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爱你电吉他谱旋律:1405 郑和下西洋 -搜狐新闻中心

　　被焚毁的历史记忆

　　1457年，意大利传教士毛罗（Fra Mauro）应葡萄牙王阿丰索五世（Alfonso V）的邀请绘制世界地图，在注记中，他记录了一项重要史实 —1420年左右，有一条“印度的中国式帆船”横越印度洋，通过迪布角外的男岛、女岛，绕过好望角，取道绿色群岛和暗海，向西和西南方向连续航行40天，约2000海里，但见水天一色，别无他物，便在第70天回到迪布角。 这艘闯入葡萄牙人视野的中国船，究竟是何人驾驶？地图上记载的航行海域，又在哪里？

　　从中国的史料中，几乎找不出有关这支船队海上经历的任何记载。

　　公元1403年六月，经过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里夺取政权，在南京登基，建元“永乐”。上台同时，他就已下定了迁都北京、重新疏浚在元代已被废弃的大运河的决心。两年后，他派郑和组建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船队，驶向埋伏着巨大风险的茫茫大海。　　

　　据明人王士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据此可知郑和之行，净亏白银六百万两。

　　实际上，朱棣时代，大明王朝每年的支出，常常是岁入的两至三倍。朝中大臣反对郑和下西洋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希望以内河漕运取代海运，刺激国内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将来之不易的白银无谓地抛向大海。

　　但朱棣仍在1421年冬天，命郑和进行第六次远航。这也是这位充满野心的帝王生前见证的最后一次远航。

　　有人说，出动这支庞大的船队，是为了寻找一个重要人物——建文帝朱允炆。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支耗资巨大的船队，并不只是一支豪华的侦缉队。

　　在朱棣攻入南京金川门的当天，“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建文帝是蹈火自焚，还是趁乱远逃？这个疑问一直令朱棣如坐针毡。他攻入南京紫禁城后，没有找到王朝的玉玺。那块“受命于天”的玉玺使朱棣陷入尴尬 ——它标明了朱允炆作为朱元璋亲自指定的接班人的政权合法性，只要朱允炆愿意，他随时可以以那方玉玺号令天下。

　　1404年正月底，郑和的朋友、太监李挺，受朱棣之命，开始侦查朱允炆的踪迹。他循线索追到福建泉州。至少在公元8世纪以前，泉州就已是东西方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是中国向南亚、西亚、东非地区航行的起点。但苍茫的大海使追踪者黯然止步，因为翻卷的白浪湮没了逃亡者的足迹。

　　郑和、李挺，甚至朱棣本人，或许都曾面对当时那幅著名的世界地图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陷入沉思，搜寻埋藏在地图里的线索。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经金士衡和李茂初步考订，由李荟详细校对，由权近补充朝鲜和日本部分，最后在绢上绘制成宽四尺（1.30公尺）、长五尺（1.6公尺）的新图。这幅精致的地图所描绘的世界尽头，是南非的好望角。英国史学家、皇家海军退役军官门西斯（Gavin Menzies）在他引起巨大争议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称，《混一疆理图》是当时最先进的世界地图，其亚洲与非洲细部中，好望角被勾勒得极为精确。他坚信，郑和船队曾经绕过好望角。　　

　　1405年7月11日，郑和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航，至福建长乐集结并等待季风。船队的人员规模是惊人的，27800多人，相当于现代一个军团的编制！船队除了配备的文武官员，还有大批技术人员、翻译、工匠、水手，仅医士和医官就有180名。这种规模空前的远航前后进行了七次，持续了28年，船队的足迹遍及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造访了当时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人类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

　　顾起元在1628年编纂的《客座赘语》中透露， 1465—1487年间，兵部侍郎刘大夏焚毁了国家档案馆中有关郑和出海的全部文献。只有一幅由郑和本人亲手绘制的航海图，描述了船队自刘家港出发，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全过程，由于明代学者茅元仪将它辑入《武备志》，才躲过了被焚毁的命运流传至今。

　　航海图全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航行的起点，是南京城东南角的宝船厂，地图末端，则是一座名为“忽鲁谟斯”的岛屿。这幅航海图并不像中国传统地图那样采取上北下南的固定模式，它以船头的方向为前方随机绘制，采取的是一字展开的手卷式，所标示的从南京到忽鲁谟斯的整个航线是从右至左连贯的，与这些航线原来的实际方向并不相同。

　　神奇的诺亚方舟

　　中国国家博物馆明代陈列室里，有一根长度为 11.07公尺的铁力木舵杆。这是1957年南京市文管会在宝船厂遗址发现的，几乎可以确定，它就是为郑和船队打造的。学者根据古船的比例推算，拥有这根舵杆的船只长度十七至十八丈，大约55公尺。15世纪中叶，除中国外世界第二海上势力威尼斯最大的帆船也只有50公尺长，而哥伦布1492年航向新大陆所用的旗舰“圣玛丽亚号”，只有35公尺。

　　那么，郑和的旗舰到底多大？那些神秘莫测的航线，又要求怎样的船形？

　　宝船厂出现在《郑和航海图》的起点上，随着大明帝国航海高潮的过去，大约在嘉靖三十年（1551），宝船厂缩小后改为龙江船厂。作为一家国营船厂，永乐年间，龙江船厂已成为整个帝国造船业的中心。它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几倍，超过了离长江口距离更近的苏州船厂。这里已使用了标准化生产和流水线作业。

　　龙江船厂共七个作塘，现存遗址有三个，朝着出海口的方向，平行排列。七道闸门分别暂时隔断了它们与大海的联系，在干涸的作塘内，船身在脚手架上逐渐成形。完工后，工人们开闸引水，让木船漂浮起来，并驶出船厂。这是一种天衣无缝的方法，它为制造巨型船舶提供了可能。中国至少在公元10世纪就已广泛使用干船坞造船，而欧洲直到15世纪末才想出这种方法。　　

　　工匠们按一定的间距造好隔水舱，20世纪末，中国观众从好莱坞影片《泰坦尼克号》中目睹了它的隔水舱，而中国的隔水舱设计，同样比西方领先了500年。

　　那艘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豪华巨轮在处女航中不幸触到冰山，五个进水的隔水舱刚好达到设计极限，因而沉没于大西洋底。而在郑和出航前，这个古老的帝国早已为他准备了精湛的造船和航行技术，使他几乎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想要到达的地方。

　　中国古代传统船舶大致有沙船、福船、广船和鸟船四种基本船型。鸟船是福船的派生船型，广船则上宽下窄，状如两翼，平衡性弱，无法应付外海的惊涛骇浪。沙船是中国最古老的母型船种，从上海的市徽中，可看到沙船的造型。既然《郑和航海图》标明的航行起始点是宝船厂，那么，郑和的旗舰（即“一号宝船”）不可能不在其中，由此，我们可做出宝船是采用沙船形制的推理。沙船底部平坦，船头小而方，船尾很高，吃水不深，适于在浅海或多暗礁的海域出没，但很难承受印度洋的颠簸。福船船底呈尖形，龙骨安在V字形船身的底部，船头与船尾高高扬起，有超常稳定性，但它又如何通过南中国海埋伏着各种凶险的地带？

　　雍正年间《崇明县志》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郑和远航归来，无法驶进浏河，而被迫在崇明泊岸。当时并无旱灾，不会出现长江水位下降的情况。郑和宝船无法进入长江，这说明宝船吃水很深，而吃水浅的平底沙船，当时正在江中畅行无阻。看来，一号宝船应该被认定是吃水深的尖底龙骨船了。因此有学者猜测，明朝造船者将沙船与福船结合为一种新船体，以适应不同海域航行的需要。

　　但很多学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反驳的最好证据是一号宝船的尺度。《明史》的记录是“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到哪里才能为如此巨大的宝船找到一根作龙骨的大树？

　　如果以公尺换算，一号宝船的长宽分别达到了 140.7公尺和57公尺，长度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最新式的现代级导弹驱逐舰“杭州号”与“福州号”的长度156公尺接近。西方直到18世纪，才有能力制造如此规模的木帆船。英国当时最著名的战舰“维多利亚号”，是现存最大的木帆船，长度仅98.4公尺，1759年安置龙骨，1765年下水。以大英帝国当时的能力，尚需倾全国之力，花六年的财政预算才能建造出来，而15世纪初的明朝，能在七八个月内制造近60艘比“维多利亚号”大四五倍的超级帆船吗？尤其在当时尚无螺焊工艺，如此巨大的帆船能够在海洋上保全自己，而不致粉身碎骨吗？

　　事实上，有确凿的史料表明，宋代的船舶，船身就已经达到三十余丈，《老学庵笔记》中，就有宋军战船“最长者三十六丈”的记载；在明代，四十四丈这个尺度，完全无须少见多怪。

　　洋流与季风，为这支船队提供了便捷的动力。宝船上的船帆根据季风的特征变换着。中国风帆，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有经验的西方航海者无不惊叹于中国船帆的精巧有力。在没有发动机的中世纪，是它们赋予长达140多米的巨型船舶远航的能力。船只的配备分工更是十分科学和精细，运载分送各国的名贵礼品和通商物资的为宝船，支撑船员后勤供应的为粮船，装运马匹的马船则便于船员登陆后乘马前进，坐船与战船都是军用船只，以保卫船队安全及应对突发的战事。除此之外，还有专门贮藏淡水的水船。

　　青花的环球旅行　　

　　青花的旅行是从昌江边的古镇开始的。这个以宋真宗“景德”年号命名的古镇，是青花瓷的出生地。景德镇距海岸线只有302公里，出窑的上等青花将进入鄱阳湖，由九江进入长江，在长江口登上郑和的帆船。茶叶不仅是船上的重要货物，也是不可或缺的减震工具，只要将瓷器置于装满茶叶的箱内，用厚而柔软的茶叶将青花覆盖，它们就可以高枕无忧。

　　旅行的第一站是占城国的新州港，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归仁港。青花出现在南海的天空下，在占城人惊愕的目光中，它们被一双双陌生的手抚摸和传递。他们收下了青花，献出了最宝贵的礼物—犀牛角、象牙、伽蓝香……

　　船过爪哇、苏门答腊，船上的瓷器日益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香料，诸如柏香、檀香、罗斛香，乃至价值连城的龙涎香 —这种从雄性抹香鲸病胃中分泌出的蜡状物质，在香水工业发达的今天更是身价倍增，每千克上等龙涎香的价值为1至4.5万法朗，转手出售给化妆品制造商，则可获利6至10万法朗。这是一千克黄金的价格。

　　在前三次航行中，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是船队的终点。青花瓷将在这里离开郑和的船队，部分瓷器在这里被商人转运，踏上前往地中海的路途。

　　《明会典》中记载了当时青花瓷器的交易价格：（青花白瓷）盘：每只五百贯，碗：每只三百贯，瓶：每只五百贯，酒海：每只一千五百贯。据当时国内消费水准折算，这样的价格已属昂贵。

　　明成祖选择郑和出任船队统帅，与他的血统有极大关系。郑和原名马和，祖父是一位入仕元朝的色目人，也就是说，郑和具有一部分阿拉伯人的血统。元世祖忽必烈派赛典赤担任云南最高行政长官平章政事，随赛典赤入滇的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距郑和家乡昆阳不远的省城昆明，元代称“押赤”或“鸭池”。明朝建立14年后，朱元璋派39万大军征讨云南，年仅12岁的马和在战乱中受俘被阉，掳至南京后，因为长得聪明灵秀，当了燕王朱棣的侍童。在“靖难之役”中，马和立下汗马功劳，朱棣登上皇位后，在永乐二年的大年初一这天，亲自赐马和为郑姓，并任命他为出洋船队的正使太监。

　　西去的航程，对郑和而言，可说是精神上的寻根之旅。尽管后来他皈依佛门，但血统使他不仅具有经商天分，而且在与南洋、西洋人的交往中，占据了身份上的先天优势。

　　大洋彼端的阿拉伯地区不仅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市场和向西方贩运的中转站，而且为青花呈色剂的重要来源。中国最初使用的青花料都是从波斯或阿拉伯进口的，俗称“回青”。郑和船队不仅从阿拉伯带回了一些稀罕之物 —比如光学眼镜，更从东非的苏麻离（今索马里）带回了大量“苏麻离青”，也就是钴矿石。这些青花料在质量上远超本土钴矿，成为中国青花的主要原料，它使日益衰微的瓷器生产重获生机。　　

　　或许，郑和船队远行的目的并不在于以物易物的实物贸易，当整个西方世界都以“瓷器”作为中国的代称，郑和船队才真正完成了使命。在他身后，“朝贡”才刚刚开始，而且不需任何官方使节，从东方到西方，都自发性地卷入这种贸易。瓷器所向披靡，使中国其后几百年中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西方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持续数百年的贸易逆差终于超出了西方的承受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拒绝中国瓷器、丝绸和茶叶的诱惑，他们于是通过卑劣的鸦片贸易来扭转被动局面。从1780 年开始的一百多年里，无数鸦片运往中国，中国的白银渐渐化为缕缕青烟，这个东方大国，在西方人眼里，已变得如青花一般外表华美，却不堪一击。

　　麒麟的天意

　　15世纪的欧亚大陆，弱肉强食的战争并没有停止的迹象，打通一条前往西方的海上通道，就显得格外重要。而明朝初年的南方海面，是海盗出没之地，他们掌握着庞大的船队和重型的火炮，与此同时，南洋一些国家争夺土地的战争时有发生，加剧了海上通行的风险。

　　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亲撰《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立于南京下关区龙江天妃宫内。碑高六米，正楷书写。郑和和他的随员们就是在这里焚香献祭，祈祷天妃（妈祖）担当他们海上远行的保护神。

　　除了祈求神灵的保佑外，郑和船队是否有能力自卫呢？

　　通过16世纪的中国兵书，可以查阅当时中国海军的武器装备情况。能够得到确认的火器，就有二三百种。有一种近似于火焰喷射器的“飞天喷筒”，可以喷出燃烧的火药，杀伤敌人；而“火药筒”和“火砖”，则是药与纸筒压实、浸过毒药而制成的抛射火球。有一种致命的火球，以金属弹丸、粉状火药充填，杀伤力极大。郑和的船队，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朱棣虽然解除了海禁，但并无开疆拓土的企图，他制定的“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原则，是朱元璋“永不征伐”政策的赓续，这使郑和船队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他们的坚船利炮，最多只能成为王朝威严的饰物。永乐四年（1406）六月底，船队抵达爪哇时，170名水手被爪哇西王的部队无辜杀害，永乐皇帝要求爪哇西王以600两黄金作为赔偿，这不仅避免了一场战争，而且捍卫了王朝的尊严，使朝贡制度得以延续。在掩埋了170具尸体后，郑和船队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广阔的孟加拉湾，绕过印度半岛最南端，最终抵达古里，并在古里建立碑庭。

　　春天，季风风向转向西南，满载而归的船队返航时，海盗陈祖义采取诈降的策略，企图利用郑和的麻痹发动突然袭击。他当时扼守印尼苏门答腊岛北岸的巨型港口“三佛齐”，处于马六甲海峡最关键的位置。从南京静海寺残碑上，可以得知这场大战的结局：“永乐四年，大宗船驻于旧港，即古之三佛齐。……（擒匪）首陈祖义、金志名等，于永乐五年七月内回京。”

　　于是，船队上的角色变得复杂起来——既有像陈祖义这样的囚犯，也有许多高贵的使节，他们来自古里、小葛兰、满剌加等国。郑和第二次远航，甚至带回了浡泥国和满剌加国的国王。这些令永乐皇帝大喜过望，使他有理由再度遣船出海。

　　第四次航行前，郑和制定了庞大的计划，他的船队要抵达印度洋西岸的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船队在穿越大洋中无数危险后，才抵达阿拉伯海岸。今天,也门传统诊所里的“拔罐”技术，使我们发现了这座阿拉伯古城与遥远的中国之间隐约的联系，虽然当地人并不知道“拔罐”起源于中国，只知手艺是祖上传下的，而且十分保密。　　

　　索马里古称“麻林国”，史料中记载有大明王朝与它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永乐十三年（1415），麻林国使者随郑和的船队，为永乐皇帝带来一只“麒麟”。麒麟是神话中的动物，中国人把它与龙、凤、龟并称为四神兽，传说中的麒麟从不食肉，走路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连草叶也不例外，只有在清明之地或圣人出现时，它才显露真身。

　　翰林学士沈度的《麒麟图》让我们看清了麒麟的真实影像，它实际是来自非洲的长颈鹿。这只动物，不仅在形象上几乎完全与中国人对麒麟的想象相呼应，甚至索马里人对长颈鹿的称呼“Girin”，也与麒麟的发音相同。

　　尽管此前一年，孟加拉新王赛弗丁已送给永乐皇帝一只麒麟，由杨敏率领的分 船队带回，但永乐十三年11月19日，朱棣仍在南京奉天门亲自接受麻林使臣进贡的礼品。作为回报，他命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护送麻林使团归国。

　　天象讲述的航行秘密

　　从第四次航海开始，郑和的航线超越了古里，抵达了阿拉伯半岛南端和非洲东海岸，这不仅是距离的延长，更意味着船队将横渡印度洋。在通过马六甲海峡前，因航线与大陆的距离并不遥远，而且有许多岛屿分布在航线上，因而，会有许多地面参照物对航行者进行提示。但进入印度洋后，大陆的轮廓已消失在天际线外，在没有卫星导航的15世纪，船队是否会迷路？他们是否会与预定计划背道而驰，从而离目的地越来越远？

　　显然，天空将成为所有问题的解答者。闪烁不定的星光，用它们特定的语言对迷途的渡海者进行昭示，而北辰，则占据着星图的核心位置。

　　现代天文学把北辰的名字更换为小熊座α星，这是出现在天空北部的一颗亮星，距北极很近，几乎正对地轴，所以也叫北极星。擅长航海的穆斯林们对北极星十分熟悉，正是由于北极星的恩典，他们才可能航行到深不可测的远方。

　　在泉州北方，有一个穆斯林村庄，现在叫百崎回族自治乡。村民们说，郑和在第五次航行前，曾专程来到这个小村，还与村民下过棋。但郑和的真正用意是补充一批穆斯林海员。他们不仅熟悉阿拉伯地区的情况，而且熟谙航海技术及星象学知识。

　　《郑和航海图》中附有四幅《过洋牵星图》，它们不仅可让我们重新目睹航海者站在甲板上观察到的天象，而且透露了许多航行的秘密。　　

　　如果从北极看北极星，它应该在观测者正上方90 度的高度上，如果站在赤道上看，它就处于地平线以上零度的高度。据这个道理，我们试图根据北辰在《过洋牵星图》上记载的变化，推测整支船队的航向。第一幅图注明“北辰星七指”，而第二幅图则注明“北辰星一指”。北辰降低了六指，这表明船队是在向南行驶。除北辰外，《过洋牵星图》中还出现大量其他星体的名字。在郑和时代，中国人已在北极星与其他星辰间建立起联系。中国人用牵星板来测量星体高度，进而确定船的位置，这种技术至少比欧洲领先两到三个世纪。

　　郑和通过对北辰高度的测定来判断自身位置，但这一参照点在船队跨过赤道后就消失了。显然，对星辰的观测并非导航的惟一手段。作为中国人智慧的化身—指南针自宋代后便成为航海者的忠实盟友。对于长时间航海来说，需要使用对优质钢针进行磁化后得到的磁针。制造这种钢针的工艺，已经很难考证，我们只知道，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中国人已能使用磁罗盘导航，误差不超过正负两度。

　　尽管如此，郑和并没有放弃与星空的联系。南十字星座，就是北辰的替代者。在分 船队完成护送非洲使节归国的任务后，大约在木骨都束北方不远的北纬3度 40分，船队就告别了北辰，以南十字星座作为指引。正是由于对天像的透彻了解，那些离开了总指挥的分宗船队仍无所顾忌地向南行驶，抵达了《混一疆理图》上标示的极限位置—好望角。这幅由中国人绘制的、现知最早准确绘出非洲大陆的古地图不仅明确画出了好望角，还画出了非洲西岸的轮廓线，这证明中国船队曾到达那里，并作出测绘。

　　戛然而止的航海史诗

　　一连串的死亡使郑和的事业处于捉摸不定的摆动中。先是1424年朱棣在北伐边疆的途中溘然长逝。46岁登基的朱高炽是一个肥胖而慵懒的皇帝，他上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颁诏禁海。他决定将都城迁回南京，同时任命郑和为南京守备。但朱高炽即位仅9个月就驾崩了，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年号宣德。第五年，郑和下西洋的最大反对派夏原吉也寿终正寝。　　

　　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位杰出的骑士，骑射行乐之余，更派遣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为大明王朝雄阔激昂的航海乐章划上了休止符。

　　朱瞻基上台后第五年的六月初九（1430年6月29 日），颁布《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郑和第七次奉诏出海。

　　这一年，郑和已经60岁。他似乎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以及朝廷官员销毁他全部航海档案的可能性，出发前，他在太仓刘家港和福建长乐的天妃宫中特意树立了两块石碑，记述六次航海的经历。后来的事件证明了郑和此举的意义 —这两块石碑几乎成为我们今天能够面对的有关郑和航海的仅有的原始文字资料。

　　宣德六年十二月初九（1432年1月12日），郑和开始了他生命中—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远航。此次航行的分 船队一直抵达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天方国）。农历九月十四，随船前来的苏门答腊国、锡兰国、古里国、柯枝国、忽鲁谟斯国、祖法儿国、阿丹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使臣，从北京紫禁城的午门鱼贯而入，在奉天殿进献贡品。所有的景象与以往几乎没有任何不同，但是，与大航海事业关系最密切的两位领导者已不在人世，一位是朱棣，另一位是郑和。　　

　　郑和从长乐出发时，长乐县城的百姓给予他英雄般的礼遇，然而，这一次，人们没有从归航者中发现郑和。据说郑和与各支分船队在古里集合时，病逝于古里。现在人们可在南京牛首山下找到一座郑和墓，但没人能说清它的来历。

　　五年后，即宣德十年（1435），36岁的朱瞻基突然驾崩，大明王朝的航海史诗，彻底划上了句号。

　　如同朱高炽继位的第一天就下了禁海令一样，英宗朱祁镇一登基就下令各船厂停止造船。郑和航海事业之初，明朝的强大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只，仅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只船组成的船队。至正统五年（1440），浙江的船只数量已下降到不到原来的一半。到15世纪中叶，该省船队仅为原来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皇帝下令，“军民人等擅造二帆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此前两年，达·伽玛正率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抵达古里；嘉靖四年（1525），朝廷又下一道圣旨，“将沿海军民私造双桅大船尽行拆卸，如有仍前撑驾者即使擒拿”，此前三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船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龙江船厂在短短20年间已衰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嘉靖三十年（1551），连当年郑和船队宝船的数据都不存在了。

　　成化十三年（1477），宦官汪直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重燃中国人扬帆海上的热情。兵部尚书项忠入库查检旧案，发现关于郑和船队的所有档案居然已不翼而飞。项忠在盛怒之下对主管官员进行鞭笞，责令他三天之内找到遗失文档，此时，刘大夏才阐明了销毁档案的“必要性”：“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刘大夏很可能是郑和航海日志的最后阅读者，可惜我们没有他那样的特权，也就永远无法知晓有关郑和航海的所有秘密。

　　故事以禁海派的全胜而告终。

　　当寻找中国由强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时，我们无法回避中国在15世纪的巨大变化。1840年发生在中国海岸的东西方对抗只是结果，而不是起因。当时的刘大夏们不会意识到他的举动在三个多世纪后引起的恶果，那时他正沉浸在维护王朝利益的责任感中。在他身后，作为传统的海上强国的中国最终完成了内陆化的转型。

　　当中国军队把全部注意力用于防犯蒙古人的进攻，毁灭性的打击却来自海上。自1840年，中国受到外国军队的海上侵犯共达84次。

　　明熹宗朱由校创制了一种“木傀儡戏”，他最喜欢表演的节目就是《三宝太监下西洋》。据说他为这个节目设计了精巧的布景，喷水机关能让水势逆飞，如同瀑布泻下，又直冲上去，可以凭水势托起一个镀金木球，盘旋不落。这一游戏令他乐而不疲，甚至将批阅奏折这类无聊事务一律托付他人。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国库空虚，气数将尽，不到20年，这个曾经睥睨万邦的朝代便和它所创造的海上奇迹一同消失了。（来源：《中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