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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5:16:32
新诗中国化和汉诗现代化的成功尝试
——序李忠利《新诗中国风》
吕 进
这篇序的题目是从穆仁兄那里偷来的。知忠利者，穆仁也!他很好地概括了李忠利诗歌的特点和价值。我实在想不出另外的话语。
八十多年的新诗，取得的成就是斐然的，成了我们民族的一笔文化财富。
但是，近一个世纪了，在形式建设上新诗却步履维艰。毛泽东的“迄无成功”之说，当指此。形式建设被忽略，有多层缘由。首先，在诗人这里，是对新诗之“新”的误读。以为“新”是与传统彻底断裂，另起炉灶；或者以为“新”是到西方的文化屋檐下寻找立身之地，这是很浅薄的谬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街乞讨效贫儿”是十分可笑、可鄙、可悲的现象。其次，是新诗出世后就遇到的生存环境：长期的战争和持续的动乱。在饿殍遍野、生灵涂炭、国土破损、民族危亡的时代，新诗首要的肯定是生存关怀，而不是生命关怀。在时代中充当旗帜和号角，在社会里充当民众的喉舌和良心，是诗人的正确选择。在那样的时代，诗人也不具备进行形式探索的外在生存条件。艺术问题退居二线，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
诗终究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这正是诗和散文的主要分野之一。散 文以内容为基础，可以转述，可以翻译。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没有散文看来的内容，因此无法转述，也基本无法完美地翻译。爱与死亡，诗歌唱了几千年，还在继续歌唱，“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诚然，不同时代的爱与死亡有不同的审美内涵，但是主要原因还是诗的言说方式在不断发展和创新：诗体，语言，修辞。从“关关雎鸠”到“叫我如何不想她”，诗体、语言和修辞都变了——后者是属于现代的思乡诗和爱情诗。
形式建设的缺失是关乎生存的基本缺失，新诗的发展由此受制。
八十多年来，新诗没有在中国读者那里把根扎得更深，相反，却反复出现新诗危机。目下的危机有三个方面：诗歌精神、诗歌形式和诗歌传播。中心是形式，诗歌精神、诗歌传播都与形式相关。我们应当对诗歌有形式的反思。而且，在今日和平、兴起之中国，进行形式建设的外在条件也成熟了。
正当诗坛对新诗危机进行种种认真而富有成效的探究的时候，有人居然跑出来企图禁止人们说话，宣扬“新诗正飞翔于辉煌的空间”，真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不知他是哪个山林的隐士。
正是在形式建设成为现代诗歌的前沿的语境下，出现了李忠利，“终生积累，一时井喷”的李忠利。
李忠利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诗，无论微型诗，旧词新填，还是六行体，都有一股新鲜之气，精彩之作使人目不暇接。他的诗的共同特点，就是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古诗与新诗之间走出一条新路。他的诗显然是新诗，但是却努力容纳我们这个诗的民族的优秀传统，取传统之长，熔自己之路。这样，李忠利就显得厚实，显得丰富，显得有大家之气。
只要读读国外的诗歌，我们就不难发现，没有哪个民族的现代诗歌会在全部推翻传统之后在一片沙漠中立足。现代是昨天的今天化，传统是今天的昨天化。每个时代的诗歌都是民族诗歌发展链条中的一环。昨天、今天是无法断裂的。谁都跳不出诗歌史的上下文。传统，始终是再出发的基点。
李忠利的诗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形式建设。
其一，时代性
他的诗是今天人们的所感所思，有着当代的情趣和内蕴。第一卷《一朵雪花从唐代飘来》拉开诗集的精彩序幕。从近百首微型诗中，穆仁选出69首，这也真是够厉害的选家。这69首不是唐诗的稀释，而是唐诗名句的现代版，以唐诗做引子，展示了当代人的情愫和视角。刘禹锡的“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在李忠利这里是——“死于采蜜途中/苦与乐/都充满营养”。从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诗人找到的诗情是——“在劫难和幸运之间/绿一个痛快/活一个清白”。都是微型体，都是自由诗。容广大于方寸之间，纳时间于空间之内。古人和今人的呼应，今人和古人的唱和，真是：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其二，音乐感
音乐性其实正是诗歌形式的关键因素。语言的选择，诗体的确立，修辞的运用，无一离得开音乐性。没有音乐性，诗就不成其为诗了。对于中国诗歌而言，音乐性是特色、优势和传统。李忠利的诗集是音韵铿锵的。旧词新填不说，他的六行体的音韵也是有讲究的。上四下二、一韵到底的新绝句诗体，琅琅上口，余音绕梁。微型诗没有讲究押韵，但是在节奏上是十分用心的。因此，也具有音乐性。
其三，口语化
李忠利的诗，用字通俗。但是这通俗不是庸俗，不是口水。循习俗言，规摹俗套，必无佳构。他的诗的通俗是脱俗的表现。有人以为，脱俗就是刻意生造险句，扭捏寻求扮酷。其实这正是一种庸俗。推去陈言，翻旧为新，用语平易，这才是真正的通俗。李忠利的诗是深后之浅，奇后之平，难后之通，雅后之俗。试读《胆小如猫》：
时人活得多么猫，
吃饱喝足闹通宵。
猫眼对门外，
猫步能爬高。
看见鱼儿色迷迷，
看见老鼠不敢叼!
都是口语，都是大白话。但这可是经过诗化处理的诗家语呀!话外有话，诗外有诗，能使读者得到一个广阔的联想空间。
盲诗人李忠利是上海碧柯诗社新声研究小组的成员。他不是一个人。不少上海诗人是同调。他们诗社探索新声体，写作新声诗歌。出版了多种书刊，吹起了新诗的中国风，而远在西部的重庆也有许多支持他们的诗友。多么好啊!理论家谈的新诗的二次革命成了活生生的实践，阳光的实践，诗意的实践，属于明天的实践。
我相信，李忠利这部诗集的出版，会引来更多的有志者，中国新诗的未来呼唤着我们，振奋着我们。新诗的中国化，汉诗的现代化，我们携手并肩。
是为序。（黄淮推荐）
——序李忠利《新诗中国风》
吕 进
这篇序的题目是从穆仁兄那里偷来的。知忠利者，穆仁也!他很好地概括了李忠利诗歌的特点和价值。我实在想不出另外的话语。
八十多年的新诗，取得的成就是斐然的，成了我们民族的一笔文化财富。
但是，近一个世纪了，在形式建设上新诗却步履维艰。毛泽东的“迄无成功”之说，当指此。形式建设被忽略，有多层缘由。首先，在诗人这里，是对新诗之“新”的误读。以为“新”是与传统彻底断裂，另起炉灶；或者以为“新”是到西方的文化屋檐下寻找立身之地，这是很浅薄的谬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街乞讨效贫儿”是十分可笑、可鄙、可悲的现象。其次，是新诗出世后就遇到的生存环境：长期的战争和持续的动乱。在饿殍遍野、生灵涂炭、国土破损、民族危亡的时代，新诗首要的肯定是生存关怀，而不是生命关怀。在时代中充当旗帜和号角，在社会里充当民众的喉舌和良心，是诗人的正确选择。在那样的时代，诗人也不具备进行形式探索的外在生存条件。艺术问题退居二线，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
诗终究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这正是诗和散文的主要分野之一。散 文以内容为基础，可以转述，可以翻译。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没有散文看来的内容，因此无法转述，也基本无法完美地翻译。爱与死亡，诗歌唱了几千年，还在继续歌唱，“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诚然，不同时代的爱与死亡有不同的审美内涵，但是主要原因还是诗的言说方式在不断发展和创新：诗体，语言，修辞。从“关关雎鸠”到“叫我如何不想她”，诗体、语言和修辞都变了——后者是属于现代的思乡诗和爱情诗。
形式建设的缺失是关乎生存的基本缺失，新诗的发展由此受制。
八十多年来，新诗没有在中国读者那里把根扎得更深，相反，却反复出现新诗危机。目下的危机有三个方面：诗歌精神、诗歌形式和诗歌传播。中心是形式，诗歌精神、诗歌传播都与形式相关。我们应当对诗歌有形式的反思。而且，在今日和平、兴起之中国，进行形式建设的外在条件也成熟了。
正当诗坛对新诗危机进行种种认真而富有成效的探究的时候，有人居然跑出来企图禁止人们说话，宣扬“新诗正飞翔于辉煌的空间”，真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不知他是哪个山林的隐士。
正是在形式建设成为现代诗歌的前沿的语境下，出现了李忠利，“终生积累，一时井喷”的李忠利。
李忠利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诗，无论微型诗，旧词新填，还是六行体，都有一股新鲜之气，精彩之作使人目不暇接。他的诗的共同特点，就是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古诗与新诗之间走出一条新路。他的诗显然是新诗，但是却努力容纳我们这个诗的民族的优秀传统，取传统之长，熔自己之路。这样，李忠利就显得厚实，显得丰富，显得有大家之气。
只要读读国外的诗歌，我们就不难发现，没有哪个民族的现代诗歌会在全部推翻传统之后在一片沙漠中立足。现代是昨天的今天化，传统是今天的昨天化。每个时代的诗歌都是民族诗歌发展链条中的一环。昨天、今天是无法断裂的。谁都跳不出诗歌史的上下文。传统，始终是再出发的基点。
李忠利的诗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形式建设。
其一，时代性
他的诗是今天人们的所感所思，有着当代的情趣和内蕴。第一卷《一朵雪花从唐代飘来》拉开诗集的精彩序幕。从近百首微型诗中，穆仁选出69首，这也真是够厉害的选家。这69首不是唐诗的稀释，而是唐诗名句的现代版，以唐诗做引子，展示了当代人的情愫和视角。刘禹锡的“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在李忠利这里是——“死于采蜜途中/苦与乐/都充满营养”。从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诗人找到的诗情是——“在劫难和幸运之间/绿一个痛快/活一个清白”。都是微型体，都是自由诗。容广大于方寸之间，纳时间于空间之内。古人和今人的呼应，今人和古人的唱和，真是：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其二，音乐感
音乐性其实正是诗歌形式的关键因素。语言的选择，诗体的确立，修辞的运用，无一离得开音乐性。没有音乐性，诗就不成其为诗了。对于中国诗歌而言，音乐性是特色、优势和传统。李忠利的诗集是音韵铿锵的。旧词新填不说，他的六行体的音韵也是有讲究的。上四下二、一韵到底的新绝句诗体，琅琅上口，余音绕梁。微型诗没有讲究押韵，但是在节奏上是十分用心的。因此，也具有音乐性。
其三，口语化
李忠利的诗，用字通俗。但是这通俗不是庸俗，不是口水。循习俗言，规摹俗套，必无佳构。他的诗的通俗是脱俗的表现。有人以为，脱俗就是刻意生造险句，扭捏寻求扮酷。其实这正是一种庸俗。推去陈言，翻旧为新，用语平易，这才是真正的通俗。李忠利的诗是深后之浅，奇后之平，难后之通，雅后之俗。试读《胆小如猫》：
时人活得多么猫，
吃饱喝足闹通宵。
猫眼对门外，
猫步能爬高。
看见鱼儿色迷迷，
看见老鼠不敢叼!
都是口语，都是大白话。但这可是经过诗化处理的诗家语呀!话外有话，诗外有诗，能使读者得到一个广阔的联想空间。
盲诗人李忠利是上海碧柯诗社新声研究小组的成员。他不是一个人。不少上海诗人是同调。他们诗社探索新声体，写作新声诗歌。出版了多种书刊，吹起了新诗的中国风，而远在西部的重庆也有许多支持他们的诗友。多么好啊!理论家谈的新诗的二次革命成了活生生的实践，阳光的实践，诗意的实践，属于明天的实践。
我相信，李忠利这部诗集的出版，会引来更多的有志者，中国新诗的未来呼唤着我们，振奋着我们。新诗的中国化，汉诗的现代化，我们携手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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