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奇迹康复的共同点:拜伦：精神界的拿破仑

恶魔诗派的自由批判精神      

 当英国的湖畔派诗人与法国的夏多布里昂以优美而神秘的梦幻甜蜜地抚慰着大革命中的受伤心灵时，浪漫派诗歌的另一极崛起了。它的强劲、凌厉和惊世骇俗，有如划破阴霾的闪电，使那些甜美的宗教小说和田园诗歌骤然变得苍白。

       雨果称前者为天使，后者为撒旦。天使的使命是构建天堂，而撒旦则拆掉它。“一个好像以马内利（救世主）温存而强壮，坐在一辆霹雳和光明的车上周游他的王国；另一个则像倨傲的撒旦，当它从天国被贬谪的时候，拖带了一大群星星坠落而去。”（雨果：《论拜伦》，摘自《外国文学评论选》上册，湖南人们出版社，1982年）

       撒旦，就是自由批判精神的象征。

拜伦：精神界的拿破仑

       “恶魔诗人”之称谓起于拜伦。为了500英镑的年金而接受了“桂冠诗人”称号的骚塞，对攻击他的拜伦，名之曰“恶魔”。在当时英国上流社会中，拜伦被不少人视同魔鬼。据说，在某沙龙里当仆役报告“拜伦勋爵到”时，有位贵族老太太当场下晕过去。

       在19世纪初的欧洲，有两个知名人物就其对欧洲的影响而言，他们就势均力敌的，这就是拿破仑和拜伦。当拜伦死的时候，在法国“许多报纸上讲，本世纪两个伟人：拿破仑和拜伦同时去世了。正是这种重要性，使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为拜伦单列一章——尽管拜伦本人没有为哲学写过一个字。罗素认为，拜伦的情感和人生观是影响整个欧洲的重大因素。拜伦的诗歌不是精美的，然而却没有一个诗人能像拜伦那样掀起“拜伦热”。诗人拜伦在西方代表一个时代，构成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关于人的新观念。这种新观念被高雅的欧洲视同毒药和动乱的因子。然而它像大海的波涛冲击着欧洲古老的基石，许多才华卓著的诗人竞相追随，包括许多并非献身文学的青年也狂热地效法拜伦，希望作他那样获得一个放荡不羁的生命和辉煌灿烂的毁灭。

       我们怎样来描绘这个名噪世界的诗人呢？——这是一个用中国传统观念看来不可理喻的狂人。他的相貌英俊迷人，可惜是个瘸子；他身体柔弱、皮肤白皙有如少女，内心却沸腾着大海；他才华盖世，放荡张狂，是才子又是流氓；渴望荣誉而又认为荣誉于人毫无意义；他自称是利己主义者，为了爱犬之死而写诗咒骂整个人类，但又深切同情饥饿的工人，他第一篇演说就是为破坏机器的工人呼吁。他自称有一百多个情人，“天下女人一张嘴，从南吻到北”。他用老修士的头颅骨磨成骷髅酒杯开怀畅饮。他在19岁的时候就对生活、对人生绝望但又终生没有停止战斗，并在最后将生命献给了被压迫的希腊人。他的最后的遗嘱是把尸体运回故乡，而把心脏埋在希腊国土。卡莱尔说，19世纪初，只有一个人能同拿破仑相比，这就是拜伦。

       拜伦于1788年1月22日生于伦敦。父亲是个仪表堂堂而行为堕落的贵族，被称为“疯子杰克”。拜伦3岁时，父亲离家出走，浪迹天涯，死的时候身上连衬衫都没有。母亲凯瑟琳·戈登出于情爱，同疯子杰克结婚，而杰克只爱她的财产。她长得矮肥、鼻长、脸红，祖先第一代是溺死的，第二代是被害死的，第三、四代因杀人被绞死。凯瑟琳的血液里带有某种疯狂暴虐的因素。丈夫出走后，这种因素被激发吗，她时而把跛足的拜伦视同掌上珠，时而又抄起菜盘向拜伦的头上掷去。

       弗洛伊德的门生阿德勒认为，人的潜本能不是性，而是追求优越。这种本能根植于人的深层自卑心理，而这种自卑情结往往又源于儿童时代的生理缺陷。

       阿德勒的理论，在拜伦身上得到了一个有利于他的证明。

       “啊，多么漂亮的孩子！可惜是个瘸子！”人们的这类议论在美少年的心头形成了严重的创伤。同学们对他瘸腿的冷嘲和对他的欺侮，使这个天性狂乱的孩子心头经常激起自尊的反抗和自卑的伤感。他在少年时代常想自杀或杀人。10岁时，意外地得以承袭勋爵称号的拜伦竟然激动地在课堂上哭了起来。但爵位并没有医好心灵的伤痛。他喜欢带着手枪去散步，尽管那时一支玩具手枪，他用它来体验犯谋杀罪后的快感。15岁的时候，他发生了第一次初恋。但被他奉为纯洁天使的玛丽·安·查沃思却对侍女说：“你以为我会喜欢那个瘸子吗？”这句话犹如一把尖利的刀刺进拜伦的心脏。但是天色已经很晚，他还是冲出了屋子，昏昏晕晕地一口气跑回纽斯台德，直到12年后他还流着泪写出《梦》来追悔这段初恋的痛苦。

       自尊与自卑的内心较量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玩世不恭、吹牛撒谎、颓唐堕落了掩盖内心的自卑，如阿Q、拉摩的侄儿；而另一种则是激起更加狂烈的病态自尊。对于拜伦来说，就是把爱转化为狂烈的恨，不是对查沃思，而是对几乎所有的女性，对整个世界，他的报复就是“征服他们”；而后他所写的作品中，男主人公几乎都是英俊潇洒，而女主人公则甘心委身。

       时候到了。1812年，《恰尔德·哈洛德游记》第一、二章的成功给拜伦带来巨大的声誉：“一夜醒来，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名人。”拜伦兴奋得两眼发亮、面色苍白。贵族妇女们惊讶地注视着他的白皙的皮肤、金色的卷发、长长的下垂的睫毛下掩盖着的那双忧郁的蓝眼睛。他成了伦敦妇女崇拜的偶像。她们惊讶，他那么纤弱，但胸膛里却装着来自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和希腊的异域奇情，装着笼罩在神秘色彩中的遥不可及的东方世界。那个似乎体验了人生一切罪孽的多愁善感的哈洛德公子就是站在眼前的美少年吗？拜伦的神秘性格和灿烂才华成了贵族妇女聚会时最迷人的话题。卡罗琳·兰夫人甚至穿上仆人的号衣充作侍童去给拜伦送信，或是扮成马车夫冒着大雨鹄候在拜伦赴宴的人家门口，以期见上拜伦一面。

       拜伦接连写出了一批传奇与抒情相结合的诗。《海盗》的主人公康拉德是个杀戮成性、憎恨人类的匪徒，然而他又那么深挚地爱着自己的梅朵拉。故事的构架令人想起中世纪传奇（如《兰斯洛特》），但康拉德反抗人生的狭隘心情却是地道拜伦式的：

              我对你的爱就是对人们的恨，

              因为爱上了人类，就不能专心地爱你。

       这是一种极端强烈的爱。这种爱导致的排他性，不是排斥垂青于梅朵拉的男人，而是排斥整个人类。因为在康德拉看来，他的爱是专注的，像被放大镜聚集起来的全部阳光人热力，因此留给她以外的世界的就只有冰冷与黑暗了。也可以反过来说，由于他仇恨整个人类，因此他的所有的爱就只能交给梅朵拉一个人。梅朵拉是一个象征：她是拜伦在这个令人齿冷的世界上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他的理想，就是他为之献身的海伦（希腊）。

       在《海盗》中，拜伦抒发了一种与“湖畔派”迥然不同的胸怀：

              在暗蓝色的海上，海水在欢快地泼溅

              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我们的思想不受限

              ……

              那狂喜的感觉——那脉搏畅快的欢跳，

              可不只有“无路之路”的游荡者才能知道？

              是这个使我们去追寻那迎头的斗争，

              是这个把别人看作危险的变为欢情，

              那使衰弱的人晕倒的，我们反而感到——

              它的希望在苏醒，它的精灵在翱翔。

       “湖畔”和“大海”，“杜鹃”与“海盗”，这不仅是两种风格，而且是对人生的两种不同的领悟。

       贵族妇女们满脸通红而又爱不释手地读着《异教徒》（1813）中男女私通的故事。《阿比多斯的新娘》中，朱丽佳同亲弟弟的恋爱故事使她们怦然心跳，在沉溺于有罪的愉快中读完后又不能不装作愤怒的样子把它抛开。拜伦在这些诗中所显示的将叙事与抒情结合起来，恣意放荡，潇洒自如的风格，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流利通达的文字，震动了整个英国文坛。但是最著名的传奇诗歌的作者司各特，在读了拜伦的诗作之后，立即决定改用散文来写历史小说了。

       然而，拜伦绝不是贵族社会精神筵席上的美味佳肴。《恰尔德·哈洛德》中那种不顾一切反抗暴君、争取自由的精神已经显示了这个跛足美少年是个不折不扣的叛逆分子。孤傲慓悍的康拉德不过是哈洛德的兄弟。早在1812年，拜伦在上议院发表演说反对处死破坏机器的工人时，托利党人就把他视为眼中钉了。然而，当你要将某人置于死地时，正面进攻未为有利，流言蜚语，飞短流长倒可能成为利器。当拜伦写《阿比多斯的新娘》时，他恰同异母姐姐奥古斯塔住在一起，——简直再没有比更好的口实了。

       拜伦时代的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是“光荣革命”的发源地，最早举起了自由的旗帜，但又是最不自由的欧洲岛国。它一边举着“平等博爱”之旗，一边几乎全体一致地反抗法国的大革命——因为法国发生的是一场真正摧毁贵族统治的风暴。这场风暴无情地反照出所谓“日不落”国的海盗本质：它吞食全世界殖民地以肥自己，它压迫爱尔兰，它号称自由，但3000万人民只有100万人有选举权，而100万人中事实上又是由4000个贵族来主宰。他们奢侈、腐化、堕落，但却又把这一切包裹在所谓“gentle”（绅士）的风度里，不许任何人戳穿它。只要有一个稍稍露出这种企图，几乎几千张口就一齐向你张开，用诽谤、造谣乃至法律、军队将你置于死地，而且还要在你的墓碑上刻下永远洗刷不掉的罪名！生活在这样一个虚伪而残忍的国度里，你有什么选择呢？你最好是颂扬它，或者只写些风花雪月、传奇故事，发出貌似深刻的感慨，写些扑朔迷离的“真理”。这样，你就会得到鲜花和桂冠。司各特聪明，他谢绝了桂冠诗人的称号以避免后世的唾骂。这是一种何等致命的伪善呵！

       这种伪善如此沉重，由于它深入骨髓，没有一种强大如闪电般的力量，将无法把它击穿，没有恶魔般的勇气，将不敢同它宣战。它需要一种极度的热情，这种热情只有一个字眼可以形容，这便是疯狂。

       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不可能辩解和反驳，1816年拜伦悄然离开自己的国土。他写道：“假如人们叽叽喳喳议论着和咕哝着一切全是真事的话，我就不配住在英国；假如这些全是造谣中伤的话，英国就不配让我居住。”（转引自《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4分册，第358页，徐式谷等译，人们文学出版社，1984年）

       拜伦的众多作品都是抨击上流社会的，但《曼弗雷德》却带有某种忏悔与内涵：极端放任个人的欲求将把自己导向地狱。“自由=地狱”，这个看来荒谬的命题，揭露了那种蔑视理性、蔑视道德的极端自由恰恰是自身的囚笼。“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可视为荷马的“阿喀琉斯脚后跟”之隐喻的哲学表达。当我们读到这句话时，还感到它仿佛是20世纪写成的，因为它表述了现代主义一再重复的关于自由追求的困境。

       然而，饱尝痛苦折磨的曼弗雷德并没有屈服，在死亡之前，他拒绝修道院长的超度，喝退了向他发号施令的魔鬼。当死亡之手轻轻抚摩他的躯体时，他平静地说：“啊，死亡并不是什么感困难的事！”

       即使是陷入绝望的拜伦，也绝不向他周围的世界屈服。

       在无家可归的年月里，拜伦还写成了充满反叛精神的诗剧《该隐》和《恰尔德·哈洛德游记》的第三、四章。后者集中表现了作者的忧郁、孤独感和对自由的热爱：

              我宁愿永远孤独，

              也不愿我的自由思想   

              去换一个国王的宝座。

       1823年，他所一贯关注的希腊争取自由的战争遇到了挫折。自由之火终于突破了孤独和忧郁。他中断了《唐璜》的写作，于1824年初抵达希腊。希腊人用欢迎国家元首的隆重礼仪欢迎他，并请它担任征利潘远征军总司令。同年4月9日遇雨受寒，躺在担架上指挥军务，10天后逝世。去世前，拜伦对他的医生说：“死，我并不悲伤，我正是为了结束这无聊的生命才到希腊来的。我的财产，我的精力都献给了希腊的独立事业；现在，连生命也一并送上吧！……”他的死使希腊人民深感悲痛，全国致哀21天，机关、法院和商店停止活动。

       拜伦之死，震动了整个欧洲。正如诗人坎贝尔所说：“拜伦勋爵的诗是伟大的，但是他这次壮举比他的诗更伟大！”噩耗传到法国，许多青年的帽子上挂着致哀的标志。菲度街上挂着的拜伦的大幅画像前，数千民众川流不息地参拜着。雨果在他纪念拜伦的长文中指出，拜伦在英伦本土只是少数人理解，然而在天南海北之间他凭借自己的诗歌和最广大的人群建立起一条拧不断的情感纽带。自拜伦开始，为反对压迫、争取自由而献身成为诗人们为自己争得的最美“桂冠”。多少才华卓著的名字沿着这条路追随拜伦而去。这就是文学史上的“拜伦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