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颈椎治疗仪:中国军事思想研究：《太白阴经》主要特色(一)

《太白阴经》，又名《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是唐代兵学家李筌撰著的一部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重要兵书。该兵书共10卷、99篇，约8万字。综观全书，大凡人谋筹策、攻守作战、营垒阵图、武器装备、屯田战马、军仪典制、公文程式、人马医护、祭祀占卜等涉及古代军事与战争的诸多问题，作者李筌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堪称唐代唯一存世的一部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兵学专著。笔者不揣浅漏，仅就《太白阴经》一书的军事思想及其主要特色、价值，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专家与读者。
《太白阴经》在充分继承前人论兵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唐代军事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古代战争、国防、治军、作战等重大军事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刻系统的论述，并对某些问题的阐发作了创新性发展。
一、关于战争问题的论述
《太白阴经》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思想观点，主要涉及到战争的目的、性质和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等方面。李筌认为，战争之目的在于“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以实行“道德仁义”之政。他强调政治高于军事，以政治争取达到不战而胜乃为用兵之最上策。作者以道家与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仁义”之说，作为衡量和区分战争性质的重要标准。他说：“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又说：“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也。”显而易见，该书作者视执“道德仁义”之兵为正义之师，而视行“阴谋逆德”之兵为不义之师。基于对战争之目的和性质的这种立场鲜明的认识，作者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以道胜者帝，以德胜得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强兵灭，伯兵绝，帝王之兵前无敌，人主之道信其然矣。”在卷八《杂占》的“总序”中，再次明确指出：“盖天道助顺，所以存而不亡。若将贤士锐，诛暴救弱，以义征不义，以有道伐无道，以直取曲，以智攻愚，何患乎天文哉！”作者认为，只要是正义的战争，不必忧虑天文星象如何显现，而一定能够获得胜利；否则，忽视战争的正义性质，即使是依靠占星望气而“欲幸其胜，未之有也”。这无疑是颇有见地的正确观点。
在阶级社会中，战争始终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对于战争之目的和性质的认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是有不同的认识标准和对待态度的。尽管《太白阴经》的作者对此问题的认识，是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其出发点，因而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唐代“开元盛世”时期，李筌强调政治高于军事，在处理战争问题上，主张尽量以政治手段解决问题，避免流血的战争发生。这对当时稳定社会，促进生产发展，是有意义的，也不乏有现实借鉴作用。
在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认识上，《太白阴经》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事”，即取决于人的主观努力。李筌引述姜太公的话：“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这就是说，选拔贤才使用能人，不择良辰吉日事情也会顺利完成；严明法制慎行号令，不用占筮卜卦事情也会吉祥如意；尊贵有功优赏勋劳，不必祭祀自身也会免祸得福。总之，在李筌看来，只要通过人事努力，就能取得战争胜利。相反，那些“无厚德而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候于风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设伏不巧而任向背”等诸多放弃人事努力，而专靠迷信占卜以求鬼神保佑的人，只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由此李筌得出结论：“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夫如是，则天道于兵，有何阴阳哉？”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的因素，而非决定于“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的“天道鬼神”。显而易见，李筌关于战争胜负取决于人事而非鬼神的观点，乃是对《孙子兵法》唯物主义战争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认识上，《太白阴经》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地理条件对战争胜负固然有影响，但它不是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李筌首先承认，地理条件对作战的重要性，指出“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强调在对敌作战中要善于利用各种有利地形以克敌制胜。但他不是唯地形条件决定论者，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是人，是人的政治素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和巧妙运用，而不是单纯的地形条件；地形条件在战争中只起一定的辅助作用，不可以完全作为战争胜负的凭恃。所以他说：“地利者，兵之助，犹天时不可恃也。”为了说明天时、地利不可完全凭恃的道理，李筌还以历史上许多国家地理条件优越而人主昏庸无道，最终导致战争失败、国家灭亡为实例，深入分析而强调指出：“天时不能祜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十分明显，这是作者对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在战争中决定性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历史上持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有力批判。李筌此一思想观点，不但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这对我们今天认识地形条件对作战影响问题，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关于国防问题的论述
在国防建设问题上，李筌极力倡导“富国强兵”的国防战略思想。他认为，要想国家富强，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奖励农战，因而提出了“人主恃农战而尊”的战略主张。这实际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提出的“耕战”思想在唐代的进一步运用与发展。李筌认为，要实现“人主恃农战而尊”的国家战略地位，应从两个方面交替做起：一是在“兴兵伐叛”的战争时期，要实行“武爵”制度以奖励军功；一是在“按兵务农”的和平时期，要劝课农桑以发展生产，做到“使士卒出无余力，入有余粮”。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断地做好以上两点，才能使国家保持“兴兵而胜敌，按兵而国富”的强大国防实力。
《太白阴经》在阐述国防战略思想的过程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批判了那种认为只有富强的国家才能在战争中取胜，而贫弱的国家只能听任大国摆布的形而上学的宿命论观点，提出了国家的强弱并非不可改变的重要思想。李筌指出，有些泥古守旧的读书人说：“兵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亡。是则小国之君无伯王之业，万乘之主无破亡之兆。”对于这种形而上学的论调，作者以充分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力批驳：“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但是，由于弱小的汤、周、越采取了“阴倾之术，夜行之道，文武之数”等行之有效的政略战略措施，最终分别战胜了强大的夏、殷、吴。这不仅驳斥了历史上那种所谓“兵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亡”的形而上学错误观点，而且揭示了人的主观努力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李筌还进一步分析，国家的强与弱、富与贪，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执政者（即人的因素）实行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真正做到“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强”。李筌对此进一步解释，指出：所谓“乘天之时”并非坐等天道恩赐，而是指不违农时，做到“春植谷，秋植麦，夏长成，冬备藏”，尽量发挥人在四季生产中的作用。所谓“因地之利”，并非专靠土地的肥沃和地形的险要，而是指要积极“饬力以长地之财”，调动全国各地的物力，做到物尽其用；而要使“器用备”，只有“地诚任，不患无财”；做到“商旅备”，就能“以有易无”，活跃市场经济。所谓“用人之力”，是指要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力作用，去创造社会物质财富，防止人们因懒惰和奢侈所造成的贫困落后局面。
总之，在李筌看来，只要坚持“恃农战而尊”的国防战略方针，切实做到顺乎天道，不违农时，因地之利，物尽其用；任人之力，人尽其智，就可以使国家变贫为富、变弱为强。所以，他再次强调指出：“故知伯王之业，非智不战，非农不赡，过此以往而致富强者，未之有也。”应当说，李筌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
三、关于治军问题的论述
《太白阴经》关于治军方面的思想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知人善任的选才任将思想在阐述将帅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时，李筌指出：“将者，国之辅，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是谓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不可不察也。”既然将帅的作用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强弱与安危，那么，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来担当将帅之职，便成为《太白阴经》一书非常重视并着力探讨的问题。李筌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类是全面发展的“通才”，一类是具有某种专长的“偏才”。他强调要选拔“通才”担任将帅。他说：“夫聪明秀出之谓英，胆力过人之谓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谋。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李筌据此则认为，仅有过人的胆量，或者仅有超人的智谋的人，都不过是一种“偏才”，而“偏才，未足以言大将军”；只有那种“能柔能刚，能翕能张，能英而有勇，能雄而有谋，圆而能转，环百无端，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于天下”的“通才”，方“可以为大将军”，担当将帅之职。应当说，李筌此种高标准严要求的将帅观，不仅符合封建军事与战争发展的实际需要，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李筌在强调选拔智勇双全的“通才”担任将帅的同时，也很注重从治军与作战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拔具有某种特长的专门军事人才。作者已经认识到，实际生活中，真正的“通才”毕竟是很少的，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往往是有其所擅长的方面，因而便有各种不同专长的人才。作者在列举了十种不同专长的人才之后，强调“任才之道”就是依据实际需要选拔各种军事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专长。他说：“夫十士（指十种人才）之用，必尽其才，任其道。计谋使智能之士；谈说使辩说之士；离亲间疏，使间谍之士；深入诸侯之境，使乡导之士；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摧锋捕虏，守危攻强，使猛毅之士；掩袭侵掠，使捷之士；探报计期，使疾足之士；破坚陷刚，使巨力之士；诳愚惑痴，使技术之士。此谓任才之道，选士之术也。”
作者强调指出：此“任才之道”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三王之后，五伯之辟，得其道而兴，失其道而亡。兴亡之道，不在人主聪明文思，在乎选能之当其才也”。作者还在同书卷一《人谋上·贤有遇时篇第六》中，反复阐述这样的道理：国家的兴废，不在于是否兵强、地广、人多、国富，而在于人主能否识别贤才和任用贤才，只有人主在识贤用贤问题上，有非常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主见，使贤任能不失其时，才有可能成就王霸之业。他说：“明君之心，如明鉴，如澄泉，圆明于中，形物于外，则使贤任能，不失其时；若非心之见，非智之知，因人之视，借人之听，其犹眩耄叟以，目舌聋夫以韶，玄黄宫徵，无贯于心，欲求得人而幸其伯，未之有也。故五帝得其道而兴，三王失其道而废，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非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也。”在《人谋上·将有智谋篇第七》中，作者又列举诸多具体史例证明“使贤任能”的意义和作用。他说：“秦任商鞅、李斯之智而并诸侯，汉任张良、陈平之智而灭项籍，光武任寇恂、冯异之智而降樊崇，曹公任许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绍，孙权任用周瑜、鲁肃之智而败魏武，刘备任诸葛亮之智而王西蜀，晋任杜预、王之智而平吴，苻坚任王猛之智而下八表之众，石勒任张宾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师，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挫高欢之锐，梁任王僧辩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之智而面缚陈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败颉利可汗。”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说：“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见解，值得后人借鉴。
选才任将既然是关系到国家兴废存亡的大事，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任才之道”呢？李筌认为，选才任将的正确原则，应当是对人才先行考察而后任用，而不能先任用而后考察。因为，“先察而任者昌，先任而察者亡”。他认为，人主要做到善用将才，首先必须善于知人，善于考察和识别人才。为此，李筌独辟《鉴才篇》对人主如何考察和识别人才的问题作了专门论述。这在唐以前不多见。李筌指出：“明主所以择人者，阅其才通而周，鉴其貌而贵，察其心贞而明，居高而远望，徐视而审听，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极，若泉之深不可测。然后，审其贤愚以言辞，择其智勇以任事，乃可任之也。”他认为，考察和识别不同的人才，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内容。例如，“择圣以道、择贤以德，择智以谋，择勇以力，择贪以利，择奸以隙，择愚以危。事或同而观其道，或异而观其德，或权变而观其谋，或攻取而观其勇”，等等。作者还认为，选才任将是治军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因此，必须常抓不懈，切实做到“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举贤不离于口”。只有君臣上下齐心协力，经常抓好选才任将这一工作，才能确保国家昌盛不衰。
2.“振旅理兵”的军事训练思想搞好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工作，既是加强军队建设的根本措施，也是增强国防力量的重要保证。有鉴于此，李筌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唐代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提出了以“振旅理兵”为中心任务的军事训练方针。他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春、夏苗、秋犭尔、冬狩，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战也。”作者一方面反对凭借国家强大而随意发动战争，一方面又主张和平时期不可忘记还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性。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所以他强调要切实搞好以“春、夏苗、秋犭尔、冬狩”为主要方式，以“识金鼓、别旗帜、知行列、谙部分”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工作。在李筌看来，唯有抓好军事训练，才能提高部队战斗力，使国防得到巩固。
在军事训练的实际操作中，李筌特别强调要抓好士卒勇敢精神的培养。他在批驳了那种认为人的勇怯是由“地势所生，人气所受”的唯心主义传统观念后，明确指出：“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于人何有哉？”这里所说的“法”是指以“刑赏”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军队法令法规。显而易见，作者不但认定人的勇敢精神不但是通过“法”的教育而后天养成的，而且指明了在正确实行“刑赏”之法的条件下，勇与怯二者是可以转化的。而这正是李筌强调培养部队勇敢精神的理论依据。显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而使作者并不了解社会制度、阶级关系和战争性质，对人的勇敢精神的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但他直面传统的唯心观点，敢于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并且明确指出人的勇怯气质是“在刑赏之间”的后天教育养成的，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正确观点。
3.严格刑赏的以法治军思想李筌认为，严格的刑赏制度是一项以法治国、以法治军的根本性措施。他强调指出：刑赏制度“是谓军国之法，生杀之柄”，“用得之，而天下治；用失之，而天下乱。治乱之道，在于刑赏，不在于人君”。显而易见，在李筌看来，实行刑赏制度对于治国治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那么，怎样贯彻刑赏制度才能达到以法治军的目的呢？作者强调要切实做好以下两点：
一要实事求是，刑赏得当。作者明确指出：“刑多而赏少，则无刑；赏多而刑少，则无赏。刑过则无善，赏过则多奸。”为避免执行中刑与赏之不当问题的发生，他强调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做到“据罪而制刑，按功而设赏。”
二要注重实效，刑赏无私。作者认为，这是正确执行刑赏制度所应遵循的第二条重要原则。他说：“刑赏之术无私，常公于世以为道。”在贯彻执行这项“军国之法”的过程中，只有真正做到“赏无私功，刑无私罪”，才能收到“赏一功而千万人悦，刑一罪而千万人慎”的实际效果，从而才能不断提高和增强部队战斗力，达到“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的治军强兵之目的。
四、关于作战指导的论述
《太白阴经》关于战争与作战指导方面的论述内容颇为丰富，而其中最具价值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
第一、“非诡谲不战”的以谋胜敌的思想李筌在完全继承孙子关于“兵者，诡道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非诡谲不战”的以谋胜敌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善于指导战争与作战的人，应当隐藏自己的谋略而不暴露给敌人，因为，“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可见，隐藏谋略对于战胜敌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了隐藏自己的谋略，作者一方面主张运用孙子所倡导的“示形”之法，通过“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心谋大，迹示小；心谋取，迹示与”的隐真示假之法，达到使敌人对我“真诈不决，则强弱不分”之目的；另一方面则强调对不同情况的敌人，采用不同的惑敌方法和手段，如“贪者利之，使其难厌；强者卑之，使其骄矜；亲者离之，使其携贰”等等，从而达到破坏和削弱敌人的目的。
第二、“道贵制人”的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思想李筌在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第九》中提出：“夫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这是李筌关于掌握战争主动权思想的重要表述。这里所说的“道”，指用兵的指导原则；“制人”是谓控制敌人；“握权”，指掌握战争主动权。显而易见，李筌“道贵制人”的命题，既是对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思想的完全继承，更是在唐代历史条件下对前人思想的创新发展。在对掌握战争主动权问题的论述上，李筌“道贵制人”的命题，要比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表述，更加鲜明，更具新意。尤为可贵的是，李筌不但阐明了战争主动权的科学内涵，而且充分论述了如何实现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问题。综观《太白阴经》全书，李筌所论实现战争主动权应当掌握的指导原则，主要有以下五条：
一要善于扬长避短。李筌认为：“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故兽之动，必先爪牙；禽之动，必先觜距；螫虫之动，必以毒；介虫之劝，必以甲。夫鸟兽虫豸，尚用所长以制物，况于智者乎？”这就告诉我们，避敌之长而攻敌之短，扬己之长而蔽己之短，是实现战争主动权最为通常有效的原则和方法。所以，作者进一步强调指出，以扬长避短之法争取战争主动权，乃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指导原则，舍此而不用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术”，也“不足以成伯王之业”。
二要善于把握战机。李筌认为，善于把握有利战机，是实现战争主动权的又一重要指导原则。他强调指出：“见利而起，无利则止，见利乘时，帝王之资。”揭示了适时把握有利战机对于实现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性。他在阐述如何捕捉有利战机而实现战争主动权时，进一步指明：“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见利不失，遭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害。”这就是说，时机的到来，乃是瞬间之事；只有当有利时机一到立即把握，才能实现主动而争取战争的胜利。否则，一旦面对有利时机却犹豫不决，必定坐失良机，陷入被动，遭到失败。作者还形象地比喻把握有利战机就如同“疾雷不及掩耳，卒（猝）电不及瞑目”那样，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把握战机问题上，必须做到果断迅速，准确无失。
三要善于调动敌人。采用各种有效战法和手段调动敌人，牵着敌人鼻子走，这是李筌所主张的实现战争主协权的又一条指导原则。他强调指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攻其爱，敌必从；扌寿其虚，敌必随；多其方，敌必分；疑其事，敌必备。从随不得城守，分备不得并兵；则我佚而敌劳，敌寡而我众。”在李筌看来，只有关于调动敌人，牵着敌人鼻子走，才能实现战争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主动进攻态势，致敌人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四要善于利用有利形势。李筌指出：“夫善用兵者，以便胜，以地强，以谋取，此势之战人也。”这就是说，一个好的战争指导者，必须善于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势（包括有利的兵势、战场态势和地理形势等），以便充分掌握战争主动权。他认为，只有真正做到这样，才能形成“如建瓴水于高宇之上，然而无滞溜；又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著手”的强大无比的进攻之势，从而主动自如地战胜敌人。可见，在李筌看来，善于利用一切有利形势，也是实现战争主动权所须把握的指导原则。
五要善于隐蔽窥敌。要善于隐蔽自己和窥探敌人，也是《太白阴经》论述如何实现战争主动权所应把握的又一重要指导原则。李筌在继承孙子的“形人而我无形”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说：“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故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间谍不能窥，智略不能谋。”这里所说的“无形”，是指不把自己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战略实情）暴露在敌人面前。为了做到隐蔽自己，李筌主张采取制造假象的“示形”之法来欺骗和迷惑敌人。例如，自己兵员寡少时，就用“曳柴扬尘”之法显示阵地兵员众多以欺骗敌人；自己兵员众多时，则以“减灶灭火”之法显示兵员寡少以迷惑敌人。总之，李筌主张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巧妙办法来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和真实情况，而不为敌人所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在战争中立于主动和不败的有利态势。
李筌在主张要巧妙隐蔽自己的同时，又主张要充分窥探摸清敌人的企图和情况。实际上，隐蔽自己和窥探敌人，是实现战争主动权所不可或缺、紧密相关的两个侧面。作者认为，只有在做到既能完全隐蔽自己，又能深入探明敌人情况的前提下，才能使自己获得主动、力避被动。因此，他特别强调要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对不同情况的敌人进行有的放矢的窥探侦察。例如，“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惧，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作者这里所讲的对象，虽然是就探测不同类型人员而言，但其基本原则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窥探敌人。因此，李筌认为，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只要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加以深入窥察和了解之后，就能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同无间，入无朕，独往而独来，或纵而或横。如偃枯草，使东而东，使西而西；如引停水，决之则流，壅之则止，谋何患乎不从”的主动自如的有利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