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青岛绣客纹身罗汉:温铁军的“三农”人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6:41:10
温铁军的“三农”人生
“三农”问题的提出和求索
人送外号“温三农”，说明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见解超乎寻常。温铁军最早大约是在1985年前后提出“三农”问题研究思路的，而今“三农”问题已经写入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成了耳熟能详的流行词，足以说明其影响力和洞察力。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在一次颁奖典礼上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说“温铁军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一点也不为过，这些年来他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农村，细心地调查，认真地研究，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引起了高层领导和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温铁军从不隐瞒农村中存在的问题，为农民的利益大声疾呼。
温铁军是学新闻的，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调入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重回国务院农研中心任科研处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从他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中可以看出，温铁军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并不是偶然的，是他的早期专业训练和实际接触农村问题的经验使然，更是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驱策。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解释是独特的，他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应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他解释说：“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20世纪中国两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是他们最先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众所周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只不过增加了一点解释：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一直强调向农民学习，这是他求解“三农”问题的基点。他认为，农民最懂自己需要什么，但他们没有话语的建构权，不可能使他们的话语成为主流话语，因此必须要有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与农民相结合，做农民的代言人。新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才得以成立，通过新乡建运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政治能力，从而实现“三农”问题的有效化解。
有人不以“三农”问题为然，认为高呼“三农”问题是危言耸听，甚至有人怀疑“三农”问题的存在，得出城里工人不如乡下农民日子好过的结论，这些都是无视农民弱势社会地位的偏颇看法，与现实状况相差甚远。温铁军针对这些不切实际的看法，把“三农”问题提高到关乎中华民族能否稳定可持续走下去的高度来认识，并提出“先重视地方的实践，为基层多做一点实事 ”的改良主张。他进行翟城“试验”，正是“重视地方的实践”的突出表现。
求解“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
“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温铁军不仅在国内农村搞调查研究，还到过世界上的三四十个国家考察农业发展道路。经过广泛的实地考察和繁重的文献调查，温铁军提出了求解“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我对他的论点做了如下概括：
第一，对中国“三农”问题必然性的历史认识。温铁军认为，20世纪中国经济史主要是一个追赶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从农业提取的。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的国家，而农业人口总量很大，人均资源量很少，相对地，人均农业剩余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人在城市，才能更多地去占有农村的资源，才能形成城市的工业化；而农村会仍然停留在相对比较传统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中。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的客观历史必然。所以，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必然产生“三农”问题。
第二，发展中人口大国的教训应该汲取。印度、孟加拉、泰国、菲律宾、墨西哥、巴西等国也都是以从农业提取积累来完成工业化，是在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大地主、大农场主、大庄园主扩张土地，同时伴随着农村凋敞，小农破产。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大量涌进城市，出现了许多大型的贫民窟，畸形的城市化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温铁军回忆说：“我第一次去墨西哥看到的是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型贫民窟，找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不敢熄火，调过头来随时准备跑，并嘱咐我说，发现任何不对头，咱们就赶快逃。为什么害怕？这些地方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制、政府治理，警察、官员都不敢进去，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控制的地方。”亲身的感受肯定给温铁军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成为无法抹去的深刻记忆，这或许是他对城市化方案极为反感的来由之一。
第三，对“城市化”的重新认识。温铁军认为，“所谓城市化，是一个根据西方发展经验提炼出来的经典概念，就是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到中国，就变成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大家都希望把西方的现成概念搬过来就能用，但实际上，搬过来肯定不能用，也不要轻易听信谁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学者开出药方很简单，只要加快城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三农”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三农”问题是伪问题。可是有调查研究依据吗？有比较分析吗？前不久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跟我说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美国的，在美国也许都对，但是这个理论不是中国的。美国现在一共才两亿多人口，面积跟中国差不多大，且没有多少沙漠、高原、戈壁，大部分地区水草丰茂。中国已经是五千年农业文明，垦得很多地方寸草不生，1955年前是在四五亿人口这样一个基数上搞工业化，拿美国那个经验形成的理论来做中国的指导思想，行吗？”答案是清楚的，于是就有了
第四，我国农业发展不能再抄西方模式，不能走欧美那样“公司+农户”的模式，不能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温铁军指出，欧美模式有它特别的背景，是西方殖民者屠杀当地土著居民，经过多次战争掠夺形成的大农场，这些国家每个劳动力对应的土地规模是我国的800多倍。而中国小农经济几千年亘古未变，而且土地严重短缺，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以小农经济的基础去照搬欧美模式，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我国过去照搬欧美模式，已经导致2.4亿农户利益受损。”温铁军的语句充满了对农民的同情和关爱。
在否定了欧美模式、拉美模式和南亚做法之后，温铁军就开始通过实践探索新农村建设的全新思路。从2001年起，温铁军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大约用了３年左右的时间，温铁军等人陆续总结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形成了一个简易的公式：新村运动（国外）＋新乡村建设试验（国内）＋Ｎ个缓解三农矛盾的基层经验（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个公式提出的时候正是党中央突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之时，体现出知识分子对“三农”问题的本土化认识过程与执政党长期以来不断完善的执政理念的一致性。之后，温铁军更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改变农民的特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上，与香港、英国的小型ＮＧＯ合作指导和资助青年知识分子下到农村基层开展制度建设试验，资助农民创办各种合作社和社会公益组织，增强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针对社会上和领导干部当中存在的模糊认识，温铁军不只一次地大声呼吁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上来。“共产党员应该坚定不移地跟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和谐社会执政理念、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哪些行为不符合，就要及时调整。”温铁军就是这样诠释着他的“三农”人生！
挥之不去的农民情结
温铁军不是在农村长大的。他祖籍河北昌黎，却出生在北京，是在城市里度过童年时代的，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是做“知青”的时候形成的。
初中没有毕业，温铁军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时候，温铁军才十六七岁，被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有一次，他带队进山搞副业，“想给大家搞点活钱，因为穷嘛。结果人还没有出发，那边的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批斗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的大队干部觉得那样不合适，就把我给保了。从那以后我就完全跟当地的农民们在一起了。”温铁军后来回忆说。
之后温铁军又参军，当工人，“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11年的工农兵经历使温铁军形成了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
参加工作以后，温铁军又跟随杜润生做农村调研。杜润生是全中国公认的农业权威，一生环绕在最高领导人左右，由20世纪50年代的毛泽东时代到80年代的邓小平时代，专为农业方针出谋划策。他精力旺盛，思维敏捷，无论阐发何种思想总能头头是道，极富煽动力，京城理论圈中称之为“高级侃爷儿”。杜润生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并没有实际权力，但几乎所有内阁部长和省长都对他敬畏三分。对于这样一个人，温铁军说：“不图别的，就图跟他学，图给他当一各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汇报什么问题，你可以推门而进，不用通过什么秘书汇报什么的。但是，他所问的东西，第一个涉及到你这次调查有没有到村到户，迫使你想跟他谈问题之前，一定要把基层弄清楚。他问你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地问，深入地问，问你调查情况。”温铁军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导师，一生受之无尽。“其次，杜老先生能博采众长，多方面的意见他都能听。除听老同志的意见外，还特别注重听取年轻同志的意见，在各种政策讨论的场合总是不忘给在基层调研回来的年轻人交流的机会。”
对农民的深厚情感、良师益友的教诲和帮助，再加上广泛深入的农村调研，温铁军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特质形成了不同于一般理论工作者的全新认识。例如，他解释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的实质是对传统的恢复，即恢复到传统的小农经济。他进一步解释这种小农经济的好处，是为我们国家带来了良好的制度效益。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短缺的资源矛盾之下，中国农村社会能够基本维持安定，靠的就是小农平均占有土地，这种农地制度成为巨大的蓄水池，在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之上的同时涵蓄了激烈的社会冲突。
又如，温铁军认为我国的传统农业本来就是循环经济、有效经济，本来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但最近二三十年我国农业大力追求ＧＤＰ，大力发展所谓现代化的大型种植业、畜牧业，规模化的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推进新农村建设，应该强调的是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以农民为本、以合作社为载体，最终实现“三农”的可持续发展。温铁军的方案看上去颇像陶渊明的“桃花源”，但那是一种对传统的理想回复和超越：如果以农户经济为基础开展生态农业，可以三位一体，“猪沼果”或“猪沼菜”；如果以合作社为基础，就可以搞六位一体， 以厕所和沼气池为中心，加上温室养猪、温室蔬菜，加上鱼塘和果园。人畜的排泄物全部进入沼气池，可以100%循环利用。搞了生态农业就没有废弃物，进而达到百分之百的循环经济。
在这样深入认识的基础之上，温铁军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新”应该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农村人文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全面恢复等方面。他解释说，城乡差别越大，农民就越会为了短期的收入增加而过量使用农药化肥，既难以形成城市的食品安全供给，也破坏农村生态环境。因此，推进新农村建设，就要改变以往简单化地加快城市化的倾向，全社会都来更加关注并致力于农村的综合发展。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还应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应该重新恢复农村本来就拥有的田园风光，农民应该生活在一种相对比较和缓、比较和谐的社会人文环境之中；让一些精神紧张、不堪污染的城里人被田园诗般的农村所吸引。
我们可以对他的方案提出异议，但我们不能也无法否定温铁军内心深处厚重的农民情结。温铁军是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的利益考虑，他的感情是淳朴的，他的努力是真诚的。然而，他又是那么谦逊：“说到我的农村情结，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这代人责任感比较强，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认真地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相信温铁军的“三农”之路一定会坚持走下去的，因为他无私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