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原油价格走势图:南北朝行书特征及代表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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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6
南北朝书法分为北朝的楷书和南朝的行书,最有代表性的书法是南朝的行书。南北朝书法的对比由此而分,成为后世“南帖北碑论”的理论源头。马宗霍先生日:“自五胡云扰,晋室东迁,割据之形既成,南北之局已肇。及晋之亡,南则宋齐梁陈,划江而守,北则魏齐周隋,跨河而治,各自为政,趣尚渐殊。书虽艺事,不能无异。欧阳修日,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画工者,率以纤劲清媚者为佳。赵孟坚日,晋宋而下,分为南北,北方多朴,有隶体,无晋逸雅,谓之毡裘气。此为论定南北朝书法之最显者。然欧意贬南,赵意轻北。至阮元作南北书派论,谓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马氏论述南方水土和柔,其俗善变,加之禁碑,故帖多,喜出新意;北方山川深厚,其俗善守,且不禁碑,故书有旧规。马氏洞悉南北之长短,持论较平,后世多沿此说。南朝宋、齐、梁、陈四代都在南京建都,承接二王余脉,书家众多。南朝主要书体为真、行、草。我们从书家数量和质量以及影响力来看,南朝行书与魏晋行书有如下不同之处。
第一,南朝行书更加普及。连皇帝也会写行书,并出现君臣争胜的局面。书法成了文治盛事,朝野上下,天子与庶民“互相淘淬,浸成风俗”。如王僧虔与齐高帝赌书,转而避让以求自保,以拙笔书字而得见容之事,说明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齐高帝问“谁为第一”时,僧虔日:“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上称其善自谋也。王僧虔的儿子王慈在行书方面也有相当的贡献,在视觉对比方面更胜献之一筹,粗毫侧笔,更见气势,而风流蕴藉不如晋人。经过魏晋士族的发扬,尤其是东晋以来文艺风气的熏陶和影响,与文字相关的书法已成为士人显示自己风流趣尚的一种重要方式。南朝四姓帝王文化程度不高,但又雅好翰墨,遴选寒士中书法较优者作“侍书”,重视书学。帝王在占有权力资源后又想占有文化资源,可谓费尽心机。梁朝的“集王羲之字样”与“干字文热”,更促进了书法的普及。而寒门书家的崛起,对书法的普及作用更大。
第二,南朝行书在二王之间选择,推此抑彼,但无大的创作和创新。由于经历、学养、个性等方面的原因,书法的韵趣不如东晋士人,而多一些功利性的作品。王氏一门独盛,传人较多。如王僧虔、王慈、王珉、王志等堪称名家。即使不是王氏血脉者如陶弘景等人,皆以钟、王为法,骨体骏快,逸气纵横。虽然梁武帝前后二王的地位时有变化,但王氏笔法早已造成了绝对的影响。如王僧虔之孙王筠“尤工行书。然筠性洪厚,不以艺能高人,故于书世罕其传。要是王谢家风范,自应度越流辈”。这里提“王谢”已经不确,谢氏早已不是王家的对手了。
第三,书法的商品意识增强。书法理论与创作的相辅相成,促进了书法的品评之风、鉴赏之风的盛行,对于书法的价值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南朝萧子云善草隶,为时楷法。百济国使者求日:“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萧子云为之书写三十幅获金货数百万,成为书坛美谈。虽然晋代王羲之有帮老婆婆书扇卖高价之故事,但与这种商业行为相比就不足为奇了。但赝品的出现又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出现许多“张冠李戴”的现象:或将摹写名家的书迹视为名家之迹,如张翼以假乱真的摹王书被人当成真迹;或收藏者无知,误将他人之手迹当作王羲之书法,如张澄《抱忧怀痛帖》、王珉《五月十一日帖》皆属此类;或前人摹拓的名家书迹或字样,因摹拓精良再后来被误认为真迹了。这些情况皆与书法的商业性行为有关联。
第四,南朝的审美自觉表现在书法批评的自觉上。这比起两晋时期的书法评论更进一步了。南朝书论以王僧虔的“神采唯上论”最有名:“书道之妙,神采唯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他提出了“形质”与“神采”两个概念,强调书法之美当以书法之精神气质等主观因素为主的观点,揭示出书法美学之本质。又如虞和的“古质今妍论”:“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他批评了人们迷信古人而不敢肯定今人的不良风气。肯定了王献之“穷其妍妙”的时代特点,对人们审美心理的变化作了说明。
南朝行书的审美风格,基本上是在二王的樊笼里,但在力量感和视觉冲击力上更为明显。笔力厚劲,是否与南北文化交流有关系呢?北方的朴茂、拙重、率意是否对清灵、流美、精妙的行书实行了审美改造呢?应该有些影响吧,因为魏晋那样的封闭环境已经不存在了,外界的盛行风气有必然的影响。
南朝书家有的是王氏后代,有的是二王近亲,而其他望族大姓之书法,基本上没有被承继下来,形成王氏书法独领风骚的局面,也缺乏百家争鸣的场面。不过张芝、钟繇在梁武帝时代被重提,与二王并称“四贤”。唯一能摆脱二王书风的书家是张融。齐朝草书家张融自标一格,常自美其能。萧道成说:“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他傲然回答:“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在举世宗王的风气里,这种叛逆之音显得尤为可贵。南朝行书逐步打破了二王以来的风流蕴藉、飘逸秀丽之风而增之以骨力气势。他们没有晋人的闲雅工夫,而多焦躁不安,点画狼藉,显示出乱世的颓废。或过分超脱,清雅而靡若,或为俗情所累而充满浊气,其被后世书家所短者,在此也。
从历代书录行书家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朝著名的书家有如下一些。
羊欣(370一442),南朝宋人,字敬元,泰山(今山东费城)人。为王献之之外甥。少时泛览群籍,尤长隶书。年十二从献之学书。其楷书一般,而行书称善。沈约认为“子敬之后,可以独步”。在王献之书法难以购求时候,得羊欣书也是令人欣喜的,所谓“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后来梁武帝、袁昂等人贬低羊书,认为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也反映了他的笔力不强。他著有《采古来能书人名》一卷,是我国第一部书家简史。他评书一是着眼于功力骨势,一是着眼于媚趣风采,反映了当时的审美变化。相传他对功名较淡泊,好黄老之术,意貌恬然,乐天知命。书法笔力较弱,这也许与其仙风道骨的生活方式有关。
王僧虔(426—485),字简穆,王羲之四世孙。少时聪慧,以善写楷书出名。宋文帝看了他所书扇面说他的书艺超过王献之。宋孝武帝刘骏爱好书法,欲独擅书名,王僧虔怕被其所忌,故意藏拙,不敢显露真实水平,每以较差的毛笔书写,以此见容于朝廷。其善词章,工翰墨,为世所称,所谓“辞制既雅,笔迹又丽”,时人比之王献之。他对书坛的贡献是提出了“神采为上”论,还强调“无意为书”的创作状态,可谓是一位善解书理的书家。
王慈(451—491),字伯宝,为王僧虔子,擅长行草。从小受到书学的训练,如《柏酒帖》之笔势雄强,沉着痛快。王慈行草,纵横挥洒,笔势甚急,但点画仍然厚重,富有力感;字态纵复不端正,却有一种爽朗之风气。其与二王不同之处,在于字形对比更为明显,行距压紧而字内部空间放大,章法茂密的视觉效果,给人以挥洒自如的深刻印象。
王志(460一513),字次道,王僧虔子,名盛萧梁,其楷法和草书俱善,有人以“书圣”相称。如《一日无申帖》行书奇崛雄奇,爽利峻拔,颇有个性。他与其兄的行书颇为相似,圆润清妙,而魄力不及其兄。字形多呈高耸状,上宽下窄,字势险峻,忽细忽粗,忽实忽虚,节奏变化多,这种大胆和出格的举动,得到当时徐希秀的恭维,徐尊称其为“书圣”。虽然王氏兄弟接续二王行书,但更为强悍恣肆,反映了他们将日常尺牍作为舞笔弄墨的心态和放浪形骸的颓废生活态度。
萧衍(464—549),萧氏家族是新崛起的书法世家。梁武帝擅名齐梁两代,酷爱二王之书,对张芝、钟繇的书法也很欣赏,其行草古雅有法而乏骨力。他论书的影响更大,认为书法是雅事,学养充分、情志高尚才能创作,并说书法的目的在于“传志意于君子,报款曲于人间”,将书法作为沟通人们心灵的工具。
萧子云(487—549),字景乔,梁兰陵(今江苏常州)人,祖述王羲之,上溯钟繇,妍妙至精,意趣飘然。虽然书名远播,但书体气质懦弱,无丈夫之气。他自言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也是“异事”。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号华阳居士。隐居于江苏句容茅山,修道四十年,为道教“上清派”发扬光大者。融合三教,博学多识,梁武帝常以政务请教,陶被人尊称为“山中宰相”。他学书也是从钟、王入手,采其气骨,又游历名山大川,访得世外高人之遗迹,别作一家,骨体道媚,书韵特高。江苏镇江焦山之《瘗鹤铭》刻石,多数人认为是陶弘景所书。此书就崖书石,错落自然,雄伟飞逸,笔力坚实,圆笔藏锋,如仙鹤舞空,仪态万方。此书被后世称为“大字之祖”和“江南第一石”。黄庭坚就说过:“大字无过《瘗鹤铭》,官奴作草欺伯英。”自唐以来,受到人们的盛赞。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首倡陶书之说,并为金石学家赵明诚所附和。陶弘景不满“比世皆高尚子敬”的言论,与梁武帝所论合拍。《瘗鹤铭》的道家风骨,兼有南北之长,更易归于陶弘景名下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智永,名法极,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南朝陈人,著名书僧。他是二王书法传统南朝时期最后一个传人。出家后以刻苦学书闻名于世。“退笔成冢”、“铁门限”等典故来源于他。他花费四十年写成八百本真草《干字文》,施与浙江诸寺,求书者络绎不绝。唐人多贬之,认为其书了无奇态,精熟过人,气调下欧虞等。宋代苏轼则认为其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对智永真行草书作了高度评价。不过,其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作法,还是屡遭后世诟病。
就整体而言,南北朝行书不能与魏晋相比。南北朝书法是对魏晋书法的深化和推广,尤其对二王书法的发扬光大,逐步形成王氏书法独占鳌头的局面,为唐初“崇王”高潮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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