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突围 （有删节）

       易中天开始了他的迟到的大学生涯。他几乎是疯狂地读书学习。

       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引起人道主义大讨论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易中天就读了三个中译本。他买了一本单行本，然后还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的那个译本抄了一遍。“笔记本现在还在家里，我抄的时候笔记本是这样的，三分之二的地方抄原文，三分之一的地方做心得笔记”。他说。

         易中天认为，八十年代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另一个是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前者的《万历十五年》影响了易中天的历史观，后者则影响了他的学术取向。其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对易中天影响最大。虽然李泽厚认为自己的代表作是 《华夏美学》，但是易中天坚持认为，《美的历程》才是李的代表作。

           “《美的历程》首先告诉我，原来学问可以这样做，原来学问就该这么做。这对我影响非常大，包括最后选择了美学作为专业，这都是受李泽厚的影响。”

          1981年易中天毕业，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爱才心切，专门找到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以5名本科生去新疆工作，换得了易中天留校工作。三年后，刘道玉任命易中天为中文系副主任。

          在学说迭兴、思想激荡的八十年代，易中天与外界没有过多联系，而是埋头教学和研究，以构筑自己的学术体系。李泽厚的美学叫“实践美学”，雄心勃勃的易中天在他的同学邓晓芒的影响下，由邓晓芒领头，一起建立了“新实践美学”这样一个新学术体系。所谓“新实践美学”，顾名思义，也就是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旧的“实践美学”的一个超越。它的代表成果，就是二人合写的《黄与蓝的交响》。对这本书，两人都比较自信。邓晓芒曾对易中天说：“此书推迟了两年面世，使中国美学界停滞了20年。”但是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在1989年出版时——此版书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正遇上出版低谷，只印了八百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转折点。站在这个转折点上，易中天一方面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又体味着学术自由的压抑。早在1988年，易中天就出版了他的处女作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还发表了诸多论文。然而成果颇丰的他，直到1991年才晋升副教授。

          于是易中天告别了武汉，来到厦门大学执教。不久，他的代表作《艺术人类学》出版，并获得了“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当时厦门大学获奖14项，13项的得主都是博士生、导师、教授，只有我一个人是副教授，我就因为这本书评上了‘正教授’，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我当不上教授的。”

         “这本书的获奖，意味着您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记者问。

         “那时候已经没有学术界了，哪来的公认？最多是评委的承认罢了！”易中天回答。

          那时候学术著作出版难，出来的东西也没人看，“收到同行的著作，也就看看前言、看看后记，写封回信谢谢就完了。我的 《艺术人类学》也没人看，于是我就想，如果同行都不看，谁看？反问其他，如果书写出来没人看，你写出来做什么？”

          “大概是94、95年吧，我开始了两个转折，一个是我的学术领域从美学转到文化学和历史学，另一个是从面对学术界转向面对大众。”

转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学术界的失望。作为一个学者，易中天也深刻地感受着学术体制的禁锢。当时的学界都在忙着写论文评职称。北京大学李零教授说“学校不是养鸡场”，可是学术体制“已经把知识分子都变成养鸡场流水线的鸡，每天被数要下几个鸡蛋”。这种体制严重影响了思想自由与学术繁荣，“结果就是大量地使用纳税人的钱炮制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

         苦闷的易中天，开始试图 “突围”。

          最初，他并不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但是他下了一个决心：“我写的书如果没人看那就宁可不写，绝对不写，我一定要写很多人看的书。”

         易中天一直想写一部 《中国美学史》，但是在写的时候他发现，要说清楚中国美学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于是他就写了《闲话中国人》，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有了《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品人录》，这些书在五年之内陆续出版，2000年由上海文艺组成“品读中国书系”一次推出，反响强烈。

         《闲话中国人》是文化学著作，《中国的男人与女人》是社会学著作，《读城记》是“城市学”著作，《品人录》是历史学著作。之前，易中天出版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书都是出版社赔钱出的，而“品读中国书系”成为他所有书中第一批可以使出版社盈利的著作。

           “把这套书写完后我发现一个问题，你要弄清中国文化必须弄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否则你说不清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跟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但是在推出 《帝国的惆怅》、《书生意气》后，“我又发现要弄清中国文化，弄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必须弄清中国历史，这还不够，你还要有一个参照系，你还要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化联系起来。”

         恰在此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我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打伊拉克非常轻松，我们有些军事评论员预言美国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事实不是这样。我还注意到美国总统改选换届的时候，很多欧洲人提出来说应该全世界来投票。我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你可以不喜欢它，你有权利不喜欢，你也可以批判它，你有权利批判，你还可以责骂它，你有权利责骂，但是没有人能够小看它。”

         有了这个想法后，易中天发现，仅仅了解美国的制度伦理和价值体系是不够的，“这个问题牵扯到国家的起源、国家是怎么样建立的，必须追根溯源，才能触摸到事情的本质。因此我就去开始关注美国，研究美国史。”于是就有了宪政启蒙著作《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在这本书中，易中天用琅琅上口的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制宪历程的平台。

       就这样，从古代文论到美学，从美学到心理学，从心理学到人类学，从人类学到文化学，从文化学转到历史学，易中天最后走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面对亿万观众讲解那些长期被僵化为概念的历史。他让历史这只“硬邦邦的冻鸡”飞了起来，同时也走出了现行的学术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