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迪派克峰图片及报价:肯定文革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共产30年祭文革从本质上说是毛泽东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自然延续，但从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以来，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把文革与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否定文革的意义和价值，是以往以错误立场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长期以来，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理解的，是把毛泽东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序列中理解的，这样理解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就局限了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视野。马克思告诉我们，人的意识是有社会性的，任何人的个体意识的发生都是在社会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完成的。毛泽东是生活在中国这个绵延了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中的，这个绵延了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固有的文明，自然对毛泽东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毛泽东幼年就读于私塾，是先接触中国传统的东西，然后才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史、哲的研读是广博而精深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把毛泽东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序列中，仅仅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具体运用，一开始就把中国传统文明对毛泽东的理论思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屏蔽在外了。因此，我们这样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也就把毛泽东思想放在了一个比较狭隘的理论视阈中去理解了，产生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认识自然也是难免的。主席思想的形成是在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因此，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必然需要放在中国传统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冲突、整合的大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而不能把主席的思想仅仅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定位呢？主席把中国革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一种理论认识上的不得已。其一，马克思主义确实具有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理论基础，也确实提供了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值得借鉴的东西；其二，当时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东、西方文明的力量对比中国传统文明是明显地劣势。其三，中国传统哲学不注重系统化和理论化建设，使中国传统哲学内部无法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面貌出现在西方文明面前。由于哲学在各种社会意识中的核心地位，也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随着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系统化、理论化建设的展开，随着东、西方文明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熔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行，中国传统哲学也必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而撕掉罩在自己身上的那面旗帜。

    否定文革，把文革从主席的整体思想中剥离出去，也是以往我们对中国革命历史过程的错误认识造成的；正是由于我们以往是把毛泽东思想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来理解的，所以我们把中国革命的成功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当我们把毛泽东思想放在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中看，这样的结论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人的发展是体现在人的群形态矛盾和人的自然形态矛盾两个方面的，在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和人的自然形态矛盾作用中，显然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是人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人的次要矛盾——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构想，并以此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构想。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中国传统哲学则认为人的群形态矛盾是人的主要矛盾，人的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人的次要矛盾——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宫室不可得而居。”只有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中的矛盾处理好了，人的自然形态矛盾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处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中国上空的冲撞，主席以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二者相互转化的思想认为进行了调和，认为：在有些时候生产关系也反过来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反过来”的思想认识指导下，中国才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当我们在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中，而不是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看中国的这场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胜利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我们的主观认识与这场革命本质上的不一致，从而使我们在理论上无法理解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从而出现了“补课论”的错误思潮。改革开放以来，以往借助于意识形态上压制而产生的意识牢笼被彻底被粉碎，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正发生着全方位的接触、冲撞和整合，从本质上正确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则更具有了时代意义。

     当我们把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本质上看作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文明的胜利后，文革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毛泽东思想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中国传统哲学是以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的思考为重心的，中国历史也是以处理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为主的，主席以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转化的理论为依据，完成了哲学思考和历史发展主要问题的转移后，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人的群形态矛盾处理作为其重点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如何处理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以达到强化由人构成的系统之整体功能、实现系统的全面发展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观点也是截然相反的。系统中由于要素发展的不平衡，不同的要素在系统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系统要素出现阴与阳的分化是一种自然现象。中国传统文明是以屈阴而张阳，通过强化系统中居于阳位的要素——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主导作用和支配地位实现的；而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系统的整体平衡是以阴对阳的有效制约为前提的，没有对阳的有效制约，人的群形态矛盾对立尖锐化而导致的系统解体也是不可避免的，强调屈阳而张阴，并把屈阳张阴的思想发展到了及至，提出了无产者专政的政治主张。主席试图调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试图寻找中国传统哲学已经由王夫之完成了理论论证的、“阴、阳各尽其才而后和，和而后合于道体。”的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途径。在这场中华民族寻求新生的历史运动中，由于马克思主义以阶级矛盾这个“偏”替代了人的群形态矛盾这个“全”，把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的一种形式等同于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理论上的这个错误决定了“文革”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的必然。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会伤害一些人，但我们却不能因为这样的伤害，就可以丧失理智地看待这场较之新中国成立更具有根本意义的“革命”。诚然，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人的发展是体现在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和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两个方面的，主席过于重视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忽视了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是不全面的；但因为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问题的注重而否定文革的意义和价值也是错误的、草率的。文革是中国人探索和谐社会建设的初次尝试，主席虽然走了弯路，但否定文革也就意味着否定和谐社会与所谓的“民主社会”的本质区别。在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共识的今天，肯定文革的意义也就具有了时代的意义。当然，我们肯定文革是肯定文革所确立的基本方向，在我们如何朝这个方向迈进、如何建设和谐社会这个问题上，则需要辨证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