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逆境生理:杜聿明被擒谈粟裕：非常敬佩他的战略战术

　　对于杜聿明的逃跑，粟裕早有准备，12月22日便根据黄维、胡琏等“高级干部乘战车逃跑”的现象，要求华东野战军各兵团和各纵队“在第二线构筑坦克工事，各纵之间应贯通并互相检查，使战车无法往外突围”。

　　杜聿明的确也有乘坐坦克突围的打算。

　　徐州“剿总”有一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装甲部队——战车独立1团，蒋纬国曾做过团长。这个团多数坦克驾驶员都开过几千小时，抗战时期在印缅战场上，同日军打过仗。

　　突围前，杜聿明将最后15辆完好的坦克部署在指挥部北面200米处的田野上，一方面屏蔽“剿总”驻地，另一方面作为手中最后一张王牌。

　　战车团1营的主要军官已经得到命令，在万不得已时，坦克要搭载副总司令杜聿明和其他高级将领突出重围。1月9日，杜聿明还通知文强集合战车部队，等待自己的命令。

　　最后的突围开始，1营副营长吴秀章带上15辆坦克，冒着华野特纵铺天盖地的炮火，冲到杜聿明的指挥部时，却找不到杜聿明。

　　“剿总”副官长处指令他们，自行沿薛家湖、张集、会亭集一线向驻马店方向突围。吴秀章随即迅速行动，尽管沿途被打掉了9辆，剩余坦克依然一路狂奔，很快到了永城西北的的会亭集附近。

　　杜聿明战车团的行动，引起了粟裕与华野司令部其他人的注意与警惕。

　　他们判断，杜聿明有可能躲在坦克内，便分别用电报和电话的方式，将情况通报特纵司令部和华野骑兵团，命令驻扎在会亭集附近的骑兵团加强侦察，迅速拦截。

　　粟裕1月10日还向毛泽东报告：“据未证实传说，杜匪已乘坦克六七辆向西北薛家湖突围”，并说“已告部队在俘虏中严查，并正在追击中”。

　　华野特纵骑兵团接到命令，当即开始行动，很快发现了坦克的行踪，开始了一段后来惊动苏联军事代表团的“骑兵打坦克”佳话。他们追击100多公里，最后俘获了全部坦克和人员。

　　但杜聿明并不在其中，他又去了哪里呢？

　　杜聿明和贴身的副官、司机、卫士离开第五军转向东北后，未能等到杜聿明命令的文强，正带着几个心腹躲在一条小河岸边的石洞里。

　　他知道自己级别不够，不是杜聿明这种全军重点保护对象，毫无走出重围的希望，因此不免顾影自怜地想，杜聿明杜老总与王牌第五军在一起，有精兵强将保驾护航，“可能已突出重围”。

　　万念俱灰之下，他很快成为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共军”的俘虏。

　　不想杜聿明“有福不享”，并没有跟第五军走，最终被活捉，成为整个战场的最佳“战利品”，多年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和文强这个老部下“他乡遇故知”。

　　当天晚上，杜聿明走了一阵后，来到贾砦附近，发现有华东野战军大队人马行动，便在战壕里隐蔽起来。

　　趁这个便当，副官尹东生给他剃了胡子，换上士兵服装，并安慰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

　　杜聿明的胡子早该剃了。

　　华东野战军4纵司令部机要参谋苏荣后来回忆说：“我们早就知道他有胡子，后来我们又发了照片下去，我们是全军都发了，要求一定要抓住杜聿明。”

　　尹东生不愧是贴身副官，料到了“共军”有此一招。

　　杜聿明大约觉得没有了胡子，生的希望大了许多，尹东生说的也很有道理，沮丧之情散去不少。

　　等华野队伍过去后，他的胡子也剃好了，便由卫士扶着一直往东北跑。他的想法是，跑过一段后，再向西转南。目的地当然是南京，那里有一直倚重他的“校长”。

　　他们一路假称华野11纵押送俘虏送后方的队伍，步行了10余里，穿过了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战线，1月10日清晨来到了安徽萧县的张老庄。

　　11纵在华东野战军的十几个纵队里并非主力，“名头”并不响，他们何以自称11纵的人呢？

　　这是杜聿明的主意。

　　还在12月28日下午，华野11纵33旅97团3营一名小通讯员不慎被俘，随后被送至杜聿明的指挥部。

　　杜聿明问他的部队番号，小通讯员回答后，他又问阵地工事、兵力多少？

　　小通讯员说：“我们的战壕有几层，一个团的防地1000米，处处是兵。”

　　杜聿明说，我们也不杀俘虏，放他回去。

　　小通讯员第二天回了部队，讲述了这一经过。

　　97团政治处主任方征后来回忆说，杜聿明自称11纵队的，“是不是这个通讯员给他的11纵队番号的印象，或者他觉得放走了11纵队小俘虏，他这个大俘虏也有被放走的运气呢？”

　　一到张老庄，副官尹东生便向一位村民打听庄里是否有解放军。

　　村民一看，断定他们是国民党的溃兵，便回答说，周围几十里路范围内每个庄上都有解放军。

　　尹东生心里很是紧张，随即拿出一枚金戒指，央求这位村民不要告诉别人。

　　这里已是华东野战军的后方，村里驻扎的是4纵11师的后方医院包扎所，仅有一些医护人员和伤员。

　　村民回到村里后，马上找到包扎所报告，恰巧碰到一名通讯员。他一面将金戒指交公，一面忙说了情况，叫通讯员赶快喊人去抓。

　　包扎所所长听说后，因正忙着包扎伤员，便叫通讯员带上同样也是通讯员的一个“小兵蛋子”去抓溃兵。

　　两个通讯员当然不知道对方便是整个战场最大的“大鱼”，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机智地虚张声势，缴了杜聿明一行的枪。

　　他们还咋呼“通讯班都过来”，所长和休养连(由即将伤愈的伤员组成)闻讯赶了过来后，将俘虏们押回村里，随后报告了师部。

　　师部随即派人将俘虏押走，负责审问鉴别俘虏的是11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

　　此时，杜聿明的身份尚未暴露，他自称李弥13兵团的高军需，副官尹东生则自称《徐州日报》的随军记者。他们知道，军需、记者之流，无足轻重，按中共的俘虏政策，很快就可以释放，还能领几块钱路费，大大方方走回南京了。

　　这比被俘之前昼伏夜出，东躲西藏强多了，但陈茂辉这一关可不好过。

　　杜聿明后来回忆说，听到他与副官、司机自报假姓名后，陈茂辉“似乎有点怀疑”。

　　他的猜测是对的。陈茂辉后来也回忆说，他发现杜聿明脸上还有没有刮净的胡茬，原来肯定是留着很讲究的八字胡。

　　他当时认为，从杜聿明的年龄和身边有这么多卫士、“记者”来看，这条“鱼”肯定不小，至少也是个军级的，决不可能只是个军需一类的角色。

　　随后，陈茂辉问：“高军需叫什么名字？”杜聿明不得不开始用众多的谎言来“圆谎”，随口编道：“叫高文明。”

　　陈茂辉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倒不错，13兵团有几大处？”杜聿明答说：“六大处。”

　　陈茂辉便叫他将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

　　陈茂辉回忆说，当时杜聿明从衣袋里掏钢笔，一伸手，就露出了手腕上的高级手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美国的香烟；再掏，又一包香烟；再掏，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最后，总算掏出一支派克金笔，可事先毫无准备，一个处长也写不上来。

　　多年以后，陈茂辉还在感慨，说杜聿明当时“简直象个魔术师”。(这支派克金笔，后被华野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将其分给了华野后勤部司令员刘瑞龙，至今保存于淮海战役纪念馆。)

　　杜聿明尴尬中反问陈茂辉：“你贵姓？”

当对方答说“姓陈”时，杜聿明想，如果是陈毅的话(他此前一直以为是陈毅在指挥华东野战军)，风度倒不错，我可以同他老老实实谈谈。

　　其实，这时候的陈毅不但不在华东野战军，而且远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但后来因杜聿明这一回忆，以讹传讹，甚至电影《淮海战役》也将错就错，演绎出一幕陈毅与杜聿明的口舌交锋；电视剧《解放战争》里，也继续展开想象，演绎了一幕陈毅以激将法逼杜聿明说出身份的场景。

　　亲身经历了这一幕，时为华东野战军4纵司令部警卫连卫生员的胡乃泽说，“历史是不容讹传，这些都是不真实的”。

　　杜聿明尽管想和“风度不错”的陈茂辉(即他认为的陈毅)谈谈，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但见周围人很多，担心将他被俘的消息走漏出去，连累远在上海的家庭，便提出换个地方说话。

　　恰在此时，一架蒋介石的飞机在附近投下了一枚炸弹。

　　战场早已宁静，飞机还在盲目投弹，也只有蒋“总统”才有的怪事。文强回忆说，突围失败，战场枪炮声稀疏后，他见到南京飞来的运输机，还在盲目空投粮弹，“难怪共产党要称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了。”

　　这枚炸弹的巨响，令陈茂辉误以为杜聿明担心的是飞机轰炸，一边安慰不要紧，一边说：“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

　　他做梦也想不到有这种“中头奖”的运气，自己强调的“战犯”杜聿明“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杜聿明一听，只有自己“不宽大”，心里顿时凉了半截。那份头等战犯的名单他是清楚的，中共的新华社1948年12月25日发出的《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的电讯，早已一一开列，广为人知：

　　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成、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

　　就在12月29日，蒋介石还特意空投了刊登有这份名单的南京《救国日报》，让杜聿明再次重温自己“荣居”第34位。

　　这位神秘的“陕北权威人士”其实是毛泽东。

　　杜聿明当然不知道发布这份名单的人是他，毛泽东当时不在陕北而在河北西柏坡，为了迷惑蒋介石，他虚虚实实，用了“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

　　但杜聿明知道，自己这个头等战犯不是好当的，“陕北权威人士”说“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眼前这位“陈主任”也说“不宽大”，看来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

　　时近中午，陈茂辉交代伙房给杜聿明等人准备饭菜。

　　估计是条“大鱼”，当然就得按俘获的高级军官待遇安排伙食。事隔多年，陈茂辉依然记得给杜聿明安排的是“炒马肉和韭菜炒马肝”。

　　但杜聿明心事重重，只吃了半碗小米饭便放了筷子。饭后，陈茂辉命人将他带到村口一个磨坊里暂时休息，杜聿明将头蒙进大衣里睡了一阵。

　　黄昏时分，司机几次劝他趁夜逃跑，他觉得自己腰腿疼痛，行动维艰，即便逃出去也会因走不动而死；自己又是头等战犯，被共军发现也会死。

　　他想，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一个蒋介石的忠臣。于是，等11师的警卫人员离开房间后，他拿起一块石头在头上乱砸，一时头破血流，不省人事。

　　村里的俘虏群很快传开了：总司令死了！

　　陈茂辉听说后，马上追查谁是“总司令”，不费多大功夫便知道了“高军需官”的真实身份。

　　副官尹东生还不得不掏出一副精致的象牙筷子作证明——杜聿明当年驻扎昆明时，云南省主席龙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第二天，也就是1月11日，经审问杜聿明本人与核对照片，他的身份得到完全确认。11师师长谭知耕随即上报4纵司令员陶勇。

　　陶勇一面迅速将这一重大“战果”报告粟裕，一面命令谭知耕安排医护人员给杜聿明认真检查和治疗，保证他的安全。

　　粟裕闻报，自然也喜上眉梢，当即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兄弟部队中原野战军报喜：

　　军委，中野，华东局：

　　匪首杜聿明明确已被我四纵俘虏。邱(清泉)李(弥)正继续搜索中……

　　粟(裕)陈(士榘)张(震)

　　真(11日)申

　　粟裕同时命令陶勇将杜聿明解送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并说：“杜聿明送到华野前指时，必须是活着的杜聿明”。

　　陶勇不敢怠慢，迅速叮嘱11师师长谭知耕，要他派专人负责将杜聿明先押送到纵队司令部，也强调说，必须是活的杜聿明。

　　杜聿明被担架抬到4纵司令部后，陶勇和政委郭化若一同接见了他，并作了简短谈话，伙房也奉命搞了六菜一汤的“盛宴”款待。

　　此前，陶勇已将看管杜聿明的这副担子，交给了长期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司令部机要参谋苏荣(后任海军上海基地副司令员)，并郑重交代说：

　　“你直接对我和郭政委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得插手。你安排好地方，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粟司令已给我下了死命令，杜聿明送到华野前指时，必须是活着的杜聿明。因此，你要用脑袋担保把杜聿明活着押送到华野前指。”

　　郭化若也补充说：“淮海决战，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活捉杜聿明就更圆满了，是完全的胜利。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责任重大。”

　　苏荣接过了这一荣誉，也接过了一个大“包袱”。他知道，戒备森严的司令部里，杜聿明遭他杀的可能性为零。他要做的是，怎样感化杜聿明，让他放弃自杀的念头。

　　为防止杜聿明再度自杀，苏荣预先作了充分的防范，找了一间老百姓的房子，将室内一切可能致伤的物品都清理干净。

　　杜聿明被押来后，苏荣发现他一直精神不安，便考虑要对他多做感化工作，让他安静下来。

　　看到杜聿明的胡须剃得很不整齐，苏荣便问什么时候剃的。杜聿明觉得奇怪，从床上猛坐起来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有胡须？

　　苏荣便自称徐州42军参谋长的勤务兵，以前见过杜聿明。这个谎言比杜聿明自称“高军需”靠谱，42军参谋长被4纵俘虏后，苏荣曾参与了审问，熟悉不少情况。

　　遇到“老熟人老部下”，杜聿明松了一口气，随后又躺了下去，似乎在想什么。

　　为了缓和气氛，苏荣找出话来闲聊。他知道杜聿明是黄埔出身，解放军里大名鼎鼎的陈赓也是，便问杜聿明是否认识陈赓。

　　这话算问对了。杜聿明和陈赓是黄埔一期的同学，相处那么久，陈赓又是异常活跃的“黄埔三杰”之一，杜聿明岂能不认识？

　　他不但说认识，还回忆说，陈赓“很聪明、很活跃，也很顽皮，很会打仗，我们很谈得来”。最后，他还打听陈赓现在的情况。

　　杜聿明不知道，陈赓就在刚刚围歼过黄维的中原野战军队伍里，如果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不曾将杜聿明围死，陈赓便有可能率领他的中野4纵赶来增援，和他这位老同学直接对敌。

　　苏荣介绍了陈赓的情况后，杜聿明感叹说，陈赓如不离开老蒋就好了。

　　他的意思大概是，像陈赓这种文武全才，如果不离开老蒋，老蒋便多了一员大将。

　　但苏荣错解其意，说：“我看跟着老蒋好不了。”

　　杜聿明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军人就是这样。苏荣却说，用石头砸自己的头，算得上军人吗？

　　杜聿明无言以对，沉默一阵忽然感叹说，这次失败得这样惨，没有想到。

　　他似乎依然不敢相信，自己率领“校长”最精锐的黄埔嫡系30万人马，远胜当初在东北的兵力，结局竟至如此不堪。

　　此前不久，从未与关内中共部队交过手的他，在北平对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即将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

　　但在东北战场，就杜聿明个人而言，却并非失败者。

　　1945年10月25日开始，荣任东北保安司令官的杜聿明意气风发，率几个军不到10万人便势如破竹，连克山海关、四平、本溪、长春。到第二年6月，他已占领东北大片土地，迫使林彪“千里大撤退”，一直退过了松花江。

　　随后，因长城以内全面开打，蒋介石的兵力捉襟见肘，原打算调往东北的许多部队被关内战场死死拖住了，林彪才缓过一口气，“获得了极为宝贵的4个月的休养生息时间。”

　　杜聿明主动停下攻势，兵力不足是其主要原因。

　　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林彪“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期间，杜聿明的总兵力少于东北民主联军，但依然能保持强劲的攻势，损失也比林彪要小。

　　1947年5月至6月的四平之战，他更是大出风头。不仅部将陈明仁以少击多，守住了四平重镇，当杜聿明亲率大军前往解围时，还迫使林彪再次仓惶而撤，重获“四平大捷”。

　　直到这年7月8日，他因病离开东北，由黄埔老师陈诚接替他的军事指挥之责后，蒋介石的军队在东北战场才逐渐不可收拾。

　　辽沈战役后期的1948年10月，杜聿明从徐州被蒋介石召唤到东北，部署东北国民党军残部撤离。

　　他面对林彪“举袖为云，挥汗如雨”的百万大军，从容调度，以弱势兵力两次运用声东击西的谋略，成功地解救出营口与葫芦岛国民党军5万余人，其中阙汉骞的54军等部还被雪中送炭，及时转运到淮海战场的蚌埠前线。

　　然而，仅仅一个月后的淮海战场，拥有30万劲旅的他，却似乎江郎才尽，再也不能有丝毫建树，堪为寸功未立。

　　他先是救不了近在咫尺的黄百韬，随后南北对进又打不通徐蚌线，最后声东击西的徐州撤退也被识破，竟至被只有东北野战军一半兵力的华东野战军包围，攻不动，守不住，全军覆没，连自己也做了阶下囚。

　　或许到此时，杜聿明才感觉到关内共军的威力和统帅的战略战术了。

　　60年以后，已到垂暮之年的苏荣，对杜聿明当时的感叹还记忆犹新。他也回忆了自己当时的回答，和杜聿明谈到了中共胜利的许多原因。

　　其中，他谈到了杜聿明一直以为无足轻重，署名常常居于陈毅之后的粟裕。苏荣说：“你们还有一条也是致命的，那就是碰到了粟裕。”

　　直到此时，杜聿明才明白华东野战军的指挥者其实是粟裕，他说：“我对粟裕早有耳闻，也研究过，只是没有交过手。”

　　这种“耳闻”，当然是和胡琏一样，也以为不过是“陈毅以次”与陈士榘、许世友、王必成、叶飞等人并列的普通“共军指挥官”而已，而非陈士榘等人的上级与华东野战军的实际军事统帅。

　　如此“耳闻”，“研究”起来自然不得要领。不能知己知彼，失败也就不奇怪了。

　　苏荣介绍粟裕后，杜聿明终于折服，说：“这次交手后我们败得很惨，不得不佩服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

　　苏荣还介绍说，这次战役，你们完全按照粟裕的谋划进行。

　　杜聿明表示认同，说：“粟裕指挥灵活，有远见。粟裕的战略战术我非常敬佩，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他领先一步，抢先在我们前面，等到我们想到的时候已来不及并已经被包围了，这次突围也是这样的。”

　　两人交谈良久。

　　杜聿明又听苏荣说到即使是战犯，也仍然能受到优待，并且陶勇司令员的“六菜一汤”就是优待表现之一后，他的情绪基本稳定下来，人也开始活跃了。

　　苏荣后来回忆，此时，杜聿明主动总结了战役中自己的失误。

　　杜聿明说：“我们原先预计突围的方向，均被贵军堵死。最后我们反复考虑分析，西南萧县和永城方向，贵军还来不及围堵，因此决定提前突围。”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是粟裕将军有意布下的一个袋口，让我们往里钻，我却没有考虑到，真是让我遗憾终生，这也是造成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实，杜聿明还有一点没想到，粟裕为此也抓破了脑袋，担着违背毛泽东军令的“血海般干系”。

　　苏、杜两人越谈越投机。

　　杜聿明原本收到粟裕劝降信时，就有“如能保全两兵团部队的话，也可以同意”的心思，只因邱清泉反对而作罢。如今一通百通，再也没有寻死觅活的想法了。

　　随后，杜聿明被苏荣带上两辆分别坐着10名荷枪实弹士兵的吉普车，解送到华野司令部。专门负责收容国民党重要战俘的华野司令部参谋处第四科开出了一张收条：

　　收到战犯杜聿明一名

　　此据

　　11日10时 参四科(盖章)

　　撰写与收下收据的人早已作古，但这张轻如柳叶的收据至今保存在档案馆，成为历史的见证。

　　粟裕与杜聿明这两位当世的名将终于见面时，交谈了些什么，已无从考证。但粟裕随后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讲话，以及后来断断续续谈到淮海战役时，对杜聿明也有一个看法。

　　他认为，杜聿明这位蒋介石的爱将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因此在印缅和东北战场出了不少风头。

　　粟裕说，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他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国的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源源供应。但这次被我们包围在永城地区，突不出，守不住，被我们全部歼灭。”

　　曹操与刘备当年青梅煮酒论英雄，粟裕与杜聿明虽然没有“青梅煮酒”的雅兴与机缘，但两人的“互评”，却也留给了历史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