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吉影音日日摞:GDP一个误导的指标??中国的经济“秀”

GDP一个误导的指标? 中国的经济“秀”
黄伟力（广州）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一直是海内外学者颇为关注的事情，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整体活动指标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自然成了所有关注的焦点。２００１年在全球经济普遍放慢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实际ＧＤＰ取得了７．３％的高增长，今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又达到了７．８％，令世人瞩目。但与此同时，国内外某些知名学者和机构对于中国统计数字的怀疑也在不断加深。正如中国古语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因此，有各种类型的“风”测试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秀”得有理有据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历程表明，没有良好的统计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就没有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因为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无法用数据来检验，理论就很难站得住脚，无法用数据来检验的理论也只能称为伪科学。更不用说，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除了要运用正确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及时的宏观经济数据。
ＧＤＰ的由来
事情起因于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罗斯基相继在《中国经济评论》及其个人网页上，发表了一系列质疑中国官方公布的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ＧＤＰ数字真实性的文章，引起了新闻媒体和中国政府的广泛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高级官员在多个场合宣称，中国ＧＤＰ的数字及其相关的经济增长率的数字的真实性是基本可靠的，不容置疑。
罗斯基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１９９８－２００１的ＧＤＰ增长率的数字被普遍高估，每年平均高估２至３个百分点。其依据有三：其一，理论上ＧＤＰ有三种计算方法，即支出法、收入法和增值法。除了一些统计误差外，用上述三种方法计算得出的ＧＤＰ理应相等。中国官方的数字是根据增值法进行计算的，所谓增加值法计算的ＧＤＰ就是将一国之内的各个行业的总产值减去中间投入品产值后的差额的累加。收入法则是将一国之内的各个经济主体所获得的收入累加得出。例如，１９９７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以当年价计算的ＧＤＰ是７３１４２亿元人民币，而罗斯基根据收入法以当年价计算的ＧＤＰ仅为６２９３４亿元人民币，是官方公布的ＧＤＰ的８６％。其二，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ＧＤＰ的实际增长幅度为２４．７％，而同期中国能源消费却下跌１２．８％，这意味着每单位ＧＤＰ的能源消费下降了３０％。在能源利用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这似乎不符合基本经济学常识。其三，宏观经济面与微观经济面不相称，宏观经济增长率比较稳定，而抽样调查得出的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却呈下滑的态势。
中国经济学家通常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认为中国统计数字有一定的水分。比如，１９９８年中国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令人费解的是除了一个省以外，所有省份的农业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又比如，２００１年按各省、自治区和自辖市上报的ＧＤＰ的增长率的加权平均超过９％，而最后官方公布的２００１年的经济增长率为７．９％，这一个多百分点是怎样减下来的就无从知晓了。
难定高低
其实，要正确估计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活动水平及其ＧＤＰ和相应增长率，远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要正确估计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的ＧＤＰ及其相应的增长率，更是难上加难。这里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哲学层面的问题，二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从哲学层面的问题来看，中国正式运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ＳＮＡ）的方法对ＧＤＰ进行核算是从１９９２年开始的，也就在那一年中国确立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的宏伟目标，这决不是时间上的碰巧偶合，而是有意为之的结果。新中国在成立后到１９９２年为止的大部分时间里，采用的基本上是衡量计划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活动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ＭＰＳ）的方法。物质产品平衡体系有两个重大缺陷：一是重复计算，只计算总产值，没有剔除中间产品的价值，这会对实际的国民收入造成高估；二是除了运用物质资料进行生产的服务业外，例如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其余的服务业的产值均不记入一国的国民收入，这会对实际的国民收入造成低估。高估的和低估的部分相互抵消之后，对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往往高估１至２个百分点。例如，中国官方公布的１９５２－１９７８之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６．１％，而麦迪逊估计的同期年均经济增长率为４．３％，相差１．８个百分点。又例如，１９７８－１９９５间中国官方公布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９．９％，而世界银行估计的同期年均经济增长率为８．２％，相差１．７个百分点。
其实，中国官方公布的ＧＤＰ及其增长率的数字也不见得就是高估。众所周知，ＧＤＰ衡量的是在一国的疆域内、在一段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最终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事实上，不通过市场交易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就不计如当期的ＧＤＰ，因此，ＧＤＰ的低估也在所难免。这种情形在各国ＧＤＰ的统计中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处在转轨经济的国家的情形更为严重。例如，中国住房制度的改革在２０００年底才基本完成，在此之前住房是作为一项福利提供给城镇居民的。城镇居民租住国家的住房仅付象征性的低廉的租金，没有形成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住房租赁市场。
打个比方，笔者在房改之前，租住单位一套面积为１００平方米的房屋，租金为１２０元人民币，而在房改之后，租住同样的房屋，其市场租金为２５００元。在前者，该房屋对ＧＤＰ的贡献为１２０元，而在后者，该房屋对ＧＤＰ的贡献就变成了２５００元，净增２３８０元的ＧＤＰ。类似低估ＧＤＰ的情形在转轨经济国家比比皆是。基于这个原因，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及其它一些国际组织认为，中国在１９９７年以前的若干年份的ＧＤＰ存有较为严重的低估现象。事实上，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自１９９２年起，就按照联合国颁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ＳＮＡ）进行了自我修正和完善，并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绝大多数的产品和服务均有相应的市场价格。目前，国际上许多机构都认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例如，联合国下属的统计机构自１９９９年起认可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ＧＤＰ统计数字的真实性的肯定。
技术的天然缺陷
从技术层面来，由于统计主体的确定、统计资料的可得性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ＧＤＰ的最后确定往往要经过３－４次修改。有的甚至在若干年后，由于获得了新的统计资料，又重新对以往的统计数字进行修正。例如，美国根据新获得的统计资料，定期对以往的统计数字进行修正。原则上讲，如果统计主体充分合作、统计报告准确，用支出法、收入法和增值法计算出的ＧＤＰ相等。但事实上，三种方法计算得出的ＧＤＰ极少完全相等。正如著名的统计学家Ｌ·Ｒ·克莱茵认为的那样，完全合理的方法也有可能造成ＧＤＰ的１至２个百分点的差别。例如，用支出法和收入法所分别计算的美国２００１年第四季度的ＧＤＰ就相差１３６亿美元。在中国，由于统计资料方面的原因，用增值法计算ＧＤＰ较为可靠，因为中国收入方面的统计资料非常不完整，在某些部门，职工的工资收入仅为实际收入的一半。因此，用收入法计算得出的ＧＤＰ势必会低估。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收入分配极为不公，反映收入不公的指标基尼系数已超过０．４，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仅为一小部分人获得。所以，居民收入调查的结果反映大部分人的收入没有相应增长，而ＧＤＰ每年又增长７％至８％的矛盾就可迎刃而解了。
具体到罗斯基质疑中国ＧＤＰ真实性所依据的三方面的理由，笔者对其中第一和第三方面的观点已做出了相应的说明，相信读者可以自己下判断。至于第二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是否正相关。笔者认为用过去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发展趋势来判断现在和将来的形势是非常危险的。目前在中国，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减弱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一是服务业在ＧＤＰ中所占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而服务业的能源消耗比工业要小得多。二是新兴产业大多是能源消耗较少的行业，其对ＧＤＰ的贡献却在不断扩大。
但中国官员升迁激励方面的原因，即所谓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人为的统计造假时有发生，如最近刚进行的对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的审查中就得知，他对当初丹江口市的经济增长率的夸大超过了５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官方ＧＤＰ的数字有水分似乎也无可辩驳。
ＧＤＰ：一个误导的指标
跟任何一个反映经济总量数据的指标一样，ＧＤＰ也有缺陷，也就是从长远来看，其大大低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有鉴于此，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１９９３年对ＳＮＡ体系进行修正时，特别增加了反映经济增长和环境协同发展的指标体系，即联合国环境和经济核算体系（ＳＥＥＡ）以及经环境调整后的ＧＤＰ，后者通常叫做绿色ＧＤＰ。以１９９２年为例，环境成本占国内生产净值的５．６％，其中，由于砍伐森林而造成的水土流失是主要的原因。１９９８年的大洪水以及近年来北方的沙尘暴已经很好地证明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如果中国不能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环境的恶化最终会成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阻力。
从短期来看，也是从国民的福利来看，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多１至２个百分点或是少１至２个百分点，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经济增长了却不能创造相应的就业岗位，这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例如，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经济累计增长了３４．５％，而同期城市的劳动力就业增长仅为９％。没有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是不受欢迎的经济增长。工作都没有了，还谈经济增长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