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感音乐 床垫: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人十大不可思议

  
  他有日本人的勤奋与能量，他是新锐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在民间外交中争到重要话语权；他以活跃的发言、敏锐的思考、流利的语言，试探着两国的底线；他激起无数反对声浪，却也迫使两国的政界和年轻人正视自己；他以20岁的狂气扎根草根，用40岁的视野记录着中国变革的欣喜与阵痛。这位在中国走红的日本人在母校从城市、经济、蜗居、地震、成功、谈到中国人十大不可思议……他的特立独行和观察所得，为现实中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角度和有意味的参照他就是——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被人称之为“日本韩寒”。 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专栏作家、时政评论员。2003年“非典”高峰时期来到中国，，加藤嘉一一句中文都不会，从日本跑到北大留学。当时正值“非典”高峰，号称“小联合国”的勺园（北大留学生宿舍）空空荡荡。加藤却决意留下来。从“零”开始在北京生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2010年获得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SFC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时至今日，加藤嘉一已经成为在中日两国都颇有影响力的“中国通”。 
      最近，他出版了《中国的逻辑》。这是他观察中国八年的结果，也是他的第三本中文著作。
      新书谈的都是他看到的中国“常识”，比如他奇怪：为什么中国人居然不知道“消费税”，也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开会时不会把手机调成静音，公共厕所里没有手纸，街上每天有那么多闲人，为什么中国人回电子邮件很慢或者干脆不回，为什么所有的中国孩子都要读奥数，他甚至替中国女性抱怨：为什么街上稍有审美观的帅哥这样少。现将书中谈到的中国人有10大不可思议的地方，摘编如下。

我一直关注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摸索其规律和模式，这样有利于与他们沟通。在我看来中国是文化、习俗、惯例等味道浓厚的社会，它们几乎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身心上。然而有些现象确实不可思议，对此虽然我也尽量想办法加以解释，想借此提出我眼中“中国人的不可思议”。首先声明，这些都是相对的，不是彻底普遍的，更不是永恒意义的。一、中国人为何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消费税”是百分之多少？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生存之道，消费是每一个国民的生存之道，国家是依靠国民纳入的税金被养活的。在日本，消费税多少是国民最密切关注的大事，如果政府搞不好这一点，一定要下台了，内阁要垮台了。5%和8%是彻底不同的概念，但几乎所有中国人不知道自己购买商品的时候被国家扣了多少。二、中国人为何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血型”？日本人习惯问血型，中国人习惯问星座，这是一种生活上的悠闲，没什么，但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血型，成问题。“血液”对人的生存是决定性的。我小时候遇到过车祸，出了大量的血，迫切需要输入血液，若那时父母不知道我的血型就惨了，我就基本没命了。知道血型，这是常识，不要等待“到时候”在病床上查清。

三、中国为何有那么多“博士官员”？我认识的许多官员都有博士学位，但他们在读期间依然忙着当官，不怎么上课，似乎也不具备写学术论文的素质，他们通过发挥官员本身的优势，以向教育机构提供政治优惠等方式去“换取学位”。中国的博士学位难道那么“便宜”吗？在日本，这种做法绝对行不通，若有如此政治家或官员，就会被媒体曝光并永远失去身份。我认识几个日本博士官员，他们一般都放弃职位或停职，专门付出一段时间和精力去拿学位，而基本没有所谓“在职研究生”。

四、中国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严重缺乏对“性”的认识和把握。上次我跟一个几乎同岁的中国女孩聊天时对方谈到：“性交不是经嘴巴完成的吗？”我一时语塞，怎么有这样的理解？据我观察，许多中国年轻人对性没有正确的理解。这是牵涉到生育的大事，应该重视起来。在日本，从初中开始开设“保健体育课”，男女生一起接受性教育并一起讨论。而许多中国老师把它当作忌讳不深入展开，孩子们则通过所谓“A片”享受性故事，这不能不说是深远的社会问题。

五、中国人为何在开会时不把手机设置成静音，还大胆接电话？不觉得很失礼，没面子吗？这与中国的“面子文化”自相矛盾，不仅影响会议效果和秩序，还阻碍了和谐与发展。说实话，我已经忍受不了了，每次特别想站起来好好教训那些毫无礼貌的所谓专家学者。中国的会议现场往往都是人越来越少，刚开始有很多人，茶歇一次，大家交换名片，将近一半的人达到目的就离开。在华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出席到最后的往往是外国人，中国人除了主办方或与它相关的人之外都基本提前退席，去忙自己的事。在我看来，这种普遍存在的作风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

六、中国人的电动扶梯为何不连接在一起呢？为何上下楼梯需要绕到另外一侧呢？这样很麻烦，要是遇到那些在公共场合上表现很不文明的人阻挡走廊，就要花很长时间，严重浪费时间资本。我知道店方是为了让客人多看看产品，尽量促进消费，但这样造成人的流动陷入严重低效，从社会运转效应看绝对弊大于利。

七、中国人为何不回电子邮件，或回得那么慢呢？我已失去耐心与中国人用电邮沟通了，只好打电话、MSN或直接见面谈。是中国人没有用电子邮件的习惯，还是根本忽视我这个人？这是许多老外之间普遍的“抱怨”。我跟其他日本人或外国人之间几乎是快速、同步来回邮件，这被认为是信任的基础。其实，电邮既能节省见面的成本，与电话相比更能沉淀下来整理思路，反而提高办事的效率和成功率。在我看来，中国人没有明白通过电子邮件沟通的优势何在。

八、中国为何有那么多“闲人”？我知道中国人多，许多人下岗失业。但不说外地，连北京这一世界中心任何时候都能看到闲人，他们天天与邻居聊天、打麻将、下棋。难道他们真的没有可干的事儿吗？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中国至少有3～4亿闲人。我发自内心地想知道，那些闲人是靠什么吃饭的？是国家补贴？亲人给钱？还是赌博呢？

九、中国为何有那么多没有手纸的厕所？五星级酒店基本都有，但许多商场、超市、餐厅、书店、公厕等地方都没有放置手纸，这不仅给使用者带来不便，也造成厕所变得更乱、更脏。从保持卫生、文明、秩序的角度出发，不管是公共还是私营，我觉得，国家还是需要制定有关规定，要求所有公私场所务必准备手纸比较现实。

十、中国的家长为何“干涉”孩子那么多年？许多家长在孩子大学毕业之后还要给予照顾，包括买房买车、就业、搬家等。长此以往，不管这个年轻人多聪明，他都无法靠自己的双腿独立走下去。在日本，孩子基本上高中毕业就半独立，只要大学学费的一半，其他都自己打工。大学毕业就彻底独立。日本孩子是向父母借钱的，我至今还有5万多人民币没还。
 作者简介　　   

加藤嘉一

姓名：加藤嘉一 （かとう よしかず 英文：Kato Yoshikazu） 　　性别：男 　　出生地：日本静冈县伊豆 　　爱好：跑步、感受、观察、思考、沟通…… 　　目标：做个出色的媒体人 　　特异功能：通宵达旦不睡觉是家常便饭 　　身高:185公分 （“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提及） 　　2008年5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大学接见了作为留学生代表的加藤嘉一。

个人经历

　　2003年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孰大学SFC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加藤平时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言论，是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加藤的日文、中文、英文水平很高，经常担任同声翻译。 　　还是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瞭望东方周刊》、《Vista看天下》、《人民中国》、《新京报》、《北京青年周刊BQ》、《Japan Business Press》等专栏作家。

个人著作

　　《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编委、论文作者） 海洋出版社2006年9月 　　   

加藤嘉一

《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 　　《日本走向何方》 小原雅博著, 加藤嘉一译 中信出版社 2009年1月 　　《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自传）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年6月 　　《中国，我误解你了吗》 华文出版社 2010年8月 　　《中国的逻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爱国贼》（港台地区出版）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6月 　　《中国人は本当にそんなに日本人が嫌いなのか》 ディスカヴァー?トゥエンティワン 2011年 　　《常识外日中论》 メディア総合研究所 2011年 　　《われ日本海の桥とならん》 ダイヤモンド社 2011年 　　《日本的逻辑》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11月

相关资料

　　加藤嘉一的10种面孔^[2] 　　一、加藤嘉一的英文名是Kato Yoshikazu，1984年出生，日本伊豆人。 　　二、加藤嘉一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将继续读硕士研究生。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 　　   

三、加藤嘉一在2003年“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当着陆到北京机场时，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的“三无”状态。从“零”开始北京生活。 　　四、加藤嘉一是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他曾经参加过70多个国际、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等；如东京大学-北京大学“京论坛”、中国人民网-日本一桥大学“中日产学论坛”、人民网“强国论坛”、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留华网”、东京女孩展演（Tokyo Girls Collection）等。 　　五、加藤嘉一是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他曾经参加过100多个中外媒体活动，接受过300次以上采访；如凤凰卫视《全球连线》、《华闻大直播》、《文道非常道》、中央电视台CCTV9《DIALOUGE》、CCTV新闻《新闻调查》、《实话实说》、CCTV2《对话》、CCTV4 《同乐五洲》、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日本NHK、北京卫视共同制作“加藤的纪录片”《纪实天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会客厅》、《People in the Know》、搜狐直播室、博客中国访谈、千龙网《网上大讲堂》；瞭望东方周刊《东游记》、南方周末、《vista看天下》南都周刊、法制晚报《老外说事》、环球时报、奥运盛典、中日传播网、英国金融时报、日本媒体NHK、周刊《东洋经济》、朝日新闻《AERA》、《论座》、共同网《My Opinion》等。他是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热衷观察家、参与者。 　　六、加藤嘉一是图书作者。他曾经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8月）；《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编委、论文作者、海洋出版社、2006年9月）。《红楼飞雪-海外校友情忆北大1947-2008》(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以谁为师》（作者、2009年6月）。翻译过原日本外交大臣小原雅博的《日本走向何方》一书，探讨中日新思维新政策等。 　　七、加藤嘉一是同声传译者。他能流利使用日文、中文、英文三种语言，曾经在学术研讨会、国际论坛、商谈、文化娱乐活动等多种平台担任过同传或交传的角色，其经历100以上。比如，北京-东京论坛。 　　八、加藤嘉一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日语教师。 　　九、加藤嘉一在日本初中、高中时从事专业长跑运动员，参加过全国大赛。 　　十、加藤嘉一是谈判者。他曾经在政治、经济、商业、文化、艺术、学术、娱乐、体育等各种国际场合扮演谈判者的角色，发挥语言、协调、沟通之优势，使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愿望最大化。至今谈判次数超过200场。

详细经历

　　他恨社会的不公，但内心依然阳光。——全文摘选《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加藤嘉一

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家里有一个小一岁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从爷爷开始都是贫困的。 　　出生时，奶奶突然离去。3岁时，自己贪玩，骑车撞上了大卡车，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几处永恒伤疤和右耳的伤残。父亲是运动员，从小锻炼我和弟弟。小学10岁时，父亲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别处，住上了大房子。 　　14岁时，加藤成为了优秀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14岁后，改练田径，体重下降到56公斤。练习三个月的田径训练后，荣获全国大赛第四名。同时他也参加校棒球队，参加了棒球日本小学生全国棒球大赛。在新学校里，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相当于杭二高，私立的），第二次报考通过，进入实验班学习。每天6点起床，坐一小时的电车，8点到校，下午5点放学，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家又换衣，在爸爸指导下与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洗澡吃饭，复习睡觉。天天如此，很有规律。 　　初二时，违规参加田径比赛，参加过全国大赛、夏冬的国家青年队集训。初二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下届全国大赛的双冠军。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出现伤情，致使他难以恢复原来的巅峰状态，于是放弃全国大赛，与同学去澳大利亚毕业旅游，大大开拓了眼界。 　　13岁时，父亲被要债，他们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间搬了20多次。 　　他开始做童工，送报纸。在2200个日子里，除比赛、集训、报纸停刊，不管雷风大雨甚至台风，他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逃避过一天。那些天里，他都三点起床，三点半送报纸，六点回家吃饭，然后上学，晚上10点到11点睡觉。几乎没有一天睡过6个小时以上，平均4小时。但好在睡眠质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时托福几乎考了满分，也开始做翻译。   

加藤嘉一

在校，他是个日本学生中的异类，常受到排斥。后来，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道谈判，让父母全心去挣钱。在每次谈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现过几次危机。但他绝不还手。后来得幸给做翻译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们施压，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点开始送报，骑15公里路上学，放学后到田径场锻炼两小时，再骑15公里路到21点半回家，吃饭，做功课。到24点睡觉，还时时刻刻面对来自黑道的压力。于是，他放弃田径，决定退役。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报复”社会的心态努力学习，三个月后的模拟考试，从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水平（省状元）。但在专注学习的同时，他每天还留给自己90分钟的慢跑时间。而且尽管学习紧张，但送报纸和做翻译工作却是一直坚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为考试担忧，而为家庭担忧。于是，高考第一天送完报后，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声音，决定参加考试，但不想上大学。第一场英语迟到15分钟，但做题只花了50分钟，还剩20分钟。考试结果是：语文只都扣在20分的汉字题的20分，数学满分，英语198/200，生物91/100（三选一），世界史满分（三选一）。 　　通过简单的全国统考，参加困难的大学组织的第二轮考试，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大学；此前，他父亲已成功申请破产保护。但避免父母承受过多经济负担，让弟弟妹妹读大学，他决定留学中国，去北京大学；来中国时，他一字不识，一口难说，一钱没有，得幸北京国际化程度高，安然到达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经过与家人商量，决意一人留在空荡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宿舍，号称小联合国）一号楼。每天晨跑一小时，洗澡吃饭，出去与阿姨们聊，中午吃饭看字典，聊到下午5点，与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看，晚上11点带着耳机听广播入睡。后来，中文说的写的很棒。 　　在校期间，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获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参加、主持、策划、发言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50多个。

人物事迹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 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 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 ”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 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　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一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　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看报，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这两个月睡得更少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脸的光洁度。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 　　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还有那么多来历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 　　“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 　　他认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他们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认同感。 　　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好比一个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加藤嘉一在北大

　　贫二代、农二代 　　加藤嘉一的理想职业是政治家，为此他苦读多年，终于进入诞生过多名政治家的东京大学系。但大一还未结束他就决意退学，理由是：“在同学的观念里，进了东大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毕业之后既可以从政也可进入名企，所以他们习惯了窝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我要接触社会，我要观察世界，这才是成为政治家的必修课！”他希望申请国外奖学金，换个环境读大学。中国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贫困的家境让他只能选择物价不高的地方。 　　2003年，加藤来到了北京大学。一句中文都不懂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学语言的最佳途径：“每天早晨开始跟学校里卖冰棍的阿姨比画着聊天，聊到下午5点找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读，晚上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夜里11点听广播里各种人物访谈。”一两年后他就学会了在不同语言系统间灵活变换，不仅能穿插着京味儿说流利的中文，还能用精准的官方措辞给中国媒体供稿。徐小平曾邀请加藤嘉一担任新东方顾问，给大学生讲怎样学外语。他说：“很简单啊！一不要光听BBC和CNN，二不能只看美剧，三不要花钱报任何培训班。”徐小平马上不说话了。 　　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里跟加藤最要好的几乎都是来自贵州、内蒙古、新疆的贫困生。“因为我跟他们经历相似，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跟他们更合得来。”19岁以前，加藤的生活异常艰辛，他自嘲为“贫二代、农三代”。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多次。他13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他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 　　在东大时，加藤嘉一身边99%的同学都有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历，所以来到中国后他依然习惯性地选择去北大门口的麦当劳打工。也正是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跟中国人建立团队合作，如何跟不同文化素质、价值观、道德水准的人磨合。身旁的同学纷纷侧目，让加藤很不解。在他看来麦当劳、肯德基是最适合锻炼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的地方：“我就奇怪了，精英怎么就不能去底层锻炼一点都不矛盾啊。在那里你要跟所有挑剔的、宽容的客户打交道，还必须态度良好，因为你跟他讲逻辑、玩语言游戏是没用的，客人不会国为你是大学生就宠你惯你原谅你，这样你就能慢慢学会控制情绪，这是在其他实习场合学不到的。” 　　加藤还把他的“麦当劳打工论”推广给贫二代同学。大三时他的死党——一个来自山东农村的男孩申请去早稻田大学交换一年，却因为东京高昂的生活费差点放弃。经过加藤的“洗脑”，他在早大附近一家居酒屋找到了兼职，每天除了学习至少要打工5小时。他最终顺利完成学业，今年毕业后去东京大学攻读博士。 　　“中国大学生总有一种乌托邦式的逻辑，所以一旦遇上工作环境不佳、同事不好相处、领导要求苛刻，他们就立刻辞职不做。”在加藤眼里中国大学生缺乏生存和社交能力。他说：“我们读大学无非就是寻找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弄清自己跟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麦当劳打工比去高盛实习实用多了。 　　他们才给我惊喜 　　作为一个立场要接触社会、观察世界的大学生，加藤做过很多大大小小的调研。有些与他的专业相关——譬如十几次去中朝边境走访当地居民，更多的与学术研究毫不搭界。他看不上周围同学所做的大多数调研：“现在的大学生搞调研非得要资金、媒体曝光率，与奖学金挂钩，只去特别有名气的地方。其实哪里都可以做有价值的调研。” 　　北大南门外开复印店的、卖水果的、游击队式卖盗版光碟的，都是加藤的调研对象。他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进盗版光碟的渠道、小店如何合理避税等。“最好的调研方式就是不让对方感觉到你是在调研。所以我从来不会告诉对方‘您好，我是北大学生’，而是用最自然、最平等的方式跟人聊天。”有时候他会拎着啤酒请农民工喝，装作随意地问对方：“在这儿干活怎么样？”实在没法接近距离了他会故意撞人家一下，然后“哥们，对不起，你没事吧”开头。 　　加藤热衷于跟社会底层的人沟通：“当我跟北大同学聊天时，他说上半句，我经常能迅速猜到下半句。我们的学习经历决定了思维方式是非常相似的。但当你真正跟社会底层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时，你会有很多惊喜，能不断激发并体质好奇心。”所以，当同学邀请他一快参与调研项目时，他总是拒绝，“因为很多中国大学生都有一种精神洁癖，会自动地把很多人群排除在愿意对话范围之外”，而这样的调研是不完整的。 　　尽管很多调研是没有报告、没有结果的，但加藤尽量通过其他渠道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身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2007年底，他去贵州省某县调研，发现国家推行的免除农村义务教育书杂费政策并没有得到落实，于是在一次与中央领导人见面时点名道姓地说明了当地的情况。 　　加藤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受到中国官方、媒体和大学生的欢迎，是因为他的写作是中国人想看、想听、想深入思考的。尽管此前很多外国人都表达过对中国的看法，但大多只停留在批判中国人的社会公德上，把自己当成旁观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旁观者，我是当事人，我跟中国大学生一起上课、实践、调研，而且我谈论的话题者是大学生关注的，从绿坝到农民工，从谷歌退出到新疆7.5事件，任何一个中国大学生都很感兴趣。“为了做一个合格的、无偏见当事人，加藤从来不使用尖刻刁钻的语言，他觉得这也和日本人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密切相关，所以不会引起中国年轻人的震怒和反感。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报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性格不同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进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在校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连最基本的时间控制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自信呢？” 　　大学期间的自律给加藤带来的第二个收获是，他比起同龄人有更好的毅力和体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为此他已积极备战3个月。 　　加藤的时间表已经明确安排到了几年后。在出版了4本著作以后，眼下他开始用母语写作，打算今年出2本日本书、1本英文，内容无一例外都与中国问题紧密相关。而两年后他的工作目的地将是美国，“因为我发现目前美国大多数大学教汉学的都是中国人，对汉学的解读和看法主观，所以我希望以第三方视角去教汉学。但无论如何，我会把观察中国当做我一辈子的使命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