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艺昕贾川天涯:论理解党的宗旨的三个纬度

论理解党的宗旨的三个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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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这是1917年秋天,24岁的毛泽东到安化游学、求见该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先生时，针对夏默庵出的上联“ 绿杨树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而对的下联。据说，毛泽东的“为公乎、为私乎”的发问，在使夏老先生倍感羞愧的同时，也对眼前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　　
的确，“为公”和“为私”的问题是一个贯穿古今的大问题。循着这个问题，我们甚至能找到历史上所有“正”与“邪”、“忠”与“奸”、“高尚”与“卑鄙”、“伟大”与“渺小”的最终根据。虽然古今对“为公”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立党为公”的中国共产党对“为公”的诠释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其奉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对我们而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许是听得最多的九个字，但“耳熟”并不见得“能详”、更不见得“能行”。故这里仍有必要再做一番探讨。本次探讨将从态度、向度和程度三个纬度展开。　　
一，态度　　
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短语中，“服务”是中心词，“为人民”和“全心全意”都是修饰词。“服务”说的是态度，“为人民”说的是向度，“全心全意”则说的是程度。　　
先说“服务”这个态度问题。在“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的古代专制社会，各级官吏高高在上，对人民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以“放牧者”的姿态统治人民，所以我国有的朝代将管理人民叫“牧民”，有种官职叫“州牧”。从这一“牧”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统治者对人民的轻视和藐视态度，在他们的眼里，统治人民就像放牧牲畜一样。到了近代，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下，尤其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光辉著作启蒙下，人们才认识到，统治者手中的权利，不是来自“上帝”的特殊眷顾，而是由“民众”赋予的，各级官员只不过是受民众信任和委托，执行公务的“公务员”，既然是“公务员”，就应该为民众服好务。这种认识，尽管较之于古代专制社会是个伟大进步。但因其没有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所以对为什么要为“民众”服务理解得并不深刻、并不真正到位，故“服务”态度不可能真正认真诚恳。　　
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使我们终于懂得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历史主体。正是在此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共产党人把人民比作水，而把自己比作是鱼，鱼一刻离不开水——这种认识比开明封建君主的“民水君舟”的认识深刻一百倍，实现了质的飞跃。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真正的老师，要求我们“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当人民群众以近乎非理性的方式山呼“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则由衷地回喊“人民万岁”；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毛泽东不承认有上帝，但却把人民群众看做真正的“上帝”，他在《愚公移山》中强调：“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正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地位有了“终极意义”上的透彻理解，所以我们的“服务”态度才可能是最自觉、最真诚、最彻底的。　　
二，向度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857页）。最自觉、最真诚、最彻底的“服务”态度固然重要，但将这种服务态度面向谁——即服务“向度”问题更重要。在服务向度方面，可能的情况无非有三种：一种是为自己服务、一种是为人民的敌人服务、一种是为人民服务。　　
首先看第一种情况。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作为一名执政党的党员领导干部，权力不能用来为自己或自己的小圈子服务，否则，就把服务向度搞错了。保山前地委书记杨善洲感人之处很多很多，其中最让人佩服和感动的，就是他作为地委书记，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提供便利、谋取好处，哪怕只是一点点。她妻子和几个孩子一直没有“农转非”，一直在家务农；就是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把女儿从一个小学调到另一个小学这样“简单”的事，他都屡次坚决地拒绝了她深爱的女儿。能用共产主义觉悟除掉私心杂念，能在亲情、友情面前坚决捍卫党性，这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人生向度。但毋庸讳言，当前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一旦手中掌握了一定权力，便想尽办法、不择手段为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亲近捞取好处，以致有人戏说现在的社会是“拼爹”的社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也成了对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辛辣讽刺。总之，把权力用来为自己或“自己人”服务，是服务向度上出现的最严重、最普遍的问题，而消极腐败现象的绝大多数，也都根源于此。还有，即使手中没有什么权力的有些人入党，其动机不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纯粹个人功利目的。这种人尽管是极少数，但却是一种很不健康的苗头，因为他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新鲜血液”，而是“带病毒的血液”。试想，如果入党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大家都抱着纯粹个人功利的目的来入党，那么这对党来说是何等危险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入党对个人越有利可图，对党就越危险！　　
再看第二种情况。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判过“为人民的压迫者服务”的人。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文艺为谁服务时指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毛泽东在谈到孔子的道德论时，批判了孔子的“知、仁、勇”三达德。其中关于“勇”，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种所谓的“勇”，是“勇敢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他还在张思德同志追悼大会上深情地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4页）很显然，不管是恩格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对为人民的敌人服务深恶痛绝，因为这种服务向度把党的宗旨完全搞颠倒了。但在现实社会中，有些领导干部贪污受贿，与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建造豆腐渣工程等各种为富不仁的不法分子沆瀣一气，为党的蛀虫和人民的敌人服务，从而也沦为党和人民之敌；更有甚者，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甚至把手中的权利变成了各种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黑恶势力的豢养下助纣为虐。这样的典型很多，如重庆市公安局前局长文强之流。总之，为人民的敌人服务，这是最寒民心、失民心，从而也是对党危害最大的现象，这种服务向度是根本错误、极端错误的。　　
第三种情况是为人民服务。这种服务向度是我们共产党人本有、应有而且必须一贯坚持的唯一正确的人生向度。人民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动态概念、同时还是个成分复杂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有不同的具体内涵。要为人民服务，必须首先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必须搞清楚谁是人民、谁真正代表人民。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分清敌我”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在战争年代，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往往比较容易区分人民和敌人，但在风平浪静得几乎使有些人感到“腻味”的和平建设年代，要分清敌友更需要一双“慧眼”。比如，现在社会上有少数打着各种旗号，旨在进行反党反社会的组织，有些人盲目参加、服务其中，这些都是没有搞清楚谁是人民、谁真正代表人民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所致。所以“分清敌我”是坚持正确服务向度的前提。第二，必须对人民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以真正协调好人民内部利益，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在现阶段，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人民范畴。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人民内部也发生了贫富分化、且这种贫富分化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成了当前中国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隐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服务向度的着力点放在占人口极少数的富人一方还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一方乃至占人口极少数的社会弱势群体一方，这确实是个关系我们党根本政治立场、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大问题。虽然合法致富的少数富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和占人口极少数的社会弱势群体都是人民，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服务向度的着力点应当有所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但在社会贫富悬殊很大的今天，我们服务向度的着力点应更加侧重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民群众，特别要关心、关注和实质性、大幅度地改善极少数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　　
总之，我们不但要在为己、为敌、为民等不同质的方面始终坚持正确的服务向度，而且在人民内部也要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地调整好服务向度的着力点。　　
三，程度　　
1957年3月，毛主席针对党内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名利的错误倾向，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不但要有彻底“服务” 的态度，不但要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向度，而且还必须达到“全心全意”的程度。但当今社会，一提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些党员认为要求太高、遥不可及，有些群众认为调子很高、其实难副。有些人甚至认为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虚伪的、迂腐的、不合时宜的。　　
其实，上述看法都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误解。我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党的整体利益和党员个人利益是统一的。首先，对党的整体利益而言，只有党员真真正正地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才会从骨子里面拥护我们，党所领导的事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也是我们平常讲得最多的道理。其次，从党员个人而言，我们只有象雷锋、焦裕禄、杨善洲、沈浩等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才会为我们树碑立传、千百倍地回馈我们；我们在老百姓当中撒下什么种子，我们就会收获什么果实。只有我们把群众的事情真正“当回事儿”，群众才会把我们真正 “当回事儿”。正如胡锦涛所深情指出的：“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第二，作为国家和社会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分内的事”，是底线道德要求。我们作为国家和社会公职人员，在人民的信任和养活下，如果在工作岗位上不是“全心全意”地投入，而是能蒙混糊弄就蒙混糊弄、能偷奸耍滑就偷奸耍滑，这是欺骗性的、不忠诚的行为，因而是十分不道德的。实际上，有些“责任事故”的发生，都与工作人员对工作不负责、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感不强有关，如果这些人真正能象我国航天科研团队一样，以对人民、对自己高度负责的精神，始终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那么动车相撞事故、矿难事故以及各种责任事故就会少发生很多甚至不发生。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自觉，是一种建立在高度责任感基础上的高度负责的工作状态。我们每天工作，如果仅仅抱着挣钱养家糊口的出发点和态度工作，我们就不会有真正自觉的、精益求精的工作状态，也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动力把工作干好；相反，如果我们工作的动机是一定要在工作岗位上精益求精地干好工作，真正为人民服好务，让人民满意，那么我们就会动力更足、创造性更大、工作更出色，而我们的潜能将得到更大的发挥，我们的价值将得到更大的实现。第三，对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而言，如果在工作过程中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不作为或乱作为，这其实是十分危险的，而且官越大就越危险。因为不作为会耽误大事，乱作为会害己害人。在重要工作岗位上的人，也许仅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稍微利用权力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这样一念之差，就会有天壤之别，前者也许就会向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那样，永远成为矗立在老百姓心中的丰碑，后者也许会走上邪路，轻则锒铛入狱，重则丢掉性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越大的人，越要不折不扣地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做到“全心全意”，稍微信念不坚定，甚至稍微动一下歪脑筋，就很容易被拉下水，从而滑向万劫不复犯罪的深渊，身败名裂，甚至性命不保。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要为党争光，为民造福，而不应为“造福”一窝而“毁掉”一窝，为党抹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干部能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但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更直接关乎到领导干部乃至亲人亲信的前途命运。由此看来，全新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领导干部而言，也是一个底线道德的要求，是领导干部官场安全的保险丝，而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过分的要求。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是短视的、糊涂的、危险的！总之，在理解和践行我们党的宗旨方面，我们一定要看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要求，更不是共产党人空喊的口号，而是对党组织和党员的基本要求，是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底线道德要求。　　
总之，我们应从自觉认真的“服务”态度、清醒坚定的“为民”向度和“全心全意”的彻底程度三个纬度深入理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涵，从基本要求和底线道德的角度进一步践行好党的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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