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亿分贝第八期:杨懂：政党制度的“中国道路” - 腾讯博客 - Qzone

原载于《同舟共进》第八期
　　
政党制度的“中国道路”

□  杨  懂（政协广东省委员会秘书长、本刊编委会主任）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间有关“中国道路”的讨论日益成为焦点。例如，“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就曾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所谓“中国道路”，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是我们总结了以前照搬照抄别人的发展模式，尤其是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教训，广泛吸收人类文明先进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而最终选择的道路。这其中政党制度的“中国道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国家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正成为不少国家研究的对象。

在政党制度的认识上有哪些误区

    所谓政党，是一定阶级和阶层的积极分子基于共同意志、共同利益，为取得政权或影响政权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政党是现代政治的标识，西方学者把政党称为“社会与政府联系的桥梁”、“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机构联系起来的机制”。而政党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权力、干预政治、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的总和。
    当今世界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约20个国家和地区因实行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之外，绝大多数都有政党组织，最多的一个国家有300多个政党。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5000多个政党，有的政党已存在几十年甚至近200年。在中国，若从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算起，政党在中国也已出现了上百年。
    尽管政党及政党制度存在了这么多年，可一些干部群众在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上现在仍有一定的认识误区。最典型的是认为西方国家都是多党制，总统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比我们的间接选举民主；认为我们的多党合作制和一党制没有区别。产生这些看法的主要原因有：
    对国内外政党制度缺乏了解。首先是对我国政党制度属于什么类型搞不清楚，尤其是对各民主党派的称谓、性质、作用说不清楚。例如，前几年一些年轻教师要求加入民主党派，一位学校领导对某教师要求加入九三学社不理解，在大会上讲，有些年轻教师的工作能力、教学水平不错，表现也很好，但不知为何偏偏要加入那些三教九流的组织。某市人事部门给民主党派成员写鉴定：“尽管该同志加入了民主党派，但思想、工作等方面表现还是比较好的。”某省群众看到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在宾馆开会，举报说台湾的国民党在集会。还有一个省的群众也举报说台湾的民进党在某某宾馆秘密开会，领导批评有关部门信息不灵，连台湾的民进党在这里开会都不知道。还有人把民建说成是搞民用建筑的。
    对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特别是选举制度不了解。不少人认为西方实行的都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领导人的选举都是“一人一票”的直选。其实，像美国就是间接选举而非直接选举——选民选举的是总统选举人，而非总统候选人。但还是有不少人误以为美国总统是直选。比如，美国历史上有三次总统选举出现选民票和选举人票不一致的情况，大家比较熟悉的是2000年，民主党戈尔的选民票比共和党的小布什多53万张，但小布什因选举人票比戈尔多4张而当选。当时很多美国人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纽约时报》社论说，这种情况实在“荒谬”，并说“从那时起，多数人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在我们的制度下，总统并不是由选民自己选出，而是由538个选举人选出”。
    在政党制度问题上存在着不客观不公正的对比。应该说，有关政党制度的任何理论，如能有所比较，均可受益。问题是怎么比，是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比，还是拿人家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比，或既比各自的缺点，也比各自的优点。
    公正的比法，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当然，也有一个什么叫好，什么叫坏的问题。看同一件东西，仰视、俯视、平视，效果不一样；灯光是顺光、逆光、顶光，照出的效果也大不一样。看政党制度的好坏是同样道理。列宁关于首先在中心城市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好不好？当然好，但不适合中国国情，照搬照套曾让中国革命付出巨大代价。所以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要看是否符合国情，能否保证政局的稳定和谐，能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且须经过实践检验。

中国不是“一党制”而是“多党合作制”

    在政党类型的划分上，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以阶级属性为标准，可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分为共产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宗教型政党；以政党倾向性为标准，分为自由党与保守党；以法律承认与否为标准，分为合法政党和非法政党；以政治倾向为标准，分为左翼、中间、右翼政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还出现了以保护自然环境为目的的所谓绿党。但普遍采用的是以执政党的政党数目为标准，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三大类。
    我国是多党合作制，一些学者把我们划为一党制，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所谓一党制，是指一个国家完全由一个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而我国不但有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一个执政，八个参政，这是载入宪法的。所以，笔者认为，世界上的政党应划为四大类：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和多党合作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主要特点，一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政党是参政党。彼此都参加国家政权机构和政协组织，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及政策法令的制订执行。二是执政党对国家实行全面领导。三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团结合作关系，而没有执政党与在野反对党之分。四是这种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不是共产党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全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民族解放斗争的实践所形成的共识，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如果说资产阶级政党是代表型政党，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则是领导型政党。所谓代表型是指政党要通过其代表人物（不一定是党的领袖）竞选进入政府执掌政权。这种执政一般只限于组织政府，掌握国家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和司法权及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只能施加有限影响。而领导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范围是全面的、强有力和高效的。
    有一年笔者随团到英、法、德等国考察公务员管理问题，巴黎市长讲，法国公务员效率不高，政府领导不满意但也无奈，不像你们是一党制，共产党一个红头文件就可精减一大批公务员，一个通知就能调动千万人救灾。笔者对这位市长说：中国是多党合作制，不是一党制。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能保持国家安定和谐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汶川抗震救灾，中国的救援速度赢得世界赞誉，让世人看到一个以人为本的执政党应有的作为。再就是这次金融危机，新加坡《联合早报》写道，“中国特色”使中国的政治管理体制经受了各种挑战和考验，又使中国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模式中崭露头角，独树一帜。
    的确，中国独具特色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已成为国际观察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例如中国的人民政协，广泛吸纳不同的阶层与届别人士参政议政，于政府决策前提出意见、建议，于政策实施过程中进行监督，这种拥有广泛代表性及参与性的协商民主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正面作用。而我国政党在人大中的关系，主要的也不是多数党与少数党、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在人大中，各政党均不建立议会党团，其成员都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出现并进行活动。执政党与参政党就大政方针等问题的协商，则通过政协进行民主协商。这种制度设计，保证了我们能够团结、高效地推进各方面的建设。
    应该说，中国的崛起不光是经济上的崛起，它与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制度道路也是密切相关的。

政治制度是否合理最终要看群众的满意程度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否合理、优越呢？笔者认为有如下几条标准——
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从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看，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发展历史、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同另一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美国和英国都是典型的两党制，但美国是总统制国家，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在具体的政党运作上也有诸多不同。德国则是多党制国家。这说明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政党制度一样受本国国情制约。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也不一样。苏联是一党制，我国是多党合作制。二战后，苏联把一党制当作圣经与教条，强制东欧国家照抄照搬，搞政党合并，完全无视东欧各国国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短短几个月内，一下子又冒出了大批稀奇古怪的政党，如“贫穷党”（成员是乞丐、残疾人、失业者、流浪者）、“爱情党”、“啤酒爱好者党”等。吉尔吉斯斯坦面积不足20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0万，却有100多个政党或政治组织。波兰还有“沙发党”（指一条沙发就能坐下所有党员），政党素质低下。一些党经济体制改革不考虑国情，像俄罗斯就照搬“休克疗法”，导致严重通胀和经济倒退。“寡头”不仅在经济领域翻云覆雨，还挖空心思钻营政治。俄罗斯原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说：“在最厉害的时候，俄政府被7～10个商人左右，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休克疗法”于1985年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试用效果明显，但它并不适用于俄罗斯，这说明了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的重要性。
    中国不搞一党制或多党制，同样是由我们的国情、民族特点和历史发展决定的。中国是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又是小资产阶级影响深远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波动性大，易于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取消共产党领导，破坏多党合作格局，推行自由竞争的多党政治，中国大地上就会有多如牛毛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涌现出来并要求执政。我国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仍有相当多的人文化水平较低，缺乏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参政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搞多党竞争，极少数人操纵竞选、支配和利用大多数人、令政局动荡不安的可能性不可轻忽。
    要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称自己的政党制度好，但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说都没办法让人家信服。印度是可以和我们比较的。印度1947年建国，中国1949年建国，印度选择资本主义制度，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印度面积是中国的1/3，但耕地比中国多一点，人口比中国少一点，当时经济基础也比中国好。经过60年发展，中国绝大多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超过印度。当然，印度近年来通过改革，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中国同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这也说明了不断变革自己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培养了大批人才，取得了众多科技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1978~2005年年均增速超过9.4%，而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在3%左右。世界银行《新世纪的发展挑战》报告指出：“中国人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发展。”
    要看能否保持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和谐。一些多党制国家的在野党或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剧烈斗争令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不少实行多党制国家的政府像走马灯，如保加利亚7年间换了7届政府。爱沙尼亚13年换了10届政府，每个政党上台后都另搞一套，国家政策缺乏连续性和权威性。阿根廷2000年再度爆发货币危机时，两周内换了5个总统。委内瑞拉曾于48小时内换两个总统。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曾动用军队镇压议会，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炮打白宫”事件。其他更极端的例子还有卢旺达，不同党派大动干戈，3个月内100万人被杀，200万人流离失所。此外，诸如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南斯拉夫等，都曾成为国际冲突的热点地区。
    最终要看群众的满意程度。一个国家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归根到底要由这个国家和人民自己去选择。而人民选择的标准，是这一制度是否比其他制度优越，以及这种优越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全面、具体地显示出来。一个不能给本国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政治制度，必然很难建立起来，即使一时建立起来，人民也会将其推翻。
    近些年来，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丢掉政权：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而垮台；印度国大党执政45年，也曾丢掉过执政地位；日本自民党曾连续单独执政38年，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后来丧失了单独执政地位；印尼专业集团执政30年，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失去政权……
    尤其是苏共连续执政74年而最终垮台，引起人们的深思。苏共为什么垮台？长期僵化不变的党建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等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最根本性原因还是在于苏共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苏联解体时，苏联人民为它举行了过于平静的“葬礼”：面对“禁共令”，面对被污损和被摧毁的列宁雕像，竟没有出现有组织的抗议和捍卫行动，这是非常可悲的。1500万苏共党员怎么会如此平静呢？一个民意调查数字大概能回答这个问题：被调查者认为，苏共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认为苏共代表他们的利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虽曾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总体而言社会保持了稳定。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增强，更为关键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对此，广大群众是满意的，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发展中的问题。近年来贫富差距拉大，群体性事件增多、组织化程度提高、对抗性增强。但不少矛盾及时得到了化解，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的政党制度稳定了大局，在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团结合作的新型关系，在于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今天，新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和社会组织兴起，港、澳回归后，又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生活方式共存的局面，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观念更开放也更复杂多变。在新形势下，如何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发展完善中国的政党制度，尊重和重视执政规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加强整合社会力量的能力，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百舸争流，千帆竞渡，奋楫者先。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党与党之间尤其是执政党之间的竞争。世界和而不同，因多样而美丽。中国在政党制度方面的探索必将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内涵和形式，为人类作出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