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男性疾病属于什么科室:杨奎松个人网站 - 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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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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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页 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一 第 2 页 二 第 3 页 三 第 4 页 四 第 5 页 五 第 6 页 六 第 7 页 七 第 8 页 八 第 9 页 九 第 10 页 十
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动了以反对干部贪污腐化为中心内容的“三反”运动。[1]由于这场运动很大程度上是旨在制止进城以后大批党政干部贪污腐化现象的继续发展，因此，在寻找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促使众多干部走上这条道路的私人工商业者阶层。1952年1月5日，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北京市委在这方面的经验。他批示称：在“三反”斗争中，“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藉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2]20天后，即1月26日，他更进一步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在工商界中争取多数，开展“五反”斗争的报告。要求各地“向着违法的资本主义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3]“五反”运动由此陆续开始在全国展开。
事实上，反对不法资本家的斗争，早已各地展开了。和北京不同的是，在其他一些城市里，这个时候发动的是一场“四反”运动，即所谓“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税”。上海即是高揭“四反”运动的旗帜，于1月中旬通过全市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向大小工商界人士发出了开展“四反”运动，以响应政府“三反”运动的号召。在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的指导下，迅速以市工商联执监委为核心，成立了工商界“四反”运动委员会。上海的大小工商业者都被动员起来坦白和检举各种违法行贿及偷漏税行为。“四反”运动进行到2月初，才终于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转向了“五反”运动。从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做“五反”动员报告之日起，上海工商联通告各同业公会，自即日起，运动归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统一领导，“各分会的检举箱连同锁匙、所有关于检举坦白的资料”均转交“南京路外滩二十号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4]
但是，上海作为当时中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其生产与税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影响极大。再加上上海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本营，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大数量的统战对象，“五反”运动的成败，对中共的统战效果也影响重大。依靠上海市委，包括华东局来指导这场以整个上海私营工商界为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毛泽东显然不能放心。为此，他不仅明确提出“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5]而且专门派遣中央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薄一波亲去上海负责指导和掌握这场运动。由此不难了解，上海的这场“五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中共中央与中国最具实力的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一场最直接的较量。
对于这场“五反”运动，特别是对于发生在上海的这场运动的历史情况，目前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还很少，且其内容多半还只是着重于对过程的勾勒与说明，强调并肯定运动的经验和意义，那种能够引发读者进行一些深入思考的学术成果还鲜能见到。[6]考虑到就“五反”运动是中共建国以来对中国资产阶级（严格意义上实为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其结果不仅直接关系到随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中国工商业资本家自身的命运与前途，简单地着眼于叙述此一运动的一般过程和结果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作为当年整个“五反”运动中心所在的上海的“五反”运动，更是具体地表现着这场运动的诸多特点，极具典型性。当然，要想对在一篇两三万字的文章当中对上海“五反”运动进行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可能实属奢求，但依据前人很少利用到的部分重要档案文献资料，客观地描述出这一运动在上海推进的经过，并据以揭示出发生在较量双方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却绝对不应被人遗忘和忽视的历史情况，使读者从中受到一些触动，从而引发一些思考，应该不是不可能的。
（一）
资本家，因其生长的基础在于私有制的缘故，其对以消灭私有制为使命的共产党，自然不会从心底里欢迎。但是，中共进城之际，高举新民主主义旗帜，不仅保护私有财产，而且倡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给资本家以种种扶持和优遇，因此，除去逃走的资本家以外，留在大陆的多数资本家也逐渐适应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尽管建政不过一年多时间，中共就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城市里被杀者多半是恶霸、特务和历史上有血债者，因此虽惊心动魄，对资本家的冲击却并不很大。而紧接着发生的情况就让资本家们惊恐不安了。这是因为，镇反运动尚未结束，中共转而又发动了“三反”运动，并且毫不留情地首先就拿自己党内的高级干部开了刀，甚至于1952年2月10日公开处决了天津地委前后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
“三反”运动对资本家所以会造成巨大震动，是因为它所着力打击的所谓贪污分子，大都与资本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刘青山、张子善被杀，重要罪名之一，就是勾结私商，收受贿赂，投机倒把，贪赃枉法。[7]在旧中国的商海里摸爬滚打过来，特别是经历过战后政权腐败，金融危机，物价飞涨的局面，早已熟悉了偷机倒把和行贿官员这一套的众多厂主、店主，又有几个没有干过类似的勾当呢？因此，当中共中央把矛头开始转向“资产阶级”之后，各地“奸商”行贿、逃税，勾结腐蚀干部的不法行为接连不断地在报纸上曝光，多数资本家在道德上先已自惭形秽起来。一时间，人人开始写坦白书和检举信，这既是响应政府的号召，也是受负罪感的驱使，想要撇清自己与违法行为关系的一种表现。
上海的“四反”运动首先就促成了这样一种坦白运动。但是，上海的运动最初还是由市工商联组织的“四反”运动委员会负责主持，因此，尽管报纸上经常报道外地“奸商”因抗拒运动而被逮捕的消息，上海的“三反”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但上海资本家直接感受到的思想压力一时还不是那样严重。据上海市工商局1月下旬报告称，除了个别行业的资方人士表现情绪紧张和思想压力大以外，多数行业的会员对运动还不大当一回事。如“酒菜业、糖果业、旧杂货业及猪商业以年底为由，运动搞不开。部分公会开会时有歪曲运动之意义的，有大谈生意经的，有取笑打趣的，漠视运动的严重政治意义。眼镜业开会时有会员传播美国之音，情况最坏。”[8]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按照“四反”运动委员会要求交来的坦白书，多数也只是停留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如这时上海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收到的坦白书，几乎都是些“拿工会七五支光灯泡一只”；“受过许会计师年糕一盒……工友香烟一条，橘子一篓”；“贪污公会的邮票三次”；“挪用肥皂叁块”；“与同业吃饭吃咖啡有十次之多”；“私取公会报纸二十张左右，食盐四份，邮票1200元”之类。里面严重些的，也不过是曾“私放拆息款二十万元[9]”，或“利用职务上便利，将行款借给天一化工公司……共二千七百万元（已被法院追究）”。[10]这个时候即使有主动坦白出来的行贿问题，通常也都情节轻微。如华成帆布厂经理项美瀛坦白：曾向金华专署采买员行贿戏票一场、名笔和普通表各一支；“派人陪同（西北办事处）张某游公园摄影二次，看电影二次，看京戏一次，在发行所等便饭三四次”；“曾写介绍信给天津代理处正义铁号要天津招待新疆军区的王文彬一次”；曾送衡阳铁路局吴某鱼肝油一瓶；对私营商号购买帆布一直遵守暗贴陋规并有请客送礼情形等。昶昆染织厂经理夏联芳坦白：曾因做成生意而给了花纱布公司的采购员陈某一些好处费，但原因是陈某过去一直就是负责联系买卖双方的“跑街”的，拿惯了“佣金”。[11]真正贿买贿卖，严重腐蚀中共党政军干部的案件，几乎一件也没有。
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出面做“五反”动员报告，按照中共中央的口径，严厉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对党和政府“猖狂进攻”。随后，《大公报》受命发表消息批评上海工商联对运动的领导软弱无力，上海市军管当局公布汉口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借抗美援朝战争急需西药之机，用金钱和贵重物品贿赂、腐蚀国家机关于部，骗取国家贷款和志愿军巨额货款后，以质量低劣的药品抵充合格商品的罪行，以揭发上海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激起社会义愤。[12]如此一来，不仅“五反”运动转由上海市委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主持和领导，而且工商联及其大小资本家均威信扫地，各报如同对镇反和“三反”运动一样，开始铺天盖地地猛揭猛批资本家的“五毒”罪行。与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时同样的大会、小会，同样的检举、揭发，伴随着上海市大张旗鼓地逮捕“工厂经理11人，本市商店经理4人，外部商店老板2人，本市行商掮客2人，本市职工4人（内学生一人），外部职工11人。传讯9人，提讯14人”，[13]工人、店员迅速被发动起来，资本家包括小业主们顿时都成了过街老鼠。
“五反”运动的发动，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过去政府一直注意控制在传统方式下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工人们再不必顾及什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了，许多工厂的工人都开始向资本家算几十年的剥削账。如上海大中华火柴厂劳方代表就拍着桌子命令资方代表：“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了三十年，现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总经理兼上海火柴业同业工会主委的刘念义前去调解，即被数百名工人围攻批斗，差点儿弄出人命来。[14]一些商店密集的街道，店员们则建立起宣传站，每天对店主们呼来喝去。看见某店主站在店里抽烟，就拿着话筒喊：“＊＊老板，那能介笃定得啦？香烟不许吃！快点出来坦白。”看见某店主离开商店，又会在话筒里喊：“＊＊老板，鬼鬼祟祟，跑来跑去，啥事体？订攻守同盟是伐？”[15]
[1] 1951年底开始到1952年7月前后逐渐结束的“三反”运动，是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主旨的，但这场运动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场实际上是以反对贪污受贿和腐化堕落为内容的政治运动。这也正是为什么，这场“三反”运动过去几个月，中共中央紧接着又发动了一场“三反”运动，重提“反对官僚主义”，只是又加上了“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内容，时称“新三反”。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1－22页。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3页。
[4] 转见上海档案馆藏档，S172／4／176／2。
[5]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1952年2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47－248页。
[6] 这里主要应当提到的有两项研究成果，一是中共上海市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其中收有《上海“五反”运动》一文；二是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其中也有专述上海“三反”“五反”运动一章。另外还可以提到的有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前两项成果，对上海“五反”运动的经过情形均有所勾勒和介绍，
[7] 《华北局关于逮捕大贪污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向中央的报告》，1951年11月29日，中共华北局编：《建设》第一二九期，1951年12月10日，第4页。
[8] 《四反运动情况》（三），1952年1月26日，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2／13－17。
[9] 此为旧币票面值，1953年人民币改新币后，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下同，不另注。
[10] 上海档案馆藏档，S21／4／12／46－59。
[11]上海档案馆藏档，S33／4／251／15，50－51。
[12] 《解放日报》，1952年2月7日一版。
[13] 上海档案馆藏档，B13／2／209／2－5
[1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8－9，34。
[15]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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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动了以反对干部贪污腐化为中心内容的“三反”运动。[1]由于这场运动很大程度上是旨在制止进城以后大批党政干部贪污腐化现象的继续发展，因此，在寻找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促使众多干部走上这条道路的私人工商业者阶层。1952年1月5日，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北京市委在这方面的经验。他批示称：在“三反”斗争中，“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藉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2]20天后，即1月26日，他更进一步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在工商界中争取多数，开展“五反”斗争的报告。要求各地“向着违法的资本主义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3]“五反”运动由此陆续开始在全国展开。
事实上，反对不法资本家的斗争，早已各地展开了。和北京不同的是，在其他一些城市里，这个时候发动的是一场“四反”运动，即所谓“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税”。上海即是高揭“四反”运动的旗帜，于1月中旬通过全市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向大小工商界人士发出了开展“四反”运动，以响应政府“三反”运动的号召。在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的指导下，迅速以市工商联执监委为核心，成立了工商界“四反”运动委员会。上海的大小工商业者都被动员起来坦白和检举各种违法行贿及偷漏税行为。“四反”运动进行到2月初，才终于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转向了“五反”运动。从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做“五反”动员报告之日起，上海工商联通告各同业公会，自即日起，运动归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统一领导，“各分会的检举箱连同锁匙、所有关于检举坦白的资料”均转交“南京路外滩二十号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4]
但是，上海作为当时中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其生产与税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影响极大。再加上上海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本营，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大数量的统战对象，“五反”运动的成败，对中共的统战效果也影响重大。依靠上海市委，包括华东局来指导这场以整个上海私营工商界为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毛泽东显然不能放心。为此，他不仅明确提出“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5]而且专门派遣中央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薄一波亲去上海负责指导和掌握这场运动。由此不难了解，上海的这场“五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中共中央与中国最具实力的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一场最直接的较量。
对于这场“五反”运动，特别是对于发生在上海的这场运动的历史情况，目前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还很少，且其内容多半还只是着重于对过程的勾勒与说明，强调并肯定运动的经验和意义，那种能够引发读者进行一些深入思考的学术成果还鲜能见到。[6]考虑到就“五反”运动是中共建国以来对中国资产阶级（严格意义上实为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其结果不仅直接关系到随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中国工商业资本家自身的命运与前途，简单地着眼于叙述此一运动的一般过程和结果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作为当年整个“五反”运动中心所在的上海的“五反”运动，更是具体地表现着这场运动的诸多特点，极具典型性。当然，要想对在一篇两三万字的文章当中对上海“五反”运动进行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可能实属奢求，但依据前人很少利用到的部分重要档案文献资料，客观地描述出这一运动在上海推进的经过，并据以揭示出发生在较量双方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却绝对不应被人遗忘和忽视的历史情况，使读者从中受到一些触动，从而引发一些思考，应该不是不可能的。
（一）
资本家，因其生长的基础在于私有制的缘故，其对以消灭私有制为使命的共产党，自然不会从心底里欢迎。但是，中共进城之际，高举新民主主义旗帜，不仅保护私有财产，而且倡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给资本家以种种扶持和优遇，因此，除去逃走的资本家以外，留在大陆的多数资本家也逐渐适应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尽管建政不过一年多时间，中共就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城市里被杀者多半是恶霸、特务和历史上有血债者，因此虽惊心动魄，对资本家的冲击却并不很大。而紧接着发生的情况就让资本家们惊恐不安了。这是因为，镇反运动尚未结束，中共转而又发动了“三反”运动，并且毫不留情地首先就拿自己党内的高级干部开了刀，甚至于1952年2月10日公开处决了天津地委前后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
“三反”运动对资本家所以会造成巨大震动，是因为它所着力打击的所谓贪污分子，大都与资本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刘青山、张子善被杀，重要罪名之一，就是勾结私商，收受贿赂，投机倒把，贪赃枉法。[7]在旧中国的商海里摸爬滚打过来，特别是经历过战后政权腐败，金融危机，物价飞涨的局面，早已熟悉了偷机倒把和行贿官员这一套的众多厂主、店主，又有几个没有干过类似的勾当呢？因此，当中共中央把矛头开始转向“资产阶级”之后，各地“奸商”行贿、逃税，勾结腐蚀干部的不法行为接连不断地在报纸上曝光，多数资本家在道德上先已自惭形秽起来。一时间，人人开始写坦白书和检举信，这既是响应政府的号召，也是受负罪感的驱使，想要撇清自己与违法行为关系的一种表现。
上海的“四反”运动首先就促成了这样一种坦白运动。但是，上海的运动最初还是由市工商联组织的“四反”运动委员会负责主持，因此，尽管报纸上经常报道外地“奸商”因抗拒运动而被逮捕的消息，上海的“三反”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但上海资本家直接感受到的思想压力一时还不是那样严重。据上海市工商局1月下旬报告称，除了个别行业的资方人士表现情绪紧张和思想压力大以外，多数行业的会员对运动还不大当一回事。如“酒菜业、糖果业、旧杂货业及猪商业以年底为由，运动搞不开。部分公会开会时有歪曲运动之意义的，有大谈生意经的，有取笑打趣的，漠视运动的严重政治意义。眼镜业开会时有会员传播美国之音，情况最坏。”[8]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按照“四反”运动委员会要求交来的坦白书，多数也只是停留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如这时上海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收到的坦白书，几乎都是些“拿工会七五支光灯泡一只”；“受过许会计师年糕一盒……工友香烟一条，橘子一篓”；“贪污公会的邮票三次”；“挪用肥皂叁块”；“与同业吃饭吃咖啡有十次之多”；“私取公会报纸二十张左右，食盐四份，邮票1200元”之类。里面严重些的，也不过是曾“私放拆息款二十万元[9]”，或“利用职务上便利，将行款借给天一化工公司……共二千七百万元（已被法院追究）”。[10]这个时候即使有主动坦白出来的行贿问题，通常也都情节轻微。如华成帆布厂经理项美瀛坦白：曾向金华专署采买员行贿戏票一场、名笔和普通表各一支；“派人陪同（西北办事处）张某游公园摄影二次，看电影二次，看京戏一次，在发行所等便饭三四次”；“曾写介绍信给天津代理处正义铁号要天津招待新疆军区的王文彬一次”；曾送衡阳铁路局吴某鱼肝油一瓶；对私营商号购买帆布一直遵守暗贴陋规并有请客送礼情形等。昶昆染织厂经理夏联芳坦白：曾因做成生意而给了花纱布公司的采购员陈某一些好处费，但原因是陈某过去一直就是负责联系买卖双方的“跑街”的，拿惯了“佣金”。[11]真正贿买贿卖，严重腐蚀中共党政军干部的案件，几乎一件也没有。
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出面做“五反”动员报告，按照中共中央的口径，严厉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对党和政府“猖狂进攻”。随后，《大公报》受命发表消息批评上海工商联对运动的领导软弱无力，上海市军管当局公布汉口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借抗美援朝战争急需西药之机，用金钱和贵重物品贿赂、腐蚀国家机关于部，骗取国家贷款和志愿军巨额货款后，以质量低劣的药品抵充合格商品的罪行，以揭发上海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激起社会义愤。[12]如此一来，不仅“五反”运动转由上海市委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主持和领导，而且工商联及其大小资本家均威信扫地，各报如同对镇反和“三反”运动一样，开始铺天盖地地猛揭猛批资本家的“五毒”罪行。与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时同样的大会、小会，同样的检举、揭发，伴随着上海市大张旗鼓地逮捕“工厂经理11人，本市商店经理4人，外部商店老板2人，本市行商掮客2人，本市职工4人（内学生一人），外部职工11人。传讯9人，提讯14人”，[13]工人、店员迅速被发动起来，资本家包括小业主们顿时都成了过街老鼠。
“五反”运动的发动，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过去政府一直注意控制在传统方式下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工人们再不必顾及什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了，许多工厂的工人都开始向资本家算几十年的剥削账。如上海大中华火柴厂劳方代表就拍着桌子命令资方代表：“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了三十年，现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总经理兼上海火柴业同业工会主委的刘念义前去调解，即被数百名工人围攻批斗，差点儿弄出人命来。[14]一些商店密集的街道，店员们则建立起宣传站，每天对店主们呼来喝去。看见某店主站在店里抽烟，就拿着话筒喊：“＊＊老板，那能介笃定得啦？香烟不许吃！快点出来坦白。”看见某店主离开商店，又会在话筒里喊：“＊＊老板，鬼鬼祟祟，跑来跑去，啥事体？订攻守同盟是伐？”[15]
[1] 1951年底开始到1952年7月前后逐渐结束的“三反”运动，是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主旨的，但这场运动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场实际上是以反对贪污受贿和腐化堕落为内容的政治运动。这也正是为什么，这场“三反”运动过去几个月，中共中央紧接着又发动了一场“三反”运动，重提“反对官僚主义”，只是又加上了“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内容，时称“新三反”。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1－22页。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3页。
[4] 转见上海档案馆藏档，S172／4／176／2。
[5]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1952年2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47－248页。
[6] 这里主要应当提到的有两项研究成果，一是中共上海市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其中收有《上海“五反”运动》一文；二是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其中也有专述上海“三反”“五反”运动一章。另外还可以提到的有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前两项成果，对上海“五反”运动的经过情形均有所勾勒和介绍，
[7] 《华北局关于逮捕大贪污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向中央的报告》，1951年11月29日，中共华北局编：《建设》第一二九期，1951年12月10日，第4页。
[8] 《四反运动情况》（三），1952年1月26日，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2／13－17。
[9] 此为旧币票面值，1953年人民币改新币后，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下同，不另注。
[10] 上海档案馆藏档，S21／4／12／46－59。
[11]上海档案馆藏档，S33／4／251／15，50－51。
[12] 《解放日报》，1952年2月7日一版。
[13] 上海档案馆藏档，B13／2／209／2－5
[1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8－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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