；有的心浮气躁，不思进取，工作上敷衍了事，庸碌无为；有的拉拉扯扯，欺上瞒下；有的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脱离实际，劳民伤财；有的贪图享受、奢侈浪费；有的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的安危冷暖漠不关心，工作办法简单粗暴，甚至肆意欺压群众。群众对此极为痛恨，对庸官懒官现象是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
第一，治理庸官懒官，要提高对庸官懒官造成危害的认识。
庸医治病，固然可怕；庸官当道，亦令人担忧。贪官固然可恨，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庸官懒官亦复可恶。他们在位虽然不贪不占，但一事无成、平平庸庸，只会做官、不会做事。殊不知，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就是失职，庸官懒官的危害性并不逊色于贪官。2005年11月，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严重污染了松花江，哈尔滨市400万居民断水4天，许多企业停产、半停产，中小学校被迫停课，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不可估量。事后披露出来的材料表明，这起事件与地方某些官员刻意隐瞒、互相推诿有关。据权威统计，全国因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占世界同类死亡人数的70％。而在2004年，中国矿难死亡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者总数的80％！每一起煤矿事故背后，都有庸官懒官作祟。如果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 的“平庸病”流行，必然管理不善，人心涣散。平庸懒惰不治，任其蔓延，必然造成管理低效或者失效，执政能力丧失，危及国家稳定和百姓平安。如果把官员腐败比作明显的硬伤，那么，庸官懒官就是暗藏的软杀伤力，一旦爆发，后果极为严重。
第二，治理庸官懒官，要动真格。
对于那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庸官懒官，应该严肃查处，决不姑息。今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发生震惊全国的冲击党政机关事件。风起于青萍之末，发生这场严重的事件，固然与当地的黑恶势力挑唆煽动有关，但更与当地一些干部的不作为，特别是与少数官员庸、懒的作风存在严重问题有关。诚如6月30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下课的统统下课，决不姑息！此言真是大快人心。瓮安县的主要干部被免职表明，当官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有使命感、责任心，还得有真本事。如果马马虎虎、稀里糊涂，对工作不负责任，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和生命造成损失，那就必须严肃查处。
第三，治理庸官懒官，要提高干部的执政本领。
毛泽东在名篇《反对自由主义》中，传神地刻画出了自由主义者的形象，简直活脱脱一幅当代庸官懒官的嘴脸：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等。庸官懒官之所以庸且懒，是因为他们没有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本领。消除庸官懒官，就是要提高干部的执政本领。一位哲人说过：“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能力来源于素质，素质来源于知识，而获得知识的途径首先就是学习和实践。不读书、不看报、不学理论，不成为庸官懒官才怪呢！同为领导干部，有的具有很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事有章法，成绩斐然，有的则思想迟钝，观点陈旧，方法单一，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注意了培养自己的动手动脑的能力。当今世界，新知识、新技术日新月异，如果不能及时吸收新知识，很快就要落伍，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庸官懒官。改变庸官懒官形象，就是要把吹牛、喝酒、打麻将的时间和精力用到学习上，才能高人一筹，有所建树。应注意的是，文凭不等于水平。毛泽东说过：读书是一种学习，实践也是一种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领导干部克服庸懒的作风，要真抓实干，在解决棘手的问题过程中显现本领，提高素质。
克服庸懒的作风，要强化“五个能力”建设，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这“五个能力”是治理庸官懒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围绕“五个能力”的核心内容，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都应努力“提高三个水平”，即：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水平，不断提高统揽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领导水平，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应对突发事件的领导水平。
第四，治理庸官懒官，要加强对干部的考核等一系列制度的建设。
“权为民所授”。干部被称为公仆，公仆自然要为人民服务，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考核。中央新的五年反腐规划提出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该机制直指贪官、庸官，努力改变以往官员“只能上不能下”的局面，有利于激发干部队伍的活力。作为监督者，社会公众最有权威。一个官员庸不庸、懒不懒，人民群众最清楚。所以治理庸官懒官，社会公众必须行使监督权。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在他们面前，庸官懒官无以遁形。
出现庸官懒官，说明我国的权力体制、组织结构以及法律制度方面还存在官员们偷懒的空间和机会。诸如行政不规范，上班聊天、玩扑克、炒股等行为，没有严格处罚的规章制度。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要整治官员中得过且过、滥竽充数的现象，应该从内部和外部强化公务员职业的竞争，将每个岗位的责任具体化，建立科学的、层级清晰的责任体系，严格责任追究，赏罚分明，促进官员尽职尽责。尽责，就要分清责任；失责，就要追究责任。通过考评，加强党风、政风、官风以及官德建设，激励官员兢兢业业，最终形成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符合国家公职要求的公务员队伍。
当然，考评庸官懒官还要注意细节的科学性。如果仅仅以政绩的大小作为衡量庸官懒官的标准，事实上很可能会造成一些地方官员恶性攀比竞争，造成形象工程泛滥。不同的职务岗位对于任职人选的素质要求各不相同，考评标准要根据具体职位的特点加以科学制订。一方面，要细化各项考核指标的权重。考核“一把手”，要加大全局观念和走群众路线等指标的权重；对于副职干部，则应突出协调配合的分值；而对于一般干部，关键是要看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实绩状况。同时，还要加大群众对干部的访谈和测评情况的参考权重。
可喜的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注意并加大了对庸官懒官的治理力度。中央有《干部任用条例》、浙江省有《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这些规章，都是针对患有庸懒症的官员对“症”下的“药”。认真贯彻落实这些规章制度，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庸官、懒官。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庸官问责”在行动
文 / 李君莎
最近，有一位领导在提到干部的观念和作风问题时指出，有些干部“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庸官现象。
当然，我们的干部队伍里，绝大多数都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兢兢业业工作的，他们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探索实践，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他们作风优良、操守谨严，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但是，不可否认，干部队伍里还是存在着一些昏官和庸官，他们中一些人庸庸碌碌、无能无为，搬弄是非、拉帮结派，使干部队伍中出现“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玩的，玩的不如捣蛋的”不良现象，一些人甚至不讲党性、不重品行，拉拉扯扯、吃吃喝喝，搞庸俗哲学、投机钻营，一心谋官、弄权术把戏。这种现象，对干部思想是极大的侵蚀，对干部队伍有极大的影响，对党和政府的形象有极大的损害，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极大的阻碍。因此，必须对庸官及其懒政进行严厉整治，严肃查处庸官，严厉制止懒政。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整治庸官懒政行动。有的地方称之为“问责风暴”，有的称之为“庸官问责”，有的称之为“治庸计划”，有的称之为“效能革命”，名称不一，但实质一样，都属于整饬吏治，推动干部队伍勤政廉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作风、制度和组织保障。
浙江是在全国率先刮起整治庸官风暴的省份之一。
2004年2月，浙江省纪委、监察厅出台了《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媒体称，这一“庸官问责”规章的出台，成为规范机关和机关干部行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意味着“庸官就要和以往的‘幸福时光’拜拜了”。
《办法》规定，在公务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工作制度，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机关工作秩序和效能，导致损害管理和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责任人将被追究效能、纪律和法律三大责任。追究效能责任有四种形式，即批评教育、口头效能告诫、通报批评、书面效能告诫。对情节严重的，除给予通报批评或者书面告诫外，可视情况调离工作岗位、责令离岗培训、建议引咎辞职、降职和辞退等。如果涉嫌违纪违法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处理，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
从2004年2月开始，浙江省已经处理了一批庸官，那些因在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玩电脑游戏，或者擅离岗位、办事拖拉的人受到了严肃查处，其中还有不少人被待岗处理或辞退。一名曾获得过不少荣誉，后来却因工作效率低下被待岗培训的公安民警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时说：“原本以为只要不犯错误就不能把自己怎样，现在终于知道了不能躺在荣誉证书上混日子。”
“庸官问责”制得以在浙江推出，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近年来，浙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均居全国前列，特别是民营经济的活跃势头和公民社会的快速发育，对政府执政能力和行政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使庸官现象令人无法容忍。
浙江温州市开展的“效能革命”，就曾名声大振。
温州的四套班子立下军令状：“效能革命”不管扯上谁，都不留情面、不计后果，铁板一块、铁面无私。一位领导指出，“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方法简单，态度粗暴，办事不讲规则讲关系，‘熟人社会’现象风行，有利就干，无利就推，甚至执法不公、以权谋私，凡此种种，不下猛药，难治沉疴“，并宣布”谁工作效能差，就革谁的命”。“效能革命”开展后，全市即有一些机关干部因违反禁令而分别受到免职、撤职等行政处理和处分。同时，他们还坚持开门整风，以群众呼声为第一信号，视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把机关作风的评判权交给群众。
作风为之一振，风气也为之一变。媒体当时的报道说，群众到机关办事发现：迟到早退少了，上班聊天少了，中途溜号少了；态度好了，作风实了，效率高了。确实，在温州，首问负责制、AB岗工作制、办事限时制、重点事项跟踪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在各单位已普遍实施。
浙江慈溪市开展的严查机关干部“懒、散、慢、庸”行为的整治，被称为“查庸行动”。他们定期不定期地采取实时监控、跟踪办事、模拟检查等方式，对部门、镇乡、基层站所和设有服务窗口的单位进行全面“体检”，一旦发现“病情”立即“手术”，力治庸官、懒官。前不久，已经开展了“查庸1号”和“查庸2号”行动，前者主要查玩，对机关干部电脑上网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检查；后者主要通过模拟情景随机拨打电话等形式，对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应急救助、紧急投诉事项进行效能督查。“查庸行动”对二十几名存在问题的机关干部进行了处理，并追究了数名相关领导的责任。
媒体称，浙江在这方面的积极探索，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新鲜的经验，也为中国社会带来新鲜的政治空气。这一“新鲜的政治空气”迅速向全国各地扩散，其他地方也纷纷开展雷厉风行的“庸官问责”行动。
2005年10月，深圳在全市干部队伍中掀起“问责风暴”，实施了“治庸计划”，目标直指干部队伍中的庸官。在一年时间里，就问责了近三百人，并处理了一批干部。深圳市监察局局长曾举例：市区主要干道深南大道的一处公交站出现堵路现象，附近10万居民每天都要承受拥堵之苦。为解决这一问题，市里曾专门召开办公会议，召集交通、规划和交警等部门研究解决方案。然而在谁先采取措施的问题上，交通局和交警部门却相互推诿扯皮，导致问题一拖再拖。最后，监察局介入事情的调查，分清了责任，对交通和交警两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追究了行政责任。
在强化部门和岗位责任制度方面，深圳市则探索建立了部门责任白皮书制度。2006年，市公安、交通、环保、食品药品、城管等五个部门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向社会公布了部门责任、工作任务及目标。针对白皮书的完成情况，市监察局组织了网上评价，让社会群众进行评议。2007年还将白皮书的范围扩大到了16家政府部门，并在年底进行考评。他们还探索政府绩效评估，实施责任考核。监察部门制定了全市行政审批绩效评估量化标准，每月对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排名，并对外公布测评结果。此外，深圳市建立的行政监督沟通协作机制，也在“问责风暴”中发挥了作风。这一机制是建立监察、财政、人事、审计、法制及政务监督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并制定专门的行政监督联席会议规则，来强化监督。
甘肃兰州市的“治庸计划”则以“一把手上电视”为主要载体，利用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推动政府部门的工作。市委书记第一个出镜接受市民提问，并指出“建设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学会充分发挥好媒体的特殊职能，……一把手的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对你这个部门了解不了解、满意不满意，把办公室搬到屏幕，就会把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群众会看得一清二楚”。当地要求，市民通过热线电话向领导反映问题，现场能解决的必须立刻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要限期答复。
安徽安庆市出台了“严禁吃拿卡要、衙门习气、暗箱操作、以权谋私、执法不公、弄虚作假、有令不行”等禁令，以着力改变干部队伍中“不在岗、不在状态、不在行”的懒散现象。市委、市政府与全体干部约法三章：“凡是群众有投诉或效能监察中发现的问题，一律追查到底；凡是查证属实违反规定的，一律查处到位；凡是对本单位效能建设抓得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的，一律追究领导责任。”《安庆日报》则专门开辟了专版专栏，市广播电台“1584政风行风热线”和市电视台的“天天直播”栏目，对效能建设行动进行了全方位聚焦。他们还出台公务员行为规范、公务员绩效考核、争先创优、效能监察投诉受理和责任追究等制度，推行首问负责、服务承诺、限时办结、一次告知、失职追究、无偿代理等制度，对市行政服务中心实行“窗口充分授权”和“并联审批”制度，要求“一门受理、限时办结”。
从南到北，从都市到农村基层，“问责风暴”风起云涌，庸官、懒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许多地方的“问责风暴”不仅仅停留在“整风”的层面，还着力变革“孕育”庸官、懒官的行政体制，进行制度创新，特别是精简审批项目，并对行政管理机制与流程进行梳理、优化和再造。
显然，整治庸官，根本目的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责任型、服务型和高效型政府，使政府真正依法行政、廉洁勤政、高效行政、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同时，这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其本质则属于现代政府的自我转型和改革。
可以期望，“庸官问责”的风暴将越来越猛烈、越来越深入，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庸官现象必将得到有力有效的整治和遏制。
在一些政府机关，确实有那么一些官员，包括办事人员，“在岗却不在状态，在位却不在谋事”，“混”字当头，碌碌无为，尸位素餐，而且衙门习气严重。对此，必须雷厉风行地整治，决不让那些“太平官”、“潇洒官”太平、潇洒；不然，必将严重贻误党的事业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利益也必将遭到严重损害。
庸官懒政病例
文 / 康泰克
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反腐倡廉也不断地向纵深推进。我们在严厉反贪反腐的同时，正不断地把目光投向庸官懒政，并采取严厉的措施，严肃整治。
我们知道，庸官必然与懒政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庸官的“产品”肯定是懒政。懒政，恰恰就是勤政的反面，是我们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必须着力加以整治并努力将之遏制的。
在某些人看来，“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之类的现象，是机关通病。而且这种现象不是贪污受贿，也没有失职渎职严重，无非是庸了一点、懒了一点，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小题大做。然而，它的危害，果真不值一提吗？
事实上，庸官的所作所为，是作风建设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具体表现。现在，我们就来诊断一下，庸官懒政到底“生”有哪几种“毛病”。
“守旧病”——墨守成规 故步自封
庸官往往都患有这个毛病。得了这种病的人，表现在学习上，是不喜读书、不喜研究；表现在工作上，是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他们不认真学习理论和知识，不深入思考问题，也不想深入实际，不愿探索实践，习惯于老方式、老办法想问题、想办法，办事安于现状，缺乏创新的主动性、探索的积极性，也缺乏为基层群众服务的责任心。这些人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抱残守缺，习惯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拍脑袋”决策，或是“以前就是这么做”的经验型决策。而且，对年轻的同志往往不很信任，总认为年轻同志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缺乏经验、缺乏能力，然而恰恰是自己，要么经验早已过时，要么能力已不适应新时期新形势的工作需要。
广西钦州市一位教师向媒体反映说：“我接触过不少机关的干部，能够坚持学习的很少，不少干部都认为，不学习照样能够干工作，整天迷恋在灯红酒绿中，穿梭于人际关系里，好于钻营，或者巴结领导，为升迁铺路，从中渔利。一谈到学习就自我开脱，我忙！我累！我没有精力！就是不愿意用心学习。有些干部就算是参加政府部门的学习班，也借口工作忙不去或者敷衍了事。”这种现象，就是庸官对待学习的形象说明。
对此，有位领导严肃指出：“领导干部每天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用崭新的理论、创新的方法去面对、去解决，要把问题处理得合理合法合规律，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续繁荣。不学习就会思想僵化、观念落后，办事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用老套套对待新事物，个人进步也因此而停止，还会患上‘营养不良’症，‘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成为干巴巴的‘空心笋’。”
概括地说，“守旧病”最主要体现在思想上的墨守成规、观念上的因循守旧和精神上的不思进取。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认为，当前官员的主要思想障碍，就是墨守成规、视野狭窄、缩手缩脚，具体表现在改革动力不足、创造精神退化，“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犬儒式“唯上”风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呈蔓延势头。
官员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其结果必然是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事业中无所作为。现实告诉我们，凭书本上的条条框框已无法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仅凭往昔经验也无法帮助群众解决遇到的新困难。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要亡党亡国”，决非危言耸听。
改革开放要继续推进，中国要实现持久进步，就得不断挑战本本与教条、突破僵化与迷信，彻底打破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改革开放已经30年，我们应该让开拓创新的精神和不断进取的思想成为官员们普遍的追求，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责任、勇气与胆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开拓创新，勇于探索实践，这样，才能将我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地推进下去，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情况瞬息万变的新形势下，放眼观察并申时度势地定方针、作决策，从而抓住改革发展中的关键之处，始终把握住工作的主动性。
“懒散病”——和尚撞钟 得过且过
有这一毛病的人，其精神状态，一般说都是既懒又散。比如，对学习没有激情、不感兴趣，对工作只求过得去、不求做得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种人，甚至把上班当休养，在“四季如春”的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乃至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即使在，也是心思不在工作上，要么在电脑上聊闲天、玩游戏、看电影，要么“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应酬回来后，则更是把办公室当休息室，瞌目充懵懂酒醒后，到了应酬时间便又继续“酒肉穿肠过”。即便是参加会议，也当作休息的机会，哪怕是部署工作和整顿作风的会议，照样倒头睡觉。
这种人，最讨厌的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去了解情况，尤其是怕到情况复杂、困难较多的地方去。即使下去了，也是心不在焉，走马观花，往往只在会议室里听听汇报，对情况一知半解便打道回府。
总之，患有“懒散病”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头，或者说提不起劲头，往往是萎靡不振、无精打采。学习、工作，都是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由于平时不注意学习和积累，也没有深入实际，更不了解情况，碰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是束手无策。
最近引起舆论强烈反响的就有会议上官员睡觉的“场景”。今年2月20日，云南省昆明市召开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当讲座进行到45分钟时，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突然发现一名官员正在打瞌睡，他大声责问：“你是来睡觉还是来听讲座的！”
这一“场景”曾一度占据媒体的重要位置，说明人们对某些官员精神懒散的高度关注。
一个负责招商引资工作的领导干部——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居然在有关招商引资的会议上倒头睡觉，哪怕你再强调“客观原因”也是说不过去的。不久，这名副局长被责令辞职。其实，当地曾三番五次强调工作作风和组织纪律，2007年呈贡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7个领导干部睡觉，为此县里曾专门举办培训班。然而，2008年春节收假之初，在召开的全县干部大会上，又有干部睡觉。你可以想象，在多次强调作风和纪律之后，这名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仍在昆明全市的重要讲座上睡觉，其作风和纪律可见一斑。
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有官员在严肃的整顿作风的大会上呼呼大睡的。
今年6月30日，陕西省政府召开处级以上干部大会，通报省林业厅等单位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对相关公务人员的处理决定，同时启动省政府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然而，尽管此次整风会议非常严肃，但是许多官员却毫不在意，有的竟然在会上酣睡，“而且睡相千姿百态，蔚为壮观”。
整风大会变成“睡觉大会”，这确实是一个绝妙讽刺。整风，顾名思义，就是整顿作风、整顿纪律。参加大会的领导干部不可能不知道这次会议的特殊性及其重要意义，知道却依旧睡觉，那就只能说明一点，其作风之懒散早已是司空见惯。有舆论认为，会场上睡觉集中暴露了思想上的动力不足和肉体上的慵懒不堪。这话一语中的。
懒怠自然不只是表现在会场上。
更甚者是上班时间躲进饭店、茶楼搓麻将、打牌，肆无忌惮地进行赌博活动。
居然还有抄袭汇报材料的。今年6月，国务院安全生产督查组对贵州省修文县进行安全检查，县政府向督查组做了相关工作汇报。让人纳闷的是，之前，督查组在邻县息烽县也听到了内容雷同的工作汇报。经了解，两县汇报材料结构一致、内容相同，顺序不变，有15处段落雷同，改动的仅是文中出现的数据。后经查实，这是修文县照搬了邻县的汇报材料。不仅如此，修文县政府在汇报材料中竟有一处称“全市烟花爆竹实行‘禁改限’”，这是他们照搬了贵阳市有关材料的缘故。
这确实令人啼笑皆非且匪夷所思，有关官员作风之懒散也可以说出人意外了。按理说，县政府应该认真写好汇报材料，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本县安全生产的情况。然而，他们竟然连一份汇报材料都懒得起草。这哪里还有一点责任意识和认真精神？完全是敷衍塞责。
更让人忧心的是工作的状态。前不久，中央一家媒体的记者到黑龙江省某贫困县采访，刚刚下午4点钟，记者发现，县政府办公大楼就已空空荡荡，静悄悄的走廊里不见一个人影。透过一间办公室虚掩的门，看见一名工作人员正坐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地“斗地主”。记者亮明身份，并表示希望采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有过预约吗？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呀？”显然，记者的造访令其有些猝不及防。他有些慌乱地关掉电脑，先打了几个电话，又出去了一趟，回来对记者说，领导在开会，得先等会儿。随后，该工作人员也不见了踪影。40分钟后，工作人员陪着一位身材发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这名脸色红润的副县长还没有走近记者，一股浓烈的酒味便扑面而来。也许察觉出了记者的疑惑，副县长一边握手一边强调：“我没有喝酒，真没有喝，脚崴了，擦了点儿药酒。”随着他的一个饱嗝，难闻的酒气在房间里弥漫开来。
“推诿病”——推诿扯皮 效能低下
有“推诿病”的官员，常常表现为全局观念不强、责任意识淡薄，想问题做决策不是从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从有利于维护、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首先考虑部门和个人的利益。这种人缺少责任和效率意识，对上级的决策部署，有利的执行、无利的就拖，对与相关部门有关系的工作，也是如此，有利的抢着干，无利的则能推就推，对于需要协调办理、协调落实的，则往往是推诿扯皮；做工作甚至还喜欢讲条件、打折扣，能够得到奖励或可以拿到好处的，就上心思，而对那些苦的累的工作则讨价还价，遇到问题能绕则绕，遇到矛盾能躲就躲。
之所以患有这一毛病，主要是由于对群众的冷暖漠然处之，是群众观念淡薄、责任心不强的典型表现。
事实上，推诿扯皮、效率低下，也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机关病”之一。广东省在一次群众对机关工作的调查中发现，“百姓最不满干部推诿扯皮”。
在人民群众中间，对“职责不清、推诿扯皮”解释最为生动的话语就是“七八顶大盖帽挡不住问题食品的道” 。其实，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没有人管，从田间到餐桌、从养殖加工到市场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有“重兵防守”：农业、工商、卫生、海关、质检、药监等近十个部门都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职责，然而，就是这么一条严密的监管链条却是一再断裂。一位专家说，“监管部门看似分工明确，但不同部门之间的监管职责实际上并不明确，有费可收、有利可图的事情多家监督、检验，有责无利或责大于利的推诿扯皮。”这不仅增加了食品监管执法成本，也容易造成管理的真空地带，给不合格的食品流入市场创造机会。
推诿扯皮的结果，必然是效能低下，并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广西南宁市有关部门10年前向村民潘雪瑛颁发了一本《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但“土地使用者”一栏将“潘雪瑛”的“雪”填写成了简体字“彐”。2004年，潘雪瑛去办理房产证时，被告知《使用证》和《准建证》上的姓名与她身份证上的姓名不符，不能办理。为了开一个身份证明，她在多个部门间四处奔走，耗时一年仍没结果。
她先到津头乡政府要求查询，结果被告知应到新城区土地管理所查询；到新城区土地管理所，被告知应去南宁市国土资源局查询；到南宁市国土资源局一查，发现档案中她的姓名有的写成“潘雪瑛”，有的写成“潘彐瑛”，有的写成“潘彐英”，工作人员告诉她，必须到津头乡政府更改土地档案中的姓名。然而，当她再次到津头乡政府时，又被告知应到新城区土地管理所；新城区土地管理所又告知她，应去原郊区政府开证明。而此时，原郊区政府早已被撤并。无奈之下，她第三次来到新城区土地管理所，工作人员告诉她要重建档案，并给她开列了办理房产证所需的9个条件。“皮球”就这样被踢来踢去。
对此，这位普通的村民十分不解：“既然是乡政府和有关部门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他们就应该承担责任、纠正错误，为什么还要我为开一个证明来回跑断腿呢？”
河北兴隆县孤山子乡沙坡峪村铅锌厂早在2003年就因为排放有害气体严重超标被当地有关部门勒令停产，然而，一年后人们发现这家企业仍在若无其事地生产。第二年3月，当地150余名小学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肚痛、头痛、厌食、浑身无力等疑似铅中毒的症状。疑似中毒事件发生后，当地群众要求政府解释并调查。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县环保局承认“当时该企业并未执行停产令”，而主管矿业生产的一名副县长更是将之解释为“（该企业）在山区内，比较偏僻，以为是停下来了。”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就这样以一句“以为是停下来了”来搪塞，实在太过轻描淡写，对待工作、对待人民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推诿扯皮、效能低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缺乏必要的责任心，说得再彻底些，就是缺乏一种对人民群众生存状态和切身利益最起码的关心。
“争利病”——唯利是图 吃拿卡要
“争利病”的病症，与“推诿病”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显现的是相同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那就是，一些人地方本位、部门本位和个人本位思想严重，为了地方、部门和个人的权力和利益，该公开的不公开、该放手的不放手，热衷于审批收钱，或者是以收费取代管理，甚至是执法定任务、罚款定指标。更严重的是，对基层、对群众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拿了好处乱办事。
“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是“争利病”最典型的表现。
这些年，由于某些官员“争利病”频发，致使行政的怪象乱象时有发生。
从大的层面看，是行政审批过多过滥，而且行政审批大都伴随着收取费用。当然，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中，需要政府进行相应的规范管理，但问题出在有些部门和个人假借政府的名义和权力，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本应由市场做的事，目的只是为自己牟利提供机会。这其实就是“设租”，一些所谓的“门槛”就是为“寻租”而设置的，特别是表现在不同部门之间，冠冕堂皇或巧立名目地争权夺利。
在山东，许多地方的建筑施工企业都曾面临着一个大烦恼，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和建筑管理部门都对工地的塔机进行安全检测，形成了“重复检测、重复收费”的局面，致使许多施工单位无所适从、疲于应付，也苦不堪言。由于政府部门争权夺利，导致济南市的建筑施工现场发生了七十多次停工事件，直接损失数百万元。直到施工单位强烈反映18个月后，这一争权夺利事件才被制止。
这是部门文件“打架”，企业遭殃，还有部门文件“打架”，百姓遭殃的。
在福建省，这几年教育部门和人事部门一直在为一项中小学教师计算机水平考试的“权属”问题僵持不下。在人事部门看来，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是评聘职称所必需的；教育部门则认为，信息技术全员培训考试内容是专门为中小学教师设计的，所以，尽管考试内容基本相同，但老师们“一个都不能少”，两边都必须参加。虽然双方争夺“考权”的名义都冠冕堂皇，其实背后有着“考试经济”的巨大利益驱动。福建省有34万多名中小学教师，如果每人都把364元的培训费、考试费和教材费交齐，考试费用达1.2亿元。
不仅仅是教师计算机水平考试如此，在许多资格证书的认定和颁发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目前政府部门之间为了争权夺利，都在抢着对劳动者颁发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并且部门之间互不承认对方颁发的证书，致使劳动者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精力和财力的负担日益增大。
至于官员个人的吃拿卡要，也屡见不鲜。
在今年6月23日湖北襄樊市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市委书记披露了几起吃拿卡要的案例：一个单位的领导到一家新近投资的企业检查，被指定到该领导妻子所开的酒店吃饭，收费还十分昂贵；有个建筑老板承建了一项改造工程，4个月来几乎每晚都在请部门吃饭，花费10多万元；还有的单位领导，向企业提出加油等条件……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中西部一些地方调查了解到，当前一些私营企业老板最痛恨的就是官员搞权力寻租，吃拿卡要，以权力配置市场资源，使守法经营的人也不得不接受一些“潜规则”。他们说，企业为此支付的“隐性成本”至少占收入的10％以上。 陕西省一名私营企业老板给记者算了笔账：企业一年的销售额有4000万～5000万元，打点各级官员的“渠道费”至少就要花掉400万～500万元。 最让他痛心的就是公务人员中的一些新人也受到“不给好处不办事”的影响，越是年轻人胆子越大，索取钱财越露骨，甚至无所顾忌。公司一个产品标准要通过某部门的审定，一个大学才毕业不久的公务人员就敢赤裸裸地给他打电话，称“手机欠费，需要3000元充值”，在满足对方要求后，事情才顺利办结。在三峡库区某城市的房地产商陈某的感受也很深刻，“如果你见多了官员吃拿卡要的嘴脸，谁还有好印象？”
重庆某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一名科长，在短短3个月任期内，利用文化行政审批的权力，不仅经常在娱乐场所免费吃喝玩乐，而且收受辖区网吧、印刷企业、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等经营者奉送的“红包”2.5万元。2006年9月27日，一位自称“小罗”的人要求变更网吧经营场所，这名科长在接受吃请后，直截了当索要3万元“好处费”。然而，这名科长这次撞上了“枪口”，“小罗”等人是重庆市委、市政府派出的暗访组人员，这名科长也就此暴露。该科长后来交代说，自己认为索要对方现金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事情。
有投资者甚至编出了顺口溜：“谈判承诺好，来后执行难；前任承诺好，后任执行难；政府承诺好，部门执行难；‘阎王’承诺好，‘小鬼’执行难”所谓“小鬼’执行难”，就是个别政府官员的吃拿卡要。
重庆市一位领导对此深有感触地说，类似情况可以说每一个有审批权、检查权的部门都有一套“潜规则”，都有自己的“专车道”。不知道有多少项目被“埋葬”在这些“潜规则”下，也不知道有多少企业被“拖垮”在这些“专车道”上。
“冷漠病”——缺少感情 作风粗暴
这一病症，表现在一些官员官僚主义严重，缺少对工作、对人民的感情。他们高高在上，不愿深入困难地区、企业和农村调查研究，害怕触及困难和矛盾，也不关心群众的冷暖，不愿意与基层群众接触，不了解实际情况，对群众最具体、最现实、最需解决的问题抱着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态度，不愿也没有能力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他们还自认为高人一等，对基层干部群众前来办事态度冷漠、盛气凌人，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让群众寒心。特别是在对待群众的疾苦上，这些人漠视群众的冷暖，明明知道群众有冤屈、有难处甚至有生命危险仍然麻木不仁、不闻不问，直至酿成大祸，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的，表面看是由一件偶发事件引起的，但从深层次看，“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所引发的，偶然中有必然。瓮安县前县长徐银芳也认为“这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而是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因为“群众心里有股怨气，憋久了就要出事”。在对待家属对学生李树芬的死因存在疑问，以及部分群众出现过激情绪的苗头时，当地的一些官员都没有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当地许多群众都说：“如果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哪位主要领导出面接待上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当时的局面就不会失控，大规模的冲突也不会发生。”
前面所说的“长期积累的矛盾”，就是前几年瓮安在对待群众的切身利益等问题上，存在的态度冷漠、处理粗暴等问题，其中，对在移民安置、房屋拆迁、矿产资源开发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采取的漠然处之的态度，是群众最不满的。
贵州省最大的水电站——构皮滩水电站工程涉及瓮安县内水库移民逾4000人。当时移民局列出的生产安置费约每人1.9万元，村民们普遍认为价格过低，并称移民局截流相关费用。2007年3月底，移民区的村民们都收到乡政府通知，被要求在3月31日前搬迁完毕，“逾期不迁，后果自负”。4月6日，在瓮安县政府负责人带领下，包括县移民开发局和公检法在内，逾百人的队伍开进村里，该村所有房屋被挖掘机强制拆除，拆迁者还将部分木屋点火焚烧。不仅如此，拆迁者锯断了水位线下所有的果树，扯掉了全部的庄稼，未长成的青苗则被喷洒除草剂毒死。“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雨，东西全都被淋湿，人只好随便拉一些油布躲雨。”另外，在土地补偿方面，村民们也认为，按照国家标准，果园每亩补偿1.6万多元，而他们得到的补助是每亩约7000元。对群众的屡次要求，都没有给予满足。
由于开挖磷矿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没有引起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从2002年开始，开矿污染了农村的水源，并导致人畜饮水困难、庄稼绝收。但村民们向政府的投诉得不到回应。更让人吃惊的是，2007年4月29日，县政府通知村民代表前去开会“解决问题”，当天共有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内的14位村民代表前往县政府大楼会议室。会至中途，县公安局突然来人，带走了11名代表。协调会变成了“鸿门宴”。
如此，矛盾的激化就是必然的了。对此，石宗源认为，在处置一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在与瓮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时，石宗源厉声痛斥了当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渎职行为。这是一个媒体广泛报道的细节：“石宗源大声问大家：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不该下课啊？代表委员激动地齐声应答：应该！石宗源说：对！该下课的统统下课，决不姑息！大家热烈鼓掌。”
其他，如河南省虞城县利民镇南关村恶霸郜富强长期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一些村民被迫远走他乡；四川省资中县细心村1千瓦时电价格高达3．79元，一些付不起电费的农民被迫又点起煤油灯……对这些严重侵害和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当地一些官员竟长期熟视无睹、置之不理，直至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出面过问后才得到解决。
更有面对群众的生命危险无动于衷的。2000年5月19日，吉林省乾安县仙字乡动字村村民来到乾安县政府，向有关部门反映与邻村发生的草地纠纷问题。正拥挤间，16岁少年陶汉武昏倒在了地上。村民陶金城说：“我当时抱着孩子，一边掐他的人中，一边大声喊人叫救护车。当时大家身上都没有电话，有村民请求在场的工作人员用手机给120打个电话叫救护车，结果对方回答说‘没手机’。大家又请求用一下固定电话叫救护车，这些人却说‘电话不好使’。孩子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村民们急得直跺脚。最后，有村民跑到大街上找公用电话打了电话。”小孩终于不治身亡。这件事在乾安县引起了巨大反响。群众强烈指责当地个别官员对待反映问题的群众态度恶劣，特别是对群众生命的冷漠态度。
“享受病”——吃喝玩乐 追求安逸
“享受病”所表现的，是一些官员贪图享受、铺张浪费、追求奢华。有的热衷于迎来送往，吃喝应酬；有的浪费严重，办事不讲成本；有的喜欢攀比，讲排场、讲派头、讲面子，与别人比车子、房子和待遇特别上心，就是不比工作干劲和工作实绩。他们信奉所谓的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整天想的不是如何尽心竭力地工作，而是如何地潇洒、如何地享受，在生活上贪图安逸享受，吃讲档次、穿讲名牌、住讲华丽、行讲舒适、玩讲潇洒，表现出令人震惊的奢靡风气。近些年来，许多地方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公款宴请越来越奢侈，因而公款支出也越来越大。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贫困地区的干部，也照样胡吃海喝，哪怕是欠账打白条；甚至还有为了偿还吃喝款，变卖政府“家产”的。安徽省明光市司巷乡属于贫困乡，１９９１年还遭受过特大洪灾，财政一直非常拮据。乡政府原办公楼因为长期拖欠吃喝款，不得不将其卖掉。乡敬老院是用国家下拨的赈灾专款修建的，土地则是农民无偿出让的。但是乡政府为偿还吃喝债，居然“鸠占鹊巢”，把五保老人赶到了一处破厂房。
还有公款吃喝死人的。2004年7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栗全华到沈寨乡检查工作，中午在乡政府吃饭时，遇到了县政法委副书记舒世平带领的工作组,在敬到县公安局副局长申健时，两人发生了点小摩擦，20多分钟内，栗全华和申健连碰5碗白酒。栗终因重度酒精中毒引起脑出血死亡。恰恰就在前一天，遂平县召开全县政法工作会议，贯彻落实驻马店市政法委的“六条禁令”，其中就有“禁酒”的内容。而翌日即发生“斗酒”死人的事，确实反映了一些官员的思想观念和作风操守上存在的问题。
这些年，玩乐也越来越讲究档次、讲求奢华。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严厉批评一些干部不爱学习、玩风过盛，“一天到晚都想坐好车、跑好路，下基层晚上总想着喝茶玩牌卡拉ＯＫ，都想轻轻松松，能干成事吗？能干成大事吗？”广西钦州市一名退休老干部说得更加干脆：“如今，有些干部‘职级跃升、能级未升’，八小时之外疲于应酬、沉溺玩乐，学风不浓、玩风太盛。”
还有一些官员则喜欢攀比——不是比工作、比实绩，而是比谁的“行头”档次高，如相互比较坐的车是帕萨特、别克还是奥迪，是奥迪Ａ６还是Ａ８；比穿着的品牌是梦特娇、鳄鱼还是LV、登喜路，以至于时时讲享受、处处讲档次，甚至把开会当作是最可以冠冕堂皇地享受的机会。
《人民日报》曾刊登读者来信，反映一些会议纷纷到风景名胜区召开的现象，并称这是借开会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来信说：一到适宜旅游的季节，各地的风景名胜区里，往往是各种公务会议应接不暇。信中还举例说，井冈山因为有“革命传统教育”的前提，各种公费会议常常挤成堆；大连因为是漂亮的滨海城市，特别是夏季凉爽舒适，所以一到夏天，会议常常是“络绎不绝”。这类会议，不仅要当地党政机关投入接待力量，安排旅游项目，同时还要在财力上“出点血”。
“还要在财力上‘出点血’”的，还有名目繁多的“对口接待”。旅游景区所在地的部门和单位，接待任务往往特别重，常常是一拔前脚刚走，又一拔后脚又至。最多的是以“学习取经”的名义，往往是拿出一天半天煞有介事地听取“经验”介绍，剩下的时间便是游览。有的干脆把“学习取经”这一节都“删”去了，直奔“主题”，于是接待方就领着一干人马直奔景点，掏钱陪同参观旅游景点。
更令人无法容忍、也因此受到了严肃查处的是山东滨州市工商局在抗震救灾期间用公款组织旅游。今年5月7日，滨州市工商局决定组织部分副科级以下干部分两批赴福建“学习考察”，并交旅游公司具体安排。旅游公司与该局商定了武夷山等地4日游的行程。5月10日至16日，第一批15人赴闽，到武夷山、厦门等地风景名胜区游览4天，而在福州、厦门学习考察总计不足2天。5月16日，福州市工商局提出因有重要会议无法接待第二批赴闽人员，他们居然仍旧执意前往。5月17日至23日，第二批17人赴闽，沿第一批赴闽人员所走过的城市和路线，到风景名胜区游览4天，学习考察总计不足1天。大家知道，5月19日至21日是全国哀悼日，全国人民都在深切哀悼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然而就在此期间，山东滨州市工商局第二批赴闽人员竟在武夷山等地赴宴、游玩。
还有的热衷于“走出去开眼界”。在一些单位，居然把出国（境）当作福利待遇，巧立名目变相公款出国（境）旅游，甚至以假邀请函、假访问日程出国公款旅游。
“享受病”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正如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对滨州市工商局组织公款旅游案件的通报中所指出的，“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
庸官的“为官之道”
文 / 霍香琬
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对那些作风上存在着严重毛病的人“画”了“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 ，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如此等等。
这些“画像”，形象地“描绘”出了一些官员的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对此类人的“描绘”，也就是对庸官所画的像。这一些习气现在仍可以在一些庸官身上找到“影子”。
然而，人们需要高度关注的是，相当一些庸官，现在的日子还远未到不好“混”的程度；在某些部门和单位，庸官甚至还好过得很，往往是如鱼得水、优哉游哉。他们贪“职”不担“责”、领“薪”不用“心”，但照样“吃得开”、“玩得转”、“叫得响”。
庸官，也就是“太平官”、“潇洒官”；但决不是“讲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说庸官是“太平官”，是因为他们常常在机关里安于太平、甘于平庸；说庸官是“潇洒官”，是因为他们尽管自安于太平、自甘于平庸，但往往工作轻松、待遇不差，生活丰富多彩，日子潇洒安逸，特别是不必劳心劳力，前途往往也一帆风顺，只要不出事、不惹事， 到退休“混”个什么什么“长”，一般都能“心想事成”。所以说，这样的官员，常常是最有“生命力”的。
庸官往往都有一套“为官之道”。具体说，庸官的“为官之道”，主要是四平八稳、八面玲珑、善于包装和笑面菩萨。
四平八稳。庸官“为官之道”中最讲究的是一个“稳”字，最擅长做“不倒翁”。他们缺乏理想信念和从政道德，缺乏创新意识、进取精神和责任观念，工作上习惯于上传下达，跟传声筒、复印机一样，唯领导马首是瞻，只知跟在领导屁股后边，按领导意图办事，看领导眼色行事，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主张和主见，常常是领导说对他不会说错，领导说黑他不会说白，领导说这件事这么办，即使明知有错他也决不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过一会儿领导说这件事这么办不妥，应该那么办，他也马上随口附和说领导考虑问题就是辩证、办事就是周全。这种人就是习惯于察言观色、看风使舵，宁可被认为没有水平、没有能力，也不愿违反领导的意图，不按领导的意图办事，更不敢对错误的决定提出自己的正确建议。
同时，他们张口闭口红头文件、上级指示，全然不顾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实际情况，只知套用框框，只知照单全收，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这个红头文件是十几、二十几年前发的，上级领导是随口说说，已经明显不切合实际或与事实不符，也照样一笔一画严格贯彻执行。
这种人，还喜欢随大流，强调工作不冒尖也不落后，所谓不骑快马也不骑慢驴，骑上骡子最自在。他们怕工作冒尖了要被鞭打快马，同时遭人嫉妒；他们不愿太落后，是怕被领导批评，日子难过。
总之，他们唯一考虑的就是“稳”。于是，在“稳”的思想主导下，没有一点探索创新的精神和攻坚克难的勇气，习惯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习惯于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习惯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习惯于观颜察色、见风使舵，习惯于遇到问题绕道走、碰到矛盾不插手。
当然，这种人也往往不喜欢学习、不喜欢钻研，不喜欢下基层、不喜欢接触群众，所以识见有限、水平一般、能力平庸。让他建言献策，他提不出意见、建议；让他独当一面，更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如果真的让他拍板作决策，那可能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八面玲珑。这是一些庸官立身处世的“锦囊妙计”，就是工作不上心思，信奉“少干事、不出事”，习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或者电脑前津津乐道于聊天、聚精会神于游戏；他们最上心思的是四处找关系，八方交朋友，崇尚所谓的“多栽花、少栽刺”的处世哲学，热衷于“你好我好大家好”，喜欢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他们精心营造“拉关系、找后台”的旁门左道，倾情于“朋友是天，朋友是地，有了朋友可以顶天立地”、“后台是风，后台是雨，有了后台可以呼风唤雨”，显现出庸俗的圆滑世故。
他们信奉“潜规则”，工作原则是广结“善缘”，工作重心是广交“朋友”。对有权有势的人，对亲朋好友，对哪怕是一面之交的所谓熟人，即使所要求的事项不符合政策规定，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的，他们也是打“擦边球”予以放行，甚至是大开“绿灯”。因为如此行事，这种人在社会上非常吃得开，时时有人讨好，天天有人请吃，常常是喝酒要排到三天之后，还时常一天之内要赶场子四处赴宴，因此酒气满身饱膈不断，“脸色红润有光泽”，大腹便便一副“福相”。而且他们还是吃喝玩乐样样拿手，既是饭店舞厅的常客，又是麻局牌场的高手。至于个人要办点儿事，因为已经广结善缘、广交朋友，因此非常方便。
对此，老百姓有顺口溜，称之为是“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热热心心办私事，吃吃喝喝了捞票子”。
善于包装。庸官往往工于心计、善于伪装、巧于包装。这种人与四平八稳的庸官有所不同，他们往往表现出特别的进取之心和上进欲望，也就是，喜好投机钻营，并且巧言令色，为了个人私利和仕途升迁捞资本、做虚功、拉关系、搞奉迎，常常把心思和精力用在“造势”和“谋官”上。
提拔要有文凭吗？他们不怕，什么学士、硕士都能“手到擒来”。随便上个什么班，蹭几堂课，然而抄抄弄弄，特别是所谓的毕业论文东拼西凑一下，也就万事大吉，三年两年，烫金文凭赫然到手。
提拔要有政绩吗？也难不倒他们，或者说，弄政绩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最热衷报喜不报忧，或者一分成绩说成十二分，汇报总结材料就像是没有拧过的毛巾，水淋淋的。这是在纸面上做文章。他们也能玩实的，那也是他们擅长的，就是很会做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到一个地方，还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底细，特别是还没有掌握产业的布局，摸准群众的意愿，便提出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尤其是涉及民生的，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动不动就“五项举措”、“十大工程”，思想还“解放”得很，常常是“敢于贷款发展”、“善于负债经营”，结果往往是财政债台高筑，政府工程变成拖欠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工程。更让人吃惊的是，由于“魄力大”、“敢闯敢干”，一年两年，高就了，拍拍屁股抬腿就走之后，当地的干部群众忽然发现，为了这一“奋斗目标”，为了所谓的“五项举措”、“十大工程”，他们要勒紧裤带，而那“五项举措”也已“举”而不“措”、“十大工程”，也已变成了“胡子工程”。
提拔要有知名度吗？善于包装的他们也有办法。为了政绩，他们常常专门有一套“写作班子”，工作就是“总结经验”，为其捧场，甚至不惜欺上瞒下。所以，可以隔三差五地看到他治下的“亮点”和“成就”。如果有“内奸”将“负面消息”捅了出去，那就会“决不姑息”“绝不手软”地加以“严肃处理”，明的不行，就使暗的，给你“穿小鞋”，不给晋级晋职自是必然结果，年终工作评议肯定是不称职，更甚者，找个借口，辞退或者开除。如果有外地记者特别是中央媒体的记者来采访“负面新闻”，那就如临大敌，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实在阻不过、挠不过，便软硬兼施，就是要让“负面新闻”出不了自己的“地盘”。至于他个人，那就更讲究了，最喜欢频频出现于各种新闻媒体，做到所谓的“电视里有影，报刊上有文，广播里有声”，当地干部群众所看到的，常常是他忙碌的身影和亲民的作风，他也终于在当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笑面菩萨。这也是庸官们的“为官之道”。他们对上级阿谀奉承，常常是满脸堆笑；对同事则是热情有加，笑容可掬；对下级更多时候也表现出平易亲切的样子，满脸和气。就是对工作对纪律，常常放松要求，对不正之风不愿管不敢抓，尤其是不想抓党风党纪，认为吃点喝点拿点算不了什么。不仅如此，庸官们自己也常常要吃点喝点拿点。特别是为了群众对自己能有个好评议，或者群众推荐干部时能多得票，常常是逢人笑口常开，到处串门聊天，起劲地“联络感情”。笑面菩萨们的“群众基础”往往都不错，因而在组织考察测评时“口碑”甚好、票数较多，并进而在提拔使用中得到实惠。
但是，不要看笑面菩萨对上级领导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对同事、对下级也亲亲热热、平易近人，当面对群众时可就是另一副面孔了。遇到群众反映问题，往往是哼哼哈哈、一副官腔，或者是面无表情，说话也无精打采。有时，甚至在正常地与群众交流时都会把脸拉下来，冷若冰霜；碰到群众提意见，则脸色更加难看，稍不如意就发脾气、使脸色，甚至骂娘。至于在平时的工作中，更是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和党的群众路线丢得一干二净，作风粗暴、态度生硬，遇事不商量，动辄靠行政命令甚至政法机关去推动工作，结果是矛盾越积越多、工作越做越被动，群众也越来越不满意。于是，机关里的笑面菩萨，在百姓面前终于变成了凶神恶煞，当然群众也对其怨声载道。最终，庸官的这套“为官之道”，在群众面前终于吃不开、叫不响、玩不转。
人民群众痛恨贪官，同样也瞧不起庸官。虽然庸官没有像贪官那样直接贪污受贿，但他们大把大把地花着纳税人的钱，却“有其名”而“无其实”、“在其位”不“谋其政”，同样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伤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说：“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任务更加繁重、形势更加复杂的新的历史时期，庸官的存在，这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危害是非常巨大的，也是不能容忍的。
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去除庸官太太平平、潇潇洒洒地“生存”的环境，特别是改革绩效考核机制、完善选拔用人制度，把好不选庸官的尺度，扬起抽打庸官的鞭子，让庸官丢尽面子、失掉位子、少掉票子，使其日子不再好过、升迁困难重重，使庸官的这套“为官之道”失灵，也失去市场。
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指出，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体现用人导向，关乎党风民意，关系事业发展。因此，我们一定要表扬、鼓励、提拔、重用那些锐意创新、干事创业、作风踏实、清正廉洁的党员干部，使真正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兢兢业业工作的干部越来越多，成为我们党和政府执政兴国的中坚力量，也成为人民群众可信赖可依赖的优秀干部。
整治庸官应动真格强考核
文 / 王传利
当前，一些庸官懒官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他们中有的唯权是图，巧言令色，世故圆滑；有的心浮气躁，不思进取，工作上敷衍了事，庸碌无为；有的拉拉扯扯，欺上瞒下；有的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脱离实际，劳民伤财；有的贪图享受、奢侈浪费；有的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的安危冷暖漠不关心，工作办法简单粗暴，甚至肆意欺压群众。群众对此极为痛恨，对庸官懒官现象是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
第一，治理庸官懒官，要提高对庸官懒官造成危害的认识。
庸医治病，固然可怕；庸官当道，亦令人担忧。贪官固然可恨，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庸官懒官亦复可恶。他们在位虽然不贪不占，但一事无成、平平庸庸，只会做官、不会做事。殊不知，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就是失职，庸官懒官的危害性并不逊色于贪官。2005年11月，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严重污染了松花江，哈尔滨市400万居民断水4天，许多企业停产、半停产，中小学校被迫停课，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不可估量。事后披露出来的材料表明，这起事件与地方某些官员刻意隐瞒、互相推诿有关。据权威统计，全国因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占世界同类死亡人数的70％。而在2004年，中国矿难死亡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者总数的80％！每一起煤矿事故背后，都有庸官懒官作祟。如果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 的“平庸病”流行，必然管理不善，人心涣散。平庸懒惰不治，任其蔓延，必然造成管理低效或者失效，执政能力丧失，危及国家稳定和百姓平安。如果把官员腐败比作明显的硬伤，那么，庸官懒官就是暗藏的软杀伤力，一旦爆发，后果极为严重。
第二，治理庸官懒官，要动真格。
对于那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庸官懒官，应该严肃查处，决不姑息。今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发生震惊全国的冲击党政机关事件。风起于青萍之末，发生这场严重的事件，固然与当地的黑恶势力挑唆煽动有关，但更与当地一些干部的不作为，特别是与少数官员庸、懒的作风存在严重问题有关。诚如6月30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下课的统统下课，决不姑息！此言真是大快人心。瓮安县的主要干部被免职表明，当官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有使命感、责任心，还得有真本事。如果马马虎虎、稀里糊涂，对工作不负责任，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和生命造成损失，那就必须严肃查处。
第三，治理庸官懒官，要提高干部的执政本领。
毛泽东在名篇《反对自由主义》中，传神地刻画出了自由主义者的形象，简直活脱脱一幅当代庸官懒官的嘴脸：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等。庸官懒官之所以庸且懒，是因为他们没有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本领。消除庸官懒官，就是要提高干部的执政本领。一位哲人说过：“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能力来源于素质，素质来源于知识，而获得知识的途径首先就是学习和实践。不读书、不看报、不学理论，不成为庸官懒官才怪呢！同为领导干部，有的具有很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事有章法，成绩斐然，有的则思想迟钝，观点陈旧，方法单一，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注意了培养自己的动手动脑的能力。当今世界，新知识、新技术日新月异，如果不能及时吸收新知识，很快就要落伍，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庸官懒官。改变庸官懒官形象，就是要把吹牛、喝酒、打麻将的时间和精力用到学习上，才能高人一筹，有所建树。应注意的是，文凭不等于水平。毛泽东说过：读书是一种学习，实践也是一种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领导干部克服庸懒的作风，要真抓实干，在解决棘手的问题过程中显现本领，提高素质。
克服庸懒的作风，要强化“五个能力”建设，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这“五个能力”是治理庸官懒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围绕“五个能力”的核心内容，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都应努力“提高三个水平”，即：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水平，不断提高统揽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领导水平，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应对突发事件的领导水平。
第四，治理庸官懒官，要加强对干部的考核等一系列制度的建设。
“权为民所授”。干部被称为公仆，公仆自然要为人民服务，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考核。中央新的五年反腐规划提出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该机制直指贪官、庸官，努力改变以往官员“只能上不能下”的局面，有利于激发干部队伍的活力。作为监督者，社会公众最有权威。一个官员庸不庸、懒不懒，人民群众最清楚。所以治理庸官懒官，社会公众必须行使监督权。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在他们面前，庸官懒官无以遁形。
出现庸官懒官，说明我国的权力体制、组织结构以及法律制度方面还存在官员们偷懒的空间和机会。诸如行政不规范，上班聊天、玩扑克、炒股等行为，没有严格处罚的规章制度。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要整治官员中得过且过、滥竽充数的现象，应该从内部和外部强化公务员职业的竞争，将每个岗位的责任具体化，建立科学的、层级清晰的责任体系，严格责任追究，赏罚分明，促进官员尽职尽责。尽责，就要分清责任；失责，就要追究责任。通过考评，加强党风、政风、官风以及官德建设，激励官员兢兢业业，最终形成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符合国家公职要求的公务员队伍。
当然，考评庸官懒官还要注意细节的科学性。如果仅仅以政绩的大小作为衡量庸官懒官的标准，事实上很可能会造成一些地方官员恶性攀比竞争，造成形象工程泛滥。不同的职务岗位对于任职人选的素质要求各不相同，考评标准要根据具体职位的特点加以科学制订。一方面，要细化各项考核指标的权重。考核“一把手”，要加大全局观念和走群众路线等指标的权重；对于副职干部，则应突出协调配合的分值；而对于一般干部，关键是要看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实绩状况。同时，还要加大群众对干部的访谈和测评情况的参考权重。
可喜的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注意并加大了对庸官懒官的治理力度。中央有《干部任用条例》、浙江省有《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这些规章，都是针对患有庸懒症的官员对“症”下的“药”。认真贯彻落实这些规章制度，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庸官、懒官。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庸官问责”在行动
文 / 李君莎
最近，有一位领导在提到干部的观念和作风问题时指出，有些干部“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庸官现象。
当然，我们的干部队伍里，绝大多数都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兢兢业业工作的，他们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探索实践，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他们作风优良、操守谨严，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但是，不可否认，干部队伍里还是存在着一些昏官和庸官，他们中一些人庸庸碌碌、无能无为，搬弄是非、拉帮结派，使干部队伍中出现“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玩的，玩的不如捣蛋的”不良现象，一些人甚至不讲党性、不重品行，拉拉扯扯、吃吃喝喝，搞庸俗哲学、投机钻营，一心谋官、弄权术把戏。这种现象，对干部思想是极大的侵蚀，对干部队伍有极大的影响，对党和政府的形象有极大的损害，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极大的阻碍。因此，必须对庸官及其懒政进行严厉整治，严肃查处庸官，严厉制止懒政。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整治庸官懒政行动。有的地方称之为“问责风暴”，有的称之为“庸官问责”，有的称之为“治庸计划”，有的称之为“效能革命”，名称不一，但实质一样，都属于整饬吏治，推动干部队伍勤政廉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作风、制度和组织保障。
浙江是在全国率先刮起整治庸官风暴的省份之一。
2004年2月，浙江省纪委、监察厅出台了《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媒体称，这一“庸官问责”规章的出台，成为规范机关和机关干部行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意味着“庸官就要和以往的‘幸福时光’拜拜了”。
《办法》规定，在公务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工作制度，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机关工作秩序和效能，导致损害管理和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责任人将被追究效能、纪律和法律三大责任。追究效能责任有四种形式，即批评教育、口头效能告诫、通报批评、书面效能告诫。对情节严重的，除给予通报批评或者书面告诫外，可视情况调离工作岗位、责令离岗培训、建议引咎辞职、降职和辞退等。如果涉嫌违纪违法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处理，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
从2004年2月开始，浙江省已经处理了一批庸官，那些因在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玩电脑游戏，或者擅离岗位、办事拖拉的人受到了严肃查处，其中还有不少人被待岗处理或辞退。一名曾获得过不少荣誉，后来却因工作效率低下被待岗培训的公安民警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时说：“原本以为只要不犯错误就不能把自己怎样，现在终于知道了不能躺在荣誉证书上混日子。”
“庸官问责”制得以在浙江推出，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近年来，浙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均居全国前列，特别是民营经济的活跃势头和公民社会的快速发育，对政府执政能力和行政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使庸官现象令人无法容忍。
浙江温州市开展的“效能革命”，就曾名声大振。
温州的四套班子立下军令状：“效能革命”不管扯上谁，都不留情面、不计后果，铁板一块、铁面无私。一位领导指出，“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方法简单，态度粗暴，办事不讲规则讲关系，‘熟人社会’现象风行，有利就干，无利就推，甚至执法不公、以权谋私，凡此种种，不下猛药，难治沉疴“，并宣布”谁工作效能差，就革谁的命”。“效能革命”开展后，全市即有一些机关干部因违反禁令而分别受到免职、撤职等行政处理和处分。同时，他们还坚持开门整风，以群众呼声为第一信号，视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把机关作风的评判权交给群众。
作风为之一振，风气也为之一变。媒体当时的报道说，群众到机关办事发现：迟到早退少了，上班聊天少了，中途溜号少了；态度好了，作风实了，效率高了。确实，在温州，首问负责制、AB岗工作制、办事限时制、重点事项跟踪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在各单位已普遍实施。
浙江慈溪市开展的严查机关干部“懒、散、慢、庸”行为的整治，被称为“查庸行动”。他们定期不定期地采取实时监控、跟踪办事、模拟检查等方式，对部门、镇乡、基层站所和设有服务窗口的单位进行全面“体检”，一旦发现“病情”立即“手术”，力治庸官、懒官。前不久，已经开展了“查庸1号”和“查庸2号”行动，前者主要查玩，对机关干部电脑上网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检查；后者主要通过模拟情景随机拨打电话等形式，对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应急救助、紧急投诉事项进行效能督查。“查庸行动”对二十几名存在问题的机关干部进行了处理，并追究了数名相关领导的责任。
媒体称，浙江在这方面的积极探索，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新鲜的经验，也为中国社会带来新鲜的政治空气。这一“新鲜的政治空气”迅速向全国各地扩散，其他地方也纷纷开展雷厉风行的“庸官问责”行动。
2005年10月，深圳在全市干部队伍中掀起“问责风暴”，实施了“治庸计划”，目标直指干部队伍中的庸官。在一年时间里，就问责了近三百人，并处理了一批干部。深圳市监察局局长曾举例：市区主要干道深南大道的一处公交站出现堵路现象，附近10万居民每天都要承受拥堵之苦。为解决这一问题，市里曾专门召开办公会议，召集交通、规划和交警等部门研究解决方案。然而在谁先采取措施的问题上，交通局和交警部门却相互推诿扯皮，导致问题一拖再拖。最后，监察局介入事情的调查，分清了责任，对交通和交警两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追究了行政责任。
在强化部门和岗位责任制度方面，深圳市则探索建立了部门责任白皮书制度。2006年，市公安、交通、环保、食品药品、城管等五个部门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向社会公布了部门责任、工作任务及目标。针对白皮书的完成情况，市监察局组织了网上评价，让社会群众进行评议。2007年还将白皮书的范围扩大到了16家政府部门，并在年底进行考评。他们还探索政府绩效评估，实施责任考核。监察部门制定了全市行政审批绩效评估量化标准，每月对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排名，并对外公布测评结果。此外，深圳市建立的行政监督沟通协作机制，也在“问责风暴”中发挥了作风。这一机制是建立监察、财政、人事、审计、法制及政务监督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并制定专门的行政监督联席会议规则，来强化监督。
甘肃兰州市的“治庸计划”则以“一把手上电视”为主要载体，利用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推动政府部门的工作。市委书记第一个出镜接受市民提问，并指出“建设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学会充分发挥好媒体的特殊职能，……一把手的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对你这个部门了解不了解、满意不满意，把办公室搬到屏幕，就会把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群众会看得一清二楚”。当地要求，市民通过热线电话向领导反映问题，现场能解决的必须立刻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要限期答复。
安徽安庆市出台了“严禁吃拿卡要、衙门习气、暗箱操作、以权谋私、执法不公、弄虚作假、有令不行”等禁令，以着力改变干部队伍中“不在岗、不在状态、不在行”的懒散现象。市委、市政府与全体干部约法三章：“凡是群众有投诉或效能监察中发现的问题，一律追查到底；凡是查证属实违反规定的，一律查处到位；凡是对本单位效能建设抓得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的，一律追究领导责任。”《安庆日报》则专门开辟了专版专栏，市广播电台“1584政风行风热线”和市电视台的“天天直播”栏目，对效能建设行动进行了全方位聚焦。他们还出台公务员行为规范、公务员绩效考核、争先创优、效能监察投诉受理和责任追究等制度，推行首问负责、服务承诺、限时办结、一次告知、失职追究、无偿代理等制度，对市行政服务中心实行“窗口充分授权”和“并联审批”制度，要求“一门受理、限时办结”。
从南到北，从都市到农村基层，“问责风暴”风起云涌，庸官、懒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许多地方的“问责风暴”不仅仅停留在“整风”的层面，还着力变革“孕育”庸官、懒官的行政体制，进行制度创新，特别是精简审批项目，并对行政管理机制与流程进行梳理、优化和再造。
显然，整治庸官，根本目的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责任型、服务型和高效型政府，使政府真正依法行政、廉洁勤政、高效行政、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同时，这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其本质则属于现代政府的自我转型和改革。
可以期望，“庸官问责”的风暴将越来越猛烈、越来越深入，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庸官现象必将得到有力有效的整治和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