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化学百度云:通海商贾（上）马家大院内的商人们

通海商贾（上）
马家大院内的商人们
2011-03-11 17:07:38
正因为通海千百年来“通江达海”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的许多居民靠南来北往运输货物发了家。也是马帮的声声驮铃，成就了通海历史上“小云南”的名头。而说到马帮，马家无疑是当地最具知名度的传奇家族。
通海的午后艳阳高照，暖阳下的马家大院慵懒静谧。马家最早建成的老宅中，尽管被卸下大门的堂屋以及空置许久落满灰尘的房间显得多少有点落寞，但门廊上依旧包裹着金箔的木雕却用它几十年未变的耀眼光芒提醒着后世，这里曾经拥有过怎样的辉煌。
曾经辉煌的三个大院
跟随通海县河西镇大回村的村委书记，我们沿着一条长廊迈进了马家建于1937 年的老院。这座老宅，曾在“文革”时被收作学校用。几年前政府落实华侨政策，老宅才得以物归原主。
暖阳下大院的门头仍旧高耸挺拔。穿门而过，院内的宽敞还是让人吃了一惊。典型的“一颗印”式建筑配上浅绿色的外墙、门窗，条石铺就的院子中央砌有花坛、鱼缸。一切都显得整洁、安静。当年堆放鹿茸、象牙、布匹、靛精等货物的楼上，现在堆放的是收获回来的玉米。
如今守在这个老宅里的，是马家的第四代孙。马老先生说，据老辈们讲，这个老宅叫“大屋井、上半拐”，也就是天井比较大，进门要从一边绕进来。有的地方将这种结构的房子叫做“骑马转角楼”。马老先生指着中堂两侧挂着的一副对联，讲述了一个略显传奇的故事：“还在上世纪20 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就在昆明开设了‘原信昌’商号。有一天，一个道人路过时看见商号的牌匾，便进门来大加赞赏说商号名字起得好，随即用嘴叼着毛笔写下了这副‘原和千年富，信通万古昌’的对联，不但把‘原信昌’都写了进去，还对这三个字的含义作了最好的阐释。”
回溯老辈们留下的一砖一瓦，或许是如今的马老先生唯一能够带领我们感受马家祖上辉煌的途径。跟随他的脚步，我们从老宅的后门出来，沿着村子里的小路进入了马家于1933 年在通海建起的第一个宅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为精致的院子。且不说院子里至今可见的当年由日本运回的瓷砖、“洋灰”砌起的花坛，用青石、红砂石精雕细琢的石刻，光是这个深红色木结构建筑上所有的木雕，就用了几年时间才得以完成。这些木雕上面包裹的金箔，至今光可鉴人。马老先生说，老宅归还后，遍布海外的整个家族还未定夺由谁照看这个宅院，于是留在云南的子孙们请了一个亲戚代为居住看守。遗憾的是，整座雕梁画栋的老宅唯有一楼的一间厢房用来居住，其余房间全部空置，就连堂屋的大格子门也被取下收了起来，让本就空荡荡的老宅丝毫没有了往日的生机。
随后参观的第三个宅院，比起第一、二个要显得现代一些。“这个宅院叫做‘四平檐’，外墙用的全是当时自己烧的砖，地上的水磨石地板也是那时候马帮从越南驮回来的美国水泥。”马老先生说，抗战胜利后这个院子就开始建盖，然而还没等搬进去住就解放了。后来这个宅子就用作生产队的仓库。现在住在里面的，是马老先生的侄子马德昌一家。虽说是侄子，但马德昌的年纪却要大许多。之后我们听到的马家经商的传奇故事，就是由这位老先生讲述的。
“走夷方”掘得第一桶金
在参观马家三座宅院的时候我们发现，曾经镌刻着“五世同堂”的大门门头，如今依稀可见的，是“东渠大队”、“学校”的字样。而墙壁上依旧可见的毛主席语录，就像印章，“挂”在几座老宅内，显示着马家走过的历史。
还有一处不得不提，在几座宅院内众多的门楣上常常可见对称、凸起的两块雕工精湛的木块。形态各异的一对对木块让我们好奇，它们的存在有何用处？马德昌老人说，这是过去用来悬挂匾额的。说起过去那些大大小小二三十块匾额，马德昌如数家珍：“都是各路达官贵人和文人题写的，这其中有桂系将军白崇禧、北洋冯玉祥、书法家蒋松华及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等人。但解放后都被毁了，一块都没有保留下来。”从他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年马家的结交有多广泛。
马德昌说，交游广泛是因为生意做得大。但越做越大的生意，却是从其曾祖父马同柱帮人赶马养家糊口开始的：“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共有姊妹16 个，生活负担很重，所以老大就去帮马帮赶马挣点生活费。”
说到通海的马帮，通海县文化馆老馆长李景泰告诉我们，通海商业在当时已经十分发达，因为滇越铁路虽然已经修建，但却只通到开远。所以南来北往的货物，需要从蒙自、建水再到通海，然后经江川或者玉溪到昆明。通海就成为了一个重要枢纽。需要的原料要进口，成品要出口外销，马帮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不论大小马帮，每帮为首的称为锅头，每五匹马设一个赶马人照管，没有马店和草料的地方，需要露宿和割青草喂马，一个赶马人只能照管两三匹马，装卸驮子是几个赶马人合力装卸。迤南二路的马帮不少，只有河西、玉溪、峨山一带小部分马帮，才敢远走普洱、思茅以及车里、佛海，并进入泰国、缅甸、老挝。其他马帮是不敢走这条路线的，因为这条路线偏僻艰险，随时会遭遇瘴气、疾病、土匪等。
“这种生意叫‘走夷方’。”马德昌告诉我们，当时有句俗话叫“穷走夷方饿走厂”，意思是说，不穷不饿是不会干这种冒险事的。“一开始，老祖就是帮马锅头赶着5 匹马到普洱、思茅运送货物。帮上几次后，老祖觉得可以应付，就跟马锅头商量一次赶10 匹。”马德昌说，由于曾祖父马同柱为人忠厚，最讲信用，在这条路上从墨江、思茅一直到泰缅边境，与号家和商人的接触中，不论银钱往来还是货物收交，既不延误日期，也无任何差错。甚至沿途有些商人托他代办通海等地的货物，他也老老实实地为他们服务，因而赢得了信任。沿途不论商人、店主，还是迤南路上的官员，都说马同柱是个忠厚可靠的人。逐渐，马同柱成为了马帮的二把手，而马锅头也发现由他管理的马帮比自己管理得还要好。
而在这个过程中，马同柱的几个弟兄及其大儿子马子厚都已经成长起来。1918 年，凭着马同柱几年来的积蓄，年纪相差无几的马子厚与二叔马同宽、三叔马同惠在华宁县盘溪开设了一个酱油作坊，做清酱销往盘溪至河口一带，同时将当地熬的红糖用马帮运到昆明销售。“那时候，老祖、三老祖还有祖父三个人商量，用赚来的钱买马成立了自己的马帮。从马掌、钉、铁铜器皿、推烟、笠帽、布鞋、针、线等低档货，到毛毡、花瓣、布匹、花、纱等中等货，什么都开始买卖，但其实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马德昌说，随着祖父年纪的增大，走泰缅的生意就由马子厚继承：“一次家庭会议上，大家都觉得这条路太辛苦，应该发展思茅以内的生意，于是把盘溪的酱油作坊源馨斋卖给他人，将价款添作本钱，1919 年在墨江开设杂货店，沿用源馨斋牌号。从昆明驮运百货、布匹、棉纱及可以销往泰缅的货物到墨江销售，并在墨江收购货物销往昆明。三老祖先在墨江照料了一年，然后交给了二老祖和四老祖接管，然后回昆明设了‘原信昌’商号。生意就这么做了起来。”
成就财富的“通海城路”
李景泰说，马家生意起家的过程，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通海商人们依靠当地的地理优势，以及通海当时“外向型”的经济环境等经商特点，而逐渐壮大的过程。
“其实通海的商贸由来已久，作为一条黄金商道的‘通海城路’，明清以来，江南的各方面人才迁徙到通海，工匠艺人、富商巨贾在这里发挥着他们的才智。”李景泰介绍说，通海在明代的轻手工业已空前发达，由于来自江南的艺人工匠对工艺的传播，纺织已普遍在通海开展，特别是丝绸的织造，从种桑养蚕到缫丝织锦和刺绣，都有了一定规模档次。而到了清初，通海的轻手工业生产进入了高潮，遍布于民间的棉纺织业成了手工业的主流。因为与周边国家马帮商道的开通，纺织、印染、印刷、建筑（包括木雕、石雕工艺），另外应运而生的食品加工业，譬如酱菜、糕点、蜜饯等产品均由马帮驮运销往边疆地区和周边国家。清中晚期，通海形成了商品的生产地和中转站，在一百多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在滇南颇有影响的商业城市“小云南”。
“清中晚期时，每天进出通海的马帮达到两千多匹，个旧销往国内其他地区的大锡、从越南进口的洋货、销往国外的土特产品等等，都通过‘通海城路’，并在通海集散。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城内太和街一带，大小马店无数。昆明有的货物，这里应有尽有。甚至在昆明买不到的东西，在这里也可以买到。”李景泰说，那时财神庙一带商号林立，江西、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商人，都在这里设立了会馆。
“马家正是利用了这条‘通海城路’开启了内外贸易的生意。而制作酱油、运销布匹也是通海当时知名的产业。”李景泰告诉我们，通海一直有一句这样的民谚：“通海酱油禄丰醋，新兴姑娘河西布。”酱油的制造和销售，曾经是通海的支柱产业之一。据说在清初就有三十多家酱油作坊，通海酱油早已驰名云南全省。而河西土布因为其质优色朴、厚实耐用，早在清代中期就已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整个河西坝子可谓家家可闻织机声，一年可织布一百多万匹。与此同时，印染业也随之发达起来，仅通海、河西坝子，就有染布作坊八十多家，而玉溪、昆明一带，染坊更是星罗棋布。
通过马帮，马家熟知了商贸的线路，制作酱油销售为其提供了必要的资本，而贩卖布匹和染料，尤其是马家对进口染料的近乎垄断的运输销售优势，使得马家保持了经久不衰的业务长项。
不断出现的新商机
其实，马家生意迅速壮大的转折点，应该是福林堂二老板与马同惠的一次商谈。
“他们想要到边境买珍贵的药材‘南茸’，但很多马帮到了元江就不往前走了。于是三老祖就去问祖父去不去，祖父说：‘人的生死已定，出去跑才有钱’。”就这样，马子厚揣着福林堂预支的钱南下找鹿茸。然而，马子厚沿路到处打听都没找到。但找鹿茸的失败却让他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茶叶的商机。“祖父把从江城买来的各种茶叶样品带回昆明给三老祖鉴定，确定了这是个可以赚钱的货品，于是就记在了心上。第二次祖父再次南下找茸终于成功，而茶叶的生意也做了起来。”马德昌说，当时福林堂的鹿茸一直由马家供应，而这种以“信”为先的独家供应方式，就算其他人出更高的价钱直接找到马家买，马家也是不会卖的。
随之开启的茶叶生意，则是从江城买来后直接运销到老挝并经老挝运销越南。“说来‘七子饼’这个商标最早是我们家创的。”马德昌告诉记者，由于马子厚在买卖茶叶的过程中，发现许多石屏人在江城附近的易武揉制饼茶，经老挝、越南销往中国香港，创出了牌子，很是得利。于是由马子厚的四叔马同恭到江城成立了茶厂，名“敬昌茶号”，揉制七子饼茶驮入老挝转运越南、香港销售。随后，马同恭在江城开了一个百货店，于是江城也就成为原信昌的一个重要基地。
在成功购买鹿茸后，福林堂又与马家商量采购犀牛角。“祖父那个时候专门在昆明学了怎么鉴别犀牛角，但第一次买回来的犀牛角还是假货。福林堂那个时候也很仗义，买错亏的钱一家承担一半。吸取了这次的教训，祖父第二次终于买回了真正的犀牛角。而这一次买犀牛角的过程又让祖父发现了象牙。”马德昌很是敬佩祖父，“到昆明和三老祖一商量，就又去学了象牙鉴定。再去买犀牛角的时候，祖父就背着福林堂用买犀牛角剩下的钱买了象牙回来。一来二去，生意越做越火，周转资金也多了起来。我们家也从原本由福林堂预付资金买药材到后来自己买了赊给福林堂。除了鹿茸、犀牛角，还买卖熊胆、西洋参、虎骨等名贵药材。”
为了发展业务，马家又在墨江迤南开了个商号，而这个商号日后经营的獭猫皮也成了马家远近闻名的产业。“开商号不久后得知獭猫皮是相当贵重的毛皮，又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个会捕杀獭猫的哈尼族人，最后就跟这个人商量由他组织一队捕獭猫的能手，由我们家出钱买工具并帮其打点生活需。”马德昌描述，那时捕捉獭猫的人慢慢发展到几十个小组、二百多人。捕来的獭猫皮都是运往昆明卖给北京帮的一家商号，这项生意也让马家大发其财。
马德昌说，随着资金越来越大，马家大量驮运象牙、名贵药材，几乎独家经营的进口染料靛精也是其重要的产业。商号的业务基地，从昆明、元江、墨江、磨黑、思茅、江城以及泰缅老边境的景栋、掖市、者海等基地连成一线。
锦上添花的汇兑业务
有自己的马帮，以及完备的商业网点，马家有了情报信息收集和快速传递的系统，汇兑业务也随即开启。
“那个时候洋人主管的海关、盐务稽核所、邮局等部门，甚至官府的汇款，乃至卸任的县长等，都通过我们汇款。一般的交款期是半个月到一个月，我们既可收取1.5豫的汇费，又可在汇期内用作周转资金。”马德昌说，根据三老祖的描述，当时还有许多从思茅走越南、老挝的马帮和商人，带来了许多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越南发行全境通用的纸币“法纸”，需要兑换成银元，以便迅速出境办货，而兑换价格低于昆明的东方汇理银行收兑牌价。有时因急需用钱，兑换时还不惜低出较多。这时候马家就用收来的汇款源源不断地大量收购法纸，运到昆明在东方汇理银行兑出银元。这样做了一些年，获利很是可观。
随着资金越来越充足，马帮的条件也大大好转。由此马家进出老挝、泰国、缅甸的业务，也就顺利地日益扩大和发展起来。“祖父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常住泰国，经常来往于边境几个据点和曼谷之间，处理买卖和调运货物，还在泰国结了婚。祖父在曼谷又被推为云南同乡会会长，因而也就和福建、广东等地的侨商拉上了关系。”马德昌说，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泰国华侨认为祖国的币值肯定会提高，就用泰币或货物来换国币。抓住这个机会，马家从国内驮运了一百多万元国币现钞来换成泰币，就地购买靛精、布币等货物赶运入境，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就在思茅、玉溪一带基本卖完，再一次获利颇丰。
“日本投降以后，三老祖认为货价肯定要跌了，就招呼墨江等几个店铺抢先卖货，把现钞汇集到昆明来买金子。当时金价也一路下跌，三老祖和长辈们斟酌了一番后，尽可能地把流动资金都换成了黄金。”马德昌描述，当时十多岁的他，在昆明家中看到的黄金数量多到要用车拉。
“后来三老祖决定撤掉思茅、墨江、江城等地的生意，准备全家在昆明齐心协力办明德织染厂。当时本省起义已经开始，考虑到财产安全，家里的金条都被转移到了河西家中埋在地下。”马德昌说，解放后不久，埋藏的黄金白银都上交了河西县人民银行，当时的数量达到黄金一千九百多两，都是金砖金条，最大的一块金砖就有四百多两重。白银两千多两，袁大头也有两三千元。而后开展的土改，将家里的贵重药品和奢侈品，如人参、高丽参、银丝兜、大炕床都拿出来公开展览。
马德昌说，解放后，他的父亲去了泰国清迈。出生于1934 年的他，解放后先在河西县人民政府，后到玉溪市水电局工作，后来因为“成分”不好下放到元江，又到电站工作到退休回到通海老家。尽管与在昆明的弟弟、在美国的两个妹妹，以及在海外的其他亲戚不常碰面，但守着老宅的他依旧感受着家族一直以来带给他的荣耀。（原载《生活新报》）
编辑：朱学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