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汇仁肾宝服用方法:正气之歌：田家英之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3:37:01
正气之歌：田家英之死
党史文件一直宣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杀身亡的。据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00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0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
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0年四月一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
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
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0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0—四—00九0一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
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
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
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
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
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
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
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问题是谁下的指示，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朱国华的死因，以及当年有关毛泽东对此一事件指示的档案材料为什么会失落呢？
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等提出：
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陈云、彭真还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五五年、五七年，先后有过二次决议：不准，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等。中国绝对不照搬美国、苏联等国在境外对异己分子，敌人搞暴力攻击。汪东兴这样搞，是违纪犯法，要处理。
但当时的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都反对公开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团都会提出来，怎么办？毛主席的声誉岂不全毁了！
一直到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彭真还坚持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后还是要公开的，并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泽东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否则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
另据中办〔一九八〇—五—00797〕号档案记载：
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田家英之死》
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中有一句话：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
上世纪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很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从50年代后期，他对毛泽东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也有所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但是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比如说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
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不推卸责任。
失去信任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
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
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
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这位刚直不阿的“书生”，又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1965年6月29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
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地回答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
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
还有，就是陈伯达对田家英的诬陷。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灾难的。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泽东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总想摸到毛泽东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得风气之先，赶在别人前面。
因此，陈伯达常常向田家英询问，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很反感，公开地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还有，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陈伯达对研究室的工作却经常撒手不管，田家英把工作领导起来，陈伯达却污蔑田家英越权，田家英不能忍受这种污蔑，与陈伯达当面对证，这使陈伯达对他的仇视更加深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田家英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走上绝路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
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
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
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
正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深夜里刺耳地响了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
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身亡。
党史文件一直宣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杀身亡的。据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00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0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
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0年四月一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
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
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0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0—四—00九0一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
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
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
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
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
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
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
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问题是谁下的指示，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朱国华的死因，以及当年有关毛泽东对此一事件指示的档案材料为什么会失落呢？
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等提出：
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陈云、彭真还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五五年、五七年，先后有过二次决议：不准，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等。中国绝对不照搬美国、苏联等国在境外对异己分子，敌人搞暴力攻击。汪东兴这样搞，是违纪犯法，要处理。
但当时的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都反对公开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团都会提出来，怎么办？毛主席的声誉岂不全毁了！
一直到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彭真还坚持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后还是要公开的，并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泽东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否则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
另据中办〔一九八〇—五—00797〕号档案记载：
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田家英之死》
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中有一句话：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
上世纪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很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从50年代后期，他对毛泽东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也有所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但是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比如说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
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不推卸责任。
失去信任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
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
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
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这位刚直不阿的“书生”，又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1965年6月29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
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地回答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
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
还有，就是陈伯达对田家英的诬陷。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灾难的。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泽东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总想摸到毛泽东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得风气之先，赶在别人前面。
因此，陈伯达常常向田家英询问，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很反感，公开地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还有，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陈伯达对研究室的工作却经常撒手不管，田家英把工作领导起来，陈伯达却污蔑田家英越权，田家英不能忍受这种污蔑，与陈伯达当面对证，这使陈伯达对他的仇视更加深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田家英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走上绝路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
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
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
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
正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深夜里刺耳地响了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
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