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气血不和中药方子:西九龙之争:全是豪宅,穷人到哪里去?(图)

何伯对记者在日落前离去似乎有点不甘心：“记得‘七一’晚上过来睇烟花啊，呢度好睇。”

“西九龙文娱艺术区”是一块沿着海微微弯曲的填海地。面积达４０公顷，正对着中环上环。旁边就是西九龙海底隧道的入口，距机场铁路的九龙总站也只是一步之遥。交通非常方便。向东是尖沙咀的商业旅游中心，向西是通往香港西部腹地和内地的高速路。由于维多利亚港填海工程的争议，今后大面积的填海可以说是不可能了。所以“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的这块地被喻为“香港最后一块海边大型空地”。

西九龙海滨公园，下午４点的阳光仍然刺目，保安何锦荣在烈日下撑着伞，挎着对讲机，从海滨的木板栈道上，往油麻地避风塘方向巡视；经过拐弯处的圆形单车场，他对记者指向单车场上方的天空——一只鹰正在盘旋：“呢度本来係要建一个天篷，”他似乎有点悻悻然地微笑，“以后就唔知建乜嘢啦……”

《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李军 香港报道

荒置十多年的“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规划所在地现在只是一个临时公园，它的对面就是高楼林立的中环商业区

繁华中的荒置

市中心最后的大片填海地

何伯说的天篷，曾经确定无疑地出现在这里的规划上，它是规划的主角。在建筑师ＮｏｒｍａｎＦｏｓｔｅｒ率领团队的设计效果图上，那个高３０米的巨大天篷，宛如水波的晶莹立面蜿蜒在这香港市中心最后一块钻石地上，覆盖４０公顷总开发面积的５５％以上。它本来也许会如香港特区政府所期待的那样，于２００７年４月动工，２０１１年，就和悉尼大剧院、纽约的自由女神一样成为国际城市地标。然而，因为政府的发展规划受到民间和地产业界的一致杯葛，计划推倒重来，现在它仍然只是一个临时公园。

这里也许是香港最后的市中心大片填海地，旁边即是繁华的尖东和佐敦；随着公民环保运动的兴起，政府将来的填海项目举步维艰。

从机场快线九龙站出来，走到柯士甸道西的指示牌入口，路的两边是非常简单的塑料板围成的灯柱，每一个柱子上都有不同的本地艺术家的作品。走上１５分钟，看到废弃集装箱搭建的公厕、管理处和单车租赁处，很简朴，却与这处荒置超过１０年的填海地很配衬。隔着３６０度的无障碍海景，前面的太平山和中环商业社会的阳具崇拜图腾——国际金融中心，就在眼前。

天幕之争

西九龙会否成为“数码港”的翻版？

西九龙文娱艺术区（ＷｅｓｔＫｏｗｌｏ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ｃｔ）计划来源于１９９６年香港旅游协会的游客调查，希望增加大型娱乐设施吸引游客；在董建华任内，政府计划在位于西九龙填海区临海地段，兴建一系列“世界级文化设施”，希望借此提高香港的文化水平与国际地位。但计划刚刚提出，香港便遭遇金融风暴。２００１年，政府举办西九龙填海区概念规划比赛，在国际范围征求概念方案。比赛的结果于２００２年公布，Ｆｏｓｔｅｒ组获得冠军。评审团认为，这份参赛作品的优点，首先就是“产生一个凝聚而有力的视觉效果，令举世注目而成为代表香港的标志。”

ＮｏｒｍａｎＦｏｓｔｅｒ几乎是香港的城市造梦者，中环的汇丰银行大厦、赤角的新机场都是他的杰作。他曾经有个未来城市的构想，要把纽约曼哈顿用水波一样的天幕（天篷）覆盖，成为一个无需空调的环保城市。香港几乎实现了他这个梦想，根据特区政府的解释，天篷可遮风挡雨、降低区内举行活动所引起的声浪、减轻建筑物的冷气负荷、在炎夏时降温等——当然，还能够吸引大量的游客和建筑朝圣者，以及世界顶尖的表演团体。

２００２年，政府成立西九区发展计划督导委员会，由时任政务司长曾荫权亲任主席。２００３年９月，政府公布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建议邀请书（下称邀请书），对象是在发展、销售及管理大型混合用途物业发展方面具经验的财团——这基本上意味着，只有香港最大的几个地产集团，才有机会得到这块占地４０公顷的风水宝地，而且政府的意向，是整整４０公顷将由一家公司开发，其中１／３用作发展文娱设施，２／３则用作商业投资，商业投资的收益将用以补贴文化设施的兴建和营运３０年。据消息人士指出，２００３年以前，香港刚刚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抽身，地产商信心尚未完全恢复，政府以用这种“ＢＯＴ”（建设、运营、转让——Ｂｕｉｌ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模式发展新项目，是政府和地产商都能接受的双赢模式。而政府的理由则是，天篷是提升香港国际地位的重点，单一开发则保证天篷内部各个区域的衔接，并节省管理费用。

招标刚刚一开始，项目便面对社会舆论的各式各样的质疑：天幕的建筑和维护将增加多少技术和财务上的难度？地产商如何懂得运作文化？是不是名为发展文化，实为地产开发？发展文化是否可以只是建地标、开名店？建设一个漂亮的地标，对于香港普通人有什么意义？而质疑的焦点则是单一招标存在“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可能——在视公平竞争为圭臬的香港，这一点，触动了整个社会的神经。

公众在西九龙计划上对政府不信任，并非没有理由：在２０００年，政府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把钢线湾临海优质地皮免地价批给盈科拓展，意图发展类似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中心。然而，最后数码港变成了地产项目，盈科则获得丰厚利润。香港人担心西九龙成为“数码港”的翻版。

停还是不停

是对城市整体文化定位缺乏思考，还是机遇难得不能推迟？

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的愁云刚刚散去，电影导演徐克等一群香港文化创意界人士成立了一个团体“香港工程”，关注香港文化创意的前景。而西九龙项目则是“香港工程”操作的第一个项目。很多成员本是朋友，早在１０年前，有感于殖民地政府不重视文化建设，实验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的艺术总监荣念曾、剧场导演胡恩威、香港设计中心董事局主席刘小康、律师和湾仔区议会主席黄英琦等人就已经一起成立了“香港当代文化中心”；而关注西九龙的同时，这个团体正为建立一所跨媒体教育的艺术高中而筹款。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好的艺术教育，盖了再多的硬件设施，香港文化发展也会面临没有导演、策展人和本地观众的窘境。

在这群香港文化界的重要人物眼里，西九龙计划，以硬件建设取代软件配套，既不关心本地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也对城市整体文化定位缺乏思考，根本就是不了解文艺界需求、也不懂得文化发展运作规律的外行计划。即便仅仅是天篷的设计，在同时也是建筑师的胡恩威眼里，不仅观念落伍，并且是用一个建筑方案取代区域的整体规划。

年底，“香港工程”向政府提交了他们的立场书和有关研讨的文件，并提醒政府应该披露更多资料以释公众疑虑，并考虑延后招标截止日期来取得更多社会共识。提交了建议书之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博士对与当时的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的约见记忆更深。“香港工程”的成员希望能停下深化公众咨询，而曾则一直强调机遇难得，不能推迟——“讲到激动处，他声音哽咽，眼睛泛红，讲不下去了……”

从政府的立场，西九龙工程确实不能停。２００３年底开始，香港经济表现出复苏的迹象。在２００４年，香港经济增长率达到７．５％，是过去７年中发展得最好的一年。在经济复苏之后，特区政府面对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成果，加快推动经济转型。而集旅游、地产、知识经济于一体的西九龙计划，当然是正当其时。

曾荫权向公众解释了政府的对西九龙的立场：兴建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目的是让市民能够在世界级的文化艺术设施中，欣赏高水平的文化艺术节目，以提高市民大众的生活质素。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例如纽约及伦敦，都是在高度重视文化艺术发展，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将强化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地位。西九龙还可以为香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包括吸引更多游客到香港旅游和消费。它的建设和营运还能为香港就业市场创造数千职位。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ｋｙ。”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５年，就在西九龙地块的后方，高２３１米的豪宅“凯旋门”携着这条广告语，创下了香港楼市的天价——空中复式单位每平方米超过３０万元人民币，单位价格达两亿。凯旋门成为香港地产升温的标志性事件——很多豪宅价格已经超过了１９９７年的地产泡沫时期，大多数负资产人士终于解套。明星周润发２００４年以４６００万元买的单位，２００５年放盘价已达７２００万元。此时正是地产商最有信心发展新项目的时候。

不满“三选一”

产生于饭局的联盟专业运作，要求政府重新检视西九项目

邀请书发出后，香港政府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０日宣布入围的三家财团，分别是香港荟萃有限公司、艺林国际有限公司以及活力星国际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都是由香港最大的数家财团出资组建。

三家地产商的方案，容积率都大大超过政府邀请书的规定，更加让公众怀疑他们发展文化的诚意。但政府并没有回应这些怀疑，同时宣布将于同年１２月中旬安排三家入围财团举行公开展览，以便收集市民的意见——此时市民能做的，主要是在既定的三个方案中选择一家，单一发展。

消息刚刚宣布，“西九龙民间评审联席会议”即在第二天举行记者会宣布成立。这个团体由９个关注西九龙议题的民间团体发起，召集人是香港艺术界教父级人物荣念曾，而核心成员中则包括一起参与“香港工程”的胡恩威、牛棚书院的梁文道、黄英琦、刘小康等人，其他则来自智库、建筑界和大学。“事实上这个团体产生于一次饭局。”黄英琦回忆；“我们想，通过一个大的联盟，可能更加方便与政府对话。吃饭的时候给各路朋友打电话，第二天就开了记者会。”

产生于饭局的联盟，仍然按照非常专业的方式运作。在联席的网站上，每个核心成员都进行了自己的利益申报：自己的身份、背景和各种任职。“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商、民间交流平台，因此在制度设置上，我们务必要求整个过程公开、正式、透明。”

“这些事情本应该是政府来做，但他们不做，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做。”胡恩威说。西九联席成立之初，首先准备建立一个理性、有知识基础的平台，倡议由三个角度重新检视西九项目：管治方式和财务处理是否妥当；文化及市区发展政策和公众咨询过程是否合理。

联席同时质疑政府缺乏把香港建设成为亚洲文化中心的文化视野及能力，并指出政府并没有积极鼓励公众参与，公众未能掌握整体资料和局面。他们要求政府延长咨询时间，直至公众疑问得到响应。

“政府要求公众相信她，同样地，我们亦希望政府可以信任公众。”这是发起人荣念曾在介绍联席的信中的一句。

各方角力

漂亮包装是“七百万市民都送大礼俾一个地产建设商”？

咨询开始之际，各方面的抗衡逐渐白热化。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一本叫《文化起义》的书出版，作者龙应台、梁文道、吕大乐、陈冠中等人，在书中讨论包括西九龙计划等议题，去探索香港的身份、香港的价值。

通过媒体影响民意的不仅仅是民间学者，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也在香港政府创办的香港电台《香港家书》节目，发表了给自己五弟荫荃的信，回应利益输送的批评，表达政府立场。而时任民政事务局局长的何志平则在同档节目给摇滚明星ＢｏｂＤｉｌａｎ写了声情并茂的信。他在信中以歌迷和吉他手身份，倡议公众和文化界把握良机，尽快建设西九龙文娱艺术区。

同样在１２月，为争夺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这个大项目，入围财团纷纷造势。由长江实业和新鸿基组成的“活力星”甚至邀请一群记者远赴加拿大、美国、西班牙，俄罗斯和法国，考察由策略性伙伴经营的世界最著名博物馆，让记者了解各馆的运作模式和现况，以及将来进驻西九龙的设想。

两名立法会议员则在号召关心西九龙问题的市民，穿上蓝色和白色衣服，戴上圣诞帽，到西九龙海滨去度过圣诞节，他们的口号是“不要天幕黑幕，还我蓝天白云。”

而联席则在年底开始开办公众论坛和研讨会，呼吁“暂停三拣一、全民全速再规划”，并动员成立８００人的“民间评审团”。“８００”并非一个精确的数字。加入评审团的可以报名参加各种论坛和小组讨论，也可以登入联席的网站表明自己的观点，并进行意见征集的投票工作。

联席做的另一个工作，就是到咨询展览会的现场，发放资料给市民，用问卷调查了解公众真实意愿，并发动志愿者和大学生组成“民间导赏团”，指引观众深入了解地产商漂亮包装的西九龙项目背后的问题。马家辉至今仍然不乏得意地描述自己手执“大声公”在现场对观众发言的模样：“我记得，我们每个休息日都去，直到展览结束。”

２００５年１月６日，香港立法会以３４票对３票，大比数通过议员动议，要求政府撤销单一招标发展西九龙文娱艺术区以及取消兴建天幕，成立管理局来监督、负责西九的进程，又要求政府延长咨询期６个月。第二天，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举行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由会长何鸿燊就西九龙文娱艺术区提出的发展建议。曾一再炮轰西九龙

计划的何继续批评政府以单一招标的方式发展西九项目，既减少了库房收入，又是“７００万市民都送大礼俾一个地产建设商”，建议“有饭大家食”，其“阿兰卖猪”、“肥到唔会着袜”的修辞一时成为传媒焦点。

２月，联席开始推出“重构西九”初步计划。此时，在若干场合见到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的黄英琦，觉得在各界反对声中，政府对西九龙招标模式问题已明显软化，“他们也在寻找一条出路”。

重构西九

政府宣布，“需要重新检讨整个西九项目”

西九龙计划，被公民社会首先诟病的，是城市发展规划中，公民参与的缺席。因此如何参与，是联席处理的重要议题。联席希望通过公众论坛和研讨会，请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表达自己的意见，再通过专题和小组讨论来收集意见，形成一个多元、有弹性的倡议发展计划。

“团结是一个建构的过程，”马家辉说，“我觉得这就是所谓‘新社会运动’的特点，并不要求要有非常一致的共识。它甚至不需要一个政治化的解决，因此运作的过程很用心、很认真。关键要有一个参与的过程，推进社区和业界，表达自己的想法，大家争执之后，重新去看讨论的记录，相信都会有新的收获。”

终于，西九联席在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９日向政府递交了《重构西九》第二稿计划书。这份计划经过多次公开论坛和多次小组讨论会形成初稿，并邀请各大智囊组织分析方案的利弊。方案指出政府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机制的不足，建议在西九龙发展中建立市民、政府、商界三方合作的理念，并讨论了成立“都会文化智库”具体落实“文化愿景”和“城规愿景”的研发和讨论，建议成立“西九龙管理局”来管理西九龙。方案还非常具体地探讨了香港的城市文化发展策略，以及再规划西九龙，开放公民参与的步骤和规则。

９月３０日，联席的成员与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午餐会谈。当日下午政府发来成立“香港文化创意发展基金”的建议书，但联席召集人在１０月７日回信，直言政府没有正面回应由智库推动一个民主、包容的“再规划”过程，让公民社会“拥有”方案的要求。“我想政府应该慢慢学习到，公民社会的意见重要，并且不是简单讨价还价可以摆平。”马家辉说。

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６年，在联席以外，香港艺术发展局、共创我们的海港区、香港测量师学会、水墨会、香港更美好、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等组织和团体纷纷展开调查咨询，并向政府和立法会提交正式调查报告和意见书，这些个人和组织达数十个。

或许是巧合，就在联席回信的当日，许仕仁宣布，为了响应市民的诉求，政府引入一些新的发展规范和条件，包括取消单一发展模式，要求中选地产商分拆区内最少一半商住总楼面面积让其他发展商公平地竞投；把最高地积比率定为１．８１倍；并要求中选地产商先支付３００亿元，成立信托基金，以确保文化设施持续营运等。同时政府建议成立具广泛代表性的法定机构来管理系九龙。而到了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１日，政府宣布，因三个入围地产商没有正面响应政府的新发展框架，缺乏地产界参与，将不会依照原有的“发展建议邀请书”继续推展，需要重新检讨整个西九项目——换言之，整个计划推倒重来。

“当然，我并不认为联席的力量大到足以让政府改变立场，很明显，政府内部的人事调整、地产界内部利益摆不平，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更重要。”黄英琦说。

基层声音

没有了天幕、豪宅和三选一的既定框框，从零开始

联席的行动也面对不同观点。香港独立媒体的编辑朱凯迪说：“西九龙是一个很中产的抗争，因为那里是空地，并没有居民。民间主要是西九联席在做事，但后来都被吸纳到政府的咨询委员会了。被吸纳是因为那些都是‘大哥大姐’，而‘大哥大姐’本来跟政府的关系就不错。”

“Ｓｏｗｈａｔ？”马家辉无法苟同：“是的，我们跟官方不少人士很熟、有很好的沟通——因为我们不是第一天抗争，他们也不是第一天当官。在香港，确实存在着这样‘和而不同’的文化：立场不同的人，仍可以一起坐下来讨论问题，甚至立法会上的论敌，仍然可以一起吃饭打球。重要的是，我们有这样来自经验的敏锐，在这个议题上成功动员起来了，积聚能量，把事情做好。有何不妥？”

司徒薇对联席的活动方式有不同看法。２００４年８月刚刚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到香港大学研究文化政策和后殖民的她，是被朋友拉进了联席“核心”。“每次都是一群专业人士社会贤达，在台上主持、发表讲话，听众当然可以提出问题，但这样的形式，基层的意见能出来么？”

司徒薇认为，联席“不够用心地做与基层的互动。”２００６年３月，她和一群朋友组成了“社区文化关注”。他们的活动以提倡“参与民主”或“社区民主”为核心，让民众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影响他们公共生活的公共决策，如街坊公园的设计、图书馆的管理、海港保护的方案、古积保存与发展的方案、交通改道的方案。“我们认为深化这种参与民主的文化想象，也是建立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过程，其重要性不次于选举民主。”

“我关注的是西九后面，那些‘屏风楼’后的小商户、穷的租户，会不会因为西九地价涨起来，而被赶到别的地方去？如何保护那些小人物的社区经济和人际网络？政府要表达他们强政励治，民间也要表达团结的智能。我们希望联结专业人士的力量，不排除跟联席合作，但我希望打开基层之门。”司徒薇说。

在西九“重新检讨”的雀跃之中，联席３月３日在财经日报《信报》上以１．１万港元的优惠价刊登整版广告“西九联席致全港市民书２００６”，在提出诉求的同时，邀请公众出席于３月２６日在西九龙海滨长廊举行的名为“想创西九”的“参与规划工作坊”。

一位参与者在她的ＢＬＯＧ里如此描述：“与以前的西九交流截然不同，是次讨论完全从零开始。没有了天幕、豪宅和三选一的既定框框，组员可自由发挥，天马行空，极尽想象的能事……纯从市民角度出发，完全由下而上。有组员是诗人，希望有空间让他们交流诗歌；不少组员都渴望有一大片空地，好让人睡在地上看星、习武，让街头艺术生发，让年轻人夹ｂａｎｄ和跳舞，还有人渴望那是个种满树木的大公园。有热爱电影的组员渴望在那儿建一幢电影博物馆，全年不断播放本土新与旧的电影。有组员建议办一个书店街，推动阅读文化。”

“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之际，我突然知道主办者何以在西九龙海滨长廊举行是次活动，因为很多建议都要在那个空间才能构想出来。空间启发思考……有参与便有归属感。西九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想创西九”

全是豪宅，穷人到哪里去？

那是联席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也是合作团体“社区文化关注”第一次工作坊。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行政长官曾荫权已委任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西九”）核心文化艺术设施咨询委员会及辖下３个小组的成员，重新审视和确定“西九”的发展计划。胡恩威进入了咨询委员会辖下的表演艺术与旅游小组，黄英琦、刘小康则进入了博物馆小组，一些与联席成员互动较密切的人士也进入了咨询小组。

当初的设想，是在西九问题解决后作为智库运作。黄英琦觉得联席如何持续运作，是一个难题。“作为小组成员，我的责任是贡献想法，而我将来至少不能再反对博物馆计划。咨询的架构并不是最好的架构，因为它是被动的，政府委任你才能表达。我不可能说，我喜欢被委任。香港的公民社会当然能和政府合作，但我希望这个参与是主动的。”

从２００４年，胡恩威出版了他编着的三本聚焦城市发展和建筑美学的《香港风格》，也推出他主编的杂志《Ｅ＋Ｅ》的“解毒西九”专刊，他和林奕华推出的讽刺舞台剧《东宫西宫之西九龙皇帝》也一再被要求重演。现在他希望可以真实地参与规划和管理，“应该考虑到新旧区是有机体，而非只是一蹴而就建一个大商场加豪宅——全是豪宅，穷人到哪里去？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时间表，让这个区域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出来。”

马家辉自称“个性悲观”，“我只不希望它像东九龙那些现在的文化场馆，明明有很出色的展览和演出，却因为一个不懂文化的康文署官僚体系在管理，无法真正接触社会大众；我甚至希望西九龙可以形成一些新的、民间主导的管理文化，刺激东九龙的变革。”

司徒薇和“社区文化关注”继续在西九龙海边，为各种各样的市民办“想创西九”工作坊。她梦想中的西九龙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低密度的、低商业化的空间，是普通人可以自在享用的，香港太缺乏这样的空间了。它的表达自由度应该很大，不是一个高度规范的空间。高尚艺术可以上演，更加多元和通俗的形式也都能存在。融合的社会不应该排他，那里的地方那么大，为什么要让一个人的房子遮挡掉整个区的太阳呢？”

最近，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咨询委员会辖下的小组，已决定采纳立法会的提议，将项目内的商业及住宅用地先进行拍卖，再成立西九管理局发展项目中的文娱艺术设施，由政府注资近２００亿给管理局。事态进展方向基本和民间社会的意向一致。黄英琦说：“推倒重新来，对公民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政府也是很重要的一课。政府并不是输了，如果这个过程让有关官员有一个完整的反思，那么我想他们是能有所得到的。”

斜晖中，海湾由碧蓝而灰蓝，最后变成黑色金属的黑灰，对岸的建筑朝向日落的一边，则是轮廓锋利的金色。背着三脚架的摄影者和散步的人开始多了起来。何伯对记者在日落前离去似乎有点不甘心：“记得‘七一’晚上过来睇烟花啊，呢度好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