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古筝伴奏: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四十八--西安事变的前奏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系列之十二） - 涅瓦河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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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和杨虎城出于自保的心理，先后跟中共达成了互不进攻的协定。相比保守稳重的杨虎城，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甚至直接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见面，并且直接商谈了东北军和红军合作的事项。由此，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达成了互不进攻的协定，还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西北的局势顿时大变了。

中共和东北军的互相试探

虽然东北军和红军在延安会谈中达成了互不进攻，帮助东北军打假仗，给红军提供弹药之内的协定，但双方并不那么确信。

东北军这边，主要希望红军在最近这个阶段配合他打假仗，而且最好能否放弃一些据点给他们占领，好对上面有个交代。

进入1936年来，蒋介石认为剿共已经到了最后时候，在他的部署下，红军剩余主力部队都遭遇重创且被压制在西北的边缘地区。蒋介石在迫使川军击溃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将其八万多部队消灭一半以后，蒋认为红军必将覆灭，剩下只是时间问题。

蒋根据自己局势判断，最迟在1937年初绝对可以将红军全部消灭。红军这方面在到达陕北之前曾经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未来的形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高层对未来的局势非常担忧，毛甚至说，如果我们被蒋介石打败了，我们也可以继续带领小股部队打游击，像当年东北义勇军一样，甚至可以去白区做地下工作工作。所以，蒋介石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剿共作战督促的非常严厉，开始只是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自行制定作战计划，然后按照计划进军。后来蒋干脆直接命令张学良杨虎城，限时占领某地或者限时将部队行进到某地。

蒋介石下给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他们两个人是不敢公然违抗的。但如果按照蒋介石命令的这样做，又不想损失兵力，就只能期待红军给与配合。双方做做戏，红军让出一些地域给东北军占领，糊弄蒋介石。

在张学良和周恩来的第一次延安会谈中，张就明确提到了这点，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话虽如此，实际执行起来却问题多多。

双方本来是敌人，一个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共匪军，积怨多年，互相杀了对方不少人，有刻骨仇恨，一下子想冰释前嫌，哪有那么容易。

对于所谓让出苏区地盘给东北军，一些红军中低级指战员就无法理解。抗战中有句著名的宣传语：一寸河山一寸血！这句话对红军来说也完全适用。刘志丹领导陕北红军经过多年血战，牺牲了无数官兵才创建了这块根据地，真可谓每寸土地都沾满烈士的鲜血。

现在这样不打就交出去，作为任何一个军人来说，自然是很难接受的。

当年解放战争到了最后，中共重兵压境，迫使广西的桂系投降。当时桂系领袖白崇禧就说，我手中有兵，让我投降办不到。广西是桂系士兵用鲜血拼回来的，解放军要想得广西，也要用鲜血来换。

道理就是这样。

所以东北军和红军双方的摩擦是难免的。

4月末，东北军王以哲的67军刘翰东105师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从甘泉出发向鄜县进军。105师一个营在龙坊西北泊村和肖劲光红二十九军遭遇，东北军根据命令要占领这个村子，但红军表示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并不相让，一个要进一个不退，很快闹僵，双方开枪交火，互有死伤。

这个事件出现以后，双方都深感震惊。因为这个事件处于第一次延安会谈之后，正是张学良和中共的蜜月期，出了如此事件，让双方面子上都无法挂住。红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马上派参谋去刘翰东105师处交涉，但刘翰东师长此时并不在甘泉前线，而和红军合作这种事只有军长师长这类高级军官才知道。刘翰东的部下根本不知道红军和东北军合作一事，他们将红军派来的参谋关押起来，然后紧急电报询问刘翰东应该如何处理。这事导致105师很多基层官兵都知道红军和东北军合作的事情，天大的机密外泄，一时间传的沸沸扬扬。张学良对此深感震惊，随即找到中共派到他这里的代表刘鼎：让红军请切勿随便派人来，不然我们实在没办法处理。

随即张学良跟周恩来联络，说明这个事件纯属误会，主要是东北军67军没有把军事行动提前报给红军，导致双方出现的误伤。

周恩来表示可以接受这种解释，但指出东北军从甘肃方向而来的57军，目前也在直罗镇附近抢修碉堡，向苏区步步推进，并没有和红军联络。周恩来表示红军可以退出一部分苏区，但希望东北军一定要提前告知行动，双方达成一致。

------------西安事变前期，周恩来所谓的统战工作非常成功，这也体现了周本来超人的外交才能。周在谈判中，几乎一眼就能看清对方的隐藏意图，了解对方的心理。直到半个世纪后，张学良对周恩来的才能也相当钦佩，称周为他最佩服的当代人物。

中共这边，他们信奉的是马列主义，如张学良杨虎城之流都是老军阀，正是他们最需要革命的对象，也是他们认为最不可靠的。在毛泽东之前的博古，洛甫时期，他们就是出于此，拒绝了福建十九路军试图跟红军合作的协议，导致福建事变迅速被蒋介石平定。

到了毛泽东在长征遵义会议掌握大权以来，红军开始放弃苏联布尔什维克童话式的乌托邦主义，开始中国式的务实主义，这增加了的双方合作的可能。

但军阀毕竟是军阀，有奶就是娘，拥兵自重，尔虞我诈都是他们的本质特点，所以中共初期对东北军仍然处于不信任态度。

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东北军需要考验考验，不能随便相信。在1936年4月9日周恩来跟张学良延安会谈的几天后，周立即要求张学良兑现谈判中许诺帮助中共购买3000支步枪，提供60万发子弹，无线电器材，兵工厂设备和医疗用品。

让周恩来惊讶的是，张学良立即安排部下帮助中共完成的购买，虽然受西安经济不发达的限制，一些装备没有买到，但红军最需要的步枪和子弹，张学良大量供应给红军。张其实自己也没有兵工厂，武器弹药也靠中央提供，但张还是比较爽快，没有耍手段。他直接命令军械处长范长庚从驻扎在延安部队的仓库中调出70万发子弹，交给了红军，还从洛川军械库里面拿出2000多支崭新的毛瑟步枪，用汽车送到苏区。

稍后，5月间张学良密令将洛川军械仓库所有步枪子弹尽数秘密拨给红军。受命后，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吕伟绩派副官吴惠民、少尉副官陈洪涛带马驴400驮，送往延安东10里天主教堂交给红军联络站，共送了2次，有210万发子弹，雷管2箱，甘油1大桶（制造炸药的原料）。

当时陕北苏区有约3万红军，仅仅有步枪1万支，子弹极为匮乏。主力部队每把步枪40发子弹，地方部队每把步枪只有10发子弹。前后两次提供给红军近300万发子弹，相当于为红军每只步枪提供了300发子弹，这对于红军战斗力有着极大的提高，也是张学良有诚意的最好表现。

同时早在3月，张学良安排王以哲带着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到达西安采购。钱之光伪装成王以哲67军的军需官，在西安大量采购，当地买不到的就去北平，上海，天津订购，这些所有费用都是东北军垫付（当时红军很穷，没有什么现金）。最终用了2个月时间，购买了包括石印机（印纸票用，当时苏区物资极为短缺，红军连钞票也印刷不了）、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在内的大量物资，再经王以哲安排汽车运到洛川军部，然后调集20多匹牲口，连人带货送到与苏区交界处。

这种物资援助，张学良慷慨的做了很多次。

除了物资以外，张学良知道苏区经济非常困难，当时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穷的叮当响，只好向驻扎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借钱。

而红十五军团自身经济也非常困难，他们一共只有7000块大洋，徐海东一咬牙将其中的5000块交给了中央红军。

4月10日张学良和周恩来第一次延安会谈的时候，张学良问：贵党有几位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答，有五位（指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张学良听后讲，那我就送点生活费给五位领导人，表示一下意思。事后，张学良派自己的粮秣处长张政枋用2辆汽车，将2万银圆，分装在23个麻口铁桶中，送给红军。

除了银元以外，张学良又送给红军20万法币的巨款（当时法币和银元的汇率为1：1，一法币可以换一块银元）。

之后张学良多次援助给红军巨款，其中10月份红军由于经济困难，部队连过冬的棉衣都没有。周恩来向张学良借款30万，张学良答应了，但由于张自身军饷也靠中央提供，没有这么多现款，最终设法先筹集了5万元送给了红军，并且送给红军1万套冬衣和5000双棉鞋。

从4月到12月西安事变开始，张学良先后援助给红军约76万银元的现款，这对于本身也很艰难的东北军来说，算是非常不容易。

至于杨虎城，他的态度还不明确，在4月和中共特使王世英谈判以后，杨虎城刻意拒绝在和中共继续接触。杨部只是在购买小股物资和帮助红军运送干部上面帮了一些忙。

总而言之，双方初期的合作算是比较不错，但仍然局限在初期合作的范围。

这边红军东征失败，被迫于5月5日全部渡过黄河回到陕北。而东边阎锡山和中央军十多万大军蜂拥追击，形势更加不利。

--------------------陕北非常贫穷，红军控制区的人口仅有40万，而红军自身就有3万多正规军和上万民兵非正规军，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也来到陕北，红军数量突增到约8万人。这相当于4，5个老百姓养1个士兵。这在老百姓也普遍贫困的陕北几乎是不可能的。 

张学良的突然转变

突然，一个意外事件发生，5月初在张学良身边的中共特使刘鼎向陕北发出急电，因为保密起见，信中用了隐语。

原文为：你看他（张学良）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东北军）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争取杨虎城十七路军）；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东北军内部将领）。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反蒋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争取西北实力派军阀）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争取阎锡山的晋绥军）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抗×”（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蒋介石）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彻底反蒋其事）。老头儿（张学良）提出‘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指得到苏联的支持），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蒋介石）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

可见，张学良准备破釜沉舟和蒋介石翻脸。

这点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大感激动，因为仅仅一个多月前，张学良还咬定不能反蒋，要求和红军归顺政府一同抗日。

现在为什么仅仅40多天时间久变化如此之大，刘鼎一言道破，也是心中的原文：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蒋介石）越发在他面前现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东北军内部抗日停战浪潮四起），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指蒋介石借机消灭东北军的计划）。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这一个多月来，张学良四面形势急剧恶化。

首先，红军东征山西失利，蒋介石乘机将汤恩伯10万大军进入山西（已有4个师共18个团向黄河开进），这是西北局势最直接的变化，也是蒋介石准备武力解决西北问题最直接的注解，更是张杨最为害怕看到的东西。但既然中央军已经进入山西追击红军，那么进入陕西只是时间问题。

其次，蒋介石对张学良逼迫加剧，5月6日，蒋介石命令在西安的代理人晏道刚逮捕了反中央刊物《活路》的嫌疑人郭增恺（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专员），将其秘密押解回南京受审。而《活路》是张学良用来在东北军宣传和中共合作抗日反蒋的最重要刊物，可见蒋介石已经感觉到张学良的部分意图。郭增恺本为杨虎城的一个专员，而军统特务将其逮捕根本没有告知杨虎城，也没有告知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可谓敲山震虎，实则是蒋介石对张杨两人的威慑（实际郭增恺跟《活路》根本没有关系，是被军统误抓的），这让张学良感到恐惧！

再次，张学良已经接到李宗仁和陈济棠特使的报告，得知两广准备在6月前后起兵反抗中央。张学良得知以后大喜过望，当时广西和广东为国内残余军阀力量中最为强大的。广东陈济棠占据富裕的广东省，有20万粤军，不可小视。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也有战斗力极强的三万主力部队和八万民团武装，两军加起来足有30万之众。如果想李宗仁说的那样，云南，湖南等省也加入他们，总兵力就高达50万（中央军只有60多万），足可以和蒋介石大战一场。

如果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领30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北起兵响应，中央军不但要被迫在地跨上千公里的两线作战，而且面临兵力不足的严重危机，在军事上时极为不利的。这是1931中原大战以后仅有的一次机会，所以张学良非常激动。

最后，张学良深感形势急剧恶化，按照他的估计，最迟1936年底蒋介石就会对张杨两人动手，按照张学良的性格不可能坐以待毙。而反蒋这样的大事，最起码也要做数月的部署和联络，所以必须提前一点联络中共。

除了以上几点以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国际事件也大大推动了张学良准备和蒋彻底决裂。

外蒙古自清朝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沙俄在清末通过清朝腐败无能，指示外蒙的封建王公贵族等傀儡分裂势力将外蒙古分裂出中国，但包括满清在内的历任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

1913年11月5日，沙俄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 宣称：“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外蒙古以独立为幌子，实则成为沙俄的殖民地（当年日本吞并朝鲜时，也是迫使中国满清政府首先承认朝鲜独立。但朝鲜和外蒙古不同，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有相对独立地位，而外蒙古当时就是直接为中国管理）。

1917年沙俄爆发革命，罗曼诺夫王朝很快垮台，此时俄国国内出现激烈内战，无暇管理外蒙。

早就对沙俄奴役统治不满外蒙王公贵族和喇嘛活佛借机向中国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回归中国。

此时的北洋徐世昌政府顺应国内民意，于1919年10月派出北洋大将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乌兰巴托进发，准备收复外蒙。

1919年11月，徐树铮将军的部队顺利开进了乌兰巴托，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外蒙古包括久被沙俄占领的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全部回归中国。

但好景不长，苏联红军很快在内战中获胜，他们以追击白军残部为由，迅速向东推进，占领了外蒙古。1921年3月1日，苏联扶持的傀儡外蒙古人民党成立，通过武装叛乱，消灭外蒙古的中国实力，建立了临时人民政府。

4月10日，外蒙古傀儡临时政府装模作样的请求苏俄政府提供军事援助。7月6日， 苏军进入乌兰巴托，由此中国再次失去外蒙古。

话虽如此，苏联当时在国际上被各资本主义大国封锁，为了争取中国的支持，苏联一再向中国示好。

1924年5月31日，中国北京政府同苏联政府在北京签定的《中苏协定》中规定：“苏联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取代北洋军阀成为中国的控制者。蒋本人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收复外蒙是他最大的心愿。

从1935年开始，苏联和中国开始秘密谈判，除了联合抗日，如何处理中共，和外蒙问题。

此时苏联还试图和中华民国合作抗日，存在压迫中共归顺国民政府的意图，中苏存在合作的可能。

但1936年3月22日，苏联和外蒙古突然签定了互助议定书，重申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的入侵。苏联此举在事实上承认了外蒙古独立，它是对《中苏协定》中有关条款的否定。《苏蒙互助议定书》重申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的入侵，第三国除了日本，美国以外，自然也包括中国在内，这是对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严重破坏。

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勃然大怒，他在4月7日和11日两次通过外交部发文强烈谴责苏联，同时命令中断所有和苏联的谈判，由此中苏合作陷入僵局。

由此，张学良判断苏联既然不能跟国民政府合作，那么要想联合抗日，必将找中国另外的势力合作，张学良的机会就来了。

一旦有的苏联的支持，张杨联合中共对抗就是非常可能的了。

 所以，他找到刘鼎，表示了彻底联共反蒋的愿望，刘鼎也大喜过望，赶忙向中共中央报告。

接到这个报告以后，毛泽东周恩来都非常高兴，因为张学良随信说：要求与恩来见面，中共也感觉需要和张学良马上联络。

5月12日，周恩来第二次赶赴延安和张学良面谈，双方密谈了整整一晚，13日凌晨张学良派部队将周送出延安。

第二次延安会议的内容是相当秘密的，张学良本人在回忆录中并没有写明，周恩来也没有通过电报和信件形势记录过该会议，但根据之后很多细节可以判断出双方谈了以下几个内容：

1.红军东北军之间误会的解决，之后类似问题的处理。

这点双方迅速谈拢，因为张学良已经决定和红军彻底合作反蒋，这点就是小事了。周恩来表示对东北军奉命占领苏区一事给与全力支持，而且提出让东北军占据红军目前控制的黄河西岸部分地区，因为中央军必将从此处渡过黄河，一旦东北军占领这些区域就可以阻挡中央军从此处通过。张学良表示同意！

2.和苏联联络，争取外援的问题

这点早在第一次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就已经提过。张学良的态度很明确，如果不能得到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他就没有办法和蒋介石对抗。他的20多万东北军一年军饷至少需要400万银元，如果加上其他各种开支，一个月没有200万银元很难坚持下去。同时东北军需要的武器弹药和各做作战物资的数量也非常可观，光靠陕西，甘肃这种省份不可能支持下去，必须由苏联给与全力支持。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说明已经指派邓发（曾经的中央苏区保卫局局长）赶赴苏联讨论具体援助的事情，但需要张学良配合，将邓发从西安送到新疆。张学良表示这是小问题，关键是苏联态度如何。周恩来表示苏联绝对支持（其实苏联并没有明确表态）。

3.西北大联合计划

张学良和周恩来明确达成西北联合政府计划，也就是以张学良控制的甘肃兰州为中心（张学良部将于学忠目前担任甘肃省主席），红军和西北军密切联合，进而形成西北各实力派联合反蒋抗日的所谓西北联合政府，建立西北政府国防军计划。计划明确提出打通和苏联的联系，和苏联外蒙古签订联合抗日协定（其实苏联当时不可能同意明确抗日的计划，他尽量避免和日本对抗）。

以上三点钟，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张学良和中共已经通过第二次延安会谈明确决定联合反蒋抗日的主张，这也是之后西安事变的根结，也是东北军和红军合作的基石。

相比第一次延安会谈的试探和互不进攻协定，张学良明确表示和红军合作，和蒋介石中央军对抗，割据西北自立，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学良不愿坐以待毙，目前蒋介石步步紧逼，看来在1936年底就会对东北军动手。按照以往的经验，东北军会被调到某一个贫穷省份，像当年十九路军在福建一样，逐步被瓦解消灭。张提出西北大联合计划，其实底子早在1935年和上海杜重远会面时，就已经基本确定。

话虽如此，但目前八字还没有一撇。

首先，苏联态度不明，如何援助的方法和援助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提供，没有这点确定就无法起兵。6月中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终于恢复直接的电报联系。16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长电中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在电报中，中共中央提出当前主要困难是经费和装备问题。电报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共产国际300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装备的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但苏联方面并没有明确表态！

其次，杨虎城目前始终保持低调，他仅仅在3月和红军达成互不进攻，互相通商的协定，根本没有提供和中共如此联合的计划，甚至可以保持和中共的距离。张学良的东北军，毛泽东的红军如何想在陕甘两省起事成功，没有杨虎城这个陕西王支持是不可能的。

再次，单单依靠杨虎城，张学良，中共的力量相加，也不过只有战斗力不强的30万人，这点力量如何和中央60多万大军对抗。当年中原大战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集合了近80万大军仍然被中央军击溃。此时中央军已经开始德械化和正规化，战斗力和兵力较中原大战时期远强，更控制了四分之三个中国。单靠30万人和陕甘两个省，肯定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必须尽可能的获得西北诸如阎锡山，傅作义，马鸿逵，马步芳，盛世才等实力派的支持，进而还需要华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四川刘湘，杨森，西康刘文辉等其他实力派支持。此时这些外援除了不可靠的阎锡山曾经有过模糊表示意外，一概没有。

最后，东北军也好，陕军十七路军也好，都是封建军阀部队，部队内派系林立，思想混乱。高级军官颇多军阀思想，很多自顾自，这种反叛中央的大事让他们参加，看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一段时间争取。当年新桂系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广西起兵反蒋，就是因为部下不支持，最终三个部将黄权、吕焕炎、杨腾辉倒戈投降蒋介石，拉走了三个师。俞李两人瞬间成为光杆司令，逃出广西。除了高级军官以外，中低级军官也颇多混军饷，挨日子，心靠中央的，就是基层士兵也很多认为蒋介石是领袖，中央军师政府军，和他们作战就是叛国的。所以内部必须经过整顿，军官需要进行思想教育，士兵必须经过宣传，不然没有实用。

因为这几点，导致张学良和杨虎城不可能在短期内反蒋作战，也就是导致他们只能放弃和两广合作的机会。

两广事变

5月底到6月初，张学良，杨虎城，中共都接到两广特使的密报，要求三方合作反蒋。中共对此非常兴奋，甚至认为目前已经进入抗日讨蒋大规模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并且派出使者联络宋哲元等人，但张杨并不这样认为。

1936年6月1日，由两广控制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以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不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

蒋介石得知两广异动的消息，据称当时就勃然大怒，大声怒骂两广造反。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立即回电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并痛斥两广为“地方将吏抗命”。同时军委会亦通电两广，严令两广部队不得擅自行动，双方矛盾激化。

双方一边论战，一边调兵遣将。中央军出动两个军，抢先进入湖南占领军事重镇衡阳。湖南军阀何健判断局势，没有投靠两广，而是归顺中央。由此两广失去了十万湘军的支持，处于劣势。

两广这边倾两省全部军事力量，一共出兵40万之众，飞机100多架，军舰30多艘，分兵进入湖南。两军和中央军在湖南对峙，随时可能开战。

消息传到西安，杨虎城和张学良都敢震惊。

杨虎城赶到张学良在金家巷的张公馆和他面谈。

张学良对杨虎城说：两广的事情我早就知道，我还派人去联系过阎锡山，宋哲元和韩复榘。阎锡山以我父辈口气，明确同意愿意支持两广，宋哲元和韩复榘也表示可以支持。

杨虎城则说：这事我之前也知道，两广反蒋是真的，抗日则不可靠的。日本在华北，他们打湖南说是为了抗日，怎么能否服众？我看他们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道义上先败了。至于阎锡山我最了解，这个老狐狸极靠不住，宋哲元韩复榘则面对日本人和中央军的夹击，自顾不暇，不可能起兵帮助。这些都是靠不住。

张学良说：两广起兵无非是因为蒋介石年初命令两广取消半自治地位的五项建议，还不是为了自保，抗日是无从谈起，但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你看我们要怎么做？

杨虎城说：现在我们内外准备都没有完成，只能先看看。

两人继续商讨，达成以下三个办法

1.张杨两人分别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武力进攻两广，要求和平统一，和两广共商抗日大计。但为了避免蒋介石怀疑他们两人，张杨致电要有明显区别。

2.如果蒋介石继续进军，张杨就进一步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召开全国救国会议。

3.如果蒋介石还是进军，张杨就破釜沉舟出兵援助两广。具体军事部署为，东北军出动两个军，由王以哲担任集团军指挥，先占领郑州，然后向武汉进攻。东北军另外出动一个军在甘肃监视西边的宁夏青海的二马实力，防止他们乘虚偷袭西安。陕军十七路军出动一个师又两个旅，先占领河南的南阳，然后向武汉进攻。十七路军剩下的那个师负责西安东边的防御，防止中央军从潼关进军陕西。

同时，陕西其他地域由红军防御。

可以看到，张杨已经准备军事部署，如果一切如愿，中央军和两广在南方鏖战，西安事变可能在7月就要爆发了。

但时局变化大大出乎张杨的预计，中央军虽然急调40万大军南下，包括抽调了在四川，西康等地的大量部队，但大规模战斗却居然没有进行。

------------------陈济棠本为广东王李济深的爱将，在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的时候，陈济棠背叛李济深，宣布归顺中央，从而得到了广东省主席的位子。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陈自己靠这种手段上台，又怎么能期望下属忠心于他。

两广中以广东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为最强，广西经济上仅为广东的六分之一，正规军只有三万人，所以说广东是两广的核心，一旦广东跨了，广西自己根本无法坚持下去。遗憾的是广东军民并不和陈济棠一条心。

两广所谓抗日的借口被广大人民质疑唾弃，甚至内部也对其不满。广东是中山先生革命的故乡，也是黄埔军校的出生地，粤军士兵军官普遍不愿意打内战。

而两广和日本早有勾结，粤军和日本合作很多，除了大量购买日军装备以外，甚至内部还有大量日本顾问。广西桂军也差不多，桂军的军火及军事技术都来自日本，土肥原、冈村宁次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自己也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

在1935年，日本和两广就有勾结。1935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反蒋，由日本在华北出兵以牵制中央军主力，使他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两广兵力能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则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据李宗仁的参谋长张任民回忆，李宗仁当时默认了日本这一阴谋，土肥原因此从广州到了广西，并在与白崇禧商妥协议后，满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积极准备以“抗日救国”为名的反蒋军事行动，但由于当时红军刚刚长征通过广东广西，两广自顾不暇，加上国内舆论关系，两广尚没有力量当时就起兵反蒋。

而这次1936年两广已经准备破釜沉舟，两军在起兵之前甚至和日本秘密联络过，日本答应提供军事物资的援助，日本军舰就停在广州外海准备运送军火物资。

5月30日，陈济棠在欢送部下将领的晚宴上说：“友邦（日本）军方也已联系好了，答应派出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压力，使蒋腹背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

广西白崇禧则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日方积极响应两广，因为中国内战对他们极为有利。日本军方从两广事变开始到六月下旬共派遣军官100多人到粤军充当顾问指导作战！

这些东西瞒得了外人，却瞒不了粤军内部的军人，所以粤军将士从一开始，就认为所谓抗日是骗人的。

6月初，陈济棠最重要的大将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宣布归顺中央（余汉谋和黄埔系将领关系很好），所部一个主力军全部倒戈。第二军军长李汉魂也说：所位抗日救国云者，直是公开骗人。他效仿三国时关羽的举动，“封金挂印，奉还大命”，扔下部队赶赴香港，宣布反陈。

7月4日，陈济棠派出30名日本空军顾问去广州天河、白云机场指导粤军空军作战（陈济棠和日本人有很多合作关系），引起粤军空军将士极大愤怒。其中一些飞行员怒骂：由日本人指挥去抗日？这不是天大的笑话！

于是当日粤军空军几十名飞行员在飞行员黄智刚带领下，率数十架飞机北上归顺中央，此举大大动摇了粤军士气。随即海军两艘鱼雷艇驶往香港，虎门要塞司令陈策稍后（实际为粤军海军司令）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剩下所谓陈部最为坚定的第三军九师师长邓龙光潜赴香港，通电响应李汉魂倒陈拥蒋，并密使所部离开五华县，向余汉谋靠拢。

面对海陆空军的纷纷哗变，陈济棠措手不及。

7月13日，蒋介石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次日余汉谋率领粤军第一军向广州进发，并且限陈济棠24小时之内离开广东。如此同时，广州的西南两机关政客肖佛成、陈融、刘庐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等纷纷出逃，陈济棠借以发号施令的西南两机关随即解体，陈在政治上可以和中央对抗的力量也消失殆尽。

7月15日，粤军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剩余全部飞机归顺中央，陈济棠苦心经营近十年的空军全部瓦解（后戴笠携带 200 多万元港币与黄光锐等广东空军的重要干部见面，奖励他们支持国家统一的行为。但黄光锐等人和全体飞行员都拒绝领取这笔巨款，理由是军人职责就是为了国家统一，并非贪图金钱），同时驻守广州的粤军第二军拒绝和第一军作战，纷纷后撤，第二军代理军长陈达在广州通电表示服从中央。

虽然此时粤军还有第三军军长李扬敬一部支持陈济棠，但陈久经世故，见大势已去，拒绝李宗仁让他去广西继续作战的邀请，携带2600万银元巨款乘坐英国军舰逃亡香港（后在抗战中，陈济棠将部分巨款捐给国民政府抗日，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由此，陈济棠的20万多粤军被中央使用政治手段，一枪未发，全部瓦解。

广东一倒，广西就危在旦夕。

蒋介石调数十万重兵威慑广西，试图借机彻底消灭广西分裂势力，但李白两人治军有方，广西铁板一块，没有大规模倒戈的现象。同时李白两人在广西征集大量民团参战，将部队扩大到44个团近10万正规军，还有10万民团武装，做出决一死战的架势，同时派出特使跟中央谈判和平解决。

虽然双方作出这么大的样子，但明眼人知道两广事变已经结束，下面无非是如何收场而已。

而中央如此快的解决两广，是张扬两人没有想到的。

7月10日，陈济棠还没有垮掉的时候，蒋介石考虑到张杨两人不稳，以来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名，命令张杨两人来南京。

张学良跟杨虎城商议，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就等于表明心里有鬼，但是两人都去没人主持大局也不可。于是张学良一个人前往南京，杨虎城留在西安。杨虎城对局势很是担心，希望张学良还是不要去。张学良却说：我自己驾飞机来往，毫不误事。真有急事，我会赶回来。杨说：军事变化大，你还是不去好。张说：我告诉王军长，我未回时，军队归你指挥。你们看时机，随时行动好了。

走前，张杨两人根据之前商量好的内容发表声明，要求停止内战。

----------------------桂系领袖之一白崇禧。其实桂系和粤系历史上曾经交战多次，互有胜负，也有宿怨。自此联合反蒋也是各怀鬼胎。桂系虽然因为广西贫穷，只有3万正规军，但因为一向实施全民皆兵战术，所以该省战争潜力很大。话虽如此，粤军倒了以后，以广西一省之力，无论如何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只能被迫求和。

张学良刚到南京，蒋介石就使用老办法，派出心腹瘸腿将军熊世辉，外交大臣吴铁城整日陪着张学良去上海吃喝玩乐，不让张有时间处理政务。

这边两广形势急剧恶化，陈济棠和李宗仁求救的电报一个接着一个，杨虎城在西安急的直跳脚，但他没法指挥东北军，而东北军在西安坐镇的只有王以哲军长一个人。

杨虎城几次找到王以哲问：少帅什么时候回来，这些事情都要跟他商量。

王以哲说：少帅一时回不来，他让我们自己看着办。

杨虎城急道：这种事情怎么看着办，一定要等他回来才能商量。

张学良直到8月才回到西安，此时两广败局已定，出兵支援的事情也就不用谈了。

9月4日，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发布命令，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员之职位不变，新桂系官员则隆重在南宁就职，宣布服从蒋之中央，由此历经3个月的两广事变解决。

蒋介石领导的中央军没费一枪一弹就解决了两广事变，消灭了广东军阀陈济棠，迫使广西军阀臣服了10年之久。

张学良回到西安以后，对杨虎城说：我看两广太无能，老蒋略施计谋，稍事斗争就快了，我也就没急着回来。

杨虎城对此虽然不满，但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点头称是，实则杨虎城对此次失去反蒋良机非常遗憾。

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没有借助两广事件出兵反蒋，归根结底在于两人认为万事没有具备，并没有任何成功的把握。

而两广事变也让蒋介石有了一种错觉，也就是这种错觉导致他做出了之后最错误的一次判断。

在蒋介石的心中，两广无论兵力，财力，政治影响力均比张杨两人高出数倍，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三人的军政能力均在张学良杨虎城之上。而以两广之能，李白陈之高智狡诈，尚且被蒋兵不血刃的瓦解。作为穷途末路的张杨两人就更不放在蒋介石的眼里，而蒋介石认为张扬也绝对不敢效仿两广起兵反叛，因为这样做无疑于自我毁灭。

如果以张杨的力量和中央对抗，就等于以卵击石。在蒋介石看来，张杨被他整了，失去一部分军队和陕西的地盘，但总还能做个集团军司令或者军长，也是极为尊贵的角色，总好过铤而走险的玩命。

所以张杨不敢公然造反的概念，在两广事变以后就深深刻入蒋介石的脑子里。

两广事变结束以后，蒋介石立即将大军北调，压迫张杨两人，同时一改之前相对缓和的策略，对张杨步步紧逼，甚至到了最后图穷匕见。

更错误的是，由于蒋认为张杨不敢自我毁灭，在最后赶赴西安的时候，居然没有带部队，而是仅仅带了二十多名卫兵而已。

红都瓦窑堡戏剧般的丢失

在两广事变期间，蒋介石暂时顾不上指挥陕北的剿共，但仍然下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向红军进攻。由于对张学良开始不信任，蒋介石开始直接下令到67军军部，严令其执行。

6月12日，东北军67军107师，117师，105师奉蒋介石的命令向苏区蟠龙镇和安塞方向进军，并且很快占领了延安北边的蟠龙镇。此时张学良不在西安，王以哲坐镇西安也不在前线的洛川67军军部，而67军军部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所以出兵之前并没有通知红军。蟠龙镇此处是苏区一个据点，驻扎着红军大量后勤机关和伤病员，由于当时苏区四面受敌，这部分人员已经无处可以安置。加之东北军进军之前没有通知，蟠龙镇的丢失导致苏区军心民心震动和恐慌。

周恩来急忙电告王以哲询问原因，王调查以后，17日下令东北军退出蟠龙镇，苏区民心才稍安。

蟠龙镇以北几十里就是瓦窑堡，而瓦窑堡为当时陕北苏区的首都。

在下令撤出蟠龙镇以后，王以哲却提出另外一个要求，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占领苏区首都瓦窑堡，请周恩来给与配合，让67军好交差。

周恩来紧急跟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人商量，他们认为瓦窑堡虽然是苏区首都，但目前已经暴露在前线突出地带，尤其中央军汤恩伯已经率领十三军两个师从绥德逼近瓦窑堡，守看来是守不住的，必须放弃。与其被中央军占领，不如做个人情，交给东北军。商量决定了以后，周恩来电告王以哲让其准备占领瓦窑堡，同时进行相关军事部署。由周恩来负责指挥部队抵挡中央军汤恩伯部对瓦窑堡的进攻，林彪负责撤退瓦窑堡的机关，彭德怀负责撤退红军大学和军委。

王以哲接到电报以后很高兴，电告107师刘翰东师长，命令其负责占领瓦窑堡。

此时周恩来对东北军还是有戒心的，他一面组织各部撤退，一面组织部队对付汤恩伯的中央军，同时告知刘翰东等待红军全部撤退才可入城，到时候红军会跟东北军联系。

而刘翰东这边求功心切，得知红军同意让出瓦窑堡以后，已经向中央发布67军占领瓦窑堡的电报。所部在瓦窑堡附近驻扎，等待红军全部撤退。

而就在此时，一个大意外发生了。

------------继任井岳秀的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榆林王井岳秀在和红军交战中，意外的因为手枪走火被打死，高双成顶上了井的位子。这次瓦窑堡战役，高双成部本来想捡几个现成的小便宜，没想到捡了这么一个大便宜。

红军主力在准备阻击汤恩伯部两个团，红军留守部队又随红军机关撤出了瓦窑堡。在瓦窑堡内仅仅剩下几个排的小股红军武装负责搬运剩余物资，完全成为一个空城。

此时，驻守在瓦窑堡以北地方军阀高双成（榆林王井岳秀的接任者）的86师一个团得知红军机关从瓦窑堡撤退的消息。该部一个营长张云衢希望伏击一下红军非战斗部队，来检点现成的便宜，于是带领两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赶往瓦窑堡附近埋伏。

但这三个营部队埋伏了一会，既没有看到红军有部队撤出，也没有看到城内有红军武装，顿时大了胆子溜进城去。

此时瓦窑堡内只有红军几个排驻守，自然不是两个营敌军对手，双方混战一场，红军留守部队不敌，赶忙保护非战斗人员突围出城走了。

此时张云衢击溃红军留守部队以后，惊讶的发现瓦窑堡内居然没有军队驻守，这一下真是喜得他直抓狂。他一面率部死守瓦窑堡，一面向南京发电邀功。

而周恩来从突围部队口中得知瓦窑堡被高双成部抢占，非常震惊，急调部队回师攻城。无奈主力都已经转移，剩下部队以民兵为主，根本缺乏攻城能力，很快被高双成守城部队击败。

周恩来只能撤兵，并向刘翰东说明情况。

此时刘翰东正等着红军跟他联系好进城呢，听到电报以后大怒，他已经向南京报捷，这样一来，他无法收场。他愤怒回电报说到：贵方失信！上次跟贵方交涉时候一再说，送人情需送彻底。而贵方一再拖延，竟将良好机会送与他人，此乃我两方最大损失！！！

瓦窑堡一役可见红军，东北军之间合作的众多问题，所谓三位一体和西北大联合，谈何容易。

这边蒋介石从戴笠处得知张杨两人和中共勾结，戴笠甚至将张学良和周恩来谈判的文件交给蒋介石。蒋非常吃惊，全力解决了两广事变以后，立即将40万大军北调，准备彻底收拾张杨和红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