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手指怎么扩肛门: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下）

作者：费尔多思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160    更新时间：2010-1-14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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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否定建国初期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全然不顾建立起来的那个工业体系的存在，那个农业合作化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那种公平和正义，认为那个年代是被耽误的年代，不是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样，如果不研究社会发展的实质，仅凭自己的阶级立场爱国热情以及对为人民服务的由衷赞叹，就认为那个年代一切都好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否则无法理解改革以后人民生活水平的确实提高，无法理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历史是辨证的，虽然我们已经等待了辩证法六十年，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资本主义确立，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也是整整六十年，也就是说，用了六十年的时间，马克思才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最发达的英国，认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我们的毛泽东在建国前和建国初就能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不愿意去认清这个问题，不愿意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甚至允许我们的社会在歧途上走下去，我们就会犯历史的错误。有两种思潮，两种强大的思潮，在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在书本里，在课堂上，在无数的网络论坛，这两种思潮的争论方兴未艾甚嚣尘上，几乎是要强迫每一个中国人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一种是“民主”思潮，另一种是“红色”思潮。前者向往西式的民主，主张一人一票的国家选举，后者则怀念廉洁丰公公平公正的红色年代，前者指责后者搞专制，后者指责前者是资本集团利益的倾扎，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这两种思潮在本质上或在核心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真正主张民主的人，希望的也是一种公平正义的民主，而不是利益集团的倾扎或党派的尔虞我乍，真正热爱红色的人，热爱的也是人民当家做主，热爱的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而不是什么专制。当腐败横行的时候，当人们的命运受到挑战的时候，当人们想改变这些而又无可奈何的时候，人们能做的，就只有在头脑中保留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自己有一张选票，通过自己的选票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渴望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来一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扫除一切不平等现象，人民的事让人民做主，这就是两种思潮的源头，核心都是人民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人心思变。也不能说这种思变愿望是不现实的，毕竟有许多国家在选举，毕竟有过穷人的队伍让人民翻身做主，但机械的回到过去或照搬西式的民主，却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做的是认清我们社会的本质，建立人民的当家做主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多少次，有人不厌其烦地告诉你，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不适合民主，云云，还有多少次，有人打着经济效益的旗号，把工厂的选举程序取消了，人民代表的选举程序也成了摆设，在那最“专制”的年代还能坚持的，仅有的朴素的民主权利也被剥夺了。工人选厂长，体现的那个民主，才是工人的当家做主，工人施行的是“董事会”的权利，说明工厂为工人所有，这要比美国选总统实惠得多。试想，如果我们建立的是真正的公有制而不是国有制，是又法律落到实处的公有制，人民不做主行吗？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才是我们旗帜上的民主！
有一个问题，和我们上面讲的两种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今中外的改革或叫变法都是要流血的，因为改革必然要涉及各种集团的利益再分配，许多中国人都知道商鞅的命运，即便没有读过书也刚看了电视剧知道秦国的那次改革，惟独当代中国的改革没有流血，而且出奇的顺利，甚至，改革本身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为改革而改革。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改革，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其中没有厉害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已经回答过了，以国有化为主抽的改革，在砸碎铁饭碗的口号声中，把公有制赋予的共产阶级的利益一并剥夺了，因此，整个过程就是官产者的一次大分脏，官产阶级内部只有均与不均的矛盾，没有利益的再分配，这也是中国改革区别于任何改革的本质特征，中国的改革是以公有制为前提的，从公有制开始的。
可惜的是，在农民要致富，企业家要创业，政府要发展的三大热潮中，一起热起来的还有人们的头脑，狂热的头脑产生了遍地是金银的虚幻的梦想，一致于，把自己基本人权给忘记了，忘记了公有制中包含着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如果你和我两个人共同拥有一块土地委托张三去经营，张三把我们的土地使用权卖给了李四得金若干，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你和我，大概都知道，这些钱除了支付张三的劳务外，应该有你和我的，我们按买地时出资的比例把钱分掉，这个道理再浅显明白不过了，但是，当我们共有的土地被政府卖掉之后，卖地的收入没有我们什么事了，就相当于张三把我们的土地卖掉之后，把钱全部卷走了，我们还假装不知道。这是一笔多大的收入呢，仅零久年是一点四万亿，三十年累积，按可比价格计算，给我们的城镇居民每户一套公寓，不成问题吧。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个即便是蹩脚的农民也比我们的觉悟高，生产队现在叫居民小组，卖掉任何一块地，居民都知道是他们集体的收入，嚷嚷着要分钱。
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中国农民，意气风发地走向新时代，他们深信通过诚实劳动就可以致富，当人民公社被解散他们已经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变成彻底的小生产者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成千上万的小生产者，能够通过诚实劳动共同致富，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童话，在外在市场不变的情况下，一部分人的富裕必然导致另一部分人的贫穷，不要认为大家都劳动了，产量高了，多收了三五斗，就可以富裕起来，这就和麻将桌上的赌徒一样，一些人赢了必然有些人输了，赌资是一定的，提高科学技术的水平，被认为是发财致富的最好手段，但这也只有在开拓市场，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才有意义，在市场经济里，任何形式的科技进步，都在加快贫富分化，这是铁的规律，一个生产线可以代替若干个手工劳动者，这只能说明，在有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失去饭碗了，市场永远是有限的。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农民在创造了让中国人吃饱饭这个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贫穷，终于，他们需要政府的救济和种粮补贴了，即便如此，救济的杯水车薪，也解除不了他们的病痛和子女上学的压力，而那些种粮补贴，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农资的涨价抵消了，农民得到的还是一个负数。大家都知道国家免除了农民交公粮的义务，也知道国家对农民种地实施了现金补贴，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早就开始了，只是补贴的对象不是农民，是中间环节，每年数千亿，在官产阶级的内部就消化掉了。那些仅靠诚实劳动的人，现在可能还被我们可爱的城管撵着东躲西藏呢。
与农民的壮烈相比，中国的市民恐怕更是气壮山河，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人义无返顾地迷恋上了市场经济，深信在市场经济这个汪洋大海里，人们可以创业，可以一洗贫穷甚至惊天动地，于是，他们从工厂里，从研究所，从机关从学校，纷纷走出来，投身到了市场经济这个洪流之中，他们下海了。中国历史上一幕空前壮观的全民经商场面登上了舞台，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各种企业公司，各种工厂作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遍布中华大地。这就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人，把市场经济想得太美好了，资本总是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这是资本主义的真理，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终于，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官产阶级的垄断体系初步形成，大多这样的企业和工厂，连举步维艰的惨淡经营也难以为继了，他们只好背起那沉沉的债务，“兵归营权归政”了，有些留职停薪的，只好回去领那个他原来看不起，而今又少涨了几级的薪水了，那些个毅然辞职，决心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确实证实了置之死地的预言，但没有后生，只好另找自己的归宿了。“补课”理论说中国需要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实践证明这个理论是无比正确的，何止是补课，简直是刻骨铭心。
无庸置疑，在八、九十年代的商海风潮中，确实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农民企业家或民营企业家，他们能在官产者面前获得生存的权利并逐渐取得独立的人格，尤其难能可贵。市场经济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在垄断来临之前有一段自由竞争，有个优胜劣汰过程，因此，最适合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但对他们的成长，我们千万不要有世外桃源般的错觉，也不能幻想成唐吉柯德式的浪漫，事实上，他们首先是面对现实的模范，不仅能正视这个这个体系而且能溶入这个体系，他们要创业，就需要承揽工程，需要开拓市场，需要行业准入需要大量融资，而掌握这些个权利的政府及相关部门正需要发展，需要建筑需要修路，需要繁荣市场，因为只有发展才能获得自己的政绩和利益，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企业合适的商人。我把工程让你干，你就能活下来就能壮起来，就能实现创业的意愿，不让你干你就去死，政府和企业两者的这种选择，就形成了著名的“权利寻租”。
中国的权利寻租，区别于任何国家的官商勾结，因为官产者掌握了一切资源，并非只有行政资源，本该有市场完成的资源配置全部要在这种权利寻租中完成，给官员更多的利益，已经成了企业生存的法宝，我们也能想见，政府相关部门寻找合作伙伴时有什么样的标准了。有些领导，不甘于在企业中占干股，他们干脆让自己的子女亲属开公司，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兼任董事长。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各个区长，一退下来就被合资企业以五十万年薪聘走，可见他们的关系有多么深刻。企业已经成为官产者的利益工具，而官产者则是企业的生存法则，这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中国曾经有一个资产阶级，正统的资产阶级，因为受到官僚和买办的压迫，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软弱性，没有资格成为中国的领导者，不得不卷走大量的黄金白银跑到台湾去了，而今，正被那个选举动物民进到搞得灰头土脸。而现在这个新生的资本家阶层，虽然也有个别的成功例证，也会诉诸法律，在人大政协谋个席位，在社会上谋个一官半职，但是，民族资产阶级距离自己走向独立的道路还很漫长，最大的克星就是它的合作者，它们只能充当利益工具甚至洗钱工具。资产阶级想通过法律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只能是一相情愿，想通过依法办事的方法来抑制官产者的行为，也是天真的幻想，不仅执法权在他们手里，立法权也在他们手里，他们会用法律保护自己，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保护法律：有法律要保护自己，没有法律，创造法律也要保护自己。资产阶级把个别执法者拉下水还有可能，如果真想撼动目前的法律体系，没有任何可能，因为目前的体系对官产者最有利，这个也是我们的国家不能改变旗帜，不能资产阶级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对此，最高层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的，看看我们的领导在美国总统那里展现的决心，保护这个体系在国家核心利益中是第一位的，主权排在第二。这个也在客观上为共产阶级的惊醒赢得了时间。
进入新世纪后，垄断就无微不至了，中国式的社会形态已经形成，两大阶级对立的格局已经形成。我们已经生活在垄断的包围之中了，水电费电话费以及各种证照的办理费，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诉说着垄断的存在，只要是垄断产品，价格听证会总能开成涨价论证会，或许是这种间接的利益获取还不如直接涨工资痛快，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他们给自己涨工资的理由，通货膨胀了，为了不降低生活水平，涨工资；金融危机了，为了刺激市场，涨工资；有人贪污了，需要高薪养廉，涨工资......。当出现警匪勾结的现象时，还有人说出那是因为警察待遇低这样的话，简直让人叹为观止。这些涨价和涨薪，已经
使普通劳动者的口袋大量缩水了，就连那些有点积蓄，生活相对富裕，想利用手中的钱炒点股票或期货的中产阶级，也不堪重负，大多又回到了共产阶级的行列。
有一种乐观的观点如林毅夫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能持续几十年，但随着垄断的形成，自由竞争给我们的带来的红利已经消费完毕，随着资源配置的完成，我们继承的公有制遗产也将消耗殆尽，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大支柱即将消失，而且，离开了这些国有化了的公有制资源，中央财政的能力将大打折扣，花大钱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也会失去支持，因此，高速发展的可能性正在消失。我们将要进一步证明，中国要想继续高速发展，恐怕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