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黑猴子棒球游戏攻略:俄罗斯知识分子给人类的启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0:36:11
王康，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大学期间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有一点诚惶诚恐，我的尊容大家一目了然，我现在是一个“无齿之徒”，前一个月把牙都拔掉了，还来不及装上。来广州还得鼓起一点勇气才能来，我希望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不仅仅是无齿之徒。刚才主持人介绍说王康是一个思想家，确实是，我认为自己是有思想的家伙，而且有独立性，没有吃公家的饭，就是一个民间思想家。
好，我们今天的演讲就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讲座主要是讲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性，但是我想仅仅讲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性难免有一点枯燥和单调，而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历史使命、俄罗斯国家的道路有太密切的联系，我们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性放在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命运、道路方面来说，也许我们可以讲得深刻到位一些。
1 乌托邦的理想自古有之
乌托邦这个词是中方翻译西方词的神来之笔。人类乌托邦理想非常古老，中国有大同世界，一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西方一样，从《圣经》旧约开始等等，但是真正近代的乌托邦思想，起源于1513年一本书，关于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制度，简称乌托邦。这本书出版之后在英国引起很大的轰动，到后来亨利八世把这本书定为最危险的书。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初期，让整个西方突然发现关于旧约、关于人间天堂的界定、关于人间十字架的界定，是可能做到的。乌托邦被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感。乌托邦有神奇的伴生力量，总有一种力量来监督它和校正它，这种方式最带个人色彩，可以触摸，可以听和感受的，就是公开发出声音。
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公开发声的时代，简单来说，当自由没有降临的时候，当真理和正义迟迟没有兑现时，乌托邦发出一种声音：先生们，你们走错了道路，你们背叛了理想，欺骗了我们，我们要真正实现乌托邦，要达到真正理想的彼岸。
欧洲有三百年时间处于公开发声的时代，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最精彩、最富戏剧性的应该是法国作家左拉，左拉要为德雷弗斯辩护。法国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们要打倒德雷弗斯，把这个法国叛徒、法国军队的污点清除出去，而且事实上他已经被关押在大西洋一个岛上。当时左拉已经是一个誉满全球的名人，他无意中看到材料，他决心站出来为德雷弗斯辩护，而且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法国的正义和良心的问题。
公开发声表现在左拉身上为一次演讲，后来成为法国世世代代骄傲的福音。他说我现在站在国家正义的法庭上，以我四十年的工作和誉满全球的声誉，我发誓德雷弗斯是无罪的，如果他是有罪的，我宁愿世界化为乌有，我相信法国感谢我挽回它荣誉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果然，他在流亡伦敦时，就不停地收到法国总参谋部内部发出关于重新为德雷弗斯翻案的信息。大家知道，左拉后来被隆重接待，进了法国的先贤祠，应该说他是不愧于此的。西方到六十年代，都没有完全兑现西方资产阶级所承诺的自由、博爱、平等，到了马丁?路德?金，他在林肯纪念堂发出声音，《我的梦想》。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还很盛行。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在种族歧视的密西西比成为种族自由的绿洲；我有一个梦想，将来白人和黑人的孩子们可以携起手来”。无论是左拉还是马丁?路德?金，他们的公开发声将乌托邦的承诺一步步地兑现。
爱因斯坦临死前两天，曾经在罗素倡导的一份宣言上签字。罗素集中了当时1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向六国政府发了一份宣言，要求六国政府承诺永远不使用核武器，而且分阶段、持续地削减，最后消灭核武器。这份宣言我认为到现在都没有过时，后来叫《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感情倾向，但是作为人类，我们相信如果要解决当时东西方的矛盾，绝对不能采取战争的办法，所有权威的科学家都意识到核战争完全可能毁灭全人类，知道越多的人越忧心忡忡。最后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放弃一切吧。
这份宣言的水平达到了人类知识分子共同的立场，这是人类上世纪的伟大宣言，这份宣言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美苏中程大规模运载火箭的削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凡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倾听公开发声的，就是他们的幸事。相反，如果公开发出的声音不被倾听、不被接纳、不被好好对待，那么这个国家的危机就很深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帝国身上。
2 最深刻的知识分子的语言往往决定一个时代
一直到1836年之前，整个俄国就是一个沙俄专制制度的盛世，尼古拉一世出兵波兰，绞杀波兰革命运动，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普希金等，都严重失察，认为俄国的盛世即将到来。尼古拉一世认为，俄国的历史无比辉煌，俄国的现实无比辉煌，未来的俄国将让一切都黯然失色。
1836年9月30日，俄罗斯一本著名的杂志《望远镜》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法文写成的，后来，别林斯基翻译成俄文，之后被总结为俄国漫长历史黑夜中的第一声枪响。作者恰拉耶夫曾跟随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就是因为远征法国，到了西欧，看到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深感俄国的落后、愚昧和反动。在这篇文章里，他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他说我宁愿伤害俄国，我宁愿让它伤心，让俄罗斯蒙羞，我也绝对不说一句谎言，我必须把真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他用横扫一切的气魄，对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俄罗斯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从来没有让精力充沛和高尚品德发挥作用的时代，从来没有产生过激动人心的人物，没有优美的形象，人类先进的思想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好像是孤儿一样活在这个大地上，和这个土地上的先人、祖宗没有什么联系。
这篇文章，拉开了持续25年的关于俄国命运大辩论的序幕，严重地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感情，但是因为这样夸大的抗议，产生了俄罗斯自我的认识，痛苦的自我认识和痛苦的辩证法，产生了俄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关于俄国历史命运的大辩论。
在参与的两大派中，斯拉夫派完全是捍卫俄国的传统、历史的，但是斯拉夫派最优秀的分子，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最后绝望地发现恰拉耶夫是对的，俄国历史上所赋予的对伟大神圣的使命和俄罗斯的现状完全不匹配。斯拉夫激进代表发现，俄国基督教的相爱和拯救精神从来没有兑现，在俄国充满战争和奴役，沙皇专制、农奴制等等。斯拉夫派和希拉夫派都是热爱俄罗斯的，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希拉夫派，他们就像是俄国的双头鹰，他们有共同的心脏，就是对俄罗斯的爱。但是恰恰在俄国，有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超越了斯拉夫派和希拉夫派的争论，这就是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是否体现了俄罗斯的救世主义，是否体现了基督教的拯救意识。
俄国十九世纪整个过程，就是反复地向王朝、向沙皇政权挑战的过程，之所以挑战，就是因为有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于从四十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到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直到以后兴起的民粹派。亚历山大二世被称为解放者，但是被人刺杀了，刺杀的过程非常有戏剧性，第一颗炸弹扔过去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居然从他的车上走下来，没有被炸死和炸伤，他弯下身去搀扶其他人，这时民意党人的第二颗炸弹又响了。
这个事件使俄国处于关键关头：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他的父亲被刺杀了，他该怎么办？俄国该怎么办？民意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信不长，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是大赦政治犯，第二是召开俄国人民自由独立的国民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在信的结尾，民意党人在俄国、全世界面前发誓，他们说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放弃镇压、放弃专制，那么俄国民意党人立即放弃恐怖行为。
这时俄国就处在关键的历史关头了，托尔斯泰这个时候刚刚经历了他五十岁的内心危机。托尔斯泰作为俄国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一位特殊代表，俄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良知，这个良知可以表现为一种正义感，追求真理的勇气，表现为有正义意识，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拥有土地、财产、农奴，就是一个罪人，他五十岁写下《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坐牢。
托尔斯泰决定写信给亚历山大三世。民意党人称呼亚历山大三世为皇帝，但是托尔斯泰写的是“我的兄弟”，显然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来写的这份信。他说，如果你把这五名首犯判处绞刑，那么马上就会有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五百个人替补他们的位置，因为罪恶繁殖罪恶、仇恨繁殖仇恨，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在历史的关头选择了恶、放弃了善，俄国就陷入血泊中。
他说，陛下如果以善报恶，你把他们放了，而且你给他们钱，把他们请到克里姆林宫，用《圣经》的话来说，爱你们的敌人。托尔斯泰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是我托尔斯泰会号啕痛哭，我会俯在地上亲吻你的脚，慈悲和爱会像泉流一样流向俄罗斯。
这样的声音，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接受和执行了，俄国的命运完全不一样。我稍微岔开一句话，我经常觉得世界的命运，其实系于一念之间。我们这个世界的冲突、矛盾、斗争不是利益决定的，最根本由人类意识决定的，当年亚历山大三世如果这样决定了，他是俄国最高统治者，没有人会反对他，他作为亚历山大二世的独生子，如果放了这些杀人犯，赦免了他们的罪名，我们可以想像，在世界的历史上，不管是法律、道德还是宗教、灵魂方面，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
但是非常可惜，亚历山大三世无情地拒绝了，也封死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在民意和道德上拯救俄罗斯的可能性。民意党人前赴后继地刺杀，这其中就有列宁的哥哥，列宁后来领导十月革命之后，1918年，把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全家逮起来处死，我们可以想象这当中的联系。其实俄国王朝在统治的时候完全可以听取公开的劝告，深刻地反省和思考一下，就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俄罗斯帝国完全可以延续到上世纪。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历史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聪明与否，他们统治的艺术高明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那个时代最深刻、最先进、最无私的知识分子的语言。俄国革命之后，旧的沙俄帝国的乌托邦完全被粉碎掉，一种新的、一劳永逸地指明俄国历史命运和道路、乃至全人类解放方向的救世主义诞生在俄国，那就是十月革命的到来。
3 以敬畏和谦虚之心看待历史
长期以来，这被认为是最后的斗争，人类的真理将全部实现。我们在童年、少年，甚至是中年时代，是相信这个时代的，但是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个最后的真理。苏联，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崩溃？为什么会下台？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的普通党员，苏联红军，没有一个人为苏联的解体，为苏共的下台，流一滴血，如果这个制度、这个党还代表着俄罗斯的利益、他们的愿望和理想，那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苏联军队肯定会起来捍卫它，为什么不呢？这里面有异乎寻常的力量，有世界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一种逻辑。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面临整个西方的武装干涉，同时面临着来自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领袖的责备和怀疑，尤其是第二国际的批评。德国的共产党领袖、烈士罗莎?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这本书早被翻译成中文，里面说道：如果没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公民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那么一切社会生活都会沉默，都会死寂；最后出现一些精力充沛的最高领导人，这种制度建立起来，有一个强大的逻辑，必然要反对一切反对派，不能容忍其他的一切意见，这是一个强大的规律，任何政党都不能避免。
列宁本来很欣赏她的，但是不能接受这个批评。其实对俄国革命真正担忧的恰恰是列宁本人。列宁1922年12月23日在重病当中写了几篇文章，被称为是列宁的遗嘱。其中一篇是关于党中央领导人的个人品行，关于党的团结和关于党的未来，这篇文章公开提出建议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位置上撤下来，因为这个人太粗暴，而且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以列宁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以他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深刻洞察，他应该知道限制无限的权力是最重要的事情。
列宁在1923年3月5日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个人私信，要求他对列宁夫人赔礼道歉，否则就断绝个人关系。但是列宁这封信，始终没有成为苏联共产党往前走、成为改善自己的公开的声音，这是天大的遗憾。如果是布哈林这种真正的有人类意识的，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就、弊端，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认识的大知识分子掌握了政权，我相信俄国的道路会不一样。
对苏联问题有研究的朋友们可能知道，我个人认为布哈林是十月革命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苏联宪法的主要撰稿人，他本身是有多方面才华的大知识分子，他本人非常富有人情味，品行高尚，但是死在斯大林的手里。
斯大林的父亲是一个酗酒如命的人，斯大林念了六年的神学院，完全不懂外语，短期地出过一次国门，这样的一个人把布哈林送进监狱。
布哈林是1938年3月14日和其他17名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地下室被枪毙的，他曾经有一封信，让自己年轻的妻子背下来，他相信总有一天，未来党的领导人会为他平反昭雪。信不长，说我布哈林从18岁开始，就为俄国的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我现在命在旦夕，在无产阶级的斧头面前，我不低下我的头。现在党已经被引入歧途，我呼吁你们，未来党更年轻的、更加公正的一代领导人，在你们的历史使命上有一项庄严的任务，就是驱散笼罩在党头上的阴影，我相信历史的过滤器，必然会洗去我头上的污秽。
这封信穿越历史的隧道，那真的是太艰辛了。1988年2月4日，苏共中央为布哈林彻底平反。5月10日，苏联科学院正式恢复布哈林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的称谓，苏共检察院为他正式恢复党籍。
1989年12月25日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面向全世界的宣告，意味着十月革命的最终失败。这个时候有一位老太太，安娜，布哈林的遗孀，已经84岁了，这个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老泪纵横。你想她是什么样的心情？她为她丈夫的冤案奔走了六十年，她的丈夫、她丈夫的战友们，为俄国的前途、俄国的命运奋斗将近了一个世纪，流血牺牲，到头来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可以说，不管是旧沙皇俄国，还是新的苏联，当然它们的崩溃、解体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在精神上有一点，他们始终不能听取、不能接受，更没有采纳俄国最有良知、最有智慧、最有献身精神的那些人的建议、他们的劝告、他们的警戒。
我们可以看出来，俄国那些公开发声的人很天真，但是他们很深刻，他们两手空空，他们很无助，他们很脆弱，但是他们很坚强，他们代表了真理，代表了历史发展的真正方向。西方资产阶级聪明，西方资本主义没有被摧毁，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建立了一种制度，可以倾听不同的制度。
下面我们要走到谜底看一看。如此强大、光芒四射的、全世界无与伦比的苏联，为什么在没有外敌入侵、没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面前，突然戏剧般地坍塌了？
我曾经在凤凰卫视作过一个演讲，有一个对比。有研究的朋友可能知道，列宁曾经有一幅画《不期而至》，构图很简单，黄昏时分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做饭，两个小孩在做作业，门口突然来了一个男人，他就是十二月党人，他刑期满了回来了。真的是满脸沧桑，背着一个包袱，但是他的眼光里传达出来的，绝对是一个十二月党人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他的精神没有被摧毁，他的理想仍然保存着。
是什么力量让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没有造成世界性的灾难，不仅没有造成灾难，实际上所有国家，都分享了苏联解体的历史红利。这十几年里人类GDP的增长是1.8倍，苏联的解体让柏林墙一夜消除，东德、西德实现奇迹的统一，德国的统一对全世界、欧洲意味着什么？还有北约的东扩，将来“欧洲合众国”的出现，都是拜苏联解体所赐啊。苏联解体之后，只有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若干历史教训得出的基本经验结论。
我觉得从精神上看，就是苏联人民在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先驱们，殉道者和圣徒们那里，所得到的对正义的追求、对良知的坚持、对爱的坚守没有放弃掉，就是俄国的那些先知、圣徒们他们所书写的文章，他们对俄国的关心、俄国的忧虑、对俄国的祈祷和忧虑，这些东西让俄国人在精神上坚不可摧。
俄国的乌托邦惨败，它的启示是全世界的。成吉思汗的军事专制主义在俄罗斯统治了240年，并给俄国带来了深厚的、致命的、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这也是斯大林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源泉。俄国受东方的影响，这个东方绝对不是中国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固有的专制主义传统，愚昧传统，从来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正面的东西。苏联乌托邦的失败是全人类的失败，苏联乌托邦的悲剧是全人类的悲剧，苏联的启示是全人类的启示，我们应该以敬畏和谦虚的心看苏联，苏联是西方必须认真对待的真正的独一无二的对手。
没有苏联的十月革命，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没有后来十月革命的失败以及苏联的解体，更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狂妄的、一切骄横的、一切不自量力的思想，都是荒唐可笑的。1994年苏联一个作家，在被驱逐二十年之后回到苏联，他在每一个地方都跪下来亲吻俄罗斯的土地。他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俄国上世纪是失去平衡的世纪，是非常可怕的世纪，但是指引我们民族心灵的那颗星星还在，还在闪耀着高贵的光辉，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附一：余世存文章
王康：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王康其人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了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尽管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的授奖辞较之后来显得简单，但对王康的颁奖仍透露了足够多的内容：王康是一个小众范围内的汉语人格，他的生存之道首先是影响周围，成全自身，进而推动他人生命的自我完善；王康又是一个关怀悠远的中国布衣，他的存在连接汉语的历史、世界的当下经验，并有着极为人性的愿景。在王康那里，连接了汉语世界的历史和未来。
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积极健康的一面而言，王康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人格象征。
1949年，经过四年内战，兄弟般合作两次、共存了28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强弱易势，并修改了自处并共处的依存法则；国民党训政的国民政府成为弱者，弱者几无葬身之地，最后栖身于海岛，强者则统一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中国文化信仰的阴阳生成之道、传统中国王朝奉行的忠奸名实对立统一之平衡、传统中国人遵从的因果逻辑，在国共两党争霸的过程中，丧失殆尽。转型年代的中国人信奉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种强势的顺势势利思维。
1949年，王康出生于重庆。王父曾在四川大学物理学读书，因爱情转入化学系，天性超脱，习自然科学，对中国式的政治了无兴趣，毕业后做了一个小职员。国共易势之后，前政权的小职员也成为另类。1950年，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似乎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年出狱。1982年，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后，其工龄仅有四年，问题也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王康的母亲研习化学，新中国成立后，她注定只能做一个普通的中学化学教师，“像所有中国女性一样，作为女儿、妹妹、姐姐、妻子、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以及姨妈、舅妈、儿媳、弟媳、岳母……，母亲在中国发明的所有加诸女性的角色中，都拼命地尽她的心，她的力，她的道。”有着极好国学修养的王母在悲苦的一生中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当她的兄长、中共元帅陈毅的同窗唐君毅拒不回大陆，最后在香港去世时，她为早已名闻中外的大哲学家兄长写下了感人的短诗——
一、一树五枝，顶枝摧折，四枝彷徨，何所仰息。
二、天地胡不仁，以人为刍狗，既生我良兄，何忍又夺走。
三、昔日梦里惊，醒来暗庆幸。今日梦里惊，醒来泪湿衾。
这样的家庭给予了王康足够的屈辱和悲情。以至于在父母相隔不到半年先后谢世之后，王康感慨说：性灵中国、悲情中国、道义中国正在解体，中国老一代知识人正在彻底离开。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人，罪恶见证人。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与这最荒唐的人生诀别时，后来人能体验其中滋味于万一吗？
这样的家庭也给予了王康足够的灵性、道义和才思。大舅唐君毅去世后，王康开始接触港台“新儒家”。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外若干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结果，并非中国常态，更非中国终极形态；中国必将再次回到它的传统和大道去寻找存在的连续性和动源。
这样的王康当然是被关注的对象，毕业后的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教体育。理想、才华、诗书满腹的王康不满于做一个体育老师，他的目光盯上了当时中国启蒙的先驱者们，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他在当时中国一流的先驱、圣贤们身上寄予了美好的希望。虽然一开始他就远离了“第二种忠诚”，无论他的行藏如何，他只是忠诚于人性、历史和中国文化。
这个年轻人在运动不断的大陆中国当然只有颠沛流离的命运。他离开了体制，在大陆流亡，颠沛于是，造次于是。但他没有忘记他的梦想，“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为了梦想，他做过生意，成立公司，像他的同龄人一样去学习做局、讲故事，但他的局和故事只是他的梦。他实在生就了思想家的头脑，却没有半点商人的思想。除了朋友接济，他的公司员工的薪水就全靠他的一支笔。慈不掌兵，他掌了兵却舍不得开除员工，员工们在公司里有心无力，无所事事。王康不开除员工，就只有拼命给人写稿子挣钱来给员工发薪水。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朋友都看不下去，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三四员工撑着而已。王康在坎坷的生计中养育了生命的元气，一种充塞天地历史之间的浩然之气。
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王康跟陈独秀属于同一个家族，这个神圣家族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欺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这种极富于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放荡人格在历史上一再被祛魅，又一再为历史和后来所纪念。它最终被纳入中国文化，成为我们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因为它一再被一种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因为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由精神、气魄等为元素的自由人格跟欲望、理性为元素的依附人格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对立而不能统一的两极，摇荡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高尔泰洞明，他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但是，由上层精英主导的中国文化没能厘清有教无类的生生德性，反而在非我族类的猜想里强化了独裁专横，无论政统还是道统都让道于正统，夷夏变异、汉贼不两立的正统意识，体制生存或正统中心主义因此成为超乎生命存在之上的绝对命令。二元多元之间的对立依存很少得到伦理共识和制度化的保证，反之，其此消彼长之势是中国文化认可的宿命。更等而下之的，莫过于文化心智中丧失了平等意识，对他者不是承认其自性，而是征用、管制、毁灭，并给自己美化、雄起化、神圣化。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得出痛苦的结论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后来的钱钟书和费孝通在漫长的治学生涯里获得了文化自觉，钱钟书承认：“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费孝通则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是这种文化自觉只有少数人领略，历史进程中的事实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不自觉。
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一个祛魅的矛盾因而艰难的过程。它需要英雄、圣贤、先知们的自由人格，它需要美育引领走向世俗，一元专制的力量又会借世俗来打压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来扼杀人性之美；专制生活的“三帮分子”（帮忙帮闲帮凶）则会不断地跟风，不断地论证维护现实的合理性，不断地论证今天的进步和明天的美好。德性和道学、学问突显思想淡出、学人治人与专家治国、技术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的朝野布局、人文精神与世俗理性、主义与问题、宏大叙事与微观关怀，等等，都曾为三帮分子们追随，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
由此导致的精神危机在社会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
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不幸的是，历史没有给予他上述历史人物那样的因缘际会，没有提供给他施展的舞台。历史只是给予了他和他的同学、朋友、同龄人们自我教养的可能。幸运的是，社会给予他的生存的缝隙，使得他能够自我成全，并影响周围。社会同样冷漠地对待王康，这种冷漠跟经济决定论的号召，跟闷声发财、一夜暴富、没事偷着乐的“幸福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参照，反证出社会之恶。英国人萧伯纳认定：“对同胞最大之恶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无人性的本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威塞尔说：“对我而言，冷漠是恶的集中体现。”他还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亚辛斯基的箴言是：“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顶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顶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作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
王康身边有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来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悬置理想而务实，很多人做了高官、发了大财，只有王康还在坚持他自己的梦想。然后富贵起来的人们多作壁上观，看王康一人折腾，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穷处就给他一点儿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年过半百，知天命而望耳顺。但在王康却更为随性。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的介入，王康为更多的人认识，借助于口耳相传，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有人也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种倾听。他的时间多半在陪客人倾诉了，他是最好的听众，那些野狐禅式的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跟他说上五六个钟头，他可以一言不发。但他丝毫不给人安慰，他不吝惜最真实的言辞。当一个读书极富的年轻记者飞到重庆，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当来访者在王康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半天，轮到王康表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者，相由心生。长期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王康甚至获得了相面的能力，“我一看你的长相就不喜欢你！”“不要把知道读书当宝！”
王康不喜欢金庸，他自己却像金庸小说里的绝顶高手风清扬，如同风清扬超越了剑宗气宗的分别，王康的自由人格近于人文却超越了人文。他在立功立言立德的颠峰状态打量了所有来向他倾诉的人，他从来没有因知不足而矮化自己的心灵。
这个极为高贵的人却有着同样极为谦卑的心。他放浪形骸，却对女性给予最完美的体贴。一个打字员的喜怒哀乐会让他萦怀；一个一面之缘的女孩向他倾诉，他事后会再写上一封长信来安慰人家。画家王建称道老康，“有着不可思议的体贴心。”他不喜欢精英权贵，却跟重庆的普通民众交上了朋友，他当仁不让地教育他们，又极为谦卑、慈悲地布施、担当、同事。刘慰荣，跟王康的朋友做了一年车夫的出租司机，与老康接触了几次，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从前的所有，而做了老康的司机，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席庆生，一个退休的生活得小康的工人，孩子在上海立业，他一人呆在重庆：因为重庆有老康。
王康的生存姿态甚至感动了媒体，凤凰电视台的众多编辑记者们关心他，不少人成为他的粉丝。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们在策划“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仍然把重庆的王康列入候选人名单，王康是入选中唯一的布衣。
王康因此给了他的朋友们最大的人生安慰。王康小传在网上流传，有人在前面上一句：“吾友，深邃、悲悯、纯洁，大隐于市的思想者与文学痴汉，读其文字，浩浩乎盈心者，人性人道之意浓焉。”这个小传中的王康是——“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大学期间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这是王康在江津陈独秀旧居留言簿上的即兴之作。他对一切真正的个人、真正的民族之子从来不吝惜热情。
王康熟知唐德刚、黄仁宇们的中国现代史观：在一个二百年的三峡论中，个人的存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手段；即使按照传统王朝的史观，如果我们生活在大明季世，生活在同治光绪之际，生活在民国，我们能把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带出三峡或埃及吗？如果不能，我们生存的正当有效性有何依据呢？
王康身体力行的是唐、黄们忽视的现代转型中的个体价值。他从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中看到了一种远高于历史目的、未来愿景更大的信仰情怀，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人性之美，一种活在当下的大道和人生正义。西人说，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用王康的朋友毛喻原先生的话：做一个人，是中国国民最伟大的成就。
2006年底，余英时先生获美国“克鲁格人文奖”，奠定“西方学界继胡适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国知识精英大师”地位。余英时是钱穆、唐君毅等人合力创办的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在王康和余英时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两人是不同气象的峰峦、大海。余英时是道问学的，王康是道成肉身、身为度、尊德性的。但才思超迈的王康仍给了严谨的余英时最高的敬意。
王康说，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分野。一个是1949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个是要接通历史，存亡继绝，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割断历史，我们已经尝到够深的苦果了。如果继续把历史虚无主义延续下去，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它危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现在中国，一方面是官方史学界集体的道德沦丧，他们既愧对中国孔子、左丘明、司马迁以来伟大的古代史学传统，更愧对中国现当代历史。面对如此苦难、复杂、丰富的现当代中国，他们交出的几乎是白卷，更有一些人为虎作伥，粉饰太平，沦为专制和独裁的奴婢。
附二：博主心得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