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尺度传热材料:03-赫鲁晓夫为何下台:搞改革侵犯了干部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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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为何下台:搞改革侵犯了干部的切身利益

2011年09月25日 15:37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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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失败的原因

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由于改革未能取得成功所造成的经济状况恶化已十分明显。那么,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值得研究的。纵观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在笔者看来,主要问题有:

(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存在局限性

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认识就在于此,而他至死也没有摆脱这个错误认识。总的看来,他真的相信,揭露了斯大林个人,他就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对消除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出现的深刻的变形现象没有做任何一点事情。”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认识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这与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是斯大林体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的产儿有关。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因此,要靠他来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对此,麦德维杰夫分析说:“赫鲁晓夫同时又是斯大林的门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个时代训练了他在政治上的灵巧熟练,也为他留下一部具有残酷无情、审慎从事以及那种可以置某些明显真理不顾之机敏颖悟的遗产。”因此,就产生了赫鲁晓夫这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赫鲁晓夫一方面“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那儿撞撞。”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体制改革和重大国内外政策方面出现的摇摆、前后不一贯、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原因,不能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争权)。

(二)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

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从经济理论上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赫鲁晓夫时期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拿讨论得最多的商品货币理论来说,1961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也只是说它具有新内容和加以充分利用而已,根本没有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方向,强调的还是指令性计划。在所有制问题上,赫鲁晓夫同样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他执政时期,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人们搞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有的地方甚至把30来个或更多的农村合并成一个大集体,成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提出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头几年(1958年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执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被赫鲁晓夫自己破坏。譬如,他自己搞集权乃至个人迷信。又如,他通过干部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的选拔干部制度,“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产生这种情况虽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要害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按照熟知苏联内情的阿尔巴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识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因为他作为党的头头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想象不出用以取代这种制度的其他方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深刻的变革(而赫鲁晓夫是不想的),掌握权力就会越来越变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弃过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将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后,当年斯大林建立它们正是为了确保‘个人专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里用了库西宁的这个概念,看来,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显然他不了解这个概念的全部涵义)的许多机制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那么领导党和国家就可能简单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还欣赏对他本人的颂扬,当然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凶险的血腥的个人迷信,但毕竟是十分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