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大一院乳腺科出诊表:侵华日军作战训练的依据——《步兵操典》

­　　“典范令”是历史上中、日两国军队中作战训练以及队列内务等方面条规的总称。日军称“典令范”而中国军队习惯称“典范令”。抗日战争中，在被俘和击毙的日军官兵身上都带有“典范令”中的《步兵操典》。时至今日，我见到昔日战争元凶们用过的“典范令”仍陈列在日本防卫省旧陆军部的大厅里。《刘伯承传》中提到，我军优秀指挥员刘伯承元帅，1912年在四川的将校学堂学习时，所设“军事课程大多是沿用日本陆军部颁发的‘典范令’，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还有初级战术和地形学等。”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也提到早年他在黄埔军校的军事课也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等。不仅在军校，早期国民党的部队中译自日本的“典范令”也是训练的依据。1935年国民党军的步兵学校参考日本和德国军队的操典，结合中国军队的情况，编写了一部《步兵操典》，由训练总监部颁发。训练分为制式（基本）和战斗（应用）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均从单兵开始到班、排、连、营、团，进行检阅和合练。这部《步兵操典》蒋介石要求其部属随身携带。国民党军队的这部《步兵操典》据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上等兵东史郎在日记中回忆说，他随部队在进攻南京的路途中曾在兵营发现中国军队的《步兵操典》，其内容几乎和日军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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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典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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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七·七”事变的日军演习，竟是为普及《步兵操典草案》

　　我收集到日本明治三十一年（1896年）、大正十二年（1923年）、昭和十二年（1937年），以及昭和十五年（1940年）四种版本的《步兵操典》。而大正十二年和昭和十二年两种为试行的“草案”。其中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5月版《步兵操典草案》，特别具有历史意义。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1937年6月7月上旬，步兵学校教官千田大佐为普及新《步兵操典草案》，曾在卢沟桥城北面实施演习，北平及丰台部队的干部多数参加。”据此而知,竟与这本粉红色封皮的1937年5月版的《步兵操典草案》引发“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日军演习有关。因而每次我触摸这本小书时，我都会颤栗。可以想见，当年侵华日军就揣着这本小册子在宛平城下，卢沟桥头与我29军大刀队殊死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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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日军1896年至1940年，44年间四种版本的《步兵操典》，特别是较早的1896年和1940年版的内容进行对照。­

　　日本明治初年，日本陆军以法国为师，将法国的军事教材译成日文。普法战争后，德国获胜。日本又将法式改用德式的《步兵操典》。伊东峻一郎在1942年出版的《东条英机传》中提到《德法兵学的兴衰》，他说“我国陆军最初采用的是法国式的训练方法……明治3年（1870年）12月2日太政官颁发布告，要求陆军斟酌情况采用法式编制，并要求各藩逐步实行之。”“用德国式来替法国式，即是明治18年（1885年）以后……德国的参谋麦克尔少佐，正是为此而招聘到日本来的。”我手中这本日军1896年版，即明治三十一年版《步兵操典》应是以德国为师的版本。其主要内容为：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依次为各个教练，即“单兵教练”，以及小队（排）、中队（连）、大队（营）、联队（团）、旅团（旅）的队列教练。第二部分为“战斗”，第一章“一般原则”；第二章为“部队战斗”，以下各章依次为中队、大队、联队、旅团。《附录》为军旗迎送、敬礼、军刀的持握等队伍、礼仪规定。­

　　此《操典》问世4年后即1900年，有日本军队在内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可以想见，当年的日本军人就是怀揣着这本军《操典》在北京烧杀的。我手中有同时期的日军《野外要务令》，以及对此书各篇章逐一进行诠释的《野外要务研究》一书竟是著作者于1900年在“清国上海馆舍”完成的。这个自称是Y?H?士的著作者是谁，不得而知。我猜测尉官过于稚嫩，将官过于持重，就是那些下巴被剃刀刮得发青的校官们，特别是那身居高级司令部，戴着参谋饰绪野心勃勃的校官们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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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日军所携明治版《步兵操典》和《野外要务令》以及日本军官在上海编写的《野外要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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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1940年，即昭和十五年的《步兵操典》似是日军至1945年战败的最后一版。其主要内容：第一篇第一章为单兵教练，即单兵队列（包括射击、投弹和动作）。第二章“战斗”，即单兵对步、机枪的射击和掷弹筒的使用。第二篇各章主要内容为中队教练、队形、战斗，分队、小队、中队的进攻、防御。第三篇为轻机枪及自动炮教练，各章内容为密集队形、射击、分队、小队、中队进攻、防御，以及夜间战斗。第四篇步兵炮、速射炮教练。第五篇大队教练，进攻、防御、追击、退却，以及夜间作战。第六篇通信部队教练。第七篇联队教练。­

　　日军昭和十二年的“草案”和十五年正式颁令的《步兵操典》不似明治和大正时的《步兵操典》内容涉及到“旅团”这一高级战术单位。或许是1939年日本关东军与苏军的诺门罕战役中吃了苏军坦克的大亏，1940年版《步兵操典》的《附录》中明显加入了《对战车肉搏攻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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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操典》是日军作战训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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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版的《步兵操典》是颁发日本陆军的定稿，因而日本步兵学校为贯彻其精神编写了《步兵教练参考》的教材，分为分队、小队、中队、大队及联队即班、排、连、营团四册。该书是《步兵操典》战术原则的具体化。如《步兵操典》中《对战车的肉搏攻击》的篇章，在日军步兵学校编写的分队和小队两级的战术参考教材中同样沿用这个题目，并细化战法，绘图说明坦克的攻击要害点，以及反坦克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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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有1940年版《步兵操典》和多种教令、教范的日军《步兵全书》及贯彻其精神的演习文书汇集《典令范现地研究》­

日军步兵学校为贯彻1940年版《步兵操典》编写的小队、分队、中队、大队、联队四种战术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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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1940年版的《步兵操典》不仅是陆军战术教材的编写纲领，也是作战演习的依据。我手边有一套日军教育总监部1940年8月编印的精装两册《典令范现地研究》。此书是依据2月，刚刚颁布的《步兵操典》，以及《作战要务令》、《炮兵操典》、《战车操典》、《工兵操典》、《辎重兵操典》等作战原则，对步兵师进攻战、遭遇战、防御战三个科目的想定作业，以及演习各阶段的46个问题在日本名古屋东部的知立平原为战场背景展开战术推演。由此也可知日军“典范令”，特别是《步兵操典》对其作战训练的指导作用。­

　　此外，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1896年版的《步兵操典》已出现了“诸兵种”一词。虽称“步兵操典”但已有步、骑、炮、工、辎包括通信等诸兵种“合成”作战训练的意识。昭和版的《步兵操典》更是密切结合日本陆军联队（团）编制内火器，如掷弹筒、九二步兵炮、三七速射炮等，阐述其各自在攻、防作战中的技术和战术运用原则，以及平时的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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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山林、河川、居民地作战的日军1923年版《步兵操典草案》。原主人为步兵第三联队，第三中队一年志愿兵古谷博。第三联队录属近卫第二师团，警卫皇宫，1940年派到中国前线，参加过武汉、南宁、广东的作战。­

紧扣作战设想的大正版《步兵操典草案》

　　我特别注意到大正十二年五月版的《步兵操典草案》不同于明治、昭和版本的是特别将《山地及河川的战斗》以及《森林及住民地的战斗》作为专章论述。­

　　在《山地河川的战斗》章中日军指出：“山地展开区域狭窄、交通不便、大部队指挥与友邻协同困难，山地战斗应占领钳制敌人的位置，利用山炮、迫击炮、步兵炮及机枪射击道路、谷地、斜面，完全控制交通网。抢占制高点，便于观察敌人，又能挫伤敌人锐气”。­

　　又如，“河川战斗攻者敌前渡河，应极力秘匿企图，出奇不意最为重要。应利用空中侦察和其他手段查明知情，同密计划，并采取佯动欺骗敌人，主力迅速渡河。”“河川防御，要决乘敌半渡而击……”­

　　大正版的《步兵操典草案》对山地、河川，以及森林、居民地的作战特点和进攻、防御的指导原则，在明治和昭和版的《步兵操典》是没有的。大正十二年版的《步兵操典草案》是1923年推出的，我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一书中找到这样的记载。日本在1923年对俄作战设想：“即击溃在远东之敌并占领贝加尔湖以东必要的战略要地，主战场仍在北满，支战场指向沿海州、北桦太及其对岸。此外，根据情况并计划占领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稍有军事地理常识的人马上会联想到日军的所谓主战场“北满”即黑龙江省绵亘的大、小兴安岭山脉和茂密的森林，被日俄称为阿穆尔的界河黑龙江。我认为，日军1923年版的《步兵操典草案》中的《山地及河川的战斗》、《森林及住民地的战斗》两章是极有针对性的，虽论述的是预设战场的战术指挥原则，但紧扣日军领率机关的战略方针。­

　　反观日本关东军当面之敌，苏联红军的战术教材，例如我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翻译的由齐列穆尼耶上校等编写的《兵团战术概则》将《冬季战斗特点》和《山地、森林、广漠地、居民地战斗特点》列为专章论述（但无河川战斗）。我想，当时日军也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列为我军“抗日战争参考丛书第38种”。­

　　此外，我在日本1938年的《昭和十三年度关东军兵要地志调查计划》中发现，日军通过关东军情报部分布在中苏边界的哈尔滨、富锦、绥芬河等特务机关针对苏联境内远东地区的兵要调查的内容都突出河川湿地、森林等项，并将调查任务细化到每一条河流具体由哪个机关负责。日本关东军，特别是恶名昭著，代号为731的石井部队极其注意河川与给水的兵要地志调查。1939年石井部队编写了《苏联远东地区河川攻击相关地志参考资料》。­

士兵晋升的途径，死记硬背“典范令”­

　　我见到的日军的“典范令”，特别是《步兵操典》中，原主人在书上用笔勾画的重点和心得比比皆是。足见日军官兵研读此类书籍所下的功夫。寺田近雄《日本军队用语集》中说“平时如果想发迹比人快，最好的方法是拼命背诵‘典范令’。”许多人为了要想晋升士官或军官，头上绑着布条，死记硬背。日军士兵入伍为二等兵，其后在军队三十年，最后成为兵头官尾的准尉或曹长的人，都能把“典范令”背的滚瓜烂熟，这类人有“会走路的典范令”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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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军认真研读、勾画、补充的《步兵操典》，特别是上面那本明治版的《操典》，就是这样的人在打“义和团”。­

　　1938年2月，抗日战争爆发半年之后，日军吸取对中国军队作战的教训，更为将来对付苏联军队，将原有的《阵中要务令》和《战斗纲要》合二为一，颁发了《作战要务令》一书，日军简称“作要”。全书分为：战斗序列及军队区分、战斗指挥、运输、毒气和登陆战，以及附录等内容。日军针对侵华作战的需要还印发了大量“对支作战参考”之类的小册子，我收集到的就有1938年印发瓦斯防护和1941年印发的野战炮兵作战两种。另外，我从当年日军大本营编印的《战训报》中的片断资料中发现，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对美军作战中痛感不知敌不知已，总结教训编写了《战斗教令》。日本海军则针对美军的岛屿争夺战，由日本海军大尉谷浦英雄于1943年2月在馆山炮兵学校修订编写《海军陆战教范》，其内容与《步兵操典》相同，重点着眼于步兵前进法，防御阵地构筑、防御战斗中的火力急袭，各火力点的相互支援，以及消灭死角等等。由于以上这些军事资料不为侵华日军所有，加之日军有情况不妙就烧文件、烧军旗的传统，因而未能为我军所获。­

日军拼刺刀时果真退子弹吗？

　　我国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侵华日军在冲锋肉搏的白刃战中，有日军哗啦哗啦退子弹的描写场景，据说是演习中怕走火伤人，以至于教条到实战也是如此。历史果真是这样吗？­

　　我曾认真翻阅日军明治时期至昭和时期四版《步兵操典》有关部分，以及日军《剑术教范》中步枪刺杀部分，并未找到根据。反而发现明治时期以白刃战大胜俄国军队的日军《步兵操典》第178条《铳剑突击》即上刺刀冲锋的演练和作战中，强调火力而非刺刀。如“在最前线的各个小队做举枪射击的准备，后方的小队尽量占领有利地形再次进行追击射击。”在大正十二年及昭和十二年两种《步兵操典草案》中则提到，预备冲击时，右手紧握枪身，枪口向上，左手握刺刀座，当发出“突击”令时，要求勇猛、果敢、以压倒敌人的气势呐喊着“冲锋”向敌冲击肉搏。还提到当听到预备的号令，射击时枪要处于“安全装置”，我理解是关保险。然而“关保险”这一条，经过战斗检验后在定稿的日军1940年版《步兵操典》中被删除。我曾见到当年日军大本营《战训报》中分析介绍美、英和加拿大军队的步枪刺杀训练和特点的专题报告。昔日侵略者凶残，但在作战中其教条和愚笨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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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剑术教范》中步枪刺杀训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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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华作战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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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军的“典范令”说军语

　　过去，我只知“革命”“同志”“干部”“战友”之词来自日本，研读昔日日军的“典范令”方知口中耳熟能详的许多军语也来自日本。据军事科学院施渡桥、毛振发等著《中国军事通史》第17卷记载，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派出许多学生赴欧洲学习军事。从1898年开始，清朝的外国学习军事的目标逐渐转向日本。张之洞、袁世凯都下令派遣学生赴日本学习。日本也专为中国军事留学生开办了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振武学堂”。这一时期的留日学军事的青年中，日后出名的有爱国蒋领蔡锷，中国军事学声名显赫的蒋百里、杨杰，也有成为倒行逆施的军阀的孙传芳、徐树铮等。此外，蒋介石、陈仪、汤恩伯等也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轶事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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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蔡锷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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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名列第一的蒋百里将军­

　　清末至民国初年，留学日本学军事的青年，许多人日后成为中国军校的教官和军队中的中坚力量，他们从日本携回“典范令”以及大量军事教材，并将教材的内容和军事术语在当时中国军队中普及开来。如《步兵操典》中的：射击、散兵线、战斗展开、诸兵种；《炮兵操典》中：山炮、放列、射角、试射、效力射，以及野炮、榴弹炮、加农炮等；《马术效范》中的：袭步、马场骑乘等等。我在2003年日本片冈撤也、福川秀树编著的《战略战术用语事典》看到许多我们详熟的军语，如：战术、战役、战斗序列、行军长径、作战原则、任务、兵棋、制式、编制、编成、持久战、机动、梯队、教导队等等，这是我随手翻来部分在中国军队中，特别是司令部工作仍在使用的军语。说到日本军语还有一个事例。陶菊隐先生在《蒋百里传》中写道，曾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名列第一的蒋百里将军，一次在陆军大学讲《参谋官之品格》，蒋百里认为“参谋二字是从日文中译来的，我们原来叫做‘军师’或‘幕宾’。姜太公被尊为‘师尚父’；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时告以‘读此书可为王者师’，如此说来，参谋长便是帝王的先生。姜太公穷的以钓鱼为生，要周文王礼聘至再才肯出山，这才是参谋官的‘品’；张良世代为韩相，韩亡后散尽家财誓为故国报仇，不惜牺牲一已，这便是参谋官的‘格’”。­

　　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拿来”的军语中也有根据中国的习惯改变的，如日军《剑术教范》中步枪刺杀训练中的“刺突”，我国改为“突刺”；《射击教范》中步枪的“照星”，我国改成“准星”、“机关铳”改为“机关枪”等。此外，还有“点呼”改为“点名”等等。­

　　日本的军语大多是明治时期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翻译过来的。当时日本官方文书多以汉字为权威，军语也一样。日本翻译创造军语的过程中最费力气的要属兵器，例如军舰、火炮、通信、光学方面的兵器，少则数十上百，多则成千上万的零部件都要逐一翻译用汉字表述。这些军语，在明治以前的日本是没有的。中国古代的《孙子》、《李卫公问对》、《尉缭子》等武经七书中也没有。历史上日本从中国搬去了汉字和经义，如日本军国主义色彩极浓的靖国神社旁陈列日军枪炮刀剑和阵亡官兵遗物的“游就馆”，其“游就”即典出中国的《荀子·劝学篇》。另外，昔日日本陆军军官俱乐部“偕行社”，其“偕行”二字即取意中国《诗经》“王手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当今日本人并不讳谈这一点。近代中国又从日本“拿来”了大量的军语为我所用。刘伯承元帅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秉烛翻译苏联《合同战术》一书时虽用了一些新的军语，如“条令”、“骑枪”（马枪）之类，但书中绝大多数仍是习惯军语。此后，我国我军的作战训练，队列内务条令、教材、经年日久，口口相传，相沿成习。­

　　光阴荏苒，我们无法淡忘当年蒋百里、蔡锷等青年才俊学习借鉴外国先进军事科学的往事。今日翻阅当年缴获日军的“典范令”，更要牢记中国曾经被侵略的惨痛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