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过梅毒能生小孩么:明代笔记概述

第二节  历史琐闻类的笔记

    《万历野获编》、《菽园杂记》、《典故纪闻》及其他

    明代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品种和数量都超越前代，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大量销毁明代野史，使这些笔记遭了一劫，而现存者仍旧不少。有的杂谈历代掌故，间以考辨；有的专记本朝史事，间以琐闻。著作既多，自然优劣不一。其中保存了确实可据的史料，也夹杂着道听途说的传闻，辗转抄袭，亦为通病。一般说来，明中叶以后，文网稍疏，笔记的作者论述时事已较为大胆，不似前人之诸多顾忌。而神怪猥亵之谈，又往往错出于记叙之内，即很好的笔记，同样不免有此疵累。可是这些笔记所叙，能补官修史书之阙或纠正其谬误的事实，相当丰富；细加采择，足供考证。专载明代故事的笔记，当首推《万历野获编》。其次如《菽园杂记》、《典故纪闻》等书，虽然体例不同，取材各异，均颇具史料价值。

《万历野获编》，沈德符撰。正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续编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共数十卷。清康熙间钱枋重编为三十卷，分四十八类，有补遗四卷，即现在通行之本。解放后中华书局曾据此本校勘排印。

这部书是沈德符记叙他祖父和父亲所述明代朝廷掌故和自己的见闻杂事而成，材料很丰富。今本所分四十八类，由列朝、宫闱至词林、科场、风俗、技艺、著述以及词曲、玩具、释道、神仙等，即能说明它的内容范围之广泛。其中有不少条目，可补《明史》所未详或与之参证；述嘉靖时事，尤多确实可信。如嘉靖二十一年，部分宫女拟缢死嘉靖，事败被杀。《明史·世宗纪》只有“冬十月丁酉，宫人谋逆伏诛，磔瑞妃曹氏、宁嫔王氏于市”这几句简单的记载。《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刑部”门的“宫婢肆逆”一条，则备述始末，极为详尽，列出了宫女十八人的姓名，附录刑部等衙门处理此案的奏疏，还揭露了皇后与宫妃间的矛盾。卷五“勋戚”门“刘基”一条，述洪武八年刘基再到京师，胡惟庸带医生来问疾，乘机进毒，《明史·刘基传》即采入。卷十“词林”的“翰林权重”一条，述明初翰林院诸官得考驳诸司奏启，兼掌生死大事；法司讯囚定罪，须经翰林春坊会拟，认为平允，然后覆奏论决。可与《明史·职官志》二所记翰林院职掌相参校，以研究明代官制。

    从《万历野获编》的材料中，还能具体了解明代皇帝的昏庸和宫廷奢侈的严重。如卷二“列朝”门的“贺唁鸟兽文字”一条，记嘉靖时死了一个狮猫，竟制金棺埋葬，并命诸臣作文，荐度超升。礼侍学士袁炜因文内有“化狮成龙”等语，合了皇帝心意，不久即改少宰，升宗伯，加一品入内阁。补遗卷三“畿辅”门的“内府畜豹”一条，谓西苑豹房养土豹一只，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廪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连作者也不禁慨叹这些野兽是“啖大官之奉，皆民膏血也”。这些记载，是从官修史书里所找不到的。

    书内其他轶事琐闻和有关文学、艺术等等的材料，可采者尚多。如补遗卷二“内阁”的“伪画致祸”一条，记嘉靖间蓟辽总督王十予，藏有清明上河图名迹，严嵩命其手下善于裱画的汤臣来逼索，王以伪品应之；后被汤臣揭发，遂遭严世蕃陷害以死。清李玉撰《一捧雪》传奇，写莫怀古与汤裱褙故事，即采此情节，参以他书所叙，演饰而成。

    《万历野获编》是一部较好的史料笔记，但其中也有神怪荒唐和庸俗无聊的记载，还涉及淫秽之事，为其小疵。

《菽园杂记》，陆容撰，十五卷。通行的以《墨海金壶》本为最完整，《守山阁丛书》本即据此复刻。

陆容是成化丙戌年的进士，学问很渊博。他这部《菽园杂记》，曾被和他同时的王鏊称赞为本朝记事之书第一。其中所记明代典制、故事，多为《明史》所未详。如谈将军之名，有亲王子孙应授官职之名，武臣给授散官之名，各边挂印总兵官之名等等(卷四)，非熟于官制者不能言。记洪武、永乐、成化三朝京营之制(卷五)，成化以前巡抚、总督之设置(卷九)，亦均可补职官志之阙。又述进士写家状，凡祖父母、父母俱存的，曰重庆下；父母俱存的，曰具庆下；父存母故，曰严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曰永感下(卷一)。虽甚琐屑，也有助于了解掌故。但这部书最可贵的记载，还是关于明中叶手工业生产、民情风俗等方面的材料。如卷十四记勘查五金矿苗和提炼银、铜的方法以及刘田之制青瓷、龙泉之制烧瓷的原料韶粉的情况，都非常细致、具体，说明了当时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其卷十三记衢州造纸方法的一条云：

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以造纸为业。其造法：采楮皮蒸过，擘去粗质，糁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经旬，舂烂，水漂；入胡桃藤等药，以竹丝帘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以砖板制为案卓状，圬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

这里把从采取原料到制出成品的几道工序都叙述清楚，可见明代造纸的一般过程及其技术水平。卷十五记种竹子的秘诀云：“种竹无时，雨过便移。多留旧土，记取南枝。”亦为经验之谈。其他如卷一记吴中俗讳，谓行舟忌讳说“住”和“翻”，称“箸”为“快儿”，称“幡布”为“抹布”；忌讳说“离散”，称“梨”为“圆果”，称“伞”为“竖笠”；忌讳说“狼籍”，称“榔槌”为“兴哥”；忌讳说“恼躁”，称“谢灶”为“谢欢喜”。卷七记京师奸徒欺骗外乡人说：“京师有妇女嫁外京人为妻妾者，初看时以美者出拜，及临娶，以丑老换之，名曰戳包儿。有过门信宿，盗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拿殃儿。”这又对于研究明代民俗、语词和社会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菽园杂记》较少抄袭旧文，论史事、叙掌故，谈韵书、说文字，亦多自己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一部笔记。

    《典故纪闻》，余继登撰，十八卷。通行的为《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本即据此排印。

余继登是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在做翰林院检讨时，曾参与修撰《明会典》，对明代典籍和列朝实录较为熟悉。《典故纪闻》就是他摘抄诸实录、起居注等书而成。其中如卷五记洪武二十八年减亲王、郡君的俸禄，卷十一记正统十四年兵部重定官员合用皂隶的人数等，都很详细，为他书所不载。卷十五记官吏折俸布，每阔白布一匹，折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户部议减，始改折三十石，还相当于白银三十两之数。卷十八记嘉靖初年边费，每年二十九万，以后竟递增至二百五十一万。明中叶后政治之腐败，边防之吃紧，于此可见。其他如卷十四记成化时太监汪直两次掌西厂的经过，足与《明史》所载参照。同卷记成化五年张太师的后裔张元吉以凶暴杀人被诛，刑部尚书陆瑜请禁张氏印行符箓惑世，而宪宗仍令张氏族人袭封正一嗣教真人，这又反映了明代昏庸的皇帝的信奉道教和被封为“真人”的道士的仗势作恶。

《典故纪闻》所记自明初至隆庆时事，均有可采。但其中间杂着的皇帝的言论，则大都为粉饰溢美之辞，并无价值。某些传闻，如谓太祖攻陈埜先时，有蛇缘臂而走；太祖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后遂成骨等等(俱见卷一)。宣扬封建迷信的内容，自然是不能视为史料的。

    除去上述的三部书外，如叶子奇的《草木子》、郎瑛的《七修类稿》、朱国桢的《涌幢小品》，也是杂记丛考之类笔记的较为著名的。《草木子》四卷，刊行于正德年间，分管窥、观物、原道、钩元、克谨、杂制、谈薮、杂俎八篇，记元末明初红巾军起义抗元事最详。《七修类稿》五十一卷，续稿七卷，刊行于嘉靖年间，分天地、国事、义理、辨证、诗文、事物、奇谑七类。所记元明史事如张士诚、陈友谅始末，三保太监、本朝科场等等，足资参证。但其义理、辨证、诗文、事物等类中条目，多因袭前人成说，没有什么价值。郎瑛自己的见解，又往往错误。清王士稹在《香祖笔记》中即曾加指斥，其天地类多附会阴阳五行，奇谑类多涉神鬼迷信，均无足取。《涌幢小品》三十二卷，刊行于天启年间。杂录见闻，间有考证。其中某些记载，亦能反映明代政治、经济情况。可是这类内容，不过全书十之二三。书内故事、掌故，以及琐谈、丛考，大部分采择旧文，甚为芜杂，以致精华为糟粕所掩。因此我们从这些笔记内找材料，好比沙里捡金，须要费一番功夫。

    明代这类杂载琐闻、掌故的笔记，还有黄瑜的《双槐岁钞》十卷，成书于弘治时，记自洪武到成化中的故事。其述科举、军政、边备等，可补史阙。有李默的《孤树裒谈》五卷，记自洪武到正德中的故事，系采辑当代笔记而成，引书共三十种。这两部笔记叙述的范围，较为广泛。其他如都穆的《都公谈纂》、陆深的《玉堂漫笔》和《谿山余话》、许浩的《复斋日记》、王铸的《寓圃杂记》、崔嘉祥的《崔鸣吾纪事》等书，也都保存了一些零星的史料。

    对明代的典章、制度，有些笔记叙述较多。如正统时叶盛的《水东日记》，嘉靖时郑晓的《今言类编》，王世贞的《凤洲杂编》和《觚不觚录》，隆庆时于慎行的《谷山笔麈》等，都在这方面辑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其他史实，也有可采。像《今言类编》卷二“经国”门之记漕运、盐法，卷三“建官”门之叙设官沿革等，皆足与《明史》详略互参。《凤洲杂编》卷二录正统十四年明代宗(朱祁钰)覆英宗(朱祁镇)的信和给也先的信的全文，亦为他书所不载。这信说明代宗只希望英宗回来做太上皇，而不肯让出帝位。可见这两个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所以后来就有英宗复辟的一幕。另外如《觚不觚录》谓大朝会时，文武群臣各具朝服朝冠，独锦衣卫官衣绯绣袍、纱帽、靴带，以便于奉旨捕人；正德中某大臣谄媚刘瑾，尊之为恩主老公公，而自称门下小厮某。前一条虽谈仪制，却反映出明代廷杖、诏狱的残酷；后一条虽讥官吏卑鄙，却暴露了当时宦官的专横。这都是在正史中看不到的内容。《觚不觚录》还有记副启的一条云：

尺牍之有副启也，或有所指讥，或有所请托，不可杂他语，不敢具姓名，如宋疏之贴黄类耳。近年以来，必以此为加厚，大抵比之正书稍简其辞，而无他说。或无所忌讳，而必欲隐其名。甚至有称副启一、副二、至三至四者。余甚厌之，一切都绝。即以我为简亵，亦任之而已。

    写信于正文之外，另加不具名的副启，以请托或作密语，本只行于官场，后来竟形成一种繁文缛节，无副启就会被人认为不厚、不恭。《觚不觚录》所记，又表现了明代士大夫间虚伪、矫饰的风气。

    史实细节，多不载于官书；笔记作者，采取传说，又往往难免失真。因此记亲身经历之谈，或当时耳目见闻所及之事的，就相当宝贵。像《酌中志》之叙晚明宫廷故事，即值得重视。《玉堂荟记》和《天香阁随笔》等书记明末轶闻，亦多可取。

    《酌中志》，刘若愚撰，二十三卷，附录一卷。通行的为《海山仙馆丛书》本。

    刘若愚是天启时的太监，崇祯初，被认为魏忠贤一党，下狱论斩。在狱中写成这部书，为崇祯帝所见，得减等免死。全书所记，大都为其目睹身历的事情。除去万历、泰昌、崇祯的一些事和作者的自叙外，全是天启一朝的见闻。每卷一题，叙述一事，极为详细。附录的“黑头爰立纪略”一卷，写冯诠以逢迎魏忠贤而入相的经过，也很具体。

    这部书于明代的宫廷秘密，暴露颇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卷一“忧危竑议前记”，记万历时郑贵妃刻“闺范图”事，并附序略、跋语的全文，为作者亲自从宫内密稿箱中录出。卷二“忧危竑议后记”叙万历三十一年皦生光“妖书”事，为当时一大案，亦不见于他书。其记熹宗的只事嬉戏、不问朝政，及以大部分篇幅所叙魏忠贤和客氏的专权跋扈、残杀异己的种种罪恶，尤其可供参考。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叙熹宗想出各样方法来做水戏，又喜欢做木匠和油漆匠。当他“斤斲刀削，解服盘礴”的时候，太监们念紧急的本章给他听，他就说：“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于是魏忠贤等就更能为所欲为、猖狂无忌，诛除大臣、后妃，如刈草芥了。

    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做尽坏事，杀害无辜，不计其数，甚至把怀抱的婴儿也一齐处斩。他在远出时，侍卫簇拥，乐队随行，其排场声势，为“古今所罕见”；客氏于夜晚暂归私第，也一样兴师动众，大肆铺张，仪仗和气派，竞超过了皇帝的“游幸”。刘若愚描叙其情景说：

    每遇逆贤远出，则京中街市寂然空虚、顿异寻常者，将数日焉。大约外廷之欲亲炙逆贤，内廷之献谀乞怜者，凡四人之轿将数百乘矣。怒马鲜衣来至而为之前后追趋、左右拥护者，又百千余矣。跑马射响箭，鸣镝之声，不绝于耳，鼓乐笙管数十余簇，且行且奏。夏则大车载冰，冬则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见也。逆贤坐八人大轿，前用骡二头或四头拉曳之，疾如飞鸟。逆贤饱则正坐，倦则卧，醉则凭轼，两眼迷离，不知行至何处也。

按自天启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客氏出宫，暂归私第，必先期奏知，先帝传一特旨，某月某日奉圣夫人往私第云云。至日五更，钦差乾清宫管事牌子王朝宗或涂文辅等数员及暖殿数十员，穿红圆顶，玉带，在客氏前摆队步行……内府供用库大白蜡灯、黄蜡炬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根。轿前提炉数对，燃沉香如雾。客氏出自西下马门，换八人大围轿，方是外役抬走，呼殿之声，远在圣驾游幸之上。灯火簇烈，照如白昼，衣服鲜美，俨若神仙。人如流水，马若游龙，天耶帝耶?都人士从来不见此也。

    所叙种种，当属实录，非目睹者不能道，魏阉等当时之势焰薰天，于此可见。书内还有许多类似的记述，为我们研究晚明的阉党之祸和了解当时极端黑暗的政局，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其他如谈内臣职掌、大内规制、内臣佩服、饮食好尚等等，涉及典制、掌故的，亦往往可补史志之略。至于记熹宗病危时，口吐鲜血，全身浮肿之类的细节，虽很琐屑，也是非近侍不能知的。

    《玉堂荟记》，杨士聪撰，成书于崇祯癸未。今本二卷，通行的有《借月山房汇钞》、《泽古斋丛钞》等本。

    这部书所记全是崇祯时的故事，如叙宗藩仪节、经筵讲书、科举、选贡之例等等，皆有可采。作者于朝政，颇敢讥评，不似明初笔记之诸多畏忌。如记崇祯袁妃作一紫檀纱厨，费七百金，而中宫制厨，用至千金。作者认为“宫中费用，大略如此，只凭内珰口中或千或百，无处稽考”。他指出天启年间锦衣卫之职太重，崇祯朝也是“诏狱踵接，虽欲轻之而不可得”。说明崇祯帝即位以来，命相三十余人，有一二胜任的，又都不轨于正，大意主于逢迎。通过朝官互告，有钱的获胜一事，抨击官场“贿赂把持，黑狱瞒天”。这已足以显示当时政治的黑暗，并不下于天肩。作者还谈及在边疆设“监视”官的弊病说：

监视之设，止多一扣饷之人。监视之欲满，则督抚镇道皆有所恃矣。故边臣反乐于有监视：功易饰，败易掩也。上性多疑，有监视，又有视监视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费，穷边士卒，何不幸一至于此!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上性多疑”，也可算大胆的考语了。其他如记建文帝之墓在西山，离景陵不远，有石碑题日天下大师之墓；毛文龙营中副总兵苏有功，被擒解京、一度逃走等等，亦不见于他书，足广异闻。

    《天香阁随笔》，李介撰。原书八卷，今本二卷，已经删节。通行的为《粤雅堂丛书》本。全书所叙，也都是明末清初的故事。如记鲁王在绍兴沉迷声色的情况，谓其“期年而败”，并非不幸，而是事有必然；指出史可法“本承平之廉吏，原非拨乱之奇才”，在宏光初立时，未能巩固江淮根本之地，以致身死国灭；载万元吉《筹军录序》和论疆事疏等，俱为可靠的史料，议论亦有见地。其叙歌伎陈沅嫁吴三桂为次妃的始末，与清钮琇《觚剩》的《圆圆》一节所记，互有出入，也可相参证。

    在上述三部书内，《酌中志》的史料价值较高，而对太监陈矩的称赞，不免溢美。《玉堂荟记》兼载神怪猥亵的琐事，采辑稍杂。《天香阁随笔》又以封建士大夫的反动观点，对明末张献忠的起义军多所诬蔑。但其中的真实见闻，也有不少，和那些辗转抄袭的笔记，是不同的。

    笔记叙事，本不限于某种内容，有闻即录，时或为贪多所累，大都难免于偶误。而且即在一书之内，也往往是这类记载很好，而那类材料不佳，此优彼劣，瑕瑜互见。前人褒贬，有的只就一端论断，失之偏隘。如《留青日札》被清代修《四库全书》的馆臣讥为“芜杂特甚”①，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实际这部书正因为涉及的范围较广，才足以考掌故、观风俗。羼杂糟粕，只是一般笔记的通病。其价值不容一笔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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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家类存目五。

《留青日札》，田艺蘅撰，现存三十九卷。原来只有明刻本，不易见到。现有中华书局排印本。从前通行的为《纪录汇编》本的《留青日札摘抄》四卷，卷首有叙目。根据摘抄本看，即能了解这部书包罗的方面之广。如卷一“三京三都三天”一条，记明代建都经过甚详；卷四记查抄刘瑾、钱宁、江彬、严嵩等人家产，备列细目；叙严嵩义子鄢懋卿贪赃枉法的罪恶以及明初富翁沈万三事，亦俱载始末，都是有关朝政的史料。卷二“刺纸”一条，记嘉靖以来官吏在过年节时馈送礼品，以销金大红纸为礼书，并指出这样奢侈暴殄，无异于吸民骨髓、膏血；“悬鸡”一条说明京师一豪绅宴客，一席就用了一百三十多只鸡，以致作者之父为之坐不安席。这又揭露了统治阶级浪费民脂民膏的严重。其卷一“风变”一条，记隆庆二年由于有选绣女的讹言，造成民间恐慌、混乱的情况，尤为具体。兹摘引两节如下：

隆庆二年戊辰正月元旦大风，走石飞沙，天地昏黑……至初八、九日民间讹言朝廷点选绣女，自湖州而来。人家女子七八岁已上、二十岁已下，无不婚嫁。不及择配，东送西迎，街市接踵，势如抄夺。甚则畏官府禁之，黑夜潜行，惟恐失晓；歌笑哭泣之声，喧嚷达旦，千里鼎沸。无问大小长幼美恶贫富，以出门得偶，即为大幸。虽山谷村落之僻，士夫诗礼之家，亦皆不免……一富家偶雇一锡工在家造镴器。至半夜，有女不得其配，又不敢出门择人，乃呼锡工曰：“急起，急起!可成亲也。”锡工睡梦中茫然无知，及起而摹搓两眼，则堂前灯烛辉煌，主翁之女已艳妆待聘矣。

    明代选绣女，本是一种虐政，老百姓对之反感极深，畏惧极甚。所以一闻谣言，立即惊惶失措，仓促为女儿择配，造成无数悲剧。《留青日札》这段记述，相当深刻地表现了这种虐政的祸害和人民抗拒情绪的强烈。此外如卷一记杭州赌博之盛行，谓田地房屋、妻妾子女，皆可出注输去，以致破家亡身。卷二记徽州等处“弄新妇”之风，谓人家娶新妇入门，众亲戚百般戏侮，甚至新妇有不堪毒谑而自缢的，反映当时的恶习陋俗，亦可供研究明代社会面貌的作参考。卷二还叙及绣花娘、插带婆和说书的盲女“瞎先生”之出入富家，对了解明中叶的风习也有帮助。《留青日札》作者的注意一般社会现象，于此可见。

    此外，还有一部笔记，多关于风土民俗的描述，值得重视，这就是《陶庵梦忆》。

    《陶庵梦忆》，张岱撰，八卷。通行的《粤雅堂丛书》本为足本，《丛书集成》本即据以排印。

    张岱是明末清初的人，主要生活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著作除《陶庵梦忆》外，还有《西湖梦寻》、《琅嬛文集》等书。他这部《陶庵梦忆》记叙山川风物、里巷琐事、文士艺人，有不少民俗掌故和文艺的材料。如卷四记兖州直指阅武，以骑兵、步兵演习布阵、设伏至擒敌、献俘情形；卷七记定海水操，军士跃水报信，以战船拒敌等情形，均甚详细，于研究明代典制有参考价值。卷五叙金山竞渡、扬州清明上墓，卷六写绍兴灯景，都是涉及节令风俗的记载。卷七述西湖香市，谓自花朝到端午，各地进香的人，群聚西湖，昭庆寺就成了集市，出售百物，热闹非常。至崇祯庚辰三月昭庆寺失火，以后两年又闹饥荒，加上外敌入侵，香客断绝，香市遂废。作者在西湖，曾亲眼看见“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而杭州刘太守却还在那里纳贿贪污，以致时人有“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的讽刺诗句。张岱由西湖香市的兴废，透露出灾荒和外敌给人民造成的严重威胁，而地方官不管人民死活，依旧在枉法搜刮，足见明末杭州的丑恶社会面貌，这又不仅是有关风俗的记载了。

    其他如卷一记南京濮仲谦刻竹、吴中陆子冈治玉、鲍天成治犀，卷二记龚春、时大彬制宜兴砂罐，卷五记柳敬亭说书，各为一时绝技。其柳敬亭说书一节，写得颇为生动，引录如下：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疱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暾夫，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咕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拭桌翦灯，素<兹瓦>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齿昔>舌死也……

    这段描述，可使人具体想见柳敬亭说书艺术的高明。作者对这位老艺人的推崇，也反映了一般听众的评价。

    张岱善于写小品文，兼有公安、竞陵两派之长，清新、活泼，自成一格。《陶庵梦忆》在晚明的笔记中，文字是相当出色的。

    其他记杂事、琐语的笔记，如张宁的《方洲杂言》、刘玉的《已疟编》、王世懋的《二酉委谭》和《窥天外乘》、沈周的《石田杂记》、余永麟的《北窗琐语》、冯时可的《雨航杂录》、陆深的《金台纪闻》等，为数尚多，不能备举。这些书大都间杂考辨议论，而篇幅寥寥，所载不免零星细碎。像祝允明的《野记》、陈继儒的《读书镜》，内容较丰，记叙亦较成片断，而《野记》事多失实，甚至被认为“可信者百中无一”①。《读书镜》又多抄袭前人笔记，也不值得推荐。至于如陶辅的《桑榆漫志》、陈继儒的《狂夫之言》、失名的《西轩客谈》、吴骐的《读书偶见》之类以议论为主的笔记，则迂腐、空泛，没有什么具体内容，更无须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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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存目一。

明代士大夫工书善画的很多，有些笔记即着重于评论书画，记叙所见名迹。如李日华的《六砚斋笔记》、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莫是龙的《笔麈》等，均以此见长。像屠隆的《考槃余事》于书画之外，兼述纸笔墨砚、几榻枕簟等等，亦可供研究古文物器具者作参考。

明代历史琐闻类笔记的类型和内容，略如上述。其中专记本朝故事的如《万历野获编》、《典故纪闻》等书，多载当代典章制度的如《水东日记》、《觚不觚录》等书，多载琐闻可考社会情况、风俗民情的如《菽园杂记》、《留青日札》、《陶庵梦忆》等书，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酌中志》、《玉堂荟记》等书，记自身经历或目前见闻，于一时之事独详，也值得重视。至于杂谈历代掌故、间杂考辨的如《七修类稿》、《涌幢小品》等书，则多因袭旧说，可取的内容较少。谈书画、杂艺的如《六砚斋笔记》、《考槃余事》等书，又较为专门，只能提供某一方面的材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