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艾维可伟哥哪里有卖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内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5:24:16
沈醉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是解放前蒋介石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务机关，它是继承了特务头子戴笠的衣钵，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改组而成立的。我从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这个局成立到１９４８年４月间，曾在该局局本部内担任总务处处长兼财产清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１９４８年５月到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９日云南和平解放前，任该局云南省站站长，对该局成立前后情况及种种反共反人民与历次大屠杀大破坏等等罪恶活动有一些了解。现就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分别写出。
改头换面，汰弱留强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从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摔死以后，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希望能真正走向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各方面对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构，都希望能按照中国*提出的主张早日撤消。但蒋介石对如何完整地保留这一组织，可说真费过不少苦心。戴笠刚一死去，他便急于挑选戴笠的继承人，同意毛人凤向他提出的建议，在郑介民与唐纵之间挑选了郑介民代理军统局长，实际由毛人凤主持一切。毛人凤的这一建议完全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因为戴笠生前每次出门总是把军统工作交由毛人凤主持，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他每天虽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办公，也只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与毛相处很好，与戴也从不曾发生过冲突。
而唐纵却为人拘谨，事必躬亲。在他任军统局帮办期间，对军统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有与毛人凤不同的意见。毛人凤生怕戴一死由唐来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郑很好，而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听从了毛的意见，无形中就把唐纵挤了出去。加上郑介民当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对付中共的阴谋活动，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到１９４８年初，毛人凤终于取代郑介民，当了保密局局长。从戴笠死后，在这个特务集团中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和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他们表面上一团和气，而骨子里却水火不相容，直到相互残杀。这些情况，我将专门以一章来叙述，这里从略。
戴笠刚一死去，连国民党内部一些人也提出过裁减军统的意见，因为这些人平时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作法非常厌恶。
他们在反共、反人民方面虽然目标相同、意见一致，而在本身利害方面却与军统时相冲突，一向是面和心不和。戴笠在世时，由于得到蒋介石的格外宠爱，大都畏惧他几分；戴死之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来一次分赃和报复。例如，反对最力的陈诚，便是想在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ＣＣ派首脑，便想趁机打垮军统之后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与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要缩减军统。在此四面楚歌声中，由于得到蒋介石的格外爱护和宋子文、胡宗南等的全力支持，这个特务组织才又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当初在没有决定将保密局附设在国防部之前，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
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凤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也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的鲜血太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当国防部各厅局的名称和组织及人数、经费等都已决定好了，最后才提出保密局来。
这个组织在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曾经一度发生过“难产”的过程。
保密局成立前后，蒋介石所最为关心、考虑也最多的问题，倒不是用这一个名称或那一个名称，而是戴笠死后的继任人能不能和戴笠一样，把戴经营了十多年的这个庞大集团很好地领导起来，继续为他效命；其次是这个集团今后在预算以外的庞大开支怎样支付的问题。戴笠在世时，对这笔见不得人的巨款，大部分自行筹措。抗战期间，戴笠制造沦陷区行使的伪币去榨取沦陷区人民的血汗来充实特务经费的作法，胜利后已行不通。蒋介石为了避免以后由他经常下手令，按月支付预算以外的巨额特别费，便再三考虑怎样能使保密局做到“自力更生”。他多次找毛人凤、郑介民研究这一问题，最后决定把军统在抗战胜利后在各地接收敌伪的现金财宝，不送交敌伪产业管理局，而准许交由保密局留下来作为 本钱。
此外，蒋介石还准许保密局经营接收敌伪的一些企业，并把与美国特务合作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一并交由保密局经营，以便将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特务活动费用。但蒋介石对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又不像对戴笠一样放得下心，便加派在他身边多年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共同主持这一工作，由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经多次研究结果，决定把军统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敌伪产业、企业和中美所剩下的２０００辆十轮大卡车、印刷机器、照相器材等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三有公司”，由毛庆祥任董事长，其余为董事，以军统大特务戴颂宜为总经理，总公司设在上海圆明园路。
当时属于“三有公司”经营的企业，在南京方面，有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裕丰纱厂，由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兼任经理。有开设在南京最热闹地区花牌楼安乐酒店对面的亭亭照相馆，全部是中美所留下的器材，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任经理。这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资金、器材最雄厚的一家照相馆，业务除照相外，兼售各种器材，还出租照相机，代客拍摄家庭生活电影。它一面为保密局赚钱，一面也从事一些特务方面的活动。还有开设在中山路的鸿业印刷文具公司，由军统“四一”印刷厂厂长李如澍任经理。这也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的印刷公司，资本雄厚，使用中美所留下来的美国最新式的电动印刷机，还兼营文具纸张。原来还准备与南京江南汽车公司合作，由保密局拿出５００辆卡车改装成为客车，曾由我与江南公司总经理吴琢之接洽多次，以后他们怕惹不起这班人，才没有合作起来。在上海方面，则有由日本人经营过的东方渔业公司，拥有４０艘渔轮，可以出远海捕鱼，并有自己的冷藏仓库。另外有由中美所５００辆十轮卡车组成的启明运输公司，专办上海附近各线的货运，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任经理。还有一处大型锯木厂和一处三夹板厂，都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均由陆根泉代为经营。在北平方面，有一处日本人经营的无线电器材制造厂、一处中型旅馆和几处仓库，天津也有一些仓库和冷藏库等，都是由军统中一向搞商业活动的白莲丞经营。“三有公司”除了经营以上企业外，还兼做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活动。因为保密局掌握有全国经济情报，资本又多，人员可以随时大量调用，自以为由这些人出来经营企业活动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最优越的条件，从此可一帆风顺，一本万利，保密局会有用不完的盈余，所以决定采用“三有公司”这个名称。而一些了解这家公司内幕的商人，却把它说成有势、有钱、有人，都不敢去惹它，害怕赔了老本还要吃官司。
蒋介石为了准备自己当大总统以后，表面上要装出一套民主作风，继续欺骗人民，对过多的特务经费不愿再由自己批发，便及早煞费苦心安排下来这一着棋。最初由于条件太优越，尚能差强人意，赚过不少的钱，但以后却越来越不行了。因为条件虽优越，可是经营的人都是些外行，加上作风恶劣，一些转到这些部门工作的特务还是老一套对待人的办法，丝毫不曾改变，不但官架十足而且动辄凶横霸道，蛮不讲理，别人光顾一次之后，便不敢再度问津。特别是层层负责人都挪用公款经营自己的生意，加之法币天天贬值，收入的现金只要迟交一两天，便可获不少利润，而售出的东西却再也买不进来。当经手的特务们每人腰包里都装进不少黄金美钞之后，最后终于把“三有公司”弄得垮台完事。蒋介石在刚一胜利时还有所顾虑，等到他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反共反人民的真正嘴脸已暴露无遗，就再也没有什么地方还要避讳，因而对特务经费的批发，仍旧恢复和过去一样。他这时只要求特务把全副精力用在反共的活动上，便同意了毛庆祥、毛人凤的建议，把“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不再从事经营。
保密局还没有成立之前，军统经费已经感到月月入不敷出。郑介民一看这情况，知道再拖下去便不得了，常常说他不能和戴笠一样生财有道，只能量入为出。１９４６年５月前后，当他匆匆由北平赶回重庆时，便和毛人凤、唐纵商量，决定开始裁汰内外勤人员。过去戴笠在世时，只准进不准出的一套作法，一向被人看成参加军统便是拿到了铁饭碗，可以吃一辈子。这时，铁饭碗也随同戴笠乘坐的专机一样摔得粉碎了。郑介民的蒋介石对此也大伤脑筋，便同意采用汰弱留强及整顿经费等办法，准许动用一部分接收汉奸的财物珠宝之类东西，变价出售来发遣散费。对死亡了的特务的眷属，也一次发给一笔抚恤金之后，便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按照军统过去办法，因公死亡的特务遗属，每月或每年要发生活费或补助费，其子女入学，也由军统负担。１０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遗属遗孤数以千计，这一笔开支也很不小，并且无法报销。这一次便发给约可维持３个月到半年的生活费之后，便不再置理。当时这些措施，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来是他们的得意之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的确可以使以后经费的收支渐渐上轨道，不会再和过去一样乱抓乱用。戴笠虽然弄过不少的钱回来，但是没有积累，弄得越多，开支也越大，会计部门经常在过年三十夜，天天在喊钱不够用。经过这次大肆整顿，情况是好了一些，但一些被遣散和被送到军官总队去的特务，以及拿到几个月生活费的遗属，却对此大大不满，到处充满怨恨之声。不过少数自动请长假离开的大特务，却又极力歌颂这一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戴笠不死，还天天在担心被人揭发，要出问题了想走也走不了；这样一来，正合了他们的心愿，可以无忧无虑地去享受下半辈子的清福了。而一些被遣散与送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人，由于他们平日与外间关系少，贪污敲诈得到的钱也不太多，并且因为来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满以为有此靠山何愁没钱可用。但是，当他们还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还有一批酒肉朋友，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卖卖帐，等到他们离开之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采回避敷衍的态度。例如一些担任检查工作的特务，当他们在水
抗战时，军统全盛时期，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近５万人左右。直接在军统局领取薪津的在后方有１７６００多人，在沦陷区有６０００多人，海外各地有２０００多人，其余半数则分散在各公开特务单位，不在军统局开支。胜利后，一些战时性质的机关相继撤消，这一大批过去不由军统开支的特务，这时又都回到军统请求另派工作。按照军统惯例，特务们在没有派定工作的“待命”期间，照样要发给生活费。这样一来，经费便更感到紧张，几乎月月要先向军需署透支. 这时他们越来越怀念死去了的戴老板。在重庆的一些特务，经常跑到戴笠生前在中美所松林坡的一座别墅去痛哭，因为戴死后这里已被特务改为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另外那些一向靠军统抚恤过活的遗属，也很快把发给的一点儿钱花完。他们仗着自己的亲人曾为军统卖过命，戴笠在世一再答应养他们一辈子，他们便不管是谁负责，还是经常吵着要钱。保密局从成立到解放前逃往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这次裁汰人员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对一般特务则进行挑眩当时被军统称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基本人员”则多系抗战期间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所毕业的学生；“一般分子”则多为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中吸收来的和私人介绍进来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起来的。保密局成立后，把每年从士兵（主要是内外勤单位中的勤杂士兵）中提升一定比例的人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取消，不再吸收这类人员，当时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到两万人左右。
重庆最多，有５０００多人，西安３０００左右，江西８００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两千。
当军统大量裁减人员还正在进行的时候，真是弄得人心惶惶，不但被裁的人员感到不满，连被保留下来的一些人也同样不满。毛人凤在表面上虽不敢反对，但内心却是希望多保留一些。他同意军统特务们的说法，军统在抗日与反共方面卖过不少气力，也死过不少的人，自命是抗日与反共的有功之臣，不应当在抗日胜利以后和其他机关一样缩减人员。而郑介民却与毛人凤意见有些相反，他是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减少一点目标。当他在北平听到重庆方面有了不满的情绪，怕特务们怪他不肯向蒋介石去力争，便在１９４６年６月初又赶回重庆。他召集各单位负责人讲话，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重点是和*作斗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得起这项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越小越好。他特别把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给蒋介石的有关撤销特务机关的一段电文，再次向大家提出，并着重说明*早已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很得到各方面的赞成；如果不能自动先行缩小编制裁减人员，不但将来组织新政府时通不过，反而会引起很大反感，特别是增加蒋介石的麻烦。他一再要大家体念领袖苦心，顾全大局，顺应时势，切不可因小误大。他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还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关系，准许他们仍保留有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时有被优先派用的权利。经过这一明确规定以后，一些被裁的特务才比较安定一点，知道自己组织关系还保留着，将来还有机会可以回去，于是吵吵嚷嚷的情况也稍好了一些。
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再亲自出马，向许多公开单位的负责特务进行说服工作。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死后，情况马上变了。一些公开单位负责人对局本部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是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为了扭转这一情况，只有用劝说的方式去进行，再不能和过去一样作硬性规定了。一些没有军官资历和不愿去军官总队的人，便采用推荐办法来安置。有些自己请求另谋工作的大特务找到了较好一点的工作，如张国焘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处长等单位之后，都有一些被推荐来的人请他们分别安置。对这么大一批人员的转业安置问题，经过两年多还没有彻底解决。１９４７年下半年还在苏州成立一个转业人员训练班，收容了３０００多人。当时由于军统特务到处不受欢迎，许多机构一听到就想法儿拒绝。以后加上各地大城市不断地被解放，特务人员逃出后请求派工作的越来越多，毛人凤始终感到这是最没有办法和最麻烦的问题。
自戴笠死后军统改组成为保密局起，便把过去军统时期每年４月１日召开的大会，从１９４７年以后改于３月１７日召开，以纪念戴笠在这天死去。“三·一七大会”与“四·一大会”性质完全相同，主要是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工作会议。
开会的日程也和过去一样，第一天上午举行公祭。先将大会礼堂布置成为灵堂，当中悬着戴笠的遗像，旁边摆上随同戴笠一道摔死的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等几个大特务的遗像，后面用几十张长条桌摆上过去军统长期历年因公因病死亡和被戴笠所杀掉的特务的照片，每一照片下面注明死者姓名、年龄、籍贯和死去的情况。公祭仪式完毕后改变布置，下午开大会。第二天开工作会议。所不同的，只是少了过去到公墓去祭扫的一项。中午会餐时，仍照例是敬三杯酒，第一杯祝蒋介石身体健康，第二杯祝所有的特务身体健康，只有第三杯改为祝郑、唐、毛三人身体健康。开大会的第一天和工作会议闭幕的时候，也照例举行一次文娱晚会。
一般参加工作会议的人是，局本部科长以上，外勤代表一般是站长或副站长以及各公开单位正副负责人。先由局长报告这一年工作情况，局本部各处长报告主管业务情况，各省站长报告各省工作情况，以及几个重要的公开机关负责人报告一下，便进行一般性的工作讨论，再分组进行审查改进今后工作的提案。最后由局长作一次总结报告，提出下年度工作重点和应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蒋介石没有再亲自参加过大会，而改为工作会议后召见出席会议的各省站负责人与局本部处长级大特务一次。
保密局领导人郑介民和毛人凤不像戴笠一样经常更换化名，郑介民一直是用“杰夫”这个名字批阅公文和下手令，毛人凤也一直用“以炎”这个名字。但局本部的化名却经常更换，各处各室对外行文都有各单位的专用化名，每隔不久便又重新规定，列表通知外勤各省站。对无线电密码的规定，也比过去更严密。一个省站有好几套密本，翻译密本的方法也经常变更，有些密码表只用几次就不用了。这是怕中共方面侦收到这些密码后容易研译出来，因此对本身的保密工作十分重视。
保密局成立后，原来军统局的机构虽大部保留下 来，但都缩编和合并了，有的甚至裁撤。但保卫蒋介石安全的特别警卫组却不但完整地保留下来，还由原来的２００多人扩充到３００多人。当时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警卫的“随节警卫组”，一向由侍从室开支，只专担任蒋住宅与办公地点的警卫，以及在蒋介石出外时前呼后拥地跟着他。“特别警卫组”则专任外层警卫，蒋介石外出时，便先在马路上去布置，每数百步一人，均以左手执报纸为暗记。蒋最怕别人暗算他，每出必仔细看两旁有没有这些人在为他担任警卫，如果到远的地方，还得先把特别警卫组的人派去布置好以后，他才敢去。这个组先后由朱金骅、梁绍周任组长。
疯狂反共反人民的特务组织
保密局成立不久，约在１９４６年冬或１９４７年春间，蒋介石在召集这个局处长一级的大特务讲话时，便着重指出了这个局以后的工作任务。我当时也是被召前往听训者之一。当毛人凤把听训者的名单交给蒋以后，他逐一点了名，并念念不忘地一再提到死去了的戴笠，要大家向他学习，继承其遗志，在郑介民和毛人凤领导下，再接再厉地发扬过去的成绩，保持过去的荣誉。接着他谈到，今后工作的主要敌人是*，这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奸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稍不注意，不只是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最后他希望大家要多研究出一些办法，多想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才能很好地担负起这一项直接和*作斗争的任务。
到了１９４８年４月，我被调任云南省站站长时，毛人凤特别调集了３０个左右的省站站长，在南京举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了所有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地点仍旧是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后面他的官邸办公室。他照例点了一下名之后，首先对毛人凤调整各省站长的办法极为赞许。原来保密局成立后，毛人凤担心对外勤负责人控制不了，所以任命的各省站站长大都是由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和一些中级干部提升起来的。但他后来发现这些人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
位领导不起来，因各公开单位负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站长不买帐，站的工作推不动。等到毛人凤取代郑介民而当了局长之后，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才决定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出去当站长，并且特别亲自主持，把这些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调集到南京训练一个月，把原有一些资历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蒋介石对这一加强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为满意，他在讲话中便指出各省站今后仍应和过去军统局时期一样，秘密领导公开，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这次他讲话的重点是要求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应当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掩护职业，以便打入社会各阶层中去进行活动；特别要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除多多拉拢一些民主党派中的动摇分子加工作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在各地的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各省*，巩固后方；对一些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工作人员，应调往公开机关去安插，留下来的必须是有能力和有工作路线的人，并要不断吸收新的人员参加。他要求各省领导人不单是负责领导工作，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他当时便提出省站站长可以使用国防部专员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绝对秘密。最后他希望各省站领导人要搞好地方关系，与当地驻军将领及行政负责人要有密切联系，发动各方面力量来搞好工作。他叫我们要重视利用中共叛徒的工作，但也应注意防范这些人。最使人不会忘记的几句话，是他以非常亲切的口吻对这些为他尽心竭力充当鹰犬的大特务极力赞扬。他说：“你们都是跟随戴局长多年的老部下，都是最革命、最能忠于党国的人。保密局在各省的组织由你们去领导，我很放心。今后在各地展开和*作斗争的工作，有你们去领导，我相信一定能够不辜负我的期望，能做出伟大的成绩。你们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负责替你们解决，使你们能一心一意去工作。”末了，他照例对中共来一套诬蔑，并对在场的人进行一番恐吓，说些如不努力战胜，必死无葬身之地的一类老话。总之，如何运用特务的力量去消灭他所统治区域内的*，这便是他对于保密局工作的指示和要求。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２２号办公，到１９４７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国防部对保密局全部人员的核定数目，内勤各处室由原来军统局时期的１０００多名减为３３５人，外勤减为６０２３人，比原来少了近两万人。电讯部门人员则还保留了两千名。到１９４８年才增加了外勤人员２８８０人。保密局刚成立时由郑介民兼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１９４８年２月间，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国防部二厅厅长，调任为国防部次长后，由毛人凤任局长，原任别动军司令徐志道调为副局长。这个局从成立到解放前逃往台湾为止，内外勤机构名称很少变动，不像过去军统局时期一年数次变更和扩充。局长、副局长以下设局长办公室主任。郑介民任局长时，由黄天迈、张继勋任局长办公室主任。
毛人凤任局长后，立刻把郑介民的人撤换，而将他所最亲信的潘其武调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局长办公室下设专员及秘书、助理秘书１０人左右，先后由王清、萧漫留、刘镇芳等任过专员，毛钟新、袁寄滨、周念行、郑尔铨、徐昌俊等任秘书。直接由办公室领导的还有一个文书科，由周石甫任科长。
局本部设七个处：第一处为情报处，由原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任处长，下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四个情报科；第二处为行动处，由叶翔之任处长，下设行动科（主管逮捕、枪杀、破坏）、侦防科、策反科（这个科领导有许多策反站，专门进行对解放军和地方进步武装力量等的策反活动）和心理作战科；第三处为人事处，由郑修元任处长，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主管组织人事；第四处仍和军统时期一样为电讯处，由杨震裔任处长，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主管保密局各地无线电的通讯工作；第五处为司法处①，由李希成任处长，下设审讯、狱管两科（重庆中美所内渣滓洞与白公馆的两个看守所，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领导）；第六处为经理处，由郭旭任处长，下设审计、综计、会计、出纳等科，主管财务工作；第七处为总务处，由我任处长（１９４８年５月以后，由副处长成希超升任处长），这个处下设庶务、管理两科及收发、交通两个直属股，附属有一个汽车队，由孙超任队长，一个电话队，由梁修元任队长。
局本部内还有三个室：一个督察室，由廖华平任主任；一个总稽核室，由张冠夫任总稽核；一个预算室， 由朱光斗任主任。在这些处室之外，还有机要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布置组等几个组。机要组，由军统中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任组长，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由瞿梦秋任组长。这个机构原来由张国焘主持，改组前张离开军统，由瞿继任，专门研究有关中共的一切问题，内部成员均为中共叛徒。毛人凤对这些人虽尽量利用他们过去的关系为保密局工作，但并不放心他们。所以这个组不在保密局里面办公，另外在外边找有房子，只有在必要时找瞿到局本部参加一些不重要的会议，其余的成员都不让他们去保密局。特种技术研究组，由刘绍复任组长，专门研究暗杀、爆破、破坏等方面的杀人放火的技术工作，制造各种定时炸弹和各种毒药、毒弹、毒刀与各种杀人工具及纵火散纵火金笔、铁道破坏器等一类物品。１９４８年，又从人事处划出一部分人专门搞对解放区的潜伏布置工作，成立了一个布置组。布置组由赵斌丞任组长，下设两科，由李葆初、任鸿传任科长，专门向解放区作潜伏布置，或在将要解放的地区预为布置潜伏特务和电台。原来军统局的设计委员会也照样保留，专作储备高级特务之用，由张严佛、刘启瑞等任过主任委员。另外还有由保密局局本部直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４０名，这些人有的是在国民党中央各部门工作的高级幕僚，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官僚政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军统局由重庆迁回南京直到保密局成立半年多，重庆方面还保留一个军统局和中美所合并组成的“结束办事处”，由张严佛主持，负责办理军统及中美所的结束工作。这个办事处除向外安置大量被裁人员外，对留在重庆的大量物资也处理了一年多，还没有处理完毕。他们把一部分器材用具出售，还把一所“四一”医院和一些不易搬动的医药器材交给了重庆中央医院。有些美式武器装备，除配备交通警察总队外，还剩下不少。解放前，该局在重庆中美所内施行大屠杀的同时，还把几个仓库的器材、物资、武器等一起纵火焚烧了两天两夜。
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称为甲种站，为１６０人；安徽、贵州、新疆等称为乙种站，１１０人；更小一点的地方称为丙种站，只有６０人。各地的实有人数，因要求过严，往往不足编制的人数。当时各省站的编制情况，以甲种站为例，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或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以及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等人员；此外，还有一个搞学运的学运指导员和搞工运的工运指导员与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另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重领导。省站一级大都由电讯处配有一个电讯支台，各组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受站长领导。支台一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的特工机。
各地站长我记得姓名的有：北平站，先后由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任站长；河北站（设保定），由杨清植、孔觉民任站长；天津设有两站，一站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天迈任站长；山西站为田*#；山东站许先登；青岛站梁若节，河南站刘暨、杨蔚；陕西站侯定邦、王鸿骏；甘肃站任冠军；新疆站佘万癣饶铁珊；拉萨站谭兴沛、萧崇清；云南站王微苏子鹄、沈醉；贵州站钱霁林、周养浩、陈世贤、汪剑英；川西站（蓉站）杨超群、吕世琨；重庆站吕世琨、李修凯；康定站董士立；湖北站余克剑、黄藩初、谢经武；鄂北站杨振铎；湖南站唐乘骝、黄康永、夏松；江西站邓树勋、王迈夫；安徽站唐玉昆、翁一揆；南京站叶翔之、钟贡勋、黄加持、张明扬；上海站王新衡，刘芳雄、王方兰；苏南站李修凯、陈楚之；苏北站陈轶珍；浙江站章微寒、毛万里；福建站陈达元、王调勋；台湾站郭寿华、林顶立；广东站郑鹤影、冯德恭、郑星槎；广西站苏业光、钟可庄；香港站李惟棉、谢力公、杨华波、刘芳雄。我记不得站长姓名的站，还有承德、沈阳、长春、察哈尔、绥远、河西、宁波、琼州等。在国外的有韩国、西贡、新加坡、曼谷、开罗、卡拉奇、菲律宾等。以后在站以上又有过一些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时，又成立了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任。以后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唐治任主任。
毛人凤领导保密局的工作，仍旧用戴笠的老一套办法。局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中午仍在一起会餐，一边
吃饭一边商谈一般性问题，有关人事、经费等当时即提出解决。外勤省站正副站长到南京，也往往被邀去参加这种会餐，一些问题也能很快得到解决。因各单位负责人都在一起，当面商谈，不经过许多科股的周折，这样也逼得各单位负责人非看公文不可，不然临时提出问题接不上头，当场出丑。有些人便专门叫部下给他把一些公文摘出要点，带在身边去吃这顿饭，以便毛人凤询问时，万一记不到，可以翻开看。毛人凤对这一工作抓得很紧，无特别事故，他几乎每次必到，每到必提出一些问题来谈。
另外，在和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毛人凤也保留过去军统时期的一套，每月约请宪兵司令、中统局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毛人凤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上买下一幢房子，取名叫“诚庐”，作为各单位首脑开会之用，对一些有关对付中共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个会上提出，以便各特务机关采取一致的步骤。毛人凤规定各省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级的特种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与各方面多取得联系，互相配合，以加强反共力量。他还规定各省站长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公秘会报，由各省站出面约集该省所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负责人亲自参加。会上先由省站长报告该省一般情况及保密局有关工作的指示，然后由各单位负责人轮流报告自己单位中一月来的工作，并相互提出一些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会议完毕，还得向保密局汇报。这便是过去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的传统作风，在保密局时期，一直被保留下来。不过有些地方已经流于形式，大多数地方却能坚持执行。
但秘密单位对公开特务机关在人事上的控制，却远不如过去戴笠在世的时候那么严格。省站向公开机关安置人员时，站部的介绍信往往不发生效力，而必须由站长先与各单位负责人商量好之后才能接受。
保密局时期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而且在控制的程度上更远不如过去。当时最大的全国警察总署，由于是唐纵领导，表面上虽然是接受保密局的控制运用，实际上是自有一套。这个领导全国警察的上层机构，若戴笠不死，不一定会落到唐纵的头上，也很有可能落到与戴笠争夺警察领导权的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身上去。李在抗战胜利后所拟的十年建警计划，当时很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加上有戴季陶等从中极力支持，而戴笠又忙于搞海军方面与美海军勾结的活动。蒋介石一向是爱使用相互牵制的手段，所以李士珍认为很有把握地能取得这一位置。不料戴笠一死，蒋介石为了使军统特务们更好地安心为他卖命，便把警察总署交给了军统。唐纵当了署长以后，一心想搞自己的一套，首先是提出要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官。这对当时军统所裁编下来的大批外勤特务等于是拒绝接受。唐准备自己独树一帜，另搞独立的人事系统，保密局介绍去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是得不到工作的。虽然警察总署人事室中的一些主管人事的人员，大都是保密局人事处推荐去的，如刘本钦、汪摄吉等都是军统时期人事处的旧人，但是不能和过去一样受双重领导，一切全凭唐纵作主。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的更换，都得由蒋介石亲自决定，郑介民、毛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这一关而直接找蒋介石，而唐纵又只求自己不得罪人也决不肯去为保密局力争。原来戴笠早在抗战期间便把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暗中作了安排，不料胜利以后都纷纷由蒋介石亲自另行派定，如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连天津也被李士珍的人抢了去，由毛文佐当了局长。戴笠事先准 备好的李汉元，这个替外国人办事、在天津租界干了十多年警察工作的“天津通”，只好去当毛文佐的副局长。特别是南京的首都警察厅长这一职位，戴笠多年来一直是在培植着任建鹏。南京撤退时，任建鹏在当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他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便已野心勃勃，早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到重庆后，任建鹏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一直眼巴巴地望了八年，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结果蒋介石并没有答应戴笠的要求，而把首都警察厅长一职给了黄珍吾。这时，戴笠难过极了，只勉强地给任建鹏搞到一个汉口市警察局长。
任建鹏带在身边八年的首都警察厅印信，一次也未用，便交了出去。以后北平警察局长陈卓走了，宪兵司令张镇又推荐他的参谋长汤永咸去接充，戴笠派去的副局长祝维屏又没有轮到。这几个大的警察局，直到１９４８年以后才慢慢地落到军统特务手中。先是天津归了李汉元，北平归杨清植，上海解放前才给了毛森，而南京警察厅却始终没有轮到。毛人凤和军统一些大特务背地里老埋怨唐纵不肯出力，其实这是蒋介石要应付各方面，使更多的人为他卖力气。按照毛人凤的如意算盘，警察总署在全国控制的单位中要安置军统所裁编的人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唐纵既不愿得罪李士珍，又要应付各方面的关系，特别在以后各省保安处与警务处合并改编为警保处时，不少警保处长都不是军统分子，而给了转业的高级军官，更引起了毛人凤的不满。他常常为此发牢骚说：“唐先生只会向家里（指军统）要东西，要去了马台街的房子，要去了不少的汽车，要去了中美所的刑事实验室全部器材，就是不肯要人！”特别是以后唐纵兼任了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只挑选了赵世瑞等几个人去这个局工作，其余一些人都不是军统分子，这更加深了一些老特务们的反感。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机构是交通部的全国交通警察总局，先后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任总局长。这个局的成员大都是原来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和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等合并起来的，基本上还能接受保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甬的警务处长王兆槐、平汉路的朱若愚、津浦路的吴安之、陇海路的程一鸣、胶济路的贺元、粤汉路的张辅邦、湘桂路的史铭、滇越路的田动云等都是老军统。公路方面，除了公路总局的警稽室由刘子钦、蔡慎初先后当过主任外，各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和各运输处的警稽室也都由军统特务控制。这个局收容了所有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成为２０多个交通警察总队。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郑介民是以保密局长兼二厅厅长，照理也不应成为问题。
可是他本人经常不在南京，二厅副厅长侯腾不但不是军统，还想独树一帜，不愿接受保密局的领导。郑介民兼厅长时期，侯腾表面上还敷衍一下。等到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长和二厅厅长改任国防部次长以后，侯腾当了二厅厅长，情况马上改变。
不仅保密局不能再控制二厅，侯还想把原来在二厅工作的军统分子慢慢排挤出去，企图在搞情报方面与保密局分庭抗礼，希望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毛人凤自己也很清楚，在军事情报方面抢不过二厅，但又不肯放弃这一部门的工作，便暗中指使还留在二厅系统内的军统分子，仍要继续保持与保密局的工作关系，并尽力设法从中去和侯腾捣乱。直到解放逃台前，双方彼此还是在勾心斗角、互相争宠。当时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从抗战胜利后便在各大城市中首先抢到了的公开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倪超凡、天津的陈仙洲等等，都是由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一直是掌握在保密局手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处也一直没有变动，仍由保密局掌握。另外，各大城市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如北平的刑警大队长李连福、上海刑警处长廖公劭、重庆刑警处长谈荣章等。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后，对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可以有很大的方便。毛人凤也特别重视这些单位，死不肯放手。１９４７年，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因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干过，自恃来头大，不买这个帐，把军统派在该局的刑警大队长撤换，用自己亲信何某继任。毛人凤表面上虽同意了，暗中却指使在重庆的特务进行捣乱，几个月时间连续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无法破获。施觉民只好将刑警大队长又让了出来，还是请毛人凤派人去担任这个职务。当时干这些刑警工作的特务们，不仅本人大多是帮会流氓头子，同时还掌握有一大批各种门道的小偷、扒手、惯窃。对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他们能在两三天内清出来，原物奉还；对无权无势的人被偷窃后，任你怎样去要求也不会破案，纵然破获了，东西也不能全部清出。保密局要掌握这些单位，主要是利用这些机构可以任意搜捕，对一些没有证据的政治犯，可随意捏造一个罪名，栽上一些伪证，便把人抓起来。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叫警卫稽查处，胜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保密局内部却称它为兵工稽查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个处的成立，是专门防止*在各兵工厂的活动和镇压各兵工厂的工人。国民党把所有兵工厂的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组织工会，对待兵工厂的工人动辄以“军法从事”，这个处便是专门担任监督工人活动的。
各个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抗战期间由张师当处长，胜利后由廖宗泽当处长。这两人都是中共叛徒，自认为懂得*的一套，但他们在每个兵工厂中，除了迫害过不少工人外，始终没有听说在哪一个兵工厂中清查出过什么中共的组织。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最大的一个要算“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了。这个组织是由抗战时期戴笠所主持的“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大起来的。当时戴笠野心很大，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哥、哥老以及各地的流氓组织统一起来，由他领导，以加强军统外围力量，被邀请参加这个组织的委员有杜月笙、王晓籁、向松坡、梅光培、刘治陆、杨庆山、杨虎、张啸林、石孝先、田得胜、范绍增、冯什竹、唐绍武、徐亮……等近百名帮会、袍哥、流氓头子。１９４６年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开筹备成立大会时，各路人物均赶往参加，为旧社会中少有的盛举。戴笠死后，该组织由军统大特务徐亮负责主持，不但情况马上改变，领导不起来；特别是在发展组织时，遭到了ＣＣ和政学系等各方面的攻击与阻挠，主要原因是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会流氓之后，对选举国大、立委等起操纵作用。郑介民和毛人凤一看风头不对，也不愿为这些开罪于各方，便无形中停止了活动。这个组织便成了虎头蛇尾，只昙花一现，便烟消云散了。
保密局在工作上除继承了军统的全盘业务外，还特别学会了美国一套造谣、宣传的办法，在第二处设立了一个心理作战科，专门来主持这部分工作。属于这个科领导的外围机构和组织，主要的是南京大同新闻社。这个社由军统老特务刘启瑞任社长，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的特务丁匡华任编辑主任，专门制造对中共、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材料。这个社的外勤记者到各处去活动时，并不是采访什么新闻，而是假借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它的稿件来源是由心理作战科供给，通过它发出去。心理作战科专门从接近解放区的特务们发回的情报中，摘出一点儿半点儿来加以颠倒黑白，编造出一套东西。如接近解放区的特务获得了某天在某地开过什么会的消息，他们便根据这一点来编造一套开会的内容，来进行诬蔑宣传。当时在武汉还有一个汉潮通讯社，也是搞这些把戏的。另外在上海、东北、重庆、贵州以及昆明等许多地方，都先后办过这类通讯社和报刊，并替胡文虎在香港、南洋等地主办星系报纸如星岛、星洲等。其中最甚的要算在重庆所办的《新华时报》了。由于当时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深得各方面人士的赞扬，所起的政治影响太大，特务们虽曾在几年中日以继夜地想方设法来扼杀该报的发行，用尽了一切卑鄙伎俩，采用过打报馆、殴报童、拒绝传送、邮局查扣等等手段，而该报始终没有一天停刊。越是这样，爱看的人越多，越是相信该报。在无可奈何之下，重庆警察局刑警大队长（以后改刑警处，任处长）谈荣章便自告奋勇，向保密局建议应以报纸对报纸的办法来和中共作宣传上的斗争。毛人凤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允许给以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和稿件的供应。为了报纸的名称问题，特务们曾绞尽脑汁，最后才决定取名为《新华时报》，一可混淆视听，一是说明要与《新华日报》相竞争。谈荣章自任发行人，把他的老婆、军统黔阳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薛树华捧出来当社长；又以专门从事于新闻界活动的特务陈兰荪为编辑主任，拉拢一些无聊文人和漫画家如高龙生等来撰稿作画。军统除先后拨给了房屋外，还把原来“四一”印刷厂的印刷机、工人等全部拨给他们，满以为凭这张报纸的发行，便可在重庆压倒《新华日报》了。《新华时报》发行时除了在各报大吹大擂一番之外，并由刑警大队的队员们分途到各商店去强迫商人、市民订阅。谈荣章为了诬蔑中共，特派人到川西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去搜集材料，把过去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时集体屠杀的大批无辜人民、连小孩也在内的坟墓掘开，将一堆堆的白骨摄成照片，颠倒黑白地指为红军屠杀人民的证据。不管他们怎样费尽心机，但丝毫不能发生预期的效果。看这张报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些被迫订了这份报的人，收到后根本就不去打开。如此这般，不但未达到与《新华日报》分庭抗礼的目的，反而更加暴露了自身的丑恶嘴脸。到了１９４７年２月间，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撤走的时候，谈荣章以警察局刑警处长的身份前往红岩村监督撤退工作。他这时得意极了，认为从此去了眼中钉。当他和《新华日报》一些工作人员谈话时，曾以极其傲慢的口吻，表示今后还要在政治宣传上继续进行竞争，并以胜利者自居。当时《新华日报》一位工作人员回答他说：“采用正当的方式进行竞争的话，*是绝对欢迎的。”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我们暂时离开重庆，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当时我正有事去重庆，谈荣章把这一段情况告诉我，并且认为再没有竞争的对手了。可是这张报纸以后越办越糟糕，强迫推销也销不出去。谈荣章一方面拿它当作敲诈的工具，专门进行讹诈从中发财；一方面则为他老婆竞选国大代表当宣传工具。最后该报实在无法维持，改出半张，到１９４８年便无形中结束。保密局另一个外围组织，是从日本特务机关手中接收过来的东方经济通讯社。这个通讯社由邓葆光主持，专作经济情报活动，同时也对外发稿，并在北平、武汉、重庆等大城市设有分社，配有专用的无线电台，专门搜集经济方面的情报。另外还在北平办过一张《华北经济导报》，由秦丰川主持。
当时在这个单位工作的特务们一面进行经济情报活动，一面还暗中向投机商人高价出卖经济情报，发过不少横财。
血腥毒辣的罪恶活动
保密局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在反共活动方面，毛人凤一直认为最得意的是比过去军统局时期更有成绩，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主要的有：（一）１９４６年在上海破坏过中共苏北地区的一个财经贸易组织，截获到一只小火轮和准备运往解放区的许多物资，逮捕了１０多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二）１９４７年在北平破坏
了中共的地下电台。当时是靠密布在各大城市中的侦测电台来进行对中共无线电台的侦测，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电检科便是专门干这种活动的。它先把所有公开的无线电台的呼号、波长、通讯时间等，都作了详细的登记，侦测台一发现有没有登记过的电台发出的呼叫，便进行方向位置的侦测，慢慢由远及近地找出电台的所在地，即进行搜查。（三）由于北平中共地下电台被破获，同时又在保定绥靖公署内清查出有好几个处长都是与中共有工作关系的。通过这些线索，又在西安、兰州发现了中共地下组织和电台。蒋介石得到报告时高兴极了，马上叫空军总部准备专机，毛人凤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率领大批特务，连夜飞往西安，又在盐店街附近破坏了一部电台，逮捕了１０几个地下工作人员。当时连胡宗南的一个秘书和他所办的西北通讯社的一个负责人，都被牵涉进去，而使得胡宗南大吃一惊，没有料到在他的身边都有*。当他听到叶翔之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的时候，马上叫叶翔之乘他的小飞机赶去。结果飞机在平凉上空发生故障，险些把叶摔死，胡又请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把叶送到兰州，又逮捕了几个中共人员，一同由叶翔之带回南京。蒋介石除发给１万元奖金外，还特别发给叶翔之和北平侦测台的一个报务员四等宝鼎勋章。（四）１９４８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长吕世琨密切合作，在重庆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
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有近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又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主持，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一步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以后我由昆明到重庆，见到这个叛徒，他还准备和我一同到昆明，打算破坏云南的组织。据他说，在云南工作的个别负责人，他还能认识，可以协助云南站来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后来由于我去上海，回来后又去西北、成都，他才没有和我一同去昆明。毛人凤自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加倍称赞，除给他请勋章、发奖金外，还决定成立保密局西南特区，派徐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这同时，毛人凤还把另一个中共叛徒王芳派到西南特区当专员，协助徐远举。王芳原为东北军区参谋处的科长，在四平街战役中被俘后叛变，曾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期。
当时毛人凤希望王芳对四川方面捕获的中共人员进行说服，使大多数能叛变。因刘国定叛变后，受他领导过的许多人虽被他出卖，却不肯和他一样叛变组织，毛人凤便想通过王芳这一类人再来诱劝，但仍然没有结果。以后这些忠贞不屈的中共党员全部于解放前被屠杀在中美所看守所内。
解放前，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活动，声势相当浩大。蒋介石对于民革在后方从事武装起义的活动，感到非常不安，也有防不胜防之苦，除一面责成各地驻军随时进剿外，并命令保密局尽力设法破坏和防止。西南特区从四川华蓥山区先后破获的民革武装组织的文件内，发现了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人员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在内，便准备把材料搜集后在重庆将杨逮捕起来，进行公开审讯。因为杨杰在国民党部队内的人事关系很多，不少将领是他的学生，不消除这个人，影响很大。特务们除了对杨严密监视外，还收买了他的秘书和威胁一个准备嫁给杨的女护士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以后杨杰发觉了，便秘密逃往昆明，托庇于卢汉先生，因为当时云南方面的特务们还不敢和在重庆一样猖獗。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杨杰离开重庆便放过他，而叫毛由于当时局势关系，云南站迟迟未能执行。１９４９年９月，卢汉先生被逼赴重庆见蒋介石，杨将军即由昆明逃出。等到蒋介石派徐远举随同卢汉先生到昆明去逮捕杨杰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去香港。毛人凤随即到昆明，在杨的家中抄出一些文件，发现杨在香港的关系，便派叶翔之率领特务由台湾赶去，将杨将军刺杀于香港。但是在西南地区的民革武装活动却越来越大，当时对牵制国民党的部队和协同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向国民党军队进攻，以及建立根据地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毛人凤为此挨过蒋介石好几次臭骂，责怪他这是由于防范不周，事前没有做好工作的缘故。
毛人凤在搞策反活动方面，也曾费过不少心思。保密局第二处专设有策反科，幻想对解放军及起义的部队进行策反活动。除了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处设立有策反站外，第二处还派副处长黄逸公随同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武汉“和平爱国团”去挑选人员，秘密进行训练后派往临近解放的地区去从事活动。所谓和平爱国团的成员，都是些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和文职人员，他们是少数思想落后的分子，国民党利用他们来进行反共宣传。保密局便去挑选在解放军中人事关系较多的人带回南京，施以训练再派出去活动。但是这些人派出去后，却从没有看到他们策反过什么解放军部队投到国民党这边来。
在策反工作中，毛人凤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争功的是策反郝鹏举的事件。当时很多方面都在进行这一活动。薛岳说是他一手搞成的；毛人凤却硬说是由于他通过吴化文的关系起的决定性作用。可是等到吴化文起义后，毛人凤满以为有把握可以再把吴策反过来，结果空夸了一顿口，最后被蒋介石骂了几句完事。保密局在进行策反的工作中，还弄过许多次赔本生意。如对河南军区牛子龙的策反，便把派去的人和电台一起送掉。原来牛子龙曾在军统中工作过，因发现他有同情中共的言行便把他扣押在军统西安冰窖巷西北看守所中。
牛在看守所内联络了几个心腹人员，趁看守人员不防备时劫夺了警卫枪支，击毙了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入解放军。毛人凤以为凭过去关系，只要不追究他越狱的罪行，还许以官位金钱便可策反过来。结果等到把人和电台派去后，便杳无音信，人和电台一去不复返了。像这类的事虽然有过好几次，但毛人凤并不死心，总认为只要成功一次，便能一本万利。直到１９４８年冬，他还在积极搞这些活动。可是到１９４９年后，他再也不愿在这方面花气力，也知道大势已去，谁也不会再肯弃明而投暗了。
军统局时期所掌握的特务武装，除了在江南的忠义救国军和各地的别动军偷偷地进攻一下新四军和各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部队外，还没有正式派出这些部队去进攻解放区。到保密局时期，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郑介民和毛人凤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示对打内战的拥护，便一批又一批地把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队调往各个战场，直接参加反人民的战争。最初毛人凤还担心这些部队不能作战，怕吃力不讨好，但在阻止解放军解放大同和包头两次战役中，它很发挥过一点作用，他的兴趣便越来越大了。可是等到张国梁等几个总队被解放军全部歼灭的消息传来，毛人凤非常后悔，也感到有点恐慌，但是以后却欲罢不能，想不调出去也不行了。
因为蒋介石看中了这支部队，不断地把它投入战常毛人凤原来还希望能保留一部分，结果到逃往台湾时，只剩下两三个不完整的总队，由他的亲信周文新带往台湾。在１９４９年初，当时任交通警察总局长的周伟龙，个人野心一向很大，他用尽了一切方法，特别是通过了和毛人凤老婆向影心的勾结而抢到这个职务后，就不愿再听毛人凤的指挥，而想独树一帜了。他最反对把交警总队投入到前线去，而希望多保留一点实力。正巧唐生明在湖南暗中进行策反国民党武装部队的活动，和周取得了联系之后，周便设法把交警总队抽调到湖南去集结，先后调去了王春晖等六个总队。当他还想抽调派驻在奉化担任蒋介石警卫的部队时，被毛人凤发觉，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将周伟龙在上海国际饭店内逮捕。在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他与唐生明有往来，原来准备马上逮捕唐，后来因为湖南正在酝酿局部和平运动，便改派特务焦玉印等前去长沙暗杀唐。事后据唐本人告诉我，特务们曾在他寓所附近向他放过一枪而未击中。等到程潜先生在长沙起义后，原来在湖南工作的张严佛、刘人爵等都参加了起义。毛人凤极为愤恨，怕其他特务效尤，为了加强内部控制，便令焦玉印等把参加湖南起义后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爵暗杀于长沙。凶手逃出后，改派到云南工作，他们曾向我谈到过这一经过。 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保密局特别举办了两次司法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之所以设立，主要是怕国民党政府颁布宪法以后，保密局在执行特务活动时，表面上要不违背宪法精神，而又要贯彻军统任意捕禁人民的作法，所以必须研究出一套办法。这个班成立后，连一些被调训的各公开单位的司法人员都在背地里叫这个班是“违法训练班”，因为它是专门教他们如何不受宪法的约束来继续为所欲为。当时一些学过法律的司法特务，对这些作法还有点担心，怕真的照宪法行事时不好办。到１９４８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以后，他们才额手称庆，再也不必研究什么办法，依旧可以按照原来的一套来进行审讯工作了。
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对被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毛人凤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责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务必切实设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记得当时毛人凤认为做得比较出色的，还是由天主教神父意大利人雷鸣远领导的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被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事情报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要多几倍。当时各省站最感苦恼的是无法打入中共地下组织，顶多能混入一些民主党派或进步一点的社会团体。由于对中共组织一发觉一点线索，毛人凤便急于进行搜捕，而大多数*员被捕后没有什么口供，使特务们枉费心机。
当胡宗南攻打延安时，刚一占领，保密局便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去担任延安的稽查处处长。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弃守延安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他指示毛人凤要不惜花费一切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设法把延安放弃后一些中共领导人的下落弄清楚。那几天蒋几乎是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结果除了稽查处在延安附近抓回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者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线索。毛人凤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一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
这时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希望得到有关中共领导人行踪的情报时立刻告知，以便加派重兵去围捕。这个时候，毛人凤寝食不安起来，天天都在会餐时谈这个问题，也经常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他非常生气地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了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时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间，毛人凤在和我谈到这一项工作时，也不得不承认在和中共进行的地下斗争中，保密局是失败了。
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开始，便想走戴笠的老路，希望得到美国的直接支持，与美国特务们再度来一次合流。戴笠死后不久，原中美所副主任、美特头子梅乐斯特地从美国到南京来吊唁这位好朋友时，毛人凤便有过这一表示，梅乐斯当时也答应在对付*问题上再尽一点力气。后来美国为表彰协助中美所工作的六个军统大特务，特别发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潘其武、李崇诗、陶一珊等人自由勋章时，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在欢宴美国的授勋专使的宴会上，再次表达了这一愿望。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迟迟未曾实现。等到大陆全部解放，保密局逃往台湾，美国特务才姗姗而来，成立了一个中美办公室，由曾任中美所总翻译的刘镇芳担任主任。美国方面也派了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２０多名美特赴台湾，再度进行美蒋特务合流的活动。毛人凤对此曾寄以极大的希望。
１９４８年秋天，蒋介石又特别准许保密局增加了２８８０人的编制预算。这两千多人大部分是用在新成立的技术总队，由杜长城任总队长，专门从事各大城市在被解放前的破坏活动。技术总队成立前，在苏州办过一个爆破人员训练班，专门训练了三个多月。这个总队除了一度参加企图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布置水雷和在江岸布置地雷等活动外，还参加了南京、上海撤退前的破坏。特别是在重庆撤逃之前，保密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破坏指挥部”，专门破坏重庆的兵工厂。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及附近各县建立过十来个兵工厂，蒋介石怕这些工厂落入解放军手中，便决定叫毛人凤派人进行彻底破坏。这个指挥部由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及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负责主持，由杜长城率领技术总队特务们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先后将大渡口钢铁厂、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及南岸鹅公岩等兵工厂的重要设备一一予以破坏。当时有不少工人在护厂斗争中壮烈牺牲。当解放军越过贵州而直向重庆挺进时，毛人凤还叫杜长城派人去破坏綦江大桥。结果当装满炸药的两部卡车和大批特务赶到綦江时，大桥已为解放军先头部队所占领，特务们只好弃车狼狈逃回。最后是决定破坏重庆大溪沟发电厂，因全厂工人一致起而保护，并多次与带着大批警察冲入的分局长宣善欤进行顽强的斗争，特务无法把炸药运进厂去，这样重庆发电厂才得完整地保留下来。广州解放前，毛人凤又派这个总队的人员去广州，把珠江大桥炸毁；还在香港把开往已解放的上海的英国轮船泽生号炸沉。当时任东南军政长官的陈诚，看到这个总队在破坏工作方面很能起一些作用，便叫毛人凤把它全部划归自己指挥，改为东南长官公署技术总队，并特别准许这个总队的特务２０００多人全部去台湾。后来在阻碍金门解放时，又调他们去参加附近海面与沿岛的布雷工作。
在１９４８年冬天，保密局还准备成立一个和技术总队一样庞大的行动总队，以加强镇压后方各大中城市风起云涌的民主爱国运动，专事逮捕与屠杀爱国人士的任务。当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这一计划，同意再增加编制和预算后，毛人凤便于１１月初间调我到南京，叫我把云南站的工作交给副站长胥光辅。我到南京的第二天，毛人凤便要我加紧筹备，要人事处赶紧抽调人员。我从人事处找来的几百人当中，才挑选出不到５０人，因大多数人不适宜担任或不愿担任这项工作。当时一些大特务们因为对战事发展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早在１９４８年春天便发生了情报处处长何芝园请长假去台湾想改行当商人的事，这曾使不少人发生动遥毛人凤虽大骂何芝园为“胆小鬼”，也没有法子能把他留下来。
接着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电请求辞职去台湾，要去办农常消息传开以后，一些有了钱的大特务都在各自打算，想早点离开大陆，纵不能去海外当寓公，也希望先去台湾。这些情况不断发生后，对一些中下级的特务们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还是有许多坚持反共到底的人，但他们内心的恐惧却时时加深，这和蒋介石刚发动全面内战时的心情完全是两样了。有些我认为很适宜于行动工作的人，他们都在推三推四不肯再担任这项工作。后来人事处告诉我，上海和苏州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人，叫我去挑选一下。我到上海一找他们谈话，又大多希望去西南等后方工作。我一看这情形，苏州也不想去了，便回了南京。这时正遇上淮海战役，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已被解放军歼灭，李宗仁正在进行逼宫。在蒋介石痛恨到极点，而准备在南京刺杀李宗仁的时候，毛人凤又叫我接替叶翔之去担任布置暗杀李宗仁的工作，这才把成立行动总队的事搁了下来。
但是在南京准备撤走之前，毛人凤还是布置了一次大逮捕的准备工作。当时他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南京临解放还不走的军政大员一定是想在解放后投向*，除了先劝他们早点离开外，到时不走的便一律逮捕起来。当时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和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都奉到这一命令，可是一等到保密局逃离南京而分别在上海、福州成立办事处并准备向台湾迁移时，南京方面留下的大特务都纷纷做逃离南京的准备。他们一面怕解放时逃不了，一面也怕李宗仁上台后，桂系特务要逮捕他们。所以等到蒋介石宣布“引退”后，大特务们便抢着向上海逃跑，毛人凤要制止也制止不祝等到南京临解放时，许多准备留下不走的人都躲了起来，加上留下的特务也不多，这个临解放前的搜捕工作，才没有按毛人凤的计划来实行。上海解放前，毛人凤准备在大屠杀、大破坏之外，还来一次大抢劫，这是与其他城市撤退时不同的。以后除了由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在宋公园和南市等处执行过毛人凤的屠杀政策外，破坏上海公用建设的工作，则因汤恩伯还准备在上海与解放军进行巷战，而没有先破坏，等解放后才派飞机去轰炸杨树浦等发电厂。最使毛人凤不满意的是他抢劫勒索的计划没有实现，他一直认为是最大的遗憾。１９４９年１０月间，他在昆明和我以及徐远举等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还在大骂上海稽查处长黄加持太不中用，没有听他的命令。原来在上海被包围时，他就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做好抢劫的准备，他认为不抢走，反正会落到*手中，不如先抢到手中。在他的计划中至少可抢到几万两黄金和大量美钞，足够保密局一两年的经费。由于黄加持的准备工作没有事先做到很周密，不但有钱的资本家都躲了起来找不到，他们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楚。结果除了特务们各显神通自己趁机抢了一些外，这一有计划的大规模抢劫却没有能实现。
自从南京、上海解放以后，保密局秉承蒋介石的命令，更加倒行逆施，对革命人士和无辜人民的残暴杀戮已发展到空前骇人听闻的程度。这时蒋介石对毛人凤的指示是：“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太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毛人凤除了忠实执行着这一指示外，也一再向保密局的大特务再三说明这一种办法是最英明的，要求特务们都要重视。所以，越到后来便越杀得多越杀得残酷，希望使反对的人从此不敢再起来反对，当时蒋介石集团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挽救垂危命运的好办法。我于１９４８年冬在南京时，正赶上蒋介石叫毛人凤派人去北平暗杀奔走局部和平的何思源，毛人凤找了主持这项业务的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和我一共四个人研究过两次。原来准备等何出门时，在他住宅附近用手枪暗杀他，但是考虑到那样做，凶手逃走不容易，以后才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他住宅上面，到时爆炸后凶手可以从容逃走。由于蒋介石特别痛恨一些国民党高级人员背叛他而投向*，同时为了防止其他地方也效仿北平办法，所以要拿何思源来做一个榜样，好警告别人。毛人凤为了慎重起见，特地叫叶翔之亲自率领四名特务乘飞机赶往北平，事先并通知了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进行这一工作。后来没有炸死何思源先生而误毙其等到１９４９年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先生到了北平不愿再回去时，蒋介石更是恨到极点，认为这个时候别人犹可说，而这几位也居然跑到*那一方面去了，便又叫毛人凤一定要设法去杀掉一两个才甘心。可是在这个时候，毛人凤也感到无能为力了，但是又不便拒绝接受这一命令。直到１９４９年９月间，他去昆明时还和我研究怎样有把握去进行这一工作。当时还有两个在保密局专干暗杀工作的王汉文和秦景川，由我从南京带回昆明，毛人凤还找王汉文问过他在北平有什么社会关系。后来王汉文也认为去北平无把握，才没有叫他去。毛人凤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一再说：“老头子对于没有杀到这几人，很不高兴。每次问到我时，我总是说还在准备，现在越看越没有办法了。”说到这里时，他叹了口气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行了！”因此在这年秋天，蒋介石除了他已经没有法子杀得到的人以外，他可以杀得到的，他便要杀个痛快。
蒋介石首先叫毛人凤在重庆杀掉囚禁多年的杨虎城将军，全家不留。１０月间，他又叫毛人凤把在西南地区捕得的*员４０多名，屠杀在重庆中美所东面原来军统局岚垭电讯总台附近。在重庆临解放前，蒋便叫保密局把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以及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囚禁在小梁子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三批人士一起杀掉，总共约６００人左右，造成了震惊世界的一一·二七中美所大屠杀案。女公子后，蒋介石非常生气，指责了毛人凤一顿。毛人凤便埋怨叶翔之没有照他的意思在路上狙击，而为了考虑凶手的安全误了大事。毛人凤认为牺牲个把人换一个何思源总是值得的。在执行这次大屠杀之前，蒋介石指示毛人凤这样一个原则：在这个时候对被捕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嫌疑犯，都要杀掉，连原来保释出去的*员都要一样杀掉。当时重庆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的侄女儿、*员杨汉秀，原来已由杨森保出去，也由毛人凤通知杨森，交由警察局刑警处长张明选，亲自带领特务将杨汉秀杀死在歌乐山一个碉堡内。
囚禁在白公馆内的７０多人，系由军统局息烽监狱移送去的，大都关了七八年或十来年。其中张学良将军旧部副军长黄显声关了十多年。还有两个中学生（原来是三个，有一个因一向靠拢特务，在半年前调出去工作），是抗战期间误入中美所范围，被指为中共嫌疑犯，也是关了十多年的。毛人凤叫保密局法官徐钟奇清理白公馆人犯时，连临时囚禁在里面的军统老特务、警察局刑警处督导长陈为城（因违犯军统纪律，平日关几个月就可无事了），这次也是一样签请枪决。蒋介石只要看到是请求杀掉，都全部批准。
大屠杀的开始是从１１月２５日起，先杀白公馆的人犯。为了避免引起附近渣滓洞看守所内人犯的惊慌，决定使用刀和手枪。当天上午第一个是把黄显声将军叫出来，骗到离白公馆半里路左右的步云桥过去的山坳中，趁其在走着的时候，由凶手从后脑射入一弹毙命。其余的人则一个个骗出来，到步云桥附近山沟内用刀砍死。有一个女*员黎洁霜，因在狱中和她爱人同居一起，生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她被骗出时，进入刑场看到这么多尸体躺在血泊中呻吟，自知难免，便请求凶手保留下孩子，自己宁愿多受几刀，结果被凶手将孩子夺去摔在地上。黎正准备扑向凶手去拼命，被旁边另一凶手拦腰一刀，砍倒在地，她还滚到小孩身边去抚摸摔得半死的孩子。当天有７０多人被这样一个个骗出去杀掉后，看守所所长陆景清马上找毛人凤吵着要立刻飞往台湾，连他也感到害怕起来。他说：“我们这样杀人，将来被*抓到后，哪还能活出来！”２６日，囚禁在城内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近两百人，都是在１９４９年间被捕的，其中大多是嫌疑犯，据说只有少数如王细亚（女）为*员。这时也来不及分清谁是谁不是*，便由毛人凤通知杨森全部杀掉，当天解到中美所内执行，这些人原来都带着行李，因为特务们骗他们是换一个地方囚禁，但一到中美所刑场，看到新掘好的大坑，也都明白自己无生路，不少人便在临刑前高呼：“*万岁！”
在一阵乱枪中结束了生命。有的人还没有击中要害，也被抛入坑内活埋。２７日，在屠杀渣滓洞看守所内３００多人时，便是把所有监房房门加锁后，由门窗洞口用美国汤姆生手提机枪向内扫射。经过一次两次扫射之后，再洒上汽油连房子一起焚毁。少数没有被枪打死的，也都烧死在里面。这个看守所内大都是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间，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逮捕到的*员以及民革、民盟人员，其中大多数经过种种方法威逼利诱而不肯变节投降的。特务们在中美所内屠杀完毕后，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又指挥特务们把几座盛满美国武器和器材的大仓库纵火烧毁，才逃出中美所。
在成都，毛人凤通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把四川特种会报所逮捕到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十多人，一起枪杀在成都十二桥。毛人凤原来还准备把昆明逮捕的４００多人也杀一大批，结果由于卢汉先生坚决不同意才没有杀成，使他认为是最大的遗憾之一。
从１９４８年开始，保密局的阴谋措施主要还有以下的几项：第一是搞潜伏布置。１９４８年以前，保密局还只是企图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地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１９４８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才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以便解放后立即可以继续活动。当时对潜伏特务组织的布置办法是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这个班的成员都是受过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而能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的报务员，再施以搜集情报的训练后，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
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的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工作。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中吸收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顶好是像医生、护士、教员、会计师、工程师一类人员。他们既要与特务们有一点亲友关系，而平日又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们有往来为最适宜。每一个大城市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没有暴露身分的特务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是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是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潜伏组在没有解放时，只做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到*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的言论表现得很进步，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信任。
至于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宣传等项活动的，是准备另有一批个别留在解放地区的人。这些人一般没有正式组织起来的小组，也不配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革命的活动，即便被捕也牵连不了多少人，与潜伏组不发生横的联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并利用种种方法去掩护着它。电台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当时保密局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由于美国的直接帮助而次第收复，所以都是作最久一年的打算。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却一直到１９４９年４月以后才正式开始。我在３月间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后，被派为两个地区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经费的代表，回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因为他们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到了１９４９年夏天，他们才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７月间才到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潜伏组由我找人介绍了两个医生，其中一个叫明绍武。
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１０００元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材，以便解放后能为国民党效命。布置好以后便去贵阳。按保密局规定，在云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呆，便先走了。９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中美所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潜伏特务派往各地。但开始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重庆解放前还没有训练好，便只好迁往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一看情况，知道已再没有时间可以从容去进行训练了，才把这批人编入到交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做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中搞暗杀和破坏的部署。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只了解在上海方面的一点情况。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人家中不存放这些东西，临时派遣去的人也可以不必带这些东西，只要等到需要使用时去取出就行。
上海方面准备存放三批。我因抗战前在上海工作很久，他们知道我认识的人多，便叫我辗转托人把一箱子手枪存放在一家私人仓库里面，凭收条便可去取出。这是准备刚解放后便使用的。因为这种保存办法久了便不可靠，怕清点私人仓库时发觉。另外，我知道他们还准备存放两批，是较久一点时间使用的。一批是用寄存灵柩的办法，把东西放在棺材内，送到一些停放灵柩的地方。这些地方摆上一年半载不会被发觉，而夜间去取用时只要把预先装置的机关从棺材下面打开便可取出东西。因为停柩一般是用条凳悬空搁起，晚上这种地方又没有人去。还有一种办法，是把东西装在小型棺材内，埋在近郊坟墓地区，公开竖上墓碑作记号，也是在夜间去取用。这样可以存放得更久，而不易被人发觉。
第二个阴谋是搞还乡运动。１９４９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们大批向后方逃窜。由于多年来听到蒋介石宣传*抓到了特务要剥皮抽筋，所以没有一个不害怕异常，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去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特务中认为有必要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斗争到底。毛人凤根据这一指示，便于３月间在重庆召开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负责特务参加的会议上，提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就是叫特务们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别的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实在也没法安置下去。这种一举而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国帮助下率部卷土重来，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毛人凤还指示他们回到解放地区，或将来被解放后，可以向*去坦白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检举其他特务，不准揭发别人罪行。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甚至当时就要派人进行纪律制裁。自首交代历史以后的人，要求进一步取得信任，如果能够在机关中得到工作，那时自然会派人去联系；没有联系到以前，可以相机行事；对自己有把握可以做得到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后方或台湾可以受到特别奖励。对一些回到没有解放地区的人，规定要先设法立下足来，可以设法掌握地方团队武力，有把握时可以参加打游击；不然等到解放时也可以参加起义，以便混入到解放军部队去。虽然这些办法想得很周到，要求也不很严格，但愿意从事还乡工作的人却是寥寥无几。这些人对*的恐惧没法消除，都怕返回已解放的地区。因为国民党一方面尽力宣传诬蔑解放区如何杀人，而又鼓励他们回去，便无法自圆其说。毛人凤这一方案的提出，当时虽没有人反对，却始终没有照他的设想去执行。
在那次会议上，毛人凤还打算利用军统特务在旧社会中的关系，成立一个公开的政治集团，在后方进行反共活动。很多人鉴于“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遭到国民党本身的阻碍，而不得不停止活动的教训，都不赞成这种办法，而觉得采取还乡运动这一措施，多少还可以收到一点实效。
第三个阴谋是准备在西南地区打游击、当流寇。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的会议上，要求每一个省站的负责人立即拟好一份“应变计划”。这时他再也没有信心能在西南支持下去，而叫大家从速做好上山当流寇的准备，并充分做好临解放前的大破坏、大逮捕与大屠杀等项准备工作。谈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打游击，主要的力量是想依靠何龙庆的交警第一旅的两个总队。贵州站长陈世贤曾表示，他和佘万选可以成立一两个总队；云南方面当时也有一些交通警察，可以凑成一个总队；如加上西南地区十几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以及特务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单位和流氓组织，凑个万把人不成问题。毛人凤信心十足地认为*是靠打游击出身，而军统特务也懂得这一套，在这方面还要比一般正规部队强得多，将来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很有把握。同时他还向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到了泸州等专区，介绍罗国熙去当专员，派了几个特务当县长，准备把这个地方也作为根据地。等到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时，除了何龙庆这个交警旅（以后交与彭自强）拖到成都被解决了以外，其余都没有来得及集结起来。贵州的陈世贤、佘万选等早溜跑了。只有从云南被赶出来的一个交警总队，由田动云拖到他家乡筠连县和川滇边界。这时台湾方面便喜出望外，称之为“大陆上的台湾”，并给田动云以西南军政长官的空头支票，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但是这批流寇不到三个月便被全部肃清，田动云也被活捉。
真假保密局的丑把戏
１９４９年１月间，蒋介石准备“引退”之前，便找毛人凤去指示，叫他立刻把保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重要文件先去台湾，而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把保密局整个保留下来，而不能交与李宗仁。但为了应付一下代总统，可以另外拨出几十个人组成一个假保密局。
他叫毛人凤向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由原任副局长徐志道去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局长，另以曾任福建站长的林超为副局长。因徐、林两人抗战期间都在第五战区工作很久，与桂系一向有往来，用他们和李宗仁、白崇禧去周旋应付。毛人凤所掌握的这个真保密局，仍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交给李宗仁的假保密局，除正副局长外，还派涂寿眉为主任秘书，下设业务、总务两处。业务处由毛人凤指定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任处长，总务处长则由徐志道找他的亲戚钮殿臣担任，总共只有内勤人员９２人，而没有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它既不向李宗仁提供情报，也不能接受代总统交办的工作。因为它只有一个空架子，不能执行任务，而且所有掌握的公开机构也早得到命令，不能接受它的指挥。它除了出面领领经费和向国防部接头，代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办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外，便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但徐志道一向野心很大，他在担任了这个公开的保密局长之后，便一心想把毛人凤挤掉而由他来全部负责。当国防部逃到广州时，他立刻和毛人凤翻起脸来。保密局的印信交给了他，他领到经费后便不给毛人凤，而自己准备成立外勤组织，弄假成真地干起来。当他一面派人在十万大山进行收编地方匪霸武装和在广州布置情报小组的时候，毛人凤便想指使派去的业务处长黄逸公不听徐的一套，要黄去拆徐的台。
不料黄逸公已和徐是一条心，早感到自己这个业务处长无业务可办，也想趁此显露一下，便不照毛的指示，反而真心诚意去帮助徐。毛人凤便只好去蒋介石处投拆，想免去徐志道另行找人，蒋介石没有同意。毛在１９４９年３月间在重庆开会时，还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劝过徐，叫他不要违背蒋介石当初把保密局分成两个局的指示和真正的用意，还示以利害。徐也了解到不容易一下达到自己目的，才勉强同意把领的经费分出来，而只希望自己能多得到一点特别费便算了。等到国防部迁到重庆时，徐志道也带着这个假保密局跟到重庆。到１１月间，国防部一再裁遣人员，等到逃到成都时，只剩下局长、处长几个人了。这时黄逸公便请求到台湾，仍回保密局去当他的二处副处长。毛人凤因为他过去不好好听话，便坚决拒绝他去台湾，叫他留在大陆工作。直到以后逃到西昌再没有路可逃的时候，毛人凤仍不准他回去。
成都解放后，这个一度被特务们称之为徐记的保密局，也随之宣告完蛋。等到李宗仁出国，蒋介石恢复大总统名义后，毛记保密局也跟着在台湾正式出现。
郑、毛、唐三派的明争暗斗和他们的作风戴笠在世时，因对军统内部控制很严，防范周密，特务们人与人间虽有亲疏之不同，但不敢公然形成派系。戴笠一死，一向被特务们称为三巨头的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便立即分裂为广东、浙江、湖南三派。保密局没有成立前，他们便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物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闹得乌烟瘴气。我当时很感左右为难。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一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只分到一所小的，都很不开心。美国特务机关送给戴笠四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一辆给蒋介石外，三人各得一辆。以后何应钦知道了，要走一辆，剩下两辆。郑、毛两人便各要一辆，而叫我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旧一点的和接收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一辆，弄得唐也满肚子不高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胡靖安来大吵大闹。这人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特训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的一点关系，硬要想挤在三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一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我拦阻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他一座洋房、一部汽车。从他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这类情况发生，在瓜分这些东西时吵得一塌糊涂。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郑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来对付毛人凤。毛原来想用最亲信的潘其武担任这一个工作，一看到郑这样安排，便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到警察总署去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进到保密局里面去争领导权，而只趁机要去了马台街２２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想多拉拢他，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他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使得这一面暂时不发生问题，好专心对付郑介民。
我当时是属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我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我对郑妻不满而希望我多出主意去扩大郑的缺点。我曾抓住郑介民做５０岁生日这个机会去进行倒郑的活动。郑一向怕老婆。１９４７年他５０岁生日时，自已怕惹是非，本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我便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要他们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玩。我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存列在寿堂上。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我却趁机派人到鸡鹅巷５３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一次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她们，便都挤住在那里，正天天吵得不可开交，当一听到郑介民还在大做其生日，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奔去。当我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我，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我又把这一情况告诉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我也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立刻赶去把这群人劝回去，而给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玻结果没有找到一点儿可以法办我的证据，他们便找我部下的毛玻这一下就清出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批洋锁，而将邓扣押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年，但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澧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最后是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
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凤便暗中指使我搜集郑的材料。我当时掌握到郑的贪污情况有，在南京莫干山路买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把军统接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占为己有，用他老婆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帐；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锋４０枝。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而和毛要好。在很多方面同时进攻后，蒋介石便决心免去郑介民保密局长和二厅厅长职务，调任国防部次长。毛人凤在接任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的话，并称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但一转身之后，毛便立刻着手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员王清、萧漫留等一一逐走；第二步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抓过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为周伟龙。
在很短的时间中，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的人被挤走之后，毛人凤还不甘心，又对依靠郑的关系而当了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下毒手。马原为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因处理日伪财产时贪污很多，郑在北平时才与郑发生密切关系，经常送厚礼给郑妻。毛过去虽已掌握了马汉三不少证据，但由于郑的关系不便动手。等到郑调任后，马汉三和他的助手刘玉珠便被毛人凤扣押起来，并牵连到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多人，说他们搞小集团，想在保密局中自成一系。在当时这算是对郑派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凡是在北平和郑接近的都牵进去。毛人凤感到如单以贪污和搞小组织的罪名还不容易杀几个人来示众，便趁蒋介石正在痛恨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而没有把他指定的孙科选出来大发雷霆的时候，提出马汉三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这一罪名，由蒋介石批准将马汉三、刘玉珠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公交保密局。经过这一番打击之后，保密局便渐渐成了清一色的毛派天下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当然不甘心，不久便查出与我有关系，便想先收拾我。由于我经手处理过不少当时属于唐派、在保密局任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严佛（毅夫），不久也被毛人凤挤回湖南。本来毛、张两人一向相处得还不错，毛在军统当代主任秘书时，张任副主任秘书，共事多年。由于戴笠死去之后，属于毛派的重庆航空检查所长吴茂先因替毛妻做贩运私货的生意，张在重庆任结束办事处主任，吴有恃无恐，不买张的帐，被张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办理。毛对此怀恨在心，等自己当了局长，立刻把吴开释出来，并将张赶走。以后毛、唐两人之间的冲突，虽不如毛、郑之间激烈，但一直都是在暗中勾心斗角。毛人凤想和军统时期一样把警察总署的人事方面控制祝唐纵也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便规定凡是用保密局化名介绍到警察总署去工作或希望通过警察总署派到各省市警察机关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都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严，不肯安插自己的同志，而喜欢用外人。但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去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还能相安无事。
从戴笠死去以后，他们三个人在抓特务训练班学生方面也发生过不少次的争夺。１９４６年开始，军统特训班学生感到没有团结便会受到排挤，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学生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癣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等人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想分别找三个人做靠山。
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的干员，而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手中。
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凡是在抗战期间军统所办的各个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统一的同学会，而不准另外再成立任何个别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凤为会长，另外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学生便落入了毛派掌握之中。
１９４７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训练班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对此很为不满，都没有去参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夫、徐风等以总会干事名义主办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证，是用一枝箭射穿和平鸽的图案制成的铜质圆型小证章。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带这种证章的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几乎成为这些特务横行不法的一项重要的标志，凡遇见佩带这种证章的，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对此不管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解放前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凤所控制。
郑、唐、毛他们三个人在作风上也是各有一套。郑介民为人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念周上讲话时，也一向是专作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郑自认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平日军统和二厅搜集到有关中共的材料，他总是特别有兴趣去钻研。
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 http://jsdybb.netsh.com.cn
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中共的问题向郑去请教。我记得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文件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还指出了一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的文件，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邮检方面的工作作了一番指示，如要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明对付*是多方面的，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的名义来进行宣传活动，如果把这一类的东西也扣下来，这无形中倒是替*在做工作了。刘之盘听了以后，便向他说明，平日邮检所对真假*文件一般能够分别出来，不过不能像他这样高明。当蒋介石决定派郑介民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时，郑一方面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知道任务艰巨。记得他在受命之后，便跑到军统局找毛人凤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一些负责人找去，先商谈了一阵，最后才把我找去，叫我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这一工作。他和毛人凤商谈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以后只知道他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特别注意，除了要选过去有军校出身与担任过公开军职的人以外，还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例如曾任陆军大学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胡屏翰，他都认为不大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人才勉强调去了。郑去北平不久，又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去当他的顾问。他很希望能在担任调处工作时，做出出色的成绩。我到北平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很有信心地对我说：“你这次来是坐飞机，下次来便可坐火车了！”
他在私生活方面不像戴笠那样爱讲究享受。由于特别怕老婆，也不敢在外面乱搞女人。他本人假装清廉，部下也不敢直接向他送厚礼。但他却放任老婆去贪污，并由他妻舅柯新吾代他去经营生意和干投机倒把等活动。
毛人凤在军统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中一些元老，甚至比他的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还不如。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而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以后才由他的弟弟毛万里介绍给戴笠，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抗战开始才到军统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气力，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做事勤勤恳恳，因而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便已超过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等之上，每次出门，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戴笠在世时，毛也没有多大野心，几乎每天伏在案上为戴笠批阅数以千计的公文，往往直到深夜才休息，从无怨言。戴笠有时责骂他，他也毫无反抗的表示。他在军统局中，上下都处得很好。１９４４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他，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都能对答如流。可是等到戴笠一死，他当了保密局副局长后，态度就变了，野心也渐渐大起来。他在军统当主任秘书时，虽然有时还代理戴笠职内的事，可是从没有看到他发过大脾气，对一些犯错误的特务，总是嘻嘻笑笑地说上几句。但他当了副局长以后，便经常看到他板着面孔指责部下，而野心也越来越大，敢于和郑介民、唐纵在蒋介石面前去争宠了。
毛人凤考虑问题也非常肯用心思，对于别人向他请示重大的问题时，从不轻易马上作出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是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的一年多当中。比戴笠过去所杀过的人还要多。由于他没有显要出身和经历，在社会上的活动远不如郑、唐两人，他也很少像戴笠那样自己去从事高级情报活动，而整天把心思用在推动保密局的工作上面。他对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听他的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也和戴笠一样，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他对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等非常恭敬，尽量去讨好这些人。贵州站在贵阳办的一家报纸因刊登出何应钦为贵州最有钱的人一篇短稿，给何应钦知道了，打电话问他，他立刻将贵州站长周养浩撤职，并命令报纸停刊，很讨得何的欢喜。
陈诚过去一向讨厌军统，不满意戴笠，但以后对毛人凤却很不错，特别对保密局技术总队印象很好，而主动提出把这个单位要过去，由他负担全部经费。毛人凤立刻表示同意。当时保密局的一些大特务都不愿意这么做，毛便说：“今天陈长官看得起我们，不要说要一个技术总队，再多要些也得答应。
我们不依靠这样的人，还能做好工作吗。”由于他肯俯首帖耳，陈诚在兼台湾省主席时，只要毛人凤提出请求，总是能得到圆满结果。陈诚不但准许大批特务逃往台湾，还派轮船到上海、福州去接运，连特务的眷属也准许成批前往，并把台湾省警务处和许多城市警察局都交给保密局，完全改变过去不满军统的态度。毛人凤对汤恩伯、胡宗南等也一向以对长官的态度来对待。他知道胡宗南和陈诚处得不大好，当解放军向西北进军时，他便叫我在昆明为胡宗南的老婆准备好房子，怕胡不愿先送家眷去台湾时，便可到昆明去暂祝在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中，毛人凤和杨森的私交最为要好。抗战期间，他在军统工作时，便是住在中二路渝舍杨的家中。杨任贵州主席时，他先后推荐了不少小同乡去贵州当县长。如婺川县长徐钟奇、三穗县长陈国桢等，都是他介绍去的。甚至毛的老婆向影心偷偷地盖了毛的图章，把她的一个姘夫周伟成介绍去当黔西县长，杨森也给发表了。两个多月以后，毛人凤发觉了，便又请杨免去周的县长。这事当时在军统特务中传为谈笑资料，而毛明知自己老婆与周有暧昧关系也不过问。周伟成在军统局一向主管文娱活动，任健乐股长，经常去毛家教向影心唱京戏，与向私通。周的老婆知道了，大吵大闹，向影心便把周介绍去贵州当县长来缓和一下。毛人凤请求杨森免去周的县长后，却又叫他办了一个国风京剧团，专门从事戏剧方面的活动。毛人凤和戴笠一样喜爱京戏，１９４９年他在昆明住在我家中一个月左右，几乎每天去看马连良、余素秋或是关肃霜的演出。他当时还一再和我谈到，保密局在台湾的剧团正缺一个女角，准备把余素秋或关肃霜聘去。我曾亲自和余素秋谈过，并派刑警大队长周伯先去找过关肃霜。
以后由于昆明和平解放，才没有去成。
毛人凤在杀人方面，也惟恐不能超过戴笠。特别是解放前在重庆的几次大屠杀中，他不但秉承了蒋介石的以多杀为上的政策，更主张斩草除根地杀干净。所以在杀杨虎城将军时就连杨的两个小孩以及宋绮云的小孩都一起杀掉。当时曾有人问过他，小孩怎样办，他很坚决地回答：“当然一起杀。
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蒋介石在指示他杀杨虎城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掉。到以后在中美所的大屠杀中，所有的小孩和孕妇也都是按照他的指示被全部杀光的。
毛人凤除了用杀来对付*和民主人士与爱国分子外，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我知道的有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荪以及在长沙随程颂云（即程潜）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逃出来，他也怀疑并派人去准备进行暗杀。后来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我是被扣押以后被迫同意起义的。他也以为我真正参加起义，而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我。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到云南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凤再三叮嘱汤尧，攻破昆明后，立即将我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我在一起时，都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被撤职。后唐随酆悌去德国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他之得到戴笠以及蒋介石的信任，除了能整天埋头工作，能及时提供意见，肯用脑筋想办法外，特别能保守机密，交给他办的事，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任务，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中的情报工作。他得到蒋介石的特别宠爱，后来先后担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以及内政部次长等要职。他在保密局中没有多大野心，还很想摆脱这一关系，以便从政治方面去发展，只希望能永远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罪人，所以和政学系、ＣＣ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他贪污得最少。他自奉较俭朴，年青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吴梅子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也不敢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