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跑王电动车:辛亥广州，一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起义

潘达微画作《七十二坟秋草遍》1911年《平民画报》第十一期

黄花岗自由女神像。自由与锁链，是革命的两个关键词。（摄影：余少镭）

黄花岗起义总指挥黄兴。

收殓了七十二具烈士尸骨的画家潘达微。

在马来西亚庇能（槟城）的孙中山纪念馆。

黄花岗烈士林觉民。

黄花岗起义领导人赵声。

林觉民绝笔《与妻书》。

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今越华路小东营5号)资料图片

　　李吉奎：广东梅县人，1937年生，南开大学毕业，中山大学教授。曾参与编辑《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卷)、编纂《孙中山年谱长编》(任第1卷[1866- 1911年]主编)。出版有：《孙中山与日本》、《梁士诒》(专著)，《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论文集)及《孙中山》、《晚清重臣张荫恒》(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合著：《沙俄与东北》、《义和团运动史》、《辛亥革命运动史》与《宋美龄传》。另刊晚清民国历史论文数十篇，整理出版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与林百举《林一厂日记》，参与整理、编纂《广东文史资料》。任《孙中山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顾问。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黄花岗起义：知其不可而为之

　　核心提示：起义是最后一搏。这是军事冒险，当时广州城还是比较牢固的，城内城外皆有军队，不可能说发动起义后抓住张鸣岐就能够解决问题。而且当时的水师提督衙门也在城中，李准控制着自己的部队。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但在此之前，广州就发生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能否从你的研究角度来说说，黄花岗起义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李吉奎：辛亥首义，确实应该从黄花岗之役算起。但其实在黄花岗起义之前，广州就发生了新军起义。新军起义是中国同盟会香港支部以中国日报为联络点发动的。他们原来准备是在1910年正月十五左右起义的，但因为新军有士兵迫不及待去刻图章、印名片，打算革命成功后可以使用，过程中发生争执，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新军憋不住，没有上级指示，正月初三便发动了。因为官方已有准备，所以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也破坏了原来的计划。

　　南都：当时新军起义的具体策划者和领导者是谁？

　　李吉奎：孙中山离开新加坡后，让胡汉民到香港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活动，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主要是策动新军(中央军)、防营(地方军)和绿林土匪（即所谓民军）。

　　南都：这次起义失败给革命党打击很大吧？

　　李吉奎：是的。新军起义失败，死伤很多，领导人倪映典也死了，同盟会领导层的情绪大受影响。到了11月，孙中山便将胡汉民、黄兴、赵声等人以及东南亚各个地方同盟会分会的头头召集到马来西亚的庇能(槟城)开会。孙告诉大家不要伤心、悲观，还得继续干，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下一次广州起义中去。当然，关键是得有钱，有钱就好办事。所以孙中山就说，你们在南洋弄钱，我到欧美去。随后就分头行动了。胡汉民重新回到香港，黄兴、赵声也先后到了香港。

　　南都：庇能会议决定的广州起义就是1911年4月份的黄花岗起义吗？

　　李吉奎：是的。庇能会议后，决定在同盟会南方支部下成立统筹部，黄兴是部长，赵声是副部长，下分八个课，调度、储备、交通、秘书、编制、出纳、调查、总务，分工非常完整。另挑500名“选锋”(后来扩充为800名)，就是敢死队，去了就不准备回来的，不少人都写了绝命书。最有名的就是林觉民，他不但给父亲写了绝命书，还留下给妻子的诀别书，此信百年后读之，仍催人泪下。

　　南都：起义是怎样发动的？

　　李吉奎：原定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五)发动，但这天发生温生才行刺署广州将军孚琦的事，计划只得改为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起事。4月23日黄兴先入广州，赵声留在香港办事。黄兴进了广州，发现消息走漏，官府早有准备，形势不妙。再者，从日本和越南运来的军械还未到达，发动起义会有难度。因此，已抵广州的同志有人认为不能干，便决定改期，陆续到达的敢死队员就遣散了。黄兴觉得，花了那么多钱，把敢死队弄走，下次再招呼就不容易了，决定还是要干，4月26日(农历三月廿八)又通知香港方面，说起义在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下午5点半准时发动。这时回乡的人已经回不来了，只剩下几十个人。当时花县(今天花都)的同盟会员徐维扬说“既然要干，我今天就回去”，他在花县招呼了七八十个人（花县有不少人在越南打工，为了参加这次起义专门从越南回来）。徐维扬他们原本是带枪的，但带枪进不了城门，大家便空手到了广州。进广州城时守卫检查十分严格，最终进来40个人。徐维扬领他们到小东营5号(今越华路)的指挥部。当时湖南人谭人凤也参加了，谭50多岁，不懂广州话，他在跟别人一边说话一边摆弄枪支时枪走火，差点将黄兴打死。黄兴就派人把他送到陈炯明家，让他不要耽误事情。所以4月27日攻打总督府的一共120人。

　　南都：当时为什么选择攻总督府呢？

　　李吉奎：擒贼先擒王嘛。当时的体制下，一省或两省(两江是三省)，地方大吏总督府是最高的，便成为关键性攻打目标。

　　南都：为什么挑选5点半钟这个时间？

　　李吉奎：那时恰好是晚餐时间。革命党目的是要抓总督张鸣岐。义军出发地小东营离总督府不远，大伙吹着锣号呜呜冲过去，一百来号人，也挺吓人的。但总督府早有准备，由一名管带指挥一个连的兵力抵御。总督府前面是办公的地方，后面是住宅。当革命党冲进去的时候，张鸣岐从后边爬楼登瓦面跑了，跑到水师提督衙门李准驻地躲着，并让李准派军消灭革命党。黄兴冲进去总督府后找不到张鸣岐，只看到张的父亲、妻妾，他们吓得半死，黄兴对他们说：“不干你等之事，不必害怕！”革命党没有随便杀人，走时把门板、桌椅点火烧掉。冲出来时，被打死一些人，就分散了。本来黄兴让徐维扬他们到小北门去迎接从燕塘赶来的新军。但新军并没有接到发难的通知，在城外发现城里面冒烟有动静，才知道闹起来了。城里面等新军的人也没有等到，那些人打死的死，打伤的伤，有的也化装逃跑了。包括黄兴、朱执信也都受伤了。

　　南都：后来黄兴他们是怎么脱险的？

　　李吉奎：革命党没有杀张鸣岐的家人，所以他对失败逃走的党人也不是斩尽杀绝。出城门的时候，查得并不十分严格，最后抓了80多人。张鸣岐在审人的时候，看见没有辫子的学生揍一顿就赶走，或有人担保的也能保出去。事后把打死和杀掉的73具尸体摆在咨议局前的场地(即今烈士陵园内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门口广场上)。4月27日或28日死的，5月1日还放在那里，四五天过去，天气又热，还下雨，尸体早已一塌糊涂。按照规矩，无主的尸体一般是由善堂买棺材埋进乱尸岗。但当局没通知善堂来处理。这些人是造反之人，自然没人敢去处理。

　　南都：后来由谁收殓这些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的？能具体讲讲其中的曲折吗？

　　李吉奎：当时同盟会成员、也是画家的平民报记者潘达微四处打听，才知道尸体放在何处。他去找广仁善堂，善董说：“政府没有通知我们，我们不敢动。你要动就去找江孔殷吧！”江孔殷进士出身，当时是广东清乡督办，和官方关系很密切。潘达微就去找他，江孔殷说：“这个事情你赶快去办，出了什么事情我负责！”因此潘达微又去找善堂，善董说只要找到地方我们就去处理。潘达微在当时的城外沙河找了一块地，业主答应将这块地给他用。可是很快改口，说不能答应潘达微，并给了潘达微几十块钱。潘达微又到善堂，不禁伤心哭了起来，他对善堂人说，他看到这些都是好人，并对他们说，我是本堂创办人之子。善董这是才知道他是潘公子，于是答应办这件事，说红花岗是善堂的地块，是干净的地方，并非乱尸岗。善堂这边张罗处理尸体的棺材等东西。潘达微到红花岗一看，发现地方不错，便雇了人挖了70多个坑。

　　南都：红花岗现在为什么又叫黄花岗呢？

　　李吉奎：事后潘达微撰文纪事，题目是“咨议局前新鬼路，黄花岗上党人碑”，将红花岗改成黄花岗，这个英名便由此进入史册。

　　南都：刚才说原来有73具尸体摆在广场前，为什么放进红花岗的只有72具？

　　李吉奎：其中有一个死者没有起义的标志，不是革命党，便把尸体另外放置了。当天下午政府便派人将尸体领走，说是误杀。到了民国时期，有人说自己家里有人参加起义也牺牲了，国民党就让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组织人员去调查，查明当时死的一共是86人。埋在黄花岗的只有72具，其他14位的尸体找不到了。

　　南都：那黄兴他们是怎么逃掉的？

　　李吉奎：黄兴从总督府冲出来，右手指被打掉两个，边打边撤，打到双门底(今北京路)，看见身边没有人，便退到一个小店中，店主知道了他是革命党人后，为他换了一套衣服、鞋子，并将他受伤的手伪装起来，这样便让黄兴混出了城。黄兴混到河南峡溪革命党一个秘密机关，刚好一个叫徐宗汉的女同志住在这里。她招呼黄兴入内，为之简单包扎；随后买了船票，与黄兴同去香港。黄兴在船上看报休息，旁边带着位女士，便没有人去搜查他。其实张鸣岐当时只要严格搜查，控制省港间的交通，一个个检查，绝对可以抓干净。但政府知道当时形势不好，不能太过分，能向朝廷交代就可以。所以黄兴、赵声等大批革命党都逃走了。黄兴到了香港，到医院动手术。按规定，做手术要家属签字，徐宗汉即在单上家属栏上填上夫妻关系。出院不久，二人真的结成夫妻。

　　南都：当时主要是黄兴朱执信等人参加战斗？赵声、胡汉民没有参加？

　　李吉奎：赵声、胡汉民26日在香港接到发难通知后，赶紧招呼人，27日晚坐船到广州，28日天亮到码头后，看到城门关闭，听说革命党已失败，形势不妙，马上转到河南，坐当晚的船回香港。赵声、胡汉民、宋教仁都没有参加战斗便回去了。死的86人(花县占了17名)中，除了会党成员、工人、农民、一般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之外，还有八名留日学生。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世家子弟，如林觉民、方声洞、林文等，主要是福建的。他们被杀时很从容，觉得自己是为国家、民族献身，杀死我一个，后面还是有很多人会继续干下去的。

　　南都：朱执信是在撤退时躲入学生宅中，换装后出走的，学生也敢救革命党人？

　　李吉奎：敢！那时候人们比较厚道。当时找不出牵出革命党人出去邀功的事例。由湖南人夏寿华任所长的广州巡警教练所，便有黄兴的长子黄一欧等一批人藏身在那里，准备参加战斗，后来都安全返回香港。

　　南都：起义发动前，广州百姓对革命党有了解吗？他们如何看待革命党人？

　　李吉奎：普通民众对反清革命不一定有什么了解，造反总是害多利少的。但送人去杀头，是会报应的；而且告密的话，拿到一点钱，被发现了，革命党人也会随时回来找你。其次，从1907年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等发动之后，广东民众知道革命党还是要继续闹事。加上广州当时有许多报纸，大报小报宣传革命，被封了，第二天改头换面，换另一个名字登记又出来了。当时老百姓确实对政府失去信心，形势一天不如一天，虽然有很多改革，但改革得不好，也伤害老百姓利益的。

　　南都：起义失败，给当时的局势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李吉奎：这次起义震动很大，清廷对广东也很不满。而长江一带的党人则认为经此次失败后，广东是不能再发动了，要转移主战场。在此之前，江浙地区的同盟会成员，如章太炎、陶成章等，对孙中山很有意见，认为他当了总理后将注意力放在广东和广西云南，钱花了一次次却没有成功。和孙中山有联系的日本人对孙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是轻举妄动。加上东京的同志对孙中山处理本部事务也有意见，所以一部分人主张改选黄兴来当总理，便有了1907、1909年两次“倒孙风潮”。黄兴告诉党人，孙到处筹集资金也不容易，而且日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越南都不准孙中山居住，他便只能到欧洲去，不能在东京本部主持。孙中山德高望重，他的总理位置不能动摇，否则整个同盟会便会瓦解。尽管黄兴安抚了大家，但对孙中山不满的人还是在原光复会的基础上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总部，与孙中山分流。另外，长江流域各省在日本留学的那些人也不和孙中山一起干了。他们成立了共进会，共进会有同盟会的成员，也有会党。这是十分吊诡的事情，他们的纲领和同盟会的十分相似，但将最后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还设计了十八星旗，与孙中山的青天白日旗不一样。

　　南都：那可不可以这么说：当时革命党发动黄花岗起义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李吉奎：有这么个意思。当时统筹部有八个课，都是在香港活动。徐维扬、陈炯明等人是参加选锋的，准备在广州发动的为800名。但到了广州看到形势，不能发动；有些人知道最终还是要发动，便退出了，像陈炯明、胡毅生等人。起义是最后一搏。这是军事冒险，当时广州城还是比较牢固的，城内城外皆有军队，不可能说发动起义后抓住张鸣岐就能够解决问题。而且当时的水师提督衙门也在城中，李准控制着自己的部队。

　　南都：你刚才说，说辛亥首义应该从黄花岗起义算起，也就是说，广州的黄花岗起义跟武昌起义是一脉相承的？

　　广东光复：大势所趋的独立

　　核心提示：革命党在黄花岗起义之后元气大伤，要马上发动另一场起义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做一些准备工作，重新跟新军、防营以及会党、绿林联系，组织一支民军，发动他们做些预备性的工作。与此相关的是经费问题，要开展那么多工作，经济上打不开局面是很难的。其次，在南方各省中，满清在广州的军事实力相对还是比较强的。

　　南都：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了，没过几个月，同样仓促发动的武昌起义却取得了成功。武昌起义后，广州的形势又是怎么样的？

　　李吉奎：武昌起义后，上海和其他十几个省也陆续独立，广东迟迟没有独立，革命党着急，广东的乡绅也觉得最好赶快独立，怕革命党再来闹一次，身家也难保。所以在同年11月，广州地方绅士，以善堂、十三行、商团等几个机构为中心，开始讨论广东局势发展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张鸣岐将权交出来，可以让他继续当总督。其实就是假独立，只要把大清的龙旗拿下来即可。不料，10月29日下午开会后，就有人上街游行放鞭炮庆祝。张鸣岐一听就觉得形势不妙，派兵将一些放鞭炮游街的人抓起来，一时广州城又充满恐怖气氛。当时广州权力中心起关键作用的是水师提督李准。李准在黄花岗起义后的7月份，被革命党炸断几条肋骨，吓得够呛。当时革命党人谢良牧(广东梅县人)的叔父谢质我是李准的幕僚。南方支部通过谢良牧告诉谢质我，让李准赶快“反正”，就是弃暗投明。李准感到武汉一带都已经独立了，广州也维持不了几天。于是派自己的兄弟李涛跟谢质我到香港去和胡汉民谈判，要求交降表，驱逐张鸣岐，逼降龙济光，让他交出虎门要塞，兵船及军队，并于11月9日率队反正。同日，在咨议局开会，推选胡汉民为都督，蒋尊簋为军事部长、临时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这样新旧并陈，便能维持住局面。胡汉民于11月10日坐船回来，正式上任。这样子广东也算是和平光复。过了一段时间，蒋尊簋感到自己是新军协统，身份不明，便主动退出，选陈炯明当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并任命了各部部长。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行政单位叫作部，广东的便称为司。

　　南都：广东发动革命那么早，次数也是全国最多的，光复却那么迟，为什么呢？

　　李吉奎：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革命党在黄花岗起义之后元气大伤，要马上发动另一场起义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做一些准备工作，重新跟新军、防营以及会党、绿林联系，组织一支民军，发动他们做些预备性的工作。与此相关的是经费问题，要开展那么多工作，经济上打不开局面是很难的。其次，在南方各省中，比较起来，广州这个地面满清的军事实力相对还是比较强的。

　　南都：在广东独立的过程中，驻在广州的旗人没有反抗吗？

　　李吉奎：他们想反抗，但形势对他们不利，很多地方已经有先例，反抗只能招致灭亡。另外，士绅们跟他们沟通了，说如果他们老老实实，将来还有出路，否则必会有麻烦。所以广州就不像西安、福州那样闹得很凶。更重要的是，11月7日，满汉八旗代表各三人，与汉代表邓华熙、江孔殷等三人在咨议局协定三条办法：1.发给广州旗人安置费七万三千两，旗人赞成共和；2.革命党保证旗人生命财产安全；3.广州八旗兵改变为粤城军，由革命党人指挥。这样，广州旗汉人民便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过渡。

　　南都：那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为什么一直选择在广州或周边发动起义呢？

　　李吉奎：孙中山认为自己在北方没有立足之处，而且靠近中央政府之地太难发动。他是广东人，地利人和嘛。他几个心腹亲信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朱执信也是广东人。陈炯明不是他的亲信，孙中山不想让陈炯明担任都督，一直是当代理，其他人选不少，传说有汪精卫、冯自由、朱执信、邓泽如、孙眉、何克夫、胡毅生、黄世仲、陈少白、廖仲恺等可以做，一共有十来个人选，这让陈炯明很不痛快，孙陈两个人后来的矛盾起因便也是在这里了。陈炯明认为自己被选为副都督是因为自己有势力。他在惠州起义，占领惠州，安定惠州后才成为副都督。现在都督不在，那么我就是都督了。但胡回来，孙又让胡去做。

　　南都：光复对广州带来了哪些变化？对广州市民的影响大不大？

　　李吉奎：胡汉民到了广州之后政府机构很快便建立起来。但面临两大问题：其一，管钱的人将钱弄走了，胡汉民说广东省库的钱合起来不到一万块钱(实际全部各单位库存统共有十多万元)，面临严重经济问题。其二，刚才说到朱执信等人在城外四乡联络会党、绿林等等，后来这帮人摇身一变就成为民军。全省民军据说人数有说14万。民军不少是土匪、流氓、无赖，每天每个人至少要两毛钱饭钱，如果不够的话他们就会抢。所以陈炯明痛下决心要解决民军问题。这时候民军一个头目石锦泉拿着炸弹去找陈炯明，要求陈炯明给他多少钱，否则二人同归于尽。陈炯明将这个人毙了。接着，陈炯明对从惠州进省的惠军开刀，也镇压下去了。陈炯明把广州的部队编成两个师，他当军统、司令。姚雨萍带的广东北伐军等到南北议和时撤回广州，改编成一个旅。就这样，陈炯明解决了民军问题后，有了两个师、一个旅的正规军，也是后来给袁世凯收买过去的部队。

　　为了此事，陈炯明也得罪了很多人，很多人告他的状，说他残暴等等。今天看来，陈炯明是正确的，要不然当时广州的社会秩序无法维持，生意也无法做。较之今日，当时广州城很小。从民初开始拆城(拆到20年代，基本上拆完了)、拓修马路。民国以来的广东革命政府都很穷，国际上又没有信用，借不到钱。所以只能卖公产，如原来的练兵场、寺观、旗人的公共地面等等都被政府拿来变卖。甚至要收铺底捐，你这个商店除了做生意交税，政府还要量你的店铺大小，按照面积向你要钱。你拿不出地契来，那么你的店铺可能就是公产了。广州自从清末以来，城内治安不好，商家为自卫计，组织商团。商团装备较佳，引起外界注意。后来又有所谓“商团叛变”之乱。客观地说，民国开头的十几年，广东许多问题，都与客军入粤有关。龙济光济军、陆荣廷桂军、滇桂杨刘军，以及其他客军祸粤，都已写入历史。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实习生 胡骐冰

　　资料图片提供：李吉奎 题图篆刻：钟国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