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球少年小说百度网盘:人一走，茶就凉

人一走，茶就凉

1997年的德国，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和电视，在书店的玻璃橱窗里，无处不是海涅的消息。海涅朗诵节、海涅学术研讨会、海涅音乐会；在同一年，舒伯特的传记被制成翻译、录音带、广播剧、电影等。整个德语世界从城市到乡村的音乐厅里，响着舒伯特的小夜曲、交响乐、民歌。德国人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纪念他们两人二百岁的冥诞。

1998年，郁金香刚从苏醒的泥土里钻出来，空气里已经到处响着布莱希特的名字：这年是这位剧作家一百岁的冥诞。他的剧本在大大小小的剧场巡回演出，他的作品在一场场的研讨会上让专家们争来辩去，让他的生平轶事占据一版有一版的文化副刊。

   1999年，德国人轰轰烈烈的庆祝另一个人的生日，比庆祝海涅、舒伯特、布莱希特都要认真而隆重：这年是歌德二百五十年冥诞。法兰克福，歌德的出生地，简直就是张灯结彩的大舞台。市政府拨下约一百万美元预算，觉得还不够，转向企业界募捐。德意志银行马上捐出六十万美元，商业银行也贡献来十几万，别的捐款也源源而来。暮春四月，“歌德的散步”开始庆典的序幕：人们从歌德的老房子出发，沿着莱茵河，踩着歌德当年的脚印，走到他爱去的“磨坊”酒馆。

8月28日，歌德的生日，是整个庆典的高潮：“歌德文学奖”要颁发，朗诵会要举行，法兰克福变成一个歌德城。事实上，一整年都是歌德年：社区图书馆举办各种歌德讲座和诗歌朗读，博物馆有各行各色的与歌德有关的特展，现代美术馆把整栋建筑的外表画成歌德风格，其他美术馆联合起来展出“1770年的欧洲”，把歌德时代的艺术、音乐、文学、服装、建筑、家具，也就是说，把两百年前孕育了歌德的整个文化史和生活史呈现出来。

这是德国人，让人羡慕的德国人。我羡慕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海涅、舒伯特、布莱希特和歌德……而是羡慕这一二百年前的他们至今栩栩如生，好像只是刚喝了一口茶，到巷口去买份报纸，桌上的茶还热着呢！人已走，茶不凉，好让人羡慕。

要说传统，华夏民族是比传统更传统的民族，别说一二百年前的东西，就连几千年前的东西如今还“热乎”着哩！可要说没传统，则比没传统更没传统。试问，你见过像德国人那样用整整一年的时间纪念李白、杜甫么？你见过像德国人那样轰轰烈烈纪念歌德那样纪念过曹雪芹、鲁迅么？你见过像德国人那样纪念布莱希特斯似的纪念过关汉卿么？

人一走，茶就凉。传统的中国人，却让为华夏灿烂文明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使中华民族能够跻身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文学巨匠们如此孤单寂寞，离我们如此遥远，如此陌生，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我们每每王婆卖瓜，总是把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挂在嘴边，可我们除了标榜、炫耀之外还有什么？

我们何以动不了“诺贝”的奶酪

随着获奖得主的相继揭晓，人们的眼光再次聚集到诺贝尔奖上。年年花落他处，何时轮到我家？中国的“诺贝”话题，顿时又酸涩起来。可惜“诺贝”没有“排排坐，吃果果”的规定，绝大多数的“诺贝”奖项，也说不上“意识形态的歧视”，再说，年年颁奖，年年干看，再没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那就坦言吧：“诺将”早已是民族之痛。

这不仅仅是个荣誉，他标志着科技水平的落后，标志着强国富民之路上行进的艰难。不然，我们的国防实力，就不会如此受制于“军售”。当以色列关上“军售”的大门，欧盟的“军售”之门也只敲开一道透露着希望之光的门缝，俄制武器就成了军事现代化的主打；也因为这个，在我们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背后，是高出日本近二十倍的能耗，资源的压力与环境的压力，正成为我们偿付不起的代价；还因为这个，我们到现在，也只是“世界的工厂”，耗尽大量的资源和廉价劳力，赚取不足20%的加工费……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拷问：究竟因为什么，我们动不了“诺奖”的奶酪？

不把知识分子的劳动当劳动的日子，早就过去了，没有哪个学者，再会被谁以“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名义，赶去喂猪、扫厕所；但如今有无数一流的学者，戴上大小不等的官帽，忙着去陪坐主席台，去揭幕、剪彩，去巡视、去考察去鼓掌通过，去举手表决……过多的享受了如此“尊重”的学者，恐怕是动不了“诺贝”的奶酪的。

按说，现在不再是外行领导内行的时代，但学术管理，却不幸落入量化考核的巢臼，看似科学的考核办法，违背的恰恰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在中国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三年不出成果，也得落聘，也得腾屋走人，全然不顾“十年磨一剑”、“十年做的冷板凳”的遣训。因用果蝇对遗传因子进行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摩尔根，培养了几万只果蝇，历时十七年；居里夫人仅为提取0.1克的氯化镭，就耗时四年…若是只给三年的限时，他们也许就会与“诺贝”无缘。如果不能在体制与机制上，给学者适宜、宽松的学术环境，要想动一动“诺贝”的奶酪，肯定门都没有。

诺贝尔奖，注重的是创新的价值；而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重视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中国的现行教育，久陷于应试的泥沼，无可脱身。“考什么，学什么”、“怎么考，怎么学”姑且不说，说一不二的驯化教育，非此即彼的僵化教育，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奴化教育，要想培养出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叫板主流，敢于在没有前人足迹的地方趟出一条路来，因而有可能问鼎“诺贝奖”的一代学者，恐怕难乎其难。

据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独立三十年就可以问鼎“诺奖”的奶酪。不馋是不可能的，光馋也是不可能的。一年拿不到，可以是偶然的；十年拿不到，也可以是偶然的；一个十几亿人的民族，半个多世纪拿不到，其中一定有必然的东西。为了消除“诺奖”这一民族之痛，到正视并谋求化解这些东西的时候了！

鲁迅“无颜”回故乡

鲁迅生前于1921年回过一次故乡绍兴鲁镇，他在《故乡》中写道：“我这次回乡，被没有什么好心情。”而且回乡之后看到破败凄凉的村落和贫困潦倒的儿时伙伴闰土以及邻里乡亲，不好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他在离开故乡是无比悲伤的发出感叹：“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

鲁迅的故乡如今旧貌换新颜，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然而倘若他还活着，却已“无颜”回故乡了。原来从故乡传来的消息说，由于“鲁迅故里”是著名旅游景点，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于是一些乞丐便慕名而来，把此地当作“流浪据点”和“乞讨乐园”。而当地有关部门视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认为他们与“大好形势”格格不入，有损于城市面貌和政府形象，因此决定把鲁迅故里列为“禁讨区”。（2005年5月19日《现代金报》）倘若陆续回到这里发现“今非昔比”，由于他的缘故而使乞丐不能栖身此地，从而可能失去“破饭碗”，处于走投无路难以生存的危机中，他一定会感到羞愧不安和无地自容的。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具有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尤其对穷人深为同情和关切。在他笔下的人物中，闰土、老栓、祥林嫂、单四嫂子等等都是穷人，祥林嫂还沦为乞丐和精神病人。当鲁迅再次回乡，正值乡亲们准备“祝福”迎接新年，而被四老爷和卫老婆子赶出门外的祥林嫂，就在这喜庆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却因饥寒交迫死于街头。鲁迅在《祝福》中以沉重的笔调写道：“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的干干净净了。”

如今流浪鲁迅故乡的乞丐们，也许不能与当年的祥林嫂相提并论，可他们的结局似乎有“惊人的相似”。鲁迅故里成了“禁讨区”，乞丐们就只能流落别地另谋生路，而因此会给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香港《烽火周刊》在调查湖南衡阳流浪精神病人张恒生被车撞伤无人救治而死亡的情况时，“意外发现精神病人群体的恶劣生存状况：先是被家庭当累赘，抛弃到社会；继而被一些城市视为有碍市容的垃圾，抛弃到乡村，自生自灭。”记者在采访时还了解到，某著名风景区也曾是乞丐云集的地方，当地虽然没有公开设立“禁讨区”。但有关部门对乞丐采用“驱逐出境”的办法，据说效果非常显著。用当地一位蒸发官员的话说：“各部门齐抓共管，风景区基本上看不到疯癫和乞丐了。”而张恒生正是“驱逐出境”的对象，正是在有关部门的“齐抓共管”中悲惨死亡。可想而知，鲁迅故里的乞丐被赶走之后，恐怕就会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张恒生。

鲁迅对此现象一定不会容忍和宽恕地，他会愤怒的拿起匕首和投枪予以抨击。如此把乞丐们当成累赘甚至垃圾，人道何在？一些部门和官员把“面貌”和“形象”看得比乞丐们的命还重要，何谈“以人为本”？世界超级富裕的美国纽约就还有“贫民区”，大多数人才解决温饱问题、相当一部分还处于极端贫困的中国，竟然有地方急于设立“禁讨区”，岂不是向世人开的“国际玩笑”么？而且不管国情和民意设立“禁讨区”，不仅是个道德问题，还是个法律问题。乞丐和流浪精神病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和其他正常人一样依法享有居住、歉意和生活、生命等等基本权利。城市和风景区是谁的？是全体公民的。那么他们作为公民的一员，为何不能在“自己的地盘上”流浪和乞讨？

鲁迅看见如此“繁荣昌盛”、“环境优雅”的故乡，可能会在《故乡·续篇》中这样写道：“我这次回乡，心情比上次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