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科益生菌栓剂:毛泽东对古代“联盟”谋略的借鉴和超越

  尽管中国古代典籍中没有“统一战线”这一名词，但“联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谋略的基本思想之一，在历史上屡屡被运用并发挥作用。其中最著名的，首推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和三国时期的孙刘联合抗曹。

  春秋战国时期，在各诸侯国间的激烈的斗争中，外交和军事上产生了合纵、连横的两种基本谋略。

  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

  战国时的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

  与“合纵”政策针锋相对的是“连横”。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

  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小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合纵的目的在于联合许多弱国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的目的在于事奉一个强国以为靠山，从而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当时的最著名的纵横家除了苏秦、张仪之外，还有公孙衍。公孙衍曾于前318年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攻秦。时人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后来苏秦和赵国的奉阳君李兑也曾于前287年联合五国攻秦，使秦被迫废除帝号，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张仪在秦推行的连横策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使秦惠王“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真正达到了通过连横政策的推行而兼并土地的目的。

  博览史籍的毛泽东对苏秦和张仪的史实是非常熟悉的。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从前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张仪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回到“北京饭店”，“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把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毛泽东对苏秦和张仪之间的轶事都如此熟悉，对他们的合纵、连横策略，当然是深有研究的。

  而三国时期，刘备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采纳诸葛亮的建议，与东吴的孙权联合对抗北方的曹操。孙刘联盟的成功，使曹操在赤壁大战中惨败，刘备终能三分天下有其一。自幼就是“三国迷”的毛泽东，对孙刘联盟的策略和作用，自然再熟悉不过了。

  不管是战国时的合纵连横，还是三国时的孙刘联盟，都运用了联合多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敌人的策略，并收到显著成效，改变了历史进程。这些高深的古代政治联盟谋略思想，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联盟的政治谋略，并对之进行了革命性的超越。

  毛泽东主张无产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 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早在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说：“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他明确主张：“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到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理论上解决革命中的同盟军等问题。毛泽东还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预见到他们在革命高潮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和掌握政权及枪杆子之间的关系：“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但是由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以及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并不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所接受。

  中国共产党人在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认识了毛泽东，选择了毛泽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过了两天，毛泽东在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的统一战线策略，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策略，着重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强调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毛泽东纠正了共产党在很长一个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在毛泽东正确主张指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依据，借鉴古代联盟思想，认真吸取党的历史上“左”右倾错误的教训，总结统一战线实践中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和政策。1937年，毛泽东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毛泽东深刻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明确把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还论证了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肯定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政策的转变，把大资产阶级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1938年至1940年，毛泽东陆续发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策略方针，主要有：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有理、有利、有节”及“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等。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把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提出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正确地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正确指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政治领导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以全国人民为敌，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到饥饿和死亡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1947年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中，提出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他指出，这个极其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当新中国的晨曦刚刚露出东方地平线时，毛泽东就注意到了统一战线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地位、作用问题。他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胜利发展及其在国家政权上的表现。建国初，由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党内一部分同志增长了以功臣自居的思想，他们看不起党外人士。针对这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倾向，1950年3月，毛泽东依据《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概括提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是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之所以要建立统一战线，是由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及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是无比艰巨的任务，中国的工人阶级光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同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不可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指出：“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只要“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我们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过多，这样才能孤立主要敌人。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及时纠正了轻视统一战线工作的倾向。

  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和与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1953年8月，毛泽东提出，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同时认为，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可以和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关于赎买和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开辟了经过统一战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