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淘金记 电影 土豆:夕阳晚照－－两宋繁华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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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晚照－－两宋繁华往事
1126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就在这一年北方森林中蛮族金人的军队如潮水般攻入汴京，洗劫了这个文明世界最大的都市，习惯了和平生活的汴梁市民们在火焰飞舞的街道上逃散，流血，死亡，无人能够幸免。金人掠夺了满车宝石和琥珀，无数的黄金白银。城破之日，钦宗和他的去年退位的父亲徽宗仍在城中，他们没有来得及逃出去。钦徽二帝和他们的两千五百多名皇族子弟一齐被掠往塞外极寒之地，也就是今日的黑龙江。一路上的颠簸之苦，流离之疼自不必说，这些押解的金兵对这群昔日的凤子龙孙极尽凌辱之能事，女子多半受到金兵污辱，片刻不息，甚至在休息小解时也不停息。余者或辗转于沟壑，或亡于利刃之下。亡国之余，一个亡于野蛮人的国家，还能企盼会有其它的结果吗？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耻，北宋就此灭亡，是被北方森林中的蛮族灭亡的。赵宋自开国来，并无失德于民，甚至可以说天水一朝是中国人生活最好的朝代。因此他的灭亡就特别让人痛心，千载之下，思之犹感痛惜！
靖康难后，宋室南迁，大批汉人随之南下，以避开金人的兵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徙，与第一次迁徙一样，汉人的南迁也是迫于游牧民族南侵的压力。游牧民族对定居的先进的汉人文明保持了两千多年的压力，他们往往在秋冬季节发动对城市和乡村的入侵，掠夺粮食，财宝，绑架妇女儿童，杀死成年男子，蒙古高原原来的白种蒙古人奴隶主最后被黄种蒙古人取代就是因为他们被黄种人基因淹没的缘故。这些游牧民正如狼群，在寒冷的冰天雪地中，忍着饥渴，窥视着农人的庭院，一旦农人疏忽，或者失去防守的勇气，狼群即击破农人庭院的篱笆，咬死所有的牲畜，然后在其它农人赶来之前迅速远遁。游牧民族正是以他们来去如风的战术，精良的骑射，狼一样的耐心和残忍，所以能够屡次灭亡汉人的国家。
汉人国家在强盛时也能反击游牧民族成功，最为汉人所津津乐道者莫过于强汉盛唐，汉初经过避让匈奴的休生养息后，在武帝时代开始反击，倾全国之力对北方草原连续用兵，达四十余年，“游侠儿皆效死北疆”，汉军夺回河套，匈奴人作歌道“失我燕支山，使我六畜不得藩息乎；失我燕支山，是我妇女无颜色。”霍去病带领一支军队甚至到达狼居胥山，即今天蒙古的杭爱山脉。唐朝兴起时，突厥亦为北方大国，却是一个泥足巨人，在唐将李靖一击之后，他们的国家就象雪崩一样崩溃了。柴达木碑写道：“其清白女子，陷为唐奴；其骁勇子弟，为唐皇效力，向东到达日出之地；向西达铁门。”那时的游牧民族为松散的部落制国家，国家组织尚不严密，无法与先进的农业国抗衡。但是五代十国后，契丹人的国家辽获得了燕云十六州，开始汉化进程，组织起游牧民族的封建化国家，骁勇的战士加上汉人的组织和政治制度，使得后起建国的宋人无法对辽人战而胜之。然而半汉化的契丹人亦无法战胜比他们更野蛮的女真人，女真灭辽的同时，发现了南方这个盟友的虚弱，顺手便攻下了汴梁，占领了北中国，与南方的残宋夹江对峙。
后人每论宋，不免诟之曰：弱宋，然而吾人却有不同于主流的见解。宋的政治制度极有特色，概括言之无非强干弱枝，崇文抑武。一，削宰相权，左右设枢密院和三司，分军权和财权，宰相权力则“远逊汉唐矣”；二，设御使台和谏院，合称“台谏”，只对皇帝负责，监督政府，隐有现代监督制度的雏形，前期制度没有受到君主，权相干扰时，运作相当良好，但是后期流于形式，不重取证，风闻言事，往往成党争，以及诬陷之源；三，设四监司，加强了对地方政务的控制，在州以上设路，每路设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刑安察使，提举常平使等四司，分管地方军，财，刑，粮，他们直接对中央负责。军事方面，一，不得不提的是杯酒释兵权，我朝太祖每不屑唐宗宋祖，以为稍逊风骚。然观太祖贬少奇及斥德怀事，其胸怀则远逊宋太祖。宋太祖对待功臣的态度是虽不愿共享天下，亦愿意让功臣们”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以终其天年”。其宽仁自不必多言；二，定制兵之法，简单言之，枢密院掌握募兵，训练，补给，屯戍，补充等，相当于我朝总后和总装以及总参。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总号为三帅，握领军之权，不可逾越，则相当于我党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其军事机构叠床架屋，一二年内驻外军队即换防，其领军将领亦定期更换，使“兵无长帅，帅无长师”，然而却生了另外一个弊端，即“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埋下日后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迭遭失败之伏笔；三，文官领军，文人固然少有倚兵自重之心，但是在周边群狼环伺的情况下，仍然不敢重用武将，则是自寻死路。有宋一代，作为武人，其境遇是比较凄惨的，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好男不当兵”的俗语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因为采用募兵制，因此兵源素质不高，其宗旨是“每多募一兵，则山野少一贼”，可能是成熟文明的通病吧，社会精英都聚集到文人那边去了，从事文学，历史，科技或者官员的工作的人的待遇和前途要远远好过于做一个职业军人。决不类游牧民族，全民皆兵，概因其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动员容易，经济层次低下，没有基本的文明的积累，劫掠成了他们正常的生活方式，他们四处劫掠定居民，宛如人类社会肌体上的癌症，在亚洲中部向四处蔓延，在火器广泛应用于军事前，各大主流文明总是屡屡 被野蛮人打败，罗马帝国亡于森林中的蛮族－日尔曼人，东罗马帝国亡于突厥，阿拉伯帝国亡于蒙古，东方的汉人屡次亡国于女真，蒙古。
国家的灭亡往往伴随着人口的丧失，经济的倒退，典籍的毁灭，技术积累的消失，总之，游牧民族对定居民的入侵会迟滞文明的正常进步的步伐，伴随着无数人生命的丧失，无数个人生命的丧失便意味着整体文明的灾难。然而，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不体谅民意，肆意压迫人民的话，不但会引起内乱，也会惹来外敌的觊觎。北宋亡于女真，南宋亡于蒙古，却不是亡于内乱，那么她亡于北方游牧民真的是天数注定，没法逃脱的命运么？
宋代的经济不同于以往，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铤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经济的发展自然带来观念的改变，宋代已有不少人改变了以前把手工业当作末业的看法,而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并说这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不可以改变的事实。
宋人市民社会的发育亦已比较成熟，宋人虽然重视宗族，敦亲睦邻，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的扩大，也造成个人进出宗族内外的灵活转圜余地。人口大规模流动，自中唐已始兴起，到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这种趋势。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亦应运而生。中国自古有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在宗族社会和朝廷庙堂之间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公共社会空间，才有可能培育出新兴经济的萌芽。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 (《中国风俗史》(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175页)。
这就道出了士族地位上升时代，晋身的阶梯已非依靠家族和血缘的助力，而是强调了个人奋斗的重要。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很少有人因此被处死。因此宋人士风大振，士大夫阶层自然以天下为己任，敢于进谏，参与政权的程度很深，君主的权利受到很大的制约，号称“士大夫与人君共治天下”，宋朝因此被称为士大夫的王朝。
最近在阅读《东京梦华录》，《武林纪事》，《吴船录》，《两宋－在繁华中沉没》等书，所以整理出几个专题，愿与同好分享。
宋军对抗游牧民族骑兵的冷兵器
中国古代的冷兵器, 主要是步兵兵器, 在宋代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 所谓“十八般兵器”,到此时已基本全部出现, 且趋于定型, 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
宋的外敌主要是北方蛮族建立的封建化的半汉化的辽, 金, 西夏等朝的骑兵, 因此针对骑兵的冷兵器如***, 斧等等到很大发展. 中国历史上, 汉人面对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游牧部落族, 南方, 西南的方向的威胁相对而言就很小, 论坛上讨论这个问题很多次了, 可能与亚洲中部的广大草原地带适合游牧, 不适合农耕民族的生存有关吧. 加上宋朝失去了燕云十六州的屏障(其实宋军后来夺回两州), 对付起游牧部落的入侵就比较吃力.
早在宋朝建立时起, 北宋政府就设立了规模庞大而专业的兵器作坊来制造兵器, 如汴梁的南北作坊, 又建立了***院, 南、北两作坊设在汴梁的兴国坊，主要制造各种铠甲和刀、枪等兵器以及兵幕、甲袋等装备; ***院专门负责远射兵器的生产, 制造各种强弓劲***和各类箭支.
北宋的军队以步兵为主，所以《武经总要》中记录的各种冷兵器，也是以步兵兵器为重点。主要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和防护装具三类.
第一类, 远距离投射兵器
宋朝的冷兵器最主要的是弓和***, 用来降低骑兵的冲击. 《武经总要》里记录了四种：黄桦弓、黑漆弓、白桦弓和麻背弓, 它们都是复合弓. 《总要》中记录的***有黑漆***、雌黄桦梢***、白桦***、黄桦***、跳镫***和木***六种, 前四种是较强的***, 由士兵自己踏张; 后两种***是较小的, 由士兵用臂力开***. 弓和***所用的箭, 有点钢箭、铁骨丽锥箭、木扑头箭、三停箭、飞羽箭等. 以上的弓和***, 都是利用一个士兵的力量就可以发射的, 便于行军野战, 是部队中大量配备的兵器. 比起著有名声的英格兰长弓, 应该说复合弓是结束了长弓的时代. 它的弓体由多种材料复合而成, 因为倔强系数不同, 将各种材料粘和在一起的工艺要求极高, 射击精度和杀伤力也非常可怕, 缺点是制造成本太高.
北宋最厉害的***是出现于唐初的床子***, 经过改良, 宋朝最大的床***竟然需要七十人拉弦, 射程达465米.宋辽第三次大战, 此种床***阵前射杀辽军大将箫鞑览, 辽军为之丧气.
宋神宗时, 出现了很有名的神臂弓, 是用脚踏张的, 威力很大, 韩世忠把它改良成克敌弓, 射程远达558米, 在460米射程里, 可以贯穿两层铠甲鳞片. ***毫无疑问是宋人的王牌武器, 放在今天就是美军武库中的战斧巡航导弹了,可惜的是宋人的对头往往奄有汉地,他们学习也很快, 不再是只知盘弓射大雕的蛮汉了, 所以很快宋人就失去了技术上的种种优势, 在反侵略斗争中往往一败再败.
第二类, 近距离格斗兵器
《武经总要》里讲到北宋军队装备的格斗兵器，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格斗兵器，另一类是北宋时期新出现的兵器类型. 前一类主要是刀和枪；后一类主要是各种棒类以及骨朵(蒜头)、铁链夹棒等.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宋人的大斧, 大斧不是宋人发明, 然而以大斧对抗重甲骑兵却始于南宋. 南宋中兴四将专以大斧克敌, 砍金军马脚也. 想想以步兵对抗骑兵这样子格斗还是需要士兵个人的强大膂力和勇气的. 宋人大斧, 全长3米,重约5公斤, 需要双手操控的.老朋友完颜宗弼(女真人民的好儿子兀术同志)说:”宋用军器, 大妙者不过神臂弓, 次者重斧, 外无所惧.”以他攻略了半个中国的百战之将的身份说出来, 想来宋人的这两项兵器确实是有它的长处的.不过作为宋人的拥趸, 宋人缺马,我对金人不学无术, 专以高头大马压人的作风很是不满.
至于第三类防护装具什么的, 宋人使用的是传统的盾牌和铠甲. 没有什么亮点可以说的.
关于大斧再加一句, 神宗的永裕陵的西侧镇陵将军就是一手持大斧的很典型的形象, 发个图上来大家看看.
宋朝18帝中,神宗是很有进取心的一个, 上文提到永裕陵, 看到了下面神宗的简历, 就发上来大家看看.
神宗赵顼（1048—1085），英宗长子，母亲高皇后，20岁即位，在位18年（1067—1085），38岁时病死，年号：熙宁、元丰。
由永熙陵西行，穿过滹沱村，越过坞罗河的一条支流（该河全年大部时间为干涸的深沟），再向西6里，就到了八陵村，村东南约里许，有一高大陵冢，这就是900年前以锐意政治革新著名史册的皇帝——宋神宗赵顼的陵墓“永裕陵”。
北宋皇朝自仁宋以后，国势一天比一天地衰落，内忧外患严重，赵顼自幼在父亲赵曙身边，亲眼目睹了先是仁宋后是他父亲的内政、外交上所遭受的屈辱和艰难情景，给他的心灵打上深刻的烙印。1067年他登上帝位不久，即命王安石越级到中央任职，以推行新法，改革政治。他本人在宫中常常脱下帝服，换上金甲戎装，以示自己富国强兵的决心。在朝堂上他经常与大臣“论兵”，以激励将帅去攻辽、破夏扭转战局。元丰四年（1081），宋发兵百万，五路会剿西夏。熙河（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一战，却中了敌人诱兵之计，西夏军夜决黄河水，灌宋师于灵州（宁夏灵武西南）城下，宋军被淹溺、冻饿而死的，有数十万人之多。五年（1082），永乐寨（陕西米脂县西）一役，宋军又惨败，统帅徐禧，大将高永能、李稷以下死难将士达十余万人。当战败的消息深夜传到宫中时，神宋心如刀割，彻夜不能成眠，绕床踱步，直到天明。早朝会见大臣时又声泪俱下，不能自己，直哭得满朝大臣个个“不敢仰视”。战场上的惨败，对这位有心图强的君王的打击太大了，从此郁郁寡欢，“惊悸患病”。元丰七年，举行秋宴，当他正要举杯与宰相王安礼相贺时忽得风疾，两手痿软不能持杯，将酒洒了一地，口舌木僵，说话困难，宴会只得终止。到八年正月，病情加重，三月五日，这位年轻的皇帝，怀着未竞之志，在福宁殿“仓卒晏驾”。
百万将士效死沙场, 然而也不能击败党羌, 这个蕞尔小国一直顽强地捱到南宋, 直到蒙古人给他最后一击, 然而蒙古人却不是省油的灯, 成吉思汗的政治遗言之一就是要他的儿孙屠灭党羌人,而后党羌果然灭种.未知其当初击败宋人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神宗其实还是心理脆弱了点. 看看历史就知道, 胜败实乃兵家常事也.我等汉人保有世界最广大之人口, 实在很难完全亡国灭种啊,比如连最恐怖的哥斯拉蒙古人也没有把我们怎么样啊?
宋军对抗游牧民族骑兵的热兵器(王曾瑜著)
宋人改良了自唐晚期就应用于战场的火器, 用来抵挡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 宋人火器也可分为三类, ‘燃烧类’, ‘爆炸类’, ‘抛射性管形火器’.
早期的火器, 基本上是燃烧性火器, 如火箭, 火枪和火球等. 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 用以焚烧对手的船只, 粮食或者营房什么的, 我估计真用在辽兵或者金兵阵前时, 也只能起到吓唬敌方小兵的作用, 而且是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 估计刚刚他们北方草原或者密林中的老窝里爬出来的野人吧.
宋朝无疑是中国火药兵器发展的重要阶段。宋代的火药兵器，大致可作以下三方面的介绍。 一，宋朝已经组织了火药兵器的成批生产。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设有广备攻城作，后隶属军器监，看来是专门制作攻城军械的。“其作凡一十目，所谓火药、青窑、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炉、皮作、麻作，窑子作是也”。火药作是十作之一。各作的手工生产“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诵其文，而禁其传”(《尘史》卷上《朝制》)。火药等制作，都有一定的工艺规范，工匠等须进行背诵，却禁止外传。宋仁宗时的《武经总要》前集卷11和卷12，就记载了毒药烟球。火炮和蒺藜火球三种火药配方。黑火药的主要成分，是硫黄 (S)、焰硝(KNO3)和炭(C)。北宋为了生产火药，从日本大量进口硫黄。如宋神宗时，“募商人于日本国市硫黄五十万斤”，“每十万斤为一纲”，自明州押送开封府(《宋会要》食货38之33)。北宋虽然严禁火药制作技术的外传，但辽人还是得到了此项技术，在“燕京日阅火炮”，于是北宋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榷场私买硫黄、焰硝”(《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辛酉)。 南宋时，看来一些军事重镇都设有火药制造工场。如宋理宗时，江陵府“一月制造一，二千只”铁火炮(《可斋续稿》后卷5《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建康府在两年三个月的时间内，“创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其中“创造三万八千三百五十九件”，计有：
十斤重铁炮壳四只，
七斤重铁炮壳八只，
六斤重铁炮壳一百只，
五斤重铁炮壳一万三千一百零四只，
三斤重铁炮壳二万二千零四十四只，
火***一千只，
火***一千只，
突火筒三百三十三个，
火蒺藜三百三十三个，
火药弄袴枪头三百三十三个，
霹雳火炮壳一百只。
“添修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五件”，计有：
火***九千八百零八只，
火***一万二千九百八十只，
突火筒五百零二个，
火药弄袴枪头一千三百九十六个，
火药蒺藜四百零四个，
小铁炮二百零八只，
铁火桶七十四只，
铁火椎二十三条(《景定建康志》卷39)。
可见建康府月产铁火炮的水平，大致与江陵府差不多。由于建康府火药生产的发达，宋度宗时，还“改筑炮药库”(《金陵新志》卷3中)。除上述两个府外，其他军事重镇也应有较大规模的火药兵器生产。 二，宋朝的火药兵器，大致可分为燃烧性、爆炸性和管形火器三类。燃烧性的火器出现最早，许洞说： “飞火者，谓火炮、火箭之类是也。”(《虎钤经》卷6《火利第五十三》)末时所谓“火炮”，当然不是现代的管形火炮，而是用人力抛石机抛射各种引火物。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1至卷13记载，当时火炮的火药中还有黄蜡、松脂等物，将这类物质“同熬成膏”，再用“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伍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熔松脂傅之”，整个火球可“重及十二斤”，而用火炮抛射。其他如铁嘴火鹞、竹火鹞等类，“皆以炮放之，燔贼积聚及惊队兵”。宋时火箭往往是用火药引火的， “凡燔积聚及应可燔之物，并用火箭射之，或弓，或***，或床子***，度远近放之”。“火箭，施火药于箭首，***通用之”。火药鞭箭，“以火药五两贯镞后，燔而发之”。所谓“火***”和“火***”，即是分别用弓和***发射的。宋太祖时，“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宋史》卷197《兵志》)。直到北宋末年，开封仍藏有“太祖平唐火箭二万支，金汁、火炮样”(《会编》卷97《朝野佥言》)。宋初的火箭尚不能确认为一定是火药箭，而火炮则无疑应是火药兵器。 黑火药的爆炸威力不大，故爆炸性火器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1和卷12记载，烟球“用火药三斤，外傅黄蒿一重，约重一斤”，毒药烟球“重五斤”，“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这两种火器“并以炮放之，害攻城者”。霹雳火球用火药三、四斤，专用于地道中施放，“用火锥烙球，开声如霹雳然，以竹扇簸其烟焰，以熏灼敌人”。南宋前期的采石水战时，宋军施放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之以石灰、硫黄”，爆炸后，“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诚斋集》卷44《海鰌赋》)。总的说来，这类兵器虽然也利用黑火药的爆炸力，但爆炸本身不具有杀伤作用，而是用爆炸力扩散烟雾、石灰或有毒气体。 蒺藜火球也用火药，“以三枝六首铁刃”，“又施铁蒺藜八枚”，用炮抛射，“放时烧铁锥烙透，令焰出”，藉爆炸力进发铁蒺藜等杀敌，可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爆炸性兵器。南宋后期大量生产的铁火炮，是标准的爆炸性火器，铁火炮的铁壳内装填火药，爆炸时进发铁片，杀伤敌人，已接近于后世的炮弹。宋宁宗嘉定后期，金军攻打蕲州，也使用铁火炮，“其声大如霹雳”，“其形如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一名宋兵“被金人以铁火炮所伤，头白面霹碎，不见一半”(《辛巳泣蕲录》)。由于黑火药的爆炸力不大，故铁火炮的杀伤力，与石炮尚难分高下。 管形火器的问世，是一大进步，后世的枪炮即由管形火器逐渐演变发展而成的。南宋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府，“以火炮药造下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皆用两人共持一条”(《守城录》卷4)，“以六十人持火枪自西门出”，焚烧攻城的李横军的天桥(《宋史》卷377《陈规传》)。这种火枪看来应是火药喷火器，但具体形制不详。宋时有一兵书，叫《行军须知》，其中谈到守城战术，“用火筒、火炮，长枪、檑木、手炮伤上城人”(《永乐大典》卷8339)。南宋晚期，建康府生产的火器中有火药弄挎枪头和突火筒。李曾伯向宋廷报告静江府贮存的火器，“火枪则止有一百五筒”(《可斋续稿》后卷5《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张顺和张贵率死士三千人，战船百艘增援襄阳府，“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宋史》卷450《张顺传》)。宋末扬州之战，宋方“骑土二人挟火枪刺(史)弼，弼挥刀御之，左右皆仆”(《元史》卷 162《史弼传》)。看来当时所谓火筒或突火筒，其实即是类似陈规所用的火药喷火器，而火枪或火药弄袴枪，即是在枪头上装置了喷火筒，使之兼可烧人。这些管形兵器与后世的枪炮尚有差别。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寿春府“又造突火枪，以钜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宋史》卷197《兵志》)。这种突火枪已接近后来的枪炮，是一大进步。 总结以上的介绍，宋朝三百余年间，火药兵器有相当的进步。尽管出现了铁火炮，却仍用抛石机抛射，出现了发射子窠的突火枪，却尚未用金属做发射管。这是宋代火药兵器进步的极限，却也决定了后世火药兵器发展的方向。 三、宋军已装备了各种火器，特别在南宋中期和后期，火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北宋神宗时，在熙州、河州等地部署防守，由开封府运送一批兵器前往，其中包括黄桦弓、神臂弓和黄桦乌梢金线弓各三千张，斩马刀和劈阵刀各一万柄，新样齐头刀一万五千口，黑漆独辕***二千枝，黑漆床***一千副，锥枪一万条，射甲弓长箭二十万只，神臂***三万只，独辕***二十万只，马黄***五十万只，神臂弓火箭十万只，火药***二万只，火药火炮箭二千只，火弹二千枚(《长编》卷343元丰七年二月癸巳)。现在已不知火弹为何物，但火弹与神臂弓火箭、火药***、火药火炮箭等无疑都是火器，并已在兵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自北宋末期至南宋前期，如开封府、洺州等地的守卫战中，不仅宋军使用火箭、火炮，金军在攻城时，也使用火炮。[《会编》卷68，《宋史》卷247《赵士晤传》，《靖康要录》卷13靖康元年闺十一月十二日。]但当时火器的应用，似尚局限于城市的攻守，而如富平、和尚原之战、仙人关、顺昌、郾城、颍昌等著名战役，直至宋军的符离之溃，尚不见有使用火器的记录。 到南宋中期和后期，火药兵器在兵器中的比重无疑是增大了。宋军抗击金军和元军，已离不开火药兵器。宋宁宗开禧时，金军攻击襄阳府，赵淳派军士出击，以火箭，霹雳炮、火炮等射入金营(《襄阳守城录》)，可知当时火器也应用于野战。嘉定末年，金军围攻蕲州，当时该州贮备的兵器计“***有七十万，***有三十五万有奇”，划车***“约五万只”。战斗开始时，宋方部署守城的有“***火药箭七千只，弓火药箭一万只，蒺藜火炮共三千只，皮大炮二万只”，这些数字看来尚非是蕲州贮备火药兵器的全部(《辛巳泣蕲录》)。蕲州不是南宋头等的边防军事重镇，但从该州贮备火器在兵器中的比例，以及与前述北宋后期调拨熙州、河州等地的军器数量相比较，不难看出当时使用火器的广泛程度。镇江府的防江军有一次调拨武器给都统司，其中也包括“火药***五百只”，“火药***五百只”，“蒺藜火炮二百个”(《嘉定镇江志》卷 10)。 宋理宗时，李曾伯调查静江府的贮备火器，说“见在铁火炮大小止有八十五只而已，如火箭则止有九十五只，火枪则止有一百五筒，据此不足为千百人一番出军之用”，而“荆、淮之铁火炮动十数万只”(《可斋续稿》后卷5《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在战争中如此大量地施用火药兵器，确是前所未有的。在宋元战争中，宋军曾在濠州用火枪、火炮、火箭、火蒺藜击败元军(《金陵新志》卷14《刘虎传》)。端平二年(1235)庐州之战时，蒙古军“为火炮击死一大将”(《金陵新志》卷14《王鉴传》)。由于火药兵器的大量贮备，有时还发生“炮祸”，丞相赵葵“豢四虎于火药库之侧，一日焙药，火作，众炮鯈发，声如震霆，地动屋倾，四虎悉毙”(《癸辛杂识》前集《炮祸》)。南宋亡国时，樊城守将牛富“投炮火中自焚死”(《金陵新志》卷13《牛富传》)。静江府娄姓钤辖与部兵二百五十人，“拥一火炮然之”而自杀，火炮爆炸后，“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元军亦“多惊死者”，娄钤辖及其部兵更是“灰烬无遗” (《宋史》卷451《马墍传》)。这显然是一具有相当爆炸力的火器。 南宋初，在水军中已配备了火箭、火炮等兵器(《宋会要》兵29之32)。宋理宗时，包恢也说，水军中“自有火炮之法”，还有“火箭环射”战术，可“不一时间，延烧数百者”(《敝帚稿略》卷1《防海寇申省状》)。元朝灭宋时，宋军和元军也都在水战中使用火药兵器(《宋史》卷450《张顺传》，卷451《张世杰传》) 以上从生产、质量和数量三个方面，介绍宋朝火药兵器的发展状况。一方面，宋朝的火器固然没有在兵器中占主要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无疑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节主要参据已故冯家升先生《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一书，并作若干补充。]
1126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就在这一年北方森林中蛮族金人的军队如潮水般攻入汴京，洗劫了这个文明世界最大的都市，习惯了和平生活的汴梁市民们在火焰飞舞的街道上逃散，流血，死亡，无人能够幸免。金人掠夺了满车宝石和琥珀，无数的黄金白银。城破之日，钦宗和他的去年退位的父亲徽宗仍在城中，他们没有来得及逃出去。钦徽二帝和他们的两千五百多名皇族子弟一齐被掠往塞外极寒之地，也就是今日的黑龙江。一路上的颠簸之苦，流离之疼自不必说，这些押解的金兵对这群昔日的凤子龙孙极尽凌辱之能事，女子多半受到金兵污辱，片刻不息，甚至在休息小解时也不停息。余者或辗转于沟壑，或亡于利刃之下。亡国之余，一个亡于野蛮人的国家，还能企盼会有其它的结果吗？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耻，北宋就此灭亡，是被北方森林中的蛮族灭亡的。赵宋自开国来，并无失德于民，甚至可以说天水一朝是中国人生活最好的朝代。因此他的灭亡就特别让人痛心，千载之下，思之犹感痛惜！
靖康难后，宋室南迁，大批汉人随之南下，以避开金人的兵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徙，与第一次迁徙一样，汉人的南迁也是迫于游牧民族南侵的压力。游牧民族对定居的先进的汉人文明保持了两千多年的压力，他们往往在秋冬季节发动对城市和乡村的入侵，掠夺粮食，财宝，绑架妇女儿童，杀死成年男子，蒙古高原原来的白种蒙古人奴隶主最后被黄种蒙古人取代就是因为他们被黄种人基因淹没的缘故。这些游牧民正如狼群，在寒冷的冰天雪地中，忍着饥渴，窥视着农人的庭院，一旦农人疏忽，或者失去防守的勇气，狼群即击破农人庭院的篱笆，咬死所有的牲畜，然后在其它农人赶来之前迅速远遁。游牧民族正是以他们来去如风的战术，精良的骑射，狼一样的耐心和残忍，所以能够屡次灭亡汉人的国家。
汉人国家在强盛时也能反击游牧民族成功，最为汉人所津津乐道者莫过于强汉盛唐，汉初经过避让匈奴的休生养息后，在武帝时代开始反击，倾全国之力对北方草原连续用兵，达四十余年，“游侠儿皆效死北疆”，汉军夺回河套，匈奴人作歌道“失我燕支山，使我六畜不得藩息乎；失我燕支山，是我妇女无颜色。”霍去病带领一支军队甚至到达狼居胥山，即今天蒙古的杭爱山脉。唐朝兴起时，突厥亦为北方大国，却是一个泥足巨人，在唐将李靖一击之后，他们的国家就象雪崩一样崩溃了。柴达木碑写道：“其清白女子，陷为唐奴；其骁勇子弟，为唐皇效力，向东到达日出之地；向西达铁门。”那时的游牧民族为松散的部落制国家，国家组织尚不严密，无法与先进的农业国抗衡。但是五代十国后，契丹人的国家辽获得了燕云十六州，开始汉化进程，组织起游牧民族的封建化国家，骁勇的战士加上汉人的组织和政治制度，使得后起建国的宋人无法对辽人战而胜之。然而半汉化的契丹人亦无法战胜比他们更野蛮的女真人，女真灭辽的同时，发现了南方这个盟友的虚弱，顺手便攻下了汴梁，占领了北中国，与南方的残宋夹江对峙。
后人每论宋，不免诟之曰：弱宋，然而吾人却有不同于主流的见解。宋的政治制度极有特色，概括言之无非强干弱枝，崇文抑武。一，削宰相权，左右设枢密院和三司，分军权和财权，宰相权力则“远逊汉唐矣”；二，设御使台和谏院，合称“台谏”，只对皇帝负责，监督政府，隐有现代监督制度的雏形，前期制度没有受到君主，权相干扰时，运作相当良好，但是后期流于形式，不重取证，风闻言事，往往成党争，以及诬陷之源；三，设四监司，加强了对地方政务的控制，在州以上设路，每路设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刑安察使，提举常平使等四司，分管地方军，财，刑，粮，他们直接对中央负责。军事方面，一，不得不提的是杯酒释兵权，我朝太祖每不屑唐宗宋祖，以为稍逊风骚。然观太祖贬少奇及斥德怀事，其胸怀则远逊宋太祖。宋太祖对待功臣的态度是虽不愿共享天下，亦愿意让功臣们”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以终其天年”。其宽仁自不必多言；二，定制兵之法，简单言之，枢密院掌握募兵，训练，补给，屯戍，补充等，相当于我朝总后和总装以及总参。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总号为三帅，握领军之权，不可逾越，则相当于我党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其军事机构叠床架屋，一二年内驻外军队即换防，其领军将领亦定期更换，使“兵无长帅，帅无长师”，然而却生了另外一个弊端，即“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埋下日后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迭遭失败之伏笔；三，文官领军，文人固然少有倚兵自重之心，但是在周边群狼环伺的情况下，仍然不敢重用武将，则是自寻死路。有宋一代，作为武人，其境遇是比较凄惨的，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好男不当兵”的俗语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因为采用募兵制，因此兵源素质不高，其宗旨是“每多募一兵，则山野少一贼”，可能是成熟文明的通病吧，社会精英都聚集到文人那边去了，从事文学，历史，科技或者官员的工作的人的待遇和前途要远远好过于做一个职业军人。决不类游牧民族，全民皆兵，概因其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动员容易，经济层次低下，没有基本的文明的积累，劫掠成了他们正常的生活方式，他们四处劫掠定居民，宛如人类社会肌体上的癌症，在亚洲中部向四处蔓延，在火器广泛应用于军事前，各大主流文明总是屡屡 被野蛮人打败，罗马帝国亡于森林中的蛮族－日尔曼人，东罗马帝国亡于突厥，阿拉伯帝国亡于蒙古，东方的汉人屡次亡国于女真，蒙古。
国家的灭亡往往伴随着人口的丧失，经济的倒退，典籍的毁灭，技术积累的消失，总之，游牧民族对定居民的入侵会迟滞文明的正常进步的步伐，伴随着无数人生命的丧失，无数个人生命的丧失便意味着整体文明的灾难。然而，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不体谅民意，肆意压迫人民的话，不但会引起内乱，也会惹来外敌的觊觎。北宋亡于女真，南宋亡于蒙古，却不是亡于内乱，那么她亡于北方游牧民真的是天数注定，没法逃脱的命运么？
宋代的经济不同于以往，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铤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经济的发展自然带来观念的改变，宋代已有不少人改变了以前把手工业当作末业的看法,而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并说这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不可以改变的事实。
宋人市民社会的发育亦已比较成熟，宋人虽然重视宗族，敦亲睦邻，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的扩大，也造成个人进出宗族内外的灵活转圜余地。人口大规模流动，自中唐已始兴起，到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这种趋势。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亦应运而生。中国自古有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在宗族社会和朝廷庙堂之间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公共社会空间，才有可能培育出新兴经济的萌芽。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 (《中国风俗史》(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175页)。
这就道出了士族地位上升时代，晋身的阶梯已非依靠家族和血缘的助力，而是强调了个人奋斗的重要。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很少有人因此被处死。因此宋人士风大振，士大夫阶层自然以天下为己任，敢于进谏，参与政权的程度很深，君主的权利受到很大的制约，号称“士大夫与人君共治天下”，宋朝因此被称为士大夫的王朝。
最近在阅读《东京梦华录》，《武林纪事》，《吴船录》，《两宋－在繁华中沉没》等书，所以整理出几个专题，愿与同好分享。
宋军对抗游牧民族骑兵的冷兵器
中国古代的冷兵器, 主要是步兵兵器, 在宋代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 所谓“十八般兵器”,到此时已基本全部出现, 且趋于定型, 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
宋的外敌主要是北方蛮族建立的封建化的半汉化的辽, 金, 西夏等朝的骑兵, 因此针对骑兵的冷兵器如***, 斧等等到很大发展. 中国历史上, 汉人面对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游牧部落族, 南方, 西南的方向的威胁相对而言就很小, 论坛上讨论这个问题很多次了, 可能与亚洲中部的广大草原地带适合游牧, 不适合农耕民族的生存有关吧. 加上宋朝失去了燕云十六州的屏障(其实宋军后来夺回两州), 对付起游牧部落的入侵就比较吃力.
早在宋朝建立时起, 北宋政府就设立了规模庞大而专业的兵器作坊来制造兵器, 如汴梁的南北作坊, 又建立了***院, 南、北两作坊设在汴梁的兴国坊，主要制造各种铠甲和刀、枪等兵器以及兵幕、甲袋等装备; ***院专门负责远射兵器的生产, 制造各种强弓劲***和各类箭支.
北宋的军队以步兵为主，所以《武经总要》中记录的各种冷兵器，也是以步兵兵器为重点。主要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和防护装具三类.
第一类, 远距离投射兵器
宋朝的冷兵器最主要的是弓和***, 用来降低骑兵的冲击. 《武经总要》里记录了四种：黄桦弓、黑漆弓、白桦弓和麻背弓, 它们都是复合弓. 《总要》中记录的***有黑漆***、雌黄桦梢***、白桦***、黄桦***、跳镫***和木***六种, 前四种是较强的***, 由士兵自己踏张; 后两种***是较小的, 由士兵用臂力开***. 弓和***所用的箭, 有点钢箭、铁骨丽锥箭、木扑头箭、三停箭、飞羽箭等. 以上的弓和***, 都是利用一个士兵的力量就可以发射的, 便于行军野战, 是部队中大量配备的兵器. 比起著有名声的英格兰长弓, 应该说复合弓是结束了长弓的时代. 它的弓体由多种材料复合而成, 因为倔强系数不同, 将各种材料粘和在一起的工艺要求极高, 射击精度和杀伤力也非常可怕, 缺点是制造成本太高.
北宋最厉害的***是出现于唐初的床子***, 经过改良, 宋朝最大的床***竟然需要七十人拉弦, 射程达465米.宋辽第三次大战, 此种床***阵前射杀辽军大将箫鞑览, 辽军为之丧气.
宋神宗时, 出现了很有名的神臂弓, 是用脚踏张的, 威力很大, 韩世忠把它改良成克敌弓, 射程远达558米, 在460米射程里, 可以贯穿两层铠甲鳞片. ***毫无疑问是宋人的王牌武器, 放在今天就是美军武库中的战斧巡航导弹了,可惜的是宋人的对头往往奄有汉地,他们学习也很快, 不再是只知盘弓射大雕的蛮汉了, 所以很快宋人就失去了技术上的种种优势, 在反侵略斗争中往往一败再败.
第二类, 近距离格斗兵器
《武经总要》里讲到北宋军队装备的格斗兵器，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格斗兵器，另一类是北宋时期新出现的兵器类型. 前一类主要是刀和枪；后一类主要是各种棒类以及骨朵(蒜头)、铁链夹棒等.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宋人的大斧, 大斧不是宋人发明, 然而以大斧对抗重甲骑兵却始于南宋. 南宋中兴四将专以大斧克敌, 砍金军马脚也. 想想以步兵对抗骑兵这样子格斗还是需要士兵个人的强大膂力和勇气的. 宋人大斧, 全长3米,重约5公斤, 需要双手操控的.老朋友完颜宗弼(女真人民的好儿子兀术同志)说:”宋用军器, 大妙者不过神臂弓, 次者重斧, 外无所惧.”以他攻略了半个中国的百战之将的身份说出来, 想来宋人的这两项兵器确实是有它的长处的.不过作为宋人的拥趸, 宋人缺马,我对金人不学无术, 专以高头大马压人的作风很是不满.
至于第三类防护装具什么的, 宋人使用的是传统的盾牌和铠甲. 没有什么亮点可以说的.
关于大斧再加一句, 神宗的永裕陵的西侧镇陵将军就是一手持大斧的很典型的形象, 发个图上来大家看看.
宋朝18帝中,神宗是很有进取心的一个, 上文提到永裕陵, 看到了下面神宗的简历, 就发上来大家看看.
神宗赵顼（1048—1085），英宗长子，母亲高皇后，20岁即位，在位18年（1067—1085），38岁时病死，年号：熙宁、元丰。
由永熙陵西行，穿过滹沱村，越过坞罗河的一条支流（该河全年大部时间为干涸的深沟），再向西6里，就到了八陵村，村东南约里许，有一高大陵冢，这就是900年前以锐意政治革新著名史册的皇帝——宋神宗赵顼的陵墓“永裕陵”。
北宋皇朝自仁宋以后，国势一天比一天地衰落，内忧外患严重，赵顼自幼在父亲赵曙身边，亲眼目睹了先是仁宋后是他父亲的内政、外交上所遭受的屈辱和艰难情景，给他的心灵打上深刻的烙印。1067年他登上帝位不久，即命王安石越级到中央任职，以推行新法，改革政治。他本人在宫中常常脱下帝服，换上金甲戎装，以示自己富国强兵的决心。在朝堂上他经常与大臣“论兵”，以激励将帅去攻辽、破夏扭转战局。元丰四年（1081），宋发兵百万，五路会剿西夏。熙河（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一战，却中了敌人诱兵之计，西夏军夜决黄河水，灌宋师于灵州（宁夏灵武西南）城下，宋军被淹溺、冻饿而死的，有数十万人之多。五年（1082），永乐寨（陕西米脂县西）一役，宋军又惨败，统帅徐禧，大将高永能、李稷以下死难将士达十余万人。当战败的消息深夜传到宫中时，神宋心如刀割，彻夜不能成眠，绕床踱步，直到天明。早朝会见大臣时又声泪俱下，不能自己，直哭得满朝大臣个个“不敢仰视”。战场上的惨败，对这位有心图强的君王的打击太大了，从此郁郁寡欢，“惊悸患病”。元丰七年，举行秋宴，当他正要举杯与宰相王安礼相贺时忽得风疾，两手痿软不能持杯，将酒洒了一地，口舌木僵，说话困难，宴会只得终止。到八年正月，病情加重，三月五日，这位年轻的皇帝，怀着未竞之志，在福宁殿“仓卒晏驾”。
百万将士效死沙场, 然而也不能击败党羌, 这个蕞尔小国一直顽强地捱到南宋, 直到蒙古人给他最后一击, 然而蒙古人却不是省油的灯, 成吉思汗的政治遗言之一就是要他的儿孙屠灭党羌人,而后党羌果然灭种.未知其当初击败宋人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神宗其实还是心理脆弱了点. 看看历史就知道, 胜败实乃兵家常事也.我等汉人保有世界最广大之人口, 实在很难完全亡国灭种啊,比如连最恐怖的哥斯拉蒙古人也没有把我们怎么样啊?
宋军对抗游牧民族骑兵的热兵器(王曾瑜著)
宋人改良了自唐晚期就应用于战场的火器, 用来抵挡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 宋人火器也可分为三类, ‘燃烧类’, ‘爆炸类’, ‘抛射性管形火器’.
早期的火器, 基本上是燃烧性火器, 如火箭, 火枪和火球等. 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 用以焚烧对手的船只, 粮食或者营房什么的, 我估计真用在辽兵或者金兵阵前时, 也只能起到吓唬敌方小兵的作用, 而且是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 估计刚刚他们北方草原或者密林中的老窝里爬出来的野人吧.
宋朝无疑是中国火药兵器发展的重要阶段。宋代的火药兵器，大致可作以下三方面的介绍。 一，宋朝已经组织了火药兵器的成批生产。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设有广备攻城作，后隶属军器监，看来是专门制作攻城军械的。“其作凡一十目，所谓火药、青窑、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炉、皮作、麻作，窑子作是也”。火药作是十作之一。各作的手工生产“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诵其文，而禁其传”(《尘史》卷上《朝制》)。火药等制作，都有一定的工艺规范，工匠等须进行背诵，却禁止外传。宋仁宗时的《武经总要》前集卷11和卷12，就记载了毒药烟球。火炮和蒺藜火球三种火药配方。黑火药的主要成分，是硫黄 (S)、焰硝(KNO3)和炭(C)。北宋为了生产火药，从日本大量进口硫黄。如宋神宗时，“募商人于日本国市硫黄五十万斤”，“每十万斤为一纲”，自明州押送开封府(《宋会要》食货38之33)。北宋虽然严禁火药制作技术的外传，但辽人还是得到了此项技术，在“燕京日阅火炮”，于是北宋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榷场私买硫黄、焰硝”(《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辛酉)。 南宋时，看来一些军事重镇都设有火药制造工场。如宋理宗时，江陵府“一月制造一，二千只”铁火炮(《可斋续稿》后卷5《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建康府在两年三个月的时间内，“创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其中“创造三万八千三百五十九件”，计有：
十斤重铁炮壳四只，
七斤重铁炮壳八只，
六斤重铁炮壳一百只，
五斤重铁炮壳一万三千一百零四只，
三斤重铁炮壳二万二千零四十四只，
火***一千只，
火***一千只，
突火筒三百三十三个，
火蒺藜三百三十三个，
火药弄袴枪头三百三十三个，
霹雳火炮壳一百只。
“添修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五件”，计有：
火***九千八百零八只，
火***一万二千九百八十只，
突火筒五百零二个，
火药弄袴枪头一千三百九十六个，
火药蒺藜四百零四个，
小铁炮二百零八只，
铁火桶七十四只，
铁火椎二十三条(《景定建康志》卷39)。
可见建康府月产铁火炮的水平，大致与江陵府差不多。由于建康府火药生产的发达，宋度宗时，还“改筑炮药库”(《金陵新志》卷3中)。除上述两个府外，其他军事重镇也应有较大规模的火药兵器生产。 二，宋朝的火药兵器，大致可分为燃烧性、爆炸性和管形火器三类。燃烧性的火器出现最早，许洞说： “飞火者，谓火炮、火箭之类是也。”(《虎钤经》卷6《火利第五十三》)末时所谓“火炮”，当然不是现代的管形火炮，而是用人力抛石机抛射各种引火物。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1至卷13记载，当时火炮的火药中还有黄蜡、松脂等物，将这类物质“同熬成膏”，再用“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伍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熔松脂傅之”，整个火球可“重及十二斤”，而用火炮抛射。其他如铁嘴火鹞、竹火鹞等类，“皆以炮放之，燔贼积聚及惊队兵”。宋时火箭往往是用火药引火的， “凡燔积聚及应可燔之物，并用火箭射之，或弓，或***，或床子***，度远近放之”。“火箭，施火药于箭首，***通用之”。火药鞭箭，“以火药五两贯镞后，燔而发之”。所谓“火***”和“火***”，即是分别用弓和***发射的。宋太祖时，“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宋史》卷197《兵志》)。直到北宋末年，开封仍藏有“太祖平唐火箭二万支，金汁、火炮样”(《会编》卷97《朝野佥言》)。宋初的火箭尚不能确认为一定是火药箭，而火炮则无疑应是火药兵器。 黑火药的爆炸威力不大，故爆炸性火器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1和卷12记载，烟球“用火药三斤，外傅黄蒿一重，约重一斤”，毒药烟球“重五斤”，“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这两种火器“并以炮放之，害攻城者”。霹雳火球用火药三、四斤，专用于地道中施放，“用火锥烙球，开声如霹雳然，以竹扇簸其烟焰，以熏灼敌人”。南宋前期的采石水战时，宋军施放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之以石灰、硫黄”，爆炸后，“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诚斋集》卷44《海鰌赋》)。总的说来，这类兵器虽然也利用黑火药的爆炸力，但爆炸本身不具有杀伤作用，而是用爆炸力扩散烟雾、石灰或有毒气体。 蒺藜火球也用火药，“以三枝六首铁刃”，“又施铁蒺藜八枚”，用炮抛射，“放时烧铁锥烙透，令焰出”，藉爆炸力进发铁蒺藜等杀敌，可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爆炸性兵器。南宋后期大量生产的铁火炮，是标准的爆炸性火器，铁火炮的铁壳内装填火药，爆炸时进发铁片，杀伤敌人，已接近于后世的炮弹。宋宁宗嘉定后期，金军攻打蕲州，也使用铁火炮，“其声大如霹雳”，“其形如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一名宋兵“被金人以铁火炮所伤，头白面霹碎，不见一半”(《辛巳泣蕲录》)。由于黑火药的爆炸力不大，故铁火炮的杀伤力，与石炮尚难分高下。 管形火器的问世，是一大进步，后世的枪炮即由管形火器逐渐演变发展而成的。南宋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府，“以火炮药造下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皆用两人共持一条”(《守城录》卷4)，“以六十人持火枪自西门出”，焚烧攻城的李横军的天桥(《宋史》卷377《陈规传》)。这种火枪看来应是火药喷火器，但具体形制不详。宋时有一兵书，叫《行军须知》，其中谈到守城战术，“用火筒、火炮，长枪、檑木、手炮伤上城人”(《永乐大典》卷8339)。南宋晚期，建康府生产的火器中有火药弄挎枪头和突火筒。李曾伯向宋廷报告静江府贮存的火器，“火枪则止有一百五筒”(《可斋续稿》后卷5《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张顺和张贵率死士三千人，战船百艘增援襄阳府，“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宋史》卷450《张顺传》)。宋末扬州之战，宋方“骑土二人挟火枪刺(史)弼，弼挥刀御之，左右皆仆”(《元史》卷 162《史弼传》)。看来当时所谓火筒或突火筒，其实即是类似陈规所用的火药喷火器，而火枪或火药弄袴枪，即是在枪头上装置了喷火筒，使之兼可烧人。这些管形兵器与后世的枪炮尚有差别。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寿春府“又造突火枪，以钜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宋史》卷197《兵志》)。这种突火枪已接近后来的枪炮，是一大进步。 总结以上的介绍，宋朝三百余年间，火药兵器有相当的进步。尽管出现了铁火炮，却仍用抛石机抛射，出现了发射子窠的突火枪，却尚未用金属做发射管。这是宋代火药兵器进步的极限，却也决定了后世火药兵器发展的方向。 三、宋军已装备了各种火器，特别在南宋中期和后期，火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北宋神宗时，在熙州、河州等地部署防守，由开封府运送一批兵器前往，其中包括黄桦弓、神臂弓和黄桦乌梢金线弓各三千张，斩马刀和劈阵刀各一万柄，新样齐头刀一万五千口，黑漆独辕***二千枝，黑漆床***一千副，锥枪一万条，射甲弓长箭二十万只，神臂***三万只，独辕***二十万只，马黄***五十万只，神臂弓火箭十万只，火药***二万只，火药火炮箭二千只，火弹二千枚(《长编》卷343元丰七年二月癸巳)。现在已不知火弹为何物，但火弹与神臂弓火箭、火药***、火药火炮箭等无疑都是火器，并已在兵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自北宋末期至南宋前期，如开封府、洺州等地的守卫战中，不仅宋军使用火箭、火炮，金军在攻城时，也使用火炮。[《会编》卷68，《宋史》卷247《赵士晤传》，《靖康要录》卷13靖康元年闺十一月十二日。]但当时火器的应用，似尚局限于城市的攻守，而如富平、和尚原之战、仙人关、顺昌、郾城、颍昌等著名战役，直至宋军的符离之溃，尚不见有使用火器的记录。 到南宋中期和后期，火药兵器在兵器中的比重无疑是增大了。宋军抗击金军和元军，已离不开火药兵器。宋宁宗开禧时，金军攻击襄阳府，赵淳派军士出击，以火箭，霹雳炮、火炮等射入金营(《襄阳守城录》)，可知当时火器也应用于野战。嘉定末年，金军围攻蕲州，当时该州贮备的兵器计“***有七十万，***有三十五万有奇”，划车***“约五万只”。战斗开始时，宋方部署守城的有“***火药箭七千只，弓火药箭一万只，蒺藜火炮共三千只，皮大炮二万只”，这些数字看来尚非是蕲州贮备火药兵器的全部(《辛巳泣蕲录》)。蕲州不是南宋头等的边防军事重镇，但从该州贮备火器在兵器中的比例，以及与前述北宋后期调拨熙州、河州等地的军器数量相比较，不难看出当时使用火器的广泛程度。镇江府的防江军有一次调拨武器给都统司，其中也包括“火药***五百只”，“火药***五百只”，“蒺藜火炮二百个”(《嘉定镇江志》卷 10)。 宋理宗时，李曾伯调查静江府的贮备火器，说“见在铁火炮大小止有八十五只而已，如火箭则止有九十五只，火枪则止有一百五筒，据此不足为千百人一番出军之用”，而“荆、淮之铁火炮动十数万只”(《可斋续稿》后卷5《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在战争中如此大量地施用火药兵器，确是前所未有的。在宋元战争中，宋军曾在濠州用火枪、火炮、火箭、火蒺藜击败元军(《金陵新志》卷14《刘虎传》)。端平二年(1235)庐州之战时，蒙古军“为火炮击死一大将”(《金陵新志》卷14《王鉴传》)。由于火药兵器的大量贮备，有时还发生“炮祸”，丞相赵葵“豢四虎于火药库之侧，一日焙药，火作，众炮鯈发，声如震霆，地动屋倾，四虎悉毙”(《癸辛杂识》前集《炮祸》)。南宋亡国时，樊城守将牛富“投炮火中自焚死”(《金陵新志》卷13《牛富传》)。静江府娄姓钤辖与部兵二百五十人，“拥一火炮然之”而自杀，火炮爆炸后，“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元军亦“多惊死者”，娄钤辖及其部兵更是“灰烬无遗” (《宋史》卷451《马墍传》)。这显然是一具有相当爆炸力的火器。 南宋初，在水军中已配备了火箭、火炮等兵器(《宋会要》兵29之32)。宋理宗时，包恢也说，水军中“自有火炮之法”，还有“火箭环射”战术，可“不一时间，延烧数百者”(《敝帚稿略》卷1《防海寇申省状》)。元朝灭宋时，宋军和元军也都在水战中使用火药兵器(《宋史》卷450《张顺传》，卷451《张世杰传》) 以上从生产、质量和数量三个方面，介绍宋朝火药兵器的发展状况。一方面，宋朝的火器固然没有在兵器中占主要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无疑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节主要参据已故冯家升先生《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一书，并作若干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