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美图秀秀制作证件照:谁把王安石钉上了历史耻辱柱？

李山风

“即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发生于北宋庆历六年的这件事仍然让人有些夷匪所思：这天上午，仁宗皇帝破例在皇家宫苑里宴请一些臣子，但做了一个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自己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皇家的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大臣们都兴致勃勃地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但让人惊讶的是，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坐到一张台子前，竟旁若无人地一粒一粒地抓起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吞吃起来，不一会儿，一盘鱼饵就被一扫而光。更让人称奇的是，当在众人的一片惊讶声中，仁宗皇帝责问他，王安石竟表示不知道自己刚才吃的是什么！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似乎毋庸置疑的，因为它确乎凿凿然载于史册。让人夷匪所思的乃是王安石的真实动机：是出于哗众取宠目的的“坐秀”行径呢，还是因沉陷于天马行空般的白日梦而导致的忘我行为？”
　  “历史与现实之间其实具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同一性。这种感受在阅读北宋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和强化。
　　从不合人情、异乎常理的角度，可以说，王安石在北宋皇宫内吞吃鱼饵的行为只是个象征事件。而王安石做的另一件影响更大、更轰轰烈烈的事，即历史书上通常以王安石冠名的北宋政治改革，深入考究起来，可能正是这个象征事件的母本。”

“王安石的议论迂阔、不通物情、执拗自负可以从他变法的思想基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窥见一斑。”

“看来，反对派所以反对新法，确实事出有因，并非仅出于观念的陈旧。变法可能在当时的确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

“事实上，即以今人的人情常识来看，反对者的动机更多的并非为了私利，而是出于儒家士人特有的“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使命与情怀。”

很清楚，易中天先生的认识与反变法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宫廷贵族的观点是一致的。

古往今来，反对变法的人们使尽浑身的气力与脑汁，往王安石身上泼污水，把王安石的变法搞臭。今天的许多的说法都是历史上反变法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宫廷贵族的编造，使许多许多的后人上当受骗，易中天的认识和说法也不过是这种骗术的接受和传播。

让我们历史的资料中了解和认识一下王安石与他的变法是如何被他的政敌污蔑和糟蹋的：

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

这个观点的产生是与南宋初期的政治需要分不开的。

北宋末年，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于宣和七年(1125)发动灭亡北宋的战争，宋徽宗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匆忙让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宋钦宗上台为了挽救危局，争取人心，首先贬窜祸国殃民的蔡京集团，右正言崔鸥上章论蔡京误国，同时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理学传人杨时亦上疏：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在这样的“时议归重”的背景下，宋钦宗在革除宋徽宗朝的一些弊政的同时，于靖康元年二月解除元佑学术禁令，四月复以诗赋取士，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五月戊辰“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降为从祀。六月下诏：“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自此，王安石新学丧失了独尊的官学地位。

宋廷南渡后，面对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严重危机，图存救亡就成为当时最为紧要的政治问题。既然要图存救亡，就要检讨造成危亡的原因，以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罪责，在此基础上方可收拾人心，推演新一朝的政治。

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不难理解，把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不仅宋徽宗一人，就是神宗至徽宗的皇帝、皇后也都脱去了“国事失图”的干系了。由误国的权奸之臣承担现实和历史的罪责，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这样做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赵宗”，又可引导人们如何思考“国事失图”之因，这当然是赵构的政治需要。

这一政治需要是通过改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来实现的。

赵构上台翌日，便下诏为“以母改子”的宣仁圣烈高后辩诬，“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史册，可令国史院差官摭家刊修，播告天下。”李心传在此条记事下附注语中引用吕中《大事记》的一段话集中反映宋廷南渡后对元佑政事与熙丰新政的态度与看法：

盖我朝之治，元佑为甚，母后之贤，宣仁为最。当熙丰小人相继用事之后，使非继之以元佑，则中原之祸不待靖康而后已；当京师失守之时，使非元佑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开炎兴之运哉?此宣仁之功也。

一面积极为宣仁辩诬，一面又极力贬抑绍述之说，王安石及其新法遂成替罪羊被宋高宗所弃，此乃南宋初年的基本国策。但因当时，政权未稳，加之引起士大夫间就“辩党邪正”、“争法新旧”的议论不一，因而建炎元年欲改修“谤史”的诏令未能及时兑现。

至建炎四年十二月，当南宋小朝廷初具规模，战事稍缓之际，宋高宗再次诏命重修《神宗实录》。绍兴四年五月由左朝奉大夫范冲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馆，便正式开始了重撰工作。虽然范冲等人在处理《神宗实录》朱墨本所记史实上，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是编撰的主导思想则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

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人见，立未定，宋高宗说“以吏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不更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范冲“因论熙宁创制，元佑复古，绍圣以降张弛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详论……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神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宋高宗曰：“极是，朕最爱元佑”，“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

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神宗实录》通成二百卷。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人蔡上翔在为王安石辩诬时说：“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

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如“安石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道也，岂非万世之罪人哉”“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如据传初编于南宋后定于明代的话本小说《拗相公》就是以“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为基准，把王安石描绘成为一个稔恶误国、刚愎自负、不近人情、猪犬不如的佞臣，就知道他们的影响传播得多么广泛和严重了。

今天我们看王安石变法，应该拨去这层迷雾。

今天我们研究王安石变法，应该透过现象去看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