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23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法建交前的第一次会谈。老牌外交家富尔端详着修饰整齐、风度翩翩的周恩来，突然问道：“总理到过巴黎？”周恩来总理运用法语简洁回答：“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然而，这段对话却唤起了周恩来对法国往事中的昔日战友和初恋情人张若茗的深情回忆。可惜太晚了，这位被誉为法国著名文学家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伯乐，纪德说：“是她使他重新获得新生”的才女，五年前已魂断盘龙江……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和陈毅经昆明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
风华正茂的年华
周恩来自幼丧母，父亲长年在外谋生，从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在南开读书时，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曾托人说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被他拒绝了。一九二零年他从蹲了半年的监狱获释，为他辩论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漂亮的侄女"，也被他婉言谢绝。然而，周恩来心仪的初恋，却是和他一起参与“五四运动”，一起坐牢的才女张若茗。若干年以后，一位西方记者向邓颖超问起周恩来这位初恋情人，她很轻松地笑着反问：“是的，但并不重要，不是吗？”
1920年12月，周恩来在法国留学
张若茗，1902年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富裕人家。1916年考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家境好，人特别聪明，性情刚烈，心高气盛。在校期间的成绩，据说从没降到过第二，她确实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是拔尖的人物。
1923年12月，张若茗在法国里昂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若茗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会委员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学联主席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若茗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女学生发起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9月，她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12月，17岁的张若茗当选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她被推选为评议部部长。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为总指挥，和三位学生代表张若茗、郭隆真、于兰锗，在天津聚众五千学生前往直隶公署请愿，抗议日本人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警察并抵制日货的活动，周恩来、张若茗等24人被抓捕关押。四月五日，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7月17日，全体代表获释出狱，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式的欢迎，在组织学运和牢狱斗争中，周恩来和张若茗惺惺相惜，英雄相敬，结下了深深的情谊。两人的才气本身都是不同凡响，相貌又是难得人中龙凤。邓颖超后来对侄女周秉德说：“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茗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的确，周恩来和张若茗的友谊是纯粹、圣洁的。
周恩来刚从日本回来，更是清教徒般宣称抱独身主义。他认为，只有独身主义，了无牵挂，才可以一心从事革命，从事救国，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中国。“面壁十年”的绝决是他人格中最具禅意的誓言。尽管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有不少女孩子－－包括前清老翰林南开创人严修的女儿，为爱国学生辩护的大律师刘崇佑漂亮的侄女对他暗生情愫，但都被周恩来的独身主义挡退了。
从学运领袖而言，周恩来、张若茗、邓颖超是志同道合的青春战友。若论私情薄厚，周恩来与张若茗的接触从组织工作、领导地位的角度讲会比邓颖超更多些。张若茗的才情、能力更强一些。加之邓颖超当年不过才15岁，尚未深更情欲，而张若茗则已是17岁的漂亮的一个大姑娘了。1955年，周恩来对这段雾水情缘，毫不掩饰。在晚辈好奇的追问下，当着邓颖超的面，含蓄而概括地说：“开始两人的确不错。”邓颖超在旁边望着早年的恋人，永远看不够的丈夫，堂堂的共和国总理，任其表白，笑不启齿。
留学法国共同寻求真谛
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出狱后不久，《觉悟社》考虑到被捕社员的安全，一致主张他们4人赴法求学。前往法国的路费、生活费不是个小数目。严修、刘崇佑两位没做成的老丈人钦佩周恩来的真诚和品德，器重周恩来的才干和早慧，认定周恩来非池中之物，在这个时刻，雪中送炭，资助周恩来赴法。同时周恩来也以特约通讯员身份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得到些补助。
张若茗的家境好，但老爷子不同意。她背着家人去保定留法预备班报了名，父亲得知消息立刻派人赶到保定。张若茗料想赴法计划已暴露，刚烈的性格哪会屈服，毅然离家出走。临走还使了个“杀手锏”，她给父亲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要追我，你们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在周恩来，刘清扬父亲的推荐、担保下，又由津学联借支了一笔钱，这样才凑足了赴法经费。张若茗文笔很好，与恩来一样以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写稿补救。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张若茗、郭隆真等乘法国轮船《波尔多》号离上海赴法，这年周恩来22岁。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后发展为《旅欧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1921年，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ALLIANCE－FRANCAISE）补习法文。不久，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城－BLOIS继续学习法语。尽管学习紧张，还进行社会调查，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他挤出时间给邓颖超写信，托教育家马千里转交邓颖超。但此时，周恩来正热恋着如花似玉、整日笑语盈人的张若茗。
刚到法国时,郭隆真和张若茗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学习。郭隆真比张若茗大8岁，总像大姐似地照顾张若茗。1922年，张若茗和郭隆真加入以周恩来、李富春为首的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任支部执行委员。在少共组织内，张若茗化名“一蜂”，而张若茗来之前只学过几个月的法文，到巴黎之后，她努力学习法语，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还与任弼时合著《马克思主义浅说》。张若茗以其特有的聪慧和运用法语的能力，居然和法国人讲的貌似神合，令一起学习的朋友们心悦诚服。仅在1921年内就为《晨报》撰写了关于留法勤工俭学和一战后欧洲信形势等10余篇文章，这些在劳累的工余、在床头混暗的灯光下信笔写出的文章，今天读来依然是栩栩如生，思路清晰，体现出她观察和认识问题的敏锐能力。法文进步很快，短短一年张若茗的法语就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留学生拉开了距离。
张若茗能够顺畅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法文原著，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担任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又把讲稿整理成文章，写下了学习心得和宣传提纲，如《帝国主义浅说》《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在法国《赤光》杂志上发表。后来这些著作杂在国内公开出版。同时,她还经常为国内的《晨报》《妇女日报》等报刊撰写法国通信。张若茗的法语口语比较流畅,又是女子,身份隐蔽，在组织内还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联络。1922年,周恩来与张若茗的感情是最溶洽的一年。他俩都是活动力极强的人,又是异地他乡的旧朋友、战友。
刻骨铭心的1924年
1924年很快来临了，这年对于张若茗是个多事之秋。张若茗因组织活动，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查询问，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1924年，周恩来也不再担任少共书记，新任书记作风专横跋扈，刚烈正直的张若茗对此极为愤慨和不满。经过许多不眠之夜，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张若茗终于为自己选择了今后的道路：放弃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求学。
关于这段历史周恩来评论说：“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茗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机关报《赤光》上。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盘问。她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张若茗退党后，依然以热情的微笑，爽朗的言辞，以至清秀的脸和一双温柔的大眼睛，给予周恩来以美好的印象。可是，她脆弱，周恩来很看重这一点，作为献身革命的终身伴侣，周恩来觉得她不合适。他们的相处或相恋，是心照不宣，抑或已经捅破。但周恩来已经慎重考虑张若茗作为终生的伴侣是否合适这个问题，他认为若茗是勇敢的，嫉恶如仇！但复杂的党内头争要求你必须服从党的纪律……；若茗是积极的，但她的家庭出身，使它的党性一直是受其他同志的怀疑；若茗是可爱的，但她的才高气盛，使她无可忍耐，一次次的辩论，让已疲惫不堪的周恩来，感到终究必有一伤。周恩来知道自己的选择，他感到万分的痛苦，他想到了温顺可爱而又坚强的小超时，这位未来的共和国总理此时做出了个终生的选择！
但后来，他们相互间是有过争执呢？抑或平静地分手？这些都无从知道，反正他们都年轻，即使相互间有过感情纠葛，也很自然，不足为怪。一件重要的事实是，爱是可以选择的。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张若茗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的早期战友。1919年，周恩来他们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邓颖超只有15岁，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张若茗当时19岁，比周恩来小两岁，七妈（指邓颖超）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茗，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1924年初，张若茗离开了巴黎，十分伤心地和伯伯爱情道路上分手，伯伯才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
周秉德和伯父周恩来
1924年7月，周恩来奉调回国在黄埔军校任职。同年冬季，郭隆真去苏联学习。张若茗先后把两位最亲密的战友送上了火车，告别自己心仪的人和战友，她选择留在法国。
张若茗搬进了距离里昂大学较近的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公寓，这里的租金相对便宜，又供应伙食。她像一名圣徒修女一样，在这个“保护圈”公寓住了将近3年。几乎没和一个中国人见面！几乎没说一句中国话！同时，这种“修女”式生活，也使她摆脱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踪。教堂地钟声，伴随着这个曾经名震京津一代才女，埋葬了她青春中最美丽的时光！张若茗，一个可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作为的五四时期“急先锋”、激进“少年共产党”，她却决心嬗变成一位古寺青灯下的学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7年10月，里昂中法大学招生。张若茗以3门专科合格的优秀成绩，顺利地踏入著名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门。准备在这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专业就选定世界高水平的法国文学：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至此，张若茗通过自己的5年的努力奋斗，已同杨堃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同在一所大学，同在攻读文科博士学位，关系自然更密切了。
数年的苦等，杨堃对张若茗始终一往情深，若茗对杨堃的了解也日渐加深。时机尚不成熟，杨堃与张若茗的关系仍未明朗…好事多磨，亲戚们都开玩笑说杨堃是“长脖老等”。杨堃却相信时间的考验，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他很有自信地等下去。
里昂咖啡馆里的情诉
1930年春天一个夜晚，天已经黑了，张若茗仍在宿舍里埋头读书。突然，她听到楼下有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在喊：“张若茗，张若茗！”她颇觉奇怪，马上下楼去看，只见一个男青年，穿着一套笔挺的白色西装,头戴白色“法国盔”。那人顺手摘下黑墨镜,张若茗大吃一惊,这不是周恩来吗？
周恩来小声说他的行动十分秘密，二人悄悄离开中法大学，向附近的村镇走了一段路，然后进了一家小咖啡馆。老友相逢，分外亲切！
周恩来告诉她，自己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的会议，途经里昂、马赛从海路回国途中专程来见她的。并告诉她已于1925年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小超向若茗姐问好。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这是他们在结婚期间的照片
张若茗向周恩来诉说了这几年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艰苦经历。周恩来还对张若茗说了目前在国内干革命相当危险，他常是随身带着烈性毒药，随时准备为严守党的机密献身。最后他深情地对张若茗说：“这次分手，不知什么时候能再相见，也许个人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 张若茗望着这位自己唯一钦佩、爱慕的恋人，听了这些话，泪眼迷朦、不能自己！
尽管张若茗没有同周恩来一样,同走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周恩来始终把她当作可信赖的的朋友。张若茗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志向表示敬佩，祝愿共产党革命成功。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党的秘密。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上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下,两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别。月明星稀,张若茗思潮滚滚、情意绵绵！
25年后，当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爱情方面遇到挫折，想听听他对情人分手时的感受时，周恩来毫不隐讳地说：“当然不平静。秉德，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知道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茗，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在法国我们有过恋情，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嘛。”
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
1930年春，杨堃在国内公开告示，与家中的妻子离婚，并把消息告诉了张若茗；同时，杨还把自己写的一篇《我的婚姻史》拿给张若茗看，文中剖白家庭为他包办婚姻的过程，自己对婚姻的认识，以及后来痛苦的离婚经历等等，并以这几年他与家庭间的几十封通信为证。
杨堃的坦诚和衷情深深打动了张若茗，她感到万事具备，不能让一往情深的杨再默默等下去，她终于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与杨堃结婚。蜜月度假返回里昂后，张若茗便专心投入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最后几章的写作。安德烈·纪德是一位古典大师作家,10多年后的1947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时,他在文坛刚刚有了影响。张若茗为纪德作品中通篇闪烁的纯洁、诚实、自然而优雅所吸引，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才能用于研究之中,从纪德的个性、作品、心理、情感等多方面进行分析。论文完成后,张若茗把打印稿寄给了住在巴黎的纪德,不久,纪德回信写道：“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得到了新生。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全信充满了赞扬和感谢的话语。张若茗的法语启蒙老师盛成教授在《纪德的态度》中文版序言中称张若茗是纪德的伯乐。
张若茗在国内中等师范学校肄业,没有法语基础,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顽强奋斗精神,寒窗7年，用法文完成五万余字论文，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文科博士学位。当时先后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约有40余人，而能够获取博士学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同时又是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女主角。这是20世纪中国留学史上闪光的一笔，更是中华女性的骄傲和荣誉。
昆明最后一次握手
1931年元旦刚过，杨堃和张若茗夫妇便回到了古都北平，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法文、法国文学、心理学等课程，深得学生喜爱。1937年底，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著名教授吴文藻准备举家南迁，特为推荐张若茗和杨堃任教，于是一家搬进了“燕南园”原先吴文藻、谢冰心夫妇的住宅，环境幽雅，生活舒适方便。1948年4月，张若茗和杨堃夫妇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担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举家南迁，搬进了云南大学条件最好的教授住宅小楼。
昆明解放后,张若茗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开始又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许多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茗她毕竟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列主义,当过革命“急先锋”,很快适应了新社会。
1955年4月８日，周恩来和陈毅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和陈毅一道，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茗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张若茗感到格外激动和温馨暖，她从没有想过还能和30多年前曾一起在五四运动中坐牢，留法共勤工俭学的战友，今日的国家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有一次持续了5个小时的愉快会面，并一起在震庄迎宾馆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茗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茗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当张若茗把至今还未能加入党组织的苦恼告诉周恩来，并询问30年前自己在法国入党的经历时，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张若茗听了大吃一惊，杨堃也感到意外。其实，周恩来在对陈毅的交谈中解开了这个谜：“退团比退党的错误要轻些……”，要是张若茗在天有灵，能感知当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还能为保护她周密考虑，一定会感激涕零,谁知，周恩来总理和张若茗的这次会面竟成为永别。
周恩来和陈毅在昆明会见了张若茗之后，经柬（图为访柬埔寨）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
周恩来回北京向邓颖超说了会见张若茗及她的经历和处境，他们对张若茗的命运不胜唏嘘。
一代才女魂断盘龙江
20世纪50年代， 张若茗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向党交心，然而1955年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开始了，不但张若茗导致她被打成右派，她的大儿子杨在道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紧接着，张若茗在法国22岁时退出少年共产党的举动，也被翻出来，被指责为叛徒。1958年6月18日上午，一场批判会召开，要她承认莫须有的诸多罪名，张若茗倍感羞辱，她想不通。当她得知下午还要继续开会，批判还要继续“升温”温，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她不寒而栗，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悲痛欲绝……，她来不及等候亲人，来不及为自己分辨，来不及写下遗言，匆匆走向走到油管桥附近的盘龙江铁路桥上，两眼迷茫，回头西望，绿树成阴的云南大学最后收留眼底，她彻底绝望了,纵身跃进幽暗的盘龙江,江水溅起团团浪花，张若茗的生命年轮，永远定格在56上……
张若茗魂断盘龙江之时，杨堃正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议，会议中，他接到云南大学发来的电报：“张若茗病重，速赶回。”杨堃焦急万分，匆匆返回云大，谁知见到的只有张若茗的骨灰盒。一对相濡以沫28载的夫妻就这样生离死别了。
1966年，“十年浩劫”来临，杨堃依然遭受批斗、挨打，数次抄家，他几乎丧生。1978年，经胡耀邦亲自批准，杨堃才调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室任研究员。
1980年，张若茗的儿子杨在道结束了21年的劳教生涯，恢复了自由，他立即写信给邓颖超，要求给母亲平反，邓颖超立即给云南大学去信，要求落实政策，予以平反，她同给全国政协、统战部等单位协商，请求督促落实张若茗的政策。不久，张若茗被洗清罪名，彻底平反，并肯定了她在爱国运动以及中法文化交流和为我国教育方面作出的贡献，了慰了张若茗的在天之灵。（资料源于《周恩来传》、《双重的多彩多姿周恩来的恋爱和私生活》《一代才女张若茗投河自尽盘龙江》、《我的伯父周恩来》、《早年周恩来》、《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党史博览》、《邓颖超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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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茗简介
张若茗(1902一1958) 女，字砚庄，化名一峰，“五四”运动时期的天津学生领袖，觉悟社创建人之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旅法少共党员，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法国文学博士。1948年至1958年期间任云南大学教授。
1902年2月23日，张若茗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的富裕人家。1916年考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1919年“五四”运动中，她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任该会评议部部长，组织妇女投入爱国民主运动。6月，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任庶务科干事，并作为天津代表，奔走于平、津之间，进行宣传、联络、支援、营救、请愿等工作。9月，她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12月，当选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会委员长，在《觉悟》期刊上发表“急先锋”的女子》一文，提出:“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作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女子必得有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
1920年初，天津数万爱国群众在抗议日本人在福建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警察的集会及抵制日货活动中，20多名请愿代表被捕，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被封。1月29日，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4人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50多人受伤。被捕的代表，在狱中组织绝食斗争。张若茗记述狱中斗争生活的日记,出狱后被周恩来编入他所写的《警厅拘留记》一书(1920年《新民意报》刊载),1926年出版。经过半年的斗争,7月17日,全体代表获释出狱。
出狱后，张若茗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在天津各界联合会和爱国律师刘崇佑的资助下，于1920年11月，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人到法国勤工俭学。她一面学习法文，一面以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进行社会调查并撰写文章。她学习和运用法语的能力令老师和同学叹服，仅在1921年内就为《晨报》撰写了关于留法勤工俭学和一战后欧洲信形势等10余篇文章，体现出她观察和认识问题的敏锐能力。
1922年上半年，张若茗加入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为首的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化名一峰，任支部执行委员，她以在一家云母片厂做工为掩护，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少共内研讨、宣讲和交流，她撰写的《帝国主义浅说》一文，与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的文章收入《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于1924年在国内出版。另与任弼时合著《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1924年1月，张若茗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法共里昂支部召开的列宁追悼大会，以后，多次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她与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经常受到打击与刁难，革命工作难以进行的情况下，她提出退党申请，下半年获准。这是发生在她22岁时的人生转折。
1924年，张若茗在法国参议员于格儒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下，进入里昂大学学习。1927年10月考入里昂中法大学获资助。1928年2月，获得文科硕士学位。接着，继续在该校攻读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在法国著名心理学者塞贡教授指导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1930年完成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纪德，法国著名文学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奖金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在欧、亚、美洲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许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评价，从未谋面的的纪德在致张若茗的信中说:“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张若茗的法语启蒙老师盛成教授在《纪德的态度》中文版序言中称张若茗是纪德的伯乐。
张若茗退党后，周恩来曾于1930年春天，去莫斯科开会，取道法国里昂与其会面交谈别后经历，周表示要用生命保守党的秘密，张会意而严守革命机密终生。1930年夏，她与河北同乡留学里昂大学的杨堃博士结婚。同年底，夫妻经德国、苏联返回祖国。
1931年初，张若茗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法文”、“法国文学”等课程，并著文《关于安德烈·纪德》(载《法国水星》杂志，1935年)、《佛朗西斯·若姆》(载《中法大学月刊》，1935)。1937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华北，中法大学停办，她不愿为日寇做事，在家赋闲一段时间后参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法大学复校，张若茗回校讲授“法国文学史”、“法国戏剧”等课程，并继续研究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发表了《纪德的介绍》(载《新思潮》，1946)、《小说家的创作心理》（载《新思潮》，1946）、《漫谈小说创作》（《文艺先锋》，1948），还把鲁迅和郁达夫的作品译成法语介绍给法国读者。
1948年4月，张若茗与杨堃接受熊庆来校长之邀，到云南大学执教，张任中文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同时在外语系讲授法语课程。云南解放后，她建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担任室主任。她在云大执教10年，严谨治学，诲人不倦，对青年教师和学生，总是给予真诚而谦和的教诲。她在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相继撰写并发表了《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云南大学学报》1956)、《试论文学中型典性的创作过程》(云南大学《人文科学》，1957)两篇学术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张若茗积极投身各项政治运动，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争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就思想改造问题向党“交心”的运动中，她被列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数月的围攻、批判使她的精神承受了沉重的负荷，6月18日自沉于盘龙江中，享年56岁。在邓颖超同志的过问下，1963年云南大学党委对张若茗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并向家属赔礼道歉。1980年，云南大学党委为其彻底平反。张若茗被历史尘封了近40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发掘、研究和介绍这位曾经有过光辉经历的人物，已有众多的文章用中文、英文、法文在亚洲、欧洲、美洲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香港学者黄嫣梨博士，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1997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张若茗研究及资料辑集》一书。张若茗不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还是中国第一位法国女博士，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万字，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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