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谢治疗方法:名师是怎样炼成的 甘其勋

中国的教育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语文教育的改革虽然步履维艰但也正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胡锦涛同志在七月份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出五项要求时强调“必须重视教育质量”，“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和出名师、育英才”。毋庸置疑，语文教育改革的关键和希望，在于有一支高素质的语文教师队伍。没有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语文教师队伍，语文教育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便是无源水之，无本之木。如何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炼成名师，为艰难前行的语文教育改革尽己之力，读读著名阅读学教育专家甘其勋老师(由中国阅读学会经典阅读研究中心约请撰文)执笔的这篇文章，你或许会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教改的关键是教师。”曾有名人如是说。近年各地纷纷上马“名师工程”，显然是为了加快教师队伍的建设，推想决策者已意识到教师的整体素质对课程改革的成败举足轻重。

名师是怎样产生的？顾黄初先生说：在我国古代，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据我所知，过去的名师都有很好的口碑，却没有官方授予的头衔。

事到如今，名师的产生似乎现代化了，也复杂了许多。有了头衔的名师是从中高考的战场凯旋的，是在各级课堂教学大赛中胜出的，是校长钦命的，还是学生选出的？还真不好说。

我1957年开始当小学教师，1984年任高中校长，1987年到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任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员，直到退休。积五十多年教学教研之经验，从许多没有“名师”头衔的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经历中，悟出了一点偏见：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读书多的未必能成名师，但不爱读书、不善读书的肯定成不了名师。当然因社会风气而捡到“名师”头衔的除一外。

一、如镂似刻钴古书

近来，我的书桌上有一部厚重的专著：《说苑译注》，(汉)刘向撰，程翔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16开本，565页，996千字，定价68元。1963年出生，现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的程翔，是同龄人中成名最早的语文名师之一，曾被推举为全国青语会理事长。他此前已有《语文教改探索集》《语文人生》等七本著作出版，而这本《说苑译注》实现了从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向古文献研究学者的华丽转身。认识程翔，是在1991年由首都师范大学饶杰腾教授主持的“全国首届语文单元教学研讨会”上。那时程翔还是泰安六中语文教师，已在山东省的教学大赛中夺魁。程翔执教《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当晚，应山东省教研室吴心田先生之邀，饶先生、南京市教研室已故钱任初先生、顺德市教研室钟德赣先生和我，对这节相当精彩的课评头论足。两天后研讨会从北京移师泰安。程翔再次执教《梦游天姥吟留别》，五位老先生欣然发现，他的教学已更上一层楼，听课教师也给予更高的评价。此后近二十年，我与程翔多次交往，每次都谈到他的教学、读书与写作，常有后生可畏之叹。大约五年前我就知道他有译注《说苑》的计划，但当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寄到手中时，我仍然大感意外。在给他的回函中，我坦言：原来以为只有二三十万字，想不到竟然是近百万字的皇皇大著!程翔在后记中说：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我每天下班后就坐在书房里，沉浸在书海之中，忘却了外界的一切。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坐冷板凳。看着这部沉甸甸的大书，我想象程翔钻进古籍中，爬罗剔挟，句斟字酌，冥思苦想，如镂似刻的情景，就像茨威格笔下的罗丹，一拿起刻刀就忘了一切——我油然而生敬意。

程翔承认他的工作环境是优越的。但环境同样优越的入，并不是人人能成为程翔。所以我认为当之无愧的名师程翔是读书读出来的。他是我的观点最有力的论据之一。

“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论据之二是一套丛书：“名师讲语文”，于漪、刘远主编，语文出版社2007至2009年陆续出版。顾黄初先生在丛书的《序》里列举了20世纪“工于文史”的六代名师的代表人物，第四代名师中就有这套丛书的主编之一于漪老师，而丛书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我读了中学语文名师的20本“讲语文”之后，曾作过粗略的统计：20位名师中，男17人，女3人；40后3人，50后4人，60后12人，70后1人；分布的地域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东起沿海各省市，西到重庆，中部有京、冀、豫、鄂、湘一线诸点，共涉及11个省市。他们确实可以称为“新生代”，而且颇具代表性。其中13位我都有过或多或少的直接交往、其余各位末见其人也大多读过其文。据说MBA教材很重视案例的分析，于是萌发把这20位名师作为个案研究的想法，并做了大量摘记。程翔的大著又促使我把计划付诸实施，于是有了这篇迟到的文章。

二、如濡似染沐书香

国外有学者指出：一个人小时候看见玫瑰，后来他就长成了玫瑰，看见野草，他就长成了野草，比喻幼年、童年、少年时的读书对其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丛书第一板块“我的语文人生”让我看到了名师们在读书中成长的人生轨迹。

肖家芸的祖父就是皖东南一带的语文名师，酷爱读书藏书，家里就是个小书馆，父亲、姑姑都学语文。他上小学二年级时，“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别的孩子不读书，他却在家临帖练字，还学会了查字典、背《论语》、听收音机、学普通话。因照顾妹妹断断续续读到四年级，竟凭着半个小时写的一篇约600字作文破格跳到了初中二年级。高一时他读了三十多篇《史记》，又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高二读唐诗宋词，听、读、写、背四合一，得了“肖秀才”的雅号。1974年高中毕业后曾任大队文艺宣传队长，读了不少法国作家的小说，也尝试写小小说，还写过长诗，编过活报剧。1979年恢复高考，他的数学考了27分，是凭借读过的古今中外的那些书考进了安徽师大中文系。出生于教师世家的肖家芸，自幼耳濡目染沐书香，日后终于成了“名师”。

董一菲父母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她出生在北国乡镇，在姥姥家长到6岁，回到父母身边后，在小油灯下跟着母亲认识了两千多汉字，而后背诵《长白山儿歌》，翻阅《草原上的鹰》，妈妈给了她买“小人书”的特权，还有机会翻阅父母劫后余书的《普希金童话诗》。1976年父母到农校任教，她也就“拥有”了学校的图书馆。刚上小学四年级，就享受到母亲抱回家的精神大餐，痴迷得忘乎所以，贪婪地读书，从而练就了读书的“童子功”。她喜欢老舍、萧红、沈从文、泰戈尔，喜欢《卓娅和舒拉》《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有了自己的阅读个性。她读过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米兰·昆德拉，虽然自己说读不懂，但我相信并没有白读，其实是为以后读美学、哲学和心理学打了基础，为当上“能读懂哲学的人”铺了莫基石。从小沐浴在浓郁书香中的董一菲，成了洋溢着书卷气的“玫瑰”。

20位名师中有家学渊源的还有余映潮，他老爸是离休干部，84岁时还给他写过洋洋千字的《书法入门歌诀》，年近九旬还用五言诗体给他发短信、可以想见幼时对他的影响。

三、如饥似渴求书餐

李胜利也能找到书读。他是火车司机的儿子，可以不花钱坐火车到全国每一个通火车的地方，从小就到过北京、天津，读了一本本“无字书”，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他家算是富裕的，偶尔能从母亲那里得到一分、两分的零花钱，他就把这些小钱攒起来，去买《蔡文姬》《三毛流浪记》等连环画。到上小学，他的个人“藏书”已经有好几纸箱了。这在当时是可以炫耀的巨大财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读书了。上小学时，几乎读遍了学校的所有科幻书，他从二舅、姨姨、邻居手中得到几箱书，常常一个人钻进又黑又潮的储藏室，如饥似渴地读书，十岁前就囫囵吞枣地读了《高玉宝》《司马迁的故事》等能找到的书。上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了，所幸他的几位老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把人类文明之火‘盗’给了我和我的同学们。他们是新中国漫长的文化灾难时期的‘普罗米修斯’”。1 971年，1 6岁的李胜利开始了教师生涯。苦于找不到书看，他像饿兽一样，一头扎进废品站的废纸堆中，找了一大“军挎”的“供批判供参考的材料”，《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王安石变法》等书至今还在他家的书架上。他说：在那段文化荒漠的时光里，我无意间捡起了一些“卵石”，它们幸运地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无独有偶，邓彤也是从废纸堆中“淘书”来读的。20世纪70年代初，他随军人父亲走到闽南山区，在军人家属造纸厂的原料库中，堆放着“文革”期间被视为“禁书”的各类书籍，让那群成天无所事事的孩子欣喜若狂。他整天泡在仓库里“淘书”。在那个民族文化的“冰川期”，他却有幸饱览“群书”。虽然当时懵懂无知，只知道读“小人书”“故事书”“打仗书”，而错失了数不清的线装书、“外国书”，但还是从大量阅读中受到精神的启蒙，丰富了知识，开拓了视野，培养了对书籍的喜爱。鲁迅的《故事新编》《野草》，《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让他受益至今。

与高知、高干、工人、军人家庭出身的孩子相比，农民的后代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程少堂说自己没有游戏的童年，有的只是早熟的童年。他的外祖母生了11个孩子，其中4个夭折。他上有姐姐，下有一对双胞胎弟弟，为生计奔波的父母顾不上关爱他，他三岁就领略了人生的荒原感。他1971年上初中，1 976年高中毕业，正值“文革”后期，虽然他拼命读书，拼命争当好学生，但却无书可读。上课读俗称“八万八”(88000字)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四卷雄文”《毛泽东选集》和18首《毛主席诗词》，此外是极少能看到课外书的。家里的几本课外书籍，都是学校发给他的奖品。一本20来万字的《朝霞丛刊》散文集，翻来覆去读了无数遍。《评法批儒材料》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两本奖品，成了他了解中国古典文化唯一的渠道。于是他只好拼命背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拼命啃难懂的思想史。那是另一种饥渴，一种今天无法想象的饥渴，一种可悲的饥渴——无书可读的饥渴。

无书可读不只是程少堂个人的经历，而是时代的通病。

家乡在浙江宁海农村的褚树荣说：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有一种先天的集体的营养不良症。“营养不良”显然有双重含义，既指物质的贫乏，也指精神的贫瘠。在知识和经济双重饥荒的年代，他曾攥着三元钱步行五十里去买《中东历史》和《非洲地理》。童年、少年生活在皖西农村的陈军，上初中就住校，带米到校换饭票，一周十八餐，餐餐吃上家里带的成豇豆，就很不容易了。还曾为同学偷吃了成豇豆而大打出手。那样的农村中学当然谈不上读什么课外书。

生在江苏的黄厚江也说：我出生在物质最贫乏的时期，生长在精神最贫乏的年代。他庆幸自己在那个十分贫穷的村子里，居然读了几十部好书，其中有些还是名著，使饥肠辘辘的肚子里装入了不少精神的五谷杂粮，对语文素养的积淀起了奠基的作用。

山东的李卫东自称是一粒生长在贫瘠的土壤里的干瘪的“读书种子”。所幸的是，他母亲爱好读点书，并且也力所能及地鼓励他读点书。他曾从家里“偷”出十元钱，走了三十多里路，摸到城里的书店，买了大大小小一摞连环画。后来又捧起母亲的书读起来。家里的书读完了，又像猎人搜寻猎物一般四处寻觅。于是从两位真正的“读书种子”手中借来一部部大书，一本本文学期刊。

尤立增1968年出生在渤海岸边的小村。早晨五点钟起床，先拾一筐柴禾才去上小学，放学后再去生产队干两个小时活，挣两分工(折合人民币8分钱，能买一个鸡蛋)。有时到河边捞虾，去田里挖野菜，捡废铜烂铁换几本小人书，晚上点着自制的小油灯在妈妈的纺车声中读《小英雄雨来》《红岩》《金光大道》，梦想有一天跳出农门。1983年考上重点高中黄骅中学后住校，一个大炕睡二十多个人，每天在学校吃玉米饼就成菜、啃大葱。但他遇到了许建国老师，学会了在文学的海洋中遨游。他读鲁迅、老舍、巴金、冰心、沈从文、高尔基、契诃夫、莎士比亚，半生不熟啃《史记》，囫囵吞枣看《论语》，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

国外有句名言：为生存而阅读，在阅读中生存。程少堂们在双重贫瘠的时代，自觉或者说并不自觉地为生存而如饥似渴地苦苦寻求着精神的食粮。他曾谈到自己不太高尚也不太庸俗的读书经历。他小时候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不被同学们打，是为了超越因又瘦又丑而带来的自惭形秽，“为了超越这种自卑，我喜欢上了读书，废寝忘食地读，天昏地暗地读，在书中我不仅不自卑，而且快乐得很，自信得很”。那个时代的“读书种子”们，就是这样饥肠辘辘地生存下来，才有了后来成为名师的机遇。这与“文革”后脱颖而出的一代“知青作家”的经历颇为相似，梁晓声、赵丽宏们，也是在小油灯下埋头读书，开始创作的。

四、如鱼得水游书海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十多亿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改变了求知若渴的一代青年的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们闯进了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幸运儿进了本科院校，加入到80年代的读书热潮中，成了弄潮儿。而尘封多年后开放的图书馆、引进外国新书的大小书店，就成了他们畅游书海的启航之港。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79年肖家芸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酷爱四大名著，尤其喜欢《红楼梦》。1985年董一菲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红学家张锦池老师掀起的红学热中也爱上了《红楼梦》。

程红兵比他们更幸运。他中小学时代一直是学生领袖，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1978年报考大学本不愿当老师，偏偏录取到第八志愿的江西师范学院。到了大学里一看图书馆居然有那么多的藏书，当时的感觉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于是废寝忘食地走进经典。

李海林是16岁那年考上湖南师范大学的。当时“文革”刚结束，人们好像刚从梦魇中苏醒，全国上下都在憋着一股劲，要把因“文革”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一时成为社会风尚。大学里更是你追我赶，同学们都是比谁睡得更晚，看的书更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在老师的鼓励下，啃起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和《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读不懂时，干脆把9万字的《手稿》通抄了一遍。他的理论储备和思维训练，就是从这“两个半部书”开始的。

严华银生长于农村，小学未学拼音，中学没读文言。1977年考大学前，“恶补”了一番。初试时数学考了89分，语文只有60分左右。一心想上数学系的他，被集体“易帜”进了中文系。没课的下午和大多数夜晚。他在学校非常简陋的阅览室里一直“泡”下去。三年师专期间，仅各种各样厚薄不等的现代作家的散文集，就读了上百本。

张玉新父母是地道的工人，少年家贫。1981年考入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发现同学都愿意读现当代和外国文学作品。自认为在这方面是文盲，但他极有性格，偏不从众，选准古典文学和古汉语猛攻。他是班级公认的“铁人”，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在图书馆总能占到好位置——来得早走得晚。学生书库不过瘾，他蹭到教师阅览室，等值班老师吃饭时替他值班，顺便得以读到学生书库没有的书。古典文学每学完一个段落，他强迫自己完成一篇“论文”。他认真分析重点篇章，完成了《孔雀东南飞》集注、《离骚》《天问》的翻译，背了很多古典作品，还背了《说文》部首。因写了一篇《诗经》的论文，得到老师的关注。正是凭着这样的“厚积”，他才抓住了面试的机会而“薄发”，于1985年6月16日幸运地被东北师范大学附中第一批选中，从而改变了人生。那年他22岁。

褚树荣1978年考入宁波师专中文科。他曾引用赫尔岑的话：“图书馆是思想的公开餐桌，应邀者围桌而坐，各自寻觅所需的食物。”并说这正是我们那时候的真实写照。读那些成套的全集或丛书，类似于吃下西式大餐或满汉全席，读那些争相传阅的复印本或手抄本，则犹如随意小吃或街头点心。他说的“我们那个时候”，至少包括“文革”后大约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专学生，自然也包括如今成为“名师”的那一代人。他说：书，不但拓宽了我的生命时空，也充盈了我的教学时空。现在有句名言说：“教师就是课程。”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教师首先是一个阅读者，首先是一个书生，首先是一本可供学生阅读的活生生的大书。

阅读改变人生，阅读成就英才。80年代大大小小的高校图书馆，让这批爱读书的青年如鱼得水，有了畅游书海的机遇。也正是古今中外名著的熏陶，为他们后来的辉煌打上了浓厚的底色。

五、如虎添翼登书山

旁观20位名师的读书、从教经历，我发现出身农家的约占三分之二，第一学历为高中、师范、专科的与第一学历为本科的比例约为2：1，从乡村中学开始任教的与从重点中学开始任教的比例也约为2：1。换句话说，大多数名师是在教学岗位上边教学边在职进修而逐渐成长的。起点低，起步早，长期坚持，孜孜不倦，忽获机遇，一朝脱颖而出，似乎是他们共同的成名旅程。

前面提到，肖家芸1974年高中毕业当过代课教师，后来考大学，程少堂1976年高中毕业当民办教师，连续三年参加高考，1979年终于考上大学。李胜利则是1971年16岁留校当老师。其实早在1959年，胡明道就不无自豪地留在母校武汉市一女中任教了。他们都是边教学边读书，曾走过漫长的自学苦读之路。

赵谦翔的经历颇有代表性。他是“逃亡地主”兼“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文革”中从吉林市下放到永吉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1年，因公社中学急需一名俄语教师，他破天荒地被录用为民办教师。他的学历是两年的“早产高中毕业”。除了高中俄语，他还教过初中政治，当过中心小学的“二把手”，1980年调入重点高中才教语文，可以说是半路出家。为了不辱使命，他学“笨鸟先飞，一个劲地飞”：硬背《古文观止》，死抠《说文解字》，穷翻《辞源》《辞海》，朝朝暮暮沉浸在古今诗文的鉴赏里。甚至监考时也在心里背诗、作文，把苦差事变成了含英咀华、咬文嚼字的难得良机。为了不辱使命，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函授大学课程。捉襟见肘的语文教学、操心费力的班主任工作、排山倒海的函授作业，如三座大山压在肩头。但为了“知识充电”，他乐此不疲，在40岁时，终于以优异的成绩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学士学位。腹有诗书气自华。有了这种底气，1990年他带的毕业班高考“一炮打响”，一夜之间成了“荣誉暴发户”，名声不求自来，桂冠接踵而至。于是他在1996年大刀阔斧地改革语文教学，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师。

蔡明1996年38岁时被评为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年纪轻轻的他回答记者提问时出语惊人：“我是‘射师大’毕业的。”让记者莫明其妙。“射师大”云者，阜宁师范在射阳县教师进修学校设立的教学班也。中师学历在高中任教，百分之一千的不合格。因此一直很自卑，也一直想寻找机会再考。但脱产学习的机遇不肯垂青于他。于是他以中师学历考上本科函授，1985年拿到扬州师范学院的毕业文凭。1997年又参加了苏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课程班的函授。他对于工作函授一肩挑的生活，已经非常习惯。也正是这种不断函授，才帮助他不断进修业务，提高自己。所以他骄傲地宣称：“我是函授专业户。”

黄厚江的经历与蔡明惊人地相似。高中毕业后，曾死心塌地当农民，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农民。1978年考进一所中等师范学校的分校读了不到两年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离县城几十里路的很小的乡村中学。1982年以中师学历考取了扬州师范学院的本科函授。也正是在教学和函授的过程中，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他读了《红楼梦》《包法利夫人》等中外名著，读了《文化苦旅》之类畅销书，读了《美的历程》《谈艺录》《禅外说禅》《雅舍小品》等文化经典，但受益最大的是《史记》以及与之相关的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等。他的心得发人深省：《史记》中的语文才是真语文。因为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生命在跳动，都拧得出生活的原汁。“我常感到，我们真需要在骨子里培植一点司马迁式的浪漫与执著。”我想，也许黄厚江们孜孜不倦的追求，正是来自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这种浪漫与执著吧。

余映潮的执著更让我肃然起敬。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名校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度过的。1968年，近20岁时却远离武汉下乡了，而且在乡下生活了近14年。35岁走进县城，1984年，近37岁成为荆州市教研室的中学语文教研员。他要求自己：要具备服务教学的思想意识，崇尚科学的思想方法，波泊名利的思想境界。他清醒地认识到：厚重与深刻，表现在读书的数量与方法。许多年，他用最笨拙而又最科学的方法读书，用最辛苦而又最有用的方法读书，用最麻烦而又最精细的方法读书——做读书卡片。数以千计的资料目录索引和资料卡片，成了他研究和指导语文教学的致胜法宝。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的《听余映潮老师讲课》一书中，他谈到一件趣事：1997年春在武汉市召开的胡明道老师教学艺术研讨会上，他近两万字长达两小时的发言，让胡老师本人很惊奇：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呀？余老师开列了他的40多篇文章的目录及出处。为了读书，他很少休息过节假日，又读又记的读书生活，就是“四季的耕耘”和钻探。从1993年起，他用八年时间写完了“中学语文教例品评100篇”，从1996年起，写了几十篇有关教学思路设计的文章；从1997年起，写了四十几篇“别出心裁读课文”的专栏文章；从1999年起，发表了几十篇教案设计；从2002年起，开始发表“阅读教学艺术50讲”。他说：如果没有这种耕耘与钻探，我也许不会成功。什么叫“厚积薄发”？余映潮积多年的读书摘记，到当了市教研员才开始喷发，一发即不可收。为什么能“一鸣惊人”？因为已经多年未鸣，一朝起鸣，其声必然洪亮，振聋发聩。余映潮的无数张卡片、上千篇文章，是名师必须爱读书、善读书的最好佐证。

王君在20位名师中占据了两个唯一：唯一的西部名师，唯一的70后名师，还是三位女名师之一。她在重庆綦江这个小县城平民聚居的一条街上长大，父母都是破产小厂的工人。自称中学时代是丑小鸭的她，从专科学历起步，从乡镇中学开始，当了语文教师却很快变成了耀眼的白天鹅。课程改革的大环境给她提供了展翅蓝天的空间，善于抓住机遇和善于学习使她越飞越高。任教三个月就主动请缨代表本县上公开课，教龄三年就在重庆市优质课大赛中拿到第一名，25岁就登上了全国课堂教学大赛的讲台……其实这种借助火箭推动力式的飞升，必然存在隐患。好在王君在没拿到全国大赛一等奖后，遇到了坦然而大气的李镇西老师，在市级研讨会上受到了一位老教师的严厉批评。我为王君庆幸：幸亏有长者的开导和批评!我为王君喝彩：及时醒悟，幡然悔改，从教学技巧的沉迷进入到对文本解读和课堂模式的深入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一头扎进了各种理论书籍中，重读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再看于漪、钱梦龙……读书的感悟是：语文的内力，是一个无涯的终身修炼的过程。我也多少有些许为王君遗憾：“忘记了读书，源头活水已近干涸”，就这么两句，似乎太轻描淡写了。不知王君读了《余映潮讲语文》会作何感想。也不知在一级级的课堂教学大赛中一课成名的“名师”，有多少人读过《余映潮讲语文》《王君讲语文》，读过后又作何感想。

如果说这些名师未成名之前就是生气勃勃的小老虎，都有敢于拼搏的进取精神，那么读书肯定给了他前进的力量，为他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插翅的老虎攀登书山肯定比无翅的老虎更迅猛。攀登书山与攀登教学的高峰形成良性循环，应该是名师成名的基本规律。

六、如僧坐禅沉书渊

李震第一学历是中等师范——1977年毕业于运河师范。他也是在教龄不足三年时于1980年就在徐州地区承担了大型现场会的执教任务，他把那次难忘的“折磨”视为教学认识的飞跃，教学精神和教学境界的提升。他的第二学历相当于师专——1982年毕业于徐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但说到攀登书山的途程，他是20位名师中走得最远者之一。1984年他刚考进江苏省教育学院进修本科，拜访吴文治教授时接受指点，迈开了学术研究的坚定步伐。到1997年12月30万字的《曾巩年谱》出版，李震花了12年的课余时间，在图书馆里练“抄功”。其中1991年暑假，他每天早去晚归往返80公里，到连云港市图书馆借阅四库全书。中午在五楼走廊上，借书一本，置一桌一椅，放一壶一杯，加一潜心静读书之人，他自诩为“六一居士”，又因大汗淋漓，自嘲为“翰林(汗淋)学士”，就这样一天静读九个半小时。他借海明威“写作是一种孤独”的话谈体会：“读书，在最有体验、最有感悟的时候，不也是一种孤独吗？……在学术追求上，不经过这个孤独的过程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在50后、60后的中学教师中得到了传承，我对此不吝大加赞赏!前述程翔译注《说苑》坐了四年冷板凳，大概21世纪北京大学的研究条件为他提供了一些方便，节省了一点时间。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李震坐了十二年冷板凳。我猜想他们就像僧人坐禅一样，平心静气，心无旁骛，孜孜不倦，才能为厚厚的书稿画上圆满的句号。

20位名师中下这种苦工夫、硬工夫的不乏其人。余映潮曾做数以千计的卡片李海林啃《资本论》、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邓彤用十年之功最终出版《<红楼梦>导读：中学生读<红楼梦>》，张玉新写《孔雀东南飞》集注、译《离骚》《天问》，李卫东利用“非典”期间闭门读陈鼓应编著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还有赵谦翔读《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严华银说“夜半书房，孤灯独坐，揣摩着《阅读学新论》，每有会意，我会彻夜不眠”。

黄厚江说：我更钦佩和羡慕那些不带功利的心气、能按部就班地读书的人，他们的清高与超脱，常使我的急功近利无地自容。我更赞赏当了“官”还坚持读书的名师。近些年来“教而优则仕”也波及到中小学，一课成名之后，就有大大小小的乌纱帽落到头上，从此“名师”不再以师而名。但程翔、程红兵、李震、李胜利、李海林还有李镇西、翟小宁等，身为一校(局)之长，可谓日理百机，不仅自己读书不辍，而且带动同仁一起读书，把读书的种子撒播到更广阔的校园，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

七，如切如磋析书理

“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我还想举出三所学校为论据。

河南省民权县程庄一中是名副其实的农村中学——一所乡级中学。1997年该校青年语文教师申宣成要求加入我主持的省级“十一五”重点课题，申报的子课题是在校园推广普通话。我问他为什么申报这样一个似乎不值得研究的课题，他说他的家乡地处河南、山东两省交界处，是一个“方言岛”。乡亲们出了方言岛听不懂别人的话，别人更听不懂他们的话。他自己是参军走出家乡才有了感受，不能让下一代再吃方言的苦了。子课题完成后不久他被提升为程庄乡一中校长。但他没有停下追求的脚步，考到北京师范大学脱产读教育硕士。回原校带领教师搞教育叙事研究，不久被调到民权县实验初中任校长。2008年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士。现正带领两所学校的校长、教师搞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实验。根据他的建议，2009年4月23日程庄乡一中举办了第一届读书节。2010年4月为迎接第15个“世界读书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激发同学们读书的热情，又开展了读书月活动，举办征文大赛，学生的话题是“书中天地”，老师的话题是“我与书”。民权县程庄一中是我国条件最差的农村中学的代表，当然算不上名校，申宣成也还没有“名师”的头衔。但一个勤奋的读书人，坚持撒播读书种子十多年，已使一所学校焕然一新。

广东深圳罗湖外国语学校是一所建校仅五年的新校，选址在美丽的仙湖附近，远离市区，不杂尘嚣，校长鼓励老师读书、写书，还为老师们出书提供方便。2009年4月28至30日，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在该校举办“新课程语文课改和书香校园建设”研讨会，以“读写互动、书香满园”为主题。与会600多位代表都得到了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语文教研文丛”，作者都是该校的语文老师：王满英(副校长)文集《沧海明月》约55万字，孙振宁文集《桐庐竹韵》约35万字，方中明文集《蕉窗听雨》约35万字，罗晓云文集《作文炼识之路》近35万字，余文浩著《和学生一起读诗》(新诗、散文集)，还有袁校长主编的语文教师的论文合集《梧桐教苑》。研讨会上五位高中教师执教公开课，其中一节是“大语文”课外阅读展示课，学生自主、合作阅读张爱玲作品，对其散文语言欣赏评析，颇见阅读功力。在学生读书论坛上，10多名高一年级学生畅谈阅读《傅雷家书》的感受，各抒已见，有时唇枪舌剑，会场上不时爆出阵阵笑声。我感慨之余，代表主办方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以《阅读名著》为题作了演讲，希望校长要做“战略家”，为师生成长营造宽阔的读书平台；语文教师要做“语文学家”，学养丰厚又各有专长；学生要做“终身读者”，养成爱读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家长要做“读书朋友”，与学生亲子共读，一起成长。近些年我致力于推进书香校园建设，我们的倡议得到越来越多校长、老师的认同。

哈尔滨三中是一所名校。毕业生因素质高、综合能力强，为各级高校青睐，如在北京大学校长实名推荐活动中，校长赵文祥就是全国仅有的可以推荐五名毕业生的五位校长之一。又，仅以2009年高考计，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港大、新加坡国立、南洋理工、澳大等同一级别顶尖大学的毕业生超过百名，在全省独占鳌头。该校冰雪聪明又酷爱读书的关文丽老师在学校领导支持下，与语文组同仁合作编写了《中华古诗文阅读教程》一套三册(80万字)，2003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现已累计发行4万多册。这所名校之所以“名”，原因之一是校园读书风气好。不仅语文教师热爱读书，其他学科的教师也爱读书。2009年，关文丽倡议成立了哈三中教师读书沙龙。参与者有任历史教师的副校长，有化学、地理等科的功勋、特级教师，有地理、化学、艺术、历史、心理教研室的主任，有专攻民族舞蹈、专攻钢琴的音乐教师，以及学识渊博的工会主席、校办主任、团委书记，也有在《人民文学》拔得头筹、获过建国60年金奖的业余作家，更多的是能够沉潜心意读书并充当志愿者的中青年教师。他们将沙龙定义为：是志趣相投者同心燃起的星星之火；是教师学术、思想、生命相互润泽、成长共生的翠茂枝体；是“下午茶”中轻松愉悦的交谈。他们认为，欲突破教师专业发展的瓶颈，工夫应该花在更厚的文化积淀和生命体验上，所以阅读范围涉及心理、艺术、哲学、教育、人文，将关注点放在教师心灵闸的沟通影响上，阅读形式因此丰富，为荐书、游学、问师搭建宽广的沟通桥梁。比如，下面是在一次交流中大家互相推荐的共享书目：《上海的风花雪月》《静静的顿河》《走进俄罗斯》《青藏苍茫》《水知道答案》《目送》《我的爸爸叫焦尼》《父母改变，孩子改变》《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

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陶渊明的读书经验则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所列举的三所学校，无论是简陋的农村中学、优雅的新建中学，还是著名的省会重点高中，都重视教师之间的读书与交流。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氛围中。共同感受书中的形象，分析书中的义理，互相取长补短，分享读书的无穷乐趣。我特别羡慕哈尔滨三中的教师，看过他们每期的交流记录《水知道》，里面不乏“最后的文化贵族”的如烟往事和精神高蹈派的冷静思索，如能旁听他们的沙龙，定能享受精神的盛宴。

八、如蜜如饴享书乐

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请听几位名师的高论。

胡明道：淡淡的书香能荡涤人的心灵，锻造人的品格，陶冶人的情操，增长人的智慧。阅读是一种享受，更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由视觉到内心审美的过程，是一个心灵充分张开与延展的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不断观照、不断追问的过程，也是一个生命前进、时葆敏锐与鲜活的过程。

赵谦翔(入选《中国教育报》“十大读书人物”)：书中自有花似锦，书中自有草如碧，书中自有春如画，书中自有秋如火。何以解忧？唯有读书。何以解愚？唯有读书。何以解老？唯有读书。读好书，利人。好读书，养人，读书好，成人。

余映潮：朗读，对孩子们进行着审美熏陶，进行着情感陶冶，进行着气质培养。日常教学中，没有朗读的语文课不是美的语文课。

程红兵(入选《中国教育报》“十大读书人物”)：学校真好，可以读书，读很多自己想读的书。走进图书馆任意翻检自己喜欢的书，回到家里，看着一排书架，坐拥书城的感觉好极了。

褚树荣：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书呆子”+一个“孩子王”=优秀语文教师。

李卫东：读书，在为我和我的学生的语文田野上涵润着适宜生长的土壤。语文教师应是一个成熟而专业的阅读者，以此促进学生的理想阅读。

董一菲：世间还有什么比让孩子们喜欢读书更让人高兴的事呢？教孩子们读书吧，他们的心会因此丰盈。

尤立增：读书的感觉是初春的一抹绿意，是夏日的一阵清风，是深秋的一鸢落叶，是严冬的一片阳光。只有多读书，你才会成为一个有品位的人，才会成为一个不断前进的教师。

本想摘抄每一位名师的读书心语，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多读好书是名师成名的必由之路，舍此没有终南捷径。

行文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反躬自问：条条大路通罗马。名师成名途径多多，你硬说只有读书这一条华山道，观点偏颇经得起批驳吗？你不是以非名师之心度名师之腹吗？

成名要有天赋。固然。要做好任何事都要有基本素质。但我说素质来自读书。年长如赵谦翔，年轻如王君，都说自己天资平平，并非聪明道人。他们依仗的是坚持不懈地读书。不读书早就成了方仲永。

成名要有机遇。当然。但至少在教育园地，机遇偏爱善读能写的人。我估计“名师讲语文”这类书是不大好雇用枪手提刀的，自己不能写就出不了《xxx讲语文》，就会错失机遇。

名师是在教学实践中成长的。必然。但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名师在教学实践中遇到了瓶颈，往往是在书中找到突破口的。

名师是在教学大赛中脱颖而出的。诚然。但看名师们的教学实录，哪一课不是在教师大置阅读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出奇制胜、令人拍案叫绝的？

名师是由先辈的言传身教手把手带出来的。确然。几乎每一位名师都深情追述了他的一位或多位恩师。但我注意到，名师们崇敬的前辈名师，对他们最大的影响莫过于教会了他爱读书、善读书。当今社会以师带徒的传统方式也不是名师成长的唯一途径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最终还是要自己腹中有诗书。

名师重在人品。真理!但人生的境界靠什么来提升？高尚的精神从何而来？浩然正气用什么来培养？我说还是读书。你读书的品位有多高，你的品格就有多高；你读书的视野有多宽，你的胸怀就有多宽；你读的书有多美，你的心灵就有多美!

名师是时代造就的。绝对真理!但同一时代不可能人人成名师。这批40后到70后的名师的成长，也折射了时代的变迁。上世纪70年代无书可读，他们淘书来读；80年代好书稀缺，他们抢书来读；90年代有书不读，他们读书不辍，新世纪以来每年出书以十万计，2009年达27万种，令人眼花缭乱，他们气定神闲，择书而读。如品茗，如饮蜜，如赏美景，如聆天籁，苦在其中，更乐在其中。

自我反诘之后，我仍然坚信：阅读成就名师!

赵谦翔在入选《中国教育报》“十大读书人物”的感言中说：有忧有虑。“读书人不读书，教书人也不读书”的悲剧愈演愈烈，如何不忧？此语于我心有戚戚焉。我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此怪论，无非是一个老语文教师的杞人忧天而已。

本文转载自《语文世界(教师版) 》2010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