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舞一级基本功图片:另一种鲜活——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另一种鲜活——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刘荣华
2006-02-22 15:09:57

　　这本书是陈旭麓先生晚年的最后一份遗作。在我看过的有关中国近代史（1840—1919）的书中，可以说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两本书之一。一本是他的学生茅海建所写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此书以作者厚实史料功底和新颖历史见解而获致好评；另一本则是陈先生凝聚着十多年心血，经过反复推敲和精心构造的这一著作。陈先生以他治史的独到眼光将近代历史阐述得游刃有余，宏大之处不缺细微，实乃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

　　近代社会是中国所有社会中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它同时将多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结构层次复杂地融合在一起。在各种矛盾的相互冲击（旧与新、旧与旧、新与新）的大浪中，这种社会成为一个变形的社会，而这种畸形正说明它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时期。陈先生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意识的转变为主要层次构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辩证法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原理。陈先生的这部书中，很多地方都闪现出这种原理的光辉和精神。在谈到晚清政治体制改革时，他认为“清政府推行新政固然有取悦列强、拉拢立宪派、打击民主革命的一面，更有统治阶级变法自强的一面；它有欺骗、拂逆舆情的一面，更有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具体内容”，因而并不仅仅是“假维新”。在论述近代的改良和革命时，他认为革命并不一定在实际情况和理论上胜过改良，“在很多实际问题上改良派的议论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不是全部真理都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就理论争论而言，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打倒另一方”。陈先生甚至更进一步指出，“立宪在中国的实现并不是全无可能的”，“历史提供了可能的条件”，立宪最终失败只是因为“清王朝没有一个认识这种条件的人。”陈先生同时指出，在爱国反帝、反清卖国、冲击旧营垒、反封建等方面改良派和革命派具有一致性，因而他认为，“一切对立的事物，都在不同一性中寓同一性，没有不具同一性的对立面”。这些话语高度体现了他将理论与实际，将史学理论和历史现实结合的精神。与高谈理论而忽视运用的人相比，他的这种治史方法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陈先生一直信奉一个观点，“解放思想就是对自己实行民主”，即要求历史学家能够自由地、民主地、实事求是地说真话。他主张不要被别人蒙蔽也不要被自己蒙蔽，而要放开手脚大胆去思考。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史学家共认的极其宝贵的求真不求假的品质。在他的书中也可以见到这种拨云见雾之行动。在谈到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作大总统时，他指出，“袁世凯是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因此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孙中山拱手相让，也不能完全归之为袁世凯的鼠窃狗盗”，在袁与孙之间，“立宪派选择了袁，帝国主义也选择了袁，而更多的人则出于对‘乱党’的不信任而在无意识中倾向于袁”。对于“五四”后在中国出现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主义，一般人认为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起消极作用的主义，但陈先生认为，“在这些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它们首先是作为新文化的一部分同旧文化对立的，因此很多学说在不同方面都有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因而不能只见其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一面。

　　陈先生在行文中给人一种感觉是，话语很优美，文笔很凝练，但透出的内容则是一种刚劲和发人深省。我想这些话语必定是经过他反复推敲、琢磨的，否则不可能达到如此耐人回味的美感和沉思。在谈到太平天国的失败时，他说道：“天国的悲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失败的结局，更在于它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又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在论及义和团及其失败时，先生写道：“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回到中世纪，确乎并不同义”；“当道德的愤怒仍然同旧时代连在一起时，正义者是不可能战胜非正义的”。另外，他在好几处都提到一句话：历史在经过一个巨大的迂回之后，又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是一句相当经典的话，它形象地刻画了近代社会在“欧风美雨”炮轰下从抵拒扼杀改革到不得不重新认同改革（从王朝到个人）的历程，而这种迂回又是以碰壁为代价的，当然迂回中也认识了历史。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显著特点。

　　当然，对于陈先生的某些观点，我也有持异议之处。

　　其一，他在讨论义和团起源时，有两点似乎忽视，即列强渗入中国的程度在南方胜过北方，为什么北方的反抗表现得这么厉害；义和团爆发还有偶然因素，即当时的自然灾害的促使，但西北的自然灾害胜过山东（直隶一带），为什么却在山东首先爆发。

　　其二，他在论述清末民变时，认为“抗捐抗税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反抗现象”，后面又说“抗捐抗税”反映了商品经济，和根植于传统经济并反映平均主义的太平天国革命相比，“显示了太平天国之后半个世纪里中国城乡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我觉得这里似乎有点矛盾，因为他也承认了当外来商品对传统自然经济进行冲击时，的确有很多人（主要是手工业者）破产，但最终他们因为找不到新的求生场所，又不得不重新挤入更衰败不堪的自然经济之中。我可以说，中国的自然经济基本是不变的，即使有商品经济的冲击，也只是很小部分的自然经济发生变化，而其他大部分则保持原貌，甚至到新中国成立后也如此。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岂是几十年就能扭转得了的。商品经济在近代中国是形存而实不在的东西。

　　（本文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