睾丸上有白点:文化名人笔下的开国大典

著名画家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油画

60年前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是20世纪中国最具历史纪念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在那个古老中国沧桑鼎革、万象更新的历史转折之日，许多文化名人在其日记、回忆录里，记下了见证这一特殊历史时刻的点点滴滴。循着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录，我们回到了当年那个振奋人心的历史现场，仿佛触摸到历史的脉搏，并从中捕捉到时代之迁变、人心之所向的信息。

竺可桢：“会场之庄严为余所未曾见”

午后二点乘车经午门至天安门门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升旗鸣炮，毛主席及六位副主席就职典礼。天安门前之广场新辟成，可容十毛万人，如排得紧可卅万人。今日余等到，学生、公务员、军队已立待数小时，会场之庄严为余所未曾见。三点典礼开始，主席毛及六位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及五十六位政府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升国旗、奏国歌、鸣炮，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政府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布。”系毛主席出面。接下是阅兵。自3：35直至六点始毕。然后各机关、学校喊口号，依次散。因人数众多，至八点半尚未散尽。余与江问渔、赵紫宸、张金保乘车先回。

（辑自日记。竺可桢为科学家、教育家）

徐铸成：“全场一片欢腾，余亦感极泪下”

今日为国人最兴奋之一日，亦为余最难忘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开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天安门广场挤满人群，红旗似海，殆为我国历史上空前之盛况也。下午二时，余与代表们乘车鱼贯赴会场，街上已悬满五星红旗。至天安门，由后门绕至天安门城楼，举目看到东西长安街及户部街、西皮市等处，皆挤满群众队伍，估计共有二十万人参加。三时，大会开始，毛主席等就位，鸣礼炮一百二十响，毛主席亲自升旗，用电动。闻此装置，由技术人员连夜装好者。旋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并大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场一片欢腾，余亦感极泪下。毛主席宣读第一号公告：任命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四时，开始检阅式，极隆重。参加者约有步兵一师，骑兵一师，炮兵一师，机械化部队一师，另有飞机十四架，掠空而过，此为余首次看到人民空军。炮兵、机械化部队，均为美式装备，盖全为战场缴获者。

检阅前，先由北京部队司令员聂荣臻登台向朱德总司令报告部队列队完毕，然后与朱同登车前往检阅。半小时后，总司令返天安门城楼，公开检阅开始。每一部队经过天安门时，向台上行注目礼，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呼声响彻云霄。军队过后，继之为各界群众队伍，检阅共历三小时。

余与郭春涛兄并倚城观此盛况，回忆二十一年前国民党军“底定”京津，亦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群众不过数千人，政分会主任张继任主席，吴稚晖代表中央致词，忆有“你好，打倒你，我来干，不要来而不干”之精语。时春涛为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代表冯玉祥发言。余当时初当新闻记者，亲自参加采访。余提及此旧事，春涛谓亦记忆犹新。问有何感想？春涛沉吟有顷，说：“如蒋不如此倒行逆施，今日亦当为主角欤？”余则谓历史人物，往往如此：拼命抓权，排除异己，最后两手空空，成为孤家寡人，殆即所谓历史的辩证法欤？

（辑自日记。徐铸成时为《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

夏衍：“一望之下，是一片红旗的海”

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上午10时半到车站欢迎苏联代表团，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红军歌舞团同来。我拍了照。

下午2时半到天安门城楼，一望之下，是一片红旗的海。这一场面，是先烈们用鲜红的血换取来的。想起了郑汉先和庞大恩。3时15分毛主席宣告政府成立，朗诵公告，阅兵。休息室中，恩来同志对我和丁玲说：“你们得描写这个场面。”但不约而同地回答：“语言太不够，太无力了。”后，他约刘晓和我谈了今后转外交部工作的问题。阅兵和游行到10时后才毕。

（辑自日记。夏衍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开拓者、文学艺术家、翻译家）

杨沫：“这胜利、这欢乐，是我们多少同志、多少人民的鲜血、头颅换来的呀！”

这个日子是人类、是中国、是我永生不忘的日子！现在，听吧，街上锣鼓喧天，坦克、大炮、装甲车等重武器，在东单广场上庄严地陈列着；陆军士兵带着不可侵犯的神情，威武地站在他们的装甲车前岿然不动——他们将这样威严挺立，等待全北平市人民的检阅。

政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全北平，以及郊外几十万人民正在天安门前开庆祝大会。新的红色五星国旗，正飘扬在北平的大街小巷；红灯高悬在许多商店、住户门前。几天来，街上人山人海，昨晚电车都阻塞不通了。我因动手术后身体才复原，领导叫我在机关看家。午前十时，我坐着人力车，向南走来时，东西大街不能通行了，我是坐车绕到南小街才过来的。坐在车上，看看飘扬的新国旗，我突然因乐极而生悲。我想到这胜利、这欢乐，是我们多少同志、多少人民的鲜血、头颅换来的呀！立刻，许多牺牲了的同志的面影在我心上清晰地闪过。立刻，我眼里的喜泪变成悲泪，深惜我那些战友没来得及看见今天的盛况……是啊，先烈百年来的志愿是要建成一个崭新的富强的新中国。现在，我要告慰我牺牲的战友们：这个国家现在就要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了！你们今天可以含笑九泉了。

（辑自日记。杨沫为女作家）

曹禺：“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

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过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惯了。过去，你看，就5月一个月里，就有多少国耻纪念日？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我还赶上二十一条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从1949年以后，心里好过了。

（辑自赵浩生1979年的采访：《曹禺从<雷雨>谈到<王昭君>》。曹禺为著名作家、戏剧家）

冯友兰：“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

在1948年秋天，南京中央研究院推选我为院士，叫我到南京去开院士会议。在会中，我又当选为院士会议的评议会的委员。这个评议会，大致相当于院士会议的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的那一天，蒋介石以“总统”的身份出席了。院士中有曾经参加过戊戌变法的老一辈学者张元济，他在蒋介石的面前放了一炮，他说：大家要看看外边是什么情况，内战愈打愈烈，民不聊生，还要开这种会议，这是自欺欺人，要赶紧停止内战！这些话虽都是大家心里话，可是经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公开地一说，大家都觉得愕然，对张老先生敬佩不已，蒋介石没有回答，主持会的人看见事情有点僵，就宣布散会。……在傅作义军队撤走以后，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这一带成为“真空”地带。可是社会秩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清华校内，也很平静，师生们生活照常。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淀，他们没有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有一个解放军同志在那里站岗。……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我还想到，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后来才知道，称解放军为“王者之师”还是不恰当的，他们不是“王者之师”，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辑自《三松堂自序》。冯友兰为哲学家，时为清华大学教授兼校务会议主席）
　　
　　巴金：“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

10月1日那天，巴金是有幸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见证开国大典的少数文化代表之一。望着广场上数不清的头和手，他知道，中国人民“结束了过去的痛苦和屈辱的生活，做了自己的主人”。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令巴金终身难忘，一年后，他追忆道：“一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夜晚十点钟以后，我从天安门回到了宿舍，听着远远近近的锣鼓声，我兴奋得不能合眼，我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在纸上写着，我一直写到深夜。我反复地写着同样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百年来有多少撕裂人心的痛史！有多少不平不义的故事！有多少牺牲掉的有为的生命，埋没掉的卓绝的才能！还有无数说不尽写不完的奇耻大辱啊！然而现在那一切，那一切都过去了，都像梦魇一般地过去了！是永远不会再来的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所以我们怀着快乐的、感激的心来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这些场景在巴金的脑海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十年后当他回想起时仍然十分激动，他说，“一个幸福的时代开始了”。

（巴金为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

钱钟书、杨绛：“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其他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海易帜之前，钱钟书曾随教育部访问团访问台湾，台湾大学聘请他为教授，但他没有留下。香港大学请他赴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也没有去。杨绛的《干校六记》的说法是：“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多条路不肯走呢？思想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50年后，杨绛在接受记者的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钱钟书、杨绛为著名学者、文学家）

俞平伯：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新诗

1949年的俞平伯，对亦师亦友的陈寅恪的南下感到惘然。面对陈寅恪九年前给他的旧稿，他说：“陈今已南去，兵烽间重读尤惘然也。”1949年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题是：走，还是不走。俞平伯选择了留下。面对新政权，俞平伯是拥护与支持的，但在拥护与支持的背后也有疑惑与忧虑。为了适应新时代，俞平伯努力改变着自己。他参加座谈会，听周扬介绍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状况，学习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还曾就“如何能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仅如此，多年来不写新诗的俞平伯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俞平伯对新诗的重拾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迎合新时代的文艺要求。面对新中国的新气象，毫无疑问，俞平伯的心情是兴奋而又激动的，这种心情也是当时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俞平伯为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

张元济：“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

晨微雨，午饭后渐晴霁。是日通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楼上行政府成立礼，升旗、阅兵、游行。余挈英儿同往。拾阶而上，见游行队列坐广场，蜂屯蚁聚。届时赞礼宣布开会，作乐鸣炮，宣读公告。继朱德阅兵，先步兵，后机关枪，次炮兵，次海军，继骑兵，继坦克车而飞机则翱翔上空，寥寥无几。行伍行毕，游行方始。余即率英儿下楼与胡子昂同车归寓，时方六时。八时半即睡。闻外间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

（辑自日记。张元济为出版巨子、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马寅初：兴奋而又忙碌

1949年的马寅初是兴奋而又忙碌的。他忙于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忙着讨论国名、国徽、国歌等各种方案，作为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他还忙于为稳定新中国的经济金融秩序出谋划策。在这段兴奋与忙碌的日子里，马寅初也偶有不愉快。一个不快的感觉就是当人们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出于敬佩与崇拜，由衷地高喊万岁。这让经过民主训练的马寅初有些不太适应。

       （马寅初为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

推荐者：聊城供电公司朱润霞

来源：《北京日报》9月28日

推荐理由:本文感悟历史，许多文化名人在其日记、回忆录里，记下了见证这一特殊历史时刻的点点滴滴，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