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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以及反思与心得

发表评论 临沭县第一中学 曹广举 2008年7月24日 10: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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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以及反思与心得

      针对必修1模块，我推荐韦庆远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这本书里，全面阐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对于中国古代的黄帝制度及其配套的皇位继承制度、后宫制度、宦官制度等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对于中央的宰相制度的变化也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于地方的行政、监察等制度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下面是我读过此书的一点反思和心得，写在这里，同大家切磋，相互砥砺，共同提高。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核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分为三个方面：皇帝、中央(宰相)、地方三个方面：宰相制度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指针、桥梁和晴雨表。宰相制度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变化。皇帝制度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皇帝制度一经确立，就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郡县制度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基础，是中央集权在地方上的体现。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分为三个方面：皇帝、中央(宰相)、地方三个方面，由此产生了两对矛盾：皇权与相权，中央和地方。第一对矛盾对应的是专制主义，第二对矛盾对应的中央集权。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变化主要是指皇权与相权、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变化。

      把握住这两对矛盾，就把握了这套制度演变的全过程。把握住宰相制度的变化，就把握了这套制度的变化指针。这也有助于为什么朱元璋废除丞相和中书省，而只是说它达到里专制制度的新的高度，而军机处的设立却达到了这套制度的顶峰。为什么？朱元璋虽然废除了宰相制度，但是随之出现的内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宰相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新的历史条件下，皇权与相权权力的重现。正如谭天星在《明代内阁政治》：“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而到了雍正帝设军机处时，军机大臣，跪受笔录、上传下达、商议紧急机密，军机处作为最高中枢系统，只起到传达的作用，而并不领导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行政系统，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领导中央（指内阁六部）到地方（指督抚）的行政系统。至此，这套制度的两对矛盾消失，不再存在中央相权，演变为皇帝（完全吞并中央相权）与地方这一对矛盾，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合二为一。

伊拉克战争与国际秩序的变动

发表评论 临沭县第一中学 曹广举 [学员] 2008年7月14日 23: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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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伊拉克战争背景的双重性决定了战争性质的双重性。国际秩序是指国际权力和大国利益分配的结构状态以及相应的国际机制。围绕着伊拉克问题，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与法、德、俄、中国等国主张的“多极世界”进行了激烈的较量。现行国际机制面临着严重的困境。美国的自由与民主将对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战争是国际权力结构失衡的结果，它将加速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小国寻求安全，应走新的路子。阿拉伯国家难以在新秩序中担当大任。战争表明国家利益的冲突胜过了文明的冲突。在全球化条件下，相互依赖的加深却使得国家统一越来越难。

关键词：伊拉克战争     布什主义    国际秩序    强权利益    主权利益              后冷战时代，美国一方面陶醉于一个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另一方面，面对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缺少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1](p8)，在构建新秩序没有多大动作。9·11事件震撼了美国，同时也为美国谋求建立主导世界的新秩序提供了新的契机。阿富汗战争是超级大国对9·11恐怖事件直观的感性反应。而第二场战争——伊拉克战争^[2]（又称“倒萨战争”）则更多的是理性和全盘考虑，它不仅仅着眼于反恐，而更重在于建立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全局。布什主义为美国的行动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这场战争则成为美国新的霸权行动与传统世界诸多矛盾的交汇点。 

                                                                 一、伊拉克战争的时代背景及性质

 宏观地看，伊拉克战争是美国为确立“领导世界”的目标所走的一步棋，为其称霸世界走出了关键一步，不仅能铲除伊拉克这个威胁美国在中东利益的祸害，而且能控制世界的“动力中心”。上个世纪末，苏东巨变两极体制崩溃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妄图建立以它为首的单极世界格局。对外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社会发展模式：政治上，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实现非西方世界的自由化；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实现公有制国家的私有化；文化上，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实现这些国家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化；想以此来实现自己称霸世界的野心。为此，美国曾多次动武：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1992—1995年，发动索马里战争；1999年，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以“世界警察”、“人权卫士”自居频繁发动战争，企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这是伊拉克战争爆发的一个“大背景”。由于战争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美军手里，战争是否爆发，美国说了算，笔者只能从美国的对外战略来分析战争的背景。同时，伊拉克战争还有一个“小背景”，它是寓于大背景之中的。2001年“9·11事件”给美国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和刻骨铭心的“痛”。此后，美国确定了“反恐”是今后美国二三十年内一项战略性的任务，认定美国的敌人是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国家，像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小）布什主义认为，对付敌人，冷战中的均势，遏制和威慑已不再适用，必须发动先发制人的预防性军事打击；在推行美国的对外战略上，美国至上，奉行单边主义^[3]。它的实质是借助“反恐”，消灭美国认为的威胁和敌人，进一步确立美国的霸权。2001年对阿富汗战争就是以“反恐”为名打的第一场战争，实质上是为确立霸权，而走的一步棋。可见，伊拉克战争的小背景就是美国自“9·11事件”后所推行的反恐战争，确保美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它是寓于美国称霸世界妄图建立单极世界这个“大背景”之中的。伊拉克战争实质上就是“先发制人”原则的第一次实践,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 伊拉克问题由来已久^[4]，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的海湾战争^{[5](p264-268)}。它是自海湾战争以来美英等国同伊拉克矛盾不断发展、积累的结果，是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伊拉克战争，与海湾战争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说参战双方，战争的原因等，由此许多学者认为伊拉克战争是海湾战争的继续，将这次战争称为第二次海湾战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值得商榷。关于这两场战争的区别大致有这么几点：第一，美国在两次战争中的战略目标不同。海湾战争使美国初步检验并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这次战争则是美国进一步发展并加强这种领导地位的结果，是美国奉行单边主义的必然产物。第二，这次战争得不到法理上的支持。它是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的；而海湾战争则是各国普遍支持并有安理会的授权。第三，这次战争面临着空前的反战力量，不论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因此它得不到各国公众的支持。第四，两场战争的政治任务不同。海湾战争的任务就是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保持科威特的主权和独立，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次战争的政治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倒萨”。因此，也有学者把这场战争叫“倒萨战争”。第五，这场战争的确定性很差。它是在全世界国家和人民普遍反对尤其是与其盟国裂痕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发生的。从伊拉克危机到伊拉克战争，人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实质上就是强权政治。因此可以把这场战争定性为，美国为追求绝对安全的霸权扩张性战争，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严重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通过这场战争，美国希图巩固、加强自己在国际新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伊拉克战争尽管可以追溯到海湾战争，但由于发生在9·11事件之后，它已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由于战争背景的双重性，导致了战争性质的双重性。这场战争的确具有打击恐怖主义的性质。我们应该承认“9·11事件”对美国人心理上造成的伤害，他（她）们 “谈恐色变”，惶惶不可终日，天天提心吊胆，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心态，并对美国的航空业、保险业、旅游业、高级宾馆等一系列的行业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终结了美国120多个月持续高速增长的繁荣景象，美国发动战争确实有打击恐怖主义振奋人心的因素。但是应该看到，反恐战争的性质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国家利益有主权利益和强权利益之分，主权利益是根据主权原则规定的国家利益，受国际法的保护，是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统一；而强权利益则是由权力决定、以实力为依据、不合法的一国的私利，是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脱节^{[6](p264-268)}。美国通过征服伊拉克从而控制世界石油供应的中心——中东地区，明显超出了主权的范围，是强权利益，是自己的私利，既不合理又不合法。而伊拉克的主权利益却受到严重侵犯和践踏，政权被颠覆，领土被占领，人民受压迫。况且，当时的形势是联合国武器核查已初步取得实质性进展，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这场战争也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随便发动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打击，只能被人理解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伊拉克战争的时代背景、性质出现了两重性，它折射出后冷战时代世界事物的复杂性。这也预示着当今的国际秩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动。                         二、变动中的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是指以一定世界格局为基础所形成的国际关系的规范、运行程序和相应的保障机制^[7](p292)。国际秩序由国际格局决定，体现国际体系的面貌，与国际格局、国际体系有着强烈的因果联系，所以分析国际秩序往往要从分析格局入手，主要分析各主角及其相互关系。作为国际体系、国际格局的国际秩序是结果。一般说来，国际秩序的存在和运行，离不开几个因素：（1）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和排序，其中大国或国家集团因为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自然对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有最大的发言权，因而国际权力的配置是国际秩序赖以形成的重要基础。（2）国际秩序需要一定的国际机制与之配合，机制用来“处理系统中的争议，答复各组成部分提出的要求”。（3）主观因素，包括国际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目标以及国际事物的认知、价值追求等……国际秩序体现的是一定时期里国际权力和大国利益分配的结构状态以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行为者的价值观。^{[8](p264-268)}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出现了空前的未定性。两极体制崩溃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权力真空，而美国不可能一下子填充这些权力真空，加之它又相对衰落，这就更加不可能；局部地区由于宗教矛盾，民族纠纷和领土争端而动荡不安，加剧了国际秩序的动荡；欧洲联盟的成立与发为欧洲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成为可能；日本作为经济上的一“极”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美国在行使“国际警察”权力的背后往往少不了日本富翁的支持；俄罗斯尽管目前衰落但继承了苏联绝大部分遗产尤其掌握着相当多的核力量，拥有巨大的经济和科技潜力，以及中国前所未有的长期的起飞式的发展，许多国家着眼于这一现实，纷纷从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提出建立多极世界的设想。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世界上，不可能始终由两个或某个国家称王称霸，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在未来的世界中，中国要算是“一极” ^[9](p353)。但是，人们在探讨国际新秩序时，往往过多的强调了“未来的世界是多极的”或“世界多极化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并未认真探讨当今的国际秩序，有的人甚至认为当今的世界就已经是多极化的世界了。但是冷战以后近几年国际政治的现实尤其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已经告诉我们，多极世界离我们还很远。世界的多极化是趋势，但不是当前的现实。^[10]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总体而言，伊拉克战争是变动中国际秩序的一个因子。它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以伊拉克战争为一“点”，辐射到国际社会的各方，并对联合国、国际法准则产生了影响，这是国际秩序变动的征兆。一、围绕着伊拉克问题，以美国为一极和以法德俄代表的多极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单极”与“多极”的较量实际上是“霸权”与“均势”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单极”占有明显的主动权。战争之前，关于怎样进行核查，是否停止核查，国际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以美、英、西班牙等国为首的强权派国家坚决主张对伊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而以法、德、俄、中国为首的世界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国家主张继续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核查，反对对伊拉克动武。在这期间，美国与西方盟国法德等国的裂痕在拉大，引起学者广泛的兴趣，认为：世界多极化或两极化已经降临。实则不然，恰是在这时候，美国完成了军事部署并打响了战争，此时反战国家激烈的反战对战争而言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战争前夕，3月19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联邦议院讲话时说，“我们始终明确反对美国对伊动武，但这并不能改变德国美国北约盟国及友邦国家是事实”^[11]颇耐人寻味。这场战争的爆发，本身就凸显了在当今的世界中，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美国一家独霸，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当然，它对建立多极化世界是一种打击。因此，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把当今的世界格局称之为单极指导下的多极合作或多层次相互依存^[12](p471)。亨廷顿认为是单极加多极格局。^[13]但是不论是哪种观点无一例外都在强调美国这一极。单极往往与霸权、强权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强权政治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无可取代”。二、国际机制陷入了困境。“国际机制”，英文名international regime ，指的是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14]。国际机制在当今世界中主要体现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拉克战争严重践踏了国际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一）联合国被严重架空，其权威受到极大损害。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她的安全理事会是世界上唯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不过，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没有自己的领土、人口、经济基础，联合国办公费用也来源于会员国的摊派，如果要是没有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支持与合作，联合国很难有所作为。加利秘书长深有体会的说：“如果美国人不参加活动，联合国就从事不了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但是如果美国参加后，它就全面操纵，仅仅把联合国作为一块遮羞布而已，例如在伊拉克和索马里。”^[15]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国与联合国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欲控制联合国，试图把它作为推行对外战略的工具，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野心。由于法、德、俄的坚决反对发动战争，美国未能如愿以偿，所以就干脆绕开联合国。不过四年，安理会再次受到冷落，不管是否授权，美国我行我素、不受约束，大国一致的原则受到严重的破坏。（二）传统国际法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原则是对主权原则的严重冲击。美国在发动战争时，似乎忘记了联合国宪章，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及国际法准则，满眼里看到的只有“利益”二字，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今天，战争依然充当了作为解决争端后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国际法形同“一纸空文”。这种用外部的强制力量来颠覆一个国家内部现存政权的做法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国际先例，是对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所确立的主权原则以及一次大战以来确立的民族自决权原则的严重践踏。正如王逸舟先生所指出：“这次‘倒萨’的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是对主权原则，不干涉原则，传统国际法原则的深刻挑战，联合国的权威性被人们推崇的同时被美国所抛弃，这种矛盾非常复杂的境地，实际上是国际关系面临动荡和重组的前兆”。 ^[16]三、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两重性对于国际新秩序具有极大的影响。一方面，世界文明总是从落后走向先进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作为西方的老大哥，拥有成熟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客观的说它比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独裁政权要进步的多，尤其是在某些伊斯兰国家，原教旨主义掌握国家政权建立了一套神权体系更与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另外美国开国元勋的“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还未享受到民主与自由，美国人就不能高枕无忧”的豪言壮语也深深的刻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使得他们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受上帝的委托拯救世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是美国的“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如果美国真能诚心诚意的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经济，为他们政治改革提供可以接受的经验和指导，这对世界文明整体向前发展也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落后是历史形成的尤其是西方几个世纪以来推行殖民主义带来的恶果，美国把它的民主制度强行推广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得不到世界各国的认可。我们也承认，美国在其国内实行了程度较高的民主制度，可是一旦出了国境，民主就变成了单边主义，自由就是对他国的干涉，人权带来的却是人道主义灾难。！当大多数国家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而美国依然我行我素，大搞单边主义，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对南动武，“误炸”了大量无辜平民，甚至“误炸”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对伊动武，使得伊拉克永无宁日，恐怖袭击成风，多少无辜男女老幼生命瞬间即逝，这就是美国的人权？！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决不是重视人权，而是作为干涉别国主权和欺压别国人权的借口，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政治借口。^[17]从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主权国家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并公然炸我驻南使馆，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中经2001年，在安理会授权下，打击阿富汗；再到今天的自3月20日（2003年）再次绕开安理会对伊动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每过两年就要以某种理由对一个主权国家动武，不管是否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授权，则当仁不让；不授权，则一脚踢开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谁敢阻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嘴脸昭然若揭。                          三、关于国际新秩序的重新思考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布什总统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到现在已有十余年。当时，美国赢得了海湾战争。此后克林顿总统承续了这一战略，小布什总统则进一步实践，发动伊拉克战争，则试图表明，美国可以在当今是世界上为所欲为。但是世界并非理想中的那么简单。以暴制暴并能不带来美国的绝对安全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国际社会普遍反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未授权和美国擅自发动战争，表明了国际秩序的动荡不安。新秩序的建立也将困难重重。伊拉克战争是在国际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爆发的，它将加速国际力量大规模的分化组合，加剧国际权力结构的不平衡。首先，它将使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化。尽管在战争前后，法德俄与美国关系有所交恶，但战争后又迫切需要同美国修好；英国成为美欧之间的桥梁，战略地位有所提升；中国努力维持同美国的脆弱友好关系；总体而言，大国之间将会取得表面上的和谐一致。但是，背地大国又在加紧竞争，以图在未来的世界中居于有利地位。正如叶自成教授指出：“这场战争会使世界多极化得到反弹，更多的国家对美国的做法抱有戒心”^[18]。其次，它将加剧中小国家的分化：一、在小国聚集的地区，这些国家将会加速地区联合，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同大国对话，如东盟和非盟的进一步发展；二、部分小国为求得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有可能主动倒向近邻大国，甚或直接投入到美国的怀抱寻求保护。在这个世界上，小国占据了绝对多数，它在国际新秩序的重建中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小国的走向，将在某种程度上重塑国际秩序。这无疑使国际形势变的更加复杂。伊拉克战争对小国的冲击是很大的，战争的交战双方不仅实力很不对称而且不成比例，处于绝对劣势的伊拉克无丝毫还手之力只能被动挨打。这种严重不对称的战争敲响了中小国家“安全”的警钟。小国会积极采取这样几种策略：一、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二、扩充军力，积极发展核武器；三、加速地区集团化的进程；四、与大国结盟，尤其是倒向美国。小国就是小国，其为难之处在于它不是大国，综合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况且经济力量不可能自动转化军事力量；即使扩充军力也有一个限度；区域集团化也不是瞬息可至；与大国结盟往往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理由找到一些启示。美对伊动武打的旗号大致有：一、萨达姆政权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可能同恐怖主义有联系；二、萨达姆政权是独裁政权，美国为了国际安全，必须民主改造伊拉克，这主要是基于民主和平论；三、萨达姆的独裁政权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这次动武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几点的核心就是萨达姆政权是独裁政权。在美国人的眼中，“独裁”首先是压制民主和人权，其次决策机制不透明。这样，从道义上看，要把人民从“独裁压迫”中解放出来，还给他们民主、自由和人权；从决策机制上看，个人独裁会因领导人个人一时冲动上升到国家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怕英国拥有核武器，而怕伊拉克、朝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原因。但是，不是独裁的国家如果“侵犯人权”，美国也要插手1999年，美国插手科索沃事件，是基于种族迫害，即人权问题。冷战后许多国家人权状况不佳，为超级大国的国际干涉提供了口实。所以对于小国而言，要保证自己的安全，首先要逐步加快国内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注重对基本人权的保护。^[19](p59)其次，要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积极纳入现行的国际机制中来，从而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明确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并且利比亚与欧盟关系的新的发展预示了这样做的正确性。美国希图以伊拉克为样板“民主改造”阿拉伯国家，但是由于文化的巨大差异和民族心理的不同，伊斯兰文明会显示出强大的抗拒力，民主改造将成为种族仇视的土壤，在这里孕育着更大规模的恐怖主义的种子，激化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短期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阿拉伯国家会重振雄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实现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况且时代与国际环境已发生巨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会竭力阻挠这种统一；阿拉伯国家由于权力和利益分配问题也不可能出现和平统一，在可预见的将来，阿拉伯国家依然是一盘散沙，某些国家更加执行亲西方的政策，尽管这种政策或许并非处于本意；阿拉伯下层人民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将不满政府的做法，加剧对美国及西方盟国进行恐怖主义报复。阿拉伯的软弱可欺鼓舞了以色列，以色列会不断强硬其对阿拉伯的政策，同时不遗余力的打击针对它的恐怖主义。以色列的专横跋扈和阿拉伯国家的分裂、软弱可欺依然是中东地区的两大特征。战争进一步刺激了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国际社会的军备竞赛，使国际和平与安全严重恶化。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震动世界的“文明冲突论”^[20]。1996年他出版了其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系统的提出文明冲突的理论，指出必须在文明的基础上重建世界秩序^[21](p312)。伊拉克战争巧妙的回答了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还是“文明的冲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是安全；一是石油；二者互为表里。至于推翻萨达姆政权，“民主”改造伊拉克则是追求美国绝对安全的内容，但是并没有打算改变伊拉克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对阿拉伯语的使用，而宗教和语言被认为是任何文明的主要因素^[21](p47)。另外在这场战争中，伊斯兰文明国家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阿曼、卡塔尔海湾六国和土耳其出于国家利益的诱惑与要求，愿为美国提供军援^[22]，变相的站到了西方文明一方对付同文明的国家伊拉克。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韩国和日本，也加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一方对伊拉克作战。而亨廷顿预言，以美国一方和以中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为另一方发生冲突，儒教—伊斯兰教国家联盟会不断加深^{[21](p266-267)}。这显然不符合现实。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国际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23](p47-48)。这表明中国继续坚持不结盟的战略，不会与任何国家包括伊斯兰文明国家结成联盟以对抗美国，而主张对话与合作。牢牢把握住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力量对比的现实政治的考虑，当然中国是不会构筑所谓的‘儒家—伊斯兰教轴心’的原因，但更大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选择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这是构成双方结成‘反西联盟’的深层障碍^[24]。国家利益的得失仍将是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取向和外交行为的决定因素，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显然压过了“文明的冲突”。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各国相互依存不断的加深，然而国家或是民族统一却越来越难，因为任何统一都会触及别国利益，导致别国的干涉和介入。“武力统一”作为国家统一的最有保障的手段，却越来越被现行国际秩序所排斥，不仅国际秩序的缔造者美国极力反对，许多国家都变成了这种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它们也反对统一。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插手台湾问题，威胁、恐吓大陆对台动武，导致台海至今“不统不独”的局面。1990年伊拉克武力吞并科威特更是使整个国际社会出现了恐慌，几乎所有国家都反对伊拉克，究其原因无非是怕伊拉克强大，威胁自己的利益，这表明各国都是在按现实主义的思维行事。更为复杂的朝鲜半岛统一至今仍然难产。 四、结 语   伊拉克战争对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一个空前的挑战。这场战争，从短期来看，它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长期来看，它是为美国为建立单极世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因此战争不仅只是伊拉克战争本身，而是美国称霸世界战争的继续。这场战争将很有可能继续向被美国列为邪恶轴心的国家扩展。它也预示着国际秩序将面临着变动、混乱、分化、重组、重建、有序, 如何才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则是每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  参考文献 [1]（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 为什么叫“伊拉克战争”[N].齐鲁晚报，2003-3-21（A15）.[3]刘金质.浅析布什主义[J].国际政治研究，2002（4）.[4]美何以不放过萨达姆[N].齐鲁晚报，2003-3-21（B5）.[5]郝承敦.从冷战到冷和—当代国际关系演变与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6]梁守德 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 李景治 林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林甦.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和世界新秩序[J].教学与研究，2002（1）.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 刘金质.把握机遇，加速发展：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学习十六大报告的思考[J].国际政治研究，2003（1）.[11]施罗德.德允许美使用军事基地[N].齐鲁晚报，2003-3-20（A19）.[12]转引自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J]. Foreign Affair, March/April, 1999，（78）.[14]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2,（36）. [15] 张良福.蓝盔部队大透视[J].21世纪，1994.[4][16]王逸舟.战争将留下三大后遗症[N].齐鲁晚报，2003-3-22（A6）.[17]梁守德.冷战后国际政治中人权与主权的关系[J].国际问题研究，2001（2）. [18]叶自成.萨达姆必输，布什已经输了[N].齐鲁晚报，2003-3-22（A6）.[19]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0]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J].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2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2] 17国愿为美国提供军援[N].齐鲁晚报，2003-3-1（A19） [2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4]王缉思.亨廷顿理论的启迪与谬误[J].世界知识，2003（9）世界格局中的极、半极与准极——对世界力量中心的重新估价发表评论 临沭县第一中学 曹广举 [学员] 2008年7月13日 22: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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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世界格局中，主角和大国并不完全相同。大国又被分为“世界一流大国”、“超级大国”、甚至是“顶极大国”。通常用“极”来形容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强大。本文从地缘政治、生产力、军事实力、文明、以及对外战略等五个方面对“极”进行了界定和区分，并对世界六大力量中心进行了重新分析和估价，认为美国是一“极”，欧洲和日本是“半极”，中国、俄罗斯、印度是“准极”。另外，也对一些地区级力量中心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世界格局   大国   极   半极   准极 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发表讲话，承认国际战略格局已发生变化，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而是有美、西欧、苏、中、日五大力量中心。自此以后，国内外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纷纷用“五极”来形容当今的国际格局，尼克松说这番话有其当时的具体背景：苏联咄咄逼人的军事力量，西欧、日本在贸易、金融、工业生产带给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并导致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许多国际政治学者也纷纷将美、欧、苏（俄）、中、日并列为五极，以此为基础构建世界新秩序，这虽然有一定道理，突出了这五个力量中心对世界整体的影响，但是并不确切，它不能如实地、准确地描述这五个力量中心在当今国际社会的实际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况且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印度作为一个潜在的力量中心已不容忽视。      一、世界格局中的大国 世界格局是指具有世界影响的力量（国家）或力量中心（国家集团）的布局及其相互作用的战略状态。^①它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但在一定时期内，它往往呈现出一种比较明显的特征。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从根本上将取决于各大力量中心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已发生了变化，需要对当今的力量中心进行重新定位和估价，对于描述力量中心的“极”应该重新分析。这涉及到两个相关的概念，主角和大国。主角原为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在国际政治中主要表示具有关键性影响和作用的力量。^②不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宗教等任何一方面都可以称的上是主角，例如瑞士虽然不是大国，但是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国际会议都要在日内瓦召开，无形之中提高了瑞士的国际影响力，使它成为无可争议的主角。主角是一个理论性较强的概念，通常用于理论探讨中，而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更常用的是“大国”（great power）。所谓“大国”，相对于地理概念而言，更是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意义上是指世界大国（world power），地区大国，一般被称为“次大国”(the second-class power)。但在现实世界中，学者和政治家对大国又冠以不同层次的称呼，常见的有“世界一流大国”（the first-class power in the world）、“超级大国”（superpower），最近，美国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顶极大国”（hyper power），这三个概念有逐步递增的涵义。然而，不论花样怎样翻新，它们都属于大国的范畴。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③米尔斯海默主要是从军事角度来定义“大国”这一概念的。罗伯特·帕斯特则另辟蹊跷，从国家间关系来界定“大国”，他认为，一个大国“顾名思义就是对世界各地施加重要的影响”。^④这两种定义各有特点，前者主要是从硬国力的角度，而后者的出发点则是软国力。依笔者井底之见，所谓“大国”，就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是两个大洲）有重大利益，并有足够的实力保障其利益不受侵犯，使全世界都能感受到它存在的力量和影响。一旦大国的利益遭到侵犯，它就会运用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遏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必要时会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如1793—1815年，英国和法国的相互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21世纪初，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大国处于一个联系网络之中，如果一个经济军事实力都很强的大国，但没有相当的对外影响力，或推行孤立主义，那么它就不能是“世界一流大国”，例如1919年—1941年的苏联和美国。世界一流大国，似乎是更加鲜明的描述了大国的特征，主要强调大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及国际影响力都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综合实力名列前茅。比如，18、19世纪的英国，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二战后初期的美国和苏联。实际上，“世界大国”与“世界一流大国”并无本质区别，加上“一流”二字只是更加强调或准确的说明大国的面貌，比如说，冷战后的俄罗斯可以称为世界大国，但是它的经济面临崩溃、民族矛盾激化、社会问题严重、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就不能算做世界一流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以及国际影响力都十分强大远远超出其他大国的国家。它广泛参与全球事物，并对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体系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⑤如两极体系下的美国和苏联。“顶极大国”和“极”所表达的含义，基本上是同一的，用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它和“超级大国”、“世界一流大国”很相近，只是它有独到的涵义：达到了顶端、尽头，无与能比。     二、对“极”的界定与区分　　                 “极”是否是用于表达世界力量中心的恰当术语，学者们也存有异议：一、凡“极”必斥,“极”与“极”之间只会相互对抗很难揭示出国际政治中的复杂现象。^⑥二、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用“极”指国家，暗含有达到顶峰，走向衰落。但事实并非如此。   但是，鉴于“极”依然是政界、学术界、舆论界，常用术语，笔者将对“极”进行探讨，并作适当区分。基于以上对大国的分析，依笔者井底之见，在未来世界中，能称的上“极”的，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五个条件：（1）一定的领土规模和人口规模。（2）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繁荣的经济。（3）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4）独特的、富有魅力的文明和令人折服的现代文化。（5）一套独立、完整、自成体系的对外战略和相当的对外影响力。其中前三项大体可划为硬国力的范畴，后两项属于软国力。需要说明的是：领土的规模和人口的多寡，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领土规模大往往也就意味着她的战略空间大和资源丰富。俄国领土的广大，使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因而免遭灭亡（当然，俄国的气候严寒也起了关键作用）。苏联在两个“五年计划”中能迅速崛起，也与它的丰富的资源密不可分。20世纪前半期，在日本侵略魔爪下的中国和朝鲜的不同命运，朝鲜被日本吞并，而中国最终打败了日本，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反例，美国自19世纪末以来，进行的战争有10次，它们分别是：美西战争、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索马里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我们发现，美国交战的这些国家，没有一个领土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最大的阿富汗也只有65万平方公里。我想这并不是偶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领土规模的作用有所降低，但依然很重要。一般而言，领土规模应在5×10⁶平方公里以上，至少应在3×10⁶平方公里为最佳；人口最佳为2—5亿，最好不要少于0.8亿。另外，地理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地理位置的优越可以弥补领土规模的缺陷。例如，日本因与亚欧大陆一海之隔而免遭蒙古铁骑的蹂躏。英国因有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相隔，而使拿破仑望洋兴叹；希特勒也只能隔靴搔痒，“海狮”计划的搁浅就是明证。生产力发展程度对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极端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力标准应该包括工农业生产能力、不断创新的科技能力、发达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者及相应的体制，如完善的经济体制、创新体制、教育体制。一般说来，生产力越发展，经济就越繁荣。繁荣的经济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发展科技和军事等各方面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并且经济本身也是软国力的一部分，它对其他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军事力量是衡量大国的实力的重要标准。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大国竞相追逐的对象，大国利用它来从事扩张和掠夺、争夺殖民地和进行争霸战争。在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里，军事力量是国家自助的最重要的手段。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就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⑦文明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为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所重视。文明，主要指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宗教、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心理以及民族语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长久的支持力。文明很难被改变，一个民族、国家可以经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它却始终只有一种文明。现代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属于文明范畴的，但有必要把它分出来，因为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文化的跨国影响越来越显著，例如牛仔裤、windons98、可口可乐、好莱坞大片对现代青年的影响。独特的文明和另人折服的现代文化，集内在的凝聚力和外在的吸引力与一体，如果对本民族来说，它主要的作用是凝聚力的话，那么对于别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就是一种吸引力和影响力，是软国力。国家的外交思想、对外战略与文明有内在的联系。国家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极”，显著的标志就是它能否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声音，即它能否形成一套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完整的外交战略，当然这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政治、经济上的独立，但是，是否具有独特的文明、历史传统对于形成自己的一套外交战略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舞台上形成自己的特色，能否独树一帜。“极”是大国中的佼佼者，因而必须具有相当强的对外影响力。一般而言，当以上五个条件都具备，可以称为“极”(polarity)；单纯依靠经济力量的突出而其他条件不具备的国家，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相当的影响，故称为“半极”(semi-polarity)；由于生产力发展落后而导致的国家的整体落后，但具备“极”的其他条件，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很大的影响，故称为“准极”(quasi-polarity)。“准极”和“半极”都可以向“极”转化，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准极”向“极”的转化要比“半极”向“极”的转化要容易的多。 三、对力量中心的重新分析 自从近代以来，在世界舞台上，先后活跃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奥匈帝国^⑧、俄国^⑨、美国、日本，然而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经过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甚至还有冷战的反复锤炼和筛选，到20世纪九十年代，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或大国集团有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俄国。近几年来，印度逐渐成为国际观察家所关注的对象。^⑩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分别为937万平方公里和2.7亿。^[11]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0.4万亿美元[^12]。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占有支配地位，如我们熟悉的通用汽车公司、“沃尔玛帝国”、“微软帝国”、花旗银行等等。20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就率先进入信息时代，并且它有一套吸收世界各地高科技人才的体制，保证了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当今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拥有向全球投掷部队能力的超级大国。[^13]2003年美国国防开支增至3500亿美元，比位于它之下15—20个国家的国防开支总和还要高。^[14]因此，有的观察家毫不掩讳的说，从绝对意义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意义上说，美军如今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军队。^[15]从文明上说，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领袖。^[16]此外它还占据着英语的语言优势。麦当劳、肯德基、牛仔裤、windons98、可口可乐、好莱坞大片等许多现代文化，对于现代年轻人的强烈吸引力，是不可低估的。美国有一套成熟的对外战略，几乎每位总统上台后，都会提出某某主义，如门罗主义和杜鲁门主义，这里面贯穿了两种思想，一种是理想主义，即美国以救世主身份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让世人享受到民主、自由和人权，如卡特总统的人权外交、克林顿总统的新干涉主义；另一种是现实主义，即利用各种手段竭力摧毁能对其挑战的大国，如两次对德作战、二战中击垮日本、对苏冷战、煽动“中国威胁论”，无不说明了这一点。欧洲和日本，它们都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迅速崛起，一跃为与美国鼎立的世界经济中心，外交独立性稍有增强，但是由于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力量对比，它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外交上不同程度的追随美国。这也就决定了它们是不完整的“极”，只能是“半极”。欧洲在近代国际体系中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欧洲国家的相互关系直接影响到全球其他地区，有“牵一发动全身”之说。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使得欧洲国家普遍降到二流大国的水平。尽管战后欧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美、苏超一流的实力，欧洲单个国家无法与之分庭抗礼。基辛格博士指出，在过去实践国家意志的欧洲国家中，目前没有一个足堪在新国际秩序中担当大任^[17]。欧洲的多国林立导致了她的长期纷争，也制约了她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伊拉克战争前后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说明。尽管欧洲国家正在加强联合，成立了欧盟，但是欧盟在短期内无法把欧洲变成“欧洲合众国”。因为“欧洲联盟”基本上是政府行为，说到底，它是“国家的联盟”，而不是“人民的联盟”。^[18]因此，尽管欧洲对美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效果并不大。日本，领土狭小，资源短缺却又需求量大，这些国情决定了日本对外依赖性很大，不利于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日本经济的崛起得益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也取决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它的发达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领土和文明的缺陷，一旦国际环境变的恶劣，日本的经济将不堪一击，因此，日本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它在和平时期综合国力会很强大，但在非和平的条件下，它的综合国力又会很小很小。日本文明是一种孤立、杂乱的文明，缺少亲和力和国际认同感，加之日本在近现代历史上，带给亚洲各国人民痛苦的灾难，这些都极大限制其国际影响力。国际政治学家并不看好日本“霸权国”的前景：日本缺乏作为世界一流大国所必须的“Soft Power”文化价值吸引力，意识形态的坚定性，灵活应变的外交思维。^[19]长期以来，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战略。伊拉克战争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西方一些学者称“日本是一个头等经济大国，但在政治上处于三等地位”。^[20]日本依然还不是“普通国家”。毫无疑问，冷战以后，中国、俄罗斯、印度三国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发挥了卓著的影响。就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中、俄印三国经济状况与欧美日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把它们称为“准极”。但随着它们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未来的世界中将会转化为“极”。在未来的世界中，中国要算一极。^[21]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海陆兼备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海岸线长且都处于“暖水带”，有利于对外贸易和海军建设，祖国西南地区一系列高大的山脉，对于应付未来可能的高技术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香港、澳门相继回归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状况。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2002年GDP已达10.2万亿元人民币^[22]，全年外贸总额已达6208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总额排名中上升到第五位[23]，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3000亿美元^[24]；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世界是上五大核国家之一，中国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具备了载人航天的条件，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发射宇宙飞船能力的国家；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不断的进行着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调整，逐渐完成了市场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文明上看，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发展中从未中断，始终“兼容并蓄”，并不断融合其它文明得到有力的发展。在对外战略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还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自己一套独立、完整、自成体系的外交战略。但是中国目前还有两个弱点：一是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且发展不平衡，集中表现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问题困难重重；二是台湾问题久拖不决，这带来两个后果，战略空间被挤压、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和现代化建设受到干扰，并且两个因素相互影响，贻害无穷。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目前还只是“准极”。俄罗斯，目前人口约为1.5亿，面积为170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25]。它的国土多处于中、高纬度地区，气候严寒，被麦金德喻为心脏地带，根据麦氏格言，占据了心脏地带，就能统治全世界。俄国与欧洲、穆斯林、亚洲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为邻，把东正教和斯拉夫文化融为一体的俄国人，既有欧洲式的浪漫、斯拉夫式的冲动又有拜占庭式的谨慎。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主流在俄罗斯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26] 俄国在未来世界中将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启示。自近代以来，俄国有过三起三落：19世纪初，同英国一起领导“反法同盟”打败拿破仑法国，参与设计了维也纳秩序，维持欧洲大陆霸主近半个世纪，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使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此后，俄国卧薪尝胆，进行了农奴制改革（即1861年改革），到19、20世纪之交，重新成为国际帝国主义阵营的核心成员，一战的惨败、十月革命后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俄国面临着崩溃的边缘；20世纪四十年代，打败法西斯德国、参与设计了雅尔塔秩序，冷战中与美国势均力敌，长期争霸，最终苏联解体，俄罗斯地位剧跌；目前正处在恢复阶段。历史上，俄国依靠严寒的气候，广袤的领土，不挠的性格打败了除蒙古人以外的所有入侵者。桑塔雅纳(Santayana)的格言说：忽略历史者必将重蹈历史覆辙。^[27]希特勒就重犯了拿破仑进攻俄国的错误。印度在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大国。早在殖民地时代，就被喻为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从地缘政治上看，印度处在南亚次大陆，背面是喜马拉雅山大山脉，领土伸向印度洋，占据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战略区域，领土面积约为29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亿，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28]。绿色革命后，印度实现了粮食自给，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米生产国和第二小麦生产国^[29]。根据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2002年印度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GNP达2.691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三^[30]；印度的科技人才、计算机软件、巨型计算机以及航天技术均居世界前列。^[31] 印度的军事实力不容小视，据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刊报道，印度陆军以兵员、坦克和大炮数量，列为世界第四，空军以作战飞机和装备论，也列为世界第四，海军在世界十强之内^[32]。印度在1998年宣布拥有核武器，2002年又建成了第一艘核潜艇^[33]。在文明方面，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是佛教和印度教的发源地，有独特的文明，尽管等级制度也长期阻碍了它的发展；印度优秀的民族文化，如天竺的音乐与舞蹈使人折服，现在，她开始培育宝莱坞对抗美国好莱坞。在外交方面，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奉行不依附于大国的独立自主的不结盟、不对抗的外交政策，在冷战时期，严重冲击了两极格局，冷战后，印度依然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表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大国……三大国在决定立场时都是独立作出的。” ^[34]此外，印度胸怀有成为大国的雄心壮志。2001年3月，印度内政部长阿德瓦尼在视察安达曼群岛时毫不掩饰的说：“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的印度。” ^[35]除了上面提到的美、欧、日、中、俄、印六个力量中心，在全世界还分布着几个地区性强国，如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以色列、可能包括“民主”的伊拉克，非洲的埃及、尼日利亚、南非，它们在本地区内有极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秩序的面貌。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把巴西列为地区性强国？巴西，领土面积约为85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1.6亿。^[36]从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巴西的飞机、军火、电子等新兴工业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目前已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大国^[37]，具备了成为“极”的许多“硬件”，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巴西不可能成为一“极”，这是因为整个拉丁美洲包括巴西基本上是欧洲文明的延伸，没有令人折服的独特文明，它不像美国那样强于欧洲并领导欧洲。另外，美国作为西半球独一无二的超级霸主是无可挑战的，也决不允许巴西与自己平起平坐，从地缘政治上说，巴西要想成为一“极”在同等条件下要比美洲以外的国家难的多。                            四、结 论 依笔者井底之见，能称的上“极”的只有美国；欧洲、日本为不完整的极，故称作“半极”；中国、俄罗斯、印度在国际上影响突出，但与美国的实力依然很悬殊，故称作“准极”。这样定位是比较贴切的。因为它不但没有否定当今世界的多极化趋势，而且在如实的描述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肯定了多极化趋势，将国际格局的静态与动态有机统一起来。一、它将欧洲、日本与美国区别对待：一方面欧、日经济上与美国成鼎立之势，在国际事物中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可以称的上是“极”，但另一方面，它没有十分强大的军事实力，外交的独立性很有限，对美国的依附性很大，是一个不完整的“极”，故将其列为“半极”。二、它将中国、俄罗斯、印度与美国进行了区分：一方面肯定了中、俄、印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发挥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承认了中、俄、印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不能列为“极”，将其列为“准极”，认为当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转化为极了。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今的世界格局是一种不均衡的多极格局（unbalanced multi-polarity）。   参考文献：①俞邃：《“政治多极化”的提法不妥》，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5期，第41页。②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③[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④[美]罗伯特·帕斯特著，胡利平等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⑤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⑥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第161页。⑦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79页。⑧1867年前为奥地利。⑨1922年—1991年为苏联。⑩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11]胡秀云：《袖珍实用世界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文字说明，第78页。[12]《世界经济指标》，载《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1期，第45页。[13]参阅沈骥如：《中国不当“不先生”—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雷志宇：《威慑的代价—逆向思考美伊战争》，载《南风窗》，2003年4月（下），第28页。[14]《世界经济指标》，载《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1期，第45页。[15][美]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美国已经不只是超级大国》，载《纽约时报》，2003年4月27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年5月6日，第5版。[1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1页。[17]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8页。[18]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70-371页。[19]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20]Nakao, Shigeo,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ese Money,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转引自[美]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著，王宇洁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页。[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22]陈凤英：《2003年的世界经济形势》，载《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1期，第45页。[23]《学习政府工作报告精神问录》，载《半月谈》，2003年第6期，第6—7页。[24]温家宝：《“身上的担子千钧重”——温家宝回答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载《齐鲁晚报》，2003年3月19日，第A3版。[25]胡秀云：《袖珍实用世界地图册》，第30页。[26]左凤荣：《走进克里姆林宫》，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3页。[27]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772页。[28]胡秀云：《袖珍实用世界地图册》，第12页。[29]郑瑞祥：《南亚形势中的几个战略性问题》，载《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1期，第22页。[30]陈凤英：《2003年的世界经济形势》，第1页。[31]赵伯乐：《当代南亚国际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180页。[32]郑瑞祥：《南亚形势中的几个战略性问题》，第22页。[33]赵伯乐：《当代南亚国际关系》，第179页。[34]见香港《亚洲周刊》，1999年11月29—12月5日。转引自杨成绪：《发展中俄印三国关系的可能性和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6期，第2页。[35]www.people.com.cn. 2001年3月6日。转引自赵伯乐：《当代南亚国际关系》，第181页。[36]胡秀云：《袖珍实用世界地图册》，第95页。[37]詹世亮：《展望迈入21世纪的国际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6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