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明和baby的歌曲mv:赵炎：繁荣的宋朝信用评级应为几个A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朝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在货币流通和国家信用方面均曾进入“高速”发展期。特别是在国家信用方面，开创了古代传统金融的新篇章。如果请标准普尔公司为繁荣的宋朝政府搞个主权信用评级的话，应该是几个A呢？

    首先，宋朝政府不举外债，若把战争赔款称为外债的话，宋朝也有能力轻而易举地支付，信用评级应该不低，起码三个A吧。

    拿著名的《澶渊之盟》为例，宋朝每年给辽国的“岁币”是绢20万、钱10万，算是外债，每年都要给。但是，当时宋朝政府每年的“岁入”过亿万贯，区区外债简直如同九牛一毛，比起美国政府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九十的外债，有着天壤之别。那么，宋朝外债摊到国民头上人均多少呢？有人算过一笔账：北宋当时人口过亿，平均下来每人每年的负担大约是4个铜钱，也就是一个烧饼钱。试想一下，宋朝每人每年少吃一个烧饼，就可还请外债，这在如今的美国，是绝对不可能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朝的外债更像是“贸易补偿款”。《澶渊之盟》订立后，宋辽边境开始设立“榷场”，互通有无了。宋朝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将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如丝绸，瓷器，茶叶及手工艺品等），统统输往辽国，通过贸易的手段，利用顺差的方式，将辽人创造的财富慢慢地归结到自己的手中，这种做法比简单粗暴的战争掠夺强多了。现代国际贸易中，对那些“入超”过多的国家，国际上给予“贸易补偿”，宋朝的外债似乎也有这样的性质。

    其次，宋朝国家信用体系相对完善，比美国领先了800年，也应给三个A。

    宋朝国家信用集中表现为朝廷的官方信用，通常借助政权的力量来经营金融机构以体现之。据史料记载，宋朝官方金融机构有榷货务、市易务、检校库、抵当所、抵当库、便钱务、交子务等，因职责不同发挥信用功能的路径各异。“榷货务”的主要职责相当于政府财政金融管理机构。“市易务”基于市易法设立，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检校库”类似今日的信托机构。“抵当所、抵当库”同属官营借贷机构，在北宋神宗、哲宗时多称“抵当所”，而徽宗以后至南宋末多称“抵当库”，其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便钱务”是在京都设置的钱币汇兑管理机构。“交子务”是负责纸币流通印制的机构，后改称钱引务。

    宋朝国家信用的提供，既有皇权保障、调控市场、增加收入、稳定社会、提高效率的积极一面，也有衙门作风、违背经济规律、欺压百姓的弊端。当然不能与现在的美国相比，但在千余年前，美国政府还不知在哪儿凉快呢？

    第三，宋朝国家信用形式趋于多样化，不像美国总是靠发行国债，够三A评级。

    比如宋朝有借贷、质、押、典当、赊买赊卖、预付款等信用形式，从其实际效果看，解决了军需、赈济了贫民、加强了流通、满足了财政，更重要的一点，它向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发起了冲击。

    借贷无外乎货币借贷和财物借贷两大类，进一步有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之分。政府借贷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通过紧急情况下贷给民户口粮或种粮的方式，助其度过困境，保证民众按时耕作，以保社会稳定。质、押是借贷担保的形式，由质库、解库、普惠库、长生库等机构经营。

    第四，宋朝国家信用工具（货币）是美元的老祖宗，更该给三个A。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对货币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货币币材的复杂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铜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

    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支持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或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涌现出诸如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便钱、交子、钱引、见钱公据、关子和会子等大量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支持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清结。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后来在信用票据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纸币，它们的行用，弥补了货币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使经济得到了扩张。可见，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行用，是宋朝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当然，宋代国家信用也存在弊端。高利贷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对小生产者的剥削破坏了他们的生产条件。商业信用为不法之徒进行商业欺诈提供了机会，引发了投机行为，增加了风险。纸币由可兑换向不可兑换转变以及不可兑换纸币的大量发行，易引发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但综合评价，宋代国家信用的繁荣和创新不仅在当时产生积极效果，也为以后各朝代和其他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我的意见是，如果可以的话，应该给它四个A的评级。（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