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采编中心是干嘛的:国家财富增长战略

国家财富增长战略　　

　　第 6 章  谁能战胜财富周期

　　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西方国家联手行动，中国也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不过，除了货币政策领域存在一定共同点之外，中西方的反周期政策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比如，虽然中国股市跌幅超过70%，中国政府却出台了向实体经济增加4万亿元投资的计划，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领域；而面临更严重经济衰退、股市跌幅较小的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却把9000亿美元巨资几乎全部砸向金融领域。

　　如此大相径庭的反周期政策，究竟谁能先走出经济下行周期？什么样的周期理论能够提供战胜危机的良药呢？

　　寻找经济周期答案

　　经济周期的本质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曾在社会总需求的周期性变化中寻找周期的原因。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扩大再生产的冲动、工人需求能力不足会造成周期性的商品过剩（超过需求），并形成经济危机。凯恩斯则把经济周期性波动归因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这三大社会心理问题所造成的消费不足、投资不足及社会总需求不足。

　　还有很多流派把经济周期性波动归因于供给方面的变化，比如存货变化周期、房地产建造周期、企业的设备投资周期，以及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周期等等。

　　而最近20年，最引人关注的还是货币伸缩、商业银行信贷伸缩、资本市场涨跌所造成的金融膨胀与收缩。从2002年以来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和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地产市场大牛市极大地刺激了全球信用的扩张，并带动了消费的繁荣和投资的高涨。而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最终演变为西方金融机构倒闭风潮、信贷和信用危机、资本市场暴跌和全球经济危机。

　　如果2008年开始的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是由需求因素造成的，那么只要供给方面的长期财富创造能力不衰退，需求周期性上涨，经济就能很快恢复。如果本轮危机的本质是由供给方面的财富创造能力衰退引起的，那么恐怕这一轮经济衰退要持续较长时间。如果其本质原因仅仅是金融体系的杠杆过大，那么西方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过程结束后，随着信用和信息的逐渐恢复，全球经济形势就会很快好转。

　　事关未来形势的判断和应对周期的策略，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财富分配与商品过剩

　　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以经济周期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建立之后200多年的经济运行本质。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坚持扩大再生产，而工人在被剥夺剩余价值的过程中逐渐贫困。最终，产品越来越多，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却没有能力购买，结果产品相对过剩。

　　这一理论从财富分配的角度解释了社会总需求阶段性不足的必然规律。当财富分配机制有利于提高大部分人口的需求满足程度时，社会总需求上升，财富和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体系只能提高少部分人口的需求满足程度、更多人口的购买力需求下降时，则社会总需求不足、产品相对过剩，经济的下降周期必然来临。

　　在财富没有向全社会扩散以前，尤其是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形”社会财富结构形成以前，财富结构和财富分配体制的确是造成早期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本质原因。事实上，尽管西方国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但是它们在培育中产阶级、建立完善福利制度、向富人征税并向穷人转移支付等方面，的确采纳了马克思的主张。

　　对于当代中国经济而言，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则更有借鉴意义。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产品生产能力正在膨胀且已经存在一定过剩，中产阶级还不是人口的主体，社会贫富差距明显扩大。此时，我国政府的确应该加大税收转移支付制度，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社会总需求的持续提高，为财富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

　　从这一全球经济危机的起因分析，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虽然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圆了很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梦，却忽视了中低收入者的长期还款支付能力不足，因此，一旦房地产下跌、贷款违约率提高，就引发了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中国的城市商业房地产价格上涨超出了一般居民的购买能力，也是造成地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凯恩斯主义不能解释中国经济

　　凯恩斯是现代西方经济学领域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有人把他称为“战后繁荣之父”。

　　凯恩斯也观察到了社会总需求周期性变化规律，但是他没有从财富分配角度来解释社会总需求不足，而是认为有三大定律造成了总需求不足。

　　第一个定律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人们挣的钱越多，拿出来消费的比例就越少。当收入很少的时候，全部工资花掉还不够；当收入很多的时候，拿出一部分消费就够了。因此社会越发展，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越低。这样慢慢地就会造成社会消费需求不足。

　　第二个定律是“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初始投资回报率很高，但是资本投入越多，平均回报率则越低。这样下去，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就会越来越低，也造成社会总需求不足。

　　第三个定律是“货币流动性偏好”：当人们的消费需求下降、投资效益递减时，越来越多的货币会沉淀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利率极低的情况下，甚至会形成“货币流动性陷阱”—银行体系的资金既不能通过信贷刺激消费，也不能形成投资，而是在货币体系内“空转”，进一步加剧社会总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正是这三大定律造成了周期性的社会需求不足。为了避免经济危机，政府必须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投资政策来刺激社会总需求。

　　凯恩斯的这三大定律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隐含了很多假设条件：生产技术不变、产业结构不变、不存在消费升级、不存在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善、不存在金融安排方面的效率改进等等。在技术革命、社会分配体制改善、金融安排改善、产业升级等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上述三个定律（实际上是三个假设）都是不成立的。

　　技术革命不仅会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而且其财富效应会提高社会总需求，改变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而社会分配体制的改革、福利制度的完善、消费信贷等金融创新同样会提高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至于完善的资本市场体制，尤其是类似于风险资本市场等制度安排，则缩短了资本的回报周期，不仅提高了资本的边际回报，而且改变了货币的流动性偏好。

　　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曾经有长达10多年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繁荣局面，就是因为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改变了凯恩斯三大定律。首先是信息技术革命提高了资本边际回报率，创造了新的社会需求、提高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其次，由于创业板、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等金融创新，投资新兴产业的资本退出速度加快。由于新兴产业本身的增长、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新兴产业通过股市财富效应对传统产业的刺激，导致传统产业的周期性衰退部分被抵消，从现象上似乎改变了整个经济的运行轨迹，表现为10年的持续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现象—这种在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背景下的特殊经济繁荣被人们称为“新经济”。

　　显然，2008年以后的美国和西方经济，既不可能有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也不能期望再次出现类似次贷金融创新所带动的地产和金融繁荣，所以凯恩斯主义三大定律所决定的经济衰退周期必然会一直笼罩着欧洲和美国。

　　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背景并不符合凯恩斯主义隐含的假设。

　　首先是制度变革极大地提升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和居民消费倾向，进而提升社会总需求，拉长经济繁荣周期。比如，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80年代的企业承包制、租赁制改革，90年代的股份制改革和市场化体制的逐步建立，21世纪初加入WTO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等等。在这些阶段，整个社会的总需求总是持续上升的，凯恩斯主义周期性规律根本不起作用。

　　目前，中国仍然处于消费升级、城市化、工业化、金融深化阶段。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既有200多年前欧洲纺织业技术革命成果的滞后传播，也有150年前钢铁、铁路技术革命的成果提高后的财富拓展，还有化工业、汽车、通信等第三、第四次科技革命成果在中国的应用，当然也有全球最高端的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的财富拓展。与此相伴随的还有工业化、城市化时期的财富和消费升级，以及经济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经济开放带来的社会总需求增长。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是递减的，而是递增的；个别传统产业的投资回报率有递减的现象，但是整个社会总的资本边际投资回报率是稳定的，有时候甚至是递增的；同时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处于资金饥渴状态，也不应该存在货币流动性“空转”的现象。所以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在中国基本不适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总量调控政策来应对结构性经济问题，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踩油门”，反而会放大经济波动。

　　长周期：技术的能量和制度的“场”

　　长周期理论始于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人们甚至把五六十年的经济周期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康德拉季耶夫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周期非常有规律，基本上每过五六十年就有一个长周期：前面三四十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后面二三十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全球经济第一次长波从18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至1810～1817年为上升期，1810～1817年至1844～1851年为衰落期；第二次长波开始于1844～1851年，从那时起到1870～1875年为上升期，1870～1875年至1890～1896年为衰落期；第三次长波开始于1890～1896年，至1915～1920年为上升期，而衰落期则开始于1914～1920年间，到康德拉季耶夫著书之时第三次长波的衰落期仍在继续。

　　自从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五六十年的长周期之后，许多经济学家都企图用各种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技术创新派”倾向于用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技术创新或创新寿命周期等因素解释长周期现象；“经济体制派”倾向于用经济制度内部调节因素解释长周期现象。还有人认为，经济长周期的原因是技术革新、通货供应量、能源资源、战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有少数经济学家用政策的周期性变化或两代人的心理变化等因素解释长周期现象。

　　从影响财富周期理论的四个原因1来看，技术革命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最接近。比如，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787～1842年；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42～1897年；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98～1946年；第四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946～1990年，主要是指电子、通信、化工技术的发展，除了1990开始的这一轮新的经济长周期所能持续的时间还没有得到验证之外，基本上前四次技术革命周期都对应着一个五六十年的经济长周期。

　　这样看来，熊彼特等人提出的“以技术创新解释世界经济长波”的理论就比较有道理了。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这种长周期恰恰是五六十年一次呢？这种五六十年一次的长周期究竟是一种历史的宿命，还是时间上的巧合？

　　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成果都需要一定时间在社会上进行推广。技术革命成果推广的过程就是财富创造能力提高的过程，往往对应着向上的周期。当一种技术革命的成果在大部分国家基本推广完毕后，各国财富创造效率的提高就会放缓，这时候如果没有新的财富创造手段出现，往往就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财富缓慢增长。

　　如果技术革命成果的推广和扩散时间就是经济和财富长周期，那么，每一次技术革命成果的所需要的推广时间是不是均等的呢?为什么一定是五六十年呢？

　　具体地分析，技术革命成果的传播时间主要取决于几个主要因素：技术革命本身的量能大小，制度决定的技术传播速度，地理和人口深度、跨度、梯度。

　　不同的技术革命所蕴涵的财富量能不同。比如，纺织业革命只不过是利用蒸汽机动力对部分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的加工，其财富拓展效应相对于后几次技术革命而言就比较小。而钢铁和铁路革命虽然把财富源泉拓展到地球的深层矿石资源，但是其物理应用范围也是有限的。一旦铁路的物理应用空间逐渐被填满，交通运输革命的财富效应就逐渐递减。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产业革命所蕴涵的财富拓展空间就大得多了。因此，每一次技术革命本身所蕴涵的财富影响力都在上升。可见，如果技术革命真的是长周期的决定因素，那么长周期就不应该总是五六十年一次，而是一个周期比一个周期持续的时间更长。

　　显然，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并不是影响财富和经济长周期的唯一因素。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技术传播的速度呢？

　　首先是社会制度的影响。第一次纺织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制度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硬财富社会过渡阶段，金融资本市场、技术专利市场、劳动力市场都处于发育过程中，工厂制度刚刚形成，因此技术革命的成果传播速度较慢。如果把纺织工业革命这样的技术成果放到21世纪，就用不了50年时间来消化了。哪怕在市场经济制度仍不完善的国家，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纺织业革命仅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早期纺织技术革命和交通运输革命时代，财富过度集中也拉长了技术革命成果的传播周期。由于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于富人，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过慢，从而频繁发生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断技术革命成果传播、拉长技术革命的传播时间。第三次、第四次技术革命所蕴涵的能量远远大于前两次，却因为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使技术传播的速度加快，技术财富周期缩短。

　　社会制度对于技术革命传播的影响作用就如同物理学中的“场”。良好的经济体制就如同阻力较小的“场”，能够迅速将技术革命的成果产业化并形成实实在在的财富增长。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一、二次长周期之所以持续五六十年，是因为“场”的阻力较大，拉长了财富周期；而第三、第四次技术革命动力远远大于前两次，所引发的财富增长周期应该更长，却因为“场”的阻力变小，从而缩短了财富周期。

　　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康德拉吉耶夫观察到的五十年左右的周期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不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经济长周期是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次，从国别经济来看，对于地理和人口背景不同的国家而言，技术革命成果的传播速度会有明显的区别：同样的技术革命，在日本则可能表现为短时期的财富迅速增长，而在中国则可能体现为长时期的财富缓慢增长—中国的经济长周期一旦开始，就必然比日本的时间长，这是由其地理和人口的深度、跨度、梯度等战略纵深决定的。

　　此外，随着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技术传播速度加快，全球经济长周期将呈现逐渐缩短的趋势。假设第五次长周期依靠第一、二次技术革命时期的技术成果，那么在经济全球化、高效率的市场和金融体制安排下，财富周期一定远远小于50年。然而，从1990年开始，包括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新材料（纳米）技术、生命基因技术、空间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创新，几乎同时到来，如果上述技术都能够取得突破并走上产业化道路，那么第五次技术革命引发的长周期仍将持续,并且将彻底改变人类的财富结构，引导人类社会进入“软财富”时代。

　　目前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全球经济的改造能量已经逐渐衰退，下一轮财富周期只有期待新材料技术、生命基因技术、空间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技术突破并产业化—如果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突破，这一轮西方经济的衰退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其他经济周期理论

　　1923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从美国和英国1890～192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统计资料中发现，厂商生产过多时就会形成存货，从而减少生产，进而产生3～5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基钦把这种短期调整称为“存货”周期，后人把3～5年的存货波动周期称为“基钦周期”。

　　1862年，法国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中提出，市场经济存在着9～10年的周期波动。后人把这种10年左右的中周期称为“朱格拉周期”。朱格拉认为，周期波动是经济自动发生的现象，与人们的行为、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有直接联系。朱格拉周期一般从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看出，而设备投资的GDP比重则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收益的变化和预期。

　　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提出，经济中存在长度为15～25年不等的长期波动。这种波动在美国的许多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建筑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库兹涅兹周期也称为建筑业周期。库兹涅兹周期是居民财产购建和人口转移的结果，对于中国当前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波动分析，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政治制度是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认为文明终究会衰落，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周期决定了其经济周期，从历史上看这个时间的长度一般是150年，我们把150年的政治文明周期叫“罗布代尔周期”。

　　另一种理论认为，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也是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除了凯恩斯的三大心理定律之外，中国人用来描述一般家庭“富不过三代”的谚语，在西方也成为描述国家兴衰周期的理论解释之一，被称为“卡德韦尔法则”或“三代效应”。从创业、兴盛到守财、奢华消费、坐吃遗产的时代心理特征变化对某一个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周期的确有重要的影响。

　　上述周期理论在本质上偏重于对财富长期生产能力的分析。如前文所述，中国的经济周期恰恰是存货周期、地产置业周期、设备投资周期的三种叠加。而西方国家本轮周期，除了地产置业周期之外，受金融的因素影响更多一些。

　　金融伸缩周期与美国经济

　　作为1987～2006年一直掌控美国货币政策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经展现了其对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超凡的判断能力和调控艺术。面对1987年的股灾、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网络股泡沫破裂、“9·11”事件对金融市场可能的冲击，美联储在格林斯潘的领导下，通过其掌控的货币政策工具，一次次让美国经济摆脱了危机，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

　　然而，2001年以来，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并在2003～2004年把联邦再贴现利率长期保持在1%的水平，为金融和地产领域输入了过多的货币流动性。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很多钱简直就是负利率、无成本地使用，因此极大刺激了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并进一步造成了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地产市场罕见的大泡沫。

　　图6-1   美联储基准利率变化

　　2005年开始，美联储又迅速把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25%，造成地产下跌、相关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最终酿成了金融危机。显然，忽紧忽松、过紧过松的货币政策，不但没有熨平周期，反而成为放大经济波动的刺激因素。比美联储的货币调控变化更快的是金融机构的信用放大和收缩。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全球金融机构在繁荣的时候把金融杠杆放大到几十倍，极大地刺激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市场财富膨胀；而在泡沫破裂之后又掀起“去杠杆化”的浪潮，造成信用紧缩，并影响到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不足。

　　金融伸缩—日本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地产和资本市场泡沫破裂之后，就一直想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面对着90年代开始的经济衰退，日本央行分别在1993年、1996年、2001年分三个周期，多次大幅调低利率，从1991年的6%左右一直调低到0.1%。

　　然而，面对人口老龄化、缺乏长期财富创造能力，企图通过低廉的资本扩张金融信用来刺激经济根本是不现实的。日元的超低利率反而吸引了全球的金融机构和国际套利基金纷纷到日本金融市场拆借资金。这种全球金融机构蜂拥到日本借钱，然后到亚洲乃至全球市场投资的现象被称为息差交易（carry trade）。

　　显然，日元的超低利率也是造成过去几年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而2008年年初，那些通过息差交易从日本拆借了大量资金的金融机构发现日元有升值的趋势，就开始从各地迅速抽回资金，从而造成亚洲金融市场的暴跌。2008年1月份的亚洲资本市场暴跌幅度远远超过欧美，其背后与日元资金的回流有脱不开的干系。

　　显然，日本的实体经济增长仍然缺乏供给方面的财富创造能力，而日元资金的膨胀和回流却像华尔街的金融伸缩一样，成为造成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和收缩的源头之一，并影响全球实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金融伸缩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受到金融抑制，丰富的储蓄不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资本。中国商业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差额高达15万亿元，证券市场市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比较低。所以，中国的金融扩张与收缩对经济的影响没有西方国家明显。这也是中国政府面对经济衰退，把主要精力放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实业投资的原因之一。但尽管如此，忽视金融扩张与收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对的。

　　中国金融体系的伸缩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路径。

　　信贷伸缩是核心要素。由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拥有巨额存款，而且有近15万亿元的存贷差，因此中央银行传统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和信贷额度控制政策是影响中国金融扩张与伸缩的核心要素。2008年6月以前，中国一直执行严格的信贷额度管理政策，并且在2008年6月把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率提高到17.5%，这种政策极大地收缩了货币流动性，虽然对于抑制通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是造成中国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资本市场财富效应对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预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2006年以来的中国股市牛市行情极大地刺激了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融资的热情，推动中国经济增速创历史新高，到2008年初，单月通胀率一度高达8%以上。2008年以来，中国股市下跌幅度高达70%以上，不仅造成居民消费信心下滑，购房购车热情下降，而且造成资本市场阶段性丧失融资功能，降低了企业的投资预期，是造成经济下滑、通胀率增速回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利率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则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于很多中小企业贷款需求常规情况下一直得不到满足，所以提高利率时，大企业减少的信贷需求通常会被中小企业填补，结果加息对于降低总的信贷需求意义不大，只会从微观上提高企业的财务成本。

　　此外，由于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村居民还没有被公共社会保障、公共医疗保障、公共教育体系覆盖，所以不论利息如何变化，他们都把钱存入银行。城市居民对于资产在银行存款和股市之间的调整，则主要受到股市风险收益特征变化的影响，对利息率也不敏感。小幅连续加息显然不能改变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完全起不到紧缩的效果。因此，除了购房和购车等消费行为之外，中国居民的证券投资和消费行为对利率都不敏感。

　　正因为上述消费和投资反应模式的特殊性，中国的利率政策总是很难产生预期的反应。2007年，中国一共6次加息，虽然目的是抑制资产泡沫、抑制通胀，但是却反而刺激了资产泡沫。因为连续加息减少了人民币与美元及其他外币之间的利息差，增加了持有人民币的收益率，在国际投机和套利基金对人民币的利率变化高度敏感的情况下，每次利息提高都吸引更多的狙击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涌向中国。因此2007年以来，在贸易顺差保持稳定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以每季度1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其中很大部分是国际套利和投机资金。中央银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需购买这些外汇，购买的手段是发行人民币，过度发行的人民币又会推动通货膨胀、股市泡沫和地产泡沫。

　　2008年下半年，中国开始进入降息周期，除了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产和汽车的消费回稳、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之外，必然引起国际“热钱”撤离，并造成阶段性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影响国内货币流动性状况。

　　从经济周期到财富周期

　　通过对上述传统周期理论的回顾，对照其对当前全球经济周期的解释力，我们会发现，本轮周期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伸缩的影响，还有存货和设备投资等供给方面的原因。然而，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变化，因为需求周期会自动恢复，金融收缩一段时期之后自然会迎来下一轮膨胀，过多的存货和生产能力消化一段之后也会迎来生产的下一轮扩张……更值得重视的还是人类财富创造能力的变化，以及财富增长的长期动力。

　　其实，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经济周期和财富周期。为了理解经济周期的本质，我们不得不回归经济运行的财富本质，再次下沉到历史上不同的财富阶段，找出不同阶段影响人类财富增长周期的深层因素。

　　气候和物种变化与生态财富周期

　　原生态财富时代，人们的财富局限于小型动物和可食植物，财富总量主要取决于上述物种的繁殖速度，人类对这些物种食用性的认识能力、种植或驯养能力。

　　那时候，竞争性物种的突然兴起或者可食用物种的突然衰落，会大幅减少某一区域人类可利用的财富总量。而在某些物种繁荣的季节里或者迁徙到采猎对象丰富的区域里，人们又面临着大量过剩的财富无法消费。由于贮藏技术的匮乏，人们只好在财富过剩时浪费、在财富匮乏时忍饥挨饿。

　　除了冬天的采集和狩猎对象大量减少之外，即使在同样一个季节，越来越多的人也会逐渐聚集到那些气候适宜物种生长的地区，于是在最适合人类采集果实和猎取小型动物的场所，以及河流、山川、湖泊等适合农作物的地方，人群逐渐集中。而其他物种则被迫逐渐向森林、山地等环境退却。

　　对于物种可食用性的认识也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的财富总量，比如16世纪，一些航海家把土豆从南美洲带到欧洲，作为花园里的观赏植物。直到18世纪初期，人们才发现，土豆的营养成分是谷物的双倍。于是，土豆的种植风靡整个欧洲，成了最重要的食物之一。如果没有土豆，就没有17世纪的人口大爆炸。

　　显然，原生态的经济周期本质是物种和季节变化周期，以及人类对可食用物种的发现周期。

　　周期性的土地和粮食危机

　　在几乎所有气候湿润、适合耕作的土地被开垦之前，生态财富周期性并不明显，主要体现在不同年份的气候变化导致农作物的丰欠。当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开垦，只剩下沼泽、森林、山地、缺水的草原和荒漠的时候，土地危机造成的周期性财富危机才开始出现。

　　可开垦土地增加速度的减缓与人口增加速度的相对较快开始产生矛盾，再加上土地交易和行政强权兼并活动，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于是出现大量少地或无地人口。一旦土地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就会降低其他人种植的积极性，结果，生态财富总量下降。当这种矛盾发展到极端时，夺取土地甚至消灭人口的战争代替土地开垦成为更重要的解决方式。

　　除了周期性土地危机，生态财富时代的粮食危机还常常与河流的周期性泛滥或枯竭有关系。

　　几乎所有的农业经济都是依托于大河冲击性平原而繁荣起来的。比如两河流域、恒河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黄河流域等等都是人类农业文明的发源地。这些兴起于大河冲击平原的生态财富繁荣地区，不可避免地受到河流泛滥或河水枯竭的影响。比较典型的是中国的黄河流域，黄河水灾在秦汉时期平均每26年爆发一次，三国到五代十国时期每10年爆发一次，到宋代几乎每年都有河水泛滥，元代以后几乎每半年就爆发一次水灾。在解放前的2000多年里，黄河累计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

　　生态财富时代，周期性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实际上是环境承载人口能力达到临界点的表现。每一次环境临界点出现，就会迫使一部分人口到更艰难的环境中去拓展生存的空间。在中国、印度、北非、中东、欧洲，人们逐渐从最适宜种植的地区向远离河流湖泊的山地、森林拓展。由于拓荒速度始终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所以每隔一段时期，一个社会要么爆发内战、要么对外发动战争，然后就是人口死亡、瘟疫传播，从而使人口与土地之间重新达到平衡。

　　在黄河流域，西汉时代开垦的荒地达8亿亩，唐代则超过14亿亩。到唐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逐渐开发完毕。明清时期则进一步向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拓展。新中国建立之后，主要是在严寒的东北和西北的草原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耕地拓展。目前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已不足2亩。就算在西北地区完全没有灌溉条件、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坡深山中，也有人维持着低质量的生存。更由于农业历史较长，土地开垦过度，目前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13%。而农业社会历史较短的欧洲森林覆盖率则达到30%以上。

　　尽管人口对生态环境不断造成压力，但是几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农业统计资料都表明，随着人口的增多，该地区的粮食总量和财富总量都是增加的。这种生态财富的持续增加，一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二是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三是有赖于特定的土地与财富分配制度。农业生态财富时代的技术进步主要包括对其他地区新作物、新养殖品种的引进和改良、畜力对人力的替代、水利的应用、风力的应用、轮制工具、铁器的应用、肥料的使用、轮耕制度、耕作技术提高、热带多季作物的推广等等。而特定的土地与财富分配制度则包括每一次土地革命、税收改革、其他财富分配制度的变革。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几乎每一个朝代在刚刚建立后的100年左右时间内，几乎都呈现出繁荣稳定的局面，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宋朝的孝武之治、明朝的仁宣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等。而一个阶段后，  土地集中、税收水平提升等不利于农民的变化，又会将财富增长的速度降下来—这也是生态财富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之一。

　　所以，无论是开荒、农业技术进步还是变革制度，都不能彻底改变农业社会周期性的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周期性的土地危机是由人口增长和土地增长的内在矛盾决定的，而周期性的粮食危机则是由于农业对冲积性平原的环境依赖和破坏造成的。以上两个周期性危机都是内生于生态财富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哪怕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也只能带来几百年的危机缓和。

　　工业硬财富革命，使人类财富的客观来源超出了种植业和养殖业所局限的生物种类本身，扩展到非生命世界的地球资源。硬财富不仅直接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且通过改变土地的肥力使生态财富总量有了质的飞跃。所以，只有硬财富革命才能帮助人类彻底走出生态财富周期性危机。

　　技术革命周期

　　新技术提高了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利用能力，丰富了财富创造手段和财富形态。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带来一波财富增长的高潮，而当这种技术的财富效应递减时，则又会使财富增长显著放缓。

　　硬财富革命以后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应着一个财富长周期。

　　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787～1842年，主要是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革命。从1787～1816年，纺织业革命的财富效应，从英国本土、逐步扩展到欧洲早期工业国、再到美国、南美洲、印度、中国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1816年以后，第一次技术革命的财富效应开始递减。

　　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42～1897年。以蒸汽机、钢铁和铁路技术的传播和使用为标志，深埋在地球深处的铁矿石、煤炭成为人类财富和效用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蒸汽机、钢铁完成了对海上运输工具的改造，又在美国、德国等内陆国家铺上了纵横全国的铁路之后，这次技术革命的财富拓展效应开始递减。

　　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98～1946年。以电气、化学、汽车工业的发展为标志，煤炭、蒸汽、石油等产生的热能被转换成电力、动力，成为人类效用和财富新的源泉；人类的日常用品更多地来自石油、煤炭、钢铁等。人类从非生命世界所得到的效用和财富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生态财富总量。

　　第四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946～1990年，主要是指电子、通信、化工技术的发展。第四次技术革命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延续，对微观粒子运动特征的深入利用是这一次技术革命的本质。对电磁波、光能、各种有色金属的效用特征进行发掘，以及半导体技术、化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财富形态进一步摆脱了原始的生物需求，向更高层次的需求结构演化。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农产品占富国财富的比例已经降低到10%以下，这在几百年前的生态财富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第五次技术革命，从1990年开始，主要包括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新材料（纳米）技术、生命基因技术、空间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等。目前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已经产业化，并成为人类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几种技术革命还没有形成人类财富的主流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财富周期的下一个高潮有赖于软财富革命的深化，关键在于有没有新的技术革命能够带来人类新财富的规模增长。

　　人口与资源投入周期

　　增加要素投入是人类财富增长的常规动力。只要人口、资源能够保持持续的投入增长，硬财富总量就会持续增加，经济本身就能够保持上升的趋势。反之，若处在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或不能持续保证资源的投入，硬财富增长速度自然会降低，经济增长就会放缓甚至衰退。

　　比如，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生育高峰所带来的人口和劳动力补偿主要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这成为该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90年代，日本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增长缓慢，经济长期衰退。

　　又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生育高峰一次是在1953～1957年，一次出现在1962～1973年。其中1966～1973年这12年间增加了2.3亿人。1980年以后，上述人口陆续从儿童成长为成熟的劳动力，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硬财富膨胀。2030年以后（有人说是2017年），中国将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结束，那时候的财富增长速度就要大大下降了。

　　就资源的投入而言，每一次新能源的发现和利用都带来一次全球性的财富膨胀。18世纪，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和利用推动了以纺织、冶金、铁路运输等为代表的100多年的财富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石油化工业崛起，能源领域逐渐完成了石油对煤炭的替代，于是全球又迎来了一波经济高速增长。

　　与上述过程相反的是，每当生产要素供给出现不足，就会带来硬财富增长的放缓。比如，1973～1975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1980～1982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都曾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2004～2008年,国际石油、铜、铁矿石等能源和大宗原材料的成倍涨价，石油从20美元一桶最高上涨到140美元，铜则从不到1700美元一吨上涨到8900美   元—高能源价格（以及美国金融危机）是造成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从全球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依然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但是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种矿产却越来越少。可见，下一轮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有赖于人类在新能源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硬财富的需求变化周期

　　硬财富的生产者与自给自足的农民不同，他们生产的目的通常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要把产品销售给别人使用。因此，如果产品需求不旺盛、卖不掉，硬财富的生产者就会减少生产，财富创造的动力就会减弱。

　　从整个社会而言，社会总需求的持续增长是硬财富增长的前提条件；反之，如果社会总需求在一个阶段增长太慢，则会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硬财富时代早期，从1788～1825年，共发生了7次经济危机。这7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地点都是以英国为主，发生的主要原因都是纺织业的财富生产能力与劳动人口所支配货币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1788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马克思非常精确地把这种“需求不足”定义为“相对过剩”，因为并不是人类消费不了这么多的纺织品，而是大部分人有消费愿望却没钱买。结果在178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中，英国的纺织品大量积压，价格下跌，厂家破产，大量工人被解雇，兰开夏和柴郡等地的棉纺织工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

　　1793年、1797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也一样。1810～1814年的第四次经济危机比前三次来的严重，因为除了传统的需求变化因素之外，还有1810年的英国农业欠收因素、1811年英美战争造成的内外部需求减少，从而导致英国纺织工业大批倒闭，工厂裁员过半，物价下跌50%。1816年、1819年、1825年的经济危机，则都是财富创造能力超出了社会总需求造成的衰退。尽管经济周期的表现形式从现象上已经不像早期那么简单，还有信贷和资本市场等更复杂的周期性表现形式。然而周期和危机产生的本质原因都是一样的：阶段性的产业革命成果带来的财富增量无法扩散到足够多的人口，从而带来社会消费不足与产品供给过剩。

　　1837～1843年的第八次世界经济危机是因为铁路建设投机过度，铁路运输消费增长滞后。发生在1847～1850年、1857～1858年、1867～1868年的这三次经济危机则都是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最典型的是发生在1873～1879年的第十二次经济危机。以美国、德国的铁路建设过剩为主，美国铁路股下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股市暴跌，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纽约金融市场恐慌，铁路股票纷纷下挫。某些商业银行因铁路投机破产，进而导致纽约股市狂泻，数千家公司和全球57家证券交易公司相继倒闭。

　　之后，历史又见证了第十三次经济危机（1882～1883年）、第十四次经济危机（1890～1893年）、第十五次经济危机（1900～1903年）、第十六次经济危机（1907～1908年），直到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

　　为了解决市场局限、消费不足的问题，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把过剩的生产能力带到国外进行释放，才能解决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而当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殖民地时，世界大战就几乎成为必然了。在第16次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将俄国带出了因为财富分配问题而造就周期性危机的宿命循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资本主义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后的自发扩散，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以及资本主义福利与经济协调机制的不断健全，极大地缓和了供给增长和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周期性经济危机对财富的破坏性日趋缓和。

　　分工和制度演变对财富周期的影响

　　分工和制度变化本身是阶梯性向上发展的，而不是周期性运动的。但是每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都能够促进分工和财富创造效率的提高，因此往往对应着向上的财富周期；而当这种制度安排对分工和财富创造效率的积极作用开始衰退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财富增长速度的放缓。

　　从手工作坊到工厂制的演变曾经有利地促进了分工，并提高了财富创造的效率。而工厂制的管理在“泰勒制”之后达到了一个顶峰，对工人过度压榨的负面影响逐渐暴露出来，财富创造的效率开始下降。

　　同时代产生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股份制为代表的产权制度、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制度，都有力地推动了硬财富时代的经济增长。而1929年“大萧条”则充分体现了自由市场体制、资本市场制度对财富的巨大毁灭作用。

　　1929年“大萧条”之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6年时间，是全球宏微观经济体制的探索期。随着越来越多的罢工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中产阶级和福利社会的学说开始酝酿；随着凯恩斯主义学说的提出，计划经济思想的传播，宏观调控或计划经济的体制分别在不同国家变为现实；随着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通过，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金融分业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会在各国企业中具备了较强的谈判能力，中产阶级、福利社会成为流行的名词；各国国有经济成分都有所增加，政府对经济的集中管理或宏观调控成为普遍模式。全球范围内以美国和前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各自建立起一套稳定的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所有这些都曾经有利地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连续40年的财富增长。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开始下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着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所不能解决的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算出现了前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条件不平等的问题，资本主义阵营则面临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被迫放弃固定汇率等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财富效应开始递减，全球经济一度陷入衰退。

　　20世纪80年代又是一次全球纷纷进行制度变革的年代。经过10多年的探索，到90年代初，传统股份制企业逐渐演变成更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金融业在重新走向混业经营过程中更有利地支持了财富的拓展，以NASDAQ为代表的创业板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创新和创业，以美元、欧元等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渐形成，全球市场和多边国际贸易体系因为有了印度、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参与而不断扩大……显然，在这些新制度体系的推动下，全球财富的又一轮长期增长周期开始了。

　　2007年以来，美国的次级按揭风暴逐渐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五大投资银行有的破产、有的被收购、有的被迫转型，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体制被彻底颠覆，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挑战，全球金融机构信用收缩进一步造成信贷危机……旧的全球金融制度已经不能再成为支持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新的国际金融制度创立之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将继续受到严重制约，制度创新支撑的财富创造能力将继续衰退。

　　从反周期到寻求长期增长动力

　　西方反周期政策的演变

　　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形财富结构形成之前，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受到重视。比如，计划经济国家在建立初期，都曾经因为彻底消灭了产品相对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而驱动财富稳步增长。在中产阶级成为消费主体之后，凯恩斯主义的调控政策得到更多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因为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而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周期，支持了财富繁荣增长。在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总需求管理的重点就是货币管理。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货币主义思想大行其道。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中一直是美联储在唱主角。

　　在这种反周期政策的演变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的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人为地扩大需求，忽视了决定财富创造能力的供给因素，造成西方国家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税收负担上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遭遇石油危机、垄断力量抑制竞争等现象，结果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局面。1980年，美国通胀率达到13.5%，而实际的GDP为-0.2%。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供给学派肯定萨伊定律，认为财富增长取决于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的供给和有效投入。供给学派主张鼓励储蓄和投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的因素还主张大幅度减税、大量削减社会支出、停办非必需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降低津贴和补助金额。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采纳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并成功走出“滞胀”的泥潭。

　　撒切尔政府将1/3的国有企业变为私营企业；减少各种税收，减少企业压力；取消了物价管制委员会，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将以前的国有福利性质的公寓式大楼进行了出售。

　　美国的里根政府则也采纳供给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措施包括：

　　（1）减税。1980年，美国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为70%；1981年减税后，最高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到50%；1986年，最高税率降到28%。

　　（2）私有化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放松对航空、电信、电力、运输等行业的管制，取消市场准入的禁令，打破以前的行政垄断。

　　（3）削弱工会的力量，增加劳动市场灵活性，防止工资与物价上升。1981年夏，联邦政府机场的大量航管人员由于薪资问题和工作环境的争议，由飞航管制员工会（PATCO）领导发起了违法的罢工。里根依照事先声明的警告，开除了所有参与罢工的航管人员。

　　（4）联合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增加原油产量，成功地干预国际油价。

　　由于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激发了财富增长的力量，英国和美国经济迅速好转，并实现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1987年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美国逐渐放弃了供给学派的政策，转而更多地采用货币学派的主张，通过对金融伸缩的调节来管理宏观经济，在金融扩张和互联网技术的财富效应两大引擎下，一度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长期繁荣，直到遭遇2007年次贷风暴，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重新陷入困境。

　　事实上，美国长达20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里根时代为财富创造奠定了供给方面的活力，以及冷战后美元全球扩张的背景。即便是互联网的技术源头也在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军方。而金融繁荣更离不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NASDAQ市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今的美国和西方经济，仅仅在货币领域奋战，注入流动性、拯救倒闭的金融机构，就能够走出周期、促进财富的增长吗？

　　中国的反周期政策与长期财富增长战略

　　处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中国，为了避免经济增长势头的低落，显然应该更加重视社会财富分配问题，重视资源和要素投入问题，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持续性的问题。如果盲目学习凯恩斯主义周期管理政策，或者跟随美国的货币主义调控思想持续紧缩货币，加上国家税收收入连创新高的结果，就是能源原材料价格、税收水平居高不下，劳动力工资和资金成本持续上升，从而共同造成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开始大幅下降，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而要走出这种不良局面，必须破除对“凯恩斯主义思想”和西方“货币主义政策”的盲目崇拜，认真回顾一下马克思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理论、供给学派理论，并借鉴美国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的经济调控思想，适当把政策的着力点转向供给方面，给中国财富增长添加新的活力。

　　目前中国已经宣布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企业增值税转型，预计可减轻税负1200亿元。而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当降低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率也应该尽快考虑。在过去几年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并有巨额财政盈余的背景下，降税不仅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增长，更可以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增加财富创造能力。在劳动用工方面，则应该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允许劳动用工制度更具弹性和灵活性，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在继续深化市场机制改革方面，则应该加速推动垄断领域的改革，释放经济活力。

　　对于当前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依靠体制变革和要素投入的“斯密增长”和“库兹涅兹增长”的潜力很小，而依靠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潜力很大。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拾经济增长动力，根本出路还在于从人口战略升级到国家人力资本战略，推动制度变革释放经济活力，优化资源科技组合促进产业升级等。

　　注  释

　　1. 即上节论述的人口资源投入周期、社会总需求变化周期、技术革命周期、分工和制度变化对财富周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