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颈肩腰腿疼加盟招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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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2---24）、三民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1922--24）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2年初，孙中山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遂与奉、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并将滇、桂各军集中韶关，以韶关为大本营，准备取道江西北伐。5月6 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从5月中旬到下旬，北伐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新城、崇义、信丰、龙南等县。6月5 日，北伐军占领赣州；8 日，赣督陈光远向北洋军阀政府辞职。北伐军乘胜前进，连占万安、大和，直逼吉安。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中，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叛乱。陈炯明在护国运动中参加反袁斗争，组织粤军，自任总司令，第一次护法中任援闽粤军总司令。在两次粤桂战争中，野心勃勃，企图称霸广东，并与直系勾结，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处处牵制。由于后方不稳，孙中山临时决定在桂各军反粤，4月19 日，孙中山下令罢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及内务总长职，保留陆军总长职务，23 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坐镇指挥北伐。为稳定广东局势，孙中山两次派人赴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共商北伐大计”，均遭陈拒绝。在暗中，陈却同陈光远密电往来，相约夹攻北伐军。5月中旬，陈炯明部下叶举率部从广西回粤，以“清君侧”为名，进抵广州。
陈炯明叛乱，对孙中山是一个很大打击。依靠一部分军阀去反对另一部分军阀，以达到恢复“临时约法”的目的，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五四时期，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潮中，以恢复约法相号召，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了，因而护法运动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孙中山决心寻求新的力量、新的途径，继续奋斗。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1922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赞扬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的精神。同时向他说明，革命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并指出他依靠军阀打军阀的错误，也指出国民党组织混乱、纲领不清、作风不正的毛病。中国共产党派李大钊等帮助孙中山，苏联也向孙中山建议，要他建立联合工农群众的政党和革命武装。
孙中山早就对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表示赞赏，现在见到共产党人这样诚恳热情，十分受感动。他和李大钊经常促膝谈心，废寝忘食。经过深思熟虑，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谈心，废寝忘食。经过深思熟虑，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苏联的建议，欢迎两党合作，同时也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在国际上也要有像苏俄那样真心支持中国革命的国家的援助。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
1922年秋，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会议，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计划，起草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党纲和党章。1923年元旦，他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明确表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立”。
这年1月，占据广州的陈炯明被滇军和桂军中一部分拥护革命的队伍赶出广州。孙中山重抵广州，建立了大元帅府。许多共产党人也云集这座南方重镇，广东成了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苏联政府还给予广州政府军事和物资援助。不久后，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斩钉截铁地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国民党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到了11月，孙中山宣布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定。他勇敢地自我批评说：“看一看以往十年的实际成绩，我不能不认为是失败的。国民党想要取得成功，必须改组，要有鲜明的主义，切实的政策，要争取民众的支持；在组织上要去恶留良，克服腐败现象。”于是，国民党开始重新登记党员，整顿各级组织，建立讲习所训练干部。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参加了这项工作。
孙中山在会上耐心地向代表们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他说，他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和旧的三民主义不一样的。他的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整个中国的解放，而国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他的民权主义主张凡革命的个人和团体，都享有自由和权利。他的民生主义，除了“平均地权”以外，又增加了“节制资本”。为了实行新三民主义，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最重要标志，也是他一生中伟大的转变。
经过选举，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于右任等老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大会确定的新三民主义，其基本原则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原则基本一致，从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国共合作得以实现。此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自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一度消沉的工人运动，在国共合作的促进下，主要是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逐渐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广东革命政府统辖的地区内，工农运动取得合法存在的权利，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自从和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有了联系后，孙中山便决定建立一支革命军队。本来，孙中山手下也有不少军队，但这些都是旧军队，不听指挥。孙中山在长时期内依靠旧军队从事革命活动而屡遭失败，这给他留下痛苦的教训。还有些军事骗子甚至来骗枪骗钱，孙中山有许多这样的教训。尤其是经历过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更是决心着手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
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军官学校。
1924年5月，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习惯上称“黄埔军校”。军校第一期学生于1924年5月入学，学员500名，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5期，共约7400人。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曾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1／10。
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毛泽东后来说：那时的国民党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面目一新。”
黄埔军校培养的军事、政治工作干部，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构成，简称“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
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次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确认“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实业计划》一书就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宏伟蓝图。他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因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民生主义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
三民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但是，它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完整意义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课题：“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恣肆，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称道了“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的苏维埃国家“人民独裁政体”，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民生主义则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现在金门岛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
三民主义要点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三民主义源流及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民国11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初期
同盟会的成立民国前七年（乙巳年）春，总理由美赴欧，先后在巴黎、柏林宣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号召留学生，了解革命组织的团体，加入共有七十余人。七月，总理返日，又以兴中会为中心，把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和革命份子联合一致，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所写训词开宗明义确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孙中山在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
迁台后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三民主义成为蒋中正威权体制下的“党国意识型态”，大胆岛（金门）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高级中学及大学中列有三民主义课程，透过此一课程极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构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正统乃至民族道统的地位，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不同名称，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台湾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
除了中华民国宪法外，在当时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文字。解除戒严及动员勘乱时期后，相关科目的授课内容逐渐改变，大学内相关课程则逐渐改为中华民国宪法课程，国家考试及大学入学考试则渐次缩减，甚至停考该科目。各三民主义研究所则改名或改组，例如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变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
负面评价
三民主义的批评者众多，他们认为孙文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东抄西凑，自相矛盾，思想极度混乱的产物。
1927年陈炯明所着的《中国统一刍议》提到：“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详细批评，非本论范围，但国民党贤者，必知其说，不过头上有偶像，不敢触犯耳。如有马定路德出于其党，庶有中兴之望）。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强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趋步耶！”
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
刘宗正批评孙中山有“大汉沙文主义”的思想，例如：“就历史上说，我们四万万汉族是从那一条路走来的呢？也是自帝国主义一条路走来的。我们的祖宗从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义第四讲）、“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第一讲）、“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余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
孙中山讲民族主义时，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说中国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没有增加，“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我们中国却仍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
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
权能区分
孙中山又常以诸葛亮与阿斗的故事说明“权能区分”的重要性，“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照我所发明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这些理论的问题点在于孙中山混淆了欧美国家人民的权利（rights），政府的权力（authority），与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欧美的“阿斗”其实“权”与“能”都有，随时有“能”，行使其“权”，以更换不适任的“诸葛亮”。最早指出孙文思想这个病理的是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后来他的学生宫泽俊义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析》一书中指出，“现在欧美各民主国家，人民不但拥有孙文所称的政权，同时有治权，政权与治权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他所称的治权是人民的权力的本质，政权则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方法。”
西方对三权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孙文却只怕不是“万能政府”。他认为可以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来防止万能政府变成独裁政府。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是理论可行，实际上不易实行的。若是罢免的条件订的很苛，则等于没有罢免权，如果订得很宽松，则时时在罢免，民代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法专心行使立法权。。
国民大会
孙文发明权能区分，一方面设国民大会为政权机关，一方面设五院为治权机关，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设立总统理治权，如此一来，孙文对共产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这种情况下，国民大会变得很复杂，国民大会若是完全按共产制度来实行，运作的程序，优点和缺点很清楚。但是，在国民大会外另社总统，情况就复杂了。本来，五院是直接归国民大会管理监督，现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设总统，总统又不具权力指挥五院，只能调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协商时，
五权分立
孙文采取三权，确认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试、监察两权，成五权，更重要的是，孙文不采取西方“性恶论”的思想，却采取“性善论”，让五权分工合作，造就一个万能政府，把以性恶哲学为基础的法律、政治价值观，一变成以性善为基础的宪政思想，这种转变是何等的巨大，整个宪政的架构和运作不同，甚至目标也不同。
考试制度
考试院行使考试权，但考用不能合一，因为它没有行政权。甚至，连到考多少人都不晓得。所以，后来就陈仓暗渡，在行政院下设人事行政局，当时设立这机构是黑机关，所以就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加以合法化，但临时条款废除以后，人事行政局又成为黑机关，政府又将它放在《国安三法》中夹带过关。
监察制度
台湾宪法专家李鸿禧指出“国父孙文发明了监察制度，将属于立法权中的弹劾权分离出来，另外成立监察院。在国外，弹劾权是国会两院制的国家才具有的，由下议院提出弹劾，上议院来审判。但是在我国：当监察院提出弹劾后，却没有国会可以审判，结果就将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由监察院提起弹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判，这是违背法学、政治学学理的笑话。弹劾是追究政治责任，不是追究法律责任。谁才能追究政治责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将监察院改成目前的准司法机关已是大笑话，因为有权追究公务员政治责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们所选的民意代表，但现在监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来追究行政机关人员的责任，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里的成员又是轮调、派任的法官担任，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们又何德何能来审判公务人员是否有行政责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台湾未来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规划，整个司法问题才能有比较好的解决”。
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
在涨价归公方面，孙中山以为“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此一理论的问题在于如果地主永远不卖土地，没有买卖的行为，涨价归公便无从实施。孙中山的“涨价归公”理念是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于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气的平等权利一样。”，张五常认为亨利·乔治的“涨价归公”理论是“闭门造车”，对经济学一窍不通。
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台湾早期大量的国营事业，如：台盐、台肥、台铁、烟酒公卖局、邮局、中华电信等企业赚取大量的费用但是服务品质也不见提升，原因就是没有竞争，自从开放民营竞争以后品质才略有改善。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本具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便提到“...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但因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力行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虽然打著是发扬、拥护三民主义的旗号，对其中左倾的部份，采取模糊带过的方式，使民生主义真正的精神，反而更显得模糊不清。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青年学者 刘小烽在“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一文中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干，它的影响远及东亚诸国”是东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义则代表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最有价值的尝试。所以，三者之统一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社会理想的统一；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以下是分述：
一、社会理想的统一
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一 社会理想的统一
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
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系出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则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
三民主义暨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及马克思所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三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现在，我们来看《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中最关键的两个句子：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热爱劳动，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无处释放一样，而且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一定非要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劳动“不必为己”，人们都能“各尽所能”。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就象讨厌财富一样，把财富任意的弃置于地，而不是收藏起来，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人们已经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页）。这时候，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财富都“不必藏于己”，人们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属于社会公有的财富。社会已经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
从这点上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统一的。
二 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它要求统治者在不损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一定的阶级让步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被统治阶级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实质，就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决涵盖社会各阶级的“民生”问题，使社会各阶级的成员在不改变自身阶级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而这也就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义的指导精神与仁的精神是统一的。那么，此二者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
因此，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运用“仁”的指导精神上是统一的。
三 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礼是什么呢？《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析言之，儒家的礼，就是在行“仁”的大前提下建立的维护一定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道德秩序。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赋予社会阶级秩序以道德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消除被统治者造反的思想意识。所以，“仁”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必要（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礼”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亦即使造反作乱没有道德依据或没有意识形态基础）。“民”既无造反之必要，又无造反之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这两者中，如果统治者不讲“仁”而只讲“礼”，那么，礼就不能为被统治者长期接受，因而也就不能保证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如果统治者不讲“礼”而只讲“仁”，仁的推行就会使被统治者轻慢其统治，因而在不受“礼”的约束的情况下，便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相辅相成，仁礼一体，缺一不可，这就是儒家全部思想的精髓所在。
那末，“礼”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有何体现呢？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吸收近代西方民权与法制思想及中国传统行政、司法经验而提出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
四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别性和统一性之关系
（一）差别性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二）统一性的辩证性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结合。我们要把儒家的仁和礼，看作是能够为一切阶级社会和非阶级社会所共同适用的超历史超阶级的统治原则和社会管理原则，而不是机械地把它仅仅看作是封建社会的所谓“仁政”和封建礼教之三纲五常。我们也不能把民生主义很局限地理解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应该把它看作是致力解决民生问题的精神及其一切方法的总的称谓。我们也不能把对民权主义的理解局限在“五权宪法”的狭小范围，而应该把它扩大为“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我们更不能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呆板的缺乏联系的僵死的教条，而应该把它看作是需要不断发展和不断取得新的营养补充的理论体系。所以，三者之统一，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
（三）三者之统一的意义
儒家思想是统治的学说，但是它也主张“逆取顺守”，承认“汤武革命”的正义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革命的学说，但它们同时也是建设的学说。因此，儒家思想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革命与统治兼顾的学说，前者侧重于统治（即阶级秩序的建设），后者侧重于革命（即阶级秩序的变革）。所以，三者之统一可补各自的不足。这是其一。
其二，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干，它的影响远及东亚诸国”（《简明哲学小辞典》第页），是东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页）思想体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义则代表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最有价值的尝试。所以，三者之统一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五 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基础
共产主义（大同）社会是在“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和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都充分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所以，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和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是大同社会的两大柱石和基本前提。没有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谈不上按需分配；没有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也谈不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因为按需分配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的标准问题。而人类的需要总是一个不确定值，它总是随着国家民族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具体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需要永远是一个不确定值。即使是同一个人，他在“此一时”对“需要”的要求与“彼一时”对“需要”的要求也会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体，只能是社会化大生产与集体主义道德的高度综合。归根到底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因为集体主义道德必然而且也只能来源于个人与集体的紧密联系，高度的集体主义道德只能是充分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必然的意识形态。
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才可能充分涌流；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个人与集体的联系才会不断加强；个人与集体的联系加强了，集体主义才会逐渐由一种社会道德变成一种生存之道。而只有当集体主义道德变成人们的生存之道的时候，集体主义的原则才会真正成为社会成员的生活必须，人们才可能“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所以，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决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神秘的天堂，而完全可以是人类奋斗的杰作。其所由实现的途径便是：一、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解决民生问题，即行“仁”；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建立集体主义的社会道德秩序，即建立集体主义的“礼”。这就是立足于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之统一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要谛。
最后，总结起来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只有统一才能使中国（儒家）文化获得新生，也只有统一才能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更加完备更加雄壮其强大的生命力。
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单方面称为孙中山生前对其“三民主义”思想作出的最后一个版本的修正，是孙中山晚年联俄容共、扶助和依靠农工的思想的体现。但由于其中涉及中国国民党联合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加之
概括
与三民主义相比，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提出具体反帝斗争要求，认清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演变成排满兴汉→反满贵族→明确反帝斗争。
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强调它的人民性、群众性。“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这样将资产阶级民权政治与反帝民族主义斗争相结合，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飞跃。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中国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更新解释了“平均地权”，提出了新的方针。“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即“耕者有其田”，明确反对封建剥削。“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实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民生主义和扶助农工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国民大革命。
总之，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这表明对三民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使它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尽管它斗争的彻底性、革命最终目标、指导思想同阶级不同，与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还有着本质区别，但它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各种原则基本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实际情况
从语言学角度，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硬解释成“新三民主义”，是根本不符合文法规则的，因为三大政策的文字中根本就没有出现“民”字。按照通用规则，“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只能简称为“二联一扶”。而且并无证据证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孙文所言。而孙文当年所发表的是，“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容共”而非“联共”。
中国国民党方面则始终坚决否认曾有“新三民主义”这个概念存在过，在现今可以查阅到的国民党方面保存的所有文件里也找不到关于新三民主义的记载。而只有在共产党方面保存的历史文件里能找到这个新主义的踪迹。因此，他们认为“新三民主义”是共产党方面杜撰出来的。孙中山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完整演说则更加说明了，孙中山至死只有一个三民主义，那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这段演说录音在中国大陆的有关纪念孙中山的影片里只敢播前3分钟。另外，孙中山遗嘱里面写道：“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查阅孙文全集可知，孙中山直至临终，所坚持之三民主义，仍为其1924年所著之《三民主义》.
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首次建立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１９２２年１月至１９２３年２月，全国罢工达１８０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我党从“二七”惨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１９２２年７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至３０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１０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１／４。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了大革命后期，１９２７年７月，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经历
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首次建立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我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了大革命后期，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孙中山在合作中】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原先一直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并极力争取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是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却使孙中山越来越失望，特别是1922年6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东到上海。孙中山从困境中沉痛地感觉到过去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企图依靠军阀势力是靠不住的，他醒悟了。与帝国主义的态度相反，苏联政府并不因为孙中山遭到失败而改变对他的支持。在陈炯明叛变时，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马林正在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下决心采取联俄政策。在达林离开中国时，孙中山让陈友仁向达林转告他的话：“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联。”
这时，孙中山也已经看到了新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在他处境艰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给予有力支持。因而他采取联共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孤军作战，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要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同国民党合作。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并提出共产党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共二大正式提出同国民党及其它民主派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外的平行合作。同年8月对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议决定只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陈独秀等在上海会晤孙中山，向孙中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具体途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同意，并赞同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表、张太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但是，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未加入国民党，并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抱怀疑态度。
为推动国民党改组，
改组后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为国共合作的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革命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在统一战线领导下为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进行了一系列不懈努力。预示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北伐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