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兄弟真人版在线: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启示 林达

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启示  林 达

原编者按：最近的两则消息牵动了全球的神经：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大规模骚乱，反对派占领总统府并组建了临时政府，原总统巴基耶夫逃往国外；在泰国，军队在驱散红衫军时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死伤800多人， 4月7日曼谷及周边地区实施了紧急状态法，泰国刑事法院随即于8日批准逮捕了红衫军的7名领袖，局势骤然恶化。

很明显，吉尔吉斯斯坦和泰国的政治民主既不成熟也不彻底，同许多拉美和非洲的国家一样，民主的契约精神经常被有权力欲的野心家轻易击碎。由独裁专制走向民主法制更是一条充满荆棘的不平之路，在这条路上，西班牙走出了一条成功辙迹。从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中我们看到，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一步步历程中，民智的启蒙、神圣的契约、伟大的妥协缺一不可，而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关键人物也留给了后世一张几乎完美的答卷。对于那些面临民主转型的国家来说，对于那些畸型的“民主”制国家来说，西班牙的历史值得借鉴、发人深思。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36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了。在长达三年的西班牙内战于1939年结束后，佛朗哥推翻共和政府，自任国家元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立长枪党为唯一合法政党，颁布“一切权力归国家元首”的法令，大权独揽，所有军政要员甚至主教都由他任命。当他的死讯传开，全西班牙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憧憬着一个民主开明的政府，一个包容开放的国家。

国际上普遍认为，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是中国的一个新起点，时光回溯90年，1929年的西班牙世博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新起点。那还是在西班牙内战前的最后一个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治下。要是对比以后发生的共和、内战和佛朗哥独裁统治，阿方索十三世治下的西班牙，绝不是最糟糕的状况。用现在的词语来说就是，那个时候西班牙的各项综合指标，其实已经相当不错。可惜的是，这一点不是一条道路的开端，而是一个十字路口的正中，这也很像抗战前的中国。

路口的左右有了两个选择。左边是苏联的榜样，右边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榜样，当西班牙走到这个路口，左右两边开始劝说争取它，争取西班牙走向它们的一边。其实西班牙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在这条道路的前端，有着民主法治制度的榜样。可是让西班牙当时做出这个选择吗？门也没有，它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火候，历史进步的道路是一步步走来，一个没长大的小孩儿，怎么可能拖进成人的行列中。

佛朗哥借助右边的德意，打跑了左边的一方，他却又没有跟着右翼走，而是站定在那个十字路口。佛朗哥的决定是后退。佛朗哥要把西班牙退到封建的过去，稳定下来，再重新以非常缓慢而谨慎的步子往前走。

从内战后期开始西班牙就在佛朗哥掌控之下。佛朗哥宣称的起事目标，是要恢复“旧西班牙”。他要恢复原君主体制，但是在平定局势以后，他并没有把权力交给被第二共和废黜的阿方索十三世。两年后的1941年，阿方索十三世去世。这时，佛朗哥也没有把权力交给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唐·胡安，而是留在了自己手里。

佛朗哥是一个军事统帅出身的人，他的最忠实追随者是军队将领们。西班牙军队庞大，却装备陈旧。佛朗哥也从来没有希特勒般的野心。至于保卫国家，他知道，在“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下，并不需要他领兵保卫西班牙，他只要镇住西班牙内部就可以了。

佛朗哥在内战以后，把西班牙右翼的政治思潮全部归并起来，起了一个名字，叫“民族运动”，包括了天主教神职人员、保王派、军人、长枪党人、技术官僚等等。佛朗哥利用自己的威望，强迫他们都归入“运动”，成为一个大家族。这个大杂烩不能说是一个政党，因为它太杂了一点，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纲领，这一点佛朗哥并不在乎，他自己就不是一个讲究政治纲领的人，谁也说不清佛朗哥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可是“运动”又是西班牙唯一合法的“政党”。在佛朗哥时期，“运动”之外，任何政党都是非法的。

佛朗哥像所有现代独裁者一样，他维护稳定统治的方式，主要是不让任何异己有组织起来的机会，绝对禁止反对党的存在。“运动”系统以外，一切有政治诉求的组织形式都萎缩甚至消灭了。工会只是“运动”之下单一垂直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都是如此。

专制的坚冰在融化

倒退之后的西班牙却不是自我封闭的。它似乎在寻求一个重新起步的契机。

在“二战”之后，西班牙被联合国的决议围困，可是它几乎一天也没有自我封闭过。西班牙天生是一个旅游胜地。1931年，它一年的外国游客是二十万，到了战后的1951年，外国游客不仅没有减少，还翻了一番，一年五十万，并且在飞速增加。在1964年，一年的外国游客是一千五百万，相当于大半个西班牙的人口，1978年的外国游客是三千九百万，相当于整个西班牙的总人口。如此之多的国际旅客和西班牙人密切接触，对西班牙人必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全方位的影响。

西班牙开放旅游的条件是一回事，选择是否开放是另一回事。关键是佛朗哥必须作一个决策，让不让外国人随意进来。国门开放可以给贫穷的西班牙带来生机，也可能给佛朗哥的制度带来冲击。佛朗哥还是选择了开放。

战后的西班牙被排斥在世界之外，一度非常贫困，佛朗哥也听凭百姓外出移民。从1959年到1963年，四年之间有将近四十五万西班牙人移居国外，其中一半去了南美。南美成了贫困的西班牙人的一条出路。之后，移民的人数仍然在剧增。在整个佛朗哥时代，有几百万西班牙人生活在国外，成为侨民。仅在1974年一年，他们就带回西班牙七亿美元。大量的人口进出和交流，必然推动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进步，让它呼吸外部世界的新鲜空气。

佛朗哥没有自己激进的社会改造的理想，他要回到一个秩序井然的旧西班牙。因此，他几乎像是一个独裁的国王，只要不触及他的统治，他并不想以全新的理论，改造民间社会本身。那是一个自然发展中的、民间结构没有被破坏的社会。那是西班牙走向未来的基础。

西班牙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回到国际社会。1953年，西班牙开始获得美国和法国的援助，1955年返回联合国和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古老的西班牙，开始了返回欧洲的艰难跋涉。

20世纪60年代，在外国资金的帮助下，西班牙开始经济起飞。对报刊的检查开始放松，批评言论多起来，社会活泛起来。

不论佛朗哥政治上如何落后，他都能从传统思维出发，基本上顺应传统的经济体系，因此在经济上，始终是开放的。非常有意思的是，佛朗哥并不因为“二战”之后，国际社会把他划入法西斯、对他关上大门，他就心生嫉恨，和世界作对。他只是耐心等待，抓住一切机会回到国际主流社会之中。西班牙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是“落后”和“先进”的关系，却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就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过去，而它们则是西班牙的未来。所以，它们之间很快走近，是一点不奇怪的事情。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发展，西班牙工业和旅游业都发达起来，社会自然随之发生变化。大量无地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城市扩大。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必然产生了一个技术官僚阶层。这个阶层希望加速改革，希望西班牙在政治上也向欧洲靠拢，而佛朗哥不得不容纳这些技术官僚。

教会成了推动民主的进步力量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个宗教组织、一种思想、一个政党、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形态等等，都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发生、发展和变化。可能，它的糟粕被时光的流水冲走，金沙留下来；可能，它没有站得住脚的内涵，以致完全被时间销蚀，踪影不见；可能，它在顺应着变化，也在锤炼和改变自己，浴火重生。

历经两千年漫漫生存的天主教，刚刚在教皇保罗二世去世的时候，让全世界人看到了它在现代社会奇迹般的生命力。两千年，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宗教信仰仍然能够在如此众多的现代人心中安然存在。认定信徒们是愚蠢的人，很难说自己就是聪明的。

还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右翼滥杀俘虏的行为，就受到过一些教会的谴责。从政治层面来看，右翼胜利对教会的生存有利，但是对他们来说，残酷行为违背了神的旨意。善的宗教精神沉淀下来，推动教会改革，这是他们生存下来的理由。因此，当西班牙社会逐步向着开明、更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一个同样在感悟上帝、在反省中进步的教会，站在支持社会进步的一面，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们理应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专制者的附庸。

一个过于长久的独裁政府，假如不积极寻求转变，那么对立的极端派，地下活动、革命，等等，迟迟早早会重新冒出来。社会不可能停滞不前。佛朗哥政权的建立使西班牙又站到一个新起点，仍然面临如何前行的问题。维持了一段内战后的“团结”景象以后，随着时代演进，对西班牙社会应该如何相应进步，佛朗哥手下的大阵营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形成不同派别。佛朗哥的统治却必须依靠所有这些派别，他的办法就是在几派之间平衡，不让任何一派坐大。

改革先从媒体开始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在经济上有了本质的变化，政治上仍然是和世界相对脱节。它的制度显然落后于它的经济发展。在这个时候，西班牙仍然是危险的。因为它的制度落后，就必然面临变革，也就再次面临难题：如何既推动演进，又不重蹈覆辙再走极端。1969年，佛朗哥做了两个重大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1969年7月22日，佛朗哥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为未来的西班牙国王。

佛朗哥选中了唐·胡安的儿子，三十岁的胡安·卡洛斯。胡安·卡洛斯在1938年出生于意大利。1948年他父亲请求佛朗哥，让他在西班牙接受教育，获得准许。胡安·卡洛斯是在佛朗哥的严密看管下，完成了一个欧洲国王应该接受的全部西方教育，甚至包括在陆海空三军中的服役。

佛朗哥的第二个决定是：把大权交给了他自己选定的一个接班人布兰哥，自己退居二线，只偶尔在危机时刻出来掌舵。

布兰哥主事期间，体制内的改革呼声一点点地产生了。改革派官员首先希望改善西班牙的对外形象，让它变得能够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0年，西班牙的一百三十一个温和反对派，大多是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趁着西德外交部长的来访，发表了一份要求改革的公开信，指出西班牙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差距，呼吁人权和基本政治权利。

体制内出现的改革派人物，有一个很出名的官员，叫佛拉加。佛拉加担任西班牙的新闻和旅游部长。他在1966年主持通过了新闻法，这个立法结束了出版物的预先检查制度。尽管新闻出版仍然受到约束和惩罚，但是这个立法使得很多报纸在七十年代可以发表对佛朗哥政权的批评文章。

八十岁的佛朗哥默许了这些改革。

佛朗哥和共产党都在变化

1969年宣布王储的同时，西班牙试图通过一个“结社法”。佛朗哥也希望能够显示西班牙有政治结社自由。可是法案一提出，就给改得面目全非。政治结社仍然限制重重：必须至少有二万五千个成员，而且不管大小，都要得到“运动”的全国委员会批准，还都不能参与竞选。根据这个结社法案，西班牙大众的结社，仍然是在“运动”的框架之内。西班牙搞这个法案，说明它想在世界面前显得漂亮点，它知道自由是“方向”。同时，它对政党的恐惧一如既往。

反对党不允许存在，并不等于不存在。从内战结束到五十年代，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在国外，却不断派人回来，发展组织，实行游击战。这种方式被事实证明不可能成功。一批批潜入的共产党员都被逮捕监禁，中央到后来已经不再派人回去自投罗网。事实上，十月革命的方式已经不现实了。

有意思的是，佛朗哥和共产党都在变化。

1956年，在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全会上，通过了“民族和解政策”，决定“用和平的手段”，而不是地下武装斗争，来取代佛朗哥政权。

流亡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卡利约说，要和所有人一起，包括中产阶级、教会，甚至武装部队，来实现民族和解，结成同盟，反对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西班牙共产党在声明中赞扬“中间阶层”，特别是“非垄断的资产阶级”，他们愿意和内战时期的宿敌西班牙天主教会和解。此后，共产党和天主教会的异见者结合，弥补了以往的鸿沟。共产党是改革派中的左翼，可是，他们只能处于流亡或地下状态。

七十年代，佛朗哥看着西班牙从内战之后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之变化，很是感慨。一个古老民族步履艰难，走到这一步真是不容易。世界是在变化的，认识是在变化的，人也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多么容易看到自己的变化，而不能相信他人的变化。

人生和世界，都如一个棋局，死棋还是活棋，有时候就在自己手里。

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西班牙独特的艰难。在佛朗哥后期的西班牙，如若只有政治改革的问题，则形势会简单得多。最火烧眉毛的，是独立运动很快走向极端。首当其冲的就是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分子。

北方的巴斯克，是一个很特别的地区。巴斯克民族主义的独立诉求，不仅和共产党等左翼力量汇流，也得到当地天主教会的支持。巴斯克在佛朗哥统治下被严厉压制，佛朗哥不仅禁了他们的旗帜，还禁了他们的语言，结果是恶性循环，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越没有表达和活动的余地，就越是只能诉诸暴力行动，镇压也就更残酷。1970年的前九个月，西班牙政府审判的政治犯高达一千一百零一人，很多是巴斯克民族主义者。9月18日，佛朗哥出席圣塞巴斯蒂安的公开活动，一个巴斯克人当场自焚抗议。当他重度烧伤被送走的时候，佛朗哥神色不动。但是，这一行动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国际社会开始重视巴斯克民族的处境。

西班牙开始变革的一刻，它的富裕地区的区域独立运动就风起云涌。反佛朗哥的专制独裁和独立运动纠缠在一起。这样的势头越冲，政府越不敢在司法领域改革。统治者仔细数数手里的“法宝”，只有利用所谓的“司法执法”作为镇压工具。西班牙长期对政治犯严刑峻法，监狱黑暗。这样更刺激了异议人士的反抗烈度，而其中又包括大量独立运动的参与者。

这是许多国家曾经遇到，正在遇到或者将来可能遇到的情况，就是区域独立和国家政权之间如何互动。任何一个国家遇到这一类状况，其实都是伤透脑筋的。例如，过去的英国和北爱尔兰地区，今天的俄国和车臣地区。在一个司法不公的社会，这种互动，更是非常容易步入恐怖活动和镇压无度的恶性循环之中。

刚刚出现改革趋势的西班牙，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区域独立混为一谈，极端分子甚至恐怖分子冲在最前头。知识分子也厕身在混杂的诉求之中。

这种反对派力量的增长，佐以分裂诉求甚至恐怖活动，自然又刺激体制内守旧派和极端派的反弹，反而使得体制内的改革派很难有所作为。军队里的保守派军官写信，表示抗议外国干涉内政。政府还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民众示威支持佛朗哥。政府用汽车把民众送到集会地点，而且发放报酬，还有免费午餐。当政治两极的对立延伸到民众层面的时候，不由让人想起第二共和时期和随之而来的内战。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走的那一步。

寻找不流血的转型道路

以后的几年，西班牙就不断处于这一类的政治风波中。渐渐地，体制内外的温和改革派，都开始寻找一种不流血的转型道路。在学者和政治家中间，逐渐出现了一种想法，就是必须利用佛朗哥政权的宪法，来实现渐进的变革。也就是说，不再寻求破除现有政治结构，而是在体制框架下实现改革。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一批原先的保守派，都主张依据现行宪法，建立“高度进步”的民主制。

布兰哥当政的后佛朗哥时期，是一个强权开始明显变化的时刻。几乎是规律，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由于长久对异议的压制，现在只要出现松动的出口，就怕会引出井喷一样的反应。体制外没有合法的政党，也就没有体制内外对话的沟通渠道。最怕的是内外激进派的相互刺激，形成恶性循环。最佳的途径当然是内外温和派的合作。可是，这样的合作如果没有制度性渠道，就全靠双方的悟性，靠双方在几近不交流的状态下配合，这是何等困难而危险的事情。

1973年6月，佛朗哥正式宣布由布兰哥担任西班牙总统。

布兰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每个周日都准时经由同一条路线去教堂。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组织“埃塔”就在街道旁租了一个公寓，告诉房东他们是雕塑艺术家。“雕塑家”每天在里面叮当作响地敲打，谁也没有起疑。就这样，他们凿出一条通往街中心的地下隧道，在里面填满了炸药。布兰哥任总统半年之后，一个周日早晨，布兰哥的车队经过此地前往教堂，“埃塔”在隧道里安放的炸药，把布兰哥的汽车炸得飞到了邻近大楼的屋顶上。凶手安然逃脱，逃往葡萄牙。当天，政府原定审判十个工人委员会的成员非法结社罪，爆炸发生在法庭审判开始之前十分钟。

“埃塔”从此暗杀不断，成为西班牙最著名的恐怖组织，直至今天。

布兰哥被暗杀之后，佛朗哥在布兰哥的内阁里选了那瓦罗接替。

那瓦罗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铁腕人物。内战期间，他驻在西班牙南部海港城市马拉加，有“马拉加屠夫”之称。在布兰哥当政时期，他是管镇压的内务部长。可是，非常意外的是，那瓦罗其实也在寻求改革的路径。

在“左”与“右”之间的摇摆

然而，此刻的西班牙危机重重。

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政治上相对隔阂于外部世界，经济上却已经融入世界经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萧条，也一样影响西班牙。经济危机使西班牙物价上涨，失业增加，工人生活水平下降。经历经济起飞“大起”之后的“大落”，特别难以忍受。萧条为罢工火上浇油，也为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添薪加火。面对这种局面，任何改良措施都可能招致保守派首领们的反弹。那瓦罗只能艰难地在体制内外的改革呼声和保守派之间走钢丝。

那瓦罗上台不久，1974年2月12日，他发表公开讲话，推出一个谨慎的体制改革计划，叫做“开放”。这就是著名的“2·12精神”。在这个讲话中，那瓦罗提议，在现行秩序下，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让原来排斥在体制外的反对派，有可能被吸纳参与政治。改革设想看上去相当大胆，包括市长和地方官员由选举产生，而不是政府任命。允许自由结社，但是不允许组织政党。

可是，那瓦罗改革仍然受到佛朗哥的约束，他并不可以全部做主。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西班牙的旅游靠的是地中海的海滩魅力，旅游广告必然是海滩的情景。保守派老人们拿着旅游广告去向佛朗哥告状，把旅游广告和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对比，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花花公子》之类杂志是佛朗哥坚决要在西班牙禁止的，于是就下令各方面收紧。这种松松紧紧、左右摇摆，总是让外界吃不准，下一步会走哪个方向。时间一长，左右两翼都感到失望。那瓦罗夹在中间，可谓两边都不讨好。

那瓦罗2月12日讲话过后才几天，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的天主教主教发表讲话，支持巴斯克地区的民族文化自治。西班牙当局对文化自治依然紧张，因为后面很可能跟着的就是独立。总统那瓦罗把主教软禁起来，要把他驱逐出去，而主教表示拒绝出境，并且宣称他只听梵蒂冈教皇的命令。梵蒂冈教皇保罗六世，本来就讨厌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冷酷和固执，表示支持毕尔巴鄂主教。这事在西班牙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弄得政府非常难堪。

来自海外的批评，刺激了佛朗哥体制内的保守派更不愿意退让。他们的思路是，任何退让都会被看成软弱，对方就一定会得寸进尺。他们习惯于对抗，这辈子就是打出来的。遇到危机，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示弱，不能表现出自己可能不得不妥协。

1974年，西班牙全年逮捕的政治犯高达五百人。那瓦罗向国会提出的政治结社改革方案，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一切民间结社仍然必须在“运动”的框架内，受“运动”控制。1974年12月的结社法，要求所有结社必须支持“运动”的基本原则，“运动”有权否决任何结社的要求。对改革进程非常重要的结社，被卡住了。可是，必须看到，那瓦罗的“2·12精神”尽管没有在制度上引发实质性的变革，却提高了民众对政治变革的期望，激发了精英阶层对改革进程的思考和讨论，为西班牙此后的改革准备了重要的观念上的条件。

西班牙的转机：佛朗哥之死

佛朗哥年事已高，他在晚年的最后时刻，更依赖几十年来追随于他的保守派，特别是军内将领。

他来日无多，何苦在最后的日子里冒风险？能拖则拖了。每当改革和保守出现僵局的时候，保守派总是得到佛朗哥的支持，改革就总是举步不前。民主改革必然要触及他的统治，必然要改变他从内战以后的一贯权力方式。在佛朗哥直接或间接执掌权力的将近四十年中，西班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经济上回到了世界经济体系，社会文化的自由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民主进程在佛朗哥时期已经开始，已经为未来必然的变化做了准备。可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佛朗哥活着一天，他就不会容许迈出最后的一步。

或许，佛朗哥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把自己通过内战得到的权力，再亲自送出去；或许，佛朗哥手上沾染太多的血，他害怕失去权力之后的报复；或许，佛朗哥真的认为，只有他在掌舵，西班牙才不会翻船。可是，这并不仅是佛朗哥一个人的想法，几乎所有的专制政府的建国元老都是这样。所有的人都知道，西班牙民主改革启动的最后一步，必定是不会跨出去的，除非佛朗哥咽下最后一口气。

西班牙街头开始流行这样一句话：“没有不死的人。”

这是老人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佛朗哥的死讯传出的那一刻，全西班牙都松了一口气。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香槟酒立即销售一空。

除了智利独裁者皮诺切克，几乎没有什么国际要人出席佛朗哥的葬礼。几天后，西班牙举行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典礼，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大公、美国副总统、联邦德国的总统，都前往出席。国际社会显然是寄希望于新国王能够推进西班牙转折。

编者按：吉尔吉斯斯坦和泰国的局势仍在动荡中，国家的裂痕被人为地越撕越大，民众饱尝了“夹生”民主的苦痛。西班牙的转型之路上，独裁者佛朗哥将抓牢权力的手有意无意地松开、再松开，民众与外界的交往，新闻管制的开放，国家活力的增强、这一切都为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独裁老人的离世，我们还会惊喜地看到，在民主转型的关键时刻，西班牙那些伟大人物表现出的令人尊敬的牺牲与妥协，在他们眼中，民众与国家的长远利益，永远放在个人和政党利益之上。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中生动地再现了这段历史，给我们上了一堂难忘的民主课。

改变了西班牙命运的年轻人

佛朗哥死后的最初日子里，西班牙表现出对佛朗哥主义的继承和持续。他一手挑选的首相那瓦罗讲话时称：“我将把佛朗哥事业继续下去。只要我还在，只要我的政治生命不停止，我就是佛朗哥事业的执行者。”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巨大的佛朗哥像，而只有一幅很小的国王像。

在野反对派的反应，就是试图促进“民主突变”。反对党仍在地下，却组织了越来越广泛的示威和罢工。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是三千一百五十六起，而1976年，竟高达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一起罢工。尽管几乎所有西班牙人都希望和平的渐进改革，但是又有高达80％的人相信，旧执政者的傲慢和固执，使得任何改革都变得不可能。再次回到佛朗哥西班牙的老路上，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1976年6月，八个月过去了，国王渐渐有了自己的定力。首相那瓦罗行走在按佛朗哥方针办的路上，也感觉难以为继，他提出了辞职。国王开始寻求那瓦罗的继任者。新首相的人选，并不是国王一个人能做主的。旧体制尚在，能够进入这一高位的人，只能是原体制内的人。国王在谨慎等待，耐心地让国会酝酿新首相名单。名单从一份长长的单子，渐渐缩为只有短短的几个人，请国王从中选择。名单末尾，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陪衬的年轻人苏亚雷兹。

苏亚雷兹是在佛朗哥体制内，从青年组织开始一步步上来的。他小心翼翼地结识各路权势，一点点地开辟自己的晋升道路。1968年，三十多岁的苏亚雷兹，担任了塞哥维亚省长；1969年，由布兰哥推荐，任官方的西班牙电视台台长。他非常知道利用电视为政治人物化妆。

苏亚雷兹很灵活，一向重视和军内首领搞好关系。那是典型的西班牙方式：一是利用职权，满足他们想上电视的虚荣心；二是逢年过节，年轻的电视台台长总不忘给将军的妻子们送上鲜花。

1975年，苏亚雷兹被任命为唯一执政党的副秘书长，受命起草一个报告，分析未来军队的态度。他的结论是，军队能够接受温和的渐进改革。这给未来新国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体制内的人，但具备新的意识、新的思维，而不是旧官僚。他年轻时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律，是一个出色的法学家。1976年7月，苏亚雷兹被国王任命为新首相。

年轻或许是一个关键。苏亚雷兹是体制内最理解不改革没有出路的人。他也没有历史负担，能够以平常心看待政治反对派，看到他们抗议声音中的合理之处，能够以平等态度待之。他心里明白，西班牙的未来取决于制度改革，取决于民主转型。否则，西班牙就不会重归欧洲，不可能全面达到欧洲先进国家的水平。社会的公平、开明和自由得不到改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负担也难以摆脱。他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苏亚雷兹的成功学：左右通吃

苏亚雷兹的内阁成员，更多来自经济开明派，他们希望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同欧洲先进的制度接轨。苏亚雷兹告诉他们，他将在旧体制内展开改革，策略的核心是“速度”。就是在反对声音出现之前，及时地推出改革方案，每一步都要走得比守旧派快，造成既成事实，再用事实证明，天没有塌下来。让顽固派永远在应付新的变化，接受已经被大众认可的事实。

苏亚雷兹对电视媒体的熟悉，帮了他的大忙。他在电视讲话里宣布，承认主权在民，承诺将举行政治改革的全民公投，一年以后，也就是1977年夏天举行大选。同时，他宣布了有限大赦，这一措施和姿态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苏亚雷兹和旧制度根本的分界点是，他当上首相推动改革的这一刻，就清楚知道，民主转型会葬送掉他赖以成长起来的旧体制，他个人会失去今天的权力。但是，他还是要做。

苏亚雷兹主导的西班牙民主转型，从一开始就是温和、居中的。第一步，是把政治反对派们带入旧体制的框架内，一起来展开民主改革的运作。

佛朗哥是一个右翼政权，所以，苏亚雷兹面对的体制外反对派统统是左翼，主要是社会党（PSOE）和共产党。

社会党是西班牙左派历史最悠久的党，却在佛朗哥政权的镇压下销声匿迹几十年。七十年代重新浮出水面时几乎是全新一代，是个新政党了。1974年，担任总书记的冈萨雷斯，年仅三十二岁。当时，他们声称自己的意识形态不变，可是它重新出现的形象，给大众的感觉是温和的。他们一派现代风格，冈萨雷斯在公开场合出现时以随意出名，经常敞着衬衣领子。

苏亚雷兹开始广泛接触体制外的政治力量。他和冈萨雷斯多次会谈，双方都留下很好印象。在意识形态之外，政治人物互相之间的好恶，经常来自为人处世的态度风格。会谈中，冈萨雷斯认为，在现有政权框架下，只要能达成自由选举的国会，就是一种民主突破了。他为首相的谦卑、虚怀若谷的风度所折服。两位年轻政治家的开明和共识，决定了社会党在民主改革过程中的合作姿态。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始终一个偏右一个偏左，却长久保持了友谊。这种不同政治派别领袖间的个人友谊，是西班牙民主转型的一个特点。

内战记忆使得保守派，特别是军队将领，警告苏亚雷兹，绝不能允许共产党同样合法化。

在保守派眼里，共产党是敌人，是一直没有停止颠覆政府的犯罪组织。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1960年以前是著名的女鼓动家“热情之花”，1960年以后是卡利约，他们都是内战期间的著名人物，是佛朗哥政权的死敌，也是右派眼睛里十恶不赦的罪犯。西班牙民众同样对共产党抱有疑虑，特别是对现任总书记卡利约。卡利约在内战期间负责马德里的共产党秘密保安工作，右派至今认为，他必须对在一个小村庄屠杀模范监狱几千名囚犯的事件负责。其实，西班牙共产党早在佛朗哥死前很多年就开始反思了。

西班牙共产党是自从内战结束就一直没有中断组织活动的唯一政党。尽管它处于地下状态，受到镇压，但它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纲领，有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它的活动小组甚至覆盖了角角落落的整个西班牙。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共产党迅速扩大，1975年将近两万，1976年则增加到十万。在内战后领导人流亡国外期间，率先提出“民族和解”是自身更新的开始。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西班牙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等于和苏联决裂。他们开始依靠自身，面对西班牙的大众，清理自己背负的历史负担，面向未来。

当苏亚雷兹启动改革方案时，共产党还是非法的地下政党，总书记卡利约在法国流亡。照说，他是最不愿意和佛朗哥政权妥协的。可是，他开始认识到，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人自己，在内战中犯下错误，一意孤行地推行极左思潮，造成了西班牙的苦难。卡利约通过罗马尼亚的外交途径，在佛朗哥死前就向未来的国王胡安·卡洛斯表明，如果西班牙走向民主改革，西班牙共产党愿意参与这个过程，他们不再实行“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党纲。

因此，苏亚雷兹和共产党领袖卡利约，对未来西班牙的开明改革，看法变得一致。可是，旧体制内的保守派仍然不愿意接受共产党。苏亚雷兹必须谨慎从事，言行分寸往往决定效果。而把握分寸恰是苏亚雷兹长期在体制内训练出来的本能。他知道什么事情现在可以做，什么还不能。

政治体制改革终于启动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了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计划政党合法化的改革计划。他指出，方案是国王支持的，请将军们给予“爱国的支持”。对于这些老将军来说，年轻首相的拜会，是“自己的孩子”来请求他们这些老人同意。他们对这个方案不怎么乐意，却也知道改革不可避免。西班牙军人传统在这个时候起了关键作用：国王支持，对于老派军人来说分量极重。他们提出的唯一疑虑是：你打算也使共产党合法化吗？

苏亚雷兹的回答是：根据共产党现在的纲领，给以合法地位是不可能的。

老将军们对这个回答表示满意，认为苏亚雷兹敌我分明、立场坚定。于是，他们支持了他的政治改革方案。拜会将军们两天之后，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内阁里的四个军人阁员没有反对。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改革法案时，一位将军却表示强烈反对，他说，内战就是当年的工会组织胡作非为才打起来的，工会这一步不能放。苏亚雷兹认为，工会这一步非走不可。没有自由的工会组织，大众就没有参与政治的途径。僵持不下，苏亚雷兹以首相身份要求这位将军辞职。周围的人担心这一举动会引起军队反弹，导致政治改革法翻车。苏亚雷兹却根据自己对军队的了解，相信条件允许他在这一刻显示强硬。

这一冲突相当紧张，但是苏亚雷兹赢了。佛朗哥去世不到一年，在他留下的政权体制内，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正式启动了。

我有时候会奇怪，是不是民族性格对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你会觉得西班牙人有点狡黠，可是却绝不猥琐，他们永远不是那种被视之为智慧的世故。他们骄傲，却不是唯我独尊的傲慢。这种精神骄傲不是要别人对他绝对臣服，他的骄傲恰恰就体现在自己的服从。那是在国王面前军人的骄傲，那是在女人面前堂·吉诃德式骑士的骄傲，还有，在真理面前绅士的骄傲。

国会以大比数通过政治改革法，而国会议员们还都是佛朗哥政权下的人。通过这一法案，是国会的“自我改革”。他们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却自愿地为改革铺下道路。事实证明，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和平转变的启动者，只可能是体制内的人们。他们有意愿，改革才能良性启动。这些国会议员投下赞成票的时候，一定也有人会像苏亚雷兹一样想到，开始民主选举，自己就可能要退出政治舞台了。在这个时候，仍然投出赞成票，那是一种精神上的骄傲。

随后，苏亚雷兹把政治改革法案提交全民公投。这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政治改革，虽是上层引导，却是制度性变革，它将遇到的困难和危机无法预料。如果没有全民的认可和参与，在困难关头，就可能缺乏民众支持，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会出现疑问。未来可能遇到经济困难，遇到民众生活水平下降，遇到决策层失误，遇到社会危机，哪怕是遇到天灾，人们都会怀疑，这是不是改革的结果？为什么要改革？全民公投赋予政治改革法以合法性，也向政治精英们显示民心和时代潮流。如若不想被时代抛弃，就要加入共同的“游戏”，不要自外于民主进程。

1976年12月16日，佛朗哥死后整整一年，西班牙人民对政治改革法实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了公投，其中高达94.2％的人赞同政治改革法。苏亚雷兹的评论简洁而到位，他说，“这是常识获胜”。公投结果证明，西班牙人民在经历了内战、经历了佛朗哥长达四十年的统治之后，痛定思痛，终于醒悟。他们再也不要内战，再不愿意在威权统治下，落后于欧洲，落后于世界潮流。西班牙要健康地富国强民，要在政治制度上成为一个现代先进的民主国家。这就是西班牙的方向和目标。

公投也悄悄地给政治家们上了一课：此后，民众要用选票说话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威权体制内权力从上到下的分配传递，变成民主体制内权力从民众层面产生。

伟大的妥协

公投之后，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展开他的大胆计划，争取合法化，进人民主游戏。他举行公开集会向政府挑战。苏亚雷兹非常尴尬和恼火，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命令警察抓卡利约。可是抓了又怎么办？如果起诉，就将伤害已经展开的改革策略，即“政治求同”。苏亚雷兹只能公开地抓，随后悄悄放人。

乱子出现了。西班牙共产党内部从来不缺极端分子，党内很快分裂出一个小团体，他们相信暴力斗争。就在公投前夕，在巴斯克地区，他们绑架了一个政府高层官员。在公投以后，他们又绑架了另一个军事司法官员。他们的做法激怒了极端右翼分子。就在同一天，极端右翼分子在马德里杀了五个人，其中四个是共产党的劳工律师。内战前左右两派相互厮杀的景象，竟然再现了。

右翼极端分子等着共产党针锋相对的行动，他们知道共产党也有不愿示弱的传统。这一次，卡利约领导下的共产党却没有被挑起来，相反他发表呼吁，要求所有人保持理智和冷静。在受害者的葬礼上，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沉默致哀，它所表现出的力量和纪律性，让苏亚雷兹深感震动。共产党在此刻表现的克制，反而一下打消了民众原来对共产党的成见，消除了对共产党合法化的顾虑。当时的内务部长米亚，后来回忆自己在收音机里听葬礼实况转播的情况时说：“我知道，共产党在那天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1977年2月27日，首相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会面。这种面对面的个人交谈，是苏亚雷兹的长项，在西班牙当代政治史上很有名气。在他政治生命巅峰期的几年里，谈话的成功率极高。他谦卑、诚恳、坦率、自尊，再加上骄傲、克制、勇气，这些西班牙人最推崇的表现能够化敌为友、逢凶化吉。

经过八个小时马拉松式的谈话，苏亚雷兹和卡利约达成协议。共产党将宣布承认西班牙君主，采纳王室的红黄红旗帜，遵从民主契约。

民众认人不认党

1977年，终于要大选了。大选定于年中6月15日举行。

结社组党自由一放开，如雨后春笋，西班牙一下子冒出很多政党，约有三百多个。很多政党只有几个人，被称为出租汽车党，意思是一辆出租车就可以全拉走。随大选逼近，很小的党竞选无望，自然消亡。真正为选民们所注意的，是可能胜选的大党，也就是四雄并立的左翼卡利约的共产党，右翼佛拉加的人民联盟，中间偏左的冈萨雷斯的社会党，中间偏右的首相苏亚雷兹加盟的民主联合会。

一旦民主政治进入竞选和选举过程，政治家们马上看到，西班牙政治舞台的游戏规则变了。以往讲究手中的制度性权力，讲究政党有多大，对抗时有多少战斗力。一旦选举，一下子变得简单：你能吸引多少选票，你能不能让民众认同。你自己强大不算数，民众看得上你才算数。

西班牙共产党以往的强硬立场，加上它在内战时期剪除左翼同道的历史记录，甚至还加上佛朗哥时期的宣传，使它在民众印象中是一个极端形象。老一代人印象中的共产党，还是历史记忆中的暴力革命党。新一代民众，首先关心的是生活安宁，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所以它总是让民众感到靠不住。西班牙共产党早就意识到要进行目标和形象的转变。可是，历史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了。

在集会中，西班牙共产党不再打出红旗，而是打西班牙国旗，而这国旗是佛朗哥采纳的，曾是敌方的象征。共产党还努力争取天主教支持，同时在竞选期间不再发动罢工。可是，西班牙共产党在1977年4月才合法化。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转变来得太晚，不足以在大选前改变民众看法。在1977年的第一次选举中，共产党只得到9.2％的民众选票，共产党马上看清，选举失败是本身的形象和选民的倾向不合。机关报的社论题目就是《为什么他们不选我们》。

西班牙共产党转型，不仅对它本身，而且对于西班牙的改革进程是否平稳，也至关重要，这是西班牙在佛朗哥之后改革成功的重要一关。

在1977年第一次选举中获得成功的，是中间偏左的社会党和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

社会党的例子证明，民众看一个党，往往不只看党纲党章，而是看它的领导人和党员，以人推及党。民众不重视意识形态理论，但是，看“人”的习惯，人人都有。这是民众在多党竞争环境下的正常反应。

1977年选举前，民意调查中，社会党的冈萨雷斯，民主联合会的苏亚雷兹，都是年轻人，都温和中立，成为民众最信任的人。他们年轻，无历史上的恩怨纠葛，在民众眼中是一个优点。他们的风格谦和低调，被民众认为是温和理性，而不是煽动蛊惑、权势逼人。这是新时代的象征。

社会党强调了“现代化”和西班牙“欧洲化”，它的竞选口号是：“欧洲的钥匙就在你手里，选社会党吧！”

1977年，社会党获得28.9％选票，在议会三百五十席中占一百一十八席，为几年后冈萨雷斯取代苏亚雷兹，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执政西班牙，打下了基础。

首相苏亚雷兹带领的民主联合会，获得最多票34％，将负责组织一个获得民众授权的民主政府。

1977年6月15日，这是历史上西班牙人备感骄傲的日子，他们成功地举行了民主选举。

选举结束后，西班牙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是一种乐观的合作气氛，左翼卡利约、右翼佛拉加这两位老人，中间的冈萨雷斯和苏亚雷兹这两位年轻人，都称赞西班牙民众在选举中的表现。这和第二共和时期的对立状态，已经完全不同。反对派，特别是共产党，作出了极大的让步和牺牲。对卡利约来说，做到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

西班牙的新制度为所有的人，特别是选举中的失败者，保留着希望。这次失败了，还有下次。只要你调整，面向选民，那么以后还有机会。关键是要参与，是要有公平心。

今天已经没有人再会把欧洲的界线划在法西边境的比利牛斯山了。

民主不是万能的

佛朗哥去世一年半之后的1977年，西班牙顺利进行民主选举。新的制度只是对自由、对自由选择有更大的保障。并不是说，它能确保一个地区不再遭遇困难。它并不能一竿子立即解决所有问题。可是，越是长期在独裁统治下的地区，他们的期望值越高。制度转型之后，社会对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会非常脆弱。

第二共和时期最后走向内战，就和经济危机有关。当时的西班牙经济危机，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一部分，内战中断了西班牙的共和制度。这次，几乎和苏亚雷兹开启政治改革同时，西班牙遭遇又一次经济危机。

这次经济困难，来自1962年到1975年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发展不平衡。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而政府还没有应对的经验。从1973年到1977年，西班牙通货膨胀率一直在15%居高不下，失业率增加了两倍半。失业人口中，只有一半能得到福利救济。于是，民生困难、罢工增加，西班牙成为欧洲国家中罢工率最高的国家。

虽然经济危机和政治上转型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非常自然地，给了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口实。这是西班牙民主改革很危险的时候。如果因此形成政治上的分歧尖锐化，就很容易把民众往两极拉，出现内战前的政治两极分化的状况。一般来说，在野的反对派出于自身利益，会有这样做的天然动机。可是，七十年代已经不是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政治家，已经成熟了。

1977年9月，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包括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共产党的卡利约，右翼人民联盟的佛拉加，以及加泰罗尼亚政党和巴斯克地区政党的领导人，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

苏亚雷兹这一手，独具西班牙文化特色。苏亚雷兹“政治求同”的一个具体做法，就是“谈”。不谈怎么能求同，求同必须谈。苏亚雷兹擅长的谈，不是政治家们的正式会谈，而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的面谈。这种谈，不能在会议室里，通常是在饭店里、酒吧里。在场的不是秘书工作人员，而是饭店侍者。桌子上不一定有文件笔记，却一定要有香槟葡萄酒。还有，这样的谈没有时间的限制，喝着酒，可以无穷无尽地谈下去。西班牙人，本来个个都是夜猫子。最后，把政敌谈成朋友，把分歧谈成合作。

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所以，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他们甚至总结出经验，必须在饭店酒馆这种公开场所，必须随心所欲，没有议程，没有规定议题，没有非要达成的结果。还有，人不能太多，否则气氛出不来。

这次，苏亚雷兹要防止经济困难造成政治分裂，他干脆把所有党派都请到家里来谈。10月，他们宣布，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四十页的文件，各党派的三十一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它开创了新的政治运作形式，就是坐下来，谈到能达成共识为止，这就是“求同政治”。这种方式在西班牙历史上从未有过，此后却屡屡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一年后的制宪过程中。西班牙的政治不再是斗争的，而是竞争的合作的共同参与的政治。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了，参与者明白犯规才是犯规者的自杀。

没有妥协与合作的民主是万万不能的

这是苏亚雷兹在改革进程中期的关键时刻，依靠在野党和反对派来对付经济困难。执政方作出一些承诺，其条件是民众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忍受经济困难，在野党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和民众的失望来给执政一方制造麻烦，而是帮助政府说服群众忍让。事实上，这次盟约的执行，在短期内有利于政府调整而不利于民众。民众是生活艰辛的实际承受者。特别是共产党这样的左翼政党，没有从盟约中得到什么，却放弃了他们本来可以利用这种形势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实际上是反对党作出了很大牺牲。卡利约坚持这样做，不仅是他的思路转变，还表现了一个诚实政治家的底线：归根结底，你是要什么？如果是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那么，当你确信协助政府渡过难关，符合民众的长远利益，那么妥协与合作，就是一个诚实的政治家的自然选择。

蒙克罗阿盟约让我们对西班牙人刮目相看。当时，距离佛朗哥去世还不到两年，距离大选之后不过四个月，落选的各党，还在吞咽失败的苦果，其中有佛朗哥时期的权势人物佛拉加，有最大的两个在野党，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给苏亚雷兹一个“好看”，而且名正言顺，在野党代表民众抗议，为民请命，天经地义。我们看到过多少新生的民主实验中，在野党能煽动就煽动，能开打就开打，哪里肯做这样的配合。西班牙民主改革最困难的时候，失业率几乎接近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水平，西班牙却忍了过来。由于蒙克罗阿盟约，西班牙政治改革在经济极为困难的七十年代顺利展开。西班牙人能如此走下来，实在令人惊讶。

西班牙制宪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们跨越了许多认识的、利益的沟坎。当年，就是这些迈不过去的沟坎，酿出内战。今天，西班牙在证明，历史记忆也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他们在吸取教训。制宪期间，西班牙左右各党派都在以历史记忆为鉴，促使和解。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制宪过程中一再发表文章和演讲，回顾并一再坦率承认第二共和时代自身和其他政党所犯的错误，回顾内战对西班牙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回顾因内战而推出的独裁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停滞、障碍。正是历史，促使西班牙政治家，无论有多大的分歧，终于没有放弃努力，得到了一部宪法。

我有时候想，激烈争执后妥协的宪法，比没有争执的宪法要靠得住。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要是不浮上表面，不是被一强势压死，就是大家不把宪法当真。西班牙人在制宪过程中争个面红耳赤，这表明以后他们是打算认真实施的。

西班牙完成了政治制度的全面转变，确立了新的君主立宪制。这是苏亚雷兹个人政治生涯中值得骄傲的成就，也是西班牙大众和政治精英的共同意愿。回想起来，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转变，也离不开佛朗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的，西班牙为赶上时代而做的长期准备。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可是西班牙在佛朗哥时代的前期和后期是不一样的。在佛朗哥生前，西班牙已经是一个经济发展、开放的国家。在变革进程开始的时候，体制内的佛朗哥旧部，不是顽抗变革，而是率先组党。这一刻，你不能不想到，他们的领袖佛拉加在1966年就推出了取消预先检查制度的新闻法。

自由的空间大了。可是自由和秩序往往是互为代价的。政治改革是一个解禁过程，会带来极大的社会变化。尤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社会的调节，根本跟不上变化的速度，人们无法适应。在这个宗教根深蒂固的国家，“突然间”，历史学家评论说，西班牙人“把重获自由当作一种发泄”，色情刊物泛滥，社会治安直落谷底，刑事案直线上升，警察束手无策。出租车不敢搭载单身客，怕给“干掉”。在瓦伦西亚和巴斯克地区，则恐怖活动日益猖獗。

真正的考验，是在制度转型以后。就像必须生一次大病一样，活过来，改革才像获得免疫力之后的婴儿，算是能够长大了。在1977年大选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一切都如期发生了。

西班牙在1977年大选后，确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治体制，但刚刚完成制度转型的西班牙却面临着民族分裂、军人干政这两大考验。泰国的普密篷国王就曾亲身经历20次军事政变。西班牙，如何经受考验，转危为安？

巴斯克闹独立成民主改革中的最大难题

这次考验，围绕苏亚雷兹而发生。起因就是在整个民主化过程中，始终显得“别扭”的巴斯克地区。

西班牙内部有一个老大难问题，那就是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组织“埃塔”的暴力恐怖活动。改革一开始，苏亚雷兹没能成功解决巴斯克问题。

巴斯克内部在民族诉求上，从来不统一。苏亚雷兹找不到一个所有巴斯克人都服膺的精神领袖，没有能够一锤定音的谈判对象，也就无法一劳永逸地杜绝巴斯克的暴力。他能和巴斯克温和派达成协议，却不能让激进派满意。面对“埃塔”的暴力活动，中央政府若保持强硬，监狱里就会关更多的“埃塔”恐怖分子。独裁者的特点，是重权力轻人权，西班牙在佛朗哥时期，监狱的人权状况很差。改变这一状况也需要时间。每当传出监狱里对“埃塔”囚徒有虐待行为，不仅马德里政府灰头土脸，“埃塔”在巴斯克地区得到的同情也越多，要求大赦的呼声会更高。如果政府软弱，“埃塔”暴力的受害者就会愤怒。特别是军队和民卫队里的军官，眼看着同胞被杀被伤，政府却一味退让，当然对政府不满。

朝野对话，必须是一种互动。在野一方的单方面理性忍让没有用，在朝一方的单方面政治开明也没有用。需要的是一种配合。

西班牙民主改革中，巴斯克成为最大难题。1978年制宪，巴斯克的最大政党（PNV）参与了起草宪法过程，却在国会表决时退出。宪法公投的时候，西班牙民众的投票率是67.7％，巴斯克地区却只有48.9％。可是就像我们看到的，巴斯克并非人人要独立，有不少民众的诉求只是高度自治。在冒着大雨参加宪法公投的巴斯克人中，高达76.46%的人赞同新宪法，也就是赞同巴斯克是西班牙王国的一个自治地区，反对独立。

在这种民众分裂的情况下，“埃塔”这样一个人数不多、能量却很大的暴力恐怖组织，就变得很关键。因为他们毕竟是巴斯克人，而他们的对立面是西班牙政府。如果冲突发生，他们很容易获得巴斯克这样一个“离心地区”的民众同情。中央政府投鼠忌器，左右为难。而留给苏亚雷兹的时间，却不多了。

苏亚雷兹认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巴斯克地区政府的对话，也离不开和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的对话，甚至离不开和“埃塔”的对话。为对话开路，又很难避免有条件地大赦被捕的“埃塔”成员。苏亚雷兹这种思路，使得原来体制内的保守派非常愤怒，特别是军队。他们认为，苏亚雷兹姑息“埃塔”的犯罪活动会导致西班牙王国被肢解。

“埃塔”的暴力恐怖升级

“埃塔”的暴力恐怖活动，在政治改革的几年里从未停息。在此之前，它的民族主义诉求，和反佛朗哥独裁、反暴政相连。现在，随着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完成，“埃塔”的形象日渐清晰，它是和民主西班牙政府对抗的分离组织。这样，“埃塔”获得巴斯克民众的支持在减少，开始走向边缘化。它原来在巴斯克地区向商界强收“革命税”，以维持经费。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拒缴革命税。为了吸引目光，“埃塔”的暴力恐怖反而升级。

七十年代，“埃塔”平均每年杀死近一百人。1980年的前十个月，“埃塔”的恐怖活动造成了一百一十四人死亡，平均三天就有一人被杀死。10月31日，“埃塔”暗杀了一个法律教授，因为他是苏亚雷兹的民主联合会候选人。11月3日，“埃塔”用机枪杀害四个民卫队成员、一个巴斯克地区合法政党PNV的成员。

1980年10月23日，四十八名儿童和三个成人，在巴斯克地区一个村子里因燃料爆炸事故而丧生，同时，“埃塔”又杀害了三个巴斯克地区的民主联合会成员。王后索菲亚闻讯立即飞往巴斯克，和受害者家人待在一起，安慰悲伤的村民。可是苏亚雷兹却仍待在自己的官邸，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冷漠。大众并不知道，这时候苏亚雷兹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

苏亚雷兹在1979年后突然边缘于政治舞台，后人在书里对其原因说法不一。从军队的敌视、保守派的反对，到他善政治而不善经济，善过渡时期策划而不善稳定时期管理，人们作出了种种猜测。其中有一个纯属私人原因，受持续性牙病的困扰，消耗了他的精力。现在，他面对内外的反对和抱怨，站在台上勉为其难。他是一个理解民主体制的人，此时终于激流勇退，起意辞职。他对身边的人说，我的高帽子里，再也捉不出兔子来了。

西班牙的局势因为“埃塔”恐怖活动变得紧张。不管怎么说，面对连连的恐怖袭击，政府表现无力。1981年1月5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新年致辞，劝告军队不要干预政治。此前圣诞节，苏亚雷兹按惯例访问国王。他们讨论了西班牙面临军队骚动的可能性。苏亚雷兹通报了自己的想法，告诉国王，他没有政治上的斗志了。23日，据传有十七个老资格的将军聚在一起，讨论是不是要根据西班牙军人的传统责任，以军事行动来干政。国王正在外地打猎，闻讯赶回马德里，安抚这些愤怒的军官。29日，苏亚雷兹宣布辞去首相。他在讲话中说：“我不愿意让民主政权再一次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的昙花一现。”

苏亚雷兹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在西班牙追求强大的百年历史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和盲区。后人能够看清的事情，身处其中的人可能参不透。佛朗哥不可能去做苏亚雷兹做的事情。这就是老一代人的大限。可是，并不是所有新一代人都有勇气和能力改革，改革需要将个人置之度外的人格力量，也需要看准和抓住时机的能力。苏亚雷兹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完成了西班牙人等待了一百年的变革。现在，是他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了。

苏亚雷兹宣布辞职后，国王任命了一个临时首相。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激怒了军内早就不满的军官们。

国王受辱巴斯克

1981年2月3日至5日，国王胡安·卡洛斯和王后索菲亚对巴斯克地区做了一次正式访问，这是自从1929年以来，西班牙国王第一次踏足巴斯克地区。

国王和王后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虽然在飞机场上遭遇到一次反西班牙的抗议示威，却并不妨碍国王的心情。可是，在格尔尼卡古老议会大厅里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发生了一个意外，意义就不一样了。

根据预先安排的议程，国王将对巴斯克议会发表讲话。国王刚刚站到讲台前，一个议员突然站起来，大喊大叫打断国王，开始高唱巴斯克“国歌”。这一突发事件使得会场非常尴尬。这位议员和前来干预的工作人员扭打起来，仪式被打断，场面一片狼藉。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国王表现得非常沉着和尊严。待现场平静，他继续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对那些采取不宽容做法的人，对那些藐视我们的共存，不尊重我们制度的人，我要重申我对民主的信念，重申我对巴斯克人民的信任。”议员们长时间地起立鼓掌。

此事件经媒体报道，对讲究荣誉的西班牙军人来说，侮辱国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一些军官认为，国王的遭遇，意味着挽救国王、挽救西班牙的时刻到了。现在还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时？

糟糕的是，就在这前后，“埃塔”又开始行动，制造了两起轰动的绑架案。

一是绑架了瓦伦西亚的一位实业家路易斯·苏涅尔。他是西班牙纳税最多的人。“埃塔”提出的条件是巨额赎金，这是彻头彻尾的敲诈勒索。他在4月18日获救，是他的家人交出赎金，将他赎了出来。

另一起绑架案，是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何塞·马利亚·利杨。这个核电站在巴斯克地区，“埃塔”曾经赞赏这个核电站，认为它有利于巴斯克地区的能源自给。可是，等到建设核电站的公司已经投入了一千三百亿比塞塔，“埃塔”却开始把核电站建设解释为马德里对巴斯克的剥削。“埃塔”提出条件，七天之内不把核电站设施销毁，他们就将处决利杨。整个西班牙，都为“埃塔”的要求所震惊。各地工会，不同派别和政治倾向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组成利杨解救委员会。呼吁释放利杨的国际组织，甚至包括反对建设核电站的欧洲反核组织，包括一贯为关押在监狱里的“埃塔”成员奔走的大赦国际，还有在巴斯克有影响的国际天主教组织。

一切都无济于事。

参与绑架的“埃塔”发表了一个荒唐而粗暴的声明，说国际社会和大众的呼吁，是“藐视人民大众的意愿”。利杨于2月6日被杀的消息，引起极大愤慨。巴斯克地区工人总罢工，表示对滥杀无辜的抗议，三十万巴斯克工人集会抗议“埃塔”。

“埃塔”在用苦肉计，他们显然是希望用暴力挑起极右派的报复，用报复中牺牲的同伴、用被捕同伴在监狱里的受难，来重新激起巴斯克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1981年2月，“埃塔”的激进分子，就是用这种过激手段，激起了右派反弹。大凡这种极端派别，都必须和自己对立面的极端派别共存。天下太平，他们就无法生存。他们随时打算激怒对方。这就是“埃塔”这次绑架撕票，残酷得毫无道理的原因。这一次他们成功了。2月4日，“埃塔”成员在马德里和警察发生枪战，两人被捕。在核电站总工程师利杨被害后，2月13日这两人在监狱里神秘死亡。据猜测，他们遭到了监狱中右翼人士的故意报复虐待。巴斯克地区民众对利杨家属的同情，立即被这一警察暴力事件扭转过来，又转而开始同情“埃塔”。群众情绪受事件操纵而来回变动，局势变得动荡危险起来。

军队占领议会大厅

西班牙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有军人干政的传统。在所谓“政府不再有效管理”、社会陷入混乱局面的时候，站出来稳定局势，是西班牙军人荣誉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也曾给西班牙、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南美，带来很大的政治动荡。有野心的军人会理所当然地利用局势，找借口非法获取政治权力，智利的皮诺切克和阿根廷的庇隆将军式的军事行动，就是这样。

此时的西班牙军人，已经不是1936年的佛朗哥将军，但是有一部分军人，仍然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国家的政治走向，以“挽救国家”。他们称之为“戴高乐式行动”。

1981年2月23日，在马德里，议会正在开会，电视实况转播着议员们表决国王提名的临时首相。下午6点20分，表决刚刚开始唱票的时候，电视上突然出现了一群民卫队武装士兵，在特赫罗上校的带领下，冲进议会大厅，朝着天花板开枪，命令所有人趴在地板上不许动。士兵们的冲锋枪对着议员们的胸口，惊骇之中，议员们一个个狼狈地趴倒在椅子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士兵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只有两个人仍然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一个是前首相苏亚雷兹，另一个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议员中的梅拉多将军喝令这些人退出去，却被推倒在地。看到这种景象，已经辞职的前任首相、文质彬彬的苏亚雷兹，跳起来冲上前去护卫将军，结果也被打翻在地。苏亚雷兹这一瞬间的行动，给在场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从此没有人再会说，他是因为害怕军人威胁才要求辞职的。

几分钟后，电视转播中断。电视台只好一遍遍地重播这几分钟录像。人们能够判断的是，军人们把西班牙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员一网打尽，全部劫持了。

西班牙，又要军事政变了。

特赫罗上校的士兵把前首相苏亚雷兹、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还有梅拉多将军等，一个一个地单独押了出去。议会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以为，押出去的那几个，肯定是一走出门就被处决了，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西班牙历史上一再重演的军人干政，似乎再次发生。民主面对枪杆子，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其实，特赫罗上校根本没打算杀人，他只是把重要人物单独关押在楼上小房间。楼上有一个酒柜，士兵们一见就高兴坏了，轮流痛饮。顺便，也算看管重要人物。特赫罗上校电话通知瓦伦西亚军区司令米兰斯将军：议会已被控制，一切正在照计划进行之中。然后，特赫罗上校到议会大厅宣布，将有高阶军官来掌控下一步的发展。

在瓦伦西亚，军区司令米兰斯将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每过十五分钟，地方电台就宣读一遍米兰斯将军的声明，说根据首都事变产生的政治真空，在得到国王陛下的进一步指示以前，保证军区内的秩序是他的责任。然后宣布宵禁，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坦克开上了街头，接管重要的公共建筑。工会组织和政党组织马上开始拼命销毁文件，以防军队接管后实施报复。在巴斯克地区，惊恐的民众开始放弃家园，越过边境进入法国避难。

国家行政管理已经瘫痪。此刻，这个国家真正有实力的，是西班牙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包括瓦伦西亚军区的米兰斯将军。如果他们都站在特赫罗上校一边，那么西班牙军人将又一次成功地干预国家政治，改变国家的方向。消息飞快到达西班牙大小城镇，很多城市的电台，突然开始没完没了地播放军队进行曲，什么也不明说，只有一曲接一曲雄壮的军乐。

国王开始反击

特赫罗上校占领议会，国王一无所知。国王手下的人从广播里听到此新闻，连忙报告国王。国王能看到的，也就是电视重复播放的那几分钟镜头。国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有多少军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下令给马德里的军队总参谋部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电话那头，接电话的人听说是国王，连忙把话筒给了曾经是国王教官的阿尔马达将军。

电话里是阿尔马达将军的熟悉口音。将军恭恭敬敬：陛下，我这就亲自去王宫，向陛下报告情况。

就在国王即将挂断电话的一瞬间，突然，完全是一种直觉，他感觉不对。阿尔马达将军的语气，一丝不苟，无可挑剔。太自然，太恭敬，太镇定了，一点儿不像在突发事件下的反应。这时，国王身边受命去了解情况的人刚好赶到，轻轻对国王耳语：事情和阿尔马达将军有关。一瞬间，国王突然明白了。他对电话中的阿尔马达将军说，我现在有一些文件要签署，等我有空见你的时候，再请你来。

放下电话，国王下令王宫卫队全力戒备，不让任何军人闯入，特别不准阿尔马达将军进入。国王意识到，阿尔马达将军要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他能够代表国王意愿。如果在事变之后他和国王在一起，或站在王宫里向外发布意见，给外界打电话，就可以得到这个效果。只要阿尔马达将军进了王宫，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就达到一半了。

国王在王宫里，立即开始向全国各军区司令、各兵种指挥官打电话，询问他们的立场。他所得到的回答完全一致：陛下，我将完全服从您的命令，不论您认为有必要做些什么。

这次政变，多少是因为国王前管家阿尔马达将军对米兰斯将军的误导。国王明白，当务之急，是让全国民众和军人了解国王的态度。

不过三小时，国王开始下令。夜里九点多钟，他命令手下人通知电视台，派出一个转播小组前来王宫。电视台的人说，台里现在到处是军人，连他自己都没有行动自由，更别说派出转播小组了。于是，国王命令，让占领电视台的军官接电话。好不容易，那头找到了领头的军官。王宫这头把话筒递给国王。国王问，谁在接电话？那边不明底细，只好照实报告军衔和姓名。接着，他听到话筒里传来这样的声音：我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

电话里一片寂静，军官就像麻木了一样。接下来，他好不容易挣扎着，说出了一个西班牙军人的标准回答：国王陛下，听从您的命令！

国王随后命令他，护送一队摄影小组，立即赶赴王宫。这队转播人员在著名电视主持人毕加托斯特带领下，好不容易通过森严岗哨，进入王宫。一番安排后，国王面对摄像机，发表了他著名的讲话。然后，录像一式两份，由两组人走不同的路径，送往电视台，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外面到底乱成什么样。

午夜过后，一点多钟，国王的讲话录像突然出现在全国电视屏幕上，以一贯的尊严，要求全体国民保持冷静。国王明确表态，他不能容忍任何企图打断人民在宪法中达成的民主进程的行为。

国王打电话给米兰斯将军说，他反对政变，他也绝不会离开西班牙去流亡，政变军人想要成功，除非先开枪打死国王。然后，他把这个电话再用书面电传，传给米兰斯将军。凌晨四点，米兰斯将军下令坦克开回兵营，解除戒严。第二天，特赫罗上校投降，米兰斯将军和阿尔马达将军随后被捕，议员们平安回家。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后来面谢国王，说出了议会大楼里所有人想说的话：“陛下，是您救了我们的命。”

军人政变终成历史

头脑极为清楚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并没有欢庆胜利。

当天晚上，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约见各大政党领袖，包括苏亚雷兹、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右翼政党人民联盟领袖佛拉加，向他们指出，政变虽失败，却并没有解决西班牙民主政府的困难。国王本人被迫冒着自己声誉和人身安全的风险，来亲自化解军事政变，这一事实说明，西班牙各政党，没有充分了解军人在改革过程中的情绪。虽然参与军事政变的人错误地估算了他们能够得到的支持，但是军人们对西班牙未来的希望，对国家现状的失望，不应该再被忽视。他对这些政党领袖说，对这些企图颠覆的军人，你们各政党如果表现出公开的强硬的反弹，将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把这一事件扩大到对整个军界的负面看法，更是非常有害的。他要求各政党回去检讨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问题，考虑怎样争取更高水平的全国团结。国王甚至警告政党领袖们说，他本不应干预政事，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国王不会再这样做了。

这一军人干政事件就这样无疾而终，史称“2·23政变”。国王胡安·卡洛斯后来为参与政变的军人辩护说，特赫罗上校等军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开杀戒，没有打算推翻西班牙的君主制。否则，他们不会想不到起事后第一要做的，是包围王宫、切断王宫的电话。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国王将束手无策，事件的演变就可能完全不一样。

几天后，三百万人在马德里和其他大城市举行“民主大游行”，表达民众对这几年西班牙政治改革进程的支持，表达保卫民主体制的决心。民众表达的信息是，不管转型过程中出现怎样的不尽人意之处，转型是在人民的意愿下展开的，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各党派领袖，民主联合会的苏亚雷兹、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共产党的卡利约和人民联盟的佛拉加，手挽手地走在马德里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表达了各党派在政治改革大方向上的一致和团结。这一信息非常强烈，卡利约的话说出了普遍的感受：“上帝拯救了西班牙”。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话，直中要害。把军人排斥在政治改革以外，是前几年各政党都犯下的疏忽。1981年的西班牙，转型在政治体制上已经达成，但西班牙军队的中立化却还没有完成。

在政变流产两天之后，国会通过了国王提名的临时首相。临时首相向国王保证，以后将定期会见军队的主要将军，向他们通报国家的状况和政策。这种做法在美国这样军队国家化的国家听起来有点奇怪，在西班牙却很自然，这恰恰是政府和军队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表现。西班牙民主制度的最后一个危险，终于过去了。

西班牙民主转型最终完成

1982年10月28日，西班牙又一次大选，被史家认为是西班牙转型的最终完成。其标志是，通过大选，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从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变成中间偏左的社会党，执政权力顺利地完成了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社会党的年轻领袖冈萨雷斯出任首相。

1986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就是今天的欧盟。

从1898年开始，西班牙人苦苦追寻国家富强之路，走过了一百年的坎坷。他们废黜了国王，却换来了国家混乱。他们从欧洲引进了各色思潮，却导致民众分裂。他们想走强国之路，却在左右极端之间振荡。他们想复制一场十月革命，却复制了一场内战灾难，换来了倒退、重新起步和三十六年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终于在佛朗哥死后的短短几年时间，西班牙顺利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转型。

1981年消解了军事政变之后，西班牙政府着手和“埃塔”谈判，以停止暴力为条件开始大赦一些关押着的“埃塔”成员。1984年，新上任的首相冈萨雷斯，继续和“埃塔”就停止暴力活动展开谈判，此后是断断续续的“停火协议”。

2006年3月22日，“埃塔”宣布永久停火。

西班牙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骄傲”两个字，在西班牙才获得它真正的意义。那不是一个封闭民族虚妄的傲慢，那是经过八面来风而终于获得的定力。有来自罗马的人，在西班牙建造的神庙里，奏响古乐；有来自莱茵河的哥特人，在西班牙的土地上，纵马驰骋；有来自北非的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王宫里，让泉水淙淙低吟；有来自法国的建筑师和石匠，在西班牙设计的哥特式教堂里，让圣坛下传出轻轻的祈祷声；有全世界的人，如我们一样，背着行囊，在西班牙大街小巷、山川河流上留下足迹。

本文原载：《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