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ip frr命令行:忧郁与社会

昨天在学校书摊上买了十几本书后，晚上便开始读其中那本《忧郁与社会》，在此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个Lepenies是何许人也。之所以注意到这本书，是因为刚刚看过特里尔的电影《忧郁症》，虽然毫无收获，但却勾起了我对忧郁这个话题的兴趣，因此机缘巧合地在书摊上看到这本书之后就随手翻看了几页，没想到发现了新大陆：这本书的副标题或者说新版导言是《乌托邦的终结和忧郁的归来》，从目录上看，它讨论的是18世纪以来德国市民阶层的忧郁，由于它是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探讨这种后来被符号性地以“世纪病”一词加以概括的遁世情绪，所以牵涉到现代社会秩序、忧郁禁忌、行为障碍等问题。简言之它所探讨的正是我目前所做工作涉及到的问题，于是我立刻买下了它，“工作所需”是个神奇的词，它让花钱购买和花时间阅读一本“闲书”有了正当性。

正当性可以变得更正当。晚上怀着几分惊艳的感觉读了新版导言之后，我立刻断定这本书确实“有用”，而且用处不小，我发现了一个以前在我的论述尝试中一直隐匿着的新视角。这个导言明确地把忧郁限定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基本情绪。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而是其中的一类。勒佩尼斯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心安理得”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西门子公司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1816-1892），另一类是作为“抱怨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1871-1945）。标出两人的生卒年份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在勒佩尼斯的解读中，他们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倾向——十九世纪的乐观和二十世纪的自我怀疑；但放在更大的时间视野里看，他又把他们同样都视为自文艺复兴开始、在启蒙运动中达致顶峰的欧洲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典型。而西门子所代表的那类知识分子，又尤其是现代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自然科学的产物，他们是随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精神类型，其典型特征是一种无限进步的乐观主义。两种知识分子同属“智性人”（ homo sapiens），但前者“心安理得”，后者“受不了世界”；心安理得的根源在于放弃将科学活动与规范兴趣/利益联系起来，在对“方法”本身的关注中奉行一种“临时道德”。这当然就是众所周知的科学活动的去道德化。海德格尔曾说过，科学是不思考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而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受不了世界”，源于他们的“过度反思”，这也是他们的忧郁的根源。“幸福是没有思想的。”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作家和艺术家，但也包括精神科学家（Geisteswissenschaftler）。无穷无尽的反思阻碍了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行动障碍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忧郁，现实世界变得不堪忍受，于是作为避难所的乌托邦便产生了。乌托邦是对忧郁的克服尝试，所以在乌托邦中禁止有忧郁。知识分子不一定始终都是忧郁者，也不必然就是乌托邦主义者，但是他总在这两极之间摆荡。

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摆脱了这种二选一的困境，他们就是西门子所代表的自然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不忧郁，因为他们在行动，他们的行动就是科学研究活动。他们不怀疑世界，而只是研究世界，他们理解和解释世界。他们不构想乌托邦，而是“估算和预测”，这种估算和预测使得当前一刻向未来延伸。他们谈不上希望和绝望，他们是“实事求是”且“良心平静”的人。勒佩尼斯在做这样的分类的时候，显然把他本人所从事的活动，也就是社会学研究，从两种类型划分中单独摘了出来，他认为社会科学是一种在两者之间摇摆的学科。但是很明显的是，在这篇导言中，他显然更赞赏自然科学家的态度。他呼吁欧洲知识分子不要再顾影自怜唉声叹气，为了一个社会的存续，知识分子这种体制化忧郁者必须转变为行动者。勒佩尼斯的呼吁透露出一种焦虑，这是欧洲旧大陆在美国面前感到的焦虑。

不可忽视《忧郁与社会》与这篇新版导言在写作时间上的差异，作为勒佩尼斯的博士论文，《忧郁与社会》写作于1967年，发表于1969年。这个年份正可以被视为乌托邦终结的年份。年轻的勒佩尼斯想来自己就是个忧郁者。在30年后的新版导言中，勒佩尼斯说，之所以在重新出版时对原书未加改动，不是因为原书已经很好，而是因为简直没法儿改，要改还不如重写一本。从68年乌托邦破灭到99年的全球化和后现代，这中间有多少思想的变化？！今天好奇查了一下勒佩尼斯，原来竟然算是个大腕，是2006年的书业和平奖得主，他的书已经有两本被译成中文。幸好没有这本《忧郁与社会》，否则我不是既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了。不过这篇新版导言也被收在其中的《何谓欧洲知识分子》一书中。总地来看，这篇导言更像是一种价值宣言而不是勒佩尼斯本人所标榜的摒弃价值判断的科学研究。当然对该书正文我还不能下结论，因为才只读了一点点。

搜索时偶然看到今年1月11号发表在《世界报》上的一篇报道，勒佩尼斯70大寿，生日前夕在访谈中，他总结自己的生活，说自己是一个“幸福的知识分子”。噢叶，没有什么比这样旁观一个人的生活历程更有趣的事情了。“他知道，当他面带一丝微笑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一种阴霾情绪的对立面了，这种情绪曾经笼罩在被68年所塑造的那一代社会学家们中间，如今他们终于慢慢学会冷静客观的观察、平和地回顾总结以及保持文化平衡。”幸福的微笑是啥？文化平衡又是啥？看看维基主页上关于勒佩尼斯所获奖项和荣誉的长长名单就知道了。68年一代的年轻人们，现在绝大部分都已经“文化平衡”了吧，嘿嘿。所以有时候文化和精神气质不仅仅要按民族、国家、语言、思潮来区分，还要按年龄来区分……这一点穆齐尔倒是看到了。“心安理得”的人们与喋喋不休的“抱怨阶级”，两者都会一直存在，并且生生不息。这是很简单也很明白的事情，对此长篇大论，这本身就是一种“行动的替代品”，不过只要当真有用（对治愈忧郁有用），替代品也是好的，这就是知识分子这门职业，这就是体制化的说话者。1969年发表的《忧郁与社会》，是以忧郁为名的“行动”，这行动取得了效果。就是这样。

当然，仅仅谈论一种“年龄文化”是远远不够的。昨天买的另一本书，《卡尔·施密特导读》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施密特1945年失去他的教职的时候，他还不到60岁。尽管他已经在身后留下了一部强悍的著作，但是他前方还有漫长的生活要度过。”这位在年轻时代就秉持那种恰好是为勒佩尼斯所赞赏的现实政治态度的学者，在面对他那“艰难的、有争议的”生活处境时，能够面带“幸福的微笑”吗？

世事无理，成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