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是不是广元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1926-1927）---进攻直系、奉系、皖系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2---24）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2--24）、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1.20---30）---广州

国民革命军东征（第一次1925.2--3第二次1925.10--11）---讨伐陈炯明

中山舰事件（1926.3.20）

整理党务案（1926.5）

四一二、七一五（1927）反革命政变

宁汉合流（1927.9）与宁汉战争（1927.10--1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大革命”。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以五卅运动为核心的反帝国运动日益高涨；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而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休，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１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随后，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经过1925年两次东征，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1926年２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１９２６年５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７月１日，正是国民政府成立一周年，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确定战略部署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７月６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成立。７月９日国民革命军的８个军约１０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各军军长为：一军何应钦，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此外，还有由８艘军舰组成的海军和拥有３架飞机的空军。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2、3、4、6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７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4届中央第3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西路进攻吴佩孚，四军七军和八军气势如虹，８月９日克湘乡，１０日得湘潭，击败叶开鑫后，八军李品仙第三师在１１日胜利进入长沙；８月２２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９月６日、７日第8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１０月１０日，第4军主力和第8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至此，两湖战事，大体结束。“先定三湘，规复武汉”已经实现。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和湖北战场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被誉为“铁军”，而第7军则被称为“钢军”。接下来枪口对准了孙传芳。对于进攻江西的部署是，１２３军为右翼，由蒋介石亲自指挥（蒋为北伐总司令）：二军由赣南的吉安北进，三军由萍乡出高安，一军一师和六军为中路，程潜指挥，出修水，武宁，直指德安。七军为左翼，李宗仁任指挥，沿长江南岸东进，直捣九江孙的司令部。９月６日北伐军先发制人，攻下萍乡，控制赣南。１９日程潜六军和一军王柏龄师乘南昌没有主力，在市民学生的帮助下，轻易攻入南昌。孙传芳大部队迅速反扑，北伐军无法抵抗，溃不成军。蒋介石得知南昌情况后，驻进高安，亲自指挥南昌方面战事。１０月１２日，又几批北伐部队入赣，经过近一个月的调兵遣将，北伐各路大军云集南浔一线，并于１１月１日在南昌，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７日再得南昌。孙传芳逃入南京，北伐军又取江西。经过修整，扩编，北伐军再成三路，何应钦统领东路，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1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１２月４日进占福州。又北上攻入浙江，３月１８日，得杭州。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３月２３日攻克南京。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北伐军在不到９个月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北伐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直指黄河流域。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的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革命势力的猛烈发展，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１９２７年３月，帝国主义借口外国领事和外侨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命令它们在下关的军舰对南京市内的北伐军和市民开炮轰击，制造了中国军民死伤２０００余人的南京惨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勾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叛变后，4月15日，李济琛、钱大钧、古应芬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加紧反革命活动。６月１０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１９日，冯玉祥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对国民党不但不加戒备，反而还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政府。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也破裂了。

北伐初期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

　　总司令：蒋介石

　　总参谋长：李济深

　　总参谋长次长：白崇禧

　　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

　　前敌总指挥：唐生智

　　第1军军长何应钦，参谋长蒋伯诚。　

　　第1师师长王柏龄，副师长王俊，参谋长郭俊，辖1团孙元良、2团倪弼、3团薛岳　

　　第2师师长刘峙，参谋长胡树森，辖4团陈继承、5团蒋鼎文、6团惠东升　

　　第3师师长谭曙卿，副师长顾祝同，参谋长赵启录，辖7团涂思宗、8团徐庭瑶、9团卫立煌 。　

　　第14师师长冯轶裴，参谋长吴文献，辖40团郑振铨、41团蔡熙盛、42团周址 。　

　　第20师师长钱大钧，参谋长韩德勤，辖58团王文翰、59团赵锦雯、60团李杲 及刘秉粹补充团。　

　　补充团长张贞，炮兵团长蔡忠笏，警卫团长朱毅之。

　　第1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一个团。

　　由黄埔军校教导团收编粤军一部发展编成，1925年8月26日改编受番。

　　第2军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参谋长岳森。

　　第4师师长张辉瓒，副师长王捷俊，参谋长粟晃扬，辖10团谢毅伯、11团周卫黄、12团邓赫绩。　

　　第5师师长谭道源，副师长成光耀，参谋长李家白，辖13团罗寿颐、14团彭璋、15团朱刚伟。　

　　第6师师长戴岳，副师长朱耀华，参谋长萧文铎，辖16团黄友鹄、17团廖新甲、18团刘风。

　　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参谋长梁广谦，辖余泽篯、李蕴珩两个团。　

　　炮兵团长谢慕韩。

　　第2军合共兵力步兵11个团，炮兵一个团。

　　由湘军第三混成旅和第六混成旅发展编成，1925年8月26日改编受番。

　　第3军军长朱培德，参谋长黄实。

　　第7师师长王均，副师长张近德，参谋长历式鼎，辖19团曾万钟、20团万人敌、21团彭武扬。　

　　第8师师长朱世贵，副师长杨育涵，参谋长刘发良，辖22团韦杵、23团祝膏如、24团李思愬。　

　　第9师师长朱培德兼，副师长顾德恒，参谋长李明扬，辖25团顾德恒、26团李明扬两个团。　

　　宪兵营长武宣国。炮兵营长张言传。

　　第3军合共兵力步兵8个团，炮兵、宪兵各一营。

　　由滇军一部发展而成，1925年8月26日改编受番。

　　第4军军长李济琛，副军长陈可钰，参谋长邓演存。

　　第10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交鼐，参谋长朱绍良，辖28团蔡廷楷、29团范汉杰、30团戴戟。

　　第11师师长陈济棠，副师长邓世增，参谋长李扬敬，辖31团香翰屏、32团余汉谋、33团黄震球。　

　　第12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参谋长吴奇伟，辖36团缪培南、35团黄琪翔、34团许志锐。　

　　第13师师长徐景唐，副师长陈章甫，参谋长李务滋，辖37团云瀛桥、38团陆兰培、39团陈章甫 。　

　　独立团团长叶挺。炮兵营长郭思演、薛仰忠。

　　第4军合共兵力步兵13个团，炮兵两个营。

　　由粤军第一师发展而成，1925年8月26日改编受番。

　　第5军军长李福林，参谋长刘敏。

　　第15师师长李群，副师长林驹，参谋长何家瑞，辖第43团黄相、第44团周定宽、第45团黄炳琨

　　第16师师长陈炳章，副师长王若周, 辖第46团陆满、第47团李林、第48团陈伟图

　　独立第1团长梁林，第2团团长林驹。　

　　第5军军长李台琼，合共兵力步兵8个团，炮兵一个营。　

　　由粤军序列的福军发展而成，1925年8月26日改编受番。

　　6军军长程潜，参谋长唐蟒。

　　第17师师长邓彦华，参谋长曾则生，辖第49团傅良弼、第50团文鸿恩、第51团钟韶

　　第18师师长胡谦，副师长苏世安，辖第52团苏世安、第53团宋世科、第54团李明灏

　　第19师师长杨源浚，副师长王邦若，辖第55团王尹西、第56团张轸、第57团王茂泉

　　炮兵营营长莫希德、罗心源。

　　第6军合共兵力步兵9个团，炮兵两个营。

　　由广州国民政府警卫军为基础，并在北伐中收编起义投诚部队发展而成，在1926年1月编成。

　　第7军军长李宗仁。　

　　第1旅旅长夏威，参谋长毛炳文，辖第1团陶钧、第2团吕演新

　　第2旅旅长李明瑞，参谋长吕其彬，辖第3团李明瑞、第4团李朝芳

　　第3旅旅长伍廷扬，参谋长林世嘉，辖第5团张国柱、第6团龚寿仪

　　第4旅旅长黄旭初，参谋长黄莘，辖第7团许崇武、第8团林畅茂

　　第5旅旅长刘日福，参谋长刘克初，辖第9团陆受祺、第10团梁朝玑

　　第6旅旅长韦云淞，参谋长徐启明，辖第11团韦云淞、第12团叶丛华

　　第7旅旅长胡宗铎，参谋长李石樵，辖第13团李孟庸、第14四团杨腾辉

　　第8旅旅长钟祖培，参谋长以定邦，辖第15团尹承纲、第16团周祖晃

　　第9旅旅长吕焕炎，参谋长董南，辖第17团杨义、第18团蒙志

　　独立第1团陈济桓　独立第2团罗浩忠入伍生团吕竞存　

　　第7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两个营。

　　两广统一后的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所部改编而成，1926年3月改编受番。

　　第8军军长唐生智，参谋长龚浩。　

　　教导师师长周斓。辖3个团，团长分别为罗霖、鲁扬开、刘克豪。

　　第2师师长何键，参谋长胡达。辖4个团，团长分别为陶广、刘建绪、危宿钟、张辅。

　　第3师师长李品仙。辖4个团，团长分别为张国威、熊震、李云杰、吴尚。　

　　第4师师长刘兴，参谋长王德光。辖4个团，团长分别为廖磊、唐哲明、周维寅、颜仁毅。

　　第5师师长叶琪。辖3个团，团长分别为何宣、周磐、刘运乾。　

　　鄂军第1师师长夏斗寅，副师长周斓，参谋长廖汝钧/万耀煌。辖3个团，团长分别是万耀煌、卢本棠、张森。　

　　教导团团长周荣光。炮兵团团长王锡焘。　

　　第8军合共兵力步兵22个团，炮兵一个团。

　　由湖南陆军第四师并收编起义投诚部队发展而成，1926年6月2日改编受番。

　　北伐军出师时，后方之巩固布置分为7个警备区，直隶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配置如下：

　　潮梅警备司令由第1军军长何应钦兼，驻军汕头。

　　韶属警备司令由第2军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兼，驻军韶关。

　　钦廉警备司令由第11师师长陈济棠兼，驻军北海。

　　肇属警备司令由第13师师长徐景唐兼，驻军肇庆。

　　惠属警备司令由第18师师长胡谦兼，驻军惠州。

　　广属警备司令由第20师师长钱大钧兼，驻军广州。

　　琼崖警备司令由第12师第34团团长许志锐兼，驻军琼州海口。

北伐战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组成的广州国民政府，领导国民革命军于1926～1927年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而进行的革命战争。直接打击的目标有三个：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北伐战争消灭了孙传芳和吴佩孚，却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没有消灭张作霖。

　　战争的准备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屡遭挫折和失败。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随后在广州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见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选派了重要干部到军校从事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10月开始建立黄埔教导团，随后扩大为新型的革命军队。为了推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广东革命政府先后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和工会条例，迅速打开了工农革命运动的新局面，同时建立了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

　　广东革命政府依靠黄埔学生军和工农革命武装，团结其他军队，于1924年10月平定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举行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6月消灭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宸寰的叛乱。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接着将所辖黄埔学生军和驻广东的粤、湘、滇、鄂等部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共六个军。10月举行第二次东征，同时进行南征，先后消灭了陈炯明和邓本殷的反革命军队，1926年1月，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同时广西李宗仁和湖南唐生智先后宣布拥护广州国民政府，使国民革命军拥有八个军约十万人。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全国反帝爱国民主运动和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广东省港工人奋起响应，大力支持广州国民政府，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通过出师北伐案。7月1日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参见彩图插页第131页）。国民革命军的基本编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总参谋长李济深（留守广州），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党代表廖乾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李朗如。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林伯渠。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其中从事政治工作人员多数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苏联政府派加伦将军等为国民革命军顾问。广东等省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北伐军；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几千人的运输队随军出征。

　　战争的胜利进军

　　北洋军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拥有强大的实力，窃据了北京中央政权和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十多个省份。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二十万，占据了河南、湖北、湖南三省，陕西的东部和直隶（今河北）保定一带，控制着京汉铁路。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拥兵二十万，据有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江西五省。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三十五万，占有东北各省和北京、天津等地，控制着津浦铁路北段。其他各省还有许多地方军阀。为了扑灭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吴佩孚、张作霖在1926年3、4月间已采取联合步骤，计划在北方消灭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南方先进攻湖南，进而消灭广东革命势力。孙传芳由于同吴佩孚、张作霖存在尖锐矛盾，表面上“保境安民”，实际上坐山观虎斗，以便从中渔利。

　　国民革命军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歼灭吴佩孚军，然后消灭孙传芳军，最后消灭张作霖军。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参战。北伐军首先以主力向湖南进军，两湖战场成了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此前，1926年5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两个旅已入湘协同第八军唐生智部同吴佩孚作战。5月下旬，广州国民政府又派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和叶挺独立团入湘增援，打开北伐的前进道路。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部队，共有两千余人，连以上干部全部为共产党员。独立团是第四军的开路先锋，6月5日攻占攸县，取得了入湘作战的首次大捷。7月初，担任主攻任务的第四、七军先后抵达攸县地区，与第八军汇合。然后分三路进攻长沙。在工农群众支援下，北伐军11日进入长沙。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三路攻取湖北。 8月19日，中路军发起总攻，先后攻占平江、岳阳，切断粤汉路。接着进入湖北境内作战。25日开始攻打武长铁路线上的军事要隘汀泗桥、贺胜桥。汀泗桥是武汉南面的门户，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北伐军要攻占武汉，必先攻占此桥。吴佩孚把司令部设在贺胜桥，亲自督战，下令死守汀泗桥。8月26日，第四军以六个团的兵力发起进攻，双方争夺激烈，汀泗桥四次易手，仍不能决定胜负，双方伤亡惨重。27日晨，独立团在当地农民引导下，从东面大山的小路迂回到汀泗桥东北面敌人背后发起猛攻，敌因受前后夹击，慌乱溃退，吴佩孚下令用大刀砍杀败退官兵也不能稳住阵脚。当天北伐军占领汀泗桥。第四军英勇善战，获得了“铁军”称号。8月29日，北伐军第四、七军向贺胜桥发起总攻。30日下午叶挺独立团首先突破吴军防线，当日占领贺胜桥。9月1日第四、七军到达武昌城下。吴佩孚企图凭借武昌城垣及长江天险负隅顽抗，守住武汉，等待河南吴军和江西孙传芳军来援。他设司令部于汉口，命其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防守司令，率兵死守武昌。北伐军第四、七、八军合围武昌城，从3日起连续多次攻城，均未成功。5日独立团官兵潜至城脚下，奋勇登梯，城上弹如雨下，第一营登梯官兵十余人全部牺牲，表现了革命战士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接着北伐军调整部署，由第四军担任围攻武昌的任务，第八军进攻汉阳。在北伐军猛烈进攻下，汉阳守军刘佐龙部倒戈。汉口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北伐。7日北伐军占领了汉阳、汉口，吴佩孚逃往郑州。10月9日，在北伐军严密包围和策动下，武昌守军吴俊卿部起义，接应北伐军。10日，陈铭枢师、张发奎师、叶挺独立团、第八军第一师等联合发起总进攻，负隅抵抗的守敌被迫投降。北伐军此役共俘守敌司令以下官兵一万二千余人，缴获大量战利品。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北伐军取得了两湖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927年1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3月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抵制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主张，正式成立武汉国民政府，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促进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北伐军在两湖的胜利进军，使孙传芳感到威胁，便向北伐军提出最后通牒，限令退回广东，并分两路袭击北伐军。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蒋介石也因唐生智的势力在两湖迅速发展，急于开辟江西战场，夺取江西地盘，扩张自己的势力。江西战场，主要以三次攻打南昌为中心。9月中旬以前，第二、三军分别夺取赣州、吉安、萍乡、安源等地，第六军占领奉新等地。19日第三、六军各一部冒险攻入南昌城，21日被迫退出。南昌撤退时，北伐军损失惨重。10月上旬，蒋介石由武昌转赴江西，亲自指挥南昌会战，北伐军付出重大伤亡，被迫撤除南昌之围。北伐军在两湖战事胜利结束后，主力迅速转入江西，准备第三次攻打南昌。这时孙传芳后方极不稳定，一度准备同蒋介石和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一致反对下，和谈未能实现。11月初，北伐军在加伦将军参加指挥下对江西孙传芳部各据点发动总攻。北伐军先攻占德安、马回岭，控制了南浔铁路，使九江和南昌陷于孤立。孙传芳见势不妙，逃回南京。11月5日北伐军攻克九江，同时包围南昌。8日占领南昌。至此，江西的北洋军全线溃退。

　　江西战事紧急时，福建周荫人部企图进攻广东，扰乱北伐军的后方。北伐军出兵福建，孙传芳无力顾及，敌人内部加剧分化，张毅等部归附北伐军。1926年12月间北伐军占领福建全省并乘胜追击，向浙江挺进。这时北伐军已发展到二十个军，拥有兵力二十五万人。

　　1927年1月，北伐军决定分三路追歼敌军。东路军由何应钦、白崇禧率第一、三军等六个纵队向浙江进攻。中路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以二、六、七军为主力，自江西沿长江两岸东进，其中李宗仁率第七军等三个纵队为江左军，程潜率二、六军等三个纵队为江右军。西路军由唐生智率四、八军等四个纵队为主力，沿京汉铁路对付来自河南之敌。三路总目标是夺取南京和上海。

　　东路军于1月中旬由闽入浙，2月下旬占领浙东，2月底占领了杭州及浙江全省。然后，自嘉兴向淞沪前进。3月21日白崇禧率东路军右翼占领松江，薛岳部抵达龙华。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取得胜利，解放上海。中路军的江左军和江右军，于2月下旬同时东进。 3月6日江右军占领芜湖。3月22日东路军攻占镇江，截断沪宁路。中路军的江右军和东路军分别逼进南京。24日第六军和第二军攻占南京，至此，长江下游全由北伐军占领。

　　战争的成就与夭折

　　北伐军从1926年6月出师，经过近十个月的征战，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取得重大胜利。但在革命胜利形势下，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所潜伏的危机终于爆发，造成北伐战争中途夭折。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同时，退守绥远一带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6年9月中旬在五原誓师。冯玉祥刚从苏联回国，与国民军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担任了国民联军总司令。11月国民军占领甘肃、陕西两省，在北方策应北伐军的进军。不久，又从潼关、紫荆关入豫作战。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先后到国民军中帮助进行军事和政治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北伐军的作战。

　　北伐军所到之处，都得到广大工农群众极大的欢迎和支援。1927年初，汉口、九江民众进行了勇敢的斗争，收回了两地的英租界，取得了维护国家主权的重大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使北洋军阀的统治趋于崩溃。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也因惧怕工农运动而动摇起来。他们极力支持和纵容拥有军事实力并蓄谋反共的蒋介石发动政变，建立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麻痹，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无力阻止局势的逆转。蒋介石集团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与周密部署，1927年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实行清党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峙，并与帝国主义协同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汪精卫在4月初从法国回上海，随即赴武汉。他把自己装扮成“左”派领袖，取得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大权。武汉政府为了打开局面，决定第二次北伐，任唐生智为总指挥。4月19日在武昌南湖誓师，21日沿京汉路向河南进发。这时冯玉祥也由陕西向开封进攻。5月下旬，北伐军三个师在临颍十里头战役中击溃奉军主力。北伐军与冯部国民军合作，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但武汉政府面临外交孤立，经济困难，反共军人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汪精卫6月19日到徐州与蒋介石达成“清党反共”协议， 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夭折。

　　北伐战争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虽然中途夭折，但这次战争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开始了创建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揭护法旗帜，准备北伐。桂系军阀退出广东，并不甘心失败，仍威胁和骚扰广东，成为孙中山北伐的主要障碍。6月下旬，孙中山委陈炯明为讨桂军总司令，出兵讨伐陆荣廷。经3个月的攻击作战，粤军先后占领了梧州、南宁、桂林、龙州等地，陆荣廷取道越南河内逃跑，两广统一。10月，孙中山到达广西。12月，在桂林组织大本营，计划组织3个军的兵力，北向中原。
    1922年初，孙中山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遂与奉、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并将滇、桂各军集中韶关，以韶关为大本营，准备取道江西北伐。5月6 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从5月中旬到下旬，北伐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新城、崇义、信丰、龙南等县。6月5 日，北伐军占领赣州；8 日，赣督陈光远向北洋军阀政府辞职。北伐军乘胜前进，连占万安、大和，直逼吉安。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中，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叛乱。陈炯明在护国运动中参加反袁斗争，组织粤军，自任总司令，第一次护法中任援闽粤军总司令。在两次粤桂战争中，野心勃勃，企图称霸广东，并与直系勾结，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处处牵制。由于后方不稳，孙中山临时决定在桂各军反粤，4月19 日，孙中山下令罢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及内务总长职，保留陆军总长职务，23 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坐镇指挥北伐。为稳定广东局势，孙中山两次派人赴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共商北伐大计”，均遭陈拒绝。在暗中，陈却同陈光远密电往来，相约夹攻北伐军。5月中旬，陈炯明部下叶举率部从广西回粤，以“清君侧”为名，进抵广州。
    6月12日，孙中山召集广州报界举行谈话会，揭露陈炯明阴谋，勒令叶举部撤离广州。叶举却在陈炯明的指示下，于6月15日，公然发出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并派兵包围总统府，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出走，登上泊于白鹅潭之楚豫舰，随后，宋庆龄也脱险，于次日赴黄埔与孙中山会合，转登永丰舰。孙中山在军舰上指挥海军与叛军战斗，并电令北伐军回师靖难。6月下旬，北伐军分两路回师，在韶关、翁源一带为陈军所阻，无法及时救援。8月9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回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失败了。
    陈炯明叛乱，对孙中山是一个很大打击。依靠一部分军阀去反对另一部分军阀，以达到恢复“临时约法”的目的，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五四时期，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潮中，以恢复约法相号召，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了，因而护法运动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孙中山决心寻求新的力量、新的途径，继续奋斗。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1922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赞扬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的精神。同时向他说明，革命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并指出他依靠军阀打军阀的错误，也指出国民党组织混乱、纲领不清、作风不正的毛病。中国共产党派李大钊等帮助孙中山，苏联也向孙中山建议，要他建立联合工农群众的政党和革命武装。
    孙中山早就对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表示赞赏，现在见到共产党人这样诚恳热情，十分受感动。他和李大钊经常促膝谈心，废寝忘食。经过深思熟虑，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谈心，废寝忘食。经过深思熟虑，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苏联的建议，欢迎两党合作，同时也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在国际上也要有像苏俄那样真心支持中国革命的国家的援助。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
    1922年秋，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会议，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计划，起草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党纲和党章。1923年元旦，他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明确表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立”。
    这年1月，占据广州的陈炯明被滇军和桂军中一部分拥护革命的队伍赶出广州。孙中山重抵广州，建立了大元帅府。许多共产党人也云集这座南方重镇，广东成了革命的大本营。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决定。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苏联政府还给予广州政府军事和物资援助。不久后，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斩钉截铁地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国民党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到了11月，孙中山宣布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定。他勇敢地自我批评说：“看一看以往十年的实际成绩，我不能不认为是失败的。国民党想要取得成功，必须改组，要有鲜明的主义，切实的政策，要争取民众的支持；在组织上要去恶留良，克服腐败现象。”于是，国民党开始重新登记党员，整顿各级组织，建立讲习所训练干部。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参加了这项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65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14％。孙中山担任大会主席，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共产党员)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孙中山在会上耐心地向代表们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他说，他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和旧的三民主义不一样的。他的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整个中国的解放，而国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他的民权主义主张凡革命的个人和团体，都享有自由和权利。他的民生主义，除了“平均地权”以外，又增加了“节制资本”。为了实行新三民主义，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最重要标志，也是他一生中伟大的转变。
    经过选举，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于右任等老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大会确定的新三民主义，其基本原则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原则基本一致，从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国共合作得以实现。此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自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一度消沉的工人运动，在国共合作的促进下，主要是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逐渐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广东革命政府统辖的地区内，工农运动取得合法存在的权利，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自从和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有了联系后，孙中山便决定建立一支革命军队。本来，孙中山手下也有不少军队，但这些都是旧军队，不听指挥。孙中山在长时期内依靠旧军队从事革命活动而屡遭失败，这给他留下痛苦的教训。还有些军事骗子甚至来骗枪骗钱，孙中山有许多这样的教训。尤其是经历过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更是决心着手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
    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军官学校。
    1924年5月，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习惯上称“黄埔军校”。军校第一期学生于1924年5月入学，学员500名，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5期，共约7400人。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曾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1／10。
    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毛泽东后来说：那时的国民党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面目一新。”
    黄埔军校培养的军事、政治工作干部，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首次建立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１９２２年１月至１９２３年２月，全国罢工达１８０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我党从“二七”惨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１９２２年７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至３０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１０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１／４。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了大革命后期，１９２７年７月，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经历

　　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首次建立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我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了大革命后期，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孙中山在合作中】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原先一直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并极力争取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是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却使孙中山越来越失望，特别是1922年6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东到上海。孙中山从困境中沉痛地感觉到过去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企图依靠军阀势力是靠不住的，他醒悟了。与帝国主义的态度相反，苏联政府并不因为孙中山遭到失败而改变对他的支持。在陈炯明叛变时，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马林正在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下决心采取联俄政策。在达林离开中国时，孙中山让陈友仁向达林转告他的话：“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联。”

　　这时，孙中山也已经看到了新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在他处境艰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给予有力支持。因而他采取联共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孤军作战，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要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同国民党合作。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并提出共产党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共二大正式提出同国民党及其它民主派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外的平行合作。同年8月对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议决定只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陈独秀等在上海会晤孙中山，向孙中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具体途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同意，并赞同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表、张太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但是，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未加入国民党，并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抱怀疑态度。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做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同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来换取合作，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为推动国民党改组，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解决了党的三大没有解决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就是要争取领导地位。为此，要积极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同时，还决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组织自己的党团，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挥领导作用。同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改组的基本要求。接着，便在广州、上海等地开始党员登记，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许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旧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张。民权主义提出民权力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并规定制定劳工法，改善工人生活。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同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这就使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上是基本相同的，因此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国共两党为之奋斗的共同纲领。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改组后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为国共合作的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革命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在统一战线领导下为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进行了一系列不懈努力。预示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北伐的开始。 

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构成，简称“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

　　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次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确认“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实业计划》一书就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宏伟蓝图。他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因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民生主义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

　　三民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但是，它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完整意义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课题：“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恣肆，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称道了“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的苏维埃国家“人民独裁政体”，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民生主义则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现在金门岛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

三民主义要点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三民主义源流及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民国11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初期

　　同盟会的成立民国前七年（乙巳年）春，总理由美赴欧，先后在巴黎、柏林宣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号召留学生，了解革命组织的团体，加入共有七十余人。七月，总理返日，又以兴中会为中心，把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和革命份子联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总理为总理，并曾通过总章，发表宣言。〈同盟会宣言〉的中心内容是四条纲领性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义的早期形态，前两条即当时的民族主义，第三条即当时的民权主义，最后一条即当时的民生主义。中华民国的名称，也是同盟会成立时确定的。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讲演以阐发三民主义，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所写训词开宗明义确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

　　迁台后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三民主义成为蒋中正威权体制下的“党国意识型态”，大胆岛（金门）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高级中学及大学中列有三民主义课程，透过此一课程极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构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正统乃至民族道统的地位，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不同名称，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台湾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

　　除了中华民国宪法外，在当时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文字。解除戒严及动员勘乱时期后，相关科目的授课内容逐渐改变，大学内相关课程则逐渐改为中华民国宪法课程，国家考试及大学入学考试则渐次缩减，甚至停考该科目。各三民主义研究所则改名或改组，例如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变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

负面评价

　　三民主义的批评者众多，他们认为孙文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东抄西凑，自相矛盾，思想极度混乱的产物。

　　1927年陈炯明所着的《中国统一刍议》提到：“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详细批评，非本论范围，但国民党贤者，必知其说，不过头上有偶像，不敢触犯耳。如有马定路德出于其党，庶有中兴之望）。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强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趋步耶！”

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

　　刘宗正批评孙中山有“大汉沙文主义”的思想，例如：“就历史上说，我们四万万汉族是从那一条路走来的呢？也是自帝国主义一条路走来的。我们的祖宗从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义第四讲）、“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第一讲）、“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余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

　　孙中山讲民族主义时，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说中国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没有增加，“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我们中国却仍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

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

　　权能区分

　　孙中山又常以诸葛亮与阿斗的故事说明“权能区分”的重要性，“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照我所发明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这些理论的问题点在于孙中山混淆了欧美国家人民的权利（rights），政府的权力（authority），与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欧美的“阿斗”其实“权”与“能”都有，随时有“能”，行使其“权”，以更换不适任的“诸葛亮”。最早指出孙文思想这个病理的是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后来他的学生宫泽俊义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析》一书中指出，“现在欧美各民主国家，人民不但拥有孙文所称的政权，同时有治权，政权与治权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他所称的治权是人民的权力的本质，政权则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方法。”

　　西方对三权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孙文却只怕不是“万能政府”。他认为可以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来防止万能政府变成独裁政府。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是理论可行，实际上不易实行的。若是罢免的条件订的很苛，则等于没有罢免权，如果订得很宽松，则时时在罢免，民代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法专心行使立法权。。

　　国民大会

　　孙文发明权能区分，一方面设国民大会为政权机关，一方面设五院为治权机关，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设立总统理治权，如此一来，孙文对共产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这种情况下，国民大会变得很复杂，国民大会若是完全按共产制度来实行，运作的程序，优点和缺点很清楚。但是，在国民大会外另社总统，情况就复杂了。本来，五院是直接归国民大会管理监督，现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设总统，总统又不具权力指挥五院，只能调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协商时，张君劢拿出三权宪法，要求国民大会无形化，其权力只剩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的宪法修正案…等等。然而，这些权力除选、罢免总统和副总统之外，其他的权力又都受到种种限制，所以，国民大会到底是甚么，我实在不清楚。

　　五权分立

　　孙文采取三权，确认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试、监察两权，成五权，更重要的是，孙文不采取西方“性恶论”的思想，却采取“性善论”，让五权分工合作，造就一个万能政府，把以性恶哲学为基础的法律、政治价值观，一变成以性善为基础的宪政思想，这种转变是何等的巨大，整个宪政的架构和运作不同，甚至目标也不同。

　　考试制度

　　考试院行使考试权，但考用不能合一，因为它没有行政权。甚至，连到考多少人都不晓得。所以，后来就陈仓暗渡，在行政院下设人事行政局，当时设立这机构是黑机关，所以就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加以合法化，但临时条款废除以后，人事行政局又成为黑机关，政府又将它放在《国安三法》中夹带过关。

　　监察制度

　　台湾宪法专家李鸿禧指出“国父孙文发明了监察制度，将属于立法权中的弹劾权分离出来，另外成立监察院。在国外，弹劾权是国会两院制的国家才具有的，由下议院提出弹劾，上议院来审判。但是在我国：当监察院提出弹劾后，却没有国会可以审判，结果就将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由监察院提起弹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判，这是违背法学、政治学学理的笑话。弹劾是追究政治责任，不是追究法律责任。谁才能追究政治责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将监察院改成目前的准司法机关已是大笑话，因为有权追究公务员政治责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们所选的民意代表，但现在监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来追究行政机关人员的责任，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里的成员又是轮调、派任的法官担任，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们又何德何能来审判公务人员是否有行政责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台湾未来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规划，整个司法问题才能有比较好的解决”。

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

　　在涨价归公方面，孙中山以为“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此一理论的问题在于如果地主永远不卖土地，没有买卖的行为，涨价归公便无从实施。孙中山的“涨价归公”理念是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于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气的平等权利一样。”，张五常认为亨利·乔治的“涨价归公”理论是“闭门造车”，对经济学一窍不通。

　　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台湾早期大量的国营事业，如：台盐、台肥、台铁、烟酒公卖局、邮局、中华电信等企业赚取大量的费用但是服务品质也不见提升，原因就是没有竞争，自从开放民营竞争以后品质才略有改善。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本具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便提到“...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但因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力行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虽然打著是发扬、拥护三民主义的旗号，对其中左倾的部份，采取模糊带过的方式，使民生主义真正的精神，反而更显得模糊不清。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青年学者 刘小烽在“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一文中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干，它的影响远及东亚诸国”是东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义则代表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最有价值的尝试。所以，三者之统一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社会理想的统一；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以下是分述：

　　一、社会理想的统一

　　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一 社会理想的统一

　　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

　　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

　　马克思博士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系出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则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

　　三民主义暨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及马克思所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三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现在，我们来看《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中最关键的两个句子：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热爱劳动，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无处释放一样，而且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一定非要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劳动“不必为己”，人们都能“各尽所能”。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就象讨厌财富一样，把财富任意的弃置于地，而不是收藏起来，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人们已经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页）。这时候，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财富都“不必藏于己”，人们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属于社会公有的财富。社会已经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

　　从这点上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统一的。

　　二 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它要求统治者在不损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一定的阶级让步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被统治阶级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实质，就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决涵盖社会各阶级的“民生”问题，使社会各阶级的成员在不改变自身阶级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而这也就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义的指导精神与仁的精神是统一的。那么，此二者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选集》第页）。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共产主义就是消除“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就是使“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一句话，共产主义首先也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所以孙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因此，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运用“仁”的指导精神上是统一的。

　　三 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礼是什么呢？《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析言之，儒家的礼，就是在行“仁”的大前提下建立的维护一定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道德秩序。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赋予社会阶级秩序以道德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消除被统治者造反的思想意识。所以，“仁”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必要（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礼”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亦即使造反作乱没有道德依据或没有意识形态基础）。“民”既无造反之必要，又无造反之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这两者中，如果统治者不讲“仁”而只讲“礼”，那么，礼就不能为被统治者长期接受，因而也就不能保证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如果统治者不讲“礼”而只讲“仁”，仁的推行就会使被统治者轻慢其统治，因而在不受“礼”的约束的情况下，便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相辅相成，仁礼一体，缺一不可，这就是儒家全部思想的精髓所在。

　　那末，“礼”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有何体现呢？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吸收近代西方民权与法制思想及中国传统行政、司法经验而提出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

　　四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别性和统一性之关系

　　（一）差别性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孙中山先生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孙中山选集》第页）。由此可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革命的主义。但是，其革命的性质却有所不同。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简明政治学辞典》第页）；而共产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页）。那末，儒家思想如何呢？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同上，第页）。所以，作为革命学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阶级性的不同；作为社会科学，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儒家思想不仅有阶级性的不同，而且有革命与非革命的不同。

　　（二）统一性的辩证性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结合。我们要把儒家的仁和礼，看作是能够为一切阶级社会和非阶级社会所共同适用的超历史超阶级的统治原则和社会管理原则，而不是机械地把它仅仅看作是封建社会的所谓“仁政”和封建礼教之三纲五常。我们也不能把民生主义很局限地理解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应该把它看作是致力解决民生问题的精神及其一切方法的总的称谓。我们也不能把对民权主义的理解局限在“五权宪法”的狭小范围，而应该把它扩大为“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我们更不能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呆板的缺乏联系的僵死的教条，而应该把它看作是需要不断发展和不断取得新的营养补充的理论体系。所以，三者之统一，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

　　（三）三者之统一的意义

　　儒家思想是统治的学说，但是它也主张“逆取顺守”，承认“汤武革命”的正义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革命的学说，但它们同时也是建设的学说。因此，儒家思想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革命与统治兼顾的学说，前者侧重于统治（即阶级秩序的建设），后者侧重于革命（即阶级秩序的变革）。所以，三者之统一可补各自的不足。这是其一。

　　其二，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干，它的影响远及东亚诸国”（《简明哲学小辞典》第页），是东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页）思想体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义则代表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最有价值的尝试。所以，三者之统一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五 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基础

　　共产主义（大同）社会是在“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和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都充分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所以，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和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是大同社会的两大柱石和基本前提。没有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谈不上按需分配；没有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也谈不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因为按需分配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的标准问题。而人类的需要总是一个不确定值，它总是随着国家民族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具体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需要永远是一个不确定值。即使是同一个人，他在“此一时”对“需要”的要求与“彼一时”对“需要”的要求也会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体，只能是社会化大生产与集体主义道德的高度综合。归根到底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因为集体主义道德必然而且也只能来源于个人与集体的紧密联系，高度的集体主义道德只能是充分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必然的意识形态。

　　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才可能充分涌流；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个人与集体的联系才会不断加强；个人与集体的联系加强了，集体主义才会逐渐由一种社会道德变成一种生存之道。而只有当集体主义道德变成人们的生存之道的时候，集体主义的原则才会真正成为社会成员的生活必须，人们才可能“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所以，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决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神秘的天堂，而完全可以是人类奋斗的杰作。其所由实现的途径便是：一、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解决民生问题，即行“仁”；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建立集体主义的社会道德秩序，即建立集体主义的“礼”。这就是立足于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之统一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要谛。

　　最后，总结起来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只有统一才能使中国（儒家）文化获得新生，也只有统一才能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更加完备更加雄壮其强大的生命力。

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单方面称为孙中山生前对其“三民主义”思想作出的最后一个版本的修正，是孙中山晚年联俄容共、扶助和依靠农工的思想的体现。但由于其中涉及中国国民党联合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加之孙先生逝世后两党交恶，所以两党对此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说法，并且争议保持至今。

概括

　　与三民主义相比，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提出具体反帝斗争要求，认清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演变成排满兴汉→反满贵族→明确反帝斗争。

　　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强调它的人民性、群众性。“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这样将资产阶级民权政治与反帝民族主义斗争相结合，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飞跃。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中国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更新解释了“平均地权”，提出了新的方针。“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即“耕者有其田”，明确反对封建剥削。“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实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民生主义和扶助农工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国民大革命。

　　总之，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这表明对三民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使它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尽管它斗争的彻底性、革命最终目标、指导思想同阶级不同，与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还有着本质区别，但它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各种原则基本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实际情况

　　从语言学角度，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硬解释成“新三民主义”，是根本不符合文法规则的，因为三大政策的文字中根本就没有出现“民”字。按照通用规则，“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只能简称为“二联一扶”。而且并无证据证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孙文所言。而孙文当年所发表的是，“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容共”而非“联共”。

　　中国国民党方面则始终坚决否认曾有“新三民主义”这个概念存在过，在现今可以查阅到的国民党方面保存的所有文件里也找不到关于新三民主义的记载。而只有在共产党方面保存的历史文件里能找到这个新主义的踪迹。因此，他们认为“新三民主义”是共产党方面杜撰出来的。孙中山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完整演说则更加说明了，孙中山至死只有一个三民主义，那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这段演说录音在中国大陆的有关纪念孙中山的影片里只敢播前3分钟。另外，孙中山遗嘱里面写道：“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查阅孙文全集可知，孙中山直至临终，所坚持之三民主义，仍为其1924年所著之《三民主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1.20---30）---广州 

　　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召开的对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的会议。由于辛亥革命和以后历次斗争的失败，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真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决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改组国民党，以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国家。从1922年8月起，他采取一系列具体步骤进行准备。1923年10月指派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等五人为改组委员，并设立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筹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以地方党部推选和孙中山指派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海内外代表共两百人，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五人。代表中有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谭平山等二十四人。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大会。孙中山在报告中，阐明大会主旨是改组国民党成为有力量的政党，以此去改造国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争取革命成功。他总结了国民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改组的组织原则是淘汰不纯分子，吸取革命分子。大会听取了谭平山代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扣柏文蔚所作的军事报告；通过了《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出版及宣传问题案》等议案；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四十一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十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大会通过了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具体办法，在保留总理的名义下，强调“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中制度”。领导机构采取委员制。大会还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主张“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反对帝国主义，“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废除国内的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实行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经过此次大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的基本政策。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的施政纲领，提出了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和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具体方针。对外政策包括废除清政府及军阀政府同帝国主义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等。对内政策规定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以反对封建主义保障民权民生主义的实施，规定“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等等。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 

国民革命军东征

　　1925年广东革命军队对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的两次征讨。陈炯明自1922年冬退据粤东东江一带后，一直和广州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相对抗。1924年冬，他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纠集洪兆麟、林虎等部约三万余人，在英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准备进攻广州。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进行东征，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为右路军，由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统领，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作为东征的主力；滇军杨希闵部为左路军，桂军刘震寰部为中路军。但杨、刘按兵不动，暗中勾结陈炯明。黄埔学生军和粤军由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并得到海陆丰等地农民的配合和支援，从广东南部沿海东进，连战皆捷：2月15日攻下淡水，27日进占海丰，3月上旬连克普宁、潮安、汕头，13日破林虎主力于棉湖，18日又克五华，20日攻占兴宁。第一次东征打垮了陈炯明军主力。

　　6月，杨希闵、刘震寰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唐继尧等军阀的支持下，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广东形势危急。黄埔学生军和粤军立即回师镇压，在广州工人和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迅速平定叛乱，全歼叛军两万余人。嗣后，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黄埔军校编练的军队及粤军、湘军、滇军等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至五军。

　　这时，陈炯明利用革命军队回师广州镇压杨刘叛乱的机会，以三万之众重新占领东江一带，并企图勾结盘踞在粤北的川军熊克武和粤南的邓本殷进攻广州。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军队，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任三个纵队纵队长。东征军自10月1日起陆续出发，经过激烈战斗，一举攻占惠州。三个纵队继续分路进击，11月初收复潮安和汕头，全部歼灭了陈炯明军在东江的主力。

　　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国民政府派鲁涤平率部进击粤北连山一带的川军熊克武部，派陈铭枢率部进击粤南高州一带的邓本殷部。粤北迅速平定，熊军余部退入湘境。粤南初战失利，后以朱培德、李济深相继为总指挥，分兵四路进击，于11月20日占高州，29日克廉州（合浦）。1926年1月，第四军渡海登海南岛，收编了邓本殷军余部。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的胜利，统一了广东全境，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第一次东征　　

1925年(民国十四年)2月至3月，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广州革命政府所属部队在广东东江地区对军阀陈炯明部的进攻战役。 1924年冬，占据广东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趁孙中山离广州北上的机会，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向其所部下达进攻广州的作战命令。为统一广东，顺利北伐，广州革命政府于1925年1月15日发布《东征宣言》，组成以杨希闵为总司令的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军。东征联军约5万人，于2月1日，分三路向陈炯明部发起进攻。军阀陈炯明军共6万余人，以林虎为总指挥，洪兆麟为副总指挥，编为7个军和5个独立师，正向广州进逼。东征联军以粤军与黄埔军校校军组成右路军经虎门攻击前进，先后攻占东莞、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地，在击溃广九路(广州至九龙)上的陈军后，于14日进至陈军的东江门户淡水城郊。在攻打淡水的作战中，黄埔校军以10名军官和100名士兵组成的“奋勇队”，15日拂晓发起攻击，仅用半个小时就率先攻进城内。陈军洪兆麟部2万余人由惠州前来增援。校军和粤军第2师以一部兵力进行阻击，将洪部击溃，并乘胜向敌追击，一举攻占平山，尔后，决定置惠州孤城于不顾，继续挥师东进，相继攻占海丰、陆丰等地。陈军将领洪兆麟、叶举见大势已去，遂脱离部队，从海路逃跑。东征联军的右路军兵分三路，向潮州汕头方向扩张战果，于3月7日攻占汕头。当黄埔校军协同粤军在淡水、海陆丰、潮汕等地与洪兆麟部决战时，陈军第1军军长林虎见有机可乘，即率部从紫金、五华抄袭右路军后方，企图与洪兆麟、叶举残部前后夹击右路军。右路军从揭阳、普宁迅速回师迎击林虎军。广州大本营为支援右路军的作战，及时调驻江西的粤军第l师陈铭枢旅和吴铁城警卫师等部增援东江前线。3月10日，林虎部进占河婆墟，截断了右路军与广州的联络线。右路军决定除以许济的第4师坚守潮汕外，以校军和张民达的第2师从正面迎击陈军，以陈铭枢旅及欧阳驹师出河田，击陈军之背。3月13日晨，正面迎击林虎军的教导第1团干余人，在晋宁以西的棉湖首先与对方接触。因为此时右路军的左右两翼还未如期投入战斗，校军教导第1团官兵遂与陈军数万人展开激烈的战斗。17时，校军教导第2团赶来支援，突袭陈军司令部。林虎当晚即率残部夺路溃逃。校军官兵遂发起追击。林虎收集残部退至兴宁，与东征联军形成对峙。3月20日拂晓，东征联军各部对兴宁发起总攻。战至当天日暮时分，攻占兴宁。与此同时，东征联军的右路军又攻占了五华、梅县、蕉岭、大埔等县，洪兆麟残部逃往粤闽边境；林虎残部退入江西，潮(州)梅(县)地区全部为东征联军收复，困守在惠州孤城的陈军杨坤如部见援兵无望，出城向东征联军投降。东征联军左路滇军遂进入惠州。至此，第一次东征作战结束。

第二次东征 

　　1925年(民国十四年)10月至11月，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广州国民政府东征军在广东地区对军阀陈炯明残部的一次进攻战役。

　　1925年9月，原已被打败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平叛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机，再次叛乱，重占潮州、汕头；盘踞广东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与其配合，企图向广州进攻。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消灭广东省的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遂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辖第1、第2、第3纵队，由总指挥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领，向东江地区陈炯明残部发动进攻。10月14日，东征军在省港罢工工人、东江农民的配合下攻占惠州，尔后，兵分三路，向东江腹地继续进攻。11月4日，东征军收复潮州汕头，28日后，又攻占五华、兴宁、梅县、大埔，乘胜追击残部，直至闽边永定一带。至此，陈炯明残部流窜于闽赣边，再也无力袭扰东江。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又先后消灭了邓本殷在高州、雷州及海南岛的部队，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趋于统一，为国民革命军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奠定了较为可靠的后方基地。 

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20日，开始执行反共政策的蒋介石，设计将中山舰调出广州，随后又以该舰未接命令擅自移动为名诬其阴谋暴动，随即下令逮捕该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并展开一系列的清共行动。史称此为“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可以说是中国最为出名的军舰之一，有“浓缩的中国现代史”之喻。它原名「永丰舰」，是清政府在1910年以68万银元向日本三菱造船厂订制的钢木结构炮舰。战舰于1913年建成，舰长65.837米，宽8.8米，型深4.5米，设主副炮8门，最快航速每小时25公里。

　　武备平常的中山舰却与诸多历史事件有关联。1922年，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图谋加害「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在深夜突围后即登上「永丰舰」指挥平叛，历时55天，使此舰成了他的流动总部。1924年11月，孙中山最后一次搭乘「永丰舰」，转赴北京共商国事，次年3月在京病逝。孙中山逝世后，3月30日广州国民政府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并于4月13日举行更名仪式。一年后，中山舰又因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而再度闻名天下。

　　1926年3月18日晚，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指使亲信，以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到中山舰舰长（代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家中传达命令，声称奉校长命令，要海军局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其实，这是蒋介石精心设计的第一步，即制造假命令将把中山舰调出广州，以便为其罗织罪名埋下伏线。

　　李之龙接令后，随即通知中山、宝璧两舰于3月19日晨开往黄埔，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却回答：不知道有什么任务（邓反对蒋介石独裁，是国民党中比较坚定的左派。李之龙接到的命令是以邓的「电话」为名为转达的，此实为蒋等人玩的一箭双雕之计）。因此，中山舰等当天下午返回广州。

　　这时，蒋介石和属于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开始放出谣言，称“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和“共产派谋倒蒋、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同时，蒋介石开始大举逮捕共产党人。3月19日深夜， 蒋秘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中山舰武装，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及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全市共产党机关，还扣押了军内国民党左派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40多人，严密监视邓演达。当广州市内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电令驻扎潮汕的第一军，将全军党代表撤销并驱逐，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

　　蒋介石等人制造「中山舰事件」，目的是夺取在粤海军实力（蒋介石完全清除了国民党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完全掌握了第一军的军权，使其成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清除军队中的共产党力量。此举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分裂国共合作、企图夺权的信号。

　　历经磨难的中山舰则在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于长江武汉附近江面被日军击沉。59年后即1997年，这艘名舰被打捞出水。

　　2008年5月15日，一代名舰中山舰在武昌下水，计划5月底回归其殉难地湖北武汉金口，落户武汉市为其量身打造的中山舰博物馆。修复后的中山舰不能自航，但已恢复自浮能力，舰体在水上基本能保持平衡，将借助大型漂浮设备“航行”。

整理党务案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1926年4月1日，蒋介石与谭延闓、朱培德、宋子文等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4月6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案。国民党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提议。鲍罗廷与蒋介石会商国共合作问题时，未经与中共中央商量即同蒋介石达成“整理党务”的8项协定。这时，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聚于广州，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制订整理党务案的具体计划。邵元冲等西山会议派分子也纷纷云集广州四处活动。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选举谭延闓蒋介石和谭平山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蒋介石借口要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数额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等。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等都投票反对。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他们派张国焘等到广州指导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张国焘强使共产党员接受这个提案，使《整理党务决议案》得以顺利通过。随后，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换上了国民党右翼分子。张静江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叶楚伧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顾孟余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元冲任中央青年部部长，蒋介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一手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从此，右派势力在国民党中央占据了优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共产党的政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政变。

　　1926年11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南昌后，便加紧和帝国主义、旧军阀官僚勾结，公开反共，镇压革命。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第14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3月6日，蒋介石指使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7日，蒋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3月23日，蒋介石又指派杨虎等收买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安庆市党部，以及安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筹备处。自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南京不断用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反共态度极为关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公开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进一步投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他通过报界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派员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出，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侵华军队帮助其镇压革命。他们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4月6日，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于4月9日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后来，北伐失败，国民革命失败。这次北伐战争想要建成的共和国没有建立。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步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1927年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送给汪精卫看，幻想争取汪精卫的同意。汪看后暂时没有表态。他向罗易说明：“这件事很重要，要交给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后再作答复。”随后，他把这份文件给在武汉的主席团成员看，仅对谭平山保密。6月10日至11日，汪精卫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会后，汪精卫便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加快了分共的步伐。他回到武汉，即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成员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认为现在讨论的“不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现在还是过些时候”。6月中旬，唐生智的主力部队从河南撤回武汉，公开站在反叛的军官一边，镇压工农运动。接着，唐生智以“解决湘事”为名回到湖南，开始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应冯玉祥的要求，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国民政府部长的职务。6月29日，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攻击工农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同日，何键和负责武汉卫戍任务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协同动作，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捣毁、解散各业工会。南京方面对何键的反共训令表示欢迎，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反共产的理由材料，都要来得新颖切实”。何键继续煽动说：“民众的敌人，是万恶的共产党。三民主义的敌人，也是万恶的共产党。共党不灭，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鉴于汪精卫集团已在公开地准备发动政变，中共中央于7月13日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并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他攻击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他歪曲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的目的，说什么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汪精卫声称，“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现在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3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7月16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声称中共中央7月13日发表的《对政局宣言》是对国民党的“厚诬丑低”，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他说，既然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它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这是汪精卫发出的“取缔共产党”的动员令。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和《保护农工之训令》，虚伪地声称：7月15日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与此同时，汪精卫集团在武汉的党、政、军部门进行大规模“清党”。7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训令通饬各军长官务须于最短期间，对所属军队中的军事负责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对已经知名的共产党员应切实劝导，使之“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即行停止职务；对未知名的共产党员则应随时留心查禁，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之后，汪精卫集团连续发布公开取缔共产党的反动法令。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7月1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宣布：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指责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自布一种经济没收办法，是不愿与国民党合作，自绝于国民党的表现，并宣称：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近日“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就要执行相当的纪律。同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加防范”。8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领域之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地区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宁汉合流

　　1927年9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同汪精卫集团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反革命合流。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党已变成为一个由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1927年7月以后，国民党内形成了宁、汉、沪3个集团：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此外，还有粤、桂、晋等地方势力。宁、汉双方集中了国民党中最重要的一批领袖人物，又各自掌握着一个政府，拥有一支军队，割据着一大块地盘，因而成为最有分量的势力。他们为争夺最高权力明争暗斗，但很快地在反共的基础上开始合流。他们为了实现“合作清党”、“统一党务”，进行了一系列酝酿和接触。冯玉祥从中牵线，与各方反复电商，于7月20日提出解决宁、汉合作的具体办法。汪精卫等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同意“迁都南京”。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赞成各方“共同北伐”。8月上旬，宁、汉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妥协。这时，汪精卫等虽然同意与宁方合作，但仍坚持反蒋态度，且声浪很大。同时，蒋介石排斥异己，引起桂系的不满，李宗仁、白崇禧等对蒋不再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加之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津浦线上战事的失败，使其陷入困境。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8月13日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然后回浙江奉化。不久，东渡日本。蒋介石的下野，加快了宁、汉合作的步伐。9月11日至13日，宁、汉、沪3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谈话会。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李宗仁、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邹鲁、张继、谢持、许崇智等21人。宁方的蒋介石、吴稚晖、胡汉民和汉方的陈公博、顾孟余拒不出席。

　　经激烈争吵，会议通过关于党务方面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

　　一、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

　　二、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3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组成；

　　三、宁、汉、沪3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

　　四、特别委员会除施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部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的国民党党部，并筹备国民党三大的召开；

　　五、规定特别委员会委员的名额32人，候补委员为9人，具体人员由3方共同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发表；

　　六、中央各部部长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

　　会议作出关于政府方面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

　　宁、汉两方政府合并、改组，政府委员、各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等，皆由特别委员会会议决定。会议推举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谢持共同起草统一宣言。

　　9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停止办公，汪精卫通电下野。9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定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等32人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并决定劝蒋、汪、胡迅速来南京就职。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

　　9月17日和19日继续开会，作出以下决定：

　　一、推定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各部不设部长，实行委员制，由各委员互选主任1人以统理党务。

　　二、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推定丁惟芬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常务委员；推定于右任等67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唐生智、杨树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朱培德等14人为主席团。

　　三、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各地政治分会，其职权分别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省党部、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执行。

　　四、设立监察院。

　　同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9月20日，新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宣称：“本政府今后誓当竭智尽能，肃清共党，以拯同胞永脱布尔什维克恐怖之祸，而保持国民革命势力之统一。”实际上，宁、汉、沪3方合作很快又为新的分裂所代替，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局面。

　　意义

　　当时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另外上海和各地都有一些军阀把持的地方政权,但是主要以南京和武汉,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主.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已没有分歧，武汉渐有妥协趋势。而南京的蒋介石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处境渐显不利，不得不以退为进宣布下野。蒋介石的下台促使南京和武汉方面迅速靠拢，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因南京简称“宁”，武汉简称“汉”，史称“宁汉合流”。“宁汉合流”的实质：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宁汉合流后的政府，仍称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和武汉的反共立场是一致的,他们的合流说明了当时的反共反革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革命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

宁汉战争

　　宁汉战争，是在1927年10月至11月，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爆发的战争。由于武汉国民政府简称“汉方”，南京国民政府简称“宁方”，故被史学界称为“宁汉战争”。因为作战主力部队分别为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唐生智部和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新桂系李宗仁部，所以又称为“李唐之战”。

背景

　　在“四一二政变”和“宁汉分裂”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唐生智等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新桂系势力在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展开较量，以便争夺“正统”地位。

　　“四一二政变”之后，新桂系的势力扩大。蒋介石准备联络何应钦，解散新桂系下属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打击新桂系。但何应钦不合作，蒋介石打击新桂系的计划未能成功。

　　当时宁汉双方都在尽力争取在西北已经宣布投向北伐军阵营的原西北军冯玉祥。冯玉祥拥兵20多万，居中调停宁汉双方的分歧，并策动宁汉双方继续北伐。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新桂系第七军北上攻入山东境内，驱逐张宗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亦派兵北伐，攻入河南境内。

　　1927年7月，汉方派出唐生智，程潜，张发奎等部队，东进进攻宁方。新桂系迅速以与汉方作战为借口，调动部队回到南京附近，并联络驻军浙江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形成对南京的包围。

　　随后，李宗仁与程潜部达成协议，相互不攻击，借此向蒋介石施压。7月15日，汪精卫于武汉实施“和平分共”，驱逐共产党员和部分国民党内左派人士（未公开身份的倾共产党者），共产党自此被迫在全国转入地下活动。宁汉双方的根本政治分歧消失，为宁汉合流打下了基础，但汉方仍然坚持要蒋介石下野 。

　　8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张宗昌，孙传芳南下进攻南京。8月6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徐州战役遭到失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王天培部损失很重，丢失苏北交通枢纽、军事重镇徐州。宁方腹背受敌，形势危急。蒋介石原定以徐州作战的胜利来对汉方施压，但这一计划失败。此战导致王天培因战败而被枪决。

　　8月8日，新桂系首领李宗仁通电汉方，要求“整个善后”，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从徐州回到南京，命令新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部署部队与汉方作战。但遭到白崇禧的公开抗命。蒋介石不得已通电下野。

　　因蒋介石主动下野，汉方暂时失去“讨伐”的目标。新桂系遂与何应钦部署部队，先迎战北方军阀。

　　8月底，经过孙军和宁方军队的反复争夺，新桂系和何应钦的第一军在龙潭发动全面反攻，击破南犯的孙传芳主力6万余人。孙传芳只带十余个卫兵北渡长江撤退，南京局势得以稳定。此后孙传芳逐渐淡出政坛。

　　9月11日，在新桂系的主导下，宁汉双方及多位国民党元老在上海开会，商谈双方联合。新桂系连同国民党内部的“西山会议派”，排斥了汉方的汪精卫，成立了一个由新桂系主导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宁汉合流”，但汪精卫被迫下野。汪精卫虽然下野，同时仍然联络汉方的唐生智，程潜，反对新桂系。同时还鼓动汉方的张发奎在广州另立中央，以对抗新桂系。此时因张发奎所部南下广东进攻共产党武装，以及程潜部移防湖南，汉方军队几乎尽控制于唐生智之手，加之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下野。宁汉双方的矛盾，已经由宁方蒋介石，汉方汪精卫之间的政治分歧演变成了控制宁方实权的新桂系与控制汉方实权的唐生智之间的政治分歧。

作战经过

　　1927年9月22日，唐生智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宣布“护党”，公开反对新桂系主导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并命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刘兴部东进，在当涂与新桂系的第七军夏威部爆发了前哨战。新桂系随之以“中央”名义出兵西进，进攻唐生智。

　　新桂系政治，军事手段同时使用，动员了谭延闿，孙科等人前往武汉与唐生智会谈，但会谈失败。

　　10月18日，投向南京方面的程潜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首先向驻守宣城的第三十六军刘兴部发起进攻，宁汉战争正式爆发。

　　由于江西的国民革命军朱培德部已经投向宁方，唐生智为防止被宁方军队拦腰截断，主动退出安徽。李宗仁亲自到达安庆指挥前线作战，并宣布唐生智之“十大罪状”。唐生智继续撤退，相继放弃武穴，武汉，退入湖南。唐生智主动通电下野，以观望形势，但同时仍控制其部队在湖南继续对抗南京方面。

　　此时下野之蒋介石准备与唐生智联合，以打击势力越来越强的新桂系。1928年1月15日，新桂系，程潜等部队从武汉出发，攻入湖南，与唐生智部爆发连场激战。

　　当程潜部第六军攻占岳州后，叶开鑫部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投向唐生智和蒋介石，并从背后突袭第六军。第六军遭受重创，陷入溃乱状态。白崇禧急电武汉，提出两个补救的策略：第一是全军回师攻击叶开鑫部，保卫武汉。第二是不顾叶开鑫，全军突破正面敌军防线，攻取唐生智的总部所在地长沙。

　　当时在武汉的宁方大员李烈钧，谭廷闿，何应钦等都主张使用第一方案，但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坚持使用第二方案。于是，白崇禧亲自督军南下，连破长沙，衡山，衡阳等湖南重镇。唐生智部大败。唐部李品仙，叶琪，刘兴，何键等人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南京政府，愿意接受南京政府改编。唐生智早前已经下野，在唐军溃败后，被迫前往日本流亡。

　　宁汉战争以新桂系为主力的南京政府获得胜利而告终。

结果及影响

　　在宁汉战争中，最大的获益者是南京方面的新桂系。新桂系在宁汉分裂期间，成功运用政治，军事上的不利形势迫使蒋介石下台。进而通过政治手段组建了受新桂系控制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同时一并排斥了武汉方面的汪精卫。随后又以中央名义，出兵击败了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并收编了唐生智在湖南，湖北的部队。此后，湖北湖南成为新桂系的势力范围。新桂系可控制的兵力亦膨胀到约20万。

　　但是，蒋介石与唐生智，汪精卫等人迅速联合起来，对抗势力越来越大的新桂系。1927年底，蒋介石，汪精卫策动张发奎，黄琪翔于广州另立中央，企图将新桂系的势力驱逐出广东。因当时新桂系正部署与唐生智的作战，未与广州方面爆发冲突。随后虽然新桂系击败了唐生智，但蒋介石却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得以成功复出。

　　新桂系在宁汉战争中的获胜因素有：

　　第一：不停的拉拢各方势力，使大批国民党元老，如谭廷闿，孙科，胡汉民等人转而支持南京方面，政治上取得主动。

　　第二：军事实力占优，南京政府下属有李宗仁，程潜，何应钦等部约六个军，兵力约10万，并有海军和空军助战。同时还有广东李济深，四川杨森等部作为后援，西北军冯玉祥也表态支持南京方面。而唐生智部号称有六七个军的番号，兵力15万，但很多军并不愿受唐生智指挥。如程潜，鲁涤平，朱培德等部在开战前后都分别投向南京政府。唐生智能直接控制的部队不过三个军。

　　第三：地缘有利，武汉方面控制的地区为湖北，湖南，江西全境，安徽一部，河南一部。战端一开，朱培德控制之江西，驻守鄂西之鲁涤平都投向南京，武汉四面受敌。而且南京方面控制江南富裕之地，在军费上也远比武汉方面充裕。

　　宁汉战争使“宁汉合流”的结果得以保证。使国民政府得以维持统一。1928年，国民政府内部蒋介石，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四大派别联合进行北伐，迅速击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使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新桂系也在宁汉战争以及二次北伐中，势力迅速扩张至极盛。

相关人物

　　宁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程潜，夏威，朱培德，鲁涤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李烈钧，李济深。

　　汉方：汪精卫，唐生智，刘兴，叶琪，叶开鑫，李品仙，何键。

　　其他：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张发奎，黄琪翔，王天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