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爱情买卖上学版:300年来大灾一半在中国 抗灾史贯穿五千年

http://news.QQ.com　 2008年05月25日14:04 　 环球网评论216条
●本报驻瑞典、加拿大、日本特派特约记者 雷 达 陶短房 孙秀萍 ●本报记者 石 华
5月2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已超过5万。地震刚发生时，很多国内外媒体都想起了一个地方———都江堰，这项建于公元前256年的水利工程在这次地震中未受损伤，而它的建立恰恰是中国与灾难抗争的典型写照。和不知地震为何物的许多欧洲人不同，中国从古至今不断经受灾难洗礼，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了中国人的智慧，也造就了中国人坚强的性格。

他俯下身子，拿起王佳淇的小手说道，“来，摸摸爷爷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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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来的大灾一半在中国
过去，欧洲人经常慨叹上帝对他们“不公”。比如在北欧，多数地方全年日照时间不过100多天，南欧和中欧水灾时常发生，最近一次爆发大洪水是在2002年8月，仅给德国就带来了4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根据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全世界范围内，在近300年来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的50起自然灾害中，欧洲共有3起，包括1812年冬天的冻害导致法国40万人死亡、1845年至1846年爱尔兰的饥荒导致150万人死亡、1908年意大利地震导致11万人死亡。可如果与中国比较起来，欧洲人其实又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些导致了1.51亿人死亡的50起自然灾害中，发生在中国的自然灾害竟然高达26起，累计死亡近1.03亿人，占全部死亡总人数的68％。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中国：“这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大陆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居世界之首，占全球地震总量的1/10以上；台风登陆的频率平均每年高达7次；从有人类记录以来，旱涝灾害、山地灾害、海岸带灾害每年都在中国发生。”仅以中国发生的地震灾害为例，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地震就高达8000多次，其中1000多次为6级以上地震。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占全球因地震死亡人数比例高达50％以上。
中国灾害频发与地形地貌有很大关系，中国地形复杂，山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3，且人口密度远远大于欧洲。比如瑞典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900万人口，北部山区很多地方可以用“荒无人烟”来形容，但在中国，哪怕是山村也可能居住着数千人。和中国同处于亚洲的日本国土窄小，也受地震、火山、海啸等大灾的威胁。不过因为被海洋环绕，有人居住的山区不多，而且日本的山也不是很高、很陡。位于山区、地势险恶的夕张市是日本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15.8人。记者曾经到日本一个山区采访，在当地人家里，看到的是陈旧的电器和并不奢侈的摆设，与日本城市家庭的生活水平没法比，但仍比中国山区好很多。在这次地震发生之后，日本的电视镜头多次对准四川一些地区险恶的生态环境，高山和随时都可能决堤的河流大坝让日本人很吃惊，连连感叹当地人生活不容易。
欧洲只有女巫没有女娲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教授琳达•巴克特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总体而言，欧洲的自然条件要比亚洲好得多，地震带少，降水比较均匀等，这也形成了欧洲历史上农、牧、渔混合式的经济形态，换句话讲，多数欧洲人是可以靠天吃饭的，所以自然界对欧洲人的威胁多数来自人们的想象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比如很多欧洲的民间故事都与巫师有关，而不是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但在中国，很多传说虽然同样出自人们的想象，但反映的却是人与自然界的抗争，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等，而类似的故事在欧洲很难找到。至于地震这样的灾害，琳达•巴克特曼形容说，多数欧洲人甚至都不知道地震是什么样子。她告诉记者，很多欧洲人是近年来从媒体中才知道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究竟有多大威力。比如2004年12月的印度洋海啸，当时有数百名在那里度假的瑞典人罹难，可当灾害发生时，很多瑞典人甚至以为海啸不过是海上大些的风浪而已。
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几千年来水、旱、震、蝗、瘟疫，各种灾祸肆虐，中国的历史从某个角度说，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确切地震记录的国家，西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记载了距今3800多年中国最早朝代———夏代帝发七年的“泰山地震”。《吕氏春秋》里记录的周文王八年地震“地动东南西北，不出国郊”，是第一次纪录地震危害范围。而《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翔实、生动地记述了周幽王时期关中的特大地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次地震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精确记录的地震，比西方同类记录（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早2500多年。
水灾也是威胁中国先民的重大自然灾害。早在史前的舜帝时代，就有“九州皆水患”的说法。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159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沉重的水患甚至间接导致了元朝的覆灭。此外，旱灾、蝗虫、瘟疫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也给中国人带来惨痛的损失。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有组织、大规模甚至全国性抗灾防灾，并制定缜密法则规定的国家。与西方崇尚挥舞刀剑、征战四方的恺撒大帝式英雄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是因为抗灾被铭记或歌颂的。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正是由于大禹率领民众制服水患，积累了崇高威望；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九合诸侯”，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无曲防”（不许截断邻国水源或把本国水患引向邻国），体现了集体防灾意识。清代帝王更重视治水，康熙亲自批阅水经，主持河工现场会议，六次南巡均首先视察黄河工地。
中国赈灾经验有千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夏明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在通常被人忽视的救灾减灾及环境保护问题上所取得的理论、制度和实践上的成就，是西方中世纪文明所远远不及的，以致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魏丕信将18世纪中国集权体制下的荒政体系等同于近代西方的国家福利主义。
汉朝元帝灾后即把全部库存粮食、衣物用来赈济灾民；自周代开始，政府就有在灾后组织灾民移居富裕地区的计划，《周礼》记载“若食不能人二鬴（300斤），则令邦国移民就谷”，《孟子》也有“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反映了灾后国家机器对人口和粮食进行区域间调剂的情况。
和古代中国相比，欧洲各国因普遍采取分权制，无法动员强大的政府力量应对灾情，因此在诸如大鼠疫等灾难面前显得十分虚弱；而在南美和亚洲其他一些地方，也曾有政府组织抗灾防灾的记载，如印加帝国的梯田抗旱，日本中世纪武田信玄的水利建设等，但这些地方或生产力低下，或幅员狭小，统治者对境内的统治力有限，均无法取得如古代中国那样的成绩。
琳达•巴克特曼教授说，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可以归纳为物资救援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民众心理承受能力三个方面。就物资救援能力来说，经济发达的欧洲似乎是非常强大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自然灾害面前，并不是高科技或是有钱就管用，比如地震救援就是如此，因为地震后房屋结构受损，大型设备在这个时候往往派不上用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人力救助；在政府动员能力方面，欧洲各国也不弱，但因自然灾害较少发生，经验缺乏是主要的问题；在民众心理承受能力方面，欧洲人则差得很远，像曾经发生在瑞典的酸雨，当时竟有一些人因为恐惧而自杀，还有2002年欧洲的洪水，也有很多人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临而出现了心理疾病。
谈到此次中国汶川地震，琳达•巴克特曼说，从以上三方面抗灾能力出发，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此次救灾中的表现堪称典范———物资救援已是倾尽所能，社会动员能力之高更让世界各国惊叹，但更令人钦佩的，还是中国人在这次地震面前的心理承受能力，人们的恐慌程度被信息的及时披露、救援的努力和各界的支持降到了最低。能看到的，多是救灾过程中的指挥若定，受灾民众的勇敢坚强。仅凭这一点，中国人在自然灾害的考验面前，便已经给出了最出色的答卷。
山区重建难度大
恩格斯有过两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经过这次地震，除了不可控制的自然力，应该说，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基础建设中的安全成本还有待提高。在今天，许多发达国家在防灾抗灾领域，如建筑的防灾性规范、全民防灾自救常识的普及、灾后治理、善款安置等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像欧洲2002年发生水灾时，德国很多房屋在大水过后竟然还能继续使用，但在中国农村地区，甚至一场大的降雨都会把房屋冲垮。另据《东京新闻》报道，受四川地震的警示，日本政府21日公布，要提高对校舍进行耐震加固施工费的补助率。
谈到此次灾后重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高建国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中国此次重建的难度，比世界许多大地震的灾后重建都要大。”不管是日本阪神大地震，还是台湾地区的“9•21”大地震，由于它们的城市化、工业化程度很高，灾后重建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像伊朗大地震，虽然工业化、城市化程度不高，但人口密度比较低。高建国说，中国此次灾后重建的一个亮点就是心理重建。这是在三十年前唐山大地震后所没有的，这也是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的。高建国说： “物质上的需要是一个巨大挑战。”虽然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家底，但受灾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经济自救能力不足。而且，由于受灾地区有的是山区里的村寨，分布非常散，重建起来很困难，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不会遇到的问题。住在山里的农民，他们种植的田地不少坡度都在25度以上，有的甚至达到50度，产量低，收入少。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倡导“天人合一”，高建国说，这次重建将更好地和谐人与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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