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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跳转到 » 倒序看帖   发表于 2010-4-9 17:58 |

[原创] “叛徒儿子”的家史

叛徒儿子, 家史叛徒儿子, 家史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5-24 06:24 编辑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一

几经周折，终于登上了这个大赛场地。我在“真情家园”的日志里曾说过，我是一个想钱的人。因为我一个孩子得了慢性病，长年需治疗。我作为人父，又是一个被亲生父亲遗弃了的孤儿，尝过父亲不负责任的苦头，所以我对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去年我68岁，还在一个山区里打工挣钱。谁知一位叫罗学蓬的作家，把我写成一篇叫“叛徒之子的生世之谜”的文章，在全国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引起了我家人的误会，于是我就回来向他们解释，说我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超了假，就被老板喊下课，成了闲人。人闲心不闲，天天在想钱，听说这里在举办“有奖大赛”，就急匆匆地跑来撞运气。 本主题由 重相逢 于 2010-5-24 09:08 审核通过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二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5-24 11:05 编辑

来之前，我是认真学习了举办方的要求，自认为是领会了精神的。一是要有“关健点”。可能就是一个房产老总给我讲过的所谓“卖点”，他说房产商彼此造的房子，质量样式都相似，要好卖，就必需要有“卖点”，比方靠了山，卖点就是“依山”，临了水，卖点就是“傍水”，等等。我想我是有“关健点”的，因为我父亲是“大叛徒”，全国有几个？二是不强调文章华丽。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文化低，吐不出几滴墨水。三是强调“真实”。这是我的强项，我一辈子写了不少“坦白交代”，都因“真实”而过了关。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三
来之前我是信心满满，不奢望大奖，得几十百把元也可以，总叫钱，有几文总比没有好。可是登上这个赛台我才发觉，我有点“钱迷心窍”，当时我只想到钱，没想到会给主办方及评委们出了个大难题。这个难题就是，我说我写的家史是“真实”的，他们如何来求证我所写的这个家史是“真实”的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几十年来我的家史，准确地表达是我家史的“关健点”，我是没在社会上讲过的。只是向共产党省市，中央组织部门多次反映过，结果一直都是“不理”。既不说我说的是“真”的，也不说我说的是“假”的。用政策语言说，叫“冷处理”，用我们底层百姓的话说，叫“装聋作哑”。意思很明白，等我死后，一是我身上发生过的事，让其自然消亡，化为乌有。再就是几十百把年后，有好事者翻出来追问，如果那时产生了社会影响，可以发个文什么的，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算是对历史有了一个交代。
    话说回来，我这个“真实性”就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摆在主办方和评委们面前了。假如此次“大赛”宣布圆满结束，因为我参与了“大赛”，发几本书给我作为安慰奖，他们就有默认我“真实性”之嫌。如果一点不打发，看我一片诚意，打字都打得来得了肩周炎，心里又有点过意不去，真让他们为难。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四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5-24 11:06 编辑

本来我想给评委们出个主意，到南京“中央档案馆”去查查我父母的档案，确认一下我说的“真实性”。但曾有一个组织部门的人答复过我，他们的档案还处于“保密”状态，现在还不能查。还有人说，经过“文革”的混乱时期，那些档案不知还在不在。而我耽心的是被“文革”中的一些反革命份子，冲进档案馆，把档案篡改了，假如评委们去看到的是另一回事，我只有喊天了。后来我觉得我是多虑了，评委们是学者，不是当权者，我的建议未免可笑。
想来想去，也不再多想了，各自调整好心态。评委们可以和民间信神一样，信则有，不信则无。我则像买彩票一样，凭运气。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五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5-24 11:07 编辑

我们家在我祖父那个封建主义时期，人丁还算兴旺，既遵循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伦理，也延续了我们民族记“家谱”的习俗。那里面对每位成员的生庚八字，婚丧嫁结等大事，都有记载。如果当时有人发起“家史大赛”，得大奖是容易的。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加之养父的问题，我们这个家族就破碎了，“家史”变成了禁区，形成了一个无发弥补的断裂带。现在不要说全面，就是过多的家史讲述，也是无能为力的。好在主办方了解国情民情，网开一面，不强求大而全，说几个点，也就是说，说几个人也可以，这样我才有了点底气，只说几个家人。而我的史事来源，大多是我长辈告诉我的，少部份是一个“文革”时的“政审员”审查我们家人时，从“中央档案馆”抄录的一些只言片语，交我们偷偷摸摸转抄的。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六 我的养父名叫刘国定，成都人。由于几十年来不断宣传《红岩》精神，因此全国数以亿计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叛徒。但是，知道他不是叛徒的人，恐怕全国除我外，也只剩下几个人了。他“叛变”时，职位是中共地下党川东工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他是30年代入的党，我仅知道他在川北主持过党的工作，曾与一位姓罗的女同志组成过家庭，生有一女。后川北党组织遭破坏，当局围捕他们，夫妻跑散，女儿被遗弃，从此三人分离，成为永别。事后，党组织安排他到川东工作。1941年我母亲也被党组织安排进了重庆市委，经组织决定，要他俩组成家庭，这样，我母亲成了他的爱人，我就成了他的养子。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七 当时我们是住在重庆南岸牛奶场，那里也是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据点。1948年，大概是三月，我母亲生五弟难产，引起大出血，住进市区医院。在重庆，我有一个刘家伯父，我称“四伯”，他的家住在市区“青年会”里。因我养父是共产党人，那些工委，市委的人都与他很熟悉，尊称他“四哥”。我母亲进医院后，就是由我四伯，以及市内“汉利药房特别支部”的党内同志周正平，周南民等人进行照顾的。
我母亲进医院后，养父随时来看望她。每次看她后，双方都会约定好下一次见面的具体时间。四月的一天，双方约好见面的时间到了，而我养父却一直没来，于是母亲预感到养父可能出了事，随即将这个情况告诉周正平，周南民，我四伯，叫他们立即转告工委，市委的领导人，尽快查明刘国定的下落，做好转移的准备。不久川东工委副书记沈西民到医院见我母亲，告诉他，一，已确定刘国定去与许建业（市委工运书记）接头时被国民党抓捕了。二，党组织已布置了转移。三，党组织正在想法营救他。四，通知刘国定在狱中采取自救，可写“自白书”等，争取早日出来。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八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5-21 11:47 编辑

话分两头说，我养父被国民党抓捕后，开始只承认自己是予备党员，他首先想的是如何向外面党组织传达出他被捕了的消息。一方面借口身上无钱，要求到四伯处拿点钱用。于是国民党特务就带他到“青年会”见到了四伯，他明确告诉四伯他被抓捕了，需要钱用，还叫四伯多给他准备点钱，保他出来，如果钱不够，就到牛奶场去找“钱”。四伯明白了含意，而且四伯也知道他们最高领导是钱瑛，于是立马到南岸牛奶场，向党组织传达出刘国定被捕了的消息。另一方面他又带着国民党特务满城跑，抓了一两个普通党员，因为在他们地下党内部有这样一条口头规定，必要时，可以牺牲局部，保全整体，也就是所谓“舍车保帅”。
随后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抓，将刘国定指认出来，国民党重庆特务头子徐远举才明白他们抓到一条“大鱼”。也让他明白刘国定用“打草惊蛇”和拖延的办法，使他错过了破坏核心组织的“黄金时期”。于是大为光火，对我养父用大刑，要他交代核心人物。而我养父也一直挺着，并提出一个条件，借口我母亲有病不放心，要见了我母亲再说。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九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1 07:39 编辑

徐远举无奈的答应了刘国定的条件，找到我母亲，把她转到“中美合作所”办的医院，与养父见了面。我养父的目的是，只有冒着交出我母亲的风险，让他们夫妻见面，他才能得知外面党组织的情况，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了。
这次见面，让他知道外面党组织已经知道他被捕了，并进行了转移安排，也知道党组织的指示，要他自救，争取出狱。这样他才向徐远举交代了一些他以为转移了的党员，还带着特务到上海去抓早以转移了的钱瑛。
这中间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重庆地下党主要人物相继被捕，先是工运书记许建业，紧接着是市委书记刘国定，再接着是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使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系统被打乱，产生了一定的混乱，有人得到通知，有人没得到通知，有人得到通知就转移，有人得到通知没转移，还有人得到通知不知道该如何转移。
而在狱中的刘国定是不清楚外面的这种状况，在他交代的人中，有些党员就因上述原因被捕了，这样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又牵联出一些人。至于刘国定交代了哪些具体的人，我不清楚。但我清楚因为我母亲，我四伯的及时报警，以及刘国定的软拖硬抗，很多核心成员是安全转移，被保存了下来了。仅我知到的就有：
钱瑛：时任上海局（长江）书记，解放后曾任中央组织部长。
王璞：时任川东工委书记，后领导武装起义牺牲。
沈西民：时任川东工委副书记，解放后不祥。
肖泽宽：时任市委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
李维嘉：时任市委宣传部长，解放后不祥。
刘传禄：时任市某区区委书记，解放后不祥。
周正平，周南民：重庆“汉利药房特别支部”成员。该“特支”在党内是否是核心组织尚不清楚，解放后不祥。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十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4 19:54 编辑

刘国定的父亲，我喊爷爷，姓刘名沛德，字雨农，是同盟会的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属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他通过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关系，将我父母保释了出狱。据母亲讲，他们出狱前，军统头子毛人凤徐远举提出，要刘国定接受国民党军统“中校专员”的名衔后才能出狱，这样刘国定就以国民党军统“中校专员”的身份出狱了。一出狱他们立即与沈西民取得了联系，沈西民向他两人转达了党组织的指示，，一是党组织是相信他们的，二是说他们不宜呆在重庆了，叫他们夫妇到成都工作。大概是49年，我们全家就回到成都老家爷爷身边。不久，刘传禄，刘传福兄弟俩也赶到成都与他们汇合。刘传禄是重庆党组织派来协助刘传福工作的，而刘传福是从解放区潜入来成都，开展解放成都的秘密工作的，刘传福解放后即当上了成都军管会公安处处长。他俩一来，就以我家为据点，借我爷爷的社会关系和养父的“中校”身份做掩护，与我父母一同进行解放成都的秘密工作。 刘晓谷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十一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8 07:05 编辑

临解放，我家得到徐远举在重庆杀害了“白公馆”“渣滓洞”里的共产党人的消息后，曾引起一场风波。那天我记忆最深的是老爷爷的挚友郭爷爷，名字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四川军阀邓锡候的秘书长，坐着一辆有国民党党徽的军用吉普车来到我家，司机很和善，任我们这些小孩爬进爬出。后来听说老爷爷在发火，婆婆（北方人称奶奶）在哭，我们就乖乖进屋了。事后才知道，由于老爷爷是个饱读史书，又有过从政经历的人，深知“政治”这个东西的险恶，懂得一个新政权建立后，就会有内斗。在刘国定交代的人中，有人被国民党杀害了，不管刘国定有没有责任，但人命关天，这就授人以把柄了。老爷爷要他到香港，或到大伯伯留学的英国去避避风头。而养父坚决不走，开口闭口“相信我们的党”。任他母亲，我的婆婆哭泣哀求，任郭爷爷的苦口规劝，都无动于衷。而我母亲的意见也是坚决相信党组织，她是传达组织指示的当事人，她认为养父的事是说得清楚的。当时四伯一家也回到成都，四伯也知道养父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也认为这件事是能说清楚的。后来刘传禄刘传福兄弟也来劝爷爷婆婆，要他们相信共产党，“五哥”不会有事的。这样老爷爷让步了，没有再逼养父出走，让养父留在成都一直到解放。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十二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5-21 12:03 编辑

民间有句俗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一解放，刘传福来我家将养父请走，说是去办事。再后来，养父就被送到重庆，再后来，母亲收到她的同乡马识途转来一封养父的信，养父在信中说，他在重庆接受组织审查，都是自己同志，他的问题是能说清楚的，叫母亲放心。再后来的一天，我放学回来，看见我母亲手中握着一只手表，在流泪，只说了一句，你爸死了。我才明白，那是养父的遗物。后来才知道养父是因叛党，出卖同志被杀的。四伯不服，弄去劳改，母亲不服，拒绝恢复她的党籍，理由可笑，叫“自动脱党”，从此养父就是叛徒了。
从无事到被杀，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几十年来，我和我家人都不明白。我在重庆有一个叔伯大姐夫，解放后养父在重庆期间，是他随时去看养父，送这送那的，养父的遗体也是他安埋的。养父被杀后，他立即回成都告诉我们全家，养父在重庆，从没想到过他会死，一直认为他的事审查清后，他就要出来工作了。在养父被杀的前三天，大哥去看养父时，养父还叫他转告全家，他无事，很快就要出来了。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十三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4 19:58 编辑

我的家史准备写两个人，养父和我母亲，养父的就算写完了。因为“家史”带了一个“史”字，凡带“史”字的东西，写它必需求“真”。因此我写的东西，没有情景描写，没有人物对白，平铺直叙，就像一幅没色彩的白描画，让人感到枯燥。这点，我必需向读者道个歉。我认为，我只能交出一幅白描画，这幅画该涂什么色调，冷色？暖色？那是史学家的事。一个人的家史，不论平淡或曲折，都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能带给人们一点思考，也许，这就是家史的作用吧。   “叛徒儿子”的家史十四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1 08:27 编辑

我把刘国定称养父，不是怕什么叛徒之内的"影响"。因为我已经为这个"影响"付出了二十年人生最为精华的青壮年时期，已经付足了。关于这些，属个人史，不是家史，就不谈了，假如有地方要举办“个人史大赛”，只要我还活着，一定会去夺大奖的。借这块宝地，做个免费广告：我的个人史取名“喜剧人生”，又名“黑石”，能反映我生活过的“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时代特征，挺好看，不要钱。
我是一个小人物，不懂得“大义灭亲”的大道理，只明白做人要“知恩图报”。刘国定养育过我，也许他比徐远举坏千百倍——不然他会死，而徐远举会活——我对他仍然是感恩的。不久我将与他地狱相见，那时，我还会再喊他一声：“父亲”。为了证明刘国定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下面我将公布一封信。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十五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8 07:12 编辑

刘xx同志：
你给肖泽宽同志的信，他收到了。根据你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叫我们写信告诉你。
关于你的亲生父亲的问题是：你母亲严炯涛于一九四一年在中国茶叶公司当职员（系中共地下党员），与另外一个组织的中共地下党员发生恋爱关系，怀了你（记不清你亲生父亲的名子了）。以后，你亲生父亲和你母亲的关系又不好了，你亲生父亲到别的地方去了（究竟到什么地方，老肖记不清了）。后来，你母亲将这个事情报告了组织，由组织上邦助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也就是你。当时，刘国定无爱人，经组织上同意，你母亲与刘结了婚。刘国定不是你亲生父亲。
老肖同志还说：希望你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将来组织上安排工作后，积极工作，为四个现代化贡献你的力量。
此致   敬礼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组织部信访专用章
一九八0年八月六日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十六 肖泽宽是重庆地下党组织部部长，长期从事组织工作。他不但与我养父，母亲工作关系密切，而且私交甚好，我喊他肖叔叔。我的出世，是他一手经办的，我出世后，又是他到刘家，以党组织名义要求刘家“好好照顾晓谷，他是个领导的儿子”。
1941年春，母亲怀着我从“另外一个组织”到重庆地下党当市委委员，就是向他转去组织关系的。那时的共产党人，一切都必需向党组织汇报，一切都必需服从党组织安排。我母亲自然就将如何怀了我的事，向肖叔叔汇报了。在汇报时，她表达了我亲生父亲及她，共同请党组织帮助，将我生出来的要求。由于我来头非小，于是重庆地下党组织就帮助我母亲把我生了出来。也就是说，我的生命，除我父母外，还有重庆地下党组织，是他们共同给与的，如果其中一方不同意，按当时重庆的医疗水平，是可以把我做掉的，我也不会来到这人间炼狱走一遭了。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十七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8 16:24 编辑

解放后，我长大了些，母亲及刘家长辈，就告诉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我也知道谁是我的亲生父亲了。1956年，北京来人找我母亲，想以“烈士子女”的名义把我一个人带走，这刺伤了母亲的心。她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前，生我的时侯，父亲是没有什么顾忌的，纯属人性中男女真情相爱的情感结晶，和一个中国人希望传宗接代的民族本能。所以将她从紧张的机要工作调离，安排她到重庆市委当委员，所以要求重庆地下党组织帮助她把我生出来，要求刘国定为他代养儿子。在他离开重庆时，还信誓旦旦地向我母亲养父表明，革命胜利后，要来接我。而今革命胜利了，却要我隐名换姓，变成“死人子女”，于是我母亲就拒绝了。她认为，既然“形像”“影响”可以让一个人抛开父子情深，儿女情长，那么把我交出去也就无意义了，不如成全他的“形像”“影响”，各走各的路。
当时母亲也问过我想不想去，虽然我还小，但我听老爷爷讲过“二十四孝”,“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这些做人的普通道理，我还是懂的。我母亲在受苦难，不要说去给未知死人当儿子，就是去给已知皇帝当儿子，我是不会离开她的。反正我当“叛徒”的儿子，也当习惯了，遭罪就遭罪，反正我们孤儿寡母，是不能任人分割的。从此，我们家就不再提及我父亲这个人了。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十八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1 17:13 编辑

儿时去过“白公馆”，长大到过“劳改队”。时隔几十年，我成熟了，我要提这个人了。我不想当官，也不想要钱，我要为我那苦命的母亲喊声冤，为她向老天讨个公道，要个说法，让她瞑目。于是与肖叔叔联系上，希望他也能证明我亲生父亲这件事。然而肖叔叔对四十年前的事，一切都记忆得起，他记得这件事发生在1941年，他记得我父母原来不是他们组织系统的人，他记得我是经过党组织同意生出来的，他记得是党组织安排刘国定与我母亲组成家庭的。可是他对我亲生父亲是谁这个关健问题，却记不起，忘了。其实，他不是忘了，他是知道这个人的，只是他不能说，因为这是位大大的人物，名字叫：周XX。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十九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5-24 11:04 编辑

因为这个人，就牵出我母亲的史事了。
我母亲叫严炯涛，原名严琴贞，是原四川忠县大山中一个贫苦农家女子，却长就一付大家闺秀模样。在重庆，一次她去一个像馆照了一次像，像馆老板为她的容貌而惊讶，偷偷留了一张放大，摆进像馆橱窗以招揽顾客，后被她的同志发现，她才去要回。
她从小就显出聪颖的天资，被她一个姑妈发现，认为她读了书，会有大出息。她姑妈是个文化人，参加过“五四”运动，大概是因为感情上的事，回老家隐居，就决定供她读书。这样我母亲孤身一人走出了大山，在县里读完小学，又到重庆读完初中，再到成都读高中。
我母亲的求学之路十分艰辛，主要靠她姑妈，好像还有她一个小学老师资助。由于这俩人都不富有，到她读高中时，已无能为继了。而我母亲又不愿放弃学业，就通过她的同乡同学介绍，半年工作，半年读书。这样她就接触到马老先生在伦敦图书馆啃干面包啃出来的“主义”和共产党人，还参加过车耀先领导的学生运动。1939年，我母亲十八岁，她在四川省公路局机要室搞无线电收发报工作时，一个姓李（名字忘了）的共产党人，把她介绍入了党。于是母亲放弃了学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久党组织又把她调到重庆，表面身份是“中国茶叶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叫“协理员”，实际是南方局一个秘密机要联络点的负责人。   “叛徒儿子”的家史之二十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4 08:28 编辑

至于我母亲和周XX之间的事，我就说不太清楚了。她只是淡淡地说，是党组织安排她和周XX组成家庭后有的我。有我后，父亲希望母亲给他留个后人，而我母亲对他们那段短暂的情感也十分珍视——这是我从我婴幼儿时的照片背后，母亲写给父亲的话中看出的。我想，一个母亲也只能对儿子这样说，不会说细节的。我母亲是1962年，全身浮肿，贫病交加，还有气——但她没有乞求过任何人——死去的。临死之前，她多次告诉我，她所有的事，都写得有材料交给党组织。
我母亲的故事讲完了，这就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母亲的故事，一个女共产党人故事，一个冤鬼的故事。
搁笔时，感谢主办方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让我讲出这些故事，否则这些故事会随同我的离去而化为尘埃，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刘晓谷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4 20:10 编辑

在这个热捧“帅哥美女”的时代，还有人能静下心来看我这个老傢伙写的旧东西，不由人感到像秋天夜晚进到林中见到螢光，虽不亮，总叫光。谢了。我是个老古董，写的东西太呆板，为了增加点情趣，想发几张老照片，人又笨，发了几次也发不上来。好在我在《新浪博客》里有一个《晓谷博客》，那里面有图片，我就不再麻烦了。如看官有空，可去逛一逛，卖个关子，说不定比“世博会”好看。
38楼 发表于 5 天前 16:55 | 回复 34# wh403 

    不难想像，当人变成神时，人性与神性就对立了。最终是神性获得辉煌，人性获得悲剧。感谢先生指点到这里。
43楼 发表于 4 天前 08:37 |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7 12:58 编辑
回复 41# wh403
我出生于1941年农历10月初3。先生说得很对，我的“史”中讲述的人和事，对评委来说是个天大的难题。他们是学者，不是当权者，是难以求证这个“真实性”的。我曾得到一个有关部门的答复，建议我去找某些人来搞一个“DNA"鉴定，可能吗？而我，当年还小，又经过“文革”洗礼，要过多的拿出材料，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写的“史”，归类于“谜史”。此事发生在上世纪，堪称“世纪之谜”，要解开这些”谜“，其难度不亚于当年的“哥德巴赫猜想”。我和家人为了这些事跑了几十年，任解不开。真有一种呼天不应，喊地不灵之悲哀。现在我老了，我累了，只好将这些“谜”留给现在的人，未来的人，在他们饭后茶余谈一谈，想一想。再次谢您和主办方，不然，我的事将化为灰尽，被历史尘埃所掩埋。另，我的“家史”写完了，没有下文了。
45楼 发表于 3 天前 09:41 |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8 17:50 编辑
回复 44# 果冻帝国
谢谢先生。像我这种年纪，又生在这种家庭，又有这种经历的人，肯定地说，家史不止我写的那点。但请您理解，我的家史是我家人用生命和泪水铸就的，一写它，那一个个活鲜鲜的人就站在我面前，令我毛骨竦然。我老了，心理承受力差了，往事不堪回首，难以提笔了。我写的那点，写得很苦，目的是让世人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些让人闻所未闻，想也不敢想的事存在过。
另，我尽力将我的回忆录抽空整理写完，以谢诸位。
47楼 发表于 3 天前 16:05 | 本帖最后由 刘晓谷 于 2010-6-9 07:00 编辑
回复 46# WIND
谢谢厚爱。这次我参与的是家史征文，就不再写了。以前我写了一些回忆录，尚未写完，一定抓紧时间写出来，找个地方发表，以飨读者。我的回忆录取名《喜剧人生》。何为“喜剧”？请看，人们都是由其父母相亲相爱而出世的，我却是为了“革命”的需要，由党安排人与我母亲组成家庭生的。犹如是党“克隆”出来的一个人，又由党给我安排了一个“叛徒”父亲，然后又由党送我一件“叛徒儿子”外衣，最后又想把我变成一个“形像”的殉葬品，难道不像一场人间“喜剧”？无父亲教养的孩子，儿时自然就变成顽童，再大点就变成一块又臭又硬的顽石，因为我已由红变黑，所以我的回忆录又叫《黑石》。那里面有我希奇古怪的经历和家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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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3日 ... “叛徒之子”也有话说之二. 上面我谈过，我不想谈自已生世的原因。还有一点最为重要的是，我懂得笔的厉害，不仅可以生花，也可以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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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之子”的生世之谜. 2010-3-9 8:55:41 阅读(1) 评论(0). 在全国十三亿人中，我的生世是最为奇特的。几十年来，我的亲生父亲问题，一直得不到澄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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