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霉素粉:最后的火器帝国

　　有明一代，火器的使用已经极其普遍。《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政府规定，“每一百户，铳手十名，刀牌手二十名，弓箭手三十名，枪手四十名。”可见当时火铳兵已经占到步兵兵种的1/10，而整个大明军队装备火铳可能最高达18万支。如此规模的火器部队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明永乐时代又创建“神机营”，“成祖文皇帝，三犁虏廷，廷置神机诸营，专习枪炮”（赵士桢《进神器疏》）。神机营下分为神枪、快枪、单眼铳、手把铳、盏口炮、碗口炮、将军炮、单飞神火炮、神机箭等。根据史载，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的单月火铳生产量就达到8387支，年产量达到上万支，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成化（1466）时期，明军的火器兵种已经达到步兵总编制的1/3强。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帝国军队的神机营比16世纪初西班牙创建火枪兵要早一个世纪左右。

　　明朝时期的中国与400年前的宋朝比起来，其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这与帝国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宋朝始终面临着北方民族的军事威胁，因此不得不发展军事工业。明朝永乐之后承平日久，帝国暂时消除了外患，对内而言，帝国政府垄断了所有的火器和暴力，因此它唯一要做的继续加强这种垄断。从洪武年间开始，火器研制就开始由帝国统一严密监视，从火药配方到火铳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流程，一概藏于宫廷密室，即使今天人们也无法得知这些历史细节。与同一时期欧洲诸国倾家荡产的火器竞赛相比，大明帝国为了极权暂时的稳定大大限制了火器技术创新。这不仅使中国火器在明代200多年间几乎没有多大改进，也使火器技术人才出现了严重断档。直到明朝中后期，对外战争日渐频繁，帝国才不得不重启火器战备，但这一时期中国火器已经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学生”欧洲。成化以后，中国社会逐渐重现了宋帝国时代的“宽容”精神，火器和战车技术开始兴盛，并推动了军事领域的变革。嘉靖年间，佛郎机和火绳枪从欧洲传到中国，中国人发现这种舶来品的性能和威力都要优于中国火器，深以为奇，开始通过大量仿制来追赶这种因为政治体制弊端所造成的技术差距。但如果就东方世界而言，作为火药原创地的中国其火器水平一直保持着无人挑战的技术优势。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土木之变，50万帝国军队全军覆没，皇帝朱祁镇被蒙古瓦剌部落生擒。瓦剌统帅也先挟朱祁镇以10蒙古军围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神机营以火器大败蒙古骑兵，也先的弟弟孛罗也被火炮打死。大明帝国因火器和于谦而转危为安。

　　历史总是充满着无数错误，哥伦布虽然带着中国指南针，但却未能到达中国，他至死都认为他脚下的新大陆就是日本和印度。哥伦布没有找到中国，中国皇帝并没有收到伊莎贝拉的信，但半年之后（1493年），葡萄牙人就从地球的另一个方向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将这群完全不同于日本倭寇的欧洲白人斥为“番夷”。帝国的东莞守御千所千户袁光被“番夷”火器击毙，这是第一次中国与欧洲的战争，也是一场火器对抗，以中国失败而告终。

　　葡萄牙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之后，印度洋就失去了持续千年的和平。商人兼海盗的葡萄牙人于1511年用火炮征服了明帝国的藩属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建立了远东第一个商业据点。从此以后，葡萄牙人与中国互不友好的接触越来越频繁。正德年，葡萄牙甚至派人假冒满刺加使臣前往北京。明帝国因此以为佛郎机为“海南番国”，并不知道它来自遥远的欧洲。《明史列传》记载：“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

　　广州从汉唐时代就是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商业港口。1000多年来，依靠发达的航运技术，阿拉伯人不仅用伊斯兰教征服了东南亚，而且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欧洲的海陆贸易。远在罗马帝国的凯撒时代，日耳曼族的法兰克（Frank）部落就称雄于欧洲大陆，直到后来建立了打败阿拉伯人入侵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人将法兰西（法兰克）称为Firangi，后来也用来统称欧洲白人和基督徒。经阿拉伯商人之口，中国人也将罕见的欧洲白人叫做“佛郎机人”。佛郎机人不仅包括最早到来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包括整个欧洲基督徒，甚至连欧洲大炮也叫佛郎机。明末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说：“回回遂概称西土人为佛郎机，而铳亦沿袭此名。”18世纪法国崛起，中国仍然将法国人叫佛郎机人。在明清时期，中国并不像欧洲了解中国那样了解欧洲，人们坚信爪哇附近有个佛郎机国，这里有很多野蛮的佛郎机人，带着威力巨大的佛郎机经常袭扰帝国南海。因为佛郎机声名不佳，明末利玛窦来到中国，就自称“大西洋人”，以示与野蛮的“佛郎机人”不同。在清朝《皇清职贡图》中，很多欧洲国家都变成了东南亚国家，如“荷兰地近佛郎机”。在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和内夏外夷的文化观影响下，“佛郎机”堪称帝国时代中国中心观的最典型脚注。

　　从明正德12年（1517年）开始，葡萄牙人为了与明帝国建立商贸关系，开始了一场历时数年的艰辛的外交和军事接触。若热·德·阿尔布克尔克的葡萄牙船队甚至不得不装扮成向中国进贡的阿拉伯人，这样才从满剌加溯珠江抵达广州。为了完成使命，这些葡萄牙野蛮人很快就学会了中国规矩，通过贿赂帝国官吏，终于获得了“进京证”。1520年（明正德15年），佩雷斯跋山涉水4个月，从广州赶到南京，然而正德皇帝却已经返回北京。佩雷斯第二年到达北京，用大量的金钱打通了从太监到皇帝的道路，甚至他带来的翻译火者亚三成为帝国皇帝的葡萄牙语老师。正当一切进展都似乎幸福得令人晕厥时，正德却驾崩了，新皇帝嘉靖带给葡萄牙人的是一纸毫不留情的逐客令。

　　中央帝国就这样将一场贸易谈判变成了屯门海战。1521年（明正德16年），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奉命驱逐滞留在屯门和葵涌（今香港）的葡萄牙船队。葡萄牙人对这份义正辞严的皇帝诏书并不以为然。随即帝国军队就被排上了用场，但在佛郎机人的佛郎机攻击下，帝国军队一败涂地。老道的汪鋐以火烧赤壁的战法最终反败为胜，将佛郎机人赶出了帝国的视野。在中国人将葡萄牙人赶出屯门的4个月前，不远的吕宋岛上，一群土著也赶走了一群葡萄牙人，而且还杀死了他们的船长，这个船长叫费尔南多·麦哲伦。屯门海战之后32年，葡萄牙人——“佛郎机人”通过重金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柏，终于获得了枪炮无法得到的澳门半岛，一直到446年后，这个已经彻底没落的昔日世界霸主才放弃了这个东方的据点。

　　与屯门的胜利相比，汪鋐两年后在新会西草湾的胜利更具历史意义，此战中他从葡萄牙舰队缴获了传说中的“佛郎机”火炮。葡萄牙人如同一位暴力时代的圣诞老人，如果说日本人从葡萄牙手中得到的礼物是火绳枪，那么中国人得到的礼物就是佛郎机炮。汪鋐将这份厚礼进献北京后，帝国上下如获至宝，这种铁制后装滑膛炮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武器，大大优越于帝国火炮水平。嘉靖三年（1524年），明帝国已经成功仿制了32门佛朗机，每门重约300斤，母铳长2.85尺，配有4个子铳。从此以后，已经完成系列化和规模化生产的佛朗机成为帝国军队的制式武器。佛郎机不仅使中国的火器技术重新赶上了世界水平，并完全改变了帝国军队的作战模式。大军事家戚继光称佛朗机“乃为精器也”。戚继光的车营有炮车128辆，佛郎机256门，平均12人一门佛郎机，火力堪称当时第一。直到天启年间红夷大炮传入之前，佛郎机一直是明军主力火器。佛郎机射程比帝国原来的火铳更远，威力更大。佛郎机使原先的冷兵器作战彻底向热兵器时代转变。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曾铣由山东调任三边总督，为收复河套地区摩拳擦掌“规画措置”，并亲自主持火器研制，“其所制火车地炮等攻具数万，皆可用”。可惜如此大智大勇之人杰竟屈死于嘉靖严嵩之手。史称“铣廉，既殁，家无余资。天下闻而冤之”。中国历史中不乏岳飞王坚于谦曾铣这样的正人君子，但更多的是秦桧赵构贾似道朱厚熜严嵩这样的流氓恶棍，历史就这样充斥着罪恶，而且每每被邪恶所改写。“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典型的功利主义中国来说，后者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他们生前享尽了荣华富贵，并将善良智慧和美好一概踩在脚下。对浑身充满罪恶的暴力流氓来说，真相和正义无不意味着“反动”，因为他们只能拥有当下，并且只活在当下。被满清列为禁书的《皇明经世文编》中，收录了两份曾铣写给嘉靖皇帝的奏章，其对明军火器的分析几乎达到了一个火器专家那样的专业程度，令人简直不能想象这是写给皇帝的一份报告：

　　中国长技，火器为最。造之不尽其法，教之不尽其妙。火要铅子，储之不豫，与无火器等耳。访得往昔陕西边镇各营止有佛郎机等器，每营不上四五十件，……其会打放者百无一二。……中国虽有长技而用之不善，真可惜也。……欲为复套之举，大约用人马十万，该二十营，……其每一营共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杵，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铅子九十万个，共重四万五千斤。大连珠炮二百杵，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重一两八钱铅子四万个，共重四千五百斤。二连珠炮二百杵，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重一两八钱铅子三万个，共重三千三百七十五斤。手把铳四百杵，合用药一千斤；重一两铅子四万个，共重二千五百斤。盏口将军一百六十位，合用药装就小炮三千二百个，共重四千八百斤；火炮该药一千六百斤，已上一营通共用药一万二千九百五十斤；用铅子一百一万个，重五万五千三百七十斤。二十营共该用火药二十五万九千斤。该用焰硝一十八万八千七百四十六斤，每斤大约值银二分，共银三千七百七十四两九钱二分；硫黄四万八千七十六斤，每斤大约值银三分，共银一千四百四十二两三钱；该用铅子二千二十万个，重一百一十万七千五百斤，每斤大约值银二分，共银二万二千一百五十两。通共用银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七两二钱三分。……铅子数多，火要足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摧锋陷阵，势如破竹，虏贼救死扶伤之不暇，河套可以复之而无难矣。

　　火器之利，臣前疏言之详矣。查得近制随营霹雳战车，每一辆上用霹雳炮一十八杆，每杆重八钱；铅子五十出，每出五个，共四千五百个，重二百二十五斤，合用火药五十斤。大连珠炮一杆，重一两八钱；铅子二十出，每出十个，共二百个，重二十二斤八两，合用火药三斤零六两。二连珠炮一杆，重一两八钱；铅子三十出，每出五个，共一百五十个，重一十六斤零一十四两，合用火药三斤零六两。手把铳二杆，每杆重一两。铅子五十出，每出二个，共二百个，重一十二斤零八两，合用火药五斤。火箭二百枝，一营战车二百辆，每辆所用火器火药火箭之数俱如前。

　　黄仁宇认为明朝衰落的转折点为万历十五年（1587年），其实明帝国从嘉靖时代就已经开始腐烂，而嘉靖皇帝朱厚熜本身就是溃烂的主要根源。黄仁宇认为明帝国衰落的原因是不懂“数目字管理”，或许是他没有找到曾铣这两份火器“数目字管理”报告，或者是他没有看到曾铣的“数目字管理”得到实施。事实上，军事家戚继光就是一个精于算计的“数目字管理”大师，因此创造了战无不胜的戚家军神话。“当时虽然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念珠作为代用品，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作为算盘的故乡，中国绝非“数盲”，更何况所谓“数目字管理”这种简单的技术。只是中国根深叶茂逆向淘汰的权力文化足有消磨任何智慧和才能，使任何优秀技术最后都归零。在权力文化的语境中，所谓的科学和技术不过都是些“雕虫小技”和“奇技淫巧”。

　　1505年，西班牙的贡萨罗·德·科尔多瓦创制了由火绳枪和长矛组成的西班牙方阵，从此西班牙步兵纵横世界一个多世纪。虽然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并且忽必烈的蒙古军曾经渡海以火器屠戮日本，但火器在日本一直遭到武士阶层的严厉抵制。与欧洲骑士对十字弓的仇视类似，一旦拥有火器，一个愚蠢的农民也可以轻易地干掉一个毕生苦修刀法纯熟的武士。直到1544年，一艘葡萄牙商船遭遇台风，漂落到日本种子岛，日本人用2000两黄金的天价从这些葡萄牙人手里买了2支火绳枪。这2支火绳枪就这样成为东方火绳枪的“种子”，日本人把它叫做“铁炮”。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日本人通过仿制和改进，实现了火绳枪的批量生产，日本从冷兵器一跃迅速成为当时一流的火器帝国。不过有一点，因为铁矿资源的限制使日本未能发展出更具杀伤力的火炮。

　　再过一段时期，明朝军队又从侵略中国的倭寇手中得到了火绳枪，虽然省了不少黄金，但也是如获至宝——“比西蕃尤为精绝”。经过10年研究改进后，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明朝军器局和兵仗局制成第一批1万支火绳枪，取名鸟嘴铳，随即装备抗倭明军，用来对付日本武士。因其不俗的命中率，火绳枪常被叫为“鸟铳”——“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武备志》）。对大明帝国来说，鸟铳的制式化装备是一项革命性的军力提升，火绳枪时代的明军又一次从兵器技术上超越了东方其他势力。明代中后期军队的步兵营编制中，火绳枪手占作战人员的50%，占全营编制的40%，如果加上火箭，火器的使用比例超过50%。车营的火器手占全营编制的41%。辎重营的火器手占全营编制的58%。这个比例几乎超过了同时期的西方军队。

　　作为抗倭主力的戚家军很快将鸟铳纳入了他们对付日本武士的“鸳鸯阵”。戚继光在《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等中都对鸟铳的使用、战术以及鸟铳手的训练等作了严格要求。对佛朗机、虎蹲炮、鸟铳、快枪、火箭等这些新式火器，戚继光还规定了严格的保险系数，即有多少不能着火，又有多少虽能着火却不能击伤敌人。因为各地生产水平参差不齐，致使火炮口径与铅弹尺寸严重不统一，更存在大量无法点火甚至炸膛的不合格品。这使得戚继光不得不对火器的使用略显保守，“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倚为主要战具。”戚继光到北方主持对蒙古防务后，继续创造着戚家军战无不胜的神话，这中间火器扮演了重要角色。隆庆二年（1568年），戚家军以火器车阵大破蒙古兀良哈朵颜部。蒙古骑兵不同于刀法精湛的日本武士，戚继光因此加大了对火器的使用，“鸟铳之技乃战虏长器”，并与俞大猷一起改进了传统战车阵法。早在一个世纪前的景泰年间，吏部郎中李贤就提出战车战术：“今之战车不但能避弓马，又有取胜之道。取胜者何，火枪是也。论中国之长无出于火枪，前代未尝有也。若用之得法，虏之弓马弗能当也。”现代军人出身的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这样介绍战车阵法：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士兵20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10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佛朗机。……一混成旅有骑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混成旅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骑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0尺时，佛朗机、鸟铳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戚家军到达北方后竟10多年再不见烽烟。和平对于帝国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对于以战争为职业的军人来讲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口鸡三号，将星殒矣”，万历十六年，被罢官的戚继光在贫病交迫中死去。4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持续7年的战争，明帝国“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800万两，最终异常艰辛的赢得了这场对外战争的胜利。

　　朝鲜战争无疑是一场“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的错误的战争”。此战使明帝国破财损将，一时无力进剿女真叛乱，女真部落因此坐大；此战使朝鲜军民伤亡惨重，国力衰败，30余年后被女真轻易征服；此战也使战争的始作俑者丰臣秀吉家族盛极而衰。战争之后，丰臣家族迅速衰落，曾经梦想成为“大唐关白”的丰臣秀次剖腹自杀。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使织田信长的另一部将德川家康趁机坐大。在“决定最终结果”的关原合战中，德川家康击败丰臣秀赖的家臣石田三成，成为日本的征夷大将军，从此开创了一个承平300年的德川幕府时代。朝鲜战争的20年后，德川幕府南下征服了中国的藩属琉球，改名为冲绳。

　　远在中国匈奴时代，北方就有一个叫肃慎的游牧部落。隋唐第二帝国以后契丹崛起，这个古老的部落被契丹人征服，称“女真”。随后女真崛起，灭掉契丹人的辽国建立了金国，从奴才变成了主子，再成功扩张又灭掉北宋，将宋帝国最有艺术天赋的皇帝掳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的旱井当猪养，这是他们最幸福的一刻。最不幸的是和成吉思汗生在同一时代。在统治了北中国100年后，野蛮的女真人被更野蛮的蒙古人几乎赶尽杀绝。当朱元璋结束了蒙古人的百年征服之后，这些松辽平原的后金遗民部落争相效忠这个新帝国。但他们和所有人类一样热衷于内斗，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落征战不止。其中建州女真无疑是最聪明的一族，因为他们的酋长光荣地加入了帝国体制，这个担任帝国军队建州卫左都督的猛哥帖木儿最后死于部落仇杀。万历十一年（1583年），帖木儿的后代塔克世死于一场帝国镇压后，塔吉克的儿子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成功世袭了建州女真的酋长，也世袭了帝国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依靠帝国的体制力量和李成梁的成全，建州女真获得部落战争的最后胜利，又一个“铁木真”诞生了。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被帝国鄙视为“虏酋”的努尔哈赤将自己的身份从建州女真酋长升格为女真可汗，并在赫图阿拉重新树起那个400年前完颜氏用过的“金国”大旗，年号叫作“天命”。筹划了两年之后，努尔哈赤向北京的中央帝国公开宣战，他将“仇恨”作为发动这场蛇吞象战争的正当理由。这份所谓“七大恨”的宣战檄文被努尔哈赤用木版刻印了无数张，随着数万八旗军的进军一路张贴。

　　大金国主臣努尔哈赤诏告于皇天后土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此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顾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此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胁取十人，杀之边境，此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留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遗书诟言，肆行凌辱，此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挡之，胁我还其国，己以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恨之故，是以征之。

　　回首万历时代的大明帝国，如果要为戚继光找一个反义词的话，那就是李成梁。戚继光将敌人杀光了，最后他被罢官解职；李成梁总是善于不断制造新的敌人，这样他一直在升官发财。在辽东总兵李成梁30年如一日的经营下，驻守辽东的帝国军队已经腐朽不堪。仅仅数月之间，女真骑兵就势如破竹夺去辽东大片土地。熊廷弼从辽东报告：“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一时全辽震动，帝国“举朝震骇”，一场帝国镇压与民族独立的战争鼓声骤起。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帝国调集全国包括朝鲜和女真叶赫部共计10万余兵马（对外诈称47万），由“熟谙辽事”的兵部右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兵分4路直取金国祖地赫图阿拉。帝国精英们原以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结果被女真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帝国“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衄”。在帝国权力文化中，每一场灾难都离不开一个替罪羊，最理想的替罪羊就是“天”，然后是不能反驳的死者。帝国上下大多认为这场悲剧的根源是主力军杜松部的萨尔浒之败，而失利的根源是在浑河抛弃火器，“车兵入水，空手犹难，车辆火药，尽不能渡。”事实上，在冷兵器层面明军根本不敌精于骑射的女真八旗，更何况兵力完全处于劣势，且不熟悉环境。帝国军队的优势在于火器技术，在兵力分散后明军已经处于劣势，指挥失当又使火器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此战几乎毫无悬念的一败涂地。“非车炮之无可用，而实未尽车炮之用也。”值得一提的是，威名远扬的戚家军在此次战役中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虽然他们杀死更多的敌人。

　　萨尔浒之战改变了帝国周边的政治生态，帝国不仅未能消除威胁，反而抱薪救火，使女真势力因此骤然坐大，女真人对帝国产生了强烈的心理优势。萨尔浒之后，女真在辽东平原如入无人之境，成为帝国的一个噩梦。女真骑兵在野战中几乎少有败绩，在精于算计的戚继光之后，疏于训练的明军虽然有火器优势，但已经今非昔比，根本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火器帝国面对女真骑射的这种无能颓势，直到袁崇焕的出现才得以终止。

　　天启六年（1626年），已经占领辽河流域的女真展开对辽西的征服。“恐金症”使几乎所有帝国军队都退入山海关一线，只有宁远守将袁崇焕坚守孤城。在13万女真八旗的围攻之下，文官出身的袁崇焕与刚刚出世的红夷大炮一举成名，并回赠给女真人一个噩梦。所谓“红夷”一般指红毛人荷兰，实际与佛郎机一样，是中国对当时欧洲日耳曼人一种想当然的鄙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海大败帝国水师。荷兰军队犀利猛烈的炮火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神秘的火炮“长二丈余，重者达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从此成为传说中的“红夷大炮”。真实的历史总是充满无数不可思议的细节，比如怛罗斯战俘将造纸传到西方，比如种子岛台风将火绳枪传进日本，比如佛郎机来自一场小小的海战。同样，改变中国历史的红夷大炮竟然也是戏剧性地来自一场意外海难。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独角兽号”在广东沿海遇台风沉没，船上配有数十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前装滑膛加农炮。肇庆推官邓士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创造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次打捞工程。这22门嵌着东印度公司徽章的“红夷大炮”被打捞上来后，由两广总督胡应台亲自押送到北京。其中的10门直接就被送到宁远城，交给袁崇焕。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这种以射程远、威力大而闻名的红夷大炮，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武器之一。后来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礼部尚书徐光启等人的努力下，帝国经澳门又进口了不少红夷大炮，还聘请23名欧洲人担任军事顾问，并开始对红夷大炮进行大量仿制。与红夷大炮相比，佛郎机只能算是大口径火枪，红夷大炮才是真正的大炮。佛郎机射程只有500米，中国铁火铳虽然可以达到1500米，但偶尔总要炸膛一次；1吨多重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4000米，再加上可怕的开花弹，成了袁崇焕最大的底气。

　　红夷大炮甫一出世，就结束了努尔哈赤的神话。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可汗统领6万铁骑（诈称20万）来攻宁远。崇尚艳俗红绿的女真人浩浩荡荡充塞了冬日的辽西平原，旌旗猎猎蔚为壮观。袁崇焕的战略是“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只要八旗骑兵进入4000米的大炮射程，那么威力无比的开花炮弹绝对让他们难逃生天。战争开始前，袁崇焕对着女真大营测试红夷大炮，“遂一炮歼虏数百”，女真人赶紧移营后撤。10天后，女真人大举攻城，明军用矢石、铁铳和红夷大炮“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据明方塘报记载：“贼遂凿城高二丈余者三四处，于是火毬、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而金通判手放大炮，竟以此殒。城下贼尸堆积。”次日继续这场冷兵器与热兵器的攻守战，女真倾力攻城，城上施放炮火，“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是夜，贼入外城，……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

　　关于女真可汗努尔哈赤在此战中被红夷大炮打死，所有中国正史几乎都极力掩盖。当时历史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明蓟辽经略高第当时的奏报称：“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女真从宁远撤兵不久即宣布可汗归天，当然死亡总是发生在公开死讯之前。

　　此战中女真人死伤近2万，明军仅200多人阵亡；红夷大炮不仅击败了傲视帝国的女真铁骑，而且干掉了他们44年保持不败纪录的酋长。悲愤的女真人扑向帝国的觉华岛（今菊花岛），全岛万余军民遭到全部报复性屠戮。当初“宁远被围，举国汹汹”，待到宁远大捷传入帝国京师，无论士庶皆空巷相庆。这是女真崛起以来帝国的首次胜绩。可以说，如果没有红夷大炮，关外关外早就成为金国领地，而不用等到17年以后吴三桂放狼入室。宁远大捷对帝国来说如同久旱甘霖，“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兵部尚书王永光赞道：“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

　　在袁崇焕被封为兵部右侍郎的同时，一门由徐光启自费购买的红夷大炮被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次年，已经征服朝鲜的女真骑兵在皇太极的率领下再次卷土重来。在袁崇焕驻守的宁远和锦州，帝国的红夷大炮成为女真人无法逾越的障碍。在送往北京的奏报中，红夷大炮成为唯一的主角：“（红夷大炮）打死贼夷约有数千，尸横满地”；“初四日，奴贼数万蜂拥以战。我兵用火炮、火罐与矢石，打死奴贼数千，中伤数千，败回贼营，大放悲声”。

　　当袁崇焕被帝国最后一个皇帝委任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这个信誓旦旦的皇帝，5年之内必将征服女真。事实上袁崇焕第二年就被杀害，15年后崇祯皇帝亦自挂东南枝，被征服的竟是这个中央帝国。女真骑兵发动了一次极富想象力的长途奔袭，他们避开由红夷大炮和袁督师铸成的关宁锦防线，围困了帝国中枢北京。袁崇焕星夜驰援，虽然一场帝国危机被消除了，但不信任立刻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袁崇焕成为帝国最大最危险的“汉奸”，帝国权力很快就以“里通外国”的罪名对袁崇焕处于极刑——“寸磔”，也就是“千刀万剐”的凌迟。“袁督师”的被捕令所部官兵大为惊骇，纷纷逃散。袁崇焕主动写信给部将祖大寿，劝其继续效忠帝国，“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袁崇焕拒绝服用可以减轻痛苦的鸦片，他就这样以人世间最痛苦的方式离开了他所捍卫的帝国，时年47岁。这一天是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公元1630年9月22日。在去往西市刑场的路上，帝国臣民用最恶毒的语言和诅咒欢送这个曾经的英雄和如今的汉奸。时人张岱的《石匮书后集》记载：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袁崇焕死后，他一手创建的关宁铁骑和关宁锦防线仍然继续拱卫着这个摇摇欲坠的老大帝国。嘉靖以来，帝国之内阴谋频起，朋党纷争，阉竖专横，内臣监军，文武失协，朝廷紊乱，中枢失衡，无一不是亡国之兆。当一个人心离散的帝国从腐败走向失败时，再精良的火器也难以阻止其崩溃。帝国的每年岁入不足500万两，为了连年战争而加派的“三大饷”就达到2000多万两。沉重的负担激发了更多民间对抗。“迎闯王不纳粮”的农民暴动使帝国的征税体系几近瘫痪，内忧外患一并发作，帝国实际上早已破产。随着英勇的孙承宗遭到罢免，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耿精忠、洪承畴和吴三桂等帝国军人和他们的红夷大炮陆续抛弃帝国，加入到这个曾经是敌人的军国主义团队。女真人只需为他们剃去头发，再赏给每人一支孔雀羽毛，红夷大炮就调转炮口，向着帝国开火。

　　中国传统上以60年为一甲子来轮回计年，1644年是帝国的崇祯十七年，农历甲申年。60年前，即万历十二年，袁崇焕刚刚出生在广西梧州府藤县北门街，如今他已经死去14年。这一年，北京城里吃过袁崇焕肉的人们先后忙着为3个征服者迎来送往。三月十九日清晨，帝国兵部尚书张缙彦为一群来自黄土高原的农民军打开正阳门，然后又在40天后送走这群揣满金银的匆匆过客，甚至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帝国叫大顺；次日，人们又迎来了多次围城而不得入的女真“主子”。在一场席卷中国的剃刀运动中，一个神圣严厉的天朝诞生了，历史就这样被一群成功的征服者命名为“顺治元年”。

　　虽然对明朝军队来说，引进和装备佛郎机、火绳枪和红夷大炮是一大进步，但黑火药的能量仍然不能与现代炸药同日而言，更何况没有成熟的工业技术做基础。热兵器与冷兵器相比，也仅是有一定的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骑兵来去如风，早期火器射速较慢，“临阵不过三发”。火器属于技术性兵器，关键在于严格的训练和配合，一旦管理松懈团队涣散，犹不及简单原始的刀箭。在帝国后期的两场对外战争中，明军打败了火器时代的日军，却多次惨败于冷兵器时代的女真骑兵。最不幸的是，帝国无力控制的军队竟然倒戈成为帝国的掘墓人，使仅仅百万人口的女真得以轻易征服中国。

　　成吉思汗已经成为400年前的古老传说，女真作为后冷兵器时代的征服者，对高度文明的中华帝国本来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骑射优势。同一时期的欧洲和日本，火器已经将庄园领主的骑士（骑兵）武装彻底摧毁。可以说，正是帝国军人的集体背叛制造了这一段吊诡的中国历史——当西方文明在全世界征服野蛮人的时候，中华文明竟然被“野蛮人”征服。明帝国之于满清，就如同宋帝国之于蒙元，在400年后，历史又在中国开始了一个倒退的轮回。这个刚刚创立文字和法度的游牧民族继蒙古人之后，成为第二个征服中国的少数民族。拥有先进科技文化和火器技术的宋明两代帝国都被生产力落后的游牧民族摧毁，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本身才是自己的掘墓者。在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时刻，外来者只需轻轻一推，帝国大厦就灰飞烟灭万劫不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袁崇焕之死成为帝国军人背叛的催命符。袁崇焕死后不久，帝国就失去了对火器的垄断，帝国军队开始遭到红夷大炮的猛烈攻击。服务于帝国宫廷的欧洲传教士兼火器专家汤若望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彼（女真）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我之奇技悉为彼有。……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铣（红夷大炮），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之矣。”所以，与其说帝国亡于骑射，不如说亡于火器，亡于红夷大炮。在袁崇焕死后14年，吴三桂成为袁崇焕的一个倒影。同样面对北京十面围城，当年袁崇焕星夜驰援，如今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却“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坐看帝国崩塌。可以说，袁崇焕之死就已经敲下了帝国棺材上的第一颗钉子。

　　早在吴三桂降清之前，锦州的清军就已拥有近百门红夷大炮，而吴三桂仅有10余门红夷大炮。女真人认为“夷”是中国对自己的鄙视，所以改叫“红衣大炮”。皇太极铸造的35门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火炮甚至已经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长2.83米，重1950公斤，用药2.5公斤、铁制子弹5公斤，如此大的用药量和超重铁弹使其成为摧坚攻城之利器。大炮安装在四轮炮车上以马拉动，因此还具有不错的机动性。帝国崩溃之后，各个大小军事抵抗组织均少有火力强大的红夷大炮，这使清军入关后几乎无坚不摧战无不胜。野战有骑射，攻城有红夷大炮，中国迅速被清军一举荡平。

　　在整个天朝前期，基于镇压反叛和维持稳定统治的考量，清政府对火器的生产和研发工作颇为重视，由兵仗局统一管理各铸炮厂和火药厂。在平三藩灭噶尔丹等战争中，红夷大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天朝对红夷大炮更加迷信，以至于佛郎机竟然失传了。与欧洲早期的愚蠢经历一样，天朝的红夷大炮越来越大，技术却越来越与世界脱节。这些动辄就万儿八千斤的巨无霸大炮完全失去了机动性，而射程并没有多少提高，甚至连杀死努尔哈赤的开花炮技术也失传了。同治年间，在西北镇压回乱的左宗棠从关中凤翔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100余枚开花弹，不禁惊叹：“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左宗棠戎马一生，竟然不知道杀伤力巨大的开花弹，更不知道这是中国人的独立发明。

　　正如蒙古人用火药征服了世界，女真人用先进的火炮征服了中国。与一切极权文化一样，天朝担心擅长技术的汉人以火器来威胁其统治，不仅禁止民间的火器技术，还禁止地方官府研制火器。天朝的3个火器制造工场都在北京，而最大的就在皇宫，最先进的火器都藏在养心殿。即使需要用火炮镇压“刁民”，一旦完事也要马上运回紫禁城封藏，以保证统治安全。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内心多么恐惧的统治者。在这种自私变态的体制下，整个社会的创新精神被严厉桎梏，中国军事科技水平向石器时代倒退。康熙时代的中国军队与俄罗斯军队在火力上并无多大差距，因此在雅克萨战争中几乎全歼俄军，但到了乾隆时代，中国军队就连镇压偏僻的汶川土司民兵都显得分外吃力。

　　面对原始火器武装的嘉绒碉楼，曾经攻无不克的天朝军队竟然束手无策。为了攻下碉楼，乾隆令工部在北京西山专门修筑了3座碉楼，让2000名八旗精锐日夜演习。两次金川之役用时6年，耗费近亿两国库帑银，仅仅第二次战争就几乎举国出动，近20万大军中阵亡者就达25000以上，另外还征调462000多民夫，消耗2963500多石粮食、4201400多斤火药和300多万斤铅铁炮弹。虽然打仗无能，但天朝军队屠杀平民总是非常勇敢，这支古老的羌人部落最后遭到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使富庶的两金川沦为一片废墟。如此罪恶，仅被无耻无畏的天朝皇帝自诩为“十全武功”之一。

　　对中国这种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内，一旦战争结束，统治当局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有清一代，《武备志》和《天工开物》等涉及军事的科技书籍一概被列为禁书，发明威远将军炮的戴梓也难逃政治迫害，而禁海政策和反基督教运动进一步阻断了与欧洲军事科技的交流。康熙平定三藩后，民间火器遭到严禁，一些满族大臣甚至要求销毁一切火器，让火器在天朝彻底销声匿迹。历史就是这样，在一个权力社会，为了维持内部统治的稳定，结果使中国从热兵器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几乎重新倒退回冷兵器时代。

　　天朝时代正是欧洲的工业革命时代，世界已经在进入现代社会，但中国仍然停留在古老的中世纪，“不知秦汉，何论魏晋”，整个社会完全被原始极权隔离于世界之外。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崛起的大英帝国为了通商，派遣使节马戛尔尼跨越大半个地球，送给天朝许多代表欧洲工业技术的珍贵礼物，其中就包括6门榴弹炮，还有一些毛瑟枪和连珠枪。当他说欧洲已经完全用火器取代了冷兵器时，天朝的官吏深不以为然。英国人的试射展示了榴弹炮令人震惊的杀伤力，“善良”的乾隆竟然谴责“这种杀伤力与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70年后，英国人从圆明园里发现了这些原封未动的枪炮和弹药，又原封未动地运回英国。）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实在匪夷所思”，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这次近距离接触使欧洲第一次看穿了天朝这只“纸老虎”和“木乃伊”。“中国这块活的化石……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共产主义的教父马克思同样对天朝中国充满无限鄙夷，“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与沉迷自慰的天朝相反，这一时期的欧洲，工业革命催生了武器革命，机床精加工技术和钢铁工业使线膛炮和后装炮大量装备起一支支现代化军队，军事理论与无烟火药使热兵器时代正渐入佳境，杀人的效率被迅速放大，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已经进入世界范畴。在贸易的旗帜下，战争如同一个不速之客走向世界每一个角落，也终于闯进了天朝神圣的禁宫。

　　即使明帝国江河日下的时候，中国官军遭遇葡萄牙和荷兰海军，从装备上也几乎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军事对抗。而女真人建立的天朝从一开始就将汉人当作自己的假想敌，因此中国从自信开放走向自闭内向。虽然天朝的天兵使用的仍是200年前的红夷大炮，但从兵器装备的硬件而言，第一次清英战争时代的中国与英国差距并不特别悬殊，真正悬殊的是体制与政治之别，这其实是一场古代帝国与现代国家的较量。这就如同婴儿与成人打架，哪怕这个婴儿具有成人那样的体重，但他却不具备任何成人的基本智力。天朝斥巨资进口了无数新式火炮，天朝的炮台也都选择了很好的地理位置，但这些银样蜡枪头实际只是一种炫耀天朝威仪的摆设。在虎门战役中，面对英国舰队，天朝的200多门大炮却一炮连都没有打中。从虎门、厦门、定海、镇海、镇江到宝山，这些被天朝官吏自诩为“固若金汤”的炮台望风沦陷，被英国人夺去的大炮有1500多门之多，英国人甚至用这些“摆设”来轰击天朝。基本上只要英国舰队一开炮，天朝军队就如惊弓之鸟而作鸟兽散。时人梁章钜写的《炮说》中记载：“统军者惊奔，众无不溃矣……今日军中全中此病。”

　　道光廿二年（1841年），天朝政府以奕山亲王为靖逆将军，以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出动天兵17000余人开往南国征剿英夷。身经百战的杨芳戎马一生无一败绩：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大胜，镇压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大胜，镇压河南李文成起义大胜，镇压张格尔大胜，镇压彝族起义大胜。其时兵临城下的广州城一片风声鹤唳，杨芳的到来令天朝臣民“欢呼不绝”，林则徐亲自为其祭旗。据时人梁廷枬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而“我”却不能击中对方，因此杨大人英明地指出其“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天兵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位副将率领，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上去，以破“邪术”。勇冠三军的杨芳犹且如此，“不知兵”奕山只能签订《广州和约》，付给英夷600万墨西哥银元的“赎城费”。时人写诗嘲讽道：

　　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
　　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
　　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

　　事实上，以马桶和妇女溺器等秽物作为对付火器的制胜法宝并非杨芳创造，这属于帝国的国粹之一。杨芳对这一国粹的改造甚至是文明的进步，在此之前被广泛使用的不是马桶而妇女的阴户，因为中国传统中妇女总被认为是不洁的和肮脏的。巫术是蒙昧时代的技术，火药是科学时代的技术。在古代人类文化中，科学常常被蒙昧解构，因此形成无数吊诡的历史细节。自从中国发明火药和火器之后，野蛮落后部落常常将其作为巫术看待，因此也试图以巫术破解，而中国传统巫术中又以人粪、鸡血和女人阴户等不洁之物为最有杀伤力的终极巫术，故而被当作最后的“杀手锏”广为使用。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以数百名裸体妇女迎战，果然官军“炮不得中”，后来足智多谋的官军“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崇祯八年，张献忠攻桐城时以妇女“裸阴向城”，城上官军“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李自成也曾以“阴门阵”攻开封，守城官军则以裸体和尚破解。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事，白莲教军围攻临清，守城官军以鸡血和粪汁洒城，并使妓女以阴门迎敌，临清之围遂解。鲁迅小的时候，他家的女佣阿长对他说，太平天国的天兵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鲁迅认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事实上将这一国粹发扬到极致当属义和团时代。

　　早在崇祯年间，毕懋康就独立发明了燧发枪（自生火铳），但直到300年后，中国还在停留在500年前的火绳枪时代。虽然火绳枪（鸟铳）在天朝军队装备中占到一半，但这些火器完全掌握在鄙视火器的八旗军之手，常常被叫做“烧火棍”。天朝军队的使命实际就镇压汉人维护女真统治。清军的“鸟铳”射程约100米，射速为每分钟1至2发，而英军的来复枪射程约300米，射速为每分钟3至4发。如果说第一次清英战争时期中国火器水平还可以一拼的话，那么20年后的第二次清英战争中，中国与英法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技术层面上。对工业时代来说，20年时间完全就可以创造另外一个世界。当一个马镫—弓箭时代的帝国官军遭遇一个钢铁—蒸汽时代的现代化军队时，一场大屠杀就开始了。

　　这场屠杀发生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八里桥。僧格林沁的25000多蒙古骑兵冲向孟托邦率领的6000多法国陆军，这场“引人发笑的战斗”只能用最小数字来说明结果：一方仅有7人生还，一方仅有12人阵亡。超过1000:1的死亡比率创造了一个世界记录。这种悬殊结果在600年间打了一个颠倒，当年是蒙古骑兵扮演屠夫的角色，如今他们变成了工业时代的猎物。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波浪线。600年后，当年被蒙古骑兵带到西方的火药又回来了，但一切已物是人非。发明火药的中国竟然被火药洗劫，这简直是人类历史最荒诞的讽刺。

　　八里桥之后，天朝深恐200年前的甲申灾难再次重演，在“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借师助剿战略下，天国的“长毛”们沦为新的猎物，恃枪炮之利的国际雇佣兵“常胜军”很快成为天朝的屠夫。当恭亲王奕在《北京条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大英帝国接到了一张来自天朝的超级订单，这张订单以高达80万两白银的总预算买下了整整一支阿思本舰队。战争是技术最有力的推进器，“落后就要挨打”从此成为天朝的经验之谈。对天朝精英们来说，之所以“挨打”，只是因为火器“落后”，绝不是文化和政治落后。李鸿章屠杀苏州的天国降兵时还在放箭，冯子材在镇南关追击法国远征军的时候就已经开枪。就这样，天朝在洋人的枪炮与鸦片中走向“同光中兴”。可以说，正是西方先进枪炮对女真统治的支撑，使天朝继续苟延残喘了将近半个世纪。

　　当国内反抗被枪炮镇压下去以后，国外压力就不得不面对。当时的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它像个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对从来不知政治是何物的古老帝国来说，天朝与世界的相遇不仅仅意味着一场激烈的军事冲突，更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在天朝精英发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自强维新以菜市口的6颗人头结束时，天朝以外的所有人类都成为中国人不共戴天的仇寇。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早已消失在东海深处，圆明园的残垣断壁成为天朝撩拨臣民激情的一块红布，一场针对洋人和异教徒的大清洗终于爆发了。狂热的义和团运动席卷整个北中国，躲在这场风暴中心的天朝宫廷以皇帝的名义颁布《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挞伐》诏书，义正辞严地向全世界所有的列强宣战：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内阁奉上谕：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

　　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仰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做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钦此。

　　一场血腥的屠杀与一场无耻的逃亡相始终。民族主义的仇恨与愤懑一旦被放出魔瓶，就无法再收回去。天朝用这把双刃剑砍向列强的同时也砍向自己，“驱除鞑虏，还我中华”的呼声令女真统治者哑口无言，汉族主义与排满情绪与日俱增。40年前，英、法联军用了45天才穿过天朝骑兵的防线，如今八国联军只用了一周就已经穿越了天朝最隐秘的禁宫。光绪十四年花费30多万两白银从德国购进328门克虏伯大炮成为最昂贵的天朝道具。联军身后是浩浩荡荡的独轮车队，这些从来不怕苦不怕累的苦力是天朝最伟大最成功的作品。曾几何时，这些帝国臣民为他们的新主子打开城门，如今又以“万国旗”欢迎这些世界各国的“客人”，天朝的北京成为旗帜的海洋。帝国遗民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悲愤的中国人正将软弱腐朽的女真贵族视为这场灾难和耻辱的罪魁祸首，而天朝只想找到替罪羊以重返北京的皇宫。在颁布宣战诏书整整9个月后，天朝的老佛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陕西颁发了《罪己诏》。从被俘的宋徽宗到殉国的崇祯，他们无不以《罪己诏》表示对“天”的忏悔，唯独这中国最后一个《罪己诏》是向“洋大人”认罪。9位天朝股肱巨吏和无数“拳匪”的头颅被天朝借花献佛送给“洋大人”，以祭奠被天朝臣民在狂热中杀害的数十万教士修女和他们的孩子，这就是对天朝的末日审判。

　　在天朝精英中，号称清流党的张之洞对“刁民”心狠手辣，对“洋人”韬光养晦，深得中庸传统之精髓。他为天朝量身定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学说，即只用现代技术而不要现代文明，于国于民均要强其体魄弱其精神；天朝体制远远优越于西方民主政治，只是火器不及，发展技术“以强我中华国力”，但“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济纲不行，大乱四起”。尽管绝非张之洞的初衷，但无疑是张之洞将中国从中世纪的天朝带入现代世界，他以38万两白银从德国克虏伯公司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制造毛瑟枪和榴弹炮等成套设备，以此创建的汉阳兵工厂（湖北枪炮厂）开创了中国现代兵器工业之先河。仅仅数年之间，“汉阳造”装备的新军就成为中国第一支现代军队。他们不是八旗，也不是绿营，更不是湘军和淮军，他们是“维护国家尊严”的职业军人。在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这支军队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多的民族精英和思想者。一场启蒙运动消解了天朝“弓马取天下”的合法性，而这支用来捍卫天朝极权统治的军队最终埋葬了女真贵族的天朝帝国，将中国带入现代国家，这支新军的创立者成为现代中国的第一任总统。

　　中国火药进入欧洲，摧毁了黑暗的中世纪，当火药再回到中国，不仅摧毁了一个异族的天朝，也彻底崩塌了一个帝国体制，从此以后，皇帝成为一种邪恶的传说。在现代世界到来之后，从秦始皇以来绵延2130年的中国皇权专制体制终于寿终正寝。太阳一旦出来，丑陋与罪恶就无法隐藏。被一手遮天的中国重新回到阳光之下，而阳光从来都是权力的天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