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爱探险的朵拉生日:益阳水府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2:49:11
水府庙亦称将军庙，在今将军庙码头，是祭祀三元大帝之一的水官和东吴大将丁奉的庙宇。
水官，道教称其为“下元三品五气水官洞阳大帝“主管九江水帝（汇入长江的九条支流）四渎神君（单独入海的江、河、淮、济）十二溪真（汇入黄河的十二条溪流）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四海（东、南、西、北海）神君。下元十月十五日是水官生日。
水官职掌解厄。据传，拜他可消灾免难。益阳地处水乡，商业发达，交通运输全靠舟楫，江河湖海常有不测风云，故建水府庙供奉洞阳大帝，祈求运输途中一帆风顺，福星高照。
丁奉，字永渊，庐江安丰人，少以骁勇，在甘宁手下为小将。赤壁之战时，为东吴护军校卫，数随征伐，战斗常冠军，后官至右司马左军师。建安二十年（215年）从甘宁随鲁肃至益阳拒关羽，后吴、蜀和议成，双方撤兵，甘宁随孙权攻合肥，留丁奉驻守益阳。当时县治在资水尾闾北岸的白马山，俗称“白马山城”，因山路崎岖，不宜建城池，经鲁肃实地堪察，决定将治所移置今马良湖畔，由丁奉主持筑土城，城高丈许，周长约千米，除御敌防洪外，逐步形成商贸集市，乃益阳城池之始。县民感其德，塑丁奉象安置水府庙奉祀，因之改称将军庙。土城残存城恒俗称“鲁肃堤”。古人李昌焌诗曰：
鲁临淮是古奇男 万马西来此驻骖
留下一堤春草绿 鹧鸪声里唱江南
将军庙、水府庙与武庙的故事
2010-6-26 13:31
提起将军庙，益阳人没有几个不知道的，不就是大码头与三堡之间的那个地方吗？但再提起水府庙，则没有几个人知晓了，其实，水府庙就是将军庙。如果再提问；将军庙为何要改为水府庙？这就只怕更没人能答得上了。这里，还待我们为您解释；
将军庙兴建于何时？史无记载，但如果我们知道将军庙里所供奉的将军最早是甘宁时，那么，这个历史也就有道理可循了，就是再早也只能是蜀国撤兵益阳，甘宁死后的事情，但这样追索起来，也有1700年的历史，可这个说法却似乎太笼统了，然而，如果了解这里就是紧邻益阳十景之一的“关濑惊湍”，还有谁了解蜀国撤兵后，甘宁率部队就是从这里涉江过河的，目前，甘宁还有许多后人生活在益阳的甘家坪，那么，将军庙建在这里，不管何时都是有道理的了。但道理归道理，将军庙究竟建于何时呢？这里，依据益阳的历史和益阳人性格的特征，再结合人性规律来推断了；应该是在清道光年间，即汉口开埠后的1845----1850年之间，由大码头最早的创始人出资和甘宁的后人共同策划兴建的，其作用就是资江通航后的保护神。
自然，将军庙建成以后便成为大码头老板门起航举行祭拜仪式的地方，并且，最初的祭拜仪式还很神秘和烦琐，因这是益阳人几千年以来才开始有规模有计划的走出去，所以，将军庙的作用和仪式也就显得很重要神圣。然而，这样重要神圣的将军庙却在建成不到二十年之内便改成了水府庙，并且，所供奉的将军也由甘宁改成了丁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里，还得从益阳建“武庙”说起；
“武庙”就是关帝庙，关羽虽然在1700多年前就在益阳单刀仆会，但益阳却一直没有建关帝庙。但自从满清入关以后，康熙崇尚汉文化，并提倡满汉和谐，提高孔子、尤其是提高关羽的地位，全国各地大建武庙，因此，在康熙三年（1604）于现在东门口居委会建立武庙，此后，又于康熙五十一年和六十一年先后翻修扩建，这里也可见当时朝廷和地方政府对武庙的重视。但这只是益阳由政府出资所建的第一座武庙。
而造成将军庙改名的则是第二座武庙，第二座武庙修建的时间是咸丰十年（1861），当时，益阳的大码头经济已经崛起十多年，益阳的十五里麻石街道也基本完成，大码头的老板和居民已经开始走上了富裕的小康水平，但是，在这种奔向富裕的过程中，他们也感到了经商诚信的可贵和重要，而关羽在中国一千多年文化的塑造中，就是忠义和诚信的化身，于是，大码头发财的老板们自发的出资，决定在当年关羽屯兵的营地、青龙州的北面、也就是现在大水坪涌泉街居委会境内修建益阳的第二座关武庙，这种选址，拿今天的观念来讲，是很有文物参考和保护价值的，也是一种诚信文化的象征，首先，这里是益阳十景之一的“关濑惊湍”，传说当年关羽就因这浪击沙石的轰鸣而误以为是甘宁有千军万马而未敢过江，其次，这座青龙洲也是因关羽在此洲上磨青龙偃月刀而得名，关武庙建在这里，等于是今天的《关羽纪念馆》。但那时的观念和作用则还是庙，由于它地处第一座武庙的上游，故又叫“上武庙”。
“上武庙”在民众自发的热情中很快就建成了，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上武庙”建在这里，和对岸的将军庙隔水相望，三国时期，关羽和甘宁就是对头，两人因“关濑惊湍”而未曾打起来，今因河道通航，“关濑惊湍”不复存在，把两人请在一起，会不会打起来反而扰得地方不得安宁？
但大码头创业人的智慧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难题，那就是把甘宁将军送回西陵为神，另请当时比甘宁和关羽都小一辈的吴国水军都督、右大司马、安丰侯丁奉为资江通航的保护神，其庙宇也由将军庙改成了水府庙。这个转换过程，虽然“请神容易送神难”，但益阳当时的祭师还是完成了这一转换程序，可见益阳当年的祭师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可大码头的居民对这种神庙的转换却不大习惯，还是叫这座庙为将军庙，随着时间的推移，干脆把这个地方都叫“将军庙”了。
至于以后魏公庙取代水府庙的功用，那则是二十年之后，同治年间的事情了。
益阳昔日水文化
子汉 中国水运报 更新时间：2006-11-8
益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它地处湖南省北部，是湘西北到省城长沙的必经之路。如果问今天的益阳在湖南人的心目中的地位状况，张家界、常德市的人是这样说的：六十年代住一晚，七十年代吃顿饭，八十年代喝碗茶，九十年代撒泡尿，二千年后放个屁。也就是说，随着交通的演变和发展，益阳已处在了一个过路小镇的位置。但是益阳曾经却有两个让人觉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字——“大码头”、“大渡口”。时光回溯到１００多年前，在以水路运输为主的文化时代，益阳有曾过国内城市少有的辉煌。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开始可较大规模的物流，那时是以水运为主。益阳的资江也和国内其他河流一样，迎来了运输的黄金时期，益阳商业水运文化迅速崛起。那时，轮船的汽笛和机帆船的轰鸣整天包绕着整个城市，益阳的工业品：矿石、铁锅、皮蛋、袜子、鞋子、内衣……农产品如棉麻、木材、茶叶、水产、药材成天在、码头装卸不停。由此，益阳有了“大码头”之称。
当然，大码头的船队源源下，自然是财富滚滚来，几十年下来，不由得大码头一带的人不暴富，不但修成了益阳市１５里路长的麻石街，而且，这３大加工基地也在旁边修建了象征益阳面貌的３个有气派的码头，分别是：大码头、石码头、向家码头。
鸦片战争以后，带来了中国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而益阳就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依仗自然资源和地理的优势，出足了风头，建成了二十世纪初、国内内地少有的文明城市，一条资江，一条１５里长的麻石街，在益阳人的经营下变成了财富流淌的风水宝地，自然，益阳人也把湖湘文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至于益阳表现湖湘特色的草台子花鼓戏，那更是在湖南有领先的地位，益阳的草台子花鼓与外地的不同，就是突出湖精水怪，如蚌壳、龙、鲤鱼、螃蟹、乌龟、荷花仙子、采莲姑娘、彩龙船，当然，最有气势的要算“虾子起弓”了，大的虾子起弓需要上百人才玩得动，所谓“虾须”，就是一根根大南竹，虾子起弓，就是把一根根大南竹竖起来，高达１０多米，上世纪９０年代后的第一个春节，当地政府曾号召大闹元宵，就有人把这绝迹几十年的“虾子起弓”请了出来，老辈益阳人以为可以一饱眼福，可是，现代社会哪里还有这虾子起弓的空间，马路上到处都是电线，电话线，空中就象织网一样，虾子半步都不能动，只好跑到乡下去过了几把虾子起弓的干瘾，但没看的人，气氛也就大打折扣了。
但益阳对湖湘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它的主文化——行船经商文化。
像许多传统文化一样，已掌握并看重的东西就要把它神秘化，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尊奉一个祖师爷，这是中国许多行业都行使的老套路，那么，行船经商、加工毛板船这个新型行业的祖师爷是谁呢？到底供奉谁最合适呢？因这个新兴行业与别的行业不同。航行的风险性，俗话说，行船三分险，况这是千里水路，途径河湖江，狂风险浪，稍有不慎便会船毁人亡，因此，每一次毛板船起航前，老板和船员都要举行隆重而又神秘的起航仪式，大有生离死别的味道。（多在“水府庙”进行，供奉吴国水军都督丁奉，故又称“将军庙”）仪式由祭师主持，大致分三个程序：１．焚香祷告神灵，读祭文，许愿还愿。２．杀鸡喝鸡血告别酒，亲人间彼此嘱咐祝愿。３．船员们每个人都由祭师驱邪画符，并贴身带上保平安的符咒。
但这个时期供奉的祖师爷却是乱七八糟，有太上老君、南海观音、关帝爷、南岳大帝、洞庭王爷、天后娘娘、吕洞宾等等，有佛有道，不伦不类，似乎都与水有点关系。但益阳人的聪明终究还是打造出了行船运输的祖师爷——魏公。魏公是上游宝庆（邵阳）的一个排古佬，到底是姓魏还是以后尊封的姓魏，现已无法考证，但这却是江湖上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传说同治年间，魏公从宝庆驾排下来，路经益阳码头时，居然不停下来交货给加工厂，而是闯关直销到汉口码头去。针对这种闯关行为，益阳加工厂的老板们岂能容忍？开此先例，益阳的生意怎么做？于是，加工厂主持祭祀的祭师便在岸边作法：用扁担在江边一插，那排便在江心钉死走不动了。那驾排的排古佬一看，便知是岸边有人作法，于是，也作法运起轻功跳到祭师身前，在他的肩上轻轻的拍了七下，说：“佩服了”！这祭师马上感到中招了，忙跑回去对妻子说：“我今天碰到了高手，唯一化解的办法就是你把我在蒸笼里蒸七七四十九天，不然，我这７颗铜钉不得出来”。
他妻子遵命照办，可是当他蒸到四十八天时，心想：哪有活人能蒸四十多天的？只怕骨头都化了，揭开来看看。谁知她一揭开，祭师还好好的活着，而肩上的铜钉也冒出了寸许。祭师这时只得仰天长叹：“天命如此，罢了罢了！我死后，你就把我葬在江边，拿床篾席子，哭一声，拆一匹篾下来”。
他妻子果真又照办，哭一声，拆一匹篾，而那江心魏公的排也就一根根的被拆散，眼看一张排快拆完，谁知祭师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还剩巴掌大一块时，把那席子朝江中一扔，魏公也就因最后的五根木头而获救，跑上岸来，煮了罐稀饭，望那祭师的坟头一泼，顿时，那坟头便长满了白蛆，祭师化为污泥。
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山更比一山高。但魏公也由于本钱尽失，从此也就只得留在益阳了。
这就是宝庆排古佬魏公。于是，魏公成了益阳航运业几十年寻找的神，这个新兴行业的祖师爷。
一座颇具规模的魏公庙便在三堡和大码头的闹市之间、将军庙的附近拔地而起，这是巫、神话和现实有机而完美的结合。
从此，魏公庙里香火不断，而祭拜的人却是清一色的与行船有关的船员和家属，祭拜仪式也比先前简化多了，不需要祭师，因再有本事的祭师也败给了魏公。祭拜者只需点上香烛，买一只鸡，提一瓶酒，把鸡杀了，血放在魏公菩萨的祭槽里面，然后再倒上一杯酒，鸡酒提回去上船吃，祭拜仪式就告结束。
传说，魏公庙香火旺盛时，一天杀得上五六十只鸡，而这些祭拜者有一半是资江上游新宁、武冈、隆回、邵阳、新化的船客，他们船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买鸡酒祭拜魏公。但流传得更神的是：尽管六月天，这些流淌的鸡血既不臭，也不招蚊虫，原因是魏公菩萨灵气大，谁敢乱动他的东西？其实，这就是血里倒了那杯酒的缘故。这个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但这种奠定益阳基础，使益阳成为一个中等城市的经商航运文化还是衰落了！
衰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对此，益阳人好象从来没有认真、系统的总结过。从表面上来看，衰落的原因似乎是日本人的侵略，因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长江的中下游已被日本人占领，再运货物下去等于资敌，益阳人是有民族气节的，于是便停了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码头的老板们以为又可以恢复往日的辉煌了，于是，又轰轰烈烈组织起了运输，但重新组织起来的生意主要是与军队和政府做，利润远不及原先，况且，由于要暗中给大量的回扣，弄得内部也产生了猜疑，更加上１９４８年一条送九江的船，回来时船员多半被抓了壮丁，于是，抗战胜利后重新启动的经商航运又被停顿了下来。
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按理说，这时下游的城市建设是最需要这些紧俏物资的，但由于上游的兵匪之患，货源却造成了枯竭的势态，好不容易组织齐了货船，但老板们心理却犯嘀咕：因到处都在土改斗地主，他们是一些比土地主有钱和风光得多的老板，结果下场如何？因此，心思也不可能在经营管理上，只是表面的应付维持，自然，这种风光的经商航运业也就失去了主心骨，昔日规模体制、繁荣向上的“大码头”气象也就风光不再了！
刘公滩、刘公庙、魁星楼与文昌阁
刘公滩在什么地方？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但说起益阳资江的两座塔，知道的人就多了，江北的叫三台塔，南边的叫独魁塔。其实，益阳以前是两塔一楼，，江中还有一座魁星楼，魁星楼就是建在刘公滩上的。
刘公滩是三国时期留给益阳的痕迹，说的还是单刀会的事情；刘备自在四川取得益州以后，孙权便派诸葛谨拿着刘备借荆州的借据讨还荆州，刘备、诸葛亮碍于是诸葛亮老兄的面子，刘备给关羽写下了要关羽交割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的字条，另一方面又使计要关羽不要执行，诸葛谨拿着借条和刘备写的要关羽交割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的字条来荆州找到关羽，关羽虚张声势，喊打喊杀，最后竟以；“若不看军师的面子，早砍杀了你这厮”把诸葛谨赶了出来。诸葛谨再拿着这两张字条去找刘备和诸葛亮时，两人都以巡查外出躲得不知去向了，于是，诸葛谨只好拿着这两张字条回来向孙权交差。孙权自然知道这是蜀国不想还荆州而演的戏，于是，又派素有长者之风的鲁肃前往益州找刘备论理，刘备理亏怕见鲁肃，于是便躲到荆州，鲁肃又赶到荆州，刘备又躲到了长沙，鲁肃再赶到长沙，刘备又躲到了益阳，当鲁肃再赶来益阳时，刘备觉得这样躲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便要关羽在益阳北岸接待对付鲁肃，自己则又躲回公安去了，这个过程，《三国志》有详细记载；“备既定益州，权求于长沙、零、桂，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进取，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往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全”。
但刘备回公安是乘船去的，这个登船的地方，日后益阳人就以此历史命名；刘公滩。
这也就说明；三国时期的名人刘备也来过益阳，这是既有历史记载，又有具体史迹的证实。但有一点史书却无记载；就是刘备从益阳起航归公安的途中在武陵（常德）落脚，交给武陵太守巩志一个任务，那就是带一万人马秘密隐蔽在益阳附近，以防关羽与鲁肃谈判有变，好作紧急策应，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益阳附近的军山铺。“军山铺”也因此而得名。
我们从刘备对这一带的地形如此熟悉的现象来看，刘备到益阳肯定不止这一次，至少应该在三次以上，现结合考查历史资料，刘备在赵云取零陵、张飞取武陵、以及关羽取长沙期间，都是路过或者是落脚于益阳的，也就是说，在公元211至215年之间，刘备是多次经过和往返于益阳。
因此，益阳最早有的三国人物庙是刘公庙。这个刘公庙兴建于宋代，大概和学门口的圣庙同时期兴建，可算益阳早期的庙宇之一，这个庙，当时就建在刘公滩上，然而，令人难以恭维的是，刘公庙居然是益阳织水竹篾凉席人所供奉的祖师爷，这是因为刘备早年曾织席贩履的缘故,这样看来，益阳有悠久历史、扬名世界的水竹篾凉席应该还有刘备的一份功劳。
但是，进入明朝以后，由于朱元璋初期定都在南京，南京是有名的“火城”，益阳的水竹篾凉席也因其优异的品质而被定位皇宫“御用品”，我们知道，任何产品只要被定为“御用”二字，便不能普及和发扬光大，并且还将此技艺落实钦定到益阳茅竹湖姓肖的和姓沈两家专制，此技术传子不传女，且只能单传，这是因为帝王尊严的缘故。而庙宇的作用，正是起将行业技艺传承和发扬光大，与这种权威霸道的规矩矛盾，自然使刘公庙失去作用，于是，刘公庙在明朝早期就开始逐步冷落下来，以后年久失修，便彻底衰落了。
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益阳铜工之女姚氏入选为妃，这也是几千年来益阳唯一一个被选入妃的美女，所以显得是件轰动地方的大事，事后风水先生总结出一句话；“庆洲露一拳，益阳出状元”，所谓“露一拳”，是因为那时期洞庭湖的水位已经抬高，庆洲被淹在水中，如果冬季水位低的话，庆洲就会露出来，但“出状元”却显然是一个地方的希望，把人的希望和自然反常现象联系起来，这则是中国传统的推测判断方式，自然，当时的县令王德帅为实现地方的这种希望，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1）便在江北起了个三台阁，而在刘公庙的原址上修建了“魁星楼”（一曰；奎星楼）。三台阁是益阳学子和秀才们吟诗作赋和比对的地方，而魁星楼则更高级，是本年度考取的秀才，由县令和前届秀才颁发门楣的地方，所谓“门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文凭，是一块由县政府专制的横扁（据说全国统一式样，这也是国内有多处魁星楼的缘故），上写“秀才之家”，然后由县令和前届秀才与名流敲锣打鼓将此门楣送到家里，然后由县政府的司仪人员将此门楣挂在大门上，此谓之曰；“撑楣”。当然，这对取得这块门楣的秀才来说，自然也就是“光大门楣”了（因无此门楣的老百姓家里，大门上所贴写的只能叫对联和横批，而此则可叫门联和门楣），当然，真正的“光大门楣”则还是改换“秀才世家”、“举人之家”以及更高级别官员和政府颁发的门楣。但如果该秀才不守规矩，甚至作奸犯科，那就要被革除功名，自然也就要“倒楣”了。这些工作，都是县政府通过魁星楼来实行的，可见，这魁星楼是一个地方和时代重文兴教的象征。
以后满清入关，明朝的这种规矩和习俗也就不复存在了，大概汉人的这种尚文的习俗有嘲讽满人尚武的含义，再者，朝廷里没有这种具体规定，地方上也就失去了权威和依据，自然也就兴不起来。
但不久之后，也就是康熙十年的样子，康熙已经亲政，又重新颁布重文兴教的法令，并且还降低标准鼓励汉人考取功名做官，于是，这种“撑楣”“光大门楣”的尚文之风又重新复兴，但此时的刘公滩由于洞庭湖的水位提高，一年之中有半年的时间被江水所淹，魁星楼也因被水淹和年久失修而倒塌，之后，虽经多次名流捐资重修，最后一次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光阶捐万金修筑成石阁，虽可经江水冲洗，但原作用不可能发挥了，因此，“撑楣”“光大门楣”的仪式于康熙年间便在县衙里举行，大概因为县衙里的官场之气与秀才的清雅之气的不和谐，于是，在康熙二十年（1681），在益阳学门口的圣庙内增建“文昌阁”，其规模规格甚至超出了它的主题圣庙，也就是现在的“益阳县剧院”，专门从事执行这种激励学习，“撑楣”“光大门楣”甚至“倒楣”专职，一直到清王朝的覆灭。但如果仔细追源考查起来，“文昌阁”的光大还应该归功于三国来益阳的刘备。
至于现在益阳南溪的“奎星塔”，则是在道光八年由当地的乡绅捐资所修，与原来的魁星楼没联系。
益阳古城简介
益阳古城，今日之益阳市资阳区，在古时天下分九州之际，益阳属荆州南部。春秋时属楚国，战国时属楚国黔中地。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国，益阳属长沙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中国置郡县时，始置益阳县，以地处“益水之阳”而得名，仍属长沙郡。当时益阳县包括今桃江、安化、新化、冷水江、沅江等县市全部，及宁乡、涟源、新邵等县市的部分地方，三国时属衡阳郡，隋朝先后属潭州和长沙郡，五代属潭州，宋朝先后属鼎州、潭州。元朝升为益阳州，属天临路，明朝复为益阳县，清朝属长沙府。民国3年始属湘江道。1937年属第一行政督察区，1940年4月属第五行政督察区，1933年县城置龙兴、麟兴二镇，1942年合并为龙麟镇，1949年8月3日益阳和平解放，改为益阳县城关镇，同时益阳行政专员公署成立。1950年3月城关区升为县级，更名为益阳城关区，直属益阳专署。同年9月23日，城关区升格为益阳市，仍为县级隶属益阳专署。1952年11月，益阳专署撤销，益阳市划属常德专署。1958年7月，益阳市改属益阳县领导，仍为县级。1961年7月，复属常德专署，1962年益阳专署恢复，益阳市复属益阳专署，1984年4月22日，益阳县属地长春、迎风桥、过鹿坪、李昌港、香铺仑、杨林坳、新桥河7乡及新桥河镇划归益阳市管辖，纳入益阳市行政区域。1994年地改市，撤销县级益阳市，以资江以北原益阳市属地，以及从原益阳县将沙头、茈湖口、张家塞1乡2镇划入，成立资阳区，为地改市后的益阳市区组成部分。新成立的资阳区，由益阳市桥北城区、长春垸、民主垸、新桥河上垸组成，现辖2个街道办事处、1个工业园及1乡5镇。
益阳古城区地处资江尾闾，踞洞庭之滨，地当“吴蜀门户”，湘黔驿道所经，历为军事要地。据历史记载，东汉建安二十年，三国吴、蜀为争夺荆州，刘备、孙权各派兵驻守，隔资江对峙。南岸是东吴鲁肃、程普、甘宁垒筑军营；北岸是关羽领关平、周仓布阵屯兵。鲁肃奉吴主孙权旨意，向蜀讨还荆州，邀关羽赴会议和，在益阳的地址上留下“单刀赴会”千古美谈。继后鲁肃移兵江北，筑土为城，是为鲁肃城。岁月推移，鲁肃城逐渐演变成鲁肃堤。唐朝时，房宇向故城东隅发展，但尚无完整的城池。明朝洪武初年筑土为城，挖深壕堑，修立城楼。此后成化、弘治年间加修，方初兴城池规模。城墙从西门拓展到东门口。嘉靖三十年（1551年），知县刘激开始拓鲁肃堤，以青砖筑城墙，城池进一步拓展。基宽2丈，面宽1丈，高1丈2尺，筑有银城（东门）、金池（西门）、迎恩（南门）、拱极（北门）四座城门。此后万历五年（1577年）加修城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被洪水浸溃。清朝康熙三十年（1765年）、咸丰五年（1855年）、七年、九年多次修葺。光绪二年（1876年），知县吴兆熊主持重修城墙，青砖上印有“吴兆熊”字样。民国时期，益阳古城墙被国民党军队构筑工事大肆毁坏，国民党当局大拆城墙。尤以民国32年（1943年）县长王秉丞借口修街，将城墙青砖、麻石拆除出卖钱款私吞。城墙被弄得破败不堪，仅留东门口城墙保存较好。
益阳古有“十五里长街”，分“城内”、“堡上”。“城内”以行政区为主，“堡上”以商业区为主。“堡上”又分“头堡”、“二堡”、“三堡”。唐朝拓街市时，城西地域称歧头，商埠分布在资江北岸红砖埠一线，城区与商埠之间，有部分零星店铺，宋时重儒学，西门外临河处兴建学宫，其后商铺渐兴。明朝嘉靖年间再次扩城，街市逐渐西延，至万历年间已与歧头商埠连成一片。当时，县衙为防御匪患，街市西区沿资江依次筑土堡，派兵驻城，“头堡”、“二堡”、“三堡”自此产生。头堡从学门口至今幸福路、二堡从幸福路至将军庙巷、三堡从将军庙巷至接城堤。到清朝初年，前来堡上经商者日益增多。随后，“三堡”街区继续向西延伸至接城堤。城东河外刘公滩每当冬天枯水时节，舟楫重载难以过滩，均需提驳方可通过，因此，城东沿河一线逐渐形成季节性船埠，益阳城区街道由此向东延伸，这段街市称做东关河街。自东关河街东端与清水潭接壤起，至西端与接城堤交界止，形成一条15华里，即7.5公里长的麻石街。
益阳先民及外来人士在益阳经营了这块热土上，繁衍生息，留下丰富多彩、富有传奇性的自然景观与人文观景。诸多的景观中，首推的“益阳资江十景”、“革命红色故地”，其次是“三国古城文化”、“资江码头文化”、“益阳古民居”及三台塔、斗魁塔、文昌阁、刘公馆、益阳监狱等古建筑，还有大码头、鹅羊池、古道街、考棚街等新街旧迹的风景点。自唐朝起至民国时期，宗教文化在益阳兴起、传播，在古城兴建了许多寺庙，最负盛名的是“九宫十八庙”。1904年挪威人在城内五马坊建教堂，传播基督教以后，天主教由意大利人相继来益传教，因而在益阳留下众多的基督教堂。著名的有：五马坊教堂以及英国人创办循道公会的礼拜堂（区图书馆）、福音堂（大水坪学校）、待恩堂（二堡区文化馆）、清和堂（在考棚街）、天主堂医院（现市中医院）。
益阳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城旧貌换新颜。城区向金花湖、马良湖以及接城堤、五里堆、杨树、白马山等村拓展，形成现代新城格局。特别是长春工业园，集工业、商业、旅游、休闲、民居于一体，是资阳区一颗绚丽的瑰宝。现在资阳区委、政府为打出“资水之阳”的新城文化品牌，挖掘和开发益阳古城文化，取得可喜的成就。在资阳城区及城郊新建千载遗址古道街、生态家园明石谷、益阳西施生态园、黄家湖、锦绣江南生态娱乐园、白鹿湖等旅游、休闲景点。
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大码头街道
大码头街道于2005年12月由原大水坪和大码头两个街道合并而成，辖石码头、七公庙、群众街、临兴街、鹅羊池新兴街、建新里、堤湾村、金花坪、金花湖10个社区居委和1个村资管委，总面积5.2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4万人。辖区内现有家66企事业单位，4家医院（资阳区皮肤病医院、市口腔医院、市妇幼保健院、资阳区城镇职工医院）、7所学校（石码头小学、胜利小学、市六中、市四中、实验小学、劳动职业中专、资阳区教师进修学校）、2大超市，益阳首条商业样板街古道街，门店1800多家，132个居民小组，居民户18130户。街道党工委辖1个党委，15个基层党支部。
大码头街道是资阳区行政、经济、文化的中心，旅游资源潜力丰富，现存有益阳古道街、诸葛井、魏公庙、将军庙、七公庙、关王庙、灯笼巷、五福宫等一批益阳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水官，道教称其为“下元三品五气水官洞阳大帝“主管九江水帝（汇入长江的九条支流）四渎神君（单独入海的江、河、淮、济）十二溪真（汇入黄河的十二条溪流）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四海（东、南、西、北海）神君。下元十月十五日是水官生日。
水官职掌解厄。据传，拜他可消灾免难。益阳地处水乡，商业发达，交通运输全靠舟楫，江河湖海常有不测风云，故建水府庙供奉洞阳大帝，祈求运输途中一帆风顺，福星高照。
丁奉，字永渊，庐江安丰人，少以骁勇，在甘宁手下为小将。赤壁之战时，为东吴护军校卫，数随征伐，战斗常冠军，后官至右司马左军师。建安二十年（215年）从甘宁随鲁肃至益阳拒关羽，后吴、蜀和议成，双方撤兵，甘宁随孙权攻合肥，留丁奉驻守益阳。当时县治在资水尾闾北岸的白马山，俗称“白马山城”，因山路崎岖，不宜建城池，经鲁肃实地堪察，决定将治所移置今马良湖畔，由丁奉主持筑土城，城高丈许，周长约千米，除御敌防洪外，逐步形成商贸集市，乃益阳城池之始。县民感其德，塑丁奉象安置水府庙奉祀，因之改称将军庙。土城残存城恒俗称“鲁肃堤”。古人李昌焌诗曰：
鲁临淮是古奇男 万马西来此驻骖
留下一堤春草绿 鹧鸪声里唱江南
将军庙、水府庙与武庙的故事
2010-6-26 13:31
提起将军庙，益阳人没有几个不知道的，不就是大码头与三堡之间的那个地方吗？但再提起水府庙，则没有几个人知晓了，其实，水府庙就是将军庙。如果再提问；将军庙为何要改为水府庙？这就只怕更没人能答得上了。这里，还待我们为您解释；
将军庙兴建于何时？史无记载，但如果我们知道将军庙里所供奉的将军最早是甘宁时，那么，这个历史也就有道理可循了，就是再早也只能是蜀国撤兵益阳，甘宁死后的事情，但这样追索起来，也有1700年的历史，可这个说法却似乎太笼统了，然而，如果了解这里就是紧邻益阳十景之一的“关濑惊湍”，还有谁了解蜀国撤兵后，甘宁率部队就是从这里涉江过河的，目前，甘宁还有许多后人生活在益阳的甘家坪，那么，将军庙建在这里，不管何时都是有道理的了。但道理归道理，将军庙究竟建于何时呢？这里，依据益阳的历史和益阳人性格的特征，再结合人性规律来推断了；应该是在清道光年间，即汉口开埠后的1845----1850年之间，由大码头最早的创始人出资和甘宁的后人共同策划兴建的，其作用就是资江通航后的保护神。
自然，将军庙建成以后便成为大码头老板门起航举行祭拜仪式的地方，并且，最初的祭拜仪式还很神秘和烦琐，因这是益阳人几千年以来才开始有规模有计划的走出去，所以，将军庙的作用和仪式也就显得很重要神圣。然而，这样重要神圣的将军庙却在建成不到二十年之内便改成了水府庙，并且，所供奉的将军也由甘宁改成了丁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里，还得从益阳建“武庙”说起；
“武庙”就是关帝庙，关羽虽然在1700多年前就在益阳单刀仆会，但益阳却一直没有建关帝庙。但自从满清入关以后，康熙崇尚汉文化，并提倡满汉和谐，提高孔子、尤其是提高关羽的地位，全国各地大建武庙，因此，在康熙三年（1604）于现在东门口居委会建立武庙，此后，又于康熙五十一年和六十一年先后翻修扩建，这里也可见当时朝廷和地方政府对武庙的重视。但这只是益阳由政府出资所建的第一座武庙。
而造成将军庙改名的则是第二座武庙，第二座武庙修建的时间是咸丰十年（1861），当时，益阳的大码头经济已经崛起十多年，益阳的十五里麻石街道也基本完成，大码头的老板和居民已经开始走上了富裕的小康水平，但是，在这种奔向富裕的过程中，他们也感到了经商诚信的可贵和重要，而关羽在中国一千多年文化的塑造中，就是忠义和诚信的化身，于是，大码头发财的老板们自发的出资，决定在当年关羽屯兵的营地、青龙州的北面、也就是现在大水坪涌泉街居委会境内修建益阳的第二座关武庙，这种选址，拿今天的观念来讲，是很有文物参考和保护价值的，也是一种诚信文化的象征，首先，这里是益阳十景之一的“关濑惊湍”，传说当年关羽就因这浪击沙石的轰鸣而误以为是甘宁有千军万马而未敢过江，其次，这座青龙洲也是因关羽在此洲上磨青龙偃月刀而得名，关武庙建在这里，等于是今天的《关羽纪念馆》。但那时的观念和作用则还是庙，由于它地处第一座武庙的上游，故又叫“上武庙”。
“上武庙”在民众自发的热情中很快就建成了，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上武庙”建在这里，和对岸的将军庙隔水相望，三国时期，关羽和甘宁就是对头，两人因“关濑惊湍”而未曾打起来，今因河道通航，“关濑惊湍”不复存在，把两人请在一起，会不会打起来反而扰得地方不得安宁？
但大码头创业人的智慧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难题，那就是把甘宁将军送回西陵为神，另请当时比甘宁和关羽都小一辈的吴国水军都督、右大司马、安丰侯丁奉为资江通航的保护神，其庙宇也由将军庙改成了水府庙。这个转换过程，虽然“请神容易送神难”，但益阳当时的祭师还是完成了这一转换程序，可见益阳当年的祭师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可大码头的居民对这种神庙的转换却不大习惯，还是叫这座庙为将军庙，随着时间的推移，干脆把这个地方都叫“将军庙”了。
至于以后魏公庙取代水府庙的功用，那则是二十年之后，同治年间的事情了。
益阳昔日水文化
子汉 中国水运报 更新时间：2006-11-8
益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它地处湖南省北部，是湘西北到省城长沙的必经之路。如果问今天的益阳在湖南人的心目中的地位状况，张家界、常德市的人是这样说的：六十年代住一晚，七十年代吃顿饭，八十年代喝碗茶，九十年代撒泡尿，二千年后放个屁。也就是说，随着交通的演变和发展，益阳已处在了一个过路小镇的位置。但是益阳曾经却有两个让人觉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字——“大码头”、“大渡口”。时光回溯到１００多年前，在以水路运输为主的文化时代，益阳有曾过国内城市少有的辉煌。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开始可较大规模的物流，那时是以水运为主。益阳的资江也和国内其他河流一样，迎来了运输的黄金时期，益阳商业水运文化迅速崛起。那时，轮船的汽笛和机帆船的轰鸣整天包绕着整个城市，益阳的工业品：矿石、铁锅、皮蛋、袜子、鞋子、内衣……农产品如棉麻、木材、茶叶、水产、药材成天在、码头装卸不停。由此，益阳有了“大码头”之称。
当然，大码头的船队源源下，自然是财富滚滚来，几十年下来，不由得大码头一带的人不暴富，不但修成了益阳市１５里路长的麻石街，而且，这３大加工基地也在旁边修建了象征益阳面貌的３个有气派的码头，分别是：大码头、石码头、向家码头。
鸦片战争以后，带来了中国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而益阳就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依仗自然资源和地理的优势，出足了风头，建成了二十世纪初、国内内地少有的文明城市，一条资江，一条１５里长的麻石街，在益阳人的经营下变成了财富流淌的风水宝地，自然，益阳人也把湖湘文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至于益阳表现湖湘特色的草台子花鼓戏，那更是在湖南有领先的地位，益阳的草台子花鼓与外地的不同，就是突出湖精水怪，如蚌壳、龙、鲤鱼、螃蟹、乌龟、荷花仙子、采莲姑娘、彩龙船，当然，最有气势的要算“虾子起弓”了，大的虾子起弓需要上百人才玩得动，所谓“虾须”，就是一根根大南竹，虾子起弓，就是把一根根大南竹竖起来，高达１０多米，上世纪９０年代后的第一个春节，当地政府曾号召大闹元宵，就有人把这绝迹几十年的“虾子起弓”请了出来，老辈益阳人以为可以一饱眼福，可是，现代社会哪里还有这虾子起弓的空间，马路上到处都是电线，电话线，空中就象织网一样，虾子半步都不能动，只好跑到乡下去过了几把虾子起弓的干瘾，但没看的人，气氛也就大打折扣了。
但益阳对湖湘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它的主文化——行船经商文化。
像许多传统文化一样，已掌握并看重的东西就要把它神秘化，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尊奉一个祖师爷，这是中国许多行业都行使的老套路，那么，行船经商、加工毛板船这个新型行业的祖师爷是谁呢？到底供奉谁最合适呢？因这个新兴行业与别的行业不同。航行的风险性，俗话说，行船三分险，况这是千里水路，途径河湖江，狂风险浪，稍有不慎便会船毁人亡，因此，每一次毛板船起航前，老板和船员都要举行隆重而又神秘的起航仪式，大有生离死别的味道。（多在“水府庙”进行，供奉吴国水军都督丁奉，故又称“将军庙”）仪式由祭师主持，大致分三个程序：１．焚香祷告神灵，读祭文，许愿还愿。２．杀鸡喝鸡血告别酒，亲人间彼此嘱咐祝愿。３．船员们每个人都由祭师驱邪画符，并贴身带上保平安的符咒。
但这个时期供奉的祖师爷却是乱七八糟，有太上老君、南海观音、关帝爷、南岳大帝、洞庭王爷、天后娘娘、吕洞宾等等，有佛有道，不伦不类，似乎都与水有点关系。但益阳人的聪明终究还是打造出了行船运输的祖师爷——魏公。魏公是上游宝庆（邵阳）的一个排古佬，到底是姓魏还是以后尊封的姓魏，现已无法考证，但这却是江湖上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传说同治年间，魏公从宝庆驾排下来，路经益阳码头时，居然不停下来交货给加工厂，而是闯关直销到汉口码头去。针对这种闯关行为，益阳加工厂的老板们岂能容忍？开此先例，益阳的生意怎么做？于是，加工厂主持祭祀的祭师便在岸边作法：用扁担在江边一插，那排便在江心钉死走不动了。那驾排的排古佬一看，便知是岸边有人作法，于是，也作法运起轻功跳到祭师身前，在他的肩上轻轻的拍了七下，说：“佩服了”！这祭师马上感到中招了，忙跑回去对妻子说：“我今天碰到了高手，唯一化解的办法就是你把我在蒸笼里蒸七七四十九天，不然，我这７颗铜钉不得出来”。
他妻子遵命照办，可是当他蒸到四十八天时，心想：哪有活人能蒸四十多天的？只怕骨头都化了，揭开来看看。谁知她一揭开，祭师还好好的活着，而肩上的铜钉也冒出了寸许。祭师这时只得仰天长叹：“天命如此，罢了罢了！我死后，你就把我葬在江边，拿床篾席子，哭一声，拆一匹篾下来”。
他妻子果真又照办，哭一声，拆一匹篾，而那江心魏公的排也就一根根的被拆散，眼看一张排快拆完，谁知祭师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还剩巴掌大一块时，把那席子朝江中一扔，魏公也就因最后的五根木头而获救，跑上岸来，煮了罐稀饭，望那祭师的坟头一泼，顿时，那坟头便长满了白蛆，祭师化为污泥。
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山更比一山高。但魏公也由于本钱尽失，从此也就只得留在益阳了。
这就是宝庆排古佬魏公。于是，魏公成了益阳航运业几十年寻找的神，这个新兴行业的祖师爷。
一座颇具规模的魏公庙便在三堡和大码头的闹市之间、将军庙的附近拔地而起，这是巫、神话和现实有机而完美的结合。
从此，魏公庙里香火不断，而祭拜的人却是清一色的与行船有关的船员和家属，祭拜仪式也比先前简化多了，不需要祭师，因再有本事的祭师也败给了魏公。祭拜者只需点上香烛，买一只鸡，提一瓶酒，把鸡杀了，血放在魏公菩萨的祭槽里面，然后再倒上一杯酒，鸡酒提回去上船吃，祭拜仪式就告结束。
传说，魏公庙香火旺盛时，一天杀得上五六十只鸡，而这些祭拜者有一半是资江上游新宁、武冈、隆回、邵阳、新化的船客，他们船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买鸡酒祭拜魏公。但流传得更神的是：尽管六月天，这些流淌的鸡血既不臭，也不招蚊虫，原因是魏公菩萨灵气大，谁敢乱动他的东西？其实，这就是血里倒了那杯酒的缘故。这个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但这种奠定益阳基础，使益阳成为一个中等城市的经商航运文化还是衰落了！
衰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对此，益阳人好象从来没有认真、系统的总结过。从表面上来看，衰落的原因似乎是日本人的侵略，因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长江的中下游已被日本人占领，再运货物下去等于资敌，益阳人是有民族气节的，于是便停了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码头的老板们以为又可以恢复往日的辉煌了，于是，又轰轰烈烈组织起了运输，但重新组织起来的生意主要是与军队和政府做，利润远不及原先，况且，由于要暗中给大量的回扣，弄得内部也产生了猜疑，更加上１９４８年一条送九江的船，回来时船员多半被抓了壮丁，于是，抗战胜利后重新启动的经商航运又被停顿了下来。
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按理说，这时下游的城市建设是最需要这些紧俏物资的，但由于上游的兵匪之患，货源却造成了枯竭的势态，好不容易组织齐了货船，但老板们心理却犯嘀咕：因到处都在土改斗地主，他们是一些比土地主有钱和风光得多的老板，结果下场如何？因此，心思也不可能在经营管理上，只是表面的应付维持，自然，这种风光的经商航运业也就失去了主心骨，昔日规模体制、繁荣向上的“大码头”气象也就风光不再了！
刘公滩、刘公庙、魁星楼与文昌阁
刘公滩在什么地方？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但说起益阳资江的两座塔，知道的人就多了，江北的叫三台塔，南边的叫独魁塔。其实，益阳以前是两塔一楼，，江中还有一座魁星楼，魁星楼就是建在刘公滩上的。
刘公滩是三国时期留给益阳的痕迹，说的还是单刀会的事情；刘备自在四川取得益州以后，孙权便派诸葛谨拿着刘备借荆州的借据讨还荆州，刘备、诸葛亮碍于是诸葛亮老兄的面子，刘备给关羽写下了要关羽交割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的字条，另一方面又使计要关羽不要执行，诸葛谨拿着借条和刘备写的要关羽交割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的字条来荆州找到关羽，关羽虚张声势，喊打喊杀，最后竟以；“若不看军师的面子，早砍杀了你这厮”把诸葛谨赶了出来。诸葛谨再拿着这两张字条去找刘备和诸葛亮时，两人都以巡查外出躲得不知去向了，于是，诸葛谨只好拿着这两张字条回来向孙权交差。孙权自然知道这是蜀国不想还荆州而演的戏，于是，又派素有长者之风的鲁肃前往益州找刘备论理，刘备理亏怕见鲁肃，于是便躲到荆州，鲁肃又赶到荆州，刘备又躲到了长沙，鲁肃再赶到长沙，刘备又躲到了益阳，当鲁肃再赶来益阳时，刘备觉得这样躲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便要关羽在益阳北岸接待对付鲁肃，自己则又躲回公安去了，这个过程，《三国志》有详细记载；“备既定益州，权求于长沙、零、桂，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进取，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往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全”。
但刘备回公安是乘船去的，这个登船的地方，日后益阳人就以此历史命名；刘公滩。
这也就说明；三国时期的名人刘备也来过益阳，这是既有历史记载，又有具体史迹的证实。但有一点史书却无记载；就是刘备从益阳起航归公安的途中在武陵（常德）落脚，交给武陵太守巩志一个任务，那就是带一万人马秘密隐蔽在益阳附近，以防关羽与鲁肃谈判有变，好作紧急策应，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益阳附近的军山铺。“军山铺”也因此而得名。
我们从刘备对这一带的地形如此熟悉的现象来看，刘备到益阳肯定不止这一次，至少应该在三次以上，现结合考查历史资料，刘备在赵云取零陵、张飞取武陵、以及关羽取长沙期间，都是路过或者是落脚于益阳的，也就是说，在公元211至215年之间，刘备是多次经过和往返于益阳。
因此，益阳最早有的三国人物庙是刘公庙。这个刘公庙兴建于宋代，大概和学门口的圣庙同时期兴建，可算益阳早期的庙宇之一，这个庙，当时就建在刘公滩上，然而，令人难以恭维的是，刘公庙居然是益阳织水竹篾凉席人所供奉的祖师爷，这是因为刘备早年曾织席贩履的缘故,这样看来，益阳有悠久历史、扬名世界的水竹篾凉席应该还有刘备的一份功劳。
但是，进入明朝以后，由于朱元璋初期定都在南京，南京是有名的“火城”，益阳的水竹篾凉席也因其优异的品质而被定位皇宫“御用品”，我们知道，任何产品只要被定为“御用”二字，便不能普及和发扬光大，并且还将此技艺落实钦定到益阳茅竹湖姓肖的和姓沈两家专制，此技术传子不传女，且只能单传，这是因为帝王尊严的缘故。而庙宇的作用，正是起将行业技艺传承和发扬光大，与这种权威霸道的规矩矛盾，自然使刘公庙失去作用，于是，刘公庙在明朝早期就开始逐步冷落下来，以后年久失修，便彻底衰落了。
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益阳铜工之女姚氏入选为妃，这也是几千年来益阳唯一一个被选入妃的美女，所以显得是件轰动地方的大事，事后风水先生总结出一句话；“庆洲露一拳，益阳出状元”，所谓“露一拳”，是因为那时期洞庭湖的水位已经抬高，庆洲被淹在水中，如果冬季水位低的话，庆洲就会露出来，但“出状元”却显然是一个地方的希望，把人的希望和自然反常现象联系起来，这则是中国传统的推测判断方式，自然，当时的县令王德帅为实现地方的这种希望，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1）便在江北起了个三台阁，而在刘公庙的原址上修建了“魁星楼”（一曰；奎星楼）。三台阁是益阳学子和秀才们吟诗作赋和比对的地方，而魁星楼则更高级，是本年度考取的秀才，由县令和前届秀才颁发门楣的地方，所谓“门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文凭，是一块由县政府专制的横扁（据说全国统一式样，这也是国内有多处魁星楼的缘故），上写“秀才之家”，然后由县令和前届秀才与名流敲锣打鼓将此门楣送到家里，然后由县政府的司仪人员将此门楣挂在大门上，此谓之曰；“撑楣”。当然，这对取得这块门楣的秀才来说，自然也就是“光大门楣”了（因无此门楣的老百姓家里，大门上所贴写的只能叫对联和横批，而此则可叫门联和门楣），当然，真正的“光大门楣”则还是改换“秀才世家”、“举人之家”以及更高级别官员和政府颁发的门楣。但如果该秀才不守规矩，甚至作奸犯科，那就要被革除功名，自然也就要“倒楣”了。这些工作，都是县政府通过魁星楼来实行的，可见，这魁星楼是一个地方和时代重文兴教的象征。
以后满清入关，明朝的这种规矩和习俗也就不复存在了，大概汉人的这种尚文的习俗有嘲讽满人尚武的含义，再者，朝廷里没有这种具体规定，地方上也就失去了权威和依据，自然也就兴不起来。
但不久之后，也就是康熙十年的样子，康熙已经亲政，又重新颁布重文兴教的法令，并且还降低标准鼓励汉人考取功名做官，于是，这种“撑楣”“光大门楣”的尚文之风又重新复兴，但此时的刘公滩由于洞庭湖的水位提高，一年之中有半年的时间被江水所淹，魁星楼也因被水淹和年久失修而倒塌，之后，虽经多次名流捐资重修，最后一次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光阶捐万金修筑成石阁，虽可经江水冲洗，但原作用不可能发挥了，因此，“撑楣”“光大门楣”的仪式于康熙年间便在县衙里举行，大概因为县衙里的官场之气与秀才的清雅之气的不和谐，于是，在康熙二十年（1681），在益阳学门口的圣庙内增建“文昌阁”，其规模规格甚至超出了它的主题圣庙，也就是现在的“益阳县剧院”，专门从事执行这种激励学习，“撑楣”“光大门楣”甚至“倒楣”专职，一直到清王朝的覆灭。但如果仔细追源考查起来，“文昌阁”的光大还应该归功于三国来益阳的刘备。
至于现在益阳南溪的“奎星塔”，则是在道光八年由当地的乡绅捐资所修，与原来的魁星楼没联系。
益阳古城简介
益阳古城，今日之益阳市资阳区，在古时天下分九州之际，益阳属荆州南部。春秋时属楚国，战国时属楚国黔中地。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国，益阳属长沙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中国置郡县时，始置益阳县，以地处“益水之阳”而得名，仍属长沙郡。当时益阳县包括今桃江、安化、新化、冷水江、沅江等县市全部，及宁乡、涟源、新邵等县市的部分地方，三国时属衡阳郡，隋朝先后属潭州和长沙郡，五代属潭州，宋朝先后属鼎州、潭州。元朝升为益阳州，属天临路，明朝复为益阳县，清朝属长沙府。民国3年始属湘江道。1937年属第一行政督察区，1940年4月属第五行政督察区，1933年县城置龙兴、麟兴二镇，1942年合并为龙麟镇，1949年8月3日益阳和平解放，改为益阳县城关镇，同时益阳行政专员公署成立。1950年3月城关区升为县级，更名为益阳城关区，直属益阳专署。同年9月23日，城关区升格为益阳市，仍为县级隶属益阳专署。1952年11月，益阳专署撤销，益阳市划属常德专署。1958年7月，益阳市改属益阳县领导，仍为县级。1961年7月，复属常德专署，1962年益阳专署恢复，益阳市复属益阳专署，1984年4月22日，益阳县属地长春、迎风桥、过鹿坪、李昌港、香铺仑、杨林坳、新桥河7乡及新桥河镇划归益阳市管辖，纳入益阳市行政区域。1994年地改市，撤销县级益阳市，以资江以北原益阳市属地，以及从原益阳县将沙头、茈湖口、张家塞1乡2镇划入，成立资阳区，为地改市后的益阳市区组成部分。新成立的资阳区，由益阳市桥北城区、长春垸、民主垸、新桥河上垸组成，现辖2个街道办事处、1个工业园及1乡5镇。
益阳古城区地处资江尾闾，踞洞庭之滨，地当“吴蜀门户”，湘黔驿道所经，历为军事要地。据历史记载，东汉建安二十年，三国吴、蜀为争夺荆州，刘备、孙权各派兵驻守，隔资江对峙。南岸是东吴鲁肃、程普、甘宁垒筑军营；北岸是关羽领关平、周仓布阵屯兵。鲁肃奉吴主孙权旨意，向蜀讨还荆州，邀关羽赴会议和，在益阳的地址上留下“单刀赴会”千古美谈。继后鲁肃移兵江北，筑土为城，是为鲁肃城。岁月推移，鲁肃城逐渐演变成鲁肃堤。唐朝时，房宇向故城东隅发展，但尚无完整的城池。明朝洪武初年筑土为城，挖深壕堑，修立城楼。此后成化、弘治年间加修，方初兴城池规模。城墙从西门拓展到东门口。嘉靖三十年（1551年），知县刘激开始拓鲁肃堤，以青砖筑城墙，城池进一步拓展。基宽2丈，面宽1丈，高1丈2尺，筑有银城（东门）、金池（西门）、迎恩（南门）、拱极（北门）四座城门。此后万历五年（1577年）加修城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被洪水浸溃。清朝康熙三十年（1765年）、咸丰五年（1855年）、七年、九年多次修葺。光绪二年（1876年），知县吴兆熊主持重修城墙，青砖上印有“吴兆熊”字样。民国时期，益阳古城墙被国民党军队构筑工事大肆毁坏，国民党当局大拆城墙。尤以民国32年（1943年）县长王秉丞借口修街，将城墙青砖、麻石拆除出卖钱款私吞。城墙被弄得破败不堪，仅留东门口城墙保存较好。
益阳古有“十五里长街”，分“城内”、“堡上”。“城内”以行政区为主，“堡上”以商业区为主。“堡上”又分“头堡”、“二堡”、“三堡”。唐朝拓街市时，城西地域称歧头，商埠分布在资江北岸红砖埠一线，城区与商埠之间，有部分零星店铺，宋时重儒学，西门外临河处兴建学宫，其后商铺渐兴。明朝嘉靖年间再次扩城，街市逐渐西延，至万历年间已与歧头商埠连成一片。当时，县衙为防御匪患，街市西区沿资江依次筑土堡，派兵驻城，“头堡”、“二堡”、“三堡”自此产生。头堡从学门口至今幸福路、二堡从幸福路至将军庙巷、三堡从将军庙巷至接城堤。到清朝初年，前来堡上经商者日益增多。随后，“三堡”街区继续向西延伸至接城堤。城东河外刘公滩每当冬天枯水时节，舟楫重载难以过滩，均需提驳方可通过，因此，城东沿河一线逐渐形成季节性船埠，益阳城区街道由此向东延伸，这段街市称做东关河街。自东关河街东端与清水潭接壤起，至西端与接城堤交界止，形成一条15华里，即7.5公里长的麻石街。
益阳先民及外来人士在益阳经营了这块热土上，繁衍生息，留下丰富多彩、富有传奇性的自然景观与人文观景。诸多的景观中，首推的“益阳资江十景”、“革命红色故地”，其次是“三国古城文化”、“资江码头文化”、“益阳古民居”及三台塔、斗魁塔、文昌阁、刘公馆、益阳监狱等古建筑，还有大码头、鹅羊池、古道街、考棚街等新街旧迹的风景点。自唐朝起至民国时期，宗教文化在益阳兴起、传播，在古城兴建了许多寺庙，最负盛名的是“九宫十八庙”。1904年挪威人在城内五马坊建教堂，传播基督教以后，天主教由意大利人相继来益传教，因而在益阳留下众多的基督教堂。著名的有：五马坊教堂以及英国人创办循道公会的礼拜堂（区图书馆）、福音堂（大水坪学校）、待恩堂（二堡区文化馆）、清和堂（在考棚街）、天主堂医院（现市中医院）。
益阳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城旧貌换新颜。城区向金花湖、马良湖以及接城堤、五里堆、杨树、白马山等村拓展，形成现代新城格局。特别是长春工业园，集工业、商业、旅游、休闲、民居于一体，是资阳区一颗绚丽的瑰宝。现在资阳区委、政府为打出“资水之阳”的新城文化品牌，挖掘和开发益阳古城文化，取得可喜的成就。在资阳城区及城郊新建千载遗址古道街、生态家园明石谷、益阳西施生态园、黄家湖、锦绣江南生态娱乐园、白鹿湖等旅游、休闲景点。
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大码头街道
大码头街道于2005年12月由原大水坪和大码头两个街道合并而成，辖石码头、七公庙、群众街、临兴街、鹅羊池新兴街、建新里、堤湾村、金花坪、金花湖10个社区居委和1个村资管委，总面积5.2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4万人。辖区内现有家66企事业单位，4家医院（资阳区皮肤病医院、市口腔医院、市妇幼保健院、资阳区城镇职工医院）、7所学校（石码头小学、胜利小学、市六中、市四中、实验小学、劳动职业中专、资阳区教师进修学校）、2大超市，益阳首条商业样板街古道街，门店1800多家，132个居民小组，居民户18130户。街道党工委辖1个党委，15个基层党支部。
大码头街道是资阳区行政、经济、文化的中心，旅游资源潜力丰富，现存有益阳古道街、诸葛井、魏公庙、将军庙、七公庙、关王庙、灯笼巷、五福宫等一批益阳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