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天津迈德斯特:《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3:21:36
《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曹宏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天安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见证者，它不仅目睹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衰落的悲凉，见证了中国人民一次次要民主争自由，反抗外国侵略和反动统治的斗争，同时还见证了新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更是共和国举行盛大庆……[连载内容]
1976年9月8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毛主席病危的消息。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等宴会结束，便向外宾告别，迅速赶回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地“202”。
华国锋急速走进202的卧室，此时毛泽东已处于最后的弥留状态。华国锋随后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观察着医学专家们的积极抢救，直至看到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心电图显示成一条直线。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202”的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紧急磋商3个问题：(1)主席的后事；(2)主席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而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姚文元也跟着起哄。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议题了。后经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排除干扰后，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而“四人帮”这时却躲开了。他们有意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存心找茬：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但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如果要保留，一旦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曾同江青吵过。由于江青捣乱，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一直开到凌晨5点多钟才结束
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政治局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1周的遗体告别活动，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以及各界代表，向最景仰的伟大领袖作最后的告别。鉴于毛主席遗体告别活动时间较长，一般的冷冻措施无法确保遗体的完好，更主要的是为了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必须立即对遗体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
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任务，马上下达到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接到任务后，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落实。
刘湘屏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妻子。谢富治早年曾是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的政治委员，解放后授上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投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利用其公安部长的职权干下了不少迫害革命老干部的劣迹，成为“四人帮”的主要帮凶之一。1972年谢富治病逝后，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第一纪念堂的显著位置。“文革”结束后，他所犯罪行得到了清算。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谢富治的党籍，骨灰也被移出了八宝山。正是由于谢富治在“文革”初期的显赫地位，刘湘屏才得以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
对于毛泽东的逝世，刘湘屏感到十分突然和悲痛。此时，曾长期与江青有密切关系的她感到脑子发木，对于此后的中国政局根本顾不得想，只想着立刻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刘湘屏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后，同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决定派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原中国医科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现解剖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徐静，1931年出生于吉林市人。大学所学专业为组织胚胎学，1956年赴苏留学。在苏学习期间，26岁的徐静以科学上的惊人发现，推翻了“成年高等脊椎动物脑神经细胞不能分裂和再生”这一世界医学界公认了100多年的结论，从而轰动了苏联学术界，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可以说，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9月9日凌晨2时，卫生部值班室秘书江焕波同志，火速驱车赶往西城的百万庄去找徐静。
此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为了安全，北京市的不少人家还都住在楼间空地上搭起的抗震棚里。江焕波和司机在百万庄一带，心急火燎地在黑夜中摸索了2个多小时，直至凌晨4时才找到徐静的住处。但由于他们彼此都不认识，江焕波又不能把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和盘托出，只好小心地问道：“是徐静同志吗？我是卫生部的江秘书。”徐静点点头。
“请跟找走，部里叫你去一趟，有紧急任务。”江焕波急促地说道。
徐静没敢多问，只说了声“你稍等一会儿”，随后迅速回到房里通知了丈夫一声，便登上江焕波的车，消失在夜幕中。
车速很快，在无人的马路上飞奔，向东单方向驶去。在车上，徐静努力猜想着可能接受的种种任务，但尚未来得及得出答案，车已经驶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大门。
这时，天刚蒙蒙亮，只见刘湘屏正在院子里急得打转。当见到姗姗来迟的徐静后，她劈头就对杨纯说：“你们医科院真成问题，一个基层教研室的主任、党支部书记，家中竟然不给安个电话？”徐静听后，只感到好笑：这位部长也真是够官僚的！别说装电话，有个窝住就算不错了！的确，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根本谈不上什么待遇。
时间急迫，刘湘屏拉起徐静，换上自己的车，立即向西驶去。车子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北门，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徐静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地震后毛主席的新住处，对外代号“202”室)。徐静紧随大步疾行的刘湘屏，走进了里面一个不算大的房间。
他们刚进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语调低沉地问道：“你是徐静同志吧？”
徐静答道：“我是。”
汪东兴坐下后招呼大家坐下，沉默了1分钟没有说话。此时，徐静感到屋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不敢往那想。
终于，汪东兴说话了：“我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了，现在消息还没有公布。”
听到这里，徐静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召集你们来这里来，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汪东兴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烧了。”
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万一主席的遗体出点差错，我们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中央政治局。”
作者：曹宏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天安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见证者，它不仅目睹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衰落的悲凉，见证了中国人民一次次要民主争自由，反抗外国侵略和反动统治的斗争，同时还见证了新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更是共和国举行盛大庆……[连载内容]
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前前后后也充满了斗争和风波
1976年9月8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毛主席病危的消息。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等宴会结束，便向外宾告别，迅速赶回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地“202”。
华国锋急速走进202的卧室，此时毛泽东已处于最后的弥留状态。华国锋随后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观察着医学专家们的积极抢救，直至看到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心电图显示成一条直线。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202”的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紧急磋商3个问题：(1)主席的后事；(2)主席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而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姚文元也跟着起哄。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议题了。后经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排除干扰后，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而“四人帮”这时却躲开了。他们有意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存心找茬：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但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如果要保留，一旦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曾同江青吵过。由于江青捣乱，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一直开到凌晨5点多钟才结束
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政治局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1周的遗体告别活动，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以及各界代表，向最景仰的伟大领袖作最后的告别。鉴于毛主席遗体告别活动时间较长，一般的冷冻措施无法确保遗体的完好，更主要的是为了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必须立即对遗体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
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任务，马上下达到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接到任务后，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落实。
刘湘屏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妻子。谢富治早年曾是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的政治委员，解放后授上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投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利用其公安部长的职权干下了不少迫害革命老干部的劣迹，成为“四人帮”的主要帮凶之一。1972年谢富治病逝后，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第一纪念堂的显著位置。“文革”结束后，他所犯罪行得到了清算。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谢富治的党籍，骨灰也被移出了八宝山。正是由于谢富治在“文革”初期的显赫地位，刘湘屏才得以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
对于毛泽东的逝世，刘湘屏感到十分突然和悲痛。此时，曾长期与江青有密切关系的她感到脑子发木，对于此后的中国政局根本顾不得想，只想着立刻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刘湘屏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后，同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决定派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原中国医科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现解剖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徐静，1931年出生于吉林市人。大学所学专业为组织胚胎学，1956年赴苏留学。在苏学习期间，26岁的徐静以科学上的惊人发现，推翻了“成年高等脊椎动物脑神经细胞不能分裂和再生”这一世界医学界公认了100多年的结论，从而轰动了苏联学术界，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可以说，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9月9日凌晨2时，卫生部值班室秘书江焕波同志，火速驱车赶往西城的百万庄去找徐静。
此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为了安全，北京市的不少人家还都住在楼间空地上搭起的抗震棚里。江焕波和司机在百万庄一带，心急火燎地在黑夜中摸索了2个多小时，直至凌晨4时才找到徐静的住处。但由于他们彼此都不认识，江焕波又不能把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和盘托出，只好小心地问道：“是徐静同志吗？我是卫生部的江秘书。”徐静点点头。
“请跟找走，部里叫你去一趟，有紧急任务。”江焕波急促地说道。
徐静没敢多问，只说了声“你稍等一会儿”，随后迅速回到房里通知了丈夫一声，便登上江焕波的车，消失在夜幕中。
车速很快，在无人的马路上飞奔，向东单方向驶去。在车上，徐静努力猜想着可能接受的种种任务，但尚未来得及得出答案，车已经驶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大门。
这时，天刚蒙蒙亮，只见刘湘屏正在院子里急得打转。当见到姗姗来迟的徐静后，她劈头就对杨纯说：“你们医科院真成问题，一个基层教研室的主任、党支部书记，家中竟然不给安个电话？”徐静听后，只感到好笑：这位部长也真是够官僚的！别说装电话，有个窝住就算不错了！的确，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根本谈不上什么待遇。
时间急迫，刘湘屏拉起徐静，换上自己的车，立即向西驶去。车子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北门，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徐静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地震后毛主席的新住处，对外代号“202”室)。徐静紧随大步疾行的刘湘屏，走进了里面一个不算大的房间。
他们刚进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语调低沉地问道：“你是徐静同志吧？”
徐静答道：“我是。”
汪东兴坐下后招呼大家坐下，沉默了1分钟没有说话。此时，徐静感到屋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不敢往那想。
终于，汪东兴说话了：“我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了，现在消息还没有公布。”
听到这里，徐静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召集你们来这里来，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汪东兴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烧了。”
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万一主席的遗体出点差错，我们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中央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