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检 室缺:我国“民工荒”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民工荒”的经济学分析我国“民工荒”的经济学分析*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hortage of Peasant Workers in Southeast China
□熊启泉
内容提要 利用刘易斯二元经济下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本文分析了我国长期低工资水平下的“民工潮”，并试图发展一个民工供给成本上升、民工市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民工市场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既试图回答“民工潮”期间民工工资为何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的问题，又试图说明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情况下“民工荒”出现的原因。“民工荒”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推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因。我国目前的“民工荒”是一个短期现象。
关键词  民工荒  剩余劳动力转移  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结构升级
作者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广州   510642
Xiong Qiquan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Arthur Lewis’s redundant labor transfer model in a two-sector economy, this essay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rush flow of peasant workers” against a low level of wage rate for a decade, and attempts to develo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shortage of peasant workers in a setting of rising costs of supplying peasant workers and market for peasant workers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 Using above-mentioned framework, the essays makes a tentative explanation why there exists a long lasting rush flow of peasant workers even the wage rate of peasant workers remained very low and the outbreak of current shortage of peasant workers even there exists a great number of redundant peasant workers. It is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shortage of peasant workers is both a result of the pas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futur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shortage of peasant workers is a short-term phenomenon.
Key words: shortage of peasant workers, redundant labor transfer,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of technical structure.
一、引言
正当一些民工输入地的政府部门就如何应对“民工潮”带来的不利影响而绞尽脑汁、学者们为深入分析“民工潮”产生的原因与经济社会影响的探讨未绝之际（宋林飞，1995；王春光，2003），自2003年年底开始，在我国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民工输入集中地先后出现了严重的“招工难”[1]。用工企业以过去长期支付的工资水平，无法完成预定的招工目标，民工缺口高达10～20％。这一新的经济和社会现象，被称为“民工荒”。“民工潮”发展到“民工荒”，有着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原因，并将对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民工荒”爆发一年多来，有关“民工荒”的现状、原因的新闻报道频繁见诸报端，但学术期刊上有关“民工荒”的研究性文章则极其罕见。综述有关“民工荒”的新闻报道，我国产生“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1）民工工资提高缓慢[2]，扣除价格因素后，甚至负增长；（2）用工企业对廉价民工“无限供给”的错觉，导致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被企业侵犯；（3）全方位的开放开发战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民工集中输出地提供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就业渠道；（4）中央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降低了外出打工对潜在民工的诱惑力[3]。这些分析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民工荒”爆发的表层原因，但却不能回答在“民工荒”出现的同时，为什么还存在着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队伍的问题；更不能说明为什么民工实际工资在长期未得到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的背景下，“民工潮”却持续了10余年之久[4]。本文从中国民工市场结构变化的角度，试图构建一个既能分析“民工潮”又能分析“民工荒”的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论及我国“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及其经济与社会意义。
二、民工市场分析的理论框架
（一）、刘易斯模型与长期低工资水平下的“民工潮”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农业劳动力过剩现象，其经济发展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从传统农业部门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只要农村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只要城市和现代工业部门还能提供就业机会，即使在不提高工资水平的情况下，工业部门也总能雇佣到其希望雇佣的任意数量的劳动力。这种状况将一直持续到农业和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国民经济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为止。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54）构造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型。见图1。
D1
W1
S1
D2
L1     L2
图1   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图1中，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曲线S1为一水平线。当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需求为D1时，用工企业须支付的工资水平为W1；当经济发展导致经济规模扩大，劳动力需求增加到D2时，工资水平仍然可以维持在W1这一不变工资的水平上。在严格的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中，已经转移、正在转移和等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基本同质（具有同样的生产率），用工企业勿须因为雇佣更多的工人而支付更高的工资。这基本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民工潮”期间，民工工资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甚至民工实际工资因民工的大量涌入（即供给增加）还有所下降的现象。
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根据刘易斯模型，即使在不提高工资水平的情况下，似乎不应发生“民工荒”现象。
（二）、劳动力供给成本急速上升时的“民工荒”分析模型
然而，我国民工市场并不满足刘易斯劳动力同质的古典分析框架。在我国甚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市场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不同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如此。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不同，因而不同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成本存在着显着的差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均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新增劳动力接受的人力资本投资越来越多，其素质越来越高。在劳动力素质和供给成本加速上升的情况下，等待转移的农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既不是一条水平线（图1中的S1），也不是一条匀速上升的直线（图2中的S1），而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凸形曲线（图2中的S2）。
S2
D2
D1
W
L2 L3  L1 L4  L5
L
W3
W2
W1
S1
·
图2  劳动力供给成本上升时的民工市场模型
在图2中，设民工市场初始均衡时的民工供给曲线为S1，民工需求曲线为D1，相应的工资水平为W1。假设由于新增民工平均素质上升，民工市场中高素质民工所占比重上升，从而民工供给结构发生变化，民工供给曲线左移到S2[5]。在短期内，由于企业技术状况不变，产品市场价格不变，因而企业对民工的需求曲线仍然为D1，市场决定的民工工资水平理应为W2。但也正是因为雇佣民工的企业技术状况不变，产品市场价格不变，企业无法支付W2的工资水平，否则会亏损。也就是说，雇佣民工的企业客观上存在着继续按W1的工资水平雇佣L1数量的民工的需求，但由于民工特别是新加入民工队伍的高素质民工无法接受工资水平为W1的工作，实际民工供给仅为L2，因而民工供给缺口为L1L2，即所谓的“民工荒”。在长期内，企业只能通过提高工资来消除“民工荒”的影响，工资水平提高以后，厂商将采用相对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进行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升级，使得企业愿意支付的工资水平达到W2，从而“民工荒”现象自动消失。
从长期来看，民工接受的人力资本投资必将越来越多，民工素质越来越高，民工供给成本总是处于上升之中。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总规模的扩大，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劳动的需求曲线向右方移动至D2，在劳动供给曲线为S2的情况下，工资水平上涨到W3，最终，民工也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相应的福利。当然，W3的民工工资水平必须由民工的生产率提高来支撑。实际上，民工素质的提高正好支持了民工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延伸到整个劳动市场，良性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等环节组成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螺旋上升的过程。
我国民工市场在从“民工潮”向“民工荒”转换的过程中，农村改革与发展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人力资本投资大大增加，农村新增劳动力的素质大大提高。新增劳动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潜在民工）素质大幅度提高，如果与高素质劳动力相联系的技术相结合，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将大幅度提升。然而，长期持续的“民工潮”给用工企业普遍造成了农民工“无限供给”错觉，致使用工企业技术升级滞后。技术结构升级的相对滞后造成了技术结构、产业结构与民工素质结构的不协调，进而产生了“民工荒”。
（三）、信息不对称下的“民工荒”分析模型
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对称信息分析框架分析了劳动市场为什么在均衡情况下存在失业（钱颖一，2001）。同样，信息不对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目前的“民工荒”。见图3。
W1
L1      L2
D
S
L
W
图3  存在“民工荒”时的民工市场均衡
在图3中，由产品市场价格、农民工以外的其他要素价格和企业技术状态决定的用工企业的民工需求曲线为D，由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所决定的民工供给曲线为S。在民工市场升级转型的过程中，民工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一方面，民工队伍中，高素质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民工的平均素质上升；另一方面，民工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信号显示机制[6]，使得用工企业无法有效地区分高素质（高生产率）民工与低素质（低生产率）民工，从而无法根据民工生产率的个体差异实行差别工资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用工企业只能根据过去民工平均生产率数据信息，按照利润最大化时雇佣民工的边际产品收益等于农民工工资的原则雇佣民工。此时，企业需要雇佣的民工数量为L2，愿意支付给民工的工资为W1，但在W1的工资水平上，只有人力资本含量较少的民工愿意接受工作，这部分民工总数为L1，于是在W1的工资水平上出现了L1L2数量的民工供给缺口，这就是民工市场处于均衡时存在的“民工荒”。
三、“民工荒”爆发的原因
对于民工输入地的地方政府和许多用工企业来说，“民工荒”是始料未及的新现象。但“民工荒”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现象综合发展的必然结果。本部分利用上述民工市场分析的理论框架，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民工素质结构升级，民工供给成本陡然上升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民工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地表现为：民工市场的民工素质结构升级和民工市场的民工就业区域结构多元化。
这里，首先分析民工市场民工素质结构升级的情形。从“民工潮”至今，中国农民工大致可以分为两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外出的民工被看作“第一代民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外出的民工可以看作“第二代民工”。与第一代民工相比，第二代民工在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结构、性格特征上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不同。见表1。
表1  “第一代民工”与“第二代民工”比较
民工
类别
年龄
文化
程度
家庭结构
性格
特征
打工
目的
期望
收益
家人
态度
第一代民工
50～30岁
以小学、
初中文化为主
兄弟姐妹居多，其父母辈、爷爷奶奶辈老人在家庭成员中所占比重小
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思想保守
挣钱养家
较低
比较支持
比较放心
第二代民工
30～18岁
以初高中为主，部分有中专文凭
多为独生子女，兄弟姐妹一般不超过2人，其父母辈、爷爷奶奶辈老人在家庭成员中所占比重大
吃苦耐劳精神下降，开销大且随意，思想开放
增长见识、
挣钱养己
较高
比较担心，期望更高的工资补偿
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199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第一代民工逐步退出民工队伍，第二代民工开始取代第一代民工而成为民工市场的主体。在民工市场这一变化过程中，一方面，第二代民工大多接受了中等学校教育，接受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7](见表2)，因而，第二代民工期望的工资水平要大大高于第一代民工；另一方面，第二代民工父母因子女少、孩子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在民工输入地不时受到威胁，对子女外出打工要承担更高的心理和精神成本，这又进一步提高了民工的工资期望。
然而，民工输入地的用工企业长期以来在中国民工“无限供给”的幻觉下，在长期低工资下采用了劳动过度密集型的技术，未能及时进行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致使企业在短期内无法提高工资水平。从而造成了民工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民工供给成本）和用工企业愿意支付的最高民工工资之间的偏离，民工市场在民工工资大幅度低于均衡工资率的水平上达成均衡，形成了民工市场劳动需求大于劳动供给的现象，即“民工荒”。见图2。
表2   中等学校办学规模与民工素质的提高       单位：万人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普通中等学校招生数
1815.8
2354.1
3102.2
3179.4
3371.2
3353.4
普通中等学校在校生数
5105.4
6191.5
8518.5
8901.4
9415.2
9613.8
注：普通中等学校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普通中学、职业中学。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民工市场的民工就业区域结构多元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推行的全方位开放开发战略，90年代末期又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些重要举措使中西部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的非农行业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民工就地打工和外出沿海打工的预期收入差距明显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工前往东南沿海打工的诱惑。
（三）、民工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矛盾突出
随着民工输入地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和传统产业转移，许多用工企业对民工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已大大减少的前来寻求工作的第二代民工又缺乏相应的技能和技术培训，提供培训机会的企业又担心培训的熟练工跳槽到其他企业，造成企业利益流失。新加入民工市场的第二代民工无法得到相应的技术和技能培训，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等待工作的第二代民工难以获得适合的工作，同时用工企业无法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工人。因而，民工的技能和技术结构与用工企业对民工的需求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偏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工荒”的产生。
（四）、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减少了第二代民工的供给
近年来，我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2003年普通高校招生382.2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从2000年556.1多万人增加到2003年1108.6万人，在校大学生净增约552.5万人。见表3。
表3  普通高等学校和普通中等学校招生数与在校生数      单位：万人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
60.9
92.6
220.6
268.3
320.5
382.2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
206.3
290.6
556.1
719.1
903.4
1108.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普通高校扩招迅猛，使得原本可能成为第二代民工重要组成部分的那些高中毕业生约400万人获得了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他们大学毕业后显然不会加入民工队伍。与1995年相比，2003年普通中等学校招生数净增1250万人，在校生净增3500多万人。普通中等学校，特别是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比以往的民工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他们的期望工资同第一代民工相比大大提高。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大幅度降低了第二代民工的市场供给或者大幅度提高了第二代民工的素质。高校扩招导致第二代民工市场供给的减少与第一代民工退出民工队伍的叠加，导致民工“无限供给”的现象迅速消失。无疑，普通高校大幅度扩招是导致“民工荒”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
（五）、民工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上升
自2002年开始，我国大刀阔斧的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平均减少幅度为30%-45%。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在未来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8]。与此同时，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棉花价格上涨近50%，粮食上涨幅度达40%。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在短期内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上升，提高了民工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降低了民工外出的诱惑力，甚至引起部分民工回流。
四、“民工荒”的经济与社会意义
“民工荒”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必然结果。短期内虽对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带来了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民工荒”的出现仍然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一）、“民工荒”有助于重塑劳资关系，实行“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民工工资提高缓慢且大量拖欠，民工超负荷加班加点工作，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劣，民工的合法权益在民工输入地经常被侵犯，相关部门虽制定了相关法规却难以执行。“民工荒”的出现意味着民工市场从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农民工在劳资双方中的谈判能力将得到提升，市场力量开始帮助民工维护权益。“民工荒”以后，用工企业要雇佣民工将不得不提高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尊重民工合法权益，让民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所有的人包括民工也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时，“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就得到了更好地贯彻。
（二）、“民工荒”有助于推动民工输入地的产业和技术升级
“民工荒”意味着我国经济中资本和劳动比例发生了变化，人均资本数量得到了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这一变化直接驱动着资本价格的相对下降和劳动价格的相对上升，从而引导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采用相对资本密集的技术，形成诱导性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不断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不仅是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追求的永恒的目标。
（三）、“民工荒”有助于推动东部同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沿海地区“民工荒”有利于沿海地区的用工企业逐步放弃低劳动成本优势的发展模式，推进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加强员工培训，助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民工荒”在推动沿海地区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同时，也会推动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上升，缩小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五、结论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在实际工资没有上升甚至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我国的“民工潮”起源于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以及近乎同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2003年底以来的“民工荒”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因素包括：（1）以较高素质的第二代民工取代素质相对低的第一代民工为主要内容的民工市场结构转型，以及伴随民工市场结构转型引起的民工供给成本上升，加剧了民工素质结构升级与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相对滞后的矛盾；（2）在民工市场升级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信号显示机制的不足使得用工企业无法有效区分高生产率民工和低生产率民工，从而无法实行差别工资；（3）全方位开放开发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推进了民工就业区域结构的多元化；（4）全国普通高校和中等学学校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第二代民工的供给；（5）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和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民工外出的机会成本上升。由于引起“民工荒”的因素多为短期因素，因此，我国“民工荒”将是一个短期现象。
在短期内，“民工荒”会削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从较长期来看，“民工荒”有利于推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维护“民工权益”，让民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所有的社会劳动者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切实推行“以人为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加速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因此，目前的“民工荒”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 蔡昉，2001：《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兰纪平,2004：“农民怎么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中国青年报》10月29日。
[3] 钱颖一，2001：“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中的信息问题”，载平新乔、胡汉辉主编《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宋林飞，1995：“‘民工潮’的形成、趋势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5] 王春光，2003：“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载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Lewis,W. A.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Studies 22,139-191.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CJY020）资助。
[1]  2004年广东省民工缺口高达200万，其中，东莞市民工缺口100万。
[2]  从1991到2003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2004年初，广东省民工平均月工资（含加班）800元以下占80％以上，超过1000元的只占了6.54％。
[3]  从2003年第4季度开始，国内粮棉油市场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第一次普遍上涨。2004年前三季度，粮食价格上涨28.4％，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23.5％，蔬菜、鲜蛋和水产品等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兰纪平，2004）。
[4]  1994年中国农民工数量为6000万人，1999年达到8200万人，到2003年达到1.14亿人，10年时间农民工的数量翻了一番。
[5]  注意S2与S1不同，在劳动供给曲线为S1时，劳动供给量与工资率同方向同比例变化。在劳动力市场转型，新加入民工队伍的民工素质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工资率与民工供给仍然同方向变动，但不再成比例，民工供给增加，要求工资率以更快的幅度上升。
[6]  在我国民工市场中，真的假文凭、假的真文凭和真的真文凭同时存在，用工企业缺乏区分这些真假文凭的能力。
[7]  中等学校毕业生除了能进入大学深造的外，绝大部分都早晚进入民工市场。
[8]  实际上，2006年我国所有省市都将取消农业税，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