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河流与地形的关系:将道与战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3:49:32

胡泳,北京大学副教授
作者:胡泳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这是近代军事家蔡锷于 1911 年编的《曾胡治兵语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1 月出版)中对“将材”的按语。《曾胡治兵语录》是一部语录体兵书,全书分将材、用人、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治心等篇,系统地反映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蔡锷有带兵将将的实际经验,他体会孙子为将“五德”的要求“取义至精,责望至严”,是精辟至当之论。
孙子很重视和强调将的地位和作用,把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之一,把“将孰有能”列入“七计”之中。孙子对专职的将提出许多要求,主要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要有“知诸侯之谋”的政治头脑;要有勇有谋,要有能“示形”、“任势”、“料敌制胜”、“通于九变”的指挥才能;要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决断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负责精神;对士卒管教要严格,赏罚要严明,“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文”,是怀柔和重赏,使士卒“亲附”;“武”,就是强迫和严刑,使士卒畏服。
好的军队是由名将带出来的,但究竟何谓名将?所谓名将,有没有一种公认或者客观的标准?历史上的军事家都把性格作为名将的基本要素,而谈到性格,又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素质。我们可以将此统称为“将道”(generalship)。古今中外讨论将道的著作中,曾有各种不同的分类,纽先钟先生在《战略家》(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 年出版)一书中,把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观念合为一体,给予“将道”一种现代化的解释。
纽先生参照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把孙子的“五德”重新排列为:勇、智、信、仁、严。克氏把勇气放在智慧之前,这是值得一说的。克氏认为,勇气可分为两大类:肉体勇气,简言之,就是不怕死;精神勇气,是一种较高级的勇气,实则为一种担当。分别言之,精神勇气似乎又可分为四种:自信的勇气,即将军对自己的意见、计划、判断都必须有充分的信心,不受外来的无理干扰;冒险的勇气,战争毕竟还是一种赌博,危险与机会不可分割,为将者必须敢于投机,敢于冒险;决断的勇气,即将军必须有当机立断的勇气,不可以犹豫不决;坚持的勇气,一场会战要打很多天,一次战役要打几个月,一场战争要打好几年,如果缺乏苦撑到底的勇气,根本不能成为名将。
我认为,克劳塞维茨把勇气作为为将者应具备的首要因素,有一个重大原因:将军毕竟是一种“行动的人”,他必须采取行动,而不是纸上谈兵。将军与战略家的区别何在?纽先钟对战略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行动,一种计划。专以思想为务者,可称之为战略思想家,专以行动为务者,则可称之为“将”。从行动的观点来看,战略亦即“将道”。能把思想化为行动,战略始不至于沦为空谈。联想集团 CEO 杨元庆说:“对于企业来讲,制定正确的战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战略的执行。能否将既定战略执行到位,是企业成败的关键。”
思想与行动之间也要有一座桥梁,否则就会彼此隔绝,无法形成战略的整体。此一桥梁即为计划。有计划,思想始能有体系,始能逐步付之行动。计划乃行动之基础,行动必须接受计划的指导。在古代战争比较简单的时候,拟定计划的人往往就是指挥作战的人。换言之,计划和行动均是为将的任务。时至近代,军队内出现专业分工,计划的作出与执行,开始分别由不同的人来负责。执行者为指挥官,计划者为幕僚。19 世纪,欧洲各国普遍设立参谋本部,其专业就是制定战略计划,这也是战争环境变得日益复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五德”中的其他三个因素─信、仁、严,都与战争的复杂化和组织化相关。看中国古代的小说,两军对阵,常常是双方主将让对手放马过来,枪刀锤戟大战一通,一方主将败走,另一方就掩杀过去,胜负立判。实际的战争远不是这么简单。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在战争中,一切的事情都很简单,但简单并不一定容易。为什么不容易?主因是战争要由人来进行。所谓“战争机器”只是一种形容,事实上,这部机器不是由齿轮或螺丝钉所组成,而是由活人组成。因此,将军除了会打仗以外,还要会带兵,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基础。
简言之,名将必须具有领导和组织的才能。战争是一种集体性的努力。在古代的战争中,将领的指挥还可以是个人的、现场的和直接的,到了近代,由于战争范围日益扩大,所用兵力日益众多,技术因素越来越复杂,若无出色的领导与组织,军队根本无法行动。如何将许多外人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进行生死存亡的决斗,关键就是“信”、“仁”和“严”。
纽先钟说:“一位名将当然应该精通战略,又或推而广之,更应精通战争艺术的其余部分(战术、后勤等都包括在内)。但仅凭这一点,还是不足以成为名将。将道的范围要远为广泛,包括领导、组织等方面在内,而且也牵涉到人性和心理等问题。换言之,将道的境界比战略(或战争艺术)更高一层,而其内涵也远为复杂、微妙。”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教授
联系方式:huyong@pk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