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简介资料:一个人的遭遇

1999年《信息日报》载了一篇文章，题为《迟到十七年的判决》——
　　３５年前，一个学石油炼制的青年周永臣不辞万里来到西北兰州，怀着一腔赤诚，甘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仅仅三年，“文革”开始了，周因莫须有的“窃听敌台罪”被捕，继以“反革命”嫌疑被判入狱三年……刑满后，周背着破铺卷返回原籍，谁知，望眼欲穿的父母没等到儿子回家就相继离世，此间，大哥也含冤自尽。备受精神摧残的周永臣住在一间５平米的窝棚里，形影相吊，凄风苦雨，开始了长达２７年的拣破烂生涯。“文革”结束后，周永臣像无数含冤者那样乞盼着早日平反，未料这一等就是２０年，直到１９９６年元月，才有兰州来人，向他宣布平反决定，同时递上一份兰州中院改判其无罪的文书复印件。周永臣颤抖着接过该纸，从头看到尾，又从尾追到头，不禁惊呆了：原来，这纸迟来的判书－－竟然是１９７９年签发的！竟拖延了整整１７年才抵达受害人手中！１７年！周永臣呜咽道：“七九年，我还不到４０岁，还可以为国家工作２０年，可现在……”他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一残酷现实，精神恍惚，万念俱灰，元月底，周永臣悬梁自尽。
　　读完这则报道，我禁不住掩面长泣，为一个卑微的生命从青春到白发、从英姿勃发的寻梦到双目枯陷的绝望……我久久地黯然，揣想着那纸尘封１７年的判决于一双颤巍巍的枯瘦皴手是何等的沉重，那迟到的光明给一位拣破烂的老人竟蒙上了怎样意想不到的漆黑？
　　这哪里是什么自杀？分明是“他杀”！铁证如山的“他杀”！
　　岂止是潦草的“命运”二字所能遮蔽得了的！
　　一个艰难挺过了六七十年代的人，为何竟又在九十年代不得不走上了黄泉路？一具没有被罪绳勒垮的血肉之躯，为何在被贸然“松绑”后的顿释间却魂飞魄散？人，何以被轻蔑和遗忘到如此卑贱而不起眼的地步？生命何以被愚弄至此？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周永臣唯一剩下的就是以死逃避，是甘于宿命的巨大哑默？为什么悲愤之际没有像“文革”后大批不甘蒙垢的含冤者那样主动申诉？至少也该效仿不识字的“秋菊”，去向“上面”讨一个说法吧？什么原因使他竟挤不出一丝勇气去迎对这惨淡命运呢？ 
　　固然有性格因素，但我以为这不是主要的，最深层的原因恐怕尚在于一种牢固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权利弱势观念－－该心理与观念主宰着他对环境及个人存在的一切看法，决定着他对命运的无异议领受而非抗争。
　　长期以来，在一种政治神话伦理和极端一元的体制文化下，我们一再被叮咛：个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任何注重或“夸大”个体意义的做法都是自私可耻的（甚至被贴上“资产阶级”价值观、“利己主义”的标签），而国家和集团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大”必须时刻准备牺牲“小”……就像“皮毛论”所鼓吹的那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这样一句俚语性质的“附庸”说，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作为“毛”出身的个体就天然披覆上了一种自卑，“自我”则被烙上了一记鲜红的耻字，也使得“小”在一切被指定为“大”和“皮”的权威面前羞愧地低下头去……可谓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罢。
　　一旦“大小”“皮毛”这些日常经验话语通过权力的指认－－在政治哲学里被赋予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含义和伦理价值后，一旦生物现象学变成了社会政治操作学，“小”和“毛”的不幸遭遇即开场了。“大”永远先声夺人－－不战而胜，永远象征着权威、统摄、全能、无限、光荣、庄严与真理，永远匹配垄断、覆盖、替代一切的神话魅力。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大”是否真正包含那个“小”？若是，那么“大”对“小”应负什么样的责任与义务？它对“小”所承诺的呵护与保障是否已认真履行？若未履行，或履行不好，那么“大”还有什么资格与底气从“小”那里领取信任和拥戴？１９３０年，胡适先生在《介绍我的思想》一文中，早就告诫当时的青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人”被榨干了。“人”奇怪地消失。个体尊严、利益、价值、权利、意义……统统消失在组织、单位、团队、党派、国家、宗族……这些集体式的政治权力谱系中。生命被作为一种工具式的符号，像“镙丝钉”、“小数点”一样被严厉地旋拧在“父系”或“母系”的国家机器上。可以说，“文革”结束以前，在体制文化上，个体的“人”几乎从未得到过价值方面的充实与滋养，反被不断地抽空、吸吮，变得日益干瘪、奄奄一息；同时，“集体”“人民”“领袖”这些闪闪发光的榜首词却一直被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权威元素，愈发得神采奕奕、傲慢无礼……“革命”一词即要求“大”愈大——无穷大、“小”愈小——无穷小；“大”到“万寿无疆”“重比泰山”、“小”至“轻若鸿毛”“汰如粪土”，视服从为天职，视灭己为骄傲，视牺牲为光荣，即最红最红的“革命”，最先进最彻底最铁杆的“主义者”。
　　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
　　争是可以的，但在注重实际的中国人看来，关键要看是和谁争？存不存在争的可能？
　　周永臣－－一个在体制文化和绝对统一的威权思想下生成的知识分子，他不会不被告知自己是渺小的，不会不对一切带有“国家”标志的东西和来自“上面”的指令感到敬畏，不会不清楚自己的遭遇是典型的“中国制造”。他面对的始终是整个国家机器，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意志，是以“集体”“组织”“人民”名义注册的最权威和不容置疑的职能部门……作为民间卑微的个体，一介自幼在“民怕官”的积弱文化和“大一统”思想下－－靠“服从”“尊纪”成长起来的平头书生，既然从未感受到来自“大”的保护和抚爱，又怎敢伸手去向长久以来支配自己的“大”申请什么权利？讨一个什么说法呢？
　　当“小”的对手放扩为无边无际的“大”时，“小”无法不绝望，无法不崩溃。除了自卑、沮丧、恐惧和怀疑，他又能怎么做呢？他能说出“是国家错了！”那样的话来吗？他能奢望“政府应向这个人道歉”那样的事吗？能忍则忍，能屈则屈，能受则受，实在受不了就只剩一条路……
　　他实在太弱了（他正是在“积弱”中一路活过来的）。何止是“小”－－简直是渺小！正是几十年藐视“人”的体制文化和磐重的政治环境，塑造了这种畸型的可怜的“弱”和“唯唯诺诺”。正是长期以来“个人权利”的缺席或严重不足值，导致了人们根本不理会或不敢动用自己的权利。尤其一个被勒令停止尊严、含垢咀辱达３７年的老人，如何在一夜间拣回久违了的尊严？拣回自己的公民资格？或许仍有人嘀咕：“时代毕竟不同了嘛，过去被践踏的法制现在不已恢复了吗？其实他完全可以……”
　　不错，他的确走得太安静了，甚至看上去有点“窝囊”、“没出息”－－
　　但人，为什么要逃避“控诉”的权利？
　　唯一的解释是：他内心根本就不信任这道权利，根本不相信自己真的持有这项资格－－不管这权利被标榜得多么显赫而逼真！他对突然被授予的东西既陌生、又恐惧，对历史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凶险记忆尤新；几十年来，虽然多数人的境遇有了较大改善，但他的境遇从未有过一丝动摇，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怀疑一切，认定这道权利根本不具现实操作的可能，就像突然将一吨香喷喷的肉赏给一匹快要饿死的骆驼一样（这何尝不是一种羞辱？），其内心除了悲凉、空荡和酸楚，什么都不会再有……
　　迟到１７年又是怎么回事？
　　说到底，仍是对“人”漠视的结果。在那些职能部门眼里，一个无名“个人”太微不足道了，太不值一提了，所以才会发生那样的恶性渎职，而且对“失误”同样不以为然，既无须道歉，也不需要弥补……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大”，而对方永远是“小”。“官”对“民”怎么会道歉呢？“父母”对“孩子”怎么会有过呢？
　　这轻描淡写的“平反”与三十年前的“罪名成立”实质上又有多大区别？如此缺少诚意的“精神安慰”和当年的“精神摧残”又有何二致？甚至说，它比当年的打击更严重，更具杀伤力和毁灭性——人往往可以承捱命运的严酷迫害，但却受不了命运的恶意嘲笑和捉弄。正是这鬼使神差、不期而至的“大赦”让他的神经一下子瘫痪了，击溃了一个人内心苦苦支撑着的幻想，他听到了来自冥冥命运的嘲笑，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和毫无价值，生命被奚落、被忽略、被遗弃、被荒废、被贬值到了极点……１７年的顽强“活着”突然间变得毫无意义。悲壮变成了可悲。守候变成了可怜的“守株”。严肃的正剧变成了荒诞滑稽的莫名物……他实在无法再重视自己了，内心成了废墟，所有的生存理由皆已死去。
　　历史本身并没能累垮这个人，但历史的后来却杀死了他。这只能说明：那个历史并没有完全结束，而是一直暗暗延续着，是整座“加长的历史”最终摧毁了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永臣的悲剧实则为一代“个人”的悲剧。
　　作家余华曾有一部摧人泪下的辛酸小说《活着》，描述了一个普通的中国生命凶舛多劫的生涯故事，从青春到白发，从挈妻携子到家破人亡，从屡败屡战到万念俱灰……其实，读了周永臣的遭遇，我深深觉得其履历或许更能印证“活着”——“严肃地活着”——这道伟大又残酷的语义！
　　严肃地活着，有尊严有价值地活着——多么不容易啊！