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狗丸一次吃几粒: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体系观点总汇（982-1387条）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体系观点总汇（982-1387条）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合）  　　

                 听婵释禅　　

本“经济应用理论”部分纲目 

四十六、企业存在的全部意义　　

四十七、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现代化条件下新的就业形态　　

四十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演变过程的概括总结　　

四十九、“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定义，内容和怎样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五十、按照“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分门别类，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五十一、完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监管、运营、经营”体系，促进国有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和统领地位　　

五十二、通过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努力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破解“三农”难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共同富裕　　

五十三、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不用还本付息”公共财政理论创新成果　　

五十四、中国在“世界货币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对策研究　　

五十五、 通过“房产收入调节税”等政策措施管制高房价　　

五十六、用大视野、大思路进行覆盖全民，包括农村农民养老的养老保障制度框架设计　　

五十七、教育高投入是建立健全教育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关键　　

五十八、医改的重点是建立健全“全覆盖、均等化、不断提高”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　　

续：　

四十六、企业存在的全部意义　　

    （九百八十二）“企业”的定义。所谓企业：就是指以赢利为目的并可以使社会成员从中获得就业收入的市场经济微观运行体。　　

这“第三部分”是属于“经济应用理论”部分的内容。从这部分开始，将试图解答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相关重点、热点和难点的宏观经济应用难题，以及建立健全“宏观经济应用理论体系”。包括宏观经济应用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及中观、微观经济应用理论和政策等  

（九百八十三）企业具有安置就业和提供商品、服务等的大致四个基本功能之一：是企业具有安置“企业主和工人”等就业，并使就业人员通过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能从中获得就业收入的基本功能。  　　

   （九百八十四） 企业具有安置就业和提供商品、服务等的基本功能之二：是企业具有为全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等的进行“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基本功能。  　　

   （九百八十五） 企业具有安置就业和提供商品、服务等的基本功能之三：是企业具有为“大政府”等提供“财税收入”，进而安置就业的基本功能。  企业具有通过提供“财税收入”，使政府等国家机器运转，使为全社会提供”衣食住行用”等的人类赖以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成为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管理、有规划计划、有调节调控、有监督约束”，并能使之“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从本质上看，还是企业通过提供一部分利润，在安置“大政府”的公务员、需要财政拨款的所有事业单位人员、军队国防等人员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就业。　　

   （九百八十六） 企业具有安置就业和提供商品、服务等的基本功能之四：是企业具有为“全社会”提供“财税收入”，并通过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体系”，进而安置就业的基本功能。企业具有通过提供“财税收入”，使政府通过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公益和粮食及农副产品、水电路油汽暖公交通信等生存和生活必需品的提供免费和补贴等，并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体系”的基本功能。从本质上看，还是企业通过提供一部分利润，在安置大中小学生、退休人员、患病者、住房者、老弱病残，及全体社会成员等的“人人有份”，并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特殊形式”的广泛就业。　　

   （九百八十七）企业（包括“家企合一”的家庭企业），是全部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时又把全部社会财富通过各种“实体或是虚体”的就业形式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并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或是由少数人独享。这就是企业存在的全部意义。企业的财富是企业主或是企业经营管者与工人等共同创造的，离开了任何一方都将一事无成。分配企业财富的方式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最基本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其中的所有制形式的“变种”是多种多样的，但归根到底就是这两种最基本的所有制分配形式。　　

   （九百八十八）选择哪种“所有制”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决定权，是由执政党的宗旨并由政府贯彻执行所最后决定的。政府选择哪种所有制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并不影响“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效率和效益”高低，只决定社会财富是向少数手里集中，还是向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共享式”播撒。毛泽东时代的政府选择了“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的政府，选择了“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社会财富分配方式。　　

   （九百八十九）决定企业之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效率、效果和效益”的高低，是科学技术主导的“科技主义文化”所引导的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生产手段、分配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的“进步程度”，和“管理主义文化”的精髓、精华和精神“集大成”基础上的弘扬，并对“企业这个级别”的市场经济运行体所进行的最有效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等所结出的硕果。　　

   （九百九十）科学技术推动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手段、分配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进步的实践印证。大型商品生产线、大型自动化装配机械机器、农业生产的联合播种机和收割机及良种农药化肥等，极大地提高了商品“生产”的“效率、效果和效益”。  证券资本市场这种现代化的“分配”手段和“交换”设施或是叫工具等，泡沫化地增加了许多社会财富。  飞机、轮船、高速路、互联网、大型商厦等这些“交换”手段或是叫设施，极大在提高了“交换”的“效率和效益”。  饭店、旅店、旅游、信用卡、房贷、车贷等这些“消费”设施、场所和工具等，极大地提高了“消费”的“效率、效果和效益”。　　

   （九百九十一）极大地提高企业的“效率、效果和效益”，跟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没有多大关系。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只要是你采用了那些现代化“高效率”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先进手段、工具、设施和先进的管理方式等，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这种“高效果和高效益”。 如果私有制企业的“企业主”就是再有积极性、干劲、吃苦耐劳精神和责任感，而你还是采用镐头锄头镰刀犁头牛马等的农业生产工具，你就是累死，也是干不出来公有制企业采用现代化的联合播种机和收割机，及良种农药化肥等农业社会化大生产工具和手段等的连吃带玩所产生出来的“高效率、高效果和高效益”的。因此，那种宣扬采用“私有制”的企业就“效率和效益高”，是纯种的骗人鬼话。　　

（九百九十二）“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从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一定的“家企合一”的企业性质。从古至今，“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从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一定的“家企合一”的企业性质，特别是传统封建社会的农业时代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土地“国有民营”形式的家庭，以及城市里以家庭为单位和轴心所进行的各种中小型经营活动，炒股、炒房、炒作各种稀缺物品、出租房产、储蓄等的投资活动，都是带有明显的“可以解决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老人和下岗人员等互助瞻养性质的特殊形式的就业，并也是以赢利为目的，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等的企业性质和特点的经济运行活动。同时，许多原来属于“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企业化转制，等等。这都使“企业”这个概念的外延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扩大。　　

四十七、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现代化条件下新的就业形态　　

   （九百九十三）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核心、最基础、最本质、最实用的“分配”方式，就是就业。“就业”，是人类为了维持共同生存、生活和发展，满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用”等的所有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可以使全体社会成员和谐稳定共存共处的唯一最核心、最基础、最本质、最实用的群体性分工和互助合作式的事业和根本任务。　　

   （九百九十四）“广义就业”的定义。所谓“广义就业”：就是指凡在“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中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岗位或是职业。也就是说，最广泛意义上的“就业”，是人们在整个社会里的所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的活动中“可以从中获得收入”，并用以保持“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生存、生活、享受和发展等的最根本需要的必须和必然的个体和集体性经济活动。这个“就业”概念，不仅包括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就业”范畴，而且还包括国民经济二次分配的“就业”范畴；不仅包括实体经济领域的就业范畴，而且还包括“食利经济或是叫虚拟经济”领域的“就业”范畴，也即第三次分配的“就业”。也就是说，凡是能从“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中，可以获得“收入”的“任何”岗位或是职业，都可以纳入“广义就业”的范畴。　　

   （九百九十五）可以从“就业岗位”中获得“任何收入”的四种最基本分配方式。一是按劳分配； 二是按资分配； 三是按公权力分配；四是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等四种最基本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比如：农民、工人、公务员、教师、军人等通过为公有制和私有制等企业“打工”获得的“按劳分配”的工薪等收入；经营、炒股、出租、利息等通过“资本、资产、资金”等获得的“按资分配”的资本收入；养老、教育、医疗、住房、失业保险、取暖、农副产品等生活必需品所获得各种公益、公共、公积、补助、补贴、优惠等通过国民经济二次分配“按公权力分配”获得的收入；贪污、受贿、回扣、红包等各种灰黑“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获得的收入；通过象“家庭、公有制企业、政府、事业等公有制组织”等的组织体在相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之“按公权力分配”衍生出来的“按需分配”等都属于“广义就业”收入范畴。当然，这其中的“广义就业”收入，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条件下，还有个“是否”合情、合理、合法或是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等的问题   （九百九十六）私有制企业“效率、效益和所谓的活力”的来源。一是通过把原来那些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村集体经济等转为“私有制企业”后进行大幅度裁员的降低人力成本获得的所谓效率和效益。如果这些私有制企业还是采用的原来的生产设备设施等，其生产“效率和效益”就不会有多大变化的。  二是通过“大挖”国有企业墙角的“高薪”猎取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技术人才和高级技工等来节省人才培训成本来提高的所谓效率和效益。  三是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和福利保险劳保等保障、增加工人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等的剥削和压迫来提高所谓的效率和效益。 四是通过千方百计偷税漏税来增加其所谓的效率和效益，等等。然后这“剩余”的大多数所谓的“效益”就都被资本家所“独享”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可以使私有制企业的绝大多数利润或是效益向资本家手里集中和转移的道理。正是由于这种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所“独享”，而其又没有足够的即期限消费能力，而大多数人因为已尚失了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就业岗位或是即使有收入也非常少，想消费又没钱消费，于是就导致了“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破坏和中断，于是人们常说的金融经济危机就发生了。　　

   （九百九十七）“退休制”，属于“广义就业”范畴。其实“退休，特别是提前退休”的“由国家养着”的方式也是一种“广义就业”，或是科技主义文化冲击下由于严重缺乏就业岗位和职工技能又跟不上的一种很正常的“就业形态”，其可以保持这些人的最基本生存生活需要。这个国有企业所采用的方法，无疑就是以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为第一准则的社会主义的“人本位”主流文化精神的实践化，而上面私有制企业采用的方法就是以获取最大利益和利润为至上准则的资本主义的“金本位”主流文化精神的实践化。　　

   （九百九十八）“高就业低收入、低就业高收入”的两难选择。要想“广泛就业”，就要“实行低工资并收入差距不是很大”，而要想满足少数人的高收入需要和实现“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封建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和贪腐之人”获取绝大多数利润和财富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就必须实行“低就业并收入差距拉大”的“两难选择”。也即出现了一个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后，国家“过的是人”，还是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后，国家“过的是钱或是过的是资本家和贪腐之人”的两种社会分配制度的“两难抉择”。这也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今后始终要面对的困惑、困境和艰难选择。　　

   （九百九十九）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就业”的优越性和进步文明之处，正是在于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真正地“当人”来看待和对待。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国家“过的”又何尝不是人呢！封建国家的“为官”的少数人而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为资本家”的少数人而存在；封建资本主义的“为官、为资本家” 的少数人而存在等必竟是腐朽落后、不人道、缺乏人权和经济民主的。　　

   （一千）科技主义文化对“就业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是引起“就业”困境的最根本因素。以科学技术主导的“科技主义文化思潮，或是叫人类的现代化追求”的实践化，形成了即可以有效地提高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减轻人们的劳动强度并减少劳动时间等的“高效率和高效益”，同时又导致了大量排斥剥离劳动力、破坏民生、剥夺人类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劳动就业岗位的“双刃剑”。这是人类的“现代化追求”过程中，一直面对的困惑、困境和在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之间、各国内部各省市之间、及所有企业之间等面临生存竞争条件下又不得不奋力追求的东西。　　

   （一千零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只为官、为资本家”等少数人谋取利益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又“雪上加霜”地加剧并严酷了这种人类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就业”困境和环境。　　

   （一千零二）社会主义社会却会以其“人本位”的主流文化理念和精神，通过变化、改变全体社会成员的“就业形态”，来实现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有饭吃、有衣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居有其屋”等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人类的根本追求目标和社会理想。当然，在社会主义的为“全体社会成员”谋利益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里，也同样抗拒不了“科技主义文化”的实践化，对劳动力的排斥剥离、破坏民生、剥夺人类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劳动就业岗位的侵蚀的。　　

   （一千零三）在“科技主义文化”的实践化条件下如何解决人类的“广义就业”，或是实现“新的就业形态”，一直是人类努力去解答的天下最费心思的难题。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尝试了“封建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封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的解决办法，但不管用哪种办法，最终都无法使“失业率”归零，但各种办法对“就业率”的提高却是有很大差别的。对比起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人本位”主流文化条件下的“就业形态”，更符合人类和谐稳定共存共处、共享社会财富的追求理想。　　

   （一千零四）对于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在其采用相同的“生产”和“交换”商品的机器设备设施和工具手段等的情况下，如果说管理水平差不多，其“效率”是不相上下的。差的只是其所产生的大致相同的“效益”，是给多数人分配，还是给少数人分配的问题。现在中国，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已实现了“倒金字塔式”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收入差距还非常之大，其无疑侵吞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一千零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就业形态”差别。社会主义的“人本位”的公有制经济在讲究“效率和效益”的基础上，还特别注重“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分配，并力求“合理适中”地安置更多的人员就业；而资本主义的“金本位”主流文化指引下的私有制企业，则是在为了达到其追求最大的利益、利润的目的，而采取“极端、疯狂、不择手段、根本不按规矩出牌”的有如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极度压减工人数量、压低工人工资、偷漏税款、靠行贿回扣等不法行为搞到工程项目或进行销售等大搞不公平竞争、恶化工作环境并不给或少给职工劳动保护和必要的劳动保护福利、不执行或是偷工减料地执行国家对所有企业制定的有如住房公积金、医疗、失业、养老、工伤、教育等保险和福利“分配”政策措施、不支付任何教育培训费用，并只会靠“高薪”挖国有集体企业墙角的把其高级管理技术人才和高级技工弄到其私有制企业里，等等。这也就是那些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口中的私有制企业全部靠违法乱纪才形成的所谓的“机制灵活和制度创新的所谓活力”。这样的所谓“高效率和高效益”，是靠剥削、压迫、掠夺千百万普通劳动者的血汗所铸就的，其已没有了社会主义的“人本位”主流文化的一点味道了。这与西方真正意义上的遵纪守法的私有制企业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无疑就是吸收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最糟粕的部分所孽生的“封建资本主义”的这个最恐怖、最黑暗的怪胎。“浮世糠”，就是这种血腥恐怖黑暗“就业形态”的真实写照。　　

   （一千零六）“东、西方文化”的内涵。所谓“西方文化”，其所指的无疑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金本位”，并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代表的主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谓的传统东方文化或是叫国学，其所指的无疑就是封建主义的“官本位”，并以儒学法学等为代表的主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　　

   （一千零七）中国当代的私有制企业学到了“中、西方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中国因是从封建主义市场经济（其中，虽然也经历并存在过一点资本主义的因子，但也只是萌芽而已），直接过渡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所谓的学习西方文化，其无非就是去学习资本主义的“金本位”主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罢了。所谓的倡导国学，其无非就是面对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的历史，去学习封建主义的“官本位”主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罢了。要学习，就应该把这“中、西方”的文化精华、精髓和精神学来、学好，可我们学到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中、西方”文化中的最糟粕的部分。又想实行私有制的“按资分配”的占有企业的绝大多数利润，又不想按章交税和执行国家的各项分配政策；又想资本家自己获得绝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又在残酷地剥削、剥夺、压迫和掠夺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格自由、经济民主和生存人权，并肆无忌惮地不断冲破这个底线，等等。这样的学法不学也罢。　　

   （一千零八）中国私有制企业残酷地剥削、剥夺、压迫和掠夺广大人民群众所形成的针对公有制企业占绝对竞争优势的“极端低成本”的结果，当然是那些尽全力安置大量就业，并认真执行国家各项分配政策等的国有集体企业难以在同等条件下与之竞争了。所谓私有制企业的“高效率、高效益和充满活力”的强词夺理说词，都是那些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瞎“忽悠”出来的，又有几个私有制企业敢“丁是丁，卯是卯”地与国有集体企业较真地竞争比一比。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企业的所有的这些罄竹难书的违法乱纪的不正当、不公平的竞争行为，才使政府不得不大量地设置各种监督、检查、安全、检验、工商、环境等等执行纪律法律法规的部门，并快占了政府部门的一多半的部门来应对、控制、阻扼其的有法不依的“不按规矩出牌”的不正常的经济活动和不公平竞争行为。　　

   （一千零九）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安置就业” 指向方面的文化思想理念是问题的关键。同时，政府如何运用“按公权力分配也即国民经济二次分配”来迅速收拾和解决私有制条件下给“广义就业” 留下、带来并形成的破乱不堪局面，和政府必须要去“背”在私有制企业对职工除了开点工资外其它全都不管所留下、带来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包袱。三十年来以私有化和极端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打碎了原来在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内部的可以“基本解决”其“所有人员就业和生老病死等的“各小市场经济体的循环和演变的制度安排”的体制和机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制企业，把所有原来公有制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全部推给了社会并实现了“社会化”，但社会是由“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组成的。企业不管了，家庭又管不了，那么只有政府来收底并负总责。如果政府不能负起这个以私有制为基础条件下政府必须要负的责任，那么就只能把这个已经由私有制企业交给社会并“社会化”的职责交给“丛林并由丛林法则”去弱肉强食地去规范和负责了。　　

    （一千零一十）政府必须“负起这个社会总责”，这是所有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道路国家的规矩和义务。由政府负责这些已被私有制企业推向社会并“社会化”的职责，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中“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和规矩。如果政府到时不到位，那就只能因“丛林法则”的作用，使社会出现不稳定和不和谐，甚至发生动乱。也即“你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山上，政府就可以唱你那甩手当家的歌；你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山上，政府就必须唱你那负起这些社会责任的歌”的必然要求。所以，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道，那就必须得按发达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形态”去做，就必须要面对现实，自欺欺人只能使社会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　　

   （一千零一十一）“就业”的三个基本阶段。从人类经济生活过程更大的纵向视角上看，我们可以把“就业”分为三个最基本的阶段：一是靠家庭抚养和国家补助或全包而获得生存与发展“收入”的虚拟“学生职业生涯”阶段。 二是靠体力、智力、技能和资本、资金、资产、权力等在实体经济或是食利经济中获得“收入”的实际职业生涯阶段。 三是靠家庭瞻养和养老保障等国家补助或是全包而获得生存生活“收入”的虚拟退休养老“职业生涯”阶段。　　

   （一千零一十二）“社会资本主义”的那种“大分配、大消费”的社会财富分配模式和格局，就是在科技主义文化冲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的雪上加霜条件下所形成的可以保持社会相对和谐稳定发展的“新的就业形态”。美国、东西欧等“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就业形态”，正是把人类的这种“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过程的生存、生活与发展三个基本阶段的“实际或是虚拟的职业或是岗位”，都赋予给了或是靠自身或是靠国家补助、全包的“职业收入”，也即形成了适应科技主义文化冲击下的这种“新的就业形态”，才使得整个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过程变得更加有效稳定的保障和助推。　　

    也即其对人从出生到14岁的“低幼学生职业”的各种国家补助或是包办，到“中高级学生职业”的国家免费入学及补助或是包办；从社会的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广泛就业，到兜底的“失业保险”等的特殊职业或是岗位的“收入”表现形式；从退休获得养老保险“收入”的特殊职业表现形式，到整个社会对“没有”退休养老保险“收入”的无劳动能力群体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补助救助而使其获得“收入”的特殊职业表现形式。由此也就形成了人们从生到死的人人有收入，时时有收入、人人有消费能力的“大分配、大消费”模式和格局或是叫“新的就业形态”。　　

   （一千零一十三）毛泽东时代曾经成功地尝试了社会主义的“大分配、大消费”社会财富分配模式和格局。但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特别是商品生产还处在“短缺的市场经济”状态，而使这种财富分配模式和格局受到严峻挑战。毛泽东时代之后虽然抛弃了这种人类比较合理又可以使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进行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经济规律”的追求目标。但历史可以肯定地证明，不管哪个国家，还是谁是执政者，只要他是怀着一颗想把国家搞好的心愿和理想，而不是故意想把事情住坏处整，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种不仅是毛泽东时代，而且是世界发达“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都在做的“大分配、大消费”的财富分配模式和格局上来，也即适合人民共享社会财富的“新的就业形态”上来，这只是或迟或晚的事罢了。现在中国正在全面展开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的全覆盖、均等化的共享社会财富式的社会公共福利制度体系建设，正是在象这个方向努力的明显迹象。　　

   （一千零一十四）实体商品“生产”经济领域的就业。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这也是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其经济管理调控理念可以接受的最主要、也是最全心全意依靠的就业渠道。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科学技术推动生产手段的日益进步，这第一、二产业对劳动力的排斥，或是对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的“摧毁”，将会变得越来越残酷无情。　　

   （一千零一十五）土地，不仅是中国8亿农民的最基本的就业岗位，而且也是这个国家得以保持社会稳定安宁的最后屏障和8亿农民的最基本生存底线。那种打着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提高农民收入旗号的使土地重新集中的所谓“土地流转”，如果在你还不能给那大多数离开土地的农民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或是就业岗位时，你还是不要“玩这个火”。农民可以忍受贫穷，但却不能忍受饥饿。　　

   （一千零一十六）随着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迅速进步，土地对农业劳动力的排斥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农民的再就业问题，将成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困扰中国农民生存生活的重大现实问题。农业的发展、农民的致富、农村的繁荣等“三农”问题，总是一个中国在农业现代化过程无法绕过去的难题。这无疑也是关系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否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大问题。　　

  （一千零一十七）农村土地的流转集中，只能是随着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发展，而进行“自然而然”的流转集中，以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任何行政命令式的土地流转集中的操之过急，谁又可以承诺给那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可以从中获得相对稳定收入的职业或是岗位呢？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愿望是好的，但“人人都有职业，人人都有收入、人人都必须时时有饭吃”的铁律是谁也不能破坏的。　　

   （一千零一十八）工业也即第二产业，做为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就业基地，已成为国家安置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依靠。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和科技手段对工业的全方位武装，商品“生产和交换”能力已今非昔比，商品“生产和产能与交换和运能过剩”，也即“过剩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一种常态。　　

   （一千零一十九）随着科学技术推动工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迅速进步，其对工业劳动力的排斥更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被淘汰的工业企业里工人的就业再就业问题，将成为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困扰中国工人生存生活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千零二十）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是在各个新兴城镇里演生、演化、演变出各种新兴产业、行业，并派生出大量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的重要源泉和基础。虽然现代大工业对劳动力的排斥日益增强，但随着一部分企业倒闭所引起的“某些就业岗位的消失”，随之而来又会“再演生”出新的企业并派生出新的就业岗位。比如：互联网产业的迅速兴起和迅猛发展，并随之演化出来的网络商店、网络游戏、网络服务业等等，又“再生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而“城镇化”这个重要载体，正好可以快速高效地把这类新兴产业进行有效地的承载。　　

   （一千零二十一）依靠“外需”发展起来的中国大工业的“世界工厂”，所能承载的就业岗位已进入到临界点。中国工业对外需的依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但随着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劳动力的排斥也日益增强，所能承载的就业岗位也越来越少。国际市场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工厂“过剩商品和产能”的容纳能力也已到了极限。这种依靠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来解决就业的传统思路也已走到了尽头。　　

   （一千零二十二）现代第三产业，是演生、演化、演变出更多就业岗位重要源泉，也是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城镇化汇积了人气，有了人气，就要进行各种“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经济活动，首当其冲的就是对“第三产业”的需要，对房地产业、各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需要，对金融、商业、旅游、中介、休闲、娱乐、体育、文艺等等的需要。由此所演生和派生的就业岗位，可以说是无法记数。这就是随着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对劳动力的日益排斥，所必然向“以交换为主的赚取差价”的第三产业发展并大量转移劳动力的发展趋势。　　

   （一千零二十三）以“按资分配”为主的食利经济领域所演生出来的大量“就业岗位”。这种靠“食息、食利、红利、差价、租金”等获得“收入”的职业或是岗位，是一种可以从中获得“资本收入”的在西方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大行其道的繁荣昌盛的朝阳职业或是岗位。储蓄利息、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的“差价、股利、股权、红利”等的金融资产收入，企业资本经营收入、出租住房厂房土地等的固定资产租金收入等等。成就了大批靠资本、资产、资金等获得收入而形成的就业岗位。而且随着国民财富的不断增加，这个“食利者阶层”还会不断地壮大，其安置就业的能量更会不断地增强。也就是说这种不劳动就是最好的劳动的“职业”，将为第一、二产业排挤下来的劳动力找到这种新型的特殊性职业。如果你不想用“剥夺”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的话，那么你就得在“认可”的基础上运用好你的“税收杠杆”等来强有力地调节这种靠“按资分配”所造成的贫富收入两极分化现象。　　

   （一千零二十四）商业贸易、金融借贷、劳务中介、物流运输、休闲娱乐、体育文艺等等的第三产业，做为最终实现商品价值的职业或是岗位群体，不仅是靠“差价或是劳务”来赚取和瓜分商品生产利润的职业，而且还是无论是内贸还是外贸等，大多要通过“一对一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讨价还价”等方式来最终实现商品价值的职业。而正是商贸业等的这种特有的本性，也就为社会的“广泛就业”拓宽了广阔的空间和发展余地。　　

   （一千零二十五）科技的大发展，已使世界各国不再需要那么多商品生产者了，但那“过剩的生产者”却总是要有相应的“职业或是岗位”并从中获得收入去活下去的，那么就只能通过城镇化和各种产业、行业的演生、演化和演变等办法让“社会”再创造出各种五花八门、希奇古怪等的“新职业或是新就业岗位”了，并运用各种交换和交易等方式等去赚取可以活命的收入。　　

   （一千零二十六）建立“社会公共福利共享保障制度体系”，是实现“社会主义，或是社会资本主义”文明进步“就业形态”的基本途径之一。对于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来说，在其各自不同的“社会形态”条件下，特别是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封建资本主义”的相对落后“社会形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效率与公平”平衡发展的办法，无非就是在国民经济二次分配领域，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来“迅速建立”相对均等并覆盖全民的“社会公共福利共享保障制度体系”，以便迅速地向“社会主义或是社会资本主义”这种进步或是相对进步和文明的社会形态转变和过渡。　　

   （一千零二十七）通过加大调节贫富差距的有如个人和企业收入调节税、房产收入调节税、储蓄利息税、奢侈品消费税、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的金融资产收入调节税、能源税等来增加财政收入和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并把增加的财政收入纳入“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基金”。美国正是通过其各种严密且严格的“税收调节制度”才保证了国家“大财政”对“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的资金供给，才取得了“公平与效率”的相对平衡，才保持了美国60多年的和谐稳定繁荣可持续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讲，“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的严重失衡就是最大的违背“科学发展分配观”。　　

   （一千零二十八）调整财政收入分配和投入的结构，把目前分肥到各部委的具有“引蛋”性质的财政投入，和政府财政投资于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等方面的建设、改善、发展等的财政投入额度进行彻底的清理，把那些由市场和社会等也完全可以做的项目和方面交给市场和社会，并把清理出来的财政投入额度纳入建立“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建设中。　　

   （一千零二十九）粮食等农副产品补贴的必要性，还在于粮食等农副产品，不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也在于其长期以来价格没有放开地与工业品等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其长期的低价格，更在于有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存在的负荷。粮食等农副产品方面的各种补贴，实质补贴的是所有不种地并享受着“非市场化”的低价格粮农商品的城镇人口。　　

   （一千零三十）通过适度的财政赤字来弥补“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的资金缺口。财政赤字给人们一个不好的印象就是会导致通货膨胀，但如果把这钱用在最基本的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必需品方面，且是提供给最需要的贫穷人群，就不会产生什么所谓的通货膨胀。在一个需要和谐稳定共存共处的社会里，富人一毛不拔，财政赤字就是一种向富人借钱并替富人消灾解祸的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一千零三十一） 通过在“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上进行各种“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基金”投资增加收入，来加大各种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基金”的支付能力。一个具有良好监管的证券资本市场，是可以通过泡沫化地开动印钞机为“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提供强大支撑的，而且其还不象财政赤字那么令人深恶痛绝。　　

（一千零三十二）把“国有股”适当减持一些，充实到“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基金”里，用以支持“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的运行。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为增强“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基金“的厚度，以保证覆盖全民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转，从而有效地保证社会主义的回归和复兴，和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实现相对进步文明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四十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演变过程的概括总结　　

（一千零三十三）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除了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生产手段、交换手段等的跨越式进步，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并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以及充分享受“计划生育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各个家庭的生活负担所形成的“巨大红利”之外，再就是主要针对中国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进行了颠覆性的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私有化改革”，和进行了由“以商品生产为纲”的经济运行体制，向“以商品交换为纲”的经济运行体制“转变”的由企业充分享有“商品定价权”的自由定价的市场化改革。　　

这是写于2008年12月9日的一篇对改革三十年的总结性文章。虽然已过去几年，但今天看来其“观点、判断和希望”仍然是正确并有前瞻性的。而在后面提出的中国未来的中短期的改革与发展的重点任务来看，现在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　　

（一千零三十四）“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改革”始终是30年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这就是被称为听婵释禅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基石的给“市场经济”概念下的那个定义中，为什么总是强调“分配”是统领其它的“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千零三十五）中国改革30年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改革”可大体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私有化取向的改革；二是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向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转换的社会分配政策调整。　　

  （一千零三十六）私有化取向的改革是中国“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的最深刻变革。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或是洗牌，采用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利益分配格局，而一旦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形成了，那么社会财富分配的流向也就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一千零三十七）“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是人类走向“共同富裕”的经济理论“基石”和理论依据；“私有化取向的改革”，是“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经济理论“基石”和理论依据。只有私有制企业的按资产、资本、资金、股份等分配的将企业绝大部分利润占为资本家已有的“按资分配”方式，而大多数工人却只能分配到少部分社会财富的“按劳分配”方式，才能真正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私有制固有的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天性和本能”。　　

（一千零三十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与“私有化取向”的改革设计相辅相承的。如果你是在“公有制”的天地下，你就是喊一千遍一万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也是没用的。因为大家都拿工资，都在给国家或集体打工，何来大富大贵呢？同时，也是因为没有这种“经济规律内在动力的支持和推动的土壤啊！　　

（一千零三十九）以“私有化取向的改革”，就是将原来中国的以“国有和集体所有”为基本“公有制”所有制形式，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的深刻变革和政策调整，转变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今天这样的现状。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好在我们还有国有经济的对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一千零四十）客观地讲，“私有化取向的改革”，虽然现在争论很大，但也不能否认其有适应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方面。比如：当初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有私营所有制形式，和城乡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家庭作坊，及小型加工、商贸饮服业等第三产业的私有私营所有制形式，更需要靠“积极性、主动性、干劲和责任感”等来推动商品生产、交换发展的部分，但城乡许多大中型国有和集体企业，也有不顾其已达到相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改革的问题。　　

（一千零四十一）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味私有化，不仅无助于更好地解决“效率”问题，而且还极大地扭曲了“社会财富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并极大地削弱了国家财政收入进行国民经济二次分配的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 特别是由于“私有化取向改革”的较大面积推开，而使私有制企业把绝大部分企业利润据为资本家“己有”的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或是社会财富的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分肥活动”，才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相对急剧减少，并因私有制企业主们不能“即期地”投入生活和生产资料等的消费，而使大量社会财富沉淀下来，出现了有钱人没有即期消费能力，没钱的人想消费却没钱消费的“阻碍或是中断”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的不健康现象。也即产生了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商品生产过剩与大众消费能力不足”的尖锐社会经济矛盾。　　

   （一千零四十二）改革三十年，还进行了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向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转换的社会分配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改革开放三十年年，除进行了所有制的“私有化取向”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改革外，再就是进行了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向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转换的社会分配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　　

（一千零四十三）也即把原来“完全”由国民经济二次分配的靠财政拨款支付的有如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及新闻出版、娱乐、体育等其它各项事业的消费项目，改革成为由国家财政收入支付“大部分或是小部分”，剩余部分转到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由居民和企业自己支付。比如：教育、医疗、社保、住房、供热等；或者是许多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可以赢利”的事业和项目，由原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全部”支付，改革转变成企业性质的“全部”由自己进行经营的自负盈亏的企业。　　

（一千零四十四）这种由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向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转换的改革原因之一： 是私有化取向的改革极大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正是这种“藏富于少数人手里”的私有化取向的改革，才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变得缓慢，而无力支付本该由国家财政“全部”支付的有如教育、医疗等的社会公共福利项目的支出。因为私有化取向的改革，使私有制企业大量增加，并发挥了其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特有天性和本能”，及私有制企业主们千方百计地偷税漏税的私心私欲，而有效地“分肥和侵吞”了国家税收，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兴起，使这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速度大大地增强了。　　

（一千零四十五）这种由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向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转换的改革原因之二： 是“大政府”的行政开资成本过大，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快成吃饭财政了。其实，就政府及其需要财政拨款的人头费和办公费用等来说，并不是很大的。关键是财政收入大多浪费在车马行担和吃喝玩乐等的“N公消费”上面了。　　

（一千零四十六）这种由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向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转换的改革原因之三： 是财政收入投向了政府认为更需要投入的地方并占了大头。如把财政收入用于“粮食及农副产品、水电路气暖公交通信等的“生活必需品”，及公共基础设施的补贴和投资上了，及用于其它认为更需要投入的有如国防建设等方面了。　　

（一千零四十七）这种由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向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转换的改革原因之四： 是由于私有化过程引出了太多的经营和利益主体，推动了各种商品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虽然管理“商品生产之数量、品种”等的政府部门通过机构改革相应地减少了，但管理“商品之价格、质量、安全”等的政府部门却增加了；特别是管理“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宏观“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等的部门更是大大地增加了。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财政也不堪重负，只好让其各寻活路地进入国民经济“初次分配”里去创业创收并就业地自己养活自己了。　　

（一千零四十八）由于以上大致原因造成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入不付出”的尴尬局面，于是就只好通过所谓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将原来全部由国家财政收入支付的许多领域，特别是那些“有盈利能力”的单位，更是要“转变”成为由各单位自己自负盈亏的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领域“折腾”的企业性质的市场主体了。更可怜的是连象教育、医疗、老保等这样的在全世界包括印度那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做到由国家财政收入全额支付的社会公共福利项目也未能幸免，也必须要由老百姓来拿“部分学费、部分医疗保险、部分养老金”等来为财政做贡献或是补财政窟窿了。不过，就教育、医疗、老保等社会公共福利项目，就是改革到今天，也不是由老百姓全部支付的，其“大部分”仍然还是由国民经济二次分配也即国家财政收入支付的。　　

（一千零四十九）做为社会公共福利项目，由国家拿钱，还是由老百姓拿钱，这本身就是个“手心手背”的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全部”用于支付老百姓的教育、医疗、老保等的费用，也就相当于国家代替老百姓进行了这些项目的消费。因为国家财政收入支付的这些钱，确实使教育教学、医院制药等事业企业运转起来了，也即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而老百姓把在这些方面省下来的钱，同样会花到其它领域的消费项目上去，并推动另外许多领域的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循环和演变。　　

（一千零五十）国家财政收入必须要对教育、医疗、老保等“生活必需品”进行国民经济二次分配的原因之一： 是这些项目是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多少能从中受益的项目，其公益性、公共性很强，不能出现分配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问题。 　　

 （一千零五十一）国家财政收入必须要对教育、医疗、老保等“生活必需品”进行国民经济二次分配的原因之二： 是这些项目在全体老百姓都多少能够受益的前提下，能够奠定整个社会的最基本消费基数。不仅对于稳定国家的基本消费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基本保障项目，更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最基本屏障和底线。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或是不发达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几乎在这类问题上没有不答成一致的。因为国家财政收入的用途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面临当前的“商品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的条件下，国家财政收入如果继续投资和投入商品生产和交换领域，那只能会使商品生产和产能与商品交换和运能的“更加过剩”。即然市场能自己做出许多事情来，国家财政收入就应该做一些公平分配和促进消费的事情了。　　

  （一千零五十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一个骑驴找驴的伪命题，市场由不已久，何需取向。有人把原来“完全”由国民经济二次分配，也即国家财政收入“统一支付”的有如教育、医疗、老保，及新闻出版、娱乐、体育等事业和项目的费用的分配格局，转变到“部分或是全部”由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通过创业创收并就业等分配形式赚取收入进行企业或个人支付费用的分配格局改革叫做“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其严格地讲，这是一个不择不扣的骑驴找驴的伪命题。　　

（一千零五十三）这种“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原本就在“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之中了，又哪来什么进市场、造市场和市场化取向的问题呢？“市场和市场经济”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其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无论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下，还是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下，只要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就存在“市场”，就存在“市场经济”。比如教育，国家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获得财政收入，要投入学校的校舍等基设施建设的“生产”环节，要进入支付学校的教职工工资和各种教学办公费用等的“分配”环节，投入学校校舍建设的投资、教职工的工资和各种教学办公费用等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换”活动，并还要进行各种最终的“消费”活动等等。这一切本身就在市场经济的四个环节中循环和演变着，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市场或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你“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只是把这个“市场运行”再挪到另一个“市场里运行”罢了。　　

（一千零五十四）把“竞争和价格机制”等引入市场的两种情况之一： 是在商品生产“紧缩或是短缺”状态下，是不存在或是很少存在“竞争”的。因为在商品“供不应求”的状况下，有限的企业正在生产着那有限的商品，企业之间不存在竞争，或是很少有竞争的现象出现。不管那商品的质量是好是坏，价格还是贵是贱，人们排着队正渴望地等待着购买。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和价格”等市场经济中的“活跃因子”，都变得呆板而没有活力了。 这就是慢长的封建市场经济社会和社会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也即毛泽东时代的商品生产处于“紧缩和短缺”状态下，很难看到同行业的同类商品“品质和价格”等比较下的优胜劣汰“竞争”了。　　

（一千零五十五）把“竞争和价格机制”等引入市场的两种情况之二： 是商品生产“供大于求”的状况下，“竞争和价格” 等市场因子才能恢复其生机和活力。在商品生产“供大于求”的状况下，由于同行业的同类商品生产的增多达到“供大于求”的商品生产和产能过剩与商品交换和运能过剩时，“竞争和价格”等市场经济中活跃因素才会重新恢复它们的生机和活力。才会出现同类商品在“品质、价格、安全性”等方面进行相互比较和选择的优胜劣汰的竞争。　　

（一千零五十六）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出现，开始是在某些行业的商品生产和产能过剩的商品之间产生竞争。随着科学技术推动更先进的生产手段不断更新发展地对各行各业的渗透，各种所有制企业大量投资生产同类商品，这时的同类商品之间的竞争就会变得更加激烈了。　　

（一千零五十七）高新技术的采用，提高了商品生产的“效率”，并降低了产品成本，从而使“价格”优势凸现出来，并出现了“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同样品质”的商品在“价格竞争优势”发挥完结，并都达到了盈亏平衡点后，商品的上档次、多功能、耐用、实用、方便、安全性等的“品质上”的竞争便开始了。　　

（一千零五十八）竞争，有效地推动了企业对高新技术采用的积极性，推动了科技进步，但也使人类的商品“生产”步入了同类产品重复建设的资源和产能的过多浪费，环境的污染等的恶性竞争和恶性循环的怪圈，并日益发挥出其排斥劳动力的功能。　　

（一千零五十九）市场，是与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与生俱来”的，不是什么人可以通过所谓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引进或是改革出来的。　　

（一千零六十）“竞争和价格”，也不是谁想引入就可以引入的，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商品生产的相对过剩”。但“竞争和价格”等市场因子也不是万能的，其必须受到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等社会各层级组织的有效有计划的调控、自律和节制。否则就会造成各种危机、浪费和混乱等的不良后果。不仅在商品生产的“短缺和紧缩”时期，需要对“竞争和价格”等市场因子进行必要和有效的管制和调控，而且在商品生产的“过剩”时期，更需要对“竞争和价格”等市场因子进行必要和有效的管制和调控。否则也就谈不上现在的“燃油税”改革的国家定价和征求意见了。　　

（一千零六十一） 而这些“市场或是市场经济”中再正常不过的经济现象，反倒成了主流经济学人们整天神秘兮兮，张嘴必市场、结构、竞争、价格，闭嘴必这体制、那机制等地胡乱指导市场经济运行的格式化理论依据了，并且只要市场经济运行一出现点什么风吹草动，那必是市场化取向改革不彻底，竞争不充分，价格机制没发挥作用，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的可以解释一切、指导一切的“口头禅”。并且还把“主导和决定”市场经济四个环循环和演变的“分配”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标上了“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标签，来搅乱视听、遗害改革地“弄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由国家财政收入支付的社会公共福利项目的唯独中国由老百姓分摊的臭名昭著的改革业绩。也正这些徒有虚名，研究了一辈子“市场和市场经济”，竟然骑驴找驴地连“市场和市场经济”为何物都始终没弄清楚的主，也真是应该给其送上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市场” 的美名了。　　

（一千零六十二）“良知”不是呼唤来的，而必须是通过“集大成”地创立一种有“良知和人性” ，并被“社会”所认同的能够“准确合理地解释和正确有效地指导” 市场经济的运行的经济学理论，才能把“良知和人性”兑现。也有人在不停地呼唤着主流经济学人的“良知”。其实，就主流经济学人“个人”来说，也不见得就没有“良知”，关键的的问题是这些主流经济学人所依托的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嗜血成性的残酷无情，并为强势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理论，而其又是以此为营生的，在其不能创立出有“良知和人性”的经济学理论之前，也就只能“吆喝”这些玩意来混口饭吃了。　　

（一千零六十三）改革发展到今天，如果非要总结一下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话，那么只能总结出与其它大多数“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最基本的不同点的以下四条“中国特色”之一：  是中国保留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高级形式的国有制。其不仅成为国家权力和权威的依托和象征，而且还保证了国家的最基本的财政收入，和大宗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国家有计划生产调度和主导权，成为了国家稳定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权的立脚“基石”。据报导，2008年，国有制企业上交的税收已达到一万亿元的水平。　　

（一千零六十四）中国与其它大多数“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最基本的不同点的四条“中国特色”之二：是政治制度保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及其组成的大政府组织体系和军警体系。这种超稳定的政治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也是中国稳定和谐发展的政治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　　

（一千零六十五）中国与其它大多数“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最基本的不同点的四条“中国特色”之三：是唯有中国在国民经济二次分配中把教育、医疗、老保等社会公共福利项目“部分地”转移到了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由老百姓支付部分费用并形成了“中国特色”。　　

（一千零六十六） 中国与其它大多数“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最基本的不同点的四条“中国特色”之四：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大面积贫穷所形成的“商品生产过剩到了不得不向外国大量倾销商品与中国大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之间形成的尖锐社会经济矛盾。　　

（一千零六十七）很显然，“私有化取向的改革”和“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向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转变的市场化”的两大分配制度改革，可以说是相辅相承，互相促进，成功地完成了“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让多数人穷起来”的变革。 好在我国有稳固的政治制度，和“科教兴国”战略、“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及保留了能主导国民经济的国有制企业，这无疑是中国及其人民的幸运之处了，否则各种金融经济社会危机等就真的找不出什么好办法去对付了。 　　

（一千零六十八）中国今后中短期的改革开放任务之一：是保持并扩大“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规模和范围，并以此稳定和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发挥其在能够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比私有制更具有优越性的优势，强化国家权力的这个依托和象征。同时，还要强化国家税收杠杆的重要作用，强化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征税力度，通过国民经济二次分配也即强大的国家财政收入加大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力度。　　

（一千零六十九）中国今后中短期的改革开放任务之二：是保持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并在此基础上扩大民主，以便更好地反映各利益集团，特别是弱势利益集团的要求和愿望，那种被强势利益集团绑架的民主必须结束。　　

（一千零七十）中国今后中短期的改革开放任务之三：是通过国民经济二次分配，把教育、医疗、老保、住房、公益等社会公共福利项目中那些由老百姓支付的“部分”逐步给取消掉，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即期”消费能力，并有效地建立和构筑社会保障性屏障和大众的生存生活底线。这也是解决“商品生产过剩与大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之间矛盾的当务之急。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就业是需要重视，但在商品生产和产能严重“过剩”的今天，投资解决就业也必竟是有限度的。其实，给民众这种补贴性的福利就是在给民众增加收入，而以听婵释禅的“有收入就是最好的就业”的广义就业定义来看，政府做这些，正是给“民众增加收入”的扩大就业工作。　　

（一千零七十一）中国今后中短期的改革开放任务之四：是尽可能地减轻对出口外贸的过份依赖，力求把出口外贸额度逐步控制在占GDP的25%以下，实现国家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和经济话语权，改变目前被人称为殖民经济的过多对出口外贸依赖的不合理、不自主、不公平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　　

（一千零七十二）中国今后中短期的改革开放任务之五：是加强国防建设。世界从来就是弱肉强食，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都有基于国家利益的互相利用上。假如有一天你想自强自立，想独立特行，想不看人家的脸色行事，想不给人家痛痛快快地输送利益，看有人收拾你没？外国列强布于中国周边的事实，即使是再糊涂的人也不会看不明白吧！因此说，以当前风云多变的世界形势，我们无论下多大力气搞好国防建设都不过份。这个世界只能是以强权对强权，其决无它途。（待续）　　

四十九、“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定义，内容和怎样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千零七十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定义。 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指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和其人民，通过采取“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等管理方式和科技手段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运行方式”进行“转换”的过程。 这是听婵释禅试着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样一个概念下的一个内涵和外延相对锁定的定义。　　

（一千零七十四）“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的概念具有内涵和外延相对锁定的同样一个定义。不管我们把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经济运行体”，是用“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称呼，还是管其叫“短缺的经济、过剩的经济”；短缺的市场经济、过剩的市场经济”；“短缺的计划经济、过剩的计划经济”等的不同叫法。虽然这些概念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方式” 或是叫“经济循环和演变方式”等会有所不同，但这些概念却具有内涵和外延相对锁定的同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把这个“经济运行体”叫什么名称，其本质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只不过是“经济发展方式”，或是叫“经济循环和演变方式”等各有所不同罢了，他们都是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同一个“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运行体。至于这不同的名称，只要你愿意，那就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但这些不同概念所指向的同一个内涵和外延相对锁定的定义，那你就必须得承认，你也只能去承认，否则你就再去整出一个比这更能“科学、准确、合理地解释”这所有的经济现象，更具有如此宏观含盖性意义的定义。　　

（一千零七十五）我们通常把反映“政治运行体、经济运行体、文化运行体、军事运行体”等的这各种“运行体”的不同运行方式，就叫做“发展方式”，或是叫“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或是叫“循环和演变方式”。虽然这是几个从字面上看，好象意义有所不同的叫法，但所表达的“内容和实质”却是童叟无欺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的“运行体的内在机理”。如果我们把这种反映事物“运行体内在机理”的“发展方式”冠上“经济”二字，组成或是叫“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道路、“经济循环和演变方式”；或是叫“市场经济发展方式”、“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市场经济循环和演变方式”等的这类的概念，那么象“经济发展方式”这类概念也就是在表达和反映“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也即经济）”的这个“运行体”的运行方式。当然，还有“政治发展方式”、“文化发展方式”、“军事发展方式”等，但这些“运行体的运行方式”，无疑都是依附和依赖“经济运行体的运行方式”，并为其和谐稳定安全运行服务和起破坏作用的。　　

（一千零七十六）“经济=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经济发展方式=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发展方式”。因为“经济”的定义是：“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所以把“经济”的定义加在“发展方式”前面，就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概念了。　　

（一千零七十七）这里的“转变、转换”是一个关键词。这种“转变、转换”，即有向“文明进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可能，也有向“落后腐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可能。在人类的经济历史发展过程中，也避免不了“逆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倒行逆施。比如战争、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等各种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等对“经济运行体”的破坏，往往就会由“过剩的经济”时期，倒退到“短缺的经济”时期，但这类人间“杯具”必竟也是暂时的混沌迷失过程，最终人类社会还是要向着“文明进步”的“经济发展方式”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转变和转换”的。而我们国家目前所倡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然应该是由“过剩的市场经济”向着“文明进步”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转变和转换的“科学发展观”的取向。　　

  （一千零七十八）人类从“短缺的经济”，发展过渡到“过剩的经济”，还要发展过渡到“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也即最终要发展过渡到“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统筹兼顾与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的经济”。 我们把这种由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转换到另外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叫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或是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或是叫“经济循环和演变方式的转变”。如果说由“短缺的经济”，发展过渡到“过剩的经济”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话，那么由“过剩的经济”再一次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过渡，就是另一次可以基本上避免“各种金融经济社会危机”的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了。　　

  （一千零七十九）“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划分为：一是“以商品或财富生产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是“以商品或财富分配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 三是“以商品或财富交换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四是“以商品或财富消费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 五是“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等五种基本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或是叫“发展观”。 当然，也存在“某两个环节同时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比如：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更近似于“以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和交换为纲”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至于“某三个环节同时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是存在的。　　

（一千零八十）五种不同“经济发展方式”在当今世界上的实证分析之一： 是少数不发达国家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等的国家，由于是“短缺的经济”。所以，其整个社会更“突显”的是“以商品或财富生产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对“分配、交换、消费”环节方面，则不是很注重，或是讲究不起来。 　　

（一千零八十一）五种不同“经济发展方式”在当今世界上的实证分析之二： 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和朝鲜、古巴等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是不管国家是穷，还是富，都非常讲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或财富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和公正合理分配，并也处在“短缺的经济”时期。因此，其“突显”的是“以商品或财富生产和分配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在“交换和消费”环节方面，则比较讲究秩序化和节约化。其中的“抓革命，促生产”中的“抓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活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的商品或财富的分配方式组合形态”。也即那时的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防修反修、打击不正之风的防腐防变等，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泛滥成灾地冲击“财富共享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即“抓革命”地维护公平分配，“促生产”地发展“商品生产”。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就是“以商品或财富的分配为纲”地防止资产阶级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维护“共同富裕”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如果人们理解不到这一点，那就无论如何也难以准确合理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至于那时在实际操作中被人引向歧途，则肯定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一千零八十二）五种不同“经济发展方式”在当今世界上的实证分析之三： 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已由“短缺的经济”转换到“相对过剩的经济”。因此，其“突显”的是“以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和交换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在“商品生产”已不在话下的情况下，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特别是在不注重“财富公平合理分配”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由于整个社会是处于“少数有钱人没有即期消费能力，大多数想消费的人却没钱消费”的贫富两极分化状态下，尽管那些想促进“商品交换”的人们，绞尽脑汁地卖力推销，但还是不能有效地促进扩大消费。所以，这种“以商品或财富生产和交换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了整个社会的主要任务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属于这种方式。也即：特别注重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和交换，不太重视商品或财富的分配和消费。　　

（一千零八十三）五种不同“经济发展方式”在当今世界上的实证分析之四： 是少数发达国家，虽然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但由于其具有健全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并实行“有管制有计划的经济”。因此，其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也就能在“更高并相对公平的财富分配基点”上突显“以商品或财富分配和消费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 特别是整个世界已经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负责市场经济之“分配和消费”环节的工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负责市场经济之“生产和交换”环节的工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提供了充足且物美价廉可供消费的“商品”，并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最高级别类型的“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大循环和大演变过程”，才使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形成并突显了“以商品或财富分配和消费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　　

（一千零八十四）五种不同“经济发展方式”在当今世界上的实证分析之五： 是“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的经济发展方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 只有达成“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才能使“经济”最终达成“均衡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才能有效地克服和避免市场经济之“贫富两极分化、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生产严重过剩、生产严重短缺、交换严重过剩、交换严重短缺、消费严重过剩、消费严重短缺”等“四大类九个类别”的基本形式的金融经济社会危机。 　　

（一千零八十五）五种不同“经济发展方式”，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里的应用，往往并不是单一注重的，有时根据需要，还把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经济发展方式”加以特别重视的。比如：毛泽东时代就是同时特别重视“以商品或财富生产和分配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有的统筹兼顾的社会，还发展到“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最高境界。　　

（一千零八十六）这种由低级阶段的“以商品生产为纲”的“短缺经济”，向中级阶段的“以商品交换为纲”的“过剩经济”，再向高级阶段的“以商品或财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上升式的“转变、转换”过程，显然是人类社会不断地向着“文明进步”发展方向迈进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千零八十七）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的“中级阶段”，并准备向“高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转换”的过程。当然，以我国目前这种“商品生产”已不在话下，“商品生产结构过剩并以商品交换为纲”，但仍然不是很注重“分配和消费”环节的“经济运行体”而言，管其叫“过剩经济”条件下的“以商品或财富交换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可能更帖切。　　

   （一千零八十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虽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从宏观意义上讲，在不同的经济历史发展时期里，是一种对市场经济之“四个环节”的重视程度之间的“转变、转换”，但就市场经济之“每个环节”而言，也是需要“各自环节”的“由低级，向中级，再向高级阶段”地进行“转变、转换”的演变发展过程。 因此，也就需要根据“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对“每个环节”所要进行“转变、转换”的内容，做一个的宏观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概括，以便“正确有效地指导”市场经济运行实践。　　

   （一千零八十九）从市场经济之“生产”环节的角度看，我们所进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毫无疑问是要对“商品的生产方式”，进行不仅是工业化、科技化、规模化、公有化、管理化、节能化、环保化、国际化等的上台阶式转变，而且还要借助“这几化”，实现“商品生产”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化、效率效果效益化、环保节能化等的提升式“转变”。　　

  （一千零九十）“商品生产方式转变”的具体内容。我们现在所要进行的“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等的工作，就是为了彻底解决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环节的商品生产结构的不合理、不均衡布局的缺乏全局协调化和可持续化；为了彻底解决产业结构和产业链的低级化、低端化；为了彻底解决企业缺乏规模化、现代化、公有化和效率效益化；为了彻底解决产品结构的单一化，产品技术的简单加工制造粗放化，产品的低附加值和低效益化，商品生产的低效率和低市场占有率，商品生产的缺乏国际竞争优势的“独立自主”化；为了彻底解决商品“生产”过程中的高污染、高耗能化、低水平重复建设；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彻底解决农业商品“生产”的缺乏规模化、科技化、现代化、效率效益化，等等。　　

   （一千零九十一）这种针对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环节所进行的上档次、上水平、上台阶的“商品生产方式的转变”，无疑是实现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龙头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虽然高效率的商品“生产”活动，已经使由“以商品生产为纲”的“短缺经济”，转变成为目前的“以商品交换为纲”的“结构过剩的经济”，但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环节的龙头地位却丝毫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通过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即具体的“商品生产方式的转变”，来进一步提升这种商品“生产” 数量、品质和效益，并“转变”到“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过剩经济”状态，进而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一千零九十二）从市场经济之“分配”环节来看，我们所要进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该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进行不仅是向着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平合理的方向“转变”，而且更应该以此最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思想理念为准则，向“公有制与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为主导和统领地位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组合形态转变”，并同时极大地弱化目前的“私有制与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的主导和统领地位，实现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高级阶段的伟大转变。　　

   （一千零九十三）“社会财富分配方式转变”的具体内容。我们现在所要进行的“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改善民生，加快调整城乡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体系的全覆盖、均等化并不断提高”等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这种“社会财富分配组合方式的转变和调整”，来实现改革开放成果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共享，就是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通过对全体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保护和增加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大局，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组合形态。　　

   （一千零九十四）“社会财富分配方式转变”的实证。近年来，我们国家的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所进行的大力度建立健全“医疗、养老、教育、住房、公益和粮食及及农副产品、水电路气暖公交通信”等的“全覆盖、均等化并不断提高”和国家财政大量补贴等的“社会公共福利共享保障制度体系”，就是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扩大“按公权力分配”的社会财富分配的具体实现方式。而加大力度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就是尽最大努力弱化和遏制“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具体实现方式。正在酝酿的“房产收入调节税”和“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标准”等工作就是要削弱“按资分配”，实现社会财富通过调节调控实现合理均衡分配和共享的具体实现方式。正在酝酿的提高“个人收入调节税纳税基点（于　2011年9月1日　正式把个税起征点提高至3500元）和按家庭整体收入纳税”等的制度修改，则是要强化“按劳分配”的基础和普惠化作用，等等。　　

  （一千零九十五）这种针对市场经济之商品“分配”环节，所进行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重新组合，和促使各种“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所主导的财富份额，或是比重在“各种分配方式”之间此消彼长的转化，无疑就是实现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能否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关键环节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虽然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生产手段”的进步，实现着日新月异的高效率，并推动着社会财富成几何级的速度增加，但如果这些社会财富通过“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这些可以使社会财富无限度地、高速度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和集聚，那么这个社会即使其“生产”的商品再过剩，那也只能是“结构性的过剩”或是叫“结构过剩的市场经济”，而无法“转变”到“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过剩市场经济”状态，也很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一千零九十六）从市场经济之“交换”环节来看，我们所进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然是要对“商品的交换方式”，进行不仅是交易手段现代化、交易范围全球化一体化、商品的全方位互通有无化、交易的容量规模化、交换信息平台多元化等的上台阶、上档次式的转变，而且还要借助“这几化”实现交易的高效快捷便利化、交易公平化，诚守信誉化、交易成本低廉化、交易利润的合理双赢化等的向“公平合理”的最高“交换”理念的提升式“转变”。　　

（一千零九十七）“商品交换方式转变”的具体内容。我们现在所要进行的“国内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并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个“交换交易贸易”主战场，发展多层次的商品、资本交易市场，加快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等的工作，就是为了彻底解决商品“交换”环节的交换结构的不合理、不均衡布局的缺乏全局协调化和可持续化；为了彻底解决交换结构和交易链的低级化、低端化；为了彻底解决“以交换为主业、为生的企业”缺乏规模化、现代化和效率效益化；为了彻底解决交换交易层次的单一化，交换技术、交换设施和交换工具等的初级原始化，交换交易的低附加值和低效益化，商品交换的低效率和低覆盖率，商品交换的缺乏国际竞争优势；为了彻底解决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加快商品“交换交易”产业、行业和形式在各个新兴城镇的演生演化演变，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　　

（一千零九十八）“以商品交换为纲”，并以期纲举目张的“过剩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证分析。这种以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等的交换交易方式的“差价” 分肥；这种以炒房、炒地、炒股、炒期货、炒各种稀缺物品的交换交易方式的“差价”猎取；这种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官商勾结、黄赌毒和坑蒙拐骗等的交换交易方式的“红白黑纠缠不清”的“灰钱黑利”的掠夺、霸占和盘剥；这种以各种各样“服务形态”出现的交换交易方式的“劳务费”的赚取，等等。这种无处不在、播撒弥漫到整个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运行体”，并渗透到其灵魂和骨髓里的“交换交易贸易”，不仅推动了第一、二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且还几乎包揽了第三产业的绝大多数的就业机会。市场一体化条件下的各种“交换交易”形式，不仅推动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内部的互通有无贸易往来，而且还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同时还因为“交换力和交换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地演生演化演变出新的“交换交易”产业、行业和形式，增加和摧生了无法记数的就业和就业机会。这就是“以商品交换为纲”，并以期纲举目张的“过剩市场经济”的无穷威力。但不管是什么“交换交易”产业、行业和形式，都不能无限度地延伸膨胀和无法无天，都必须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之上，都必须要受到各个国家和世界“交换交易贸易”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制度和公共道德、公约等游戏规则的制约，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团等都没有“制外法权”。　　

  （一千零九十九） 从市场经济之“消费”环节来看，“消费”环节所演变出来的“消费力和消费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实现人类的生存、生活、享受，甚至是穷奢极侈等各层级消费档次的归宿点和落脚点的地位和作用。人类一切商品的“生产”活动，社会财富的“分配”活动和互通有无的“交换”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或是实现其“衣食住行用”等的仅仅能维持基本活命的“生存”的消费需要；或是实现其“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基本满足的小康“生活”消费水平；或是实现其“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基本上可以随心所欲的富裕“享受”的消费水准；或是达到其“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穷奢极侈的富翁“按需分配”的消费档次。但无论这种消费是处在何种档次，其最终都是需要通过“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消费活动”，来实现和完成市场经济的四个环节的一个又一个循环和演变过程的这个终结和开启另一个循环和演变的新起点。　　

  （一千一百）我们现在所要进行的“商品生产方式转变、社会财富分配方式转变”、商品交换方式转变”等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作的最终落脚点、归宿和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商品消费方式的根本转变”。也即通过不断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广人民群众由“生存消费”型，向“生活消费的小康水平”型实现根本性的转变，进而再朝着“富裕消费的享受水准”型进行根本性转变等。而无论是家庭化的，还是各种社会化的有如收入、公共福利、饭店、旅店、旅游场所、住房等消费手段、消费设施和消费工具的增加、扩大和建设，也就为这种“消费”档次和水平的提高，也即为“商品消费方式转变”提供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千一百零一）“经济发展方式向更高级别转变”的有利条件。新中国建立后所形成的完整强大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速发展，调动多个积极性，引入了“内资、外资私有资本”这个贪婪的因素，使“商品生产”规模和进程大大加快，特别是“股票等多层次证券资本市场”的建立健全和大量地引进外资，为筹集大宗资金加快商品“生产”创造了前提条件，再通过本国的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的大量引进各种高、中、低档的加工制造技术的模仿基础上的提高创新，所形成的商品生产手段和工具，交换手段、工具和设施的高级化，使商品生产和交换等的效率、效果和效益等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由此，也就在短短的六十年里，使我国的经济由“短缺的经济”过渡到“相对过剩的经济”，也即由“以商品生产为纲”的经济运行体，转换到了“以商品交换为纲”的经济运行体。这也是人们常说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种“转变”确实是具体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　　

（一千一百零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条件形成的原因。 一是“科技主义文化”主导和统领的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生产手段、分配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的进步，所形成的效率化、效果化和效益化等是起了决定作用的。 二是“管理主义文化”主导和统领的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对整个“经济运行体”正确合理有效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也是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国际主义文化”主导和统领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形成的互通有无，以及教育和信息产业的跨跃式大发展，特别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人们掌握先进的商品生产技术、分配技术、交换技术、消费技术和管理方式等创造了先决条件。　　

  （一千一百零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就是要对各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配力和分配关系、交换力和交换关系、消费力和消费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和转变、转换。 比如：在以前的文章里曾依据“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四轮汽车说”，对“GDP”的只注重商品“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忽略社会财富“分配”环节的“三驾马车说”进行了批判。只重视“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的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的“缺腿和短板”的“经济发展方式”，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做到“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的。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缺陷”，给整个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等的“经济运行体”造成的巨大伤害和破坏。因此，也就不能不轮番地出现上面所说的那“四大类九个类别”的金融经济社会危机了。　　

  （一千一百零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方式”的重要性。任何理论，无论其多么华丽，并具有把死人说活的说服力，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实现方式方法、措施手段和渠道”，那这个理论就必然地会成为哗众取宠并毫无用途的垃圾。　　

（一千一百零五）“封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方式：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条件下，通过“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为主，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辅”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组合形态”做为“宏观实现方式”的。并在此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进行，或是以“商品生产为纲”，或是以“商品交换为纲”条件下，实现“封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 　　

（一千一百零六）“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方式：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或是“以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条件下，通过“以按资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主，以按劳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为辅”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组合形态”做为“宏观实现方式”的。并在此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进行，或是以“商品生产为纲”，或是以“商品交换为纲”条件下，实现“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 　　

（一千一百零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方式：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通过“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占绝对主导和统领地位，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为补充”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组合形态”做为“宏观实现方式”的。 并在此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进行“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条件下，实现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也就是说，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实践”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理论之前，马克思的理论因为没有“列斯毛”等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现方式”，其“理论”也是被束之高阁的。　　

   （一千一百零八）“城镇化”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 是想融入城镇的大批社会成员能够在城镇买得起、租得起住房。再以人类赖以生存的“住”，而存在于“市场经济”的房地产业来说吧，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生产手段、分配手段、交换手段和消费手段等的进步，特别对第一产业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推动，将把象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的大批农村劳动力剥离出来并推向城镇地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这就为“城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即为各个“城镇经济运行体”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四个环节形成了“以自循环和演变为主，外循环和演变为辅”的发展格局。现在“住房的高价格”为这种“城镇化发展道路”设置了严重的障碍。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的大多数想融入城市的人，即使在城镇里有了工作并有一定的收入，也最终因为没安身立命之所，而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这就是说，“住房的高价格”，使“城镇化”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无法“加快”实现。　　

（一千一百零九）农村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就是因为有了即简捷又易操作的“具体实现方式”，在2009年9月至2010年2月，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将农村10%的60岁以上的1600万农民老人的养老金全部制度化、长效机制化地发放到手里了。这要不是因为“差钱”，恐怕全国范围的100%的60岁以上的农民老人的养老金发放任务也是可以完成的。　　

（一千一百一十）以上事例说明，那些能够“准确合理地解释和正确有效地指导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虽然很重要，但把这些“基础理论”付诸实践的宏、中、微观的各种具体的“实现方式”或是叫“法律法规、政策措施、规章制度和公共道德”等的“应用理论”，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即使有了这些“实现方式”，如果“组织力、执行力和监督力”上不去，那这些“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也即实现方式”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一千一百一十一）很显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为中心”。就是“以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中心”，更应该是“以社会财富的分配为中心”。　　

（一千一百一十二）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以经济之商品“生产”环节为纲，以期“纲举目张”的；在“过剩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以经济之商品“交换”环节为纲，以期“纲举目张”的。然而却使“分配和消费”这两个环节成为了制约“市场经济之四个环节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的短板。也就是说，无论是以商品“生产”环节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是以商品“交换”环节为纲的“经济发展方式”，其都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四个环节的循环和演变”还不是很良性合理化、很均衡协调化和可持续化发展并明显具有片面化倾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离“均衡协调可持续的过剩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尚有较大的距离和差距。　　

（一千一百一十三）我们所要进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市场经济之“分配和消费”这两个“短板”尽最大可能地进行“增高补齐”，以实现与市场经济之“生产和交换”比翼齐飞，形成市场经济之四个环节“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的可以克服各种金融经济社会危机的目的。否则不重视“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社会财富分配”的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就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终那“过剩的商品”，也就只能去哀求那些会印纸币、懂得怎么“分配”的外国人帮忙“消费”了。而自己家里的人，则只能是守着“过剩商品”的金山银海饿肚子。　　

   （一千一百一十四）我国所要进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从“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纲”的“结构过剩的市场经济”，向使“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转变。尽管我们与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已经明确了人类“文明进步”历史发展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人民，是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挡的！　　

五十、按照“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分门别类，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一千一百一十五）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依据“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分门别类地进行，更有针对性。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依据“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这个理论，并分门别类地进行，不仅具有针对性，而且还能提出理论依据充分的对应宏观经济政策措施。　　

      （一千一百一十六） 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环节”包括的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内容。从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环节来看，我们以前或是现在所提出的“硬发展、提效率、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降污染、节资源、用低碳、上水平、增效益”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口号，其都是针对商品的“生产环节”提出来的。　　

      （一千一百一十七）“调结构”等，就是通过调整内需与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项目布局结构、产品结构等，实现经济发展和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破坏环境型、浪费资源型、生存物化型等，向集约型、效率效益型、生态节约型、文化休闲型、生活享受型等的根本性转变，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向统筹兼顾、合理布局、科学发展的轨道上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企业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水平，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争取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更广泛的就业和大幅增加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而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就是说，面对我国“依赖外需、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品低档次和低附加值、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的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环节”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的针对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环节”所制定的这样的“调结构、转方式”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需要长期坚持的。　　

（一千一百一十八）“生产和产能过剩”问题的缓解政策措施之一：是通过这种“调结构、转方式、上水平”等的政策措施，来缓解“生产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样即可以通过提高商品档次，促进产业、产品升级换代等，提高对国外同类商品的竞争力，适当扩大一下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和提高附加值，也可以在广义上适当缓解一下我国商品“生产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一千一百一十九）“生产和产能过剩”问题的缓解政策措施之二：是要全国、各省市等一盘棋地对各种产业、行业项目等进行统筹兼顾、合理均衡规划布局，以此来缓解“生产和产能过剩”的问题。现在我国各省市的产业、行业项目等的布局，多是少数发达地区一头热，人力、物力、财力全往那几个地方挤，多没中西部和边远地区什么事。这显然不是均衡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大局观。　　

（一千一百二十）全国一盘棋地进行宏观经济的统筹兼顾、合理均衡规划布局的条件已很成熟。现在市场经济之“交换环节”已搞得很发达了，运输、信息等已不成问题了，特别是我国的“城市化”任务繁重，急需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居民的就业和安居乐业问题。而做为一个中小城镇，一般多是自己招商引资没多大能力，如果中央政府和其省市政府不统筹兼顾、均衡合理规划布局地把相应的产业和项目给布局进去，这大批中小城镇又如何能吸引投资大量项目增加就业呢？其各个中小城镇又哪年哪月能发展壮大起来呢？城镇化的目标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一千一百二十一）要形成众多以“各中小城镇”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的“自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经济运行体，就必须发挥各级政府“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产业项目投资规划布局的经济管理职能。除了国有企业和财政支持投资和本地招商引资外，比如对那些想上市筹集资金的企业，其若把企业创办在资源、人才等适合其企业发展的中小城镇，就可以把“优先其它企业上市”做为一个优惠条件，这显然应该是一个利益驱动下产业项目合理均衡布局的好办法。那种市场化的任性而为、自由调节的都往大城市里钻的产业项目布局，显然不是科学发展的大局观。就那大城市的房价吧，就把大多数人挡在了外边，可这大多数人也是要就业要生活的。毛泽东时代这种合理产业项目规划布局工作，就是我们的典范。　　

（一千一百二十二）通过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发展，不断增加就业量，带动中小城市的产业、行业进行大量地演生演化，用以发挥多个吸纳“过剩产品和产能”的积极作用，有效地缓解“生产和产能过剩”的问题。对此，切不要听信那帮无知无畏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者的所谓“市场化自由资源配置调节”的鼓噪。“市场自由调节”，那就只能把“好的资源”全部调节到条件好的地方，而使中国永远成为“大城市象欧洲，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象非洲”的区域发展永远达不成均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一千一百二十三）“生产和产能过剩”问题的缓解政策措施之三：是把现有部分过剩产业、项目和资本，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转移，以缓解“生产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一千一百二十四）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的“分配环节”包括的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内容。从市场经济之商品“分配环节”来看，我们所提出的“增就业、重民生、缩贫富、防通胀、缓紧缩、增信贷、扩内需”，以及“医改、养老、教改、住房、公益、公平、公正和粮食及农副产品、水电路气暖公交通信”等的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口号，其都是针对市场经济之社会财富“分配环节”提出来的。　　

     （一千一百二十五）“通货膨胀”就是“分配环节”形成的“分配力和分配关系”的矛盾运动，所产生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贫富两极分化”等三种不同危机表现形式其中的一个“穷人、富人通吃”的危害性很强的金融经济危机表现形式。从宏观的意义上讲，2009年我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已经在房地产、高档消费品等方面展开多时，部分商品也处在适度的通货膨胀状态，但大多数生活必需品还处于相对正常或是通货紧缩的状态。而到了2011年，通货膨胀已全方位展开，象住房、猪肉等部分商品，已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状态。　　

（一千一百二十六）缓解“通货膨胀”的宏观政策措施之一：是要控制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印钞机”印制钞票的能量。只要“股市等证券资本市场”保持“即不大涨也不大跌”的相对平稳运行的节奏。“防通胀”，可以说就基本完成一半的任务了。 大牛市的年景下，其印制钞票的能量，往往要比信贷和财政加一起的能量还要大N倍。比如：2007年大牛市所印制的巨量钞票。而2009年股市调控的节奏就“不温不火”的相对比较好。其“筹资功能和分配再分配功能”都比较适中，美中不足的是“税收功能”还比较弱势，你国家不从这上通过抑制“按资分配”过度地弄点银子，还上哪弄能比这个便利。而到了2010年，股市“中小板结构性的大牛市”和大规模的“非流通股上市”等，所印制的“海量”钞票，为2011年的全面通货膨胀奠定了宏大的“财富量”基础。　　

（一千一百二十七）缓解“通货膨胀”的宏观政策措施之二：是财政系统运用“积极和扩大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缩小贫富分化，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抗通货膨胀能力。以现在我国“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现实情况来看，采用积极或扩大的财政政策，有利于缩小贫富两极分化。　　

      （一千一百二十八）缓解“通货膨胀”的宏观政策措施之三：是银行信贷系统采用“稳键或紧缩的信贷政策”约束钞票印发。只要多用在“调结构、转方式或是促消费”上，也是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太大的支持力度的，因为以前借贷的是要还的，虽然可能因按揭等的是分期还债，但削弱很多以前贷款人的即期消费能力是显而易见的。　　

     （一千一百二十九）缓解“通货膨胀”的宏观政策措施之四：是在外汇顺差较大的情况下，通过尽量缩小贸易顺差的方式，减少贸易顺差造成的货币“对冲”所形成的过多印制钞票活动，控制通货膨胀。以上“四种”抗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在前面的“金融经济危机”部分都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在此就不多说了。　　

（一千一百三十）预防通货膨胀，国家还需要采取对“农副产品和工业等主要生活、生产必需品”进行大规模储藏、储备和储存的“深挖洞、广积粮”的策略。特别是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大规模收购、储藏、储备和储存，即可以保证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安全，也可以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农业基础的稳固和农村生存、生活条件的改善。在这些方面即使是“印制许多钞票”去收购储备都是非常值得的。这即可以通过全国范围的调济余缺，预防“生活和生产必需品”因为短缺而导致的价格大幅上涨所形成的“短缺性通货膨胀”，也可以预防因“生产过剩”导致的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所形成的“通货紧缩”的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农民大量失业等问题。　　

     （一千一百三十一）“贫富两极分化”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利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其作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贫富两极分化”的金融经济危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通货膨胀”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大多数人没钱买东西，商品不好卖，商品价格的大幅全面上涨同样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也即在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里，发生全面恶性的通货膨胀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更何况还有各级政府对商品价格，特别是生活、生产必需品价格”的严格管制呢？ 　　

      （一千一百三十二）“贫富两极分化”的金融经济危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重“通货紧缩”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多数人没钱买东西，商品不好卖，商品的价格就难以大幅全面上涨地会在低位徘徊，导致商品生产严重萎缩地产生“通货紧缩”。　　

（一千一百三十三） 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宏观政策措施之一：是大力增加就业，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保证就业人员收入的稳定和增长，通过这种国民经济初次分配来增加更多人的收入，以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说，“扩就业”应该是经济工作的一个长期且重要的工作。 　　

（一千一百三十四） 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宏观政策措施之二： 是增加和扩大财政税收收入，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公益和粮食用农副产品、水电路气暖公交通信”等生活必需品的“福利共享制度”，不仅是我国最紧迫的民生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共同发展潮流，更是坚持走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的“财富共享”道路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重民生”或是“强保障”，是宏观经济工作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长期重要任务。　　

（一千一百三十五） 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宏观政策措施之三： 是解决“三农”问题，应通过走农村合作化道路，解决农民整体收入提高和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　　

     （一千一百三十六）市场经济之商品“交换环节”包括的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内容。从市场经济之商品“交换环节”来看，“交换”设施和“交换”工具等的建设和投资，是各级政府和投资者最拿手，也是最愿意干的活。从总体上讲，商品“生产和产能过剩”了，商品的“交换和运能也相对过剩”了。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商品“生产和交换”手段、设施和工具等方面，“瓶颈”还有许多，该建设投资的必竟还有许多方面。也就是说，凯恩斯理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要管一些年用的。　　

     （一千一百三十七）市场经济之商品“消费环节”包括的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内容。从市场经济之“消费”环节看，“促消费”，除了发展“借贷消费”，大力发展“消费”设施和“消费”工具等外，还要通过增加全体民众的收入，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拉动。这在前面的“消费手段和工具运用”部分已阐述的很详细了。　　

      （一千一百三十八）从短中期来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进行的“调结构、转方式、增就业、强保障、重民生、防通胀、扩内需、稳增长”等，都是要坚持较长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口号。　　

五十一、完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监管、运营、经营”体系，促进国有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和统领地位　　

   （一千一百三十九）2009年3月，国资委筹划组建一家新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并用以运作和经营管理中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消息，是十几年来国有经济在被抵毁谩骂中被动地被肢解和大面积私有化改革以来，最让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的人们扬眉吐气的一项重大举措，其具有坚持和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基本制度不变色的一定的“里程碑”意义。　　

  （一千一百四十）“国资委——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各个国有企业”的三级经营管理模式，符合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监管、运营、经营”的实践需要。　　

  （一千一百四十一）“国资委筹划组建一家新的国有资产经营运营公司，并用以运作和经营管理中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这项参照“证券资本市场监管、运营、经营”模式的进行体制、制度设计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运营、经营组织体系框架，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　　

  （一千一百四十二）就“证券资本市场监督管理和经营运营”模式来说，其主要指：一是“银监会”负责对“中国人民银行和证券资本市场”等的监督管理和两大系统的宏观规划、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等；二是银监会下属的“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等系统，各自负责这两大资金、资本、资产“蓄水池”的市场运营过程中的监督管理、资产资本资金运营和运作等； 三是各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私有私营银行、外资银行等与深沪两大证券交易所，及其所管辖的各种证券交易企业，则是负责具体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等。　　

  （一千一百四十三）只有“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模式，虽然是一种成功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模式，但必竟还仅仅是一种“守摊”的监督管理模式。现在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政府，通过转变管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政府监督管理和经营运营职能和管理方式，把原来政出多门、管理效率和效果低下的多头管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职能，除了下放给国有企业以必须的自主经营管理权外，再就是把对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权集中到中央政府专设的国资委手里。　　

（一千一百四十四）在“国资委”下面设置“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经营运营公司”，再加上国有企业本身的运营，则就是一种良性循环，并谋求外延发展的进取性经营管理模式了。 今天要成立的国资委下属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经营运营公司”，正是与银监会下属或是节制的“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有一样的职能、职责和功能的不可或缺的负责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经营和运营”的重要部门。　　

（一千一百四十五）国有资产要想实现增值和保值，国有企业要想实现在国内和全世界进行战略性布局、发展壮大、结构性调整、重组和并购等，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经营运营公司，来进行宏观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指导运营和运筹操作”的部门。成立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经营运作公司”，正好可以弥补这种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运营和运作、及发展壮大等的政府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职能、职责和功能的缺陷。这样也就形成了“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运营公司—各国有企业”的与“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各大国有银行与深沪两大证券交易所等”一样的监督、运营、经营管理的三级监管运营模式。　　

  （一千一百四十六）“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运营公司”的重要职能和职责：一是保持并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通过“规模化、科技化、节能化、环保化、安全化、高效率、高效果、高效益”等经营思想理念的指导，对国家战略性产业进行全方位重组购并，促进国有企业规模发展壮大，促进并形成国有经济必须在各个战略性产业和领域占居主导和统领地位。三是对国外战略性产业，特别是能源原材料等战略性产业进行全方位的重组购并，并努力在国外建立国家国有企业，为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充足的基础物质保障。这也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和保证。成立“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运营公司”的职能、职责和功能等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其与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和分工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而做这项工作，仅靠国资委的宏观政策法律法规等监督管理，与国有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和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得有一个懂得资本重组购并运作，资产经营和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宏观布局、规划、计划、投资、购并重组动作等的部门，来进行“中观”层面的亲自运筹和操作。　　

  （一千一百四十七）政府应该代表国家和人民，“理直气壮”地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并使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和统领地位。政府根本不要理会那帮整天惦记着把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分光吃净的只为本既得利益集团着想的精英利益集团代言人声嘶力竭的阻挠和反对。那些外国和国内既得利益代言人的所谓精英们，之所以对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不分光吃净的绝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整天磨叽，就是因为他们从中能获得大量的好处，一个所谓的经济学家担任N个独董的职位，那就是每年几百几千万人民币的进项，他们怎么能不为那些想瓜分国有资产的即得利益集团卖命地忽悠，但那些已被金钱收买的所谓“独董”事实上那是屁也“懂不了”的。　　

（一千一百四十八） 分享“国有经济”福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国家是通过从国有企业征收的大量税收和利润，保持有如“水电油路气暖公交通信”等的战略性产业的“商品价格”相对稳定的低价格、安全性、节能环保性等，以及国有企业认真执行政府针对国企职工的有如工资、福利、老保、医疗、教育、住房公积金等的各项“分配”政策等来为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分享国有经济福利的。一个国家就象一个家庭一样，尽管国有资产，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一份，但分享的方式，却不能完全靠“分家分股份”的方式来实现的。比如：2008年仅国有企业就为国家上交税收达一万多亿元人民币，并通过“垄断税上交利润”等的这些税收和利润，来保障整个国家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运行的。同时，国有企业在安置大量人员就业的基础上，还能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国家针对职工的各项养老、医疗、教育、劳保、安全、公共福利、住房公积金等的分配政策。这也是一项国有经济福利的分配方式。　　

（一千一百四十九）而私有制企业和外资私有制企业，则不仅不能认真执行了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法》地保证了工人八小时工作制，而且也不能给予职工提供足够的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和必要福利，更不能按照国家针对职工的分配政策，给职工交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住房公积金、劳动保护等的保险和福利，并且还把偷税漏税当成巧取豪夺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谋利手段等。　　

（一千一百五十）建立“国有资产经营运营公司”需要做的重点工作之一： 是要建设好“国有资产经营运营公司”的领导班子。要把那些对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认识和理解深刻，并能誓死捍卫公有制经济的有德有才之士选拔进来。绝不能象某些系统那样，净选些卖国求荣的洋奴买办地再把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折腾给外国和私人。如果那样，那这个部门还不如不成立。　　

（一千一百五十一）建立“国有资产经营运营公司”需要做的重点工作之二： 是要把大力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做为“主要”工作任务。通过宏观政策和规划计划，亲自操刀，或是指导已很成熟的有如宝钢、银行等那样的国有大型企业进行战略性的国内外布局，投资、购并重组。不仅要把“国内”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各种优质资产进行大面积投资、收购重组，还要象美国人收购中国优质资产那样，在把某些已被外国人控股和不能不收购的资产“再买回来”的基础上，还要“适当地”收购些外国企业的优质资产。　　

（一千一百五十二）建立“国有资产经营运营公司”需要做的重点工作之三： 是经营和运营好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保证其在国内各行业和产业，以至在国际上的绝对竞争力和垄断地位。　　

（一千一百五十三）建立“国有资产经营运营公司”需要做的重点工作之四： 是有效地指导各级地方政府下设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经营运营公司”大力发展国有经济，进行地方的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规划、购并重组等，做强做大国有经济。　　

  （一千一百五十四）就国有企业等的所谓“垄断”问题来说：那就是国有企业对国家的战略性产业是必须要进行垄断的。比如，有好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化大型钢铁、煤炭国有企业存在，你总不至于还叫私有制的中小型炼钢、煤炭企业来个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地大上“铁匠炉、小煤窑”吧！那样即不能形成规模经营，也不能形成规模效益，更不能达到节能、环保和保障生产安全等的目的。　　

（一千一百五十五）但如果国有企业存在过多的垄断利润，只要在“税收，或是利润税”上与其他行业企业找平就可以了。国家垄断是为了国家的总体利益、国家的权威、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更加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顺利实现，及规模经营保证的规模效益的增强国家竞争力和节约资源、环保安全，对于其垄断利润，只要通过全部或部分地“没收成为财政收入的”就可以了。　　

（一千一百五十六）当然，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只要是被划归为垄断行业并形成垄断利润，那就把这部分垄断利润先通过税收形式“交公”再说。这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在同一个竞争起跑线的展开公平竞争。也就是说，垄断企业要比平常的企业多交N个百分点的税，然后国家拿这些收取的垄断利润，也即税收，或是叫财政收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　　

  （一千一百五十七）各地方政府也应该效仿中央政府的这一“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监管、运营、经营”的模式，来规划指导、发展壮大、结构性调整、重组和并购等，推动本区域的国有经济良性发展的。这对于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做为一个有战略发展眼光的地方政府领导人来说，还是要努力去发展国有企业，并使之成地方的就业和财政等的重要依托的。　　

（一千一百五十八）但大多数地方政府，还存在着一种越私有化越光荣的认识和不良的倾向，甚至把分光卖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当成一种政绩，并认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是政府的一个沉重的包袱，缺乏活力，缺乏竞争力，把国有企业当成“烫手的山芋”，千方百计地想把地方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折腾贱卖出去，美其名曰：“国有企业改制”。而不是想法设法地怎样把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些地方政府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把国有企业通过所谓的“改制”贱卖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另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搞什么招商引资，已有的“资”不好好利用和做大做强，却是很喜欢大搞“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把戏。　　

  （一千一百五十九）国有企业所谓的缺乏活力和竞争力的原因之一： 是国有企业能够认真执行国家的所有政策法律法规，特别能够认真执行国家的各项针对职工的“分配”政策，其产品成本相对私有制外资企业等要高许多。而私有私营外资等企业，不仅能够享受各项优惠分配政策，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偷税漏税等。同时，还在最低工资标准和执行《劳动合同法》、医疗养老住房就业工伤等保险和福利等方面，是没有几家认真执行的，其产品成本当然很低，并在同类产品中有竞争力了。　　

（一千一百六十）国有企业所谓的缺乏活力和竞争力的原因之二： 是国有企业是权贵们和其子女们“走后们”的就业基地，一大帮不学无术的人象一群“硕鼠或是蝗虫”一样，只要是哪个国有企业效益好，就会“走后们”蜂拥而去地给这个国有企业吃干榨净，然后再挪个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继续他们的“吃干榨净”本能，而真正有本事的人在这类国有企业里是从无出头之日地发挥才能的可能的。对于任何一种所有制的企业来说，没有人才，或是有人才而人才不能发挥作用，在现代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那是只有等死的结局了。许多国有企业就是这样被这一帮帮“硕鼠或是蝗虫”给吃干榨净而搞黄倒闭关门的，这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搞国有企业也是有这方面很大原因的，既然谁都无法摆脱关系网的纠缠，也就只好把企业变成六亲不认只认钱的私有制外资企业了。政府即摆脱了包袱，少操不少心，又能尽可能地摆脱关系网的纠缠，还会因私有制和外资企业能占到国家和打工者许多利益上的大便宜而使企业效益不错，还能为政府财政多混些收入。　　

（一千一百六十一）就“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的腐败来说，无论是对什么所有制的企业来说，都是不能完全避免和克服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但就国有企业与私有制企业相比较而言，私有制内外资企业的腐败浪费更严重，更无度。尽管这些从现行政策和法律法规上看，好象睁一眼闭一眼地还挺合理、挺合法、又挺合乎政策规定的，但其实质是比国有企业的腐败浪费要严重得多，性质更恶劣得多。如果叫起“真”来，真要完全按着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的条文来认真去办，那岂是仅仅要监狱人满为患的事。　　

（一千一百六十二）某些国有企业内部的腐败问题，不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必要条件。在任何有“公权力”存在地方，都难以避免腐败滋生。国有企业内部出现了腐败，只要坚决进行严格预防和惩治腐败就可以了。国有企业里的领导腐败，跟选人用人有关，与监督管理跟不上有关，却跟人类最先进的“公有制”所有制形式本身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在这里说这些，就是要告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拿国有企业的某些害群之马来说事。要说事，哪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主们也没有屁股干净的，这是监督管理上的力度和预防的问题。　　

（一千一百六十三）倒是所有丑陋、丑恶、贪赃枉法、贪得无厌的“私有制”，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现在是贪赃枉法不管是多少钱，不管是有多大的社会危害，反正也是有了死不了的法律规定了，这些人还有什么好顾及和后顾之忧的呢？法律精英们早给自己及其主子们留足了后路了。　　

（一千一百六十四）内外资私有制企业的企业主们腐败和浪费问题之一： 是在占有企业绝大多数利润方面是最大的腐败和浪费。正是由于全中国无数的内外资私有制企业主的都是占有企业绝大多数利润，才汇集成了社会财富的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和转移的消费不足的严酷现实，由此也导致了目前的“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破坏和中断的经济危机。一个对宏观市场经济运行秩序造成如此巨大破坏的私有制的对社会财富的“疯狂过度占有”，能说不是最大的腐败和浪费吗？　　

（一千一百六十五）内外资私有制企业的企业主们腐败和浪费问题之二： 是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的不认真执行国家的任何一项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各项针对职工的“分配”政策，能说不是最大的腐败、腐朽和剥削吗？而私有制企业主为了占有国家的各项政策资源等的好处，其对公务员的拉拢腐蚀所形成的“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能量比国有企业不知要多少倍。比如：资本家利用私有制企业的公权力，对雇佣工人不执行“劳动法”的加班加点，不给雇佣工人交纳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金，不给雇佣工人住房公积金、劳动保护等福利待遇，而把绝大多数企业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等，就是“利用企业的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最大腐败。　　

（一千一百六十六）凡是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分光卖净的地方和地方政府，大多都处于就业机会严重缺乏，财政紧张，民生改善滞后，经济可持续性不强，社会和谐稳定缺乏基础的被动状态。重庆是国有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其对重庆市财政收入的增加、对民生的改善、对宏观经济调控的随心所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待续)　　

五十二、通过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努力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破解“三农”难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共同富裕　　

（一千一百六十七） 现在城镇里的那些“股份”在“一个集体内”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均衡的企业，也就只能算做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了。而在农村现在还在搞着“一刀切”的个体单干式的“私有化”经济。其“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虽然还存在一些，但已属于凤毛麟角了。　　

本论题于2009年11月最早提出了“通过‘城镇化’发展，来缓解农村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的排斥，并推动农村农业规模经营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效益”的立论。随着星移斗转，国家在2010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已“英雄所见略同”地全面实施了“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特别是在重庆进行的农民进城的户籍制度改革和配套工程的大规模“公租房”建设，使这“一举两得”的城乡统筹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战略得到了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但从全国来看，这种“城镇化和农村集体经济规模化”的发展战略的实施还不是很理想，特别是对“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还非常有限。这不仅阻碍了“三农”问题的加快解决，也对农村“共同富裕”拖了后腿。本论题所提出的“城镇化”等的观点，虽然因已获得政策实施而有昨日黄花之感，但做为一种经济发展历史，把其记录下来还是有一定的回味价值和参考意义的。同时，对于当时提出的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政策建议和理论观点等，也还是有其来日之参考价值的。重庆市在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中提出的“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个”的计划和设想，应该是对这种“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观点”，在当代条件下的一种实践诠释吧！　　

（一千一百六十八）既然大力倡导“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和多种实现方式，那么政策就应该宽容包容一些，让各个集体或是人民，特别是农民，去“自由选择”自己认为合理合适的所有制实现方式。现在只有极个别的象“南街村”等那样的大熊猫式的稀有动物性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合作组织了。这就显得不是很正常了。难道说，在中国就只一种“私有化”道路是农民们一辈子的唯一选择了吗？　　

（一千一百六十九）政策应该有一种更大的宽容和包容，组织并允许农民们“完全自由地去选择”，或是选择以“家企合一”的个人或小集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私有化”所有制形式；或是选择以“一村、一组、专业合作社”等为单位的“集企合一”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大集体”的所有制形式等。 就是在同一个村，也可以完全自由地允许人们，或是选择单干，或是选择走集体化道路。既然土地上总得有人守候，那么与其非得走土地流转集中的私有制的“农场式”的企业化道路，倒不如组织让一部分农村“完全自由地选择”，实行“集体化的亦农亦工亦服”的自力更生的自我发展道路。南街村等这面旗帜，为农村走集体化道路和新农村建设提交了令世人满意的答卷。　　

（一千一百七十）农村走集体经济的“专业合作和股份制合作”的“集企合一”发展道路，是向着“共富化、规模化、科技化、现代化、专业化、节能化、环保化、安全化”等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共同富裕”之路。 如果说农村搞与封建社会一样的“私有私营化改革”都算不上“走回头路”的话，那么农村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就更不能说是“走回头路”了。　　

（一千一百七十一）农村走集体经济的“专业合作和股份制合作”的“集企合一”发展道路，可以通过走“互助合作的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人类就是再城镇化，人也不能不吃饭，土地也不能没有守候者，与其让农民都进城，还不如通过一种更好的“集体所有制形式”，把大部分农民就地就业化、产业化、共同富裕化。　　

（一千一百七十二）只有擎起“公有制”的这面大旗，才能在“公有制”的土壤里长出“缩小三大差别”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伟大硕果。在“私有制”的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组合形态的土壤上，是无论如何也生长不出“共同富裕”的花朵的。因为私有制的“按资分配”的“使社会财富由多数人手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和转移”，以及私有制所必然滋生的“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使社会财富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集中和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性是不可抗拒的。　　

（一千一百七十三）现在有很多办法可以推行“公有制”，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因为可以通过强大的公共财政、国有企业和政策资源，去扶持“公有制”企业发展。城市工业发展需要的“规模化、科技化、节能化、环保化、安全性、竞争力”等，必然会造成各类企业的重组兼并，而政府和国有企业是最有组织力、执行力、资金资产实力，并符合“工业现代化”要求的重组兼并的主体和主力。这就为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创造了前提条件。比如：重庆市“公有制”性质的公租房建设，其这样的国有企业，如果能控制住房的一半的存量和增量，就必然会挤走挤垮大量的私有制唯利是图的房地产企业，并有效地平抑房价，使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一千一百七十四）农村走集体化道路，可以通过给予农村“互助合作和股份合作”的集体组织以强大的财政和政策支持来获得实现。特别是让集体经济承担大量的社员的生老病死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资金”的开资，而必然地优越于个体户的保障水平，那这集体就有了吸引力。　　

（一千一百七十五）通过股份制等形式的“利益机制”，把“承包的地、承包的山和承包的其他农业门类”等的各农户的资产连接起来，并通过若干个紧密或松散的承包管理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生产单位，类似于工厂的车间、小组的方式组合起来，组成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公司，然后形成统一“加工制造和对外销售”的完整农业产业链条，就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率、效果和效益。农业集体组织如果有了积累和余力，再向就业能力更强，经济效益更好的工业和第三产业进军，其N个华西村的再生，也不是多难的事情。以前的生产队，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一个“以粮食及农副产品生产为主业”的综合性企业，或是叫“公司”而已。现在通过多种“互助合作”的方式，把这种“集企合一”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重新建立起来，并发挥其可以“共同富裕”的作用，是可以进行大胆探索的。　　

  （一千一百七十六）中国“公有制经济”必须要有个大发展，无论是筹建可以大力发展国有经济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经营运营公司”，还是大力发展城乡，特别是农村的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其无疑都是有效缓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也即缓解大范围就业压力的有效举措和行之有效的手段。因为中国什么也不缺，缺的只是去用合适的社会主义思想理念，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地调度他们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分配。　　

   （一千一百七十七）“三农问题”解决的出路，不仅要靠“马列毛主义”的“互助合作、合资合营”的社会化大生产、大交换的生产与交换的协作关系；靠集体化的社会财富共享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靠有组织管理、调节调控、规划计划、监督约束的市场经济”等思想理念做为指导，而且还要结合中国社会已经从“短缺的市场经济”，过渡到“过剩的市场经济”的农业经济“国有私营”普及化的农村新形势，在总结国内外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炼出符合中国农村客观实际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一千一百七十八）既然人类离不开吃饭，那“土地”就总是需要有人去守候。按理来说，粮食等农副产品是比任何工业品和任何第三产业的服务都值钱得多的。在饥荒年月，一块金疙瘩换一口饭吃的场景是再正常不过了。但为什么靠生产人类这种命脉的粮食等商品的农民却收入上不去地被无情地边缘化呢？这就是“过剩的市场经济”为人类出的一道关于“供求关系的价值规律”的难题。于是，世界各国不管是什么“主义或是所有制”的社会，都开始对这种无法产生更多附加值的农业进行了“天经地义”的全方位的保护和优惠政策扶持。　　

（一千一百七十九）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农业大国，现在守候“土地”的人还实在是太多。随着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粮食及农副产品等商品“生产手段”等的进步，在土地等就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其对农业劳动力的剥离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这就必然要出现中国有几亿的农民脱离土地在城镇的大中小企业里有如过客一般地居无定所，最终还要叶落归根的“离土不离乡”的特殊经济现象。　　

  （一千一百八十）一些人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是“实行土地流转集中，但却不考虑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安生立命”，从而陷入了“顾头不顾腚”的逻辑悖论。比如“土地流转集中”的解决“三农”的思路，虽然通过农业大机械等规模经营，是可以提高地主等阶层的收入的，但其前提是得为那些脱离了土地的农民，找到一个稳定的在城镇生存、生活并致富的出路。否则就还是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农业政策。　　

  （一千一百八十一）农民不能在城镇安居乐业，必然会造成农民就象候鸟一样，经济高涨的时候，就来到城镇，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就又把其打发回农村原地的现象。中国的历次经济危机，都是通过这种牺牲农民的利益来进行化解的。　　

（一千一百八十二）造就一个“农民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在原地，或就近城镇也能安居乐业，共同走向富裕的体制机制，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出路。　　

（一千一百八十三）加快城镇化，无疑是解决脱离农村的农民到城镇就业安家的一个配套的政策措施，可以说也是起到了“双方各得其所”的推动农村集约经营效益和解决进入城镇农民温饱的重要作用。但对缺乏在城镇工作的知识和技能的农民，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则就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也是农民在城镇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并安家定居下来的前提条件。　　

（一千一百八十四）由各级政府来组织，采用“互助合作的均股”股份制形式，或是“专业农户合作制的公司”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并以“集体所有制”形式实现“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的“分配方式组合形态”进行集体内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财富分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由谁来组织，并采取怎样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或是叫采取怎样的“所有制”载体形式，特别是采用怎样的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由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共享”的“分配关系”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其它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还是很好办的。　　

（一千一百八十五）毛泽东时代曾经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人民公社指导下‘队’为基础”的“小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和机制的蓝本。华西村等又在其基础上进行了适应“过剩的市场经济”新形势的“亦农亦工亦服”的改进和完善其“小市场经济运行体”的“以自循环和演变为主，外循环和演变为辅”的功能，从而使其“小市场经济运行体”充满了活力。　　

（一千一百八十六）毛泽东时代那种思路的某些具体作法，可能不一定会适应当今已“国有私营”三十多年来并一盘散沙的农村，但象华西村等吸收了毛泽东时代的“合作合营生产协作关系、集体财富共享分配关系、有管制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等思想理念的精华、精髓和精神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和完善所出现的充满活力的农村“小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却是有极强的借鉴意义的。　　

（一千一百八十七）华西村等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作法，是符合听婵释禅关于在一个“小级别类型”的集体经济组织体内，或是叫综合性大企业内，或是以前叫法的“小队”等的“小市场经济运行体内”，也是完全可以实现“以自循环和演变为主，外循环和演变为辅”的“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并也完全可以解决其组织体内的所有成员的就业、福利和生老病死的制度安排的。　也就是说，尽管现在的农村农民还是一盘散沙，但只要组织规划和政策扶持的有力，通过这多种方式，也是可以找到走出“三农”困境的道路的。　　

  （一千一百八十八）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在对“农村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彻底摧毁后的变成一盘散沙的今天，已使由原来无数个“集体经济合作组织”与“各级政府”的“多个积极性”共同解决农村“所有社员”的就业、福利和生老病死的制度安排问题，变成了只有“中央政府一个积极性”去解决农村“所有社员”的就业、福利和生老病死的制度安排问题了。比如：现在农村农民的养老、合作医疗、教育投入等，绝大多数都只能由“中央政府”这一个积极性去承担承载。有很多地区给农村农民发放的养老金，除了中央政府财政给的55元基础养老金外，其各级地方政府和乡村基层政府组织，以及因为完全没有了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等，而“一毛不拔”地没有在55元的基础上添加一分钱。这就是全面摧毁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后，而使全中国的农村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要全部靠中央政府一家出血的只能调动一个积极性的恶果。有的地方政府虽然在55元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加了十元、二十元的，但显然已把自己完全地置身世外了，按理说是越往基层政府，是应该加码的越来越多的。　　

（一千一百八十九）走适合现代农村经济发展新形势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发展道路的要点之一： 是实现“商品生产”人与人、人与家庭、家庭与家庭等的相互分工、合作、合营的企业化“生产协作关系”，并实行农副业产品的高附加值精深加工，以及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进军。　　

（一千一百九十）走适合现代农村经济发展新形势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发展道路的要点之二： 是集体内的“财富分配”，要通过“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的分配方式组合形态，实现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集体所有制的“共同富裕的分配关系”。　　

（一千一百九十一）走适合现代农村经济发展新形势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发展道路的要点之三： 是实现“互通有无”的商品“交换”的公司化统一对外的贸易往来运作。　　

（一千一百九十二）走适合现代农村经济发展新形势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发展道路的要点之四： 是实现商品“消费”的家庭和企业等共存共处的分门别类的“消费关系”。　　

（一千一百九十三）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的“生产队”，就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在依靠“外在市场经济运行体”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生产队”这种“小市场经济体”的自循环体系。其好处就是在自己的“小市场经运行体内”，除了分工协作地生产粮食及农副产品外，还可以把自己生产的粮食及农副产品进行加工后统一向外销售，并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适当搞一些乡镇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各种服务业等，从而完成了一个“企业性质”的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可以使全体社员“共同富裕”的基本功能和作用。而由于农业收成要到“秋后算账”才能知道“生产队”赚了多少利润地结账的特定情况下，所以就只能先用一种劳动付出多少的“工分”进行先行记账了。　　

（一千一百九十四）农村的各种集体组织，或是叫综合性大企业，还可以象“华西村”等那样搞工业，搞第三产业等来解决其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财富创造问题。创造财富的能力和财富的多少叫“分配力”，以何种形式进行分配财富叫“分配关系”。　　

（一千一百九十五）通过政府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途径之一： 是通过给农村集体经济运行体以优惠的税收政策，让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逐步扩大并垄断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　　

（一千一百九十六）通过政府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途径之二： 是通过在城市里给农村集体经济运行体以特殊行政和财政政策，让农村经济体扩大并垄断农产品批发和零售行业。　　

（一千一百九十七）通过政府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途径之三： 是采取限制性政策，只组织城市资本进入农村的金融、保险行业等，把更多的市场留给农村等的政策措施，让农村各个集体经济的“小市场经济运行体”实现“以自循环和演变为主，外循环和演变为辅”的功能和目的。　　

  （一千一百九十八）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实现公有制的集体所有制这种“共同富裕的分配关系”。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商品生产协作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一千一百九十九）“公有制”可以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因为：一是企业或是集体的一部分利润可以通过发工资、奖金等“按劳分配”的形式发给经理或叫队长和工人。 二是一部分利润可以通过税收的形式，由国家建立“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方式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 三是一部分利润做为生产发展资金。四是剩余的利润则变成公积金、公益金等企业或是集体的公共资金，进行企业或是集体内部职工等的“生活必需品和生老病死的制度安排”。　　

（一千二百）公有制的企业，或是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所有利润，都通过“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不同渠道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地分配到了所有是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的手里了。不存在“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少数人独占和剥削的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农村的这种“财富共享”机制的优越性。这也是人类和谐稳定共存共处，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坚实的生存、生活基础和基石。　　

五十三、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不用还本付息”的公共财政理论创新探索　　

（一千二百零一）问题的提出。由于转型后“新保障体系”建立以前的欠账，物价的连年持续上涨，养老金的逐年提高，医药费和教育费用的大幅增多，各项交费的不及时和各项保障储备金不能很好地保值增值等因素的影响，诸如“养老、医疗、教育、公益”等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储备资金”，往往会有很大缺口。如何弥补这全体社会成员“人人有份”的社会公共福利资金的缺口，就成了大力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千二百零二）当今世界的财政理论。目前，全世界所有国家所依据的“公共财政理论”：都是“通过财政赤字发债的向富人借钱，并且还要将来还本付息”的方式，来弥补各项“社会公共福利保障”资金的缺口和不足，来弥补“公共基础设施”等资金的缺口和不足，而保持和促进各项事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这也是发挥国家“按公权力分配”方式作用的重要方面。　　

（一千二百零三）存在的问题。如果在财政转移支付和国有企业利润转移支付后，还不能弥补这个巨大的缺口，一般就只有通过财政赤字的发行国债的方式进行弥补，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借钱后还得连本带利地还，这又加重了以后的财政负担，形成财政对‘保障体系’输血的不可持续性”。美国等国家就是这样“新债套旧债，利滚利”地给国家折腾出几十万亿美元并达到GDP的90%以上的债务，使富裕的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借贷的食利”，不仅成了国家身上吸食有用血液的寄生虫，而且也使国家处处受到制约。当然，这种现象，也是“美联储”不是美国国家中央银行而必然受到处处制肘所必然造成的恶果。至于美国向中国等国家的借债，那实际上是向中国等国家借的实物商品，也即用借你的纸币买你的实物商品。然后再通过纸币的不断贬值而少还钱或不还钱。　　

（一千二百零四）既然这“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是“全覆盖、均等化”人人有份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平合理的事业，那为什么就不可以采取另外一个更直接、更简捷的办法去为“保障体系”输血呢？为什么要通过“还本付息”的方式，不断向富人输血并有意识地特意培养“食利者阶层”呢？　　

（一千二百零五） 听婵释禅的“新财政赤字理论”的依据和要点是：在“过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在建立健全“人人有份”的“全覆盖、均等化、不断提高”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过程中，“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基金”的筹集，主要应通过即定的企业、家庭和个人等各按比例交纳的方式进行筹集，不足的欠账和缺口，应由政府通过公共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和国有企业利润等转移支付等方式进行弥补，但因涨价、涨养老金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仍然还有欠账和缺口时，是可以通过按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以直接“发票子”的财政赤字方式，无偿直接划拨给相关的“医疗、教育、养老、公益”等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基金”的各个资金账户上进行调济余缺，并由全体社会成员人人有份地共享。不再采用传统的“发行债券并还本付息”的传统方式进行财政赤字。由此，一个在“过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此有违“量入为出”常规常理的“财政理论”，并用以对付“生产过剩和贫富两极分化”金融经济危机的“财政赤字的创新理论”也就诞生了。　　

（一千二百零六）“短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统“量入为出”的财政理论已经过时。提出这样一个财政赤字理论观点，一定会让那些在“短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迷信“量入为出”财政理论的传教士们大光其火，但还是请诸位先压住其雷霆之怒，听一听这“新财政赤字理论观点”有没有道理，然后再下结论。理论理论，就是要把“理”给“论”明白透彻了，“论”的合情合理了，对各方面或是对整个“经济体”没有什么伤害或是伤害很小，并且所有人还都能从中受益，又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性。那么这个“理论观点”又有什么不可以风行天下，为国谋强盛，为民谋幸福呢！　　

（一千二百零七）“新财政赤字理论”的优越性。其即可以解决政府每年都要还巨大借贷本息和从财政到银行反复折腾的成本上升的问题，也可以有效地解决各“保障基金”的资金欠账和缺口的很大问题。反正富人们的钱，你借不借，他也是得放在那里，他也没有什么即期消费能力，也不会对通货膨胀有多大推动作用，为什么偏要借他们的钱给政府背包袱呢？为什么不可以绕过这些富人走捷径呢？让富人们的钱，爱干啥就干什么，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这也是限制“按资分配”的通过利息食利的一个重要社会财富分配的调控措施。当然，富人也是一个子不少地从“保障体系”中充分共享好处的。　　

（一千二百零八） 财政赤字的通过发行债券，再还本付息的向富人借钱的“借贷消费”财政赤字模式，特别是对于那些可以捞回本钱，并有利润可赚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等实业项目，是可以继续实行的，但对于有如养老、医疗、教育、公益等的只搭钱不赚钱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的这些人人有份的最基础方面，就可以不再采用这种“借钱后需要还本付息”的财政赤字方式了，而是完全可以采用“直接印发钞票”，并用于“公共福利保障体系，且不用再还本付息”的无偿划拨的财政赤字方式。　　

     （一千二百零九）对于不管是需要还债，还是不需要还债的财政赤字，人们最担心的，也是其危害性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可以引起物价上涨的严重通货膨胀的金融经济危机问题。这对于商品匮乏的“短缺的市场经济”来说，确实是“穷人、富人通吃，穷人更惨”的非常可怕的事情。但看问题不能总拿老眼光看问题。在“过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事情就会大不一样的，而且还能有效地扩大内需。这里可以举了一个例子。就拿　2009年9月1日　国务院新发布的“农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方案”来说吧。说是每个到60岁的退休年龄的农民老人每月给55元的养老金，一人一年是660元，全国就算有一亿的农民退休老人，一年也才需要660亿元人民币。这个钱显然是以前国家留下的欠账，是没有什么养老金账户储备的，但国家对农民的欠账总是要还的。这个数额就是每年发票子给这些农民老人，不用发什么“劳什子”的债券直接对冲地发下去，由于这几个钱都是面对最贫困人群，且是针对“生产过剩”的生活必需品的，并且将是均匀平均地播撒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一亿退休农民老人手里的，对于城市“小资”来说，农民老保这一年的660元还不够他们一顿饭钱；对于城市的富户来说，一个月的55元也不够人家买一包烟的花费。面对中国如此“生产过剩”的庞大市场，特别是那些堆在仓库里早晚也得腐败变质地要被丢到垃圾堆里的生活必需品，再就是死皮赖脸地求外国人帮忙消费的大量过剩商品货物等，就其那些分布在广大农村的畸角旮旯里的农民老人的这点可怜的养老金消费能力来说，可以说是对整个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可能连地皮都不会湿地微风一过就会给风干了，对所谓的“通货膨胀”又能有什么助推作用呢？　　

（一千二百一十）“新财政赤字理论”的试验，可以从“农民养老资金的欠账和缺口”上进行试点。这个“新财政赤字理论”，可以从农民养老金“全面兑现”所形成的“欠账“缺口的财政直接印钱的无偿划拨这个最安全的方面进行试点。看看每年中央财政拿出这个无偿划拨，并不用还本付息的660亿元人民币，能把中国这样一个“生产过剩”的庞大经济体给怎么样了？如果试一二两年竟然还真就是“无毒、无负作用”，那就证明这个“财政赤字理论和具体措施”是对路的，是对付“过剩的市场经济”，缩小贫富两极分化，加快提高国民福利的一个好理论、好办法。反倒要比借债后，还得还本付息，并要经过财政、银行等若干个地方折腾的成本小多了，且国家还少了心理负担。也省了象美国两党那样“为了个债务上限”快一百来次的反复打嘴仗、搞游戏地瞎折腾了。也即美国两党折腾来折腾去，还不是最后得同意提高债务上限，不提高吃什么吗？　　

     （一千二百一十一）“养老基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弥补资金的欠账和缺口，其他那些人人有份的有如“医疗、教育”等的公共福利基金出现欠账和缺口的，也可以采用这种“直接划拨并销账”的方式进行运作。 以此来加快建立健全“全覆盖、均等化、不断提高”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缓解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加快向“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转变的步伐。当然，那种把部分养老金投资到“股市等证券资本市场”的羞羞哒哒变相“发票子”的积攒养老金等的办法，也是在资本社会条件下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一千二百一十二）弥补欠账和缺口的无偿划拨到“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基金”的份额，每年可以按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发行”，并且划定弥补“保障基金”欠账和缺口的范围。试验时期可以控制在财政收入的5%以下，投下去没什么“毒负作用”，可以再适当扩大一下比例，并且主要是弥补“养老、医疗、教育、公益”等的保障基金欠账和缺口，但这个事最好通过人大立法定出比例上线和适用范围，免得以后偿到甜头了，滥发起来可就要出现大的通货膨胀问题了。　　

     （一千二百一十三）“发票子”引发恐惧症的原因。可以这样说，一提到“发票子”这个词，在许多人脑海里马上就会展现出战争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商品极度短缺时的那种“物价飞涨，人们用麻袋装着钞票，饥不择食地争先抢购的场景”。在商品极度匮乏的“短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是否是“贫富两极分化”，任何“过量的发行钞票”都会导致程度不同的物价上涨的严重通货膨胀的。　　

（一千二百一十四）在贫富两极分化的“过剩市场经济”条件下，必要且“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发票子”，并借以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是可以通过共享发展成果，有效地缩小贫富两极分化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在科学技术推动“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和社会财富分配手段”等有了长足进步，并促使市场经济由“短缺的市场经济”过渡到“过剩的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如果再用“短缺的市场经济”的“量入为出”那种陈旧的“财政理论”来对付“生产过剩”，就有点力不从心了，特别是在可以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资本和权力世界里，就更无法做到“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共享”了。　　

     （一千二百一十五）美国等到发达国家，尽管是那样羞羞哒哒，并对搞了那么多财政赤字和债务有点不好意思，但从整体意义上讲，却是极大地提高了其全体国民的社会公共福利，特别是对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就是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其“按资分配”横行无忌的资本社会里，虽然其很多招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缺德的，但其在对付“过剩的市场经济”的诸多措施和办法上，特别是在财政的适度赤字政策，努力提高国民福利方面，还是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好办法的，只是办法太传统了一些。虽然美国因通过财政赤字的发行国债有几十万亿美元的债务，并也常受到各国传统“量入为出”的财政理论的大肆攻击。但如果美国的“美联储”银行是美国的国家银行，当初那些财政赤字，如果采用这个“新财政赤字理论”，是可以直接销账的，是不会整出这样没完没了地给资本家等富人打工“还本付息”这种沉重包袱的。　　

（一千二百一十六） 当今世界各国通过“发票子”，且不用还债，并可以直接转化成现实消费能力的方法之一：是通过“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这个“合法但并不一定合理”的巨型印钞机“发票子”来对付“生产过剩”，并加大贫富两极分化。 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有“筹资功能、分配再分配功能和税收功能”等三大基本功能。其中的“分配再分配功能”，除了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玩意，当今资本世界各国都是具有这种“合法”的“印票子”的巨型“财政部”功能的。不管其在制造“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做了多少恶事，并在现实中有多少的“不合情、不合理”，但其做为一种巨型的“印钞票”的印钞机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可以使大、中、小资本家和股民等在任何一个大街小巷的取款机上把各种炒作差价收入、股息红利等，都是可以马上兑现并变成现实消费能力的“社会财富分配再分配”的工具。　　

（一千二百一十七）公共财政赤字所发的“那点票子”与“股市等证券资本市场”所发的“巨量票子”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股市等证券资本市场”被定义为“合法的社会财富分配再分配”方式，对通货膨胀的助推作用，可是要比任何一种“发票子”印钞机的能量不知大多少倍的。而那种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公共财政赤字发那点票子的社会财富分配再分配方式，却总是会遭到“传统财政理论”的传教士的攻击和垢病。这不仅是即得利益集团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行为，而且也是对付“短缺经济”的“量入为出”的传统财政理论在束缚着人类的手脚。股市等证券资本市场印钞机可以没日没夜地印钞票，“财政部发点不用还本付息的钞票”，为全体社会成员谋点福利，加快改善国民福利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一千二百一十八）影响“过剩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社会公共福利改善进程的最大障碍和羁绊，就是那种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传统财政赤字理论。其不仅束缚了“生产过剩”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束缚着象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只不过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会灵活运用“遇到红灯绕道走”地通过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和通过财政赤字的借债大批量地发票子的贬值，来销账地大发全世界的洋财罢了。无论是管它叫“货币理论”也好，还是管它叫“货币战争或是叫财富掠夺”也罢，事就是这么挡子事。哪个国家认识到了这类对付“生产过剩”和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解决之道，哪个国家的国民就大占便宜，社会就和谐一些。这就是“生产过剩”的红利，你不吃这红利，那么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当今世界里，那就擎等着让别国或是少数人分享，甚至独享这份“红利”吧。计划生育的“人口红利”，中国人已经享受的差不多了。分享“生产过剩”的红利，是全体中国人民多年努力奋斗必须要加快共享的果实，“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那些传统的“短缺财政赤字理论”见鬼去吧。　　

      （一千二百一十九）当今世界各国通过“发票子”且不用还债，并可以直接转化成现实消费能力的方法之二： 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隔三差五地在全国范围内对时间太久找不着债主，或是确实无力还债的呆账坏账有毒资产等进行销账抹账的核销，也是一种“有债不用还债”的不劳而获的分配再分配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属于“钱已经花了，东西也进肚了，爱咋地就咋地”的无奈之举，但也是“吃饭不花钱”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不劳而获的社会财富分配再分配方式。其虽然能量规模也不小，但比起“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的巨型印钞机的发泡水平来，其只能高山仰止、望尘莫及和土瘪无能之极了。虽然其可能的对通货膨胀曾有过无法计算其能量的助推作用，但这必竟是一笔时过境迁的糊涂账，谁也说不清，谁也懒得去想的陈年旧账和老黄历了。　　

（一千二百二十）当今世界各国通过“发票子”且不用还债，并可以直接转化成现实消费能力的方法之三：是通过贸易顺差地“发票子”。 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开动印钞机印制了近20万亿元的人民币用来“对冲”。而这些没有实物商品作“对应”，并由贸易顺差引起的货币发行，不仅不用“还本付息”，而且企业和个人用美元等外币换到手的相应人民币，还可以冲进中国的实物商品市场购买到任何商品货物的，其不仅是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而且还成了不用还债的“空手道”印钞机。　　

     （一千二百二十一）当今世界各国通过“发票子”且不用还债，并可以直接转化成现实消费能力的方法之四： 是假币印制其势汹涌，也是一种“印完票子不用还债”的不劳而获的非法分配再分配方式。欧盟原来是把每一百万张钞票可以有100张假钞，定为临界点，但由于假币制作技术的飞速发展，已使现在的假币不用精密仪器难以分辩真伪的程度，打假困难加大，最后不得不把每一百万张真币里的假币容忍程度提高到120张。也就是说，不管世界各国如何打击假币，可世面上仍然要有“不劳而获”的且“成本很小”的几百亿、几千亿，甚至几万亿假币在全世界各国的世面上流通。这种违法的“分配再分配方式”，可是要比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福利发点票子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大多了。虽然这种“假币分配再分配现象”是违法的，但事实上却又为各个国家增加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且有实际发行钞票能力和消费能力，还不用还债的影子财政部。与其那些少数人可以独享，还真不如合法的财政部行使这一权力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点公共福利呢！　　

     （一千二百二十二）财政用于“解危济因的财政赤字且不用还钱”的分配再分配方式，在“生产过剩”的国家里，对通货膨胀的助推作用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况且是每个社会成员都“人人有份”的呢！财政发债和银行借贷，且都是要“还本付息”的那种“预支未来，超前消费”的“借贷消费”社会财富分配再分配方式。如果其规模过大且分布相对均衡，其对通货膨胀的助推作用也是非常大的。但一般来讲，“借贷消费”多是锦上添花的玩意，且即期消费增加了，由于借贷企业、家庭或个人以后要不断地还本付息，而必然地影响借贷人以后的消费能力，对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意义不是太大。与“按公权力分配”的财政分配再分配方式，对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一千二百二十三）对于需要“扩大内需并应对生产过剩危机”和有效地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现实难题的中国来说，在还不能把“按资分配”这种只能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和转移，并决定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分配的现实分配制度改变什么的情况下，与其哭着喊着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地求全世界各国来帮忙消费，倒不如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社会财富做为社会公共福利，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特别是分配给那些最需要消费的大多数穷苦老百姓，并让他们去帮忙消费。而这种财富分配方式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运用听婵释禅的“新财政赤字理论”，对这种公共福利的无偿划拨并不用再还债的方式，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对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谋福祉。就象重庆市那样在全国第一家全覆盖地为农村农民退休老人“无偿地已发到手”的那每月80元养老金那样去做。虽说这对于这些无助无奈的农民老人们不一定会起到多大的扶危济困的实质性作用，但有，总比没有强多了，并且养老保障制度却建立起来了，只要等国家和各种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并有钱了，那还不是想涨多少就涨多少吗！　　

五十四、中国在“世界货币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对策研究　　

  （一千二百二十四）中国经济已深刻地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体系之中去了。大约出口占中国经济总量40%的经济结构和外国私有资本占40%的所有制结构就是明证，同时这也意味着外资占有中国40%的社会财富，并在中国寄存着呢，如果哪一天外资想撤退不干了，中国那三万亿美元的外汇仅仅用于平仓都是不够用的。　　

（一千二百二十五）现在中国这个新兴经济体，是外资经济占“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私有制经济做为“基础”的所有制经济和利益分配格局。　　

（一千二百二十六）中国这个新兴经济体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 是“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为主体和基础地位，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次要和补充地位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 其不仅是一个社会财富必然地要向外国输出性的经济运行体，而且更是一个社会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手里集中和转移”和社会财富“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手里集中和转移”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　　

（一千二百二十七）在这样一种偏向少数人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组合形态”面前，其“纺锤状”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是完全丧失了其“经济分配理论”依据和依托的。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条件下，其痴人说梦式的所谓“纺锤状”收入分配格局的幻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样一个私有制“内资和外资”资本主导并为基础的经济体国家里获得有效实现的。而之所以有人还在玩命地忽悠，其无非就是想从理论上给人们寄托一种希望地来麻痹民众。谁见过一个私有制为基础条件下的内外资本家们会大发善心并脱胎换骨地抛弃“追求利润最大化并独享利润”的资本剥削、掠夺天性，并使社会财富分配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达成相对均等化、公平化的让所有人都能致富的社会财富分配状态？　　

   （一千二百二十八）“股份制”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但这“股份”是公家也即公众的，是私人或是私有集团的，还是外国私人或是外国私有集团的，当落实到每个具体的所有者或是食利者身上的时候，就不可能再模糊下去了。这时再把国有企业里的所有“私有股份”剔出，你就会知道当代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份额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了。也就是说，现在有众多纯种的私有制企业，有众多纯种的外资私有制企业，但却没有几家纯种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即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半国有半私有、半国有半外资”，或是“国有私有外资共有”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一千二百二十九）国有与私有的所谓区别，差就只差在“由谁控股”，并由谁任命总经理和决定利益分配等的实质问题上了。面对这样一种“混合化”的且公有制经济已不占“主体”地位，更不是“基础”地位，并将很快丧失“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体。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难度也就更大了，特别是所能左右的社会财富分配份额更是很有限了，你政府凭借什么资源可以促成“纺锤状”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呢？　　

  （一千二百三十）国有企业的转制，主要也是把企业转给了“内、外”私有制企业，或是股份化给了“社会里”的“内、外”私人和私企集团等，也即通过“上市”把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进行“内、外资”私有化了。因为尽管有很多国有企业的所谓“转制为私企”的几乎是等于白送，但国内的“私有资本”也仅仅是跟着外资喝口汤罢了，国内私有资本的购买国有资本的实力必竟还是很有限的。外资通过在中国建企业和对国有企业的购并所形成的资本输入和产能转入中国的洪流，并利用中国的资源、劳动力和污染中国的环境等基本上是“洗劫完了”大部分中国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产业，并把外资国家需要的“商品和钱”再运回去的办法，实现了“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最高级别类型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大演变”。　　

  （一千二百三十一）在中国，所谓的“国企垄断”，早已转换成了“外资垄断和私企垄断”了。国有企业的所谓垄断，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垄断了，而是早已变成“股份化”的多种利益集团从中分肥，并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企业了，并且所谓的国有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状态，也已基本实现了“私有制化”的经理阶层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的利益分配格局了。主流精英一谈分配制度等的改革，剑锋必指国有企业垄断。这无疑是外资、私企和官僚买办等利益集团企图进一步瓜分公有制经济的最后收尾冲刺。再看看现在还有多少赚钱的战略产业和基础产业不在外资和私有制企业手里，就知道是什么所有制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垄断”了。房地产业和大豆等粮食产业就是最明显的，且具有外资和私企垄断，并可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典型行业了。　　

  （一千二百三十二）所谓垄断，其特点就是：一是某个行业参与的企业比较单一，没有形成竞争机制用以调节供需、价格、质量、数量、安全和服务等；二是可以通过“虱子屎独一份”或是“供求关系紧张”等操纵商品价格获得垄断利润。根据以上“两条标准”，就可以判定哪些行业、企业是垄断了。对于垄断行业或是垄断企业，如果仅仅是企业单一性的垄断，但却不具有“垄断高额利润”，那也谈不上是垄断。比如：中国的电力行业，长期的“稳定低价格”，并造成全行业亏损，也就谈不上什么垄断和垄断利润了。这就是国家具有“电力商品定价权”，并施惠于全体人民的“公有制经济”给人民带来的实惠和好处。而不是象全面私有化的房地产业，在国家失去“住房价格定价权”后，私有制房地产垄断企业因为具有垄断利润而给全体人民带来的高房价。也就是说，“高额垄断利润”是构成“垄断”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比如：房地产行业的高额垄断利润，就构成了“垄断”的必要条件。房地产业就不管是有多少家企业参与，有多少种所有制企业在里面搅和，其都是童叟无欺的垄断行业。　　

   （一千二百三十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某些行业的垄断又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一个小区总不能有多家供暖、供水、供电、供气、电信等企业同时铺设多个管道和进行拉线吧，不是国企垄断，就得私企垄断，要不就是外企垄断。　　

（一千二百三十四）对于“垄断”可能的操纵价格来获取垄断高额利润的行业或是企业，政府通常的对策之一：是政府管制价格等。比如：对从事粮食及农副产品、供暖、供水、供电、供气、供油、公交等进行“生活必需品”生产和交换企业商品之价格、安全、数量、质量、品种等进行管制。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企业因为是垄断，就敢随意地大幅涨价、往商品里放毒素了。政府对其全方位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都是必须的，且概莫能外的。而实行国家对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垄断经营，并使国家具有这些商品的“定价权”，则是保持“这些商品价格相对稳定”的长效经济体制和机制。　　

（一千二百三十五）对于“垄断”可能的操纵价格来获取垄断高额利润的行业或是企业，政府通常的对策之二：是政府对企业的垄断利润进行“没收”，或是压制其价格上涨。也即对企业垄断高额利润实行征税、利润按比例上交等办法，来消除与其它行业或是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不公平竞争。比如：我国对石化等相对垄断的的行业或是企业已经征收的“暴利税”，就是这种对高额垄断利润的没收和限制机制。比如：国企电力行业等的国家压制其电价上涨，以至导致国企的亏损，也是一种约束垄断行业或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管理体制机制和方法。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国企垄断也好，还是私企垄断也罢，或是外资垄断也可，只要是被评定为是具有“垄断性质并具有高额垄断利润”的行业或是企业，就必然地要受到来自“对全社会负总责的政府”对其商品价格、质量、数量、安全和服务等，特别是高额垄断利润的管制和利益分肥式调控。当然，对“内外资私有制垄断行业或企业”，采用象对国企电力行业或企业等那样的压制涨价措施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国家已经失去了其相应商品的定价权。　　

   （一千二百三十六）国有企业垄断的重大意义。人们希望国有企业垄断的理由：是因为虽然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在相同的时间，采用相同的科技商品生产手段、交换手段等时，都是可以“生产或交换”出同等价格、数量和质量等的商品，但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更能有效地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划计划和调节调控政策措施地做到令行禁止，并成为为国家提供稳定的大宗商品和大量财税收入，并用以稳定供应和改善民生的财富支柱，才能更有效地通过其即有的“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解决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的财富分配地善待职工的问题，才能更好克服“私有制万恶之源”的无法抑制腐败和占有绝对多数企业利润的问题，并奠定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和基础。而私有制企业赚了大钱，除了“为富不仁”挥金如土的穷奢极欲外，再就是象中国的房地产私有制企业在2011年6月那样投巨资于“足球”这种娱乐活动地找乐子去了，而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的“雪中送炭”事业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一千二百三十七）“资本”在公有制企业里往往更规矩。而私有资本和外国私有资本可就是不管不顾、爱谁谁地仅“炕头一边热”地往资本家手里猛划拉了。这就是社会分配不公和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资本”万恶根源。现在一些大享特享“公有制”（政府、党校、大学、社科院所等事业单位都是公有制经济体系的成员）工资、保障、住房、福利等优越性，但却成为私有资本的代理精蝇们，面对国有企业拿出一部分利润为职工发工资奖金、建立健全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和搞点合理必要的企业公共福利等，整天叫骂不休，而对私企和外国私企把绝大多数企业利润都装进资本家腰包并穷奢极欲不闻不问。这些资本家的代言人对资本家对工人百般剥削压迫的低工资、低保障、无保障和没有合理必要的企业公共福利等不公平现象，却不是要求其向国企看齐，而是要求国企降低工资、保障和福利标准地向私企和外企的非人道、非人权低标准看齐，真不知这是哪门子“向落后看”的混蛋逻辑。这无疑是逆社会的“文明进步”历史发展潮流的倒行逆施。　　

   （一千二百三十八）正是这种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私有化（内私加外私）”根源，才形成了“货币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分布严重不均衡所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金融经济社会危机。这种或是通过和平演变方式，或是通过暴力革命方式转换“社会基本经济分配制度”的改朝换代的根本性危机，对于任何一个采用如此私有化利益分配取向的国家，其“社会制度”的改变都将是不可逆转的。　　

（一千二百三十九）应对“世界货币战争”的一个重要基础性工作，就是政府必须要做出必要的调控社会财富合理分配，并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前面进行完理论铺垫后，现在就“言归正传”地谈一下如何应对“世界货币战争”了。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已经在走私有化道路了，但却缺乏象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严格的社会财富调控机制。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的国家，是缺乏必要的条件参与“世界货币战争”的，因为世界经济的任何“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的金融经济危机，你贫富悬殊的国家都是脆弱得不堪一击的。　　

（一千二百四十）只有进行货币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实现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的“全覆盖、均等化和不断提高”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分配制度设计，才是应对“世界货币战争”最实质的解决办法，才能通过这种从根本意义上扩大内需的办法，减少社会财富或是叫商品等的不必要的大量输出，才能吸到些外资的血，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在经济承受能力大大增强的情况下，有机会通过适度的通货膨胀来与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条件下的美元或是欧元的大幅贬值赛跑，人民币的所谓升值或是贬值才可能具备足够的弹性，才能减少我们的外汇、资源等的过多损失。　　

   （一千二百四十一）面对中国经济的各种所有制的如此“分肥”格局；面对中国“产业经济也即实体经济”的已处在“生产和交换的结构过剩”经济时期；面对“资本”在没有出路的只能冲向虚拟经济印钞领域的“货币争战”时代；面对崇尚虚拟经济时代的“按资分配”必然泛滥成灾的导致加速走向贫富两极分化且很难逆转的时代；面对“按资分配”必然地要成为社会“主流分配方式”，并推动人类社会加强其“丛林法则性”的很难逆转的时代，调控资本、资产、资金等价格的“利率和汇率”等工具，就是一个必然地要被“资本社会”所高度重视的“兵器谱”中相对锋利的“货币战争”武器之一，面对如此不可阻挡和不得不应战的“货币战争，或是叫金融战争”，只要你这个国家融入了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资本化进程之中，那么任何国家就不可能脱了干系。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不管你是承认也好，还是装糊涂也罢，既然已经融入资本世界地同流合污了，就必须要勇敢地面对，并需要毅然决然地去应对这种“世界货币战争”，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中国如何在“世界货币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成了必须要直面的问题和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了。　　

   （一千二百四十二）“货币或是金融制管”，在中国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不能放松的，但中国资本金融市场正在复制美国的金融市场模式和垃圾金融衍生产品体系，以满足资本食利阶层的“按资分配”游戏需要，并且是很难逆转的资本利益集团的需求。可以预料，所有外国发达金融市场所能具有的金融产品，都将不可阻挡地会根据资本利益集团的整天磨叽和唠叨而出现在中国的资本金融市场里。现在“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不都出来了吗！“国际板”也在准备之中。这都是在为中国的金融经济危机积累着火药，可以想象一旦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了，随时随地的金融经济危机就会不断地烦恼我们。　　

   （一千二百四十三）应对“世界货币战争”的措施之一：是对于人民币升值，要顶住压力，实在顶不住了，也要小幅升值。这样可以给中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个缓冲和适应过程。至于“加息和准备金”等的货币政策工具，其对抑制通货膨胀和流动性等的意义不是很大。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和贸易顺差等这类巨型印钞机的能量，要比银行放贷和财政赤字等的能量大N倍，这可不是“加减”那么几个点的息和“提降”那么几个点的准备金率所能调控得了的。当然，其做为一种经济政策转变和变化的“稻草人”式的信号或是警告，还是可以对“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的“信心”有一定的打击作用的。不过，在有“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这类可以有效地促成通货膨胀的巨型印钞机存在，以及巨量贸易顺差的印钞机的作用等，此类“骡子睾废”的玩意最好别有事没事就拿出来比划。以中国人的赌性，如果银行肯给贷款，还在乎那么几个点的利息吗？　　

   （一千二百四十四）应对“世界货币战争”的措施之二：是“大量发行股票”筹集建设资金猛吸“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的血，特别是外国资本和富人的血，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企业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但开设国际板让外国人过来吸中国的血，却不一定合算。股市等证券资本市场是外资大量囤积的地方。反正上市企业干不下去了就可以黄铺。印花税也提点。全方位吸血，不仅外国的钱要吸，中国富人的钱也要吸，不吸白不吸，要不用什么发展生产，用什么改善民生。“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这个比财政赤字能量大N倍的巨型印钞机，不能光为外资和中国富人印钞票，必须多放出点血来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出点力。　　

   （一千二百四十五）应对“世界货币战争”的措施之三：是开征房产收入调节税，吸外资和富人的血，用于抑制高房价和把巨量闲置房产逼出来，并用征收的房产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建立社会公共保障体系，改善民生，提高国民福利，缩小贫富两极分化。房地产业是外资和富人大量囤积的地方。最好把外资挤走一些，别让他们在这里瞎搅和。　　

  （一千二百四十六）应对“世界货币战争”的措施之四：是用外汇大量购买外国资源进行囤积，特别是石油、铁矿石和各种中国稀缺资源。储备，储备，就是印票子也要储备。什么是钱，是财富？只有这些粮食、石油、铁矿石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和稀缺物品等才是真正的钱和财富。货币跟股票一样，是同一样的废纸。货币这种“东西”，国家要是哪天高兴了，是可以换成另外一种“纸票”来继续玩游戏的“东西”，而原来的“货币”也就跟废纸没什么两样了。　　

  （一千二百四十七）应对“世界货币战争”的措施之五：是国有企业用外汇大量回收外资和私有制企业在中国占据的重要战略产业，购买外国的战略性产业和高新技术，严格限制低水平、低技术、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企业的投资和产能转入，以便为国内中小企业留出生存空间。现在中国各地的所谓“招商引资”，已经成了不计成本的“拾到篮子里就是菜”的恶性竞争地步，完全违背了贸易交换的“互通有无”原则，不管本国本地有没有，招来就是政绩、就有回扣的引进外资，已经成了许多地方政府脑子里唯一的使命。　　

  （一千二百四十八）应对“世界货币战争”的措施之六：是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特别是大幅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基础上，没事也搞点适度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要贬大家一起贬，不能形成“币值”各国之间严重不平衡的剥削、掠夺和压迫弱肉强食关系。只有美元的大幅贬值，才会有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而从目前我国这“多种巨型印钞机”的轰鸣声中可以看出，中国想不通货膨胀都很难了。　　

（一千二百四十九）美元贬值所形成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之所以美国民众可以承受的原因之一：是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大量大范围的低价商品，并大量借给美国钱地替美国民众买单，极大地提高了其民众的抗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　　

（一千二百五十）美元贬值所形成的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之所以美国民众可以承受的原因之二： 是美国社会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公益和粮食及农副产品、水路电油气暖公交通信等“生活必需品”等的健全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体系”，成为其民众抗通货膨胀的重要安全高地。　　

 （一千二百五十一）美元贬值所形成的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之所以美国民众可以承受的原因之三： 是美国民众广泛地参与“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的巨型印钞机的发泡分肥活动，为美国民众的“旺盛消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再加上美国财政赤字和银行放贷的助推，其印制钞票的能量可就是任何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了，从而其也就成为了掠夺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巨大黑手。正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民众，在有了这几道可以闷生发大财的抗通货膨胀的“安全阀”的作用下，也就毫无怨言，并全无后顾之忧地忘乎所以去进行消费了。　　

（一千二百五十二）本来按照“世界货币战争”的对等原则，中国也是可以进行人民币大幅贬值地搞一搞通货膨胀的，可由于中国是贫富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别说搞人民币“大幅贬值”的通货膨胀了，就是搞“适度”的通货膨胀，那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也是要嗷嗷叫地难以承受的。此种“不对等”状态下的“货币战争”，除了挨打被吸的份，又有多少可以还手的余地呢？这种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别”条件下的“货币战争”，吃亏是注定的。　　

（一千二百五十三）人民币升值可以打倒谁？现在中国通货膨胀这样严重，人民币在进行着大幅贬值，可人民币对美元等却还在不断地升值，这本身就是美国等的国家在进行着对中国的残酷无情地财富掠夺。　　

  （一千二百五十四）人民币升值的“利”：在于中国如果实行了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模式，也即至少也要通过建立健全包括粮食及农副产品、医疗、养老、住房、教育、公用公益工程等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体系”，来兜底地稳定和扩大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来实现这种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模式，那么人民币升值后，大量商品被逼成内销后，因为有了这种“公共保障性的兜底消费”和“有了公共保障后的放心大胆消费”等，就会使中国即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也即高就业率，又可使中国的国民福利加速增加，必将对中国迅速进入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一千二百五十五）在通常情况下，通过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发点失业金、养老金（包括提前退休）等的“养起来”，也是比传统的“不劳动者不得钱”的必须通过出口创汇的，又是出口退税补贴，又是赚点外汇倒头来还得白白送人的“脱裤子放屁费那二遍事”强很多。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生产手段、分配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的迅速进步，不仅一般意义上地排斥劳动力，而且对劳动技能跟不上的劳动力的排斥力就更大了。同时，商品之生产、交换等的“效率”的几何级提高，特别是对于商品“生产”来说，已不需要那么多商品生产者了。所以，通过一定的“保障制度”养起来一些人，也是一种特殊的就业方式。　　

   （一千二百五十六）什么是钱？那丰富且消费不了的商品就是钱，只要有这足够的物质财富在那摆着，适当发点保障性的基本生存费用的票子，或是从财政收入或是财政赤字上弄一大块发下去，天是塌不下来的。也就是说，你有那“为了赚外汇而赚外汇”补贴的钱，你有那“为了赔外汇而赔外汇”的拿不回来可以花的废纸一样的外汇，还真就不如把那些“钱”通过失业金、养老金、医疗、教育、公益等“直接”发给一些必需的人来的成本低廉，来的自在地不受气。　　

    （一千二百五十七）大中国，几十个省，东西欧几十个国家加在一块也就不过如此，这中国就是一个中型世界，各省市县之间各种资源和商品等的“互通有无”的回旋余地空间是富富有余的。如此可以造福百姓的扩大内需的雄阔用武之地在那摆着愣是不用，却要去受那些外国人的威胁和气受，如何也让人想不太明白。　　

（一千二百五十八）世界贸易不过就是个“互通有无”，不能这边老百姓嗷嗷待哺你不管不顾，而人家不需要还硬往人家手里塞；你需要的，人家却不卖给你。所以说，只要有那丰富的商品的存在，也即社会财富的存在，就要首先把你自己国家的老百姓通过各种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设计和方式方法渠道等去答对好，那种“宁与外鬼、不舍家人”的变态心理是需要克服的。你外国没什么跟我交换的东西，只拿一堆毫无用途的“绿纸或是叫废纸”来忽悠人，这买卖做不做也是没什么意思的，这“互通有无”的贸易原则岂不是成了摆设。　　

  （一千二百五十九）中国外汇的损失已成定局，这是谁也难以改变的事实。当然，正数总比负数好，债主总比负债人阳气一些。必竟那个外汇就是废纸你也得有啊！要是反过来你负的这同样数额的债，岂不是更被动。　　

  （一千二百六十）人民币升值的“弊”：是以现在中国社会正在全面实现“浮世糠”式私有化的发展进程，资本家通过“按资分配”占有了大量社会财富，由此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使大量想消费的人却没钱消费，这必然导致大量被逼成内销的企业的商品在国内销售不出去，而使大量企业倒闭和人员失业。如果政府即不想通过失业金、养老金、大量公益性岗位等的“养起来”，又没有开拓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通过城镇化又因高房价使这种可以聚积人气并在新兴城镇里演变、演生出大量产业、行业并派生出大量就业岗位的预期落空等，那么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并引发的恶性“滞胀”经济危机，很可能就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和社会混乱。　　

   （一千二百六十一）中国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升值是“正在进行时”。如果在这很短的时间里不能解决社会财富的相对公平分配问题，让中低收入这个庞大的群体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升值后被逼回内销的企业没有庞大的消费能力支撑，将必然出现企业大量倒闭引起的失业而形成连锁的经济社会危机。　　

   （一千二百六十二）现在重庆所进行的改善民生，也即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体系”，和通过大量建设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等来克服阻碍“城市化”发展进程的高房价障碍和“瓶颈”，正是为了通过城市化的聚集人气，并通过其演生出的产业、行业来有效地加快解决就业的问题。正是薄熙来书记敏锐地看到了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大势下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这种发展趋势，并采取了这诸多有效的扩大内需的“切实可行和快速紧迫”的应对措施，才使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走上了快车道。　　

（一千二百六十三） 重庆在“公共保障性的消费”和“有了公共保障后的放心大胆消费”，及“公租房等消除城镇化发展瓶颈”，并将有效地推动就业，并在就业收入消费力的这“多股”强大消费合力的推动下，其经济强劲发展和国民福利迅猛提高的势头是不可阻挡的。更不要说对人才、资本、技术等的高强度吸引力了。如果整个中国都象重庆那样有如此的大智大慧，那整个中国在人民币升值后所带来的挑战，就会迅速被变成推动“民生改善”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也即高就业率”的双赢和机遇。　　

   （一千二百六十四） 现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目的，多是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稳住国际市场的份额，而不是想通过调整“分配方式的组合形态”来扩大内需。这从十六大就提出的“个税综合分类改革”目标，用了十几年时间也毫无进展，就可以看出其对收入分配改革有多么的漫不经心了。就更别提什么征收有如住房收入调节税、金融资产收入调节税、遗产税等大的收入调节税种了。　　

（一千二百六十五）世界市场是有限的，别的国家的人民也得生产、也得就业，也得生活。所以，仅一根筋地走外销的老路是没有出路的，也是非常短视的，更是不分亲疏地胳膊肘向外拐的。　　

  （一千二百六十六）现在在很大的程度上，因“私有化、市场化和外资化”的迅速膨胀已使贫富两极分化积重难返，政府可支配的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资源已非常有限了。如果再不重新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体系”这个解决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捷径入手，政府也没什么可以利用的分配资源了。　　

（一千二百六十七）如果应对措施不是象重庆那样通过缩小三大差距“共同富裕”的“切实有效和快速紧迫”的即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恐怕这种因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就在所难免了。有人说可以通过降税让利于企业，让企业再给工人增加工资和福利，国有企业可以做到，可私有制企业里的资本家会听你的吗？对私有制企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政府根本就没有管制和调节的多大余地。国家只能对国有企业那么几个人有一定影响，并且也只能是往下减工资，这是帮倒忙的无助于扩大内需的愚蠢办法。可其又不可能强制私有制企业提高多少多少工资和福利，再加上“那消费能力极弱且需要5年才能实现的55元农保等的长远规划”等的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工程。因此，这种应对“人民币升值”等危机的扩大内需的货币战争就难以有效应对。　　

   （一千二百六十八）现在人民币没有大幅升值，还在给中国一个机会，也是给美国自己一个机会。美国一旦其必须的产业重新整装上阵，并拒绝中国的适当商品，就会是“升值和贸易保护”双管齐下，如果到时中国的内需还上不来，那就有会引起“贫富两极分化、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多种形式的金融经济危机的难以应对的不利局面了。　　

   （一千二百六十九）要象重庆那样把财政收入拿出50%，甚至更多的份额用于改善民生，而不是用于扩大“三公”消费，就会对国家的整体消费有一定的拉动和保障作用。中国财政2010年那“8万亿元”的“大蛋糕”，应该对全体中国人民有所贡献了。虽然13亿人均才6千元左右，但拿出50%的4万亿元，也即人均3千元左右财政收入用于改善民主地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总是能解决很大问题的。　　

   （一千二百七十）人民币升值，从总体上讲，虽然中国做“冤大头”是免不了的，但如果能把这种“挑战”，象重庆那样通过各种“切实有效和快速紧迫”的应对措施变成“机遇”，那么这种吃亏就会因惊醒梦中人地变成内在发展和增加国民福祉的动力，那就没有白吃亏。而如果依然沿用原来的“宁与外鬼，不舍家人”的硬送硬贴地犯贱自残的对外贸易模式，而对“分配体制改革”仍然是应付差事地忽悠，那么就必然要“内外通输”地被彻底打倒。而成为对外，人家把你当个殖民地取款机；对内，人民就会把你当成送国賊而使人民“混多少年日子而今还是那个日子”的民族罪人了。 　　

（一千二百七十一）练好内功地扩大好内需，加大缩小贫富差距的力度，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公共福利共享保障制度体系”，加大民众参与“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的分肥力度等，让中国民众有更强的抗通货膨胀承受能力，这样才能创造条件跟资本社会的美国有抗争的可能和机会。否则你带着一帮抗通货膨胀能力极弱的普罗大众的“小米加步枪”，凭什么去跟人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飞机大炮”去战斗。当然，奋不顾身地投入所有的资源、环境、矛盾和贫穷等，也是可以战斗的，但那必竟是太惨烈、太悲壮了！现在中国的领袖们大声疾呼地倡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解决社会财富的相对公平分配问题，以及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体系”等，那显然不是没有缘由的呼喊。事就是这么点破事，看不看明白都要面对，但明白怎么被放血的，则是一个理性社会所必须应有的智慧。　　

   （一千二百七十二）中国面对已经身不由已，且必须参与的“世界货币战争”，尽管那三万亿美元的外汇早晚也是要喂狗的货，但却不能总那样被动下去，象上面说的那些应对“货币战争”措施的“大网”也是要勇敢地撒下去的，其实质就是要通过这些有效措施，来把这些内外逐利资金大部分地通过物化的手段放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让其成为国家的各种基础设施、工厂、房屋等的实物，然后通过防不胜防的金融危机对其进行不断的彻底洗劫，变成我们固定的合法化的物质财富分享给自己的国民。美国等发达国家上百年来，就是这样不断地洗劫其它国家的，这就叫玩“货币战争”，或是叫玩“金融战争”，你不玩他，他必玩你，这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回旋余地。今天已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只能去面对和应对，别无选择。（待续）　　

     五十五、 通过“房产收入调节税”等政策措施管制高房价　　

 （一千二百七十三）政府对“短缺的市场经济”进行更严格的管制是必须的。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科学技术推动市场经济之生产手段、分配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等还没有获得全面的更大的进步，特别是商品“生产”能力还不是很发达和效率很高，当时政府对于“短缺的经济”实行全面的“价格和供应管制”是非常必要且是必须的，否则“过大的需求对于相对短缺的供给”，就必然会造成“商品价格”的疯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是使大量饿死冻死人的局面出现。2010年初，朝鲜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生活必需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货币改革的涨工资，也即发票子，因为没有“足够的各种商品也即过剩的各种商品”在那顶着，也就必然会造成物价的全面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的“短缺经济”条件下，对“物价和供应”进行“必要管制”正确性的反证。　　

（一千二百七十四）政府对“结构过剩的市场经济”进行分门别类的管制，特别是对“生活必需品”的管制也是必须的。中国经过60年的努力，使整个经济由全面的“短缺的经济”，转变成为了“结构过剩的市场经济”。但到目前为止，其也仅仅就是个“结构过剩”而已，离“全面过剩的市场经济”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象“住房”等的这类相对短缺的生活必需品，更是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管制。虽然房地产业因全面私有化而使政府失去了“住房”这种商品的“定价权”，但在外围非实质性地吆喝吆喝地进行必要的“管制”还是必须的，否则政府就失去了其存在必要性。　　

（一千二百七十五）一般地讲，对于“过剩的商品，特别是非生活必需品，对其价格适当放松管制，对整个“经济运行体”的良性运行，多是没有什么太坏影响的。而且还会通过供求关系的作用，发挥其自由调节其商品增减供给的功能。但对于“短缺或是相对短缺的商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则对其价格等所进行的管制就要严格一些了。比如：粮食及主要农副产品、水油电路汽暖公交通信等“生活必需品”，就是很过剩，但其价格也是要受到比较严格的管制的。　　

（一千二百七十六） “价格放开，并由各个企业自由定价”，或是叫要“市场化定价”的商品，通常是要以“过剩或是相对过剩”为前提的，但对于象粮食及主要农副产品、住房、医疗、养老、水电油汽暖公交等“生活必需品”，则无论“过剩与否”，政府都是需要进行必要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比如：现在马上政府对农业“商品生产”完全放任地不进行任何补贴和扶持了，可以说用不了几年，粮食就会成为很短缺并价格很贵的生活必需品。比如：对水电油汽暖公交通信等“生活必需品”由各个企业自由定价，水一立20元，电一度10元，做一趟公共汽车100元，做一趟公共火车、轮船等几千、几万元，等等。那日子就没法正常过了。然而这并非是天方夜谭，在一个无政府主义条件下的私有化社会里，资本家地主是什么“价”都能定出来的。中国房地产业在三十年前，哪个会想象到会是今天的一平方米上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一千二百七十七） 对于商品的价格放任，或是叫“按照市场供求关系进行由企业自由定价”，人们通常笼统地管其叫“市场化”。 其与资改派的“公退私进”的私有化，及对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公共福利的剥夺化是两回事。　　

（一千二百七十八）“私有化与市场化”之异同。私有化必然带来市场化，但市场化并不一定就能带来私有化。比如：“公有制学校”的资产属于国家，其学生学费，不仅是由国家来决定的，也即国家具有定价权，而且还有国家补贴，甚至是学费全免的。所谓的“学生学费”市场化，就是“上学的学费”要由家庭等方面来拿一部分或是全部费用。而“公有制学校”的市场化，是指在一定的时期里，是国家拿一部分，家庭也拿一部分。而“私有制的学校”，则是把学校变成“私人或私有集团”所有，并把学校做为赚钱的经营性盈利企业，即靠学生的学费为资本家赚钱，其学费的价格就要随行就市地进行市场化定价，学生家庭要拿全部学费。也即“私有制学校”的学生学费，必然要进行随行就市的市场化定价；而“公有制学校”的学生学费，就不一定需要随行就市地进行市场化定价。因为学生学费是由国家补贴或全部免费的。　　

  （一千二百七十九）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正确有效合理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管制，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否则政府什么都不管地让“市场和企业、家庭”等自由发挥挥其“丛林法则”的胡乱定价配置作用，那政府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了。也即政府也就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一千二百八十）不管是“以商品生产为纲”的经济运行体，还是“以商品交换为纲”的经济运行体；不管是“短缺的经济”，还是“过剩的经济”，对于任何一种商品来说，不管其是否过剩，其都要在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四个环节中所形成的有关商品的价格、数量、质量、计量、安全等诸多方面，要受到来自“对全社会负总责”的政府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规章制度，或是叫“游戏规则”等必要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以下简称为“管制”）。　　

（一千二百八十一）这种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必要管制，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各种商品的是否是“生活必需品”，是否是“短缺和过剩”，是否则是“安全”等，而呈现出政府对其的管制“宽严”程度各有所差别罢了。比如：对于“转基因”动、植物的安全性，由于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性和安全不确定性，政府是不可能袖手旁观地不闻不问的，也即政府不能不进行“监督管理”的。　　

（一千二百八十二）商品的“价格”，不仅是商品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灵魂，而且还是整个经济得以运行的最基础最活跃的标尺。当然，衡量商品的标尺还有安全性、数量、质量、品种等，但其却会通过价格来进行反映。　　

（一千二百八十三）通过私有化、市场化，政府在失去对商品的“定价权”以后，商品“价格”的涨跌，就成了政府对“商品价格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了。不要说在“商品短缺”时期，就是在“商品过剩”时期，特别是对于“生活必需品”，都是要受到来自政府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等相应且必要的“监督管理”的。只不过在“过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商品价格的“管制”，是更宏观、更社会化、更能体现社会化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等罢了。比如：对“公有制性质”的企业的“股市”的管理，其比较开放的股票这种虚似金融资产的价格，证监会那也是制订了一大堆的有如当天10%涨跌停板限制等的约束价格过多涨跌的管制规定的。而企业、家庭等其它各层级组织，则更注重对本系统职权范围内的“管制”。比如：家长认识到转基因食品的可能危害性，就规定或是说服家庭不买转基因大豆油、玉米等食品，家长实际上也只具有在家庭这个范围内的此类的“管制权”。　　

  （一千二百八十四）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不受约束和管制的所谓“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 所有的不管你叫他是“以商品生产为纲“的“计划经济”也好，还是你叫他是“以商品交换为纲”的“市场经济”也罢，或是叫“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也可，其归根到底都是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同一个”经济运行体，其都是要成为“对全社会负总责”的政府的“有管制的计划经济”、或是“有管制的市场经济”、或是“有管制的经济”。只要是存在国家，存在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存在代表企业、代表家庭行使公权力的其它各层级组织，就从来也没有什么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再不受管制的企业，你也得交税和不能随便弄死人吧，而交税和安全等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有管制”。难道说，你企业生产有毒食品和假冒伪劣商品、污染环境、危害人的生命等不遵纪守法等的事就都没人管制了吗？ 　　

（一千二百八十五）“市场经济”，不过是“以商品交换为纲”的经济运行体，在商品“过剩或是相对过剩”条件下，虽然会给交换带来方便，给商品的“价格”等带来可自由浮动和任性发挥的机会，但“市场经济”却绝不是什么无法无天的代名词。更何况是处于“相对短缺”，并且是“生活必需品”的住房了。只要是不符全人类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平合理”等的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最高生存生活的行为准则，那就必然地要受到来自政府的“有管制”。　　

  （一千二百八十六）但通过私有化、市场化的过程，政府在失去对商品的“定价权”以后，对商品“价格”的监督管理，也就成了政府的一个辅助性调节调控的一般性工作了，并且是完全失去“商品定价决定权”的形式上的官样职能和例行合法性公事的一种与企业的谈判和约定了。因此，政府对“商品价格管制”的宏观上的意义更大一些，其宏观性的规划调节、财政税收与补贴、银行信贷和利息等工具、法规监督约束、质量检验和安全防范等的调控色彩会更加浓厚一些。比如：中国的房地产在完全私有化、市场化之后，政府在基本上失去“商品房定价权”以后，其对房价的调控，基本上是属于宏观形式意义上的调控，而不能对房价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从十几年来，虽然政府也没闲着地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房价还是从几百、几千，涨到现在的几千、几万元一平方米了，由此也就实证了这个“经济应用理论”观点。　　

（一千二百八十七）房地产业完全意义上的内资、外资私有化、市场化的国家和政府失去“定价权”，是高房价形成的制度性根源。高房价弄的整个中国纷纷扰扰、不得眼歇耳闲。其根本原因就是这“房子”是与“衣食”等一样，是人类赖以活命的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要是黄金，就是其价格再高，只要不是挡了老百姓的活命之路，那也就是个价格爱多高就多高呗，大多数人是不会那样太在意的。　　

  （一千二百八十八）政府管制“高房价”更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住房”做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大战略”不断实施的过程中，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着“结构过剩的经济”中的“短缺商品”的角色。任何不负责任的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所谓的“由私有制企业自主完全的市场化定价”的放任自流，都将会因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破坏或是中断而受到金融经济危机的严厉惩罚。　　

（一千二百八十九）高房价的弊端。现在已脱离大多数老百姓实际购买力的“高房价”，已经成为大多数老百姓生存生活、安居乐业的最大负担，和“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加快实施的最大障碍，反过来又将因为农民入不了城，安不了家，而深刻地影响整个“三农”问题的加快解决。当然，也将成为各地方政府随着可供应土地资源的日益减少，而使其财政收入走进一落千丈的窘境。也即各地方政府占财政收入大部分的卖地收入一旦不复存在了，其各地方政府也就不好运转了。　　

   （一千二百九十）中国房地产行业与其它行业一样，为了更多地批量“生产”房子，引入了私有、外资等各种经济成分的“资本”力量。这对一个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的产业来说，对加快“生产”房子这种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住房的需要，也不能说没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千二百九十一）住房价格的高低，也是一种分配方式。价格高，就是只想分配给少数有钱人；价格相对低，就会对大多数人买得起住房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鼓励“住房生产”归鼓励“住房生产”，但怎么“分配住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住房公积金是一种住房货币化分配方式；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补贴的棚户区改造房、福利供给房、商品房等也是具有各自特点的住房分配方式。不管这多层次的住房分配体系如何分配住房，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加快解决不同消费能力人的住房需求。　　

  （一千二百九十二）“住房”在当今社会做为一种即是“生活必需品”，又是“相对短缺的商品”，一旦政府对住房价格放弃了“必要且必须”的约束和管制，使住房价格偏离普通老百姓的实际消费能力太远，那么这种“生活必需品”，也就必然会成为少数人把玩并炒作囤积的“奢侈品”。也就是说，调动多个积极性来增加“住房生产”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让你把房子都变成让普通收入水平的人望房却步、望房兴叹、望房止渴的奢侈品。 　　

  （一千二百九十三）“房价”来源于地价、房子成本、利润等三大方面。形成“高房价”的五大基本因素之一：是“高房价”来源于炒房囤房的投机投资。有调查说，现在有80%的买房人买的房子是用来投机投资的，并且国内至少一亿套以上的房子，是待价而沽的投资投机和为子女储备等的空置性住房。这个可能有些夸张，但大致差不了太多。正是这些几乎是“无效的住房需求”，才紧张了“住房供给”，并成为了“高房价”的重要推手。　　

（一千二百九十四）这些炒房囤房的大宗资金主要来源于：一是来源于“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这个巨型印钞机的“按资分配”收入的大宗资金供给。二是来源于私有制企业资产经营收入、出租商业房产、银行利息、炒作各种稀有物品等的“按资分配”收入的大宗资金供给。 三是来源于贪污受贿等的“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收入的大宗资金和房子实物行贿受贿。 四是来源于银行贷款的大宗资金的供给。 五是来源于外国资本投机投资炒作资金，等等。正是这几方面的大宗资金的共同合力，才造就了占整个房屋买卖量80%左右的基本上是“无效住房需求”的疯狂炒房囤房产业。按照这种“住房消费模式”比例运行下去，政府去组织再大的房地产“住房生产”供应规模，也不知什么猴年马月才能从根本上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的。这显然应该是治理的最重要的方面。　　

  （一千二百九十五）“房产收入调节税”，是从住房消费的终端，通过“利益机制”，抑制“炒房和囤房”等不合理住房需求，从存量方面增加住房有效供给的一种间接房地产调控手段。　　

（一千二百九十六）“房产收入调节税”的调控作用：是在通过使炒房囤房人需要付出更大的“费用成本”，而起到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的作用，可以有力地“点到”那些“为谋取炒房差价利润和囤房增值”的炒房和囤房人的要害和死穴，并在炒房囤房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地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使住房供应和需求，在达成一种相对平衡的过程中起到“抑制高房价”的作用。其显然是用来调节住房收入贫富两极分化的“指向性极为明确”的税种。　　

（一千二百九十七） 象重庆那样 ，通过大力发展“公有制性质”的公租房的大规模增加供给，抑制高房价。对多占住房面积所征收的“房产收入调节税”，转移到所卖或是所出租的房价或出租价上,虽然也可能不可避免，但可以象重庆市那样通过大量建设低于市场住房出租价的“公租房”来抑制这种费用转移，而从重庆的实践上看，这种大量“公租房“的建设，已经有效地起到了抑制高房价和高出租价的作用。而买卖商品房这种税费的转移就不是很大了。　　

（一千二百九十八）虽然“房产收入调节税”，也并不一定就能完全起到抑制炒房和囤房的决定性作用，但累进的“房产收入调节税率”，却为多占有大量房源的人和炒房的人增加了很大费用成本，可以适当抑制其炒房和占有大量房源的冲动，可以有效地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更主要的是国家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税收来追加在“公租房、廉租房和棚改”的建设上，以及对穷人的住房补贴上，并且也将有效地改善政府仅靠出卖土地的房地产税收收入结构。这显然是一种抑制高房价和控制不合理住房需求，以及调整国家税收结构，特别是节约土地，并增加住房有效供给的对“按资分配”起到有效调控作用的一种长效机制。再加上其它各种配套调控措施，使住房价格保持在合理稳定的价格水平是可以做到的。　　

   （一千二百九十九）形成“高房价”的五大基本因素之二：是“高房价”来源于“房贷”的大力度助推。假如现在停止“一切”买房贷款，房价会怎么样，用脚后根想问题的人都会知道什么结果。当然，那些国内、外炒房囤房的个人、企业、机构集团、贪腐者等有大钱的人，是不受贷款限制的，但大多数买房的普通收入者还是要借助贷款和向私人等进行借款的力量才能买得起住房和商业用房的。借助银行和私人等的贷款借款这种“预支未来、超前消费”模式，很显然是“加快”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但过大的信贷支持也扩大了住房的各种“有效无效”的住房需求，使相对缓慢的住房建设供给形成了相对短缺，由此在这种供求关系失衡的情况下也就推动了房价的大幅上涨。　　

   （一千三百）形成“高房价”的五大基本因素之三：是“高房价”来源于住房开发商、中介机构等的高额利润。有商人在美国搞房地产开发，说利润是30%左右，而回到中国就是130%，甚至更高。很多人不是总唠叨“垄断利润”吗？这个几乎是被“私有制企业、外资私有制企业垄断的”垄断利润，是不是因为只是满足了私有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把78家“央企”这个可增加“住房供给”的重要力量踢出房地产行业，是不是有点从“打着红旗反红旗”过渡到只要不符合本私有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不管什么旗挡我，我就反什么旗”了。这不是明显的连调动多个积极性的“加快住房生产、增加住房供给”的猫论旗帜也要反了吗？　　

   （一千三百零一）形成“高房价”的五大基本因素之四：是“高房价”来源于政府的卖地高收入。某市120亿元的财政收入，有90亿元来自卖地等房地产收入，就可见其卖地财政的意义。政府所禀持的如此畸形的不合理税收收入结构不调整，等到各地方政府随着可供应土地资源的日益减少而使其财政收入走进一落千丈的窘境时，再想“调整税收收入结构”来弥补其税收亏空，也就会变得手忙脚乱了。　　

（一千三百零二）“房产收入调节税”，可以有效地改善政府仅靠出卖土地的“房地产税收收入结构”，并弥补卖地收入日后可能日益减少的亏空，抑制住房无效需求和“按资分配”收入过猛，增加住房有效供给的从根源上解决“高房价”问题，是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要举措。　　

   （一千三百零三）形成“高房价”的五大基本因素之五：是建设住房日益增加的“费用成本”，也是推高房价的刚性因素。随着各种建设材料和用工费用等成本的增加，住房成本也会不断地增加，这就为房价的上涨形成了“刚性”的支撑，但这从来都不是形成“高房价”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原因。　　

（一千三百零四）对于以上五大基本因素所共同制造的“高房价”，政府都是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左右的，并也有N种手段和方法来实现房价趋于合理稳定的。只是这其中存在了太多的利益纠葛的投鼠忌器和对整个经济的可能波动的担心吧。　　

  （一千三百零五）政府管制高房价需要采取的切实有效调控措施之一： 是增加住房供给，特别是“公租房和普通商品房”的供给。我们国家在调动多个商品“生产”积极性，“加快商品生产”方面有六十多年的经验积累。再去说这如何“加快住房生产”的事，小孩子都会笑话的。　　

（一千三百零六）政府管制高房价需要采取的切实有效调控措施之二： 是增加“住房的合理有效需求”，也是主要针对炒房囤房的投机投资等不合理的无效住房需求进行的调控。也即通过“经济杠杆化的，法律手段化的，并且是长效约束机制化”的“税收利益调控机制”办法，去抑制那些不合理的无效住房需求。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到现在，只是一门心思往少数人田里放水的“不得罪人”的锦上添花的活，都干得差不多了，一直从自身下刀子的“公退私进”的私有化改革也走到极限，只敢得罪国有企业的“剪羊毛”的“剪到要命”的底线也到根上了。因此，“对全社会负总责”的政府，需要拿出“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地对所有人和所有利益集团一视同人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的时刻也就到了。　　

   （一千三百零七）“房产收入调节税”包括在“资产收入调节税收大类”里，是抑制“按资分配”，并调节分配收入差距的重要税种之一，其在全世界各国已经得到了比较普遍的的推行。一般地讲，“资产收入调节税”包括房产收入调节税、遗产收入调节税、金融资产收入调节税（股票债券利得税、印花税，股权所得税，储蓄利息税，租金所得税等）、奢侈品收入调节税、土地资源收入调节税、资源税等，基本上都是抑制“按资分配”，并针对“资本、资金、资产收入或是掠夺剥削”过猛所实行的调节不合理收入分配所设立的税种，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些税种已基本上获得普遍实施征收的税种,其目的就是为了缩小整个社会的“资产性收入贫富差距”，抑制和克服“资产、资金、资本”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分配严重不均衡所引起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金融经济社会危机。　　

（一千三百零八）“资产收入调节税”与“个人（工资）收入调节税”的根本区别就是：“资产性收入调节税”是为了抑制和克服“按资分配”引起的资产、资本、资金等收入贫富两极分化为“主要目的”的税种。而我国目前所实行的“个人收入调节税”税种，却主要针对通过“智力、技能、体力、服务”等的“按劳分配”所获得收入进行征收的税种。　　

（一千三百零九）“资产收入调节税”，是“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主要社会财富分配手段，并借此实现“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力倡导和应该积极推行的税种。而完全放任“资产、资本、资金”等收入的税收征管，是与社会主义倡导的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相违背的。　　

（一千三百一十） 我国十多年前征收,后来又减免的“储蓄存款利息税”和“股票交易印花税”等,就是典型的“金融资产收入调节税”。前些年对“储蓄存款利息税”和“股票交易印花税”等的减免，尽管有一些所谓的理由或是借口,但其却有意无意地是在对“按资分配”的放纵,并对扩大贫富两极分化起到了事实上的推波助澜作用。　　

（一千三百一十一）“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收入巨大差别的实证。比如：一个人通过炒股、炒债券、炒房、出租房产、储蓄、赠送遗产股权、炒各种贵重稀缺物品等的“按资分配”，一月可以收入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的收入，你不征收任何“资产收入调节税”，可大多数人通过体力、智力、技能、服务等的“按劳分配”每月收入那么个几千、几万你就一个大子也不能少地按税制征收“个人（工资）收入调节税”，这到哪也讲不出个“合理性”来呀！更何况是倡导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主导和统领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不仅将加大整个国家的社会财富分配失衡，而且这种“按资分配”收入不调节，只调节“按劳分配”收入的“劫贫济富”的“收入调节税”税制，必将加速积聚并引发整个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社会危机。这也是任何一个引入“按资分配”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所从来没有象中国这样被忽视的税种。　　

   （一千三百一十二）仅对“按劳分配”征税，而对“按资分配”不征税的这种“劫贫济富”的税收制度安排的原因：一是我国引入“按资分配”这种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其“按资分配”虽然已经主导了大多数社会财富的分配，但主要注重了资本积极作用的方面，而对其的严重危害性还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往往被政府所忽视。即使对其危害性有所警觉，也多是熟视无睹或是不闻不问。  二是即得利益集团虽然知道其危害性，但为了保护其即得利益，往往故意装糊涂，或是通过各种让其不能实施的歪理邪说，或是复杂繁琐的操作程序让其进行不下去,或是已经征收的有如利息税、股票交易印花税等“资产收入调节税种”,也因政府架不住即得利益集团整天要求减免的唠叨，而不得不取消或是减免了。但只对“按劳分配”动刀，不对聚敛财富能量更大更野性的“按资分配”动刀，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总是不那么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　　

  （一千三百一十三）征收“房产收入调节税”的目的和作用：一是国家需要节约和保护土地，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耕地资源； 二是需要抑制“按资分配”收入的泛滥成灾； 三是需要保持房价的合理和稳定； 四是需要引导和导向国家内部住房资源的“有效需求”，而不是大量闲置囤房或是用于炒房的浪费和泡沫化； 五是需要明确国家在现有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支持和提倡小康生活水平的住房标准，其他过多的住房享受和浪费都要为之支付相应的社会费用成本。任何一种法规，或是税制都是不能包医百病的，更主要的是这种税收政策，是在导向那些“有效需求的买房者”，并对全体社会成员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并表达征税的目的。　　

  （一千三百一十四）“房产收入调节税”的横空出世，是抑制高房价的当务之急。这个税种越晚出，就会越被动，阻力也就会越大。因为随着人们生活的逐步改善，房子会越住越大，越往后拖你政府就越不好下嘴。想当年“个人收入调节税（主要针对工资收入）”的出台，那主要是针对外国人的。当时国人收入也就百八十块钱，所有中国人都没什么感觉，并也不存在什么阻力。等到有的人的收入达到了800元以后，这个税种就发挥调节贫富收入差距的作用了。当今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已经成为了国家的一个重要税种和重要税收来源。　　

（一千三百一十五） 对于“房产收入调节税”的征收，如果想减少一下阻力，可以“大度一点”地把住房免税面积放的宽大一些。想当初“个人收入（工资）调节税”出台后的那几年，政府不也是没有几个大子的税收吗！现在再看看这个税种的税额，不也很可观了吗？　　

   （一千三百一十六）“房产收入调节税”之征收对象：是必须以整个国家的不分“城乡地域、收入多少、贫富贵贱、男女老少、私房公房、租赁、种族国籍”等的所有在中国国土上购置、或是没有购置、或是租赁等的“全体社会成员”做为“房产收入调节税”的征收对象。　　

（一千三百一十七）“房产收入调节税”之最简易、最容易操作的“制度设计”就是：“一刀切”地按平均每人免税30—70平方米的住房之后，再对每人多出来的住房面积实行累进税率的“资产收入调节税”进行征收。这里说的30到70平方米免税优惠住房标准，是给政府和民众制定此税制的一个选择区间。　　

（一千三百一十八）运用网络技术实现“身份证号下”全国个人房产信息的全国联网。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在中国的国土上，你的名下也即“身份证号下”，就只能享受30—70平方米的住房免税优惠。　　

  （一千三百一十九）另一种稍微复杂一点，但却更公平合理一些，更符合实际的“制度设计”就是： 根据各个城市或地区的“平均房价和人口数量”，把全国分成“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和农村”五个级别类型，然后按“特大城市每个人30平方米免税，大城市每个人40平方米免税，中等城市每个人50平方米免税，小城镇每个人60平方米免税，农村每个人70平方米免税”等做为参考来划分住房免税等级，这无疑具有通过这种“利益机制”，把人口向中小城市引导的积极作用，并且也是比较符合我国的住房面积分布现状。　　

  （一千三百二十）超过免税优惠住房标准的部分，实行分段累进税率的“房产收入调节税”进行调控。比如：以每人50平方米住房免税优惠为标准，每个人每多出二十平方米，算一个计税档次，税率标准逐步提高，就象现在针对“按劳分配”实行的“个人工资收入调节所得税”一样的进行累进税率征收。等生活条件好了，大家的住房面积都扩大了，也是可以象“个税”那样往上调节免税住房面积的。　　

   （一千三百二十一）对于各种商业用途的房屋等，则一般按统一的面积标准进行平均征收的税率，多一平方米就多拿一平方米的“商业房产调节所得税”。但一定要比“个人住房收入调节所得税”重一些，否则有钱人就又跑到这里避税逃税了。　　

  （一千三百二十二）全国城乡范围内的“房产信息的采集、联网和共享”问题，在当前发达的网络技术条件下已不成问题。这就需要税务部门、公安户籍部门和房产部门等多家协同作战，并“以每个人名下的身份证号为主线”，将中国国土范围内的各个角落里的“同一身份证号下”的房产都汇总在一起，形成全国范围的监控个人和家庭房产的信息税收网络体系，其也必将为以后征收“遗产收入调节税”等税种打下良好的信息网络基础。而随时买房卖房的房产变动信息，也会随着发放房产证等的需要税务机关的最后一道手续而不断地随之更新变化，让每一个身份证号下的房产都无法摆脱“房产收入调节税”的约束和控制，尽最大可能地扫荡各种形式的偷税、漏税和避税行为，让这一“税种”名副其实地完成其“明确的目的性和特殊的历史使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调节“按资分配”所造成的社会严重分配不公平的积极作用。现在这项“房产信息采集、联网和共享”工作的“技术问题”已不成其为问题，所差的就是“决心和时间”的问题了。　　

   （一千三百二十三）有人提出：“第一套房免税，第二套及其更多套房实行累进税率调节”的方案。这种方案带有明显的投机取巧的保护即得利益集团的色彩。如果第一套房是400平方米的别墅，一个低收入群体的人是一套40平方米的简易房，这种所谓的同是“第一套房”的“公平合理、平等公正性”又在哪里？这岂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吗！　　

（一千三百二十四）至于其它有如抑制“按资分配”的遗产收入调节税、金融资产收入调节税（股票债券利得税、印花税，股权所得税，储蓄利息税，租金所得税等）、奢侈品收入调节税、土地资源收入调节税、资源税等，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案就各有各的说道了，在这里就先不谈了。但“按资分配”必须给予必要的抑制，这是在任何社会都不能熟视无睹和不闻不问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　　

  （一千三百二十五）增加首套住房购买的“房贷”的首付比例，和两套及以上住房需求不给贷款等，可以适当抑制住房的有效和无效需求，但却不能抑制不需要“房贷”的上面所说的那几类大宗买房资金，而那些资金多是用来炒房囤房的主力投机投资资金，政府是很难调控得了这几类可以左右房价的真正主力军的。唯一真正有效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加快推行“房产收入调节税”等的调控政策措施。 　　

  （一千三百二十六）针对住房开发商、中介机构等的高额利润，可以通过征收“高额垄断利润税”，来适当抑制这种暴利，对高房价进行减压。针对政府的卖地高收入，可以通过实施“房产收入调节税”来调整来自房地产的税收收入结构，同时严禁土地转包，谁拿地谁开发，转包即没收等措施。针对住房日益增加的“费用成本”，政府一定要搞清其住房建设的基本成本费用，不能开发商说多少就是多少，这个“费用成本”政府心里有了底，其它方面就有了调控的依据。 　　

  （一千三百二十七）抵制“高房价”的意义和作用。“高房价”已经成为了大多数老百姓生存生活、安居乐业的最大负担，和“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加快实施的最大障碍，反过来又将深刻地影响整个“三农”问题的加快解决。同时也会加大国家畸形的不合理税收结构。调控“高房价”显然需要从多方面同时下手，并采取多种调控手段共同作用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而效果将是最明显的，则应该首推开征“房产收入调节税”这种宏观调控政策措施。　　

五十六、用大视野、大思路进行覆盖全民包括农村农民养老的养老保障制度框架设计    　　

（一千三百二十八）“全覆盖、均等化、不断提高”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制度安排和建设问题的提出。2009年初，由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平均数额，向企业养老保险平均数额“靠拢”的“就低不就高”的存量范围内的改革举措，属于小打小闹，并只“以一少部分人为本”，并做为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改良，仍然是囵于小农经济思想的“小家子气”的“你多他少”的当家理财的狭隘眼界和观念之中而不能自拔，其根本无法体现，或是表现出一种站在“全社会或是全民包括农民在内”的根本利益上去思考“养老保障问题”的“全覆盖、均等化、不断提高”改革大视野和大思路的制度设计。　　

本论题文章，曾经对促进我国包括农村农民的“全覆盖、均等化、不断提高”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启发作用。虽然与此方案的精神“英雄所见略同”所形成的“农民养老保障方案”已出台两年了，而且“建立健全的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本论题还是尽量按照2009年当时文章的原貌整理出来，以做为一种史料性的政策建议供人们研讨。　　

（一千三百二十九） 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需要拉动内需，维护经济稳定发展这样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政府利用人民赋予的“公权力”，进行社会公共财富的国民经济二次分配，是可以做出许多彻底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公正、正义民主、公正合理”等根本原则的大事情、大作为来的。　　

  （一千三百三十）对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在内，按照“以民为本、公平公正、正义民主、公正合理”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原则，做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通过建立健全“完整完善并普惠于所有人民”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长效财富分配机制，为全体社会成员设计福祉地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其意义不仅积极伟大，而且还会深远地影响世界，会给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带来动力机制和社会凝聚力，及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会给我们这个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权带来长治久安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利益，和可以叫得响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经济保证和体现。 　　

  （一千三百三十一）“发钱”要通过一种秩序化、制度化，并“长效利益分配机制”的方式去发钱。其中，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是最好的发钱方式。西方等许多发达国家，应对金融经济危机的所谓“发钱或是购物券”等的刺激消费，那是人家“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保障制度已很健全的情况下，政府拿出些小钱分给大家爽心情用的；而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是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保障的春雨还远没被滋润，并干旱的连生存都强支撑的情况下，那些自以为中国的老百姓都富得流油了，也要“鹦鹉般见样学样”地想学着人家去发什么“钱或是购物券、发什么国有股份或是外汇储备”等来爽爽心情了。而这显然是一种幼稚可笑的“小儿科”式的非秩序化、非制度化的发钱方式。　　

   （一千三百三十二）“发钱”，首先是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要把这国家财政收入，或是国家外汇收入，或是国有资产等社会公共财富的“钱”，发到可以解决对全社会来说，具有最全局、最公共、最公益、最体现公平公正和正义民主等的最需要首先解决的方面和领域上去。而这类最需要首先解决的方面和领域，那就是政府“按公权力分配”中的“按公平、公益、公共分配”的那类对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够不着”有如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多少能从中受益”的按公平、公益、公共进行的社会公共财政的“分配”。这种“按公平、公益、公共的分配方式，是现代生产力水平的高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需要首先解决和健全的分配方式，其不仅可以缓解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问题，而且还能有效地实现党和政府提出的“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等的社会理想，同时也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奠定最基本的“分配与消费”基础和基数。　　

  （一千三百三十三）现在国家已通过了“新医改方案”，并且准备在三年内拿出8500亿元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对“全体国民”进行“全覆盖式的基本医疗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基本医疗保障投入。这种把“全体国民”都纳入其中的具有大视野、大思路的“制度设计”，无疑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这于政府有关的卫生部门多年来具有大视野、大思路的“制度设计”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千三百三十四）建立一整套象“医改”那样覆盖城乡“全体国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才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需要的制度设计。没有这样的大视野、大思路的“制度设计”，不仅显得没有气度，而且也是相关部门的失职。你想都不敢想，又何谈实现了。　　

（一千三百三十五）“国家的公共财富”，就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地适当拿出来些，用于建立全覆盖、均等化的“养老保障体系”等的这些大事情的。不要耽心“钱”不够用，现在许多人不是提出要“分这、分那”吗？而那些“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等就是为全体人民谋福祉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　　

（一千三百三十六）现在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而全国“农民老人”等享受“养老保障”，则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 “国家财政收入”能为某些也不见得就为国家做出什么狗屁贡献的人去尽情地享受享用地谋取福利，那么凭什么就不可以让那些一辈子生产粮食等供养那些既得利益集团“衣食住行用”等的已年老体衰的“农民老人”等享受一下适当的养老金福利待遇呢？别弄的全中国有的退休老人全程享受着“共产主义生活”，而有的老人却只能过着“奴隶封建主义的生活”。这就是最大的社会公共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那些享受社会公共财富过多的人又凭的是什么？其又有什么大不了的狗屁贡献。我们不是要拉动“消费或是内需”吗？这些给予最需要消费的“农民老人”等的养老金是会“没几天”就会消费完成并进入流通领域的。“人，生而平等”，对社会公共财富的享有享受，也应该采取相对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原则。 “农民老人等”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们种粮等养活了城里的人，没有粮食等，那些城里人什么都不是，只能是骷髅。而不管你权有多大，钱有多多，文章写的有多文彩飞扬、民主自由喊得有多响。。。没饭吃，那是屁也放不响。就凭这些，“农民老人等”就有“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充分享受社会公共财富分配过程中的养老金待遇的。　　

（一千三百三十七）全民即农民养老“兜底”保障实施方案。本方案是于　2009年7月9日　写成，并分别发表在“听婵释禅的博客”和“乌有之乡论坛网站”上。该方案与国务院　2009年9月1 　日出台的“农民养老方案”，特别是重庆市2009年9月8日出台的“覆盖城乡的兜底养老方案”（与本方案完全一致），以及2011年6月1日国务院出台的“覆盖城镇的兜底养老方案”（弥补了城镇部分的缺失），具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虽然此“经济应用理论和具体实施方案”，已成昨日黄花地失去“前瞻性”地正在被实施，但做为一个历史经济政策研讨过程，还是应该把他整理出来，做为此“应用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内容，以供人们追述研讨。　　

   （一千三百三十八）农民养老保障出台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前些天曾为“农村10%的养老保险试点工作”而欢呼了一阵子，可过后一想，这试点还说不准要忽悠到什么猴年马月呢，可面对当前我国在信仰危机和金融经济危机双重压力下急需凝聚人心，扩大内需，抑制“股疯房闹”弄出来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平息“富极贫烈”下的民怨沸腾等等危情，本人光靠忽悠“这主义、那思想”，也是解决不了许多人肚子饿等现实具体问题。因此，为了在“建国六十周年”之前完成这件伟大壮举，特设计了覆盖全民特别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具体实施方案。　　

（一千三百三十九）建立健全“全民即农民养老兜底保障体系”的理由和意义。为了贯彻落实我国领袖们提出的“老有所养、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本和科学发展分配观”等的走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号召；为了弥补建国六十年来广大农民勒紧裤带支援全国的工业化建设，硬弄出来的工农业产品严重“剪刀差”，给广大农民进行的不断剪羊毛式的生活水平提高不上来的拖累和巨大欠帐欠债；为了抵抗住和堵住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和老右们总说我们是假社会主义的“不能使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悠悠之口；为了实现千百年来“农村养老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历史性转变”，并把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型”工作做好；结合“市场经济载体”由公有制转为私有制后，公有制经济也即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已经被全部彻底打碎肢解，已没有什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民出钱出力建立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各种“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了。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全只望不上，地方财政也多是吃饭财政，也多只望不上，并只能由国家统一进行组织管理和出钱出力“包办”的实际状况；结合农村目前“已有很大现实欠账”的现已到，或是进入退休年龄的农民老人多已老迈多病，无钱无力交付个人养老份额，且子女少又子女也大多自已顾不上自己苦苦为生存挣扎，并急需政府接手的实际状况等，特制定此应急且具有长效机制之特点的具体实施方案，以为“国庆六十周年”献上一份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虚头八脑忽悠式的厚礼。　　

（一千三百四十）从大的视角上讲，“农民老人等”用一辈子种的粮食,在不间断地养活城里人，这就是他们事先所交的养老保险。有人一定会磨叽，“农民老人等”没有事先交养老保险呀。如果当初国家通过政策规定“所交或所卖”之粮或是物。也即国家、企业、个人各拿出一部分算做“农民老人等”“交”的养老保险，那现在的“农民老人等”，岂不也象城镇职工和干部们一样地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养老金待遇。过去由于没有及时地建立这样或是那样的所谓“政策制度安排”，但欠的账却不能象没事人那样不去还账。政策是人定的，法律法规也是人定的，不合理、不公平、不公正的政策或是法律法规也是要改革的。　　

（一千三百四十一） “全民即农民养老兜底保障”实施方案的要点：只要“中央公共财政”先给每个已到退休年龄的“农民老人”等的养老金账户每月打入一百元的养老金，各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富裕程度，再给本地的“农民老人等”以一定数额的养老金补贴额，没有到退休年龄的农民再交点养老保险金，城镇里没有任何其他养老保障的人，也加入这个“兜底”养老保障体系，这养老保障“全覆盖”问题就在全中国彻底解决了。于是，这个看似很难、很大的事情，也就这样通过这个具有宏观大视野、大思路的“制度框架设计”给很平常地搞定了，“全覆盖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也就给搭建起来了，然后再考虑养老“双轨制”、“三轨制”等的养老保障“逐步并轨”的“均等化和不断提高”的问题。“全覆盖的养老长效分配制度框架”首先建立起来，是最重要的。　　

   （一千三百四十二）“全民即农民养老兜底保障”具体实施方案之措施一： 是对目前中国所有农村农民已到男60周岁、女55周岁退休年龄的（国家后来规定：女也是按60周岁退休），并且没有其它任何种类的养老金的不分年龄大小、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地域和收入差别等全部按同一个档次按公安部门登记户口所在地“一律一刀切”由中央公共财政给予支付每人每月100元的养老金先花着（国家后来规定按基础养老金55元进行试点发放）。能只望上的地方财政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看着办”地在这100元基础上再加些码（重庆在55元基础上另外加了25元，达到80元，并于2011年4月底实现了城乡全覆盖。其他试点省市另外加的补贴额，没有超过重庆25元额度的，不少地区一分钱都没另外加，就是国家那干吧吧55元），多多益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管是多少年了，以前没有享受到的部分“一律一刀切”地不给予任何养老金的补偿。那种分地域、分收入差别的按比例的分配方式太麻烦太书呆子气的作法“一律一刀切”地在此免谈。　　

  （一千三百四十三）“全民即农民养老兜底保障”具体实施方案之措施二： 是从此以后的农村农民有到退休法定年龄的，“一律一刀切地”按此标准执行。有愿意多享受养老金待遇的可按城市养老保险交费标准选择档次交费（国家出台方案规定的档次是：每年100元、200元。。。1000元等不同个人交费档次），到时多享受待遇。否则就只能享受这个全国农民一样的“最低的兜底”养老金标准的国民待遇。不过，等国家有了钱，这最低兜底标准也是要往上涨的。　　

  （一千三百四十四）“全民即农民养老兜底保障”具体实施方案之措施三： 是全民即农民养老兜底保险费用，由中央政府财政筹集并支付，具体资金来源可通过现有财政税收补一块，通过对国有股减持，或是征收国有企业利润税或是征收垄断税补一块，通过财政赤字补一块，通过向私营企业和个人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凑一块等。其资金按全国农村农民等有一亿人这样的退休人员算，每年所需资金也就1200亿元人民币，这对于国家现在每年六、七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实在是九牛一毛。我们需要提高的只是个认识和做事的魄力的问题，实在是“不差钱”。　　

  （一千三百四十五）“全民即农民养老兜底保障”具体实施方案之措施四： 是为了体现养老保障体系的全民覆盖性，对于有城镇户口，但没有享受到任何养老保险金待遇的,并已到退休年龄的所有中国公民，“一律一刀切”地享受针对农民制定的每人每月100元的退休养老金待遇（　2011年6月1日　，国务院才出台了与农民养老方案相同并与其并轨的“覆盖城镇的兜底养老方案”，并计划用两年时间，也即于2012年底首先实现城镇养老保障全覆盖）。“一律”不准嫌少。　　

  （一千三百四十六）“全民即农民养老兜底保障”具体实施方案之措施五： 是为了赶上“十一”给建国六十周年献厚礼，中央财政在把钱拨付到位后，各级政府务必在　2009年9月30日　前把此工作办理结束（国家出台方案中规定：到2020年实现农民养老55元全覆盖，十二五规划又改为提前5年的在2015年实现农民养老55元全覆盖）。由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社保部门负责组织牵头，农业银行负责办卡或是发钱，公安部门负责户口核查统计等，一般也就没其它部门什么事了。对此项工作要同时设立若干方便快捷的举报和咨询电话、网络、信件等举报形式，对于任何一个到时候没发到手钱的农民老人都可以自己或是委拖托其亲朋好友进行举报。 　　

（一千三百四十七）至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问题，无非就是三种方案的基本选择：一是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平均数额降到企业平均水平；二是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平均数额“逐步降低些”，再把企业养老保险平均数额“逐步提高些”的完成合流并轨； 三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平均数额，在一定时期内“慢涨小涨”，而企业养老金通过“快涨大涨”，使企业养老保险平均数额逐步接近并提高到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平均数额的水平的完成合流并转，然后再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同比例上涨。这三种方案中，第一种方案实行的可能性不大，涨也就涨了，哪有往下降的道理呀，各方接受起来难度阻力太大；第二种方案虽接受起来有些难度，但必竟有实行的可行性；第三种方案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财政又要喊没钱了。　　

（一千三百四十八）即使在五年后，中国的养老保障实行了“全覆盖”，但也形成了“中国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在财富分配上差别巨大的“三轨制”。也即：一是行政事业单位等的养老保障是“一轨”；二是城镇企业的养老保障是“一轨”；三是农村农民和城镇中与农民养老并轨的那部分养老保障是“一轨”。其离人人平等的相对“均等化”的公平合理的追求目标还有天壤之别。　　

     五十七、教育高投入是建立健全教育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关键　　

   （一千三百四十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草案的公开征求意见稿中的“第十八章：保障经费投入”问题，其对学生上学的学费、生活费等的“来回的火车票谁给报了”的这个关键并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并没有具体的实现方式和操作措施。　　

　2010年2月28日　,政府有关部门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草案的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是对这个《征求意见稿》提出的修改建议。虽然这篇文章已时过境迁，并且《教改方案》也原封不动地出台已有一年多了，但对于“免费教育”的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理想追求还是不能变的。虽然这许多年来，物价上涨很多，但“学生的学费”并没有上涨多少，这显然是国家每年都在不断地通过增加教育经费的“暗补”在消化着这些教育经费涨价因素的结果，其功不可没。今天把这种“应用理论观点”进行重新梳理，不仅是为了一种记忆，更是为了继续追求这还没有彻底完成的“免费教育”的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社会理想。　　

 （一千三百五十）关于“教育收学费”等的问题，也是要通过宏观大视野的“制度安排”进行及早解决的。现在全国那些大中小学的“学费”，加起来也就六、七百个亿元的人民币，也是要通过把法律规定的占GDP的4%的比例兑现了，来抓紧彻底解决的。整天让那么多没钱上学的家庭哭着喊着，总不是个事的。从根本意义上讲，想拉动消费或是内需，那就必须通过加大“按公权力分配”的公平、公益、公共等的社会公共财富的分配力度，以此来“弥补”国民经济初次分配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循环和演变过程”造成的“破坏和中断”。　　

（一千三百五十一）国家要拿出大钱，在九年义务教育“学生学费”等免费的基础上，还要对“中小学、高中及大学”的学费、住宿费、饭费等进行逐步减免。比如：可以设计一个最简单并易于操作的“逐步免除学生学费和住宿费”等的计划。即“2011年实现学生学费的三分之一免除；2012年实现学生学费的三分之二免除；2013年实现学生学费的全部免费；2014年实现学生住宿费的免费；2015年实现学生书本费和校服等杂费的免费，2016年实现伙食费的5元自助餐；2017年实现学生伙食费的4元自助餐；2018年实现学生伙食费的3元自助餐；2019年实现学生2元自助餐，2020年全面实现标准的教育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化的目标”。这个计划虽然很简单，但又是涉及“来回火车票谁给报了”的很实质、很实用且十分坚硬的目标体系。　　

   （一千三百五十二）“来回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这是说一个学生入学，或是能不能学成的最高门槛。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和职业教育等，没有这逐步走向“免费公益性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目标，那这样的“教改规划纲要”写的再华丽，那也只能是华众取宠，纸上谈兵的玩意，你又能实现什么呢？而在已经私有化的国家里，私有制企业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公益和粮食及农副产品、水电路汽暖公交通信等的“生活必需品”的免费和补贴的负担，全部推给了国家和政府，国家如果不负担起教育等的重担，那私有制企业这个“大不管”，将来也就没什么人才可用了。　　

（一千三百五十三）一个没有“钱这种脊梁”的教改规划方案，是不能挺起未来教育发展的庞大身躯的。整个“教改规划”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雪中送炭”式的使广大学生能够上得起学的“教育公共福利”问题。这是“教改规划纲要”的生命线。　　

   （一千三百五十四）“教育公共福利”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具体实现方式”之一。“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建立教育、医疗、养化、住房等生活必需品的“社会公共福利共享保障制度体系”等，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按公权力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　　

  （一千三百五十五）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财富共享制度”，其最起码是要体现在三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社会福利的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全覆盖”； 二是社会福利的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均等化”；三是社会福利的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不断提高”。“教育十年规划方案”也要充分体现这种“全覆盖、均等化、不断提高”的建设“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三大基本原则。 前两年通过的“医改方案”和近期农民养老的起动”等正是充分地体现“全覆盖”这一基本分配原则的。几年工夫，咱先不管这医疗费用报销标准的高低，就医保的敢于拿出“上千亿的大钱”地把城乡覆盖面扩大到已经是十多亿人口的范围，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政绩呀！农民养老保障的“全覆盖、均等化”制度设计，虽然还在试点的有步骤推行阶段，但其一旦取得成功经验，并被各级政府所重视并强调，其全覆盖并走向均等化也将是非常迅速的。 　　

  （一千三百五十六）“全覆盖、均等化和不断提高”地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三大基本社会财富分配原则，是需要切实地体现在社会公共福利的“按公权力分配”的这个“钱”的投入和具体如何使用上的。而教育的投入必须明确“增强学生公共福利”的这个重点问题上。如果“教育规划方案”不把“钱”的具体投向说明白，而只是大致地说个“钱”的投向教育，那这钱即使增加的再多，但都是用在了以前的那种建设学校楼堂馆所，用在了所谓的非学校主业的科研，用在了给教师涨工资，用在了吃喝玩乐等其它方面，那这样的“教改规划纲要”，对于实现教育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伟大追求目标，还将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一千三百五十七）现在全国中小学校的“学苗数”正在急剧地减少，全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个中小学校等倒闭合并。现在一个乡，一所小学、一所中学的住宿制现象已普遍存在，城市也是学校越合并越少，整个国家的学生是越来越少了，就那么几个学生了，“教育规划纲要”花十年时间，不仅不能仅停留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免除学杂费的初级阶段了，而且必须要在高中、大学等也要尝试免除学生学杂费了。　　

（一千三百五十八）教育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和学校因为有了学生才存在。要把更多的钱投入在“学生”这个教育主体上。那才是真正的“重视教育”。　　

  （一千三百五十九）现在的“教育‘贷奖补’助学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多数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学”的问题。一个贫困家庭本来就很贫穷，为了上大学，就算能贷到学费，难道说还能贷到饭费、宿费、书费和其它生活费用吗？那大多数的学习生活费用，还不是要自己的家庭往外掏腰包吗？现在大中城市大学的消费水平，每个学生除了学费外，其生活费用平均每月怎么也得千八百块吧！一年下来就是万八块的。这个“学生能不能上得起学”的费用大头，靠“贷奖补助学制度”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一千三百六十）沉重的孩子教育费用支出，形成了大批的“教奴”。这“教奴”不仅是学生们自己，更是他们的父母姐妹兄弟和亲属。也正是这种所谓“治表不治本”的“义务教育和大学贷奖补”等的“教奴压迫制度”，才使大多数贫困家庭成为了“教育这种生活必需品”的奴隶，才使得很多人不得不放弃继续深造的学业。例如：一位农民朋友的孩子在农村离家二十几里地的乡里上初一并住宿，全乡就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学杂费因是属于九年义务教育范围是免费的不假，但除了自己从家里带米外，其每个月的费用都在800元以上，一年下来就是七、八千元。这对一个人均每年只有二、三千元收入的地区来说，可以说实在是挺大的生活负担和压力。在这种沉重“教育生活必需品”的重压下，那个“不让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的话语，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一千三百六十一）《教改长期规划纲要》需要改变那种上学收费制度，并通过一步一步地扩大“大中小学免费上学”的范围，而不断地减轻学生和家庭的负担，直到实现大中小学的全方位免费教育伟大目标。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因没关系没门子没钱送礼找不到高收入的好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的艰难还贷款还借款的路，就是这样的一条血淋淋的“教奴们”需要走的路，你让他们怎么去尊严？你让他们怎么与那些有关系有门路可以拎着钱箱打开一个个高收入好工作大门的权贵富户们的子弟去站到同一个竞争起跑线上。　　

   （一千三百六十二）《教改长期规划方案》，在一个广大人民群众嗷嗷待哺急需“教育这种生活必需品”，且是需要“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教育全面免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应有之意。学校和其整个教育系统是因为有了“学生”才存在的，一个把“学生”这个重点放在一边的没学生什么事，其它人却到里边大分特分起“肥”来，这样的方案是不合格的。别看学费、杂费等那几个钱对富人权贵等来说，是小到不能再小的小钱了，但对大多数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学生和家长来说，那就是救命稻草，那就是变相地为他们增加收入，那就是在解放他们的消费能力地扩大内需，那就是打翻打碎残酷的不公平的“教奴压迫制度”，那就是国家和政府在承担他的必须担当的社会责任，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具体实现方式。　　

（一千三百六十二）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是对全社会负总责的。国家和政府就是要通过“教育免费”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伟大理想。这不是可干可不干，可以干多干少的的事业，而是国家和政府需要不断实现的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伟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医改的“全覆盖、均等化”工作做得不错，养老也开始了“全覆盖、均等化”的征程，为什么到了教育就不知道钱怎么花了呢？　　

  （一千三百六十三）国家通过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这类生活必需品“全社会覆盖和均等化”的“免费和补贴”等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实现方式，可以有效地消除整个社会的“消费”后顾之忧；可以通过这种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的方式，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与和谐稳定；可以使每个社会成员生活的更有尊严；可以通过这种“全覆盖、均等化、大众化”的社会公共福利均沾共享方式，消除某些人和某些阶层的“特权和优越感”，使某些形式的腐败变得毫无意义和没有任何价值。　　

（一千三百六十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体系”，就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初级表现形式。比如说那小汽车，以前只有当官的可以享受，现在一般人都有了，这当官的再坐小汽车就失去了特权和优越感。而让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这些生活必需品，都能人人拥有并免费共享，那些有着后顾之忧的并有能力腐败的人，还有必要冒着做牢的风险去玩命地贪污腐败吗？至少是可以减轻其贪污腐败的冲动的。　　

   （一千三百六十五）《教改十年规划纲要》，应该把支撑这个方案的最重要、最本质的“学生主体地位，并努力帮助学生这个弱势群体完成学业”的“不断免除学费、杂费等的制度”这个筋骨突显出来，使其真正成为解决“学生上学难”现实严酷社会问题的上方宝剑，才达到了其做为一种“规划制度”的作用和意义。　　

五十八、医改的重点是建立健全“全覆盖、均等化、不断提高”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　　

      （一千三百六十六）2008年10月，国务院公布了“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本论题是听婵释禅于　2008年10月16日　分别发表于“听婵释禅的博客”和“乌有之乡网站”上的建言献策。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三年了，“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等的改革，国家也拿出了大钱地取得了覆盖城乡90%以上的重大进展，但做为当时的建言献策，由于与日后的许多“医改措施”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故做为“经济应用理论”部分，还是把其要点记录下来，不仅是为了使整个“经济应用理论”形成体系，而且也是为了做为记忆和研讨之用。当然，本论题的医改建言献策，还有许多期待没有实现呢！　　

（一千三百六十七）“新医改方案”中那些有如：“政府主导并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全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保持基层医疗服机构人员的人头费财政拨款支持”、“提高在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的医药费报销比例”等的许多可圈可点的好想法，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些改革措施在日后的医改中都得到了付诸实施）。新医改方案在各地的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已经酝酿了多年，日前公布的“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也算是集中了关心此项课题的人的不少精力和智慧。但还有“重点不是那么太突出”，“指标还不是那么太明确，特别是钱还没有到位”等的问题。　　

（一千三百六十八）整个“新医改方案”，无非就是主要要说三件事：一是对那些“个体或是单位”无法抗拒的有如非典等的各种传染疾病,或是象三鹿奶粉等那样的重大公共医疗卫生事件等，要由政府公共财政来买单。 二是在“医疗、医药”两个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的所谓改革来降低医疗、医药成本，让老百性，或是更确切地说是让参加医保的人，少花钱看好病，以缓解中低收入者的医疗、医药消费能力有限的问题。三是通过基本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等政策措施增强居民，特别是增强中低收入者的医疗医药消费能力。　　

（一千三百六十九）目前，我国医改中的最大短板：是第三条的“基本医疗保障全覆盖”问题。因为广大中低收入的农民工人等现在是钱太少，或是没钱去消费那高价或是低价的医疗、医药产品，你就是弄的再便宜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了医疗、医药已改革许多年了，也没见到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首先实现“城乡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全覆盖”。　　

（一千三百七十）“新医改方案重点不突出，指标不明确、公共财政补贴不到位”的原因之一：是该方案给人一种没有“硬指标”的往前推着干的感觉。做为一个相对短期的医改方案，竟然没有一个具有挺直腰杆并带有紧迫感的“硬指标”。用“覆盖城乡”这样的模棱两可的语言打发一个短期医改方案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多少比例叫覆盖？50%叫覆盖,100%也叫覆盖。　　

（一千三百七十一）“新医改方案重点不突出，指标不明确、公共财政补贴不到位”的原因之二： 是公共财政每年投入基本医保等多少钱？每年扩大多大比例？每年参加医保的人能够增加多少比例的医疗保费等也都是个未知数？如果搞成大学助学贷款等那种有许多条件才能贷到很少比例款的“象征性”的点缀式的政策措施，也就又成了一个新笑话。　　

 （一千三百七十二）“新医改方案重点不突出，指标不明确、公共财政补贴不到位”的原因之三：是目标的时限过长。医改这件事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相比也算不上是很大的事了，而且是关系到每一个中国公民切身利益并人人有份的事情，按理来说应该是群情激昂，人人支持、处处开绿灯的，可如今却是一杆子支到2020年去了（后来方案在时间上明显缩短了）。似乎国人的智慧都快穷尽了，只能这样推着往前走了，可见所谓的“重视”也只是重视在嘴上罢了。　　

（一千三百七十三）导致对医改不重视的原因，归根到底无怪乎就是那些起决定作用并具有话语权，同时又已享受社会公共医疗福利“过多”的行政事业单位等的既得利益者，对他们自己的“医疗福利享受”的太“心满意足”了，而出现的“躲在小楼成一体、不管春夏与秋冬”的固步自封。如果那些“老干部们”等也是处在现在农民工人等的医疗困境，这种危机感也许早就上来了。当然，医改也是一件不如建飞机场、建高速路等又有政绩又有油水的美差那样愿意让人爱干了，这种只掏钱没好处费的好坏都遭人骂的苦差，谁也没有那么多积极性去干的，这也是影响医改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内在心理因素。但关键的问题还是思想不解放，思路不开阔，眼界太狭窄,并对“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认识还多是停留在口头上。　　

 （一千三百七十四）“新医改方案重点不突出，指标不明确、公共财政补贴不到位”的原因之四： 是重点不突出。新医改方案的面面俱到，都重要也就是说都不重要。要建立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可以说现在已经形成并相对比较齐全了，只是需要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进行进一步不断完善的锦上添花罢了。重点不突出，提跟没提也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没这个方案各项事业也都会照样往前进一步发展的。当然，有,总比没有强。　　

 （一千三百七十五）“新医改方案重点不突出，指标不明确、公共财政补贴不到位”的原因之五： 是新医改方案对于正在享受“过多社会公共医疗福利”的既得利益集团应该怎么办没有提一句。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享受的“社会公共医疗福利”资源可是要比一个“乡”的人多得多哟！当然这些人的既得利益通常是动不得的，这也是医改能够推动下去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但这些人的太“心满意足”，却又缺少了推动医改向前迅速发展的“决定力量”。　　

（一千三百七十六）“新医改方案”需要着重审视的四个问题之一：是基本医疗保障扩面和增强居民医疗医药消费能力是重中之重。其实，说一千，到一万，现在医改的首要攻坚目标就是：基本医疗保障的扩面和迅速增强全体公民的医疗医药消费能力。也就是说，要让全社会的普通老百姓，特别是看不起病的中低收入者能“更广泛更多地”享受到“社会公共医疗福利”。（之后的“基本医疗保障扩面”工作做得很好，仅用两年时间，就通过政府大量补贴的参保方式，建立起来了“农村合作医疗和城市医疗保障体系”，并取得了覆盖全民90%以上成绩，进而“基本药物”的报销比例也不断提高到2011年的全国平均70%左右）。　　

（一千三百七十七）“基本医疗保障的扩面和迅速增强全体公民的医疗医药消费能力”，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老百姓看病时，“社会公共医疗福利”能给所花销的医药费报销多大的比例，或是老百姓医疗卡里每月“社会公共医疗福利”能给存入多少钱。只有每个公民手里能实实在在地真正攥在手里的那部分，或是在一旦有病可能获得多少“社会公共医疗福利”的补助，才是的医改的真正意义所在，然后每个人再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疗、医药等的服务和消费。说白了，就是赵本山说的那句话：“来去的火车票谁给报销了”。离开了这样一个医改实质性问题，说的再天花乱坠，再机制机制地整一箩筐，都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一千三百七十八）医改的立足点、落脚点和着重点：一是“社会公共医疗福利”能给“看病者”落实多少医药费报销比例，或是给每个健康者的医疗账户里每月能打入多少钱。  二是这种“社会公共医疗福利”的覆盖面能扩大到什么程度。当然，方式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社会公共医疗福利”这种“硬通货”是最大的根本和关键。　　

     （一千三百七十九）“新医改方案”需要着重审视的四个问题之二： 是通过发行“医改国债”，或是“增加公共财政医疗补贴开支”等政策措施，加速“基本医疗保障扩面和增强居民医疗医药消费能力”（之后出台的医改方案，是国家在三年内拿出8500亿元用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决心还是很大的）。医改要在短时间取得实质性突破，就要解放思想，拓宽思路，放开眼界,并真正把“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其它的无关紧要的这债、那票的咱不总是发个不停吗，医改这种关系到所有国民福祉的硬福利，在N年内整个几千亿国债，或是“增加公共财政医疗补贴开支”，是任谁也说不出来什么的。　　

（一千三百八十）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和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国家的医疗改革巨额补贴，再加上各级财政用于医改的固有财政投入，及单位、个人参加医保等的投入，那就是几万亿元的大数目，但由于是人人有份的相对均摊，并且大多数人的医疗医药消费都是延期消费，而不是一下子的即期消费，所以对于拉动国内消费的长期性、持续性，要比任何建飞机场、高速公路等的“硬公共福利设施”更有利于扩大内需和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协调发展。这也是我国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可能导致的经济危机，并且还不能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比较明智的良方。至于这国债的还法，那就用医疗医药企业等的税收慢慢抵扣着还呗！或是用听婵释禅的“新财政理论”的办法解决。反正这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样还能通过这种国民经济的二次分配,适当地缓解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两级分化的矛盾，何乐而不为呢！　　

     （一千三百八十一）“新医改方案”需要着重审视的四个问题之三： 是尽可能做好医院、医药等领域的改革。医改的重点是不应放在医院、医药等领域的，你给医院、医药再多社会公共医疗福利的“软补贴”,也无非是都进了老虎嘴里再也吐不出来的，尤其是大医院（事实证明，虽然有关部门在“医院、医药等领域”进行了三年的改革探索，但至今仍然毫无进展）。既然医院、医药等都已经全面市场化了，你就没法制止他们做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动，政府在其身上能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这么多年来的尝试已经证明是徒劳无功的。医院、医药、医生是不可能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的，你堵住了这方面的漏洞，他们就会凿出其它的漏洞。一个月总收入（包括回扣等）一万元的医生，你让他退回去拿干巴巴的纯工资奖金收入五千元，这不是与虎谋皮吗？既然既得利益不能丢，那么猫和老鼠的游戏就永远没完没了。这当然不是说医院医药等领域的体制或腐败和不正之风等不改不管了。　　

     （一千三百八十二）既然“医疗和医药”早已市场化了,改也改不出什么新花样了。就是“医疗和医药”分家了,也许药品价格能便宜点,但医院为了生存发展,还是得把诊断和治疗的价格提上来,这就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因此,这方面是不能期望太高的。 当然，若能在医疗医药方面改革出“少花钱看好病”的医药分家的公立医保医院负责诊断治疗，医保药店负责使百姓买到不管是谁开的、还是自己翻书找的又便宜又治病的好药那就是更万幸了。但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一千三百八十三）“新医改方案”需要着重审视的四个问题之四：是政府公共财政对医疗、医药的“硬投入”要有节制。对于若能多建设点医院等医疗设施，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建设多少医院等医疗设施，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就都能享受着“等量多”的医疗服务，并这也与国家给予每个公民提供适当量的“社会公共医疗福利”是两回事。也即对于中低收入等的没钱者，你就是每一百人建立一所医院呢，那也与他们有任何关系。　　

（一千三百八十四）医改的实质和追求目标：就是要让那些没有医药消费能力的看病者，增加并具有一定的医药消费能力。在一个处处都需要“钱”才能“办事”的市场经济时代，只有把“社会公共医疗福利”这种真金白银落实给每个享受者，才能使这种医改更具有实际意义。这就好比你建设再多的飞机场和大学，但因为没钱消费，而使大多数人还不是一辈子没坐过飞机和没上过大学吗！也就是说，医改对于富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对于那些富人来说，只要医疗服务能够做到，医疗技术能够达到某种高度，又需要用谁去操心呢？　　

     （一千三百八十五）政府公共财政的主要投入目标：是基本医疗保障、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基层公共医疗设施建设和人头费等，以保障其的正常运行。政府公共财政对于医疗、医药企业，或是设施的投入则是要非常慎重的，一般通过“市场”解决就可以了。　　

     （一千三百八十六）医疗改革与教育改革、养老改革等一样，都是牵涉面最为广泛、涉及到每个国民社会福祉的切身利益，且人人有份的公共福利大问题。建设好医疗、教育、养老等这类“软公共福利保障体系”，要比建多少飞机场、多少高速公路、多少高楼大厦等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特权的“硬公共基础福利设施”，更能很好地表现一个国家倡导并贯彻的“社会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理念的决心。这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需要解决的社会公共福利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拿得出去“显摆”的硬话题，并且也是体现一个国家“社会性质”的根本性问题。而一个国家的社会公共福利的多少，已经是检验着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含量有多少的一个重要试金石了。　　

（一千三百八十七）如果说一届政府能够“干明白”这种事关每一个百姓切身利益的一、两件事，也就可以功垂千古了（至少在“医疗、养老”这两件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上，虽然起点低点，但从制度建设和全覆盖的角度上看，胡温政府在“重建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方面是可以功垂千古了）。而这种牵涉全体社会成员福祉的“软公共福利”，又有着可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并达成使人们能够放心大胆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目的。（待续）　　

　2011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